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一、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论文文献综述）

熊治东^[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就、经验、问题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探索和接续发展,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在顶层设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信用发展等方面建树颇丰。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深度介入,得益于以现实的具体国情为基础和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当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面临着制度建设和信德培育不足、社会信任度低、覆盖面和完整度欠缺、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和失信修复机制等问题。对此,需要从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建设、积极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环境、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评价和监督系统、建立健全社会信用预警体系等方面着手,以此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参照。

黄慧微^[2]（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高锐^[3]（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王志辉^[4]（2018）在《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基础上的金融经济,而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枢纽。在国内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探寻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何解决我国金融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金融生态概念的引入,为学者们突破传统认识局限打开了新的视角,以整体系统观来思忖和解决金融发展问题,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伴随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支撑了经济增长。为了探索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一般规律,本文尝试以金融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理论探讨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和动力运行机制,并结合吉林省金融生态实际情况进行案例分析,最终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本文梳理了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现状,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即金融生态系统是指由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交易主体和金融机构）及其环境组成,系统内的金融生态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之间长期相互分工、合作而演化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并能自动调节的统一整体。金融生态系统由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部分组成。同时尝试构建其理论框架,运用组织生态学、金融学与演化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边界、结构和功能。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系统不仅包括个体与环境的关系,还应包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环境、环境与环境等系统内部的各个金融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并不是以机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金融生态系统。其次,在上述理论架构基础上,本文首先解释了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逻辑。在探讨金融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特征方面,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发生自组织演化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开放的系统充分与外界交换资源和信息;系统处于非平衡状态;系统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以及存在涨落现象。同时,金融生态主体会遇到系统外部和系统内部的影响因素,这些涨落因素叠加在一起诱发了自组织演化,其演化路径包括渐变和突变的实现途径。进而,本文基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创新过程,这种创新被成功惯例复制保存下来,最终形成自组织演化;基于宏观角度,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内生动力,二者相互促进与协同、共同促进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化。按照本文逻辑递进关系,在金融生态系统演化一般机理研究基础上,继续对演化动力及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挖掘。本文认为金融生态系统主要由金融生态主体子系统、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金融生态调节子系统构成,其演化过程是在三个子系统共同作用下,协调诸多因素共同发展的结果。同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系统因果关系反馈回路,将金融生态系统演化动力的因果关系回路区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个部分。其中,内部动力主要来源于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和市场作用力（系统调节或资源配置）,外部动力则主要来源于多方面,例如金融监管防范金融生态系统风险、政府治理、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宏观调控、金融风险因素的阻碍作用等。最终构建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系统动力模型。再次,本文以案例分析形式验证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一般规律。选取吉林省进行案例分析,依据制度变迁划分吉林省金融生态系统为历史萌芽阶段,初期形成阶段和成长阶段。认为影响吉林省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制约因素包括政府治理因素、经济基础因素、金融发展因素和制度文化因素,详细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本文分析逻辑,在案例分析时根据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模拟仿真结果。本文认为吉林省金融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动力特征在历史萌芽阶段、形成初期阶段和成长阶段有所不同。在历史萌芽时期,吉林省金融生态演化的动力特征主要表现为外部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作用力远远大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内生动力,体现在金融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初期形成阶段,吉林省金融生态系统形成初期具备了自组织演化的前提条件,但缺乏足够的系统内生动力,这使得吉林省金融生态系统处于自组织演化的初期形成状态。在成长阶段,吉林省金融机构的创新以及制度变迁对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提供了源源动力。同时,吉林省金融生态系统演化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金融生态主体多元化发展;二是金融生态系统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三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创新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相关优化政策建议:第一,完善金融生态系统演化软环境建设。营造金融生态文化环境,完成从传统金融观到现代金融观的过渡;培育现代信用文化,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金融中介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第二,加强金融生态系统演化制度建设。强化政府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功能,加快基础经济的建设,提高地区经济水平;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建设;第三,完善金融生态系统创新机制的政策安排。完善金融机制改革,优化金融生态结构;培育多元化金融生态主体,促进金融市场多样化。

罗云,丁伟娟^[5]（2017）在《中国传统信用思想及其现代转型》文中指出传统信用思想是我国精神文明领域的宝贵财富,由此形成的信用秩序为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将继续为现代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发挥独特的作用。但传统信用也存在与现代商业社会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如不具有扩展功能、忽视信用制度和法律建设以及提倡重义轻利影响信用关系的发展等,因此,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地继承,实现传统信用的现代转型。

肖振宇,孟德锋,张杰^[6]（2015）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利益诉求多元,矛盾冲突频仍,信用缺失严重。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关系的大变革、主流价值观的缺乏、个别政府榜样作用的削弱、社会失信惩戒机制的失效等。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体来说,应制定信用法律法规,建立信用信息系统,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加强诚信教育宣传,建立失信惩戒制度和组织保障机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刘文文^[7]（2015）在《中国新时期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传播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范畴属于影视艺术的文化传播,具体研究对象是新时期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传播。当前社会存在的失信现象已成为各领域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信用缺失是信用制度的约束力不强,社会缺乏对制度的规范和执行。但从深层次上讲,是信用意识的匮乏,是信用文化的缺失。而且,在现代社会转型期,信用文化发生了由传统的伦理信用向现代的契约信用的转向,信用文化体系亟待健全和完善。英国学者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提出了“现代文化传媒化”的观点,他把大众传播的发展视为文化领域的一种发展,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结构化背景中的象征形式,是在大众传播符号中体现出来的意义特征。影视艺术因其自身传播符号的普适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对于文化的传播和重建具有重要的作用,影视剧文化传播功能的强大,经过传播学界的调查和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一定程度上讲,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是现实社会信用文化的影像书写,影视剧对信用文化的传播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传播学中系统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的方法论,它注重事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集中体现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那句名言“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这部传播学的纲领性着作里提出了着名的5W（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这5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传播过程。拉斯韦尔又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这五个分析涵盖了传播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本文因循此研究思路,把新时期影视剧对信用文化的传播作为一个意义传播系统来考量,对创作者、影视作品、影视媒介、受众、效果5个要素,以及各传播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把这个传播系统置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试图探索当前宏观社会环境中影视剧对信用文化的传播规律,以便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论文的正文部分从以下几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研究意义的建构,即信用文化在影视剧中的影像表征。这一章主要分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信用文化在影视剧中的图式化体现。本文认为,影视作品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图解”,对信用文化的传播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塑造性格丰满的角色,通过铸造时代的精神雕像,来映衬现实人物；二是通过作品的叙事话语,来表述现实存在的信用失序问题,并进行文化反思,映衬现实社会；三是通过特定题材和类型的作品,来直接反映某领域某行业存在的信用问题,实现对受众的“询唤”功能。第二个问题是新时期影视剧中信用叙事的结构分析,影视剧作品中以允诺或订立契约为线索,通常由“允诺（订约）——践诺（践约）——完诺（完约）”三个阶段组成信用叙事模式。第三个问题是信用文化在影像化建构中的限制性因素,阐述了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传播受到商业美学的制约、影像诗学的限制,且经常以“隐身”的形式存在。第二章研究意义的呈现,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探寻新时期30年来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本文以影视剧中主要的信用叙事结构为纲,将伦理类影视剧和商贾类影视剧两种不同类型下具有代表性的百余部影视剧作为研究样本,寻找这些影视剧是怎样传播信用文化内容,如何唤起受众对信用文化的读解兴趣,如何进行寻根和反思,来寻求信用重建之道的。通过文本分析,试图梳理出新时期影视剧对信用文化传播的态势。第三章研究意义的赋予,即在生态环境的研究框架下,审视影视剧制作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以及整个影视产业作为社会大结构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并探究那些影响影视剧传播内容的要素,从而发现在影视剧的生产环节,创作者要通过信用自觉意识赋予传播内容以信用价值,以及构建信用文化传播良性环境所需要做的努力。文中对影视剧盲目追求市场效益而忽视信用文化担当的趋势给予批判,对意义的赋予者如何实现信用自觉给出了相关的策略建议。第四章研究意义的接受,本章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更好地提升对信用文化的接受效果。本章第一节梳理了新时期影视剧对信用文化的传播价值。第二节通过对受众进行深度访谈,看到了不同生活背景的受众对信用价值理念的接受程度不同,并探究了原因。第三节着眼于实践层面的指导价值：受众接触意义后,和自己的生活世界结合,融入社会实践中,从“大众”变身为“受众”又变身为”公众”,产生艺术舆论,传播得以完成,这正契合了哈贝马斯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大众媒介“公共领域”化的实现。第五章研究意义的升华,阐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更好地传播信用文化的启示。第一节论述交往行为理论启示下的信用交往观,第二节论述交往行为理论启示下的传播模式,第三节论述形成信用文化的公共话语空间的条件。最后,以结语的形式对本文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总结,对研究不足之处进行了反思。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着对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做专门性研究,笔者在搜集了众多文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从交往的范畴界定了信用文化；对众多新时期影视剧中体现出的信用文化,做出了勾勒和总结；对影视剧中信用文化传播模式的建构,做了一定的探索。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也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余春华^[8]（2008）在《进出口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研究 ——基于出口信用风险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发展趋势。自2004年之后,我国出口贸易在全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连续三年高居世界第三位。2006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高达9690.7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比重超过8%。200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高达21738亿美元,是1978年（206.4亿美元）的105.3倍。其中,货物出口12180亿美元,是1978年（197.5亿美元）的61.7倍。通过创造就业、拉动增长等途径,出口贸易为中国宏观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长足发展的同时,我国出口贸易也为严重的信用风险问题所困扰。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所2003年一项对500家外贸企业的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出口贸易的坏账率平均达到5%（部分企业甚至超过30%）,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0.25%至0.5%）。按照5%的坏账比例推算,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的国（境）外坏账超过2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20000亿元之多。问题不仅如此。坏账损失只是信用风险的一部分。如与五级贷款分类原则对应,把次级类、可疑类、问题类等形式的应收账款计算在内的话;或者按照VAR方法计算在险价值的话,我国进出口企业的信用风险问题比上述估计还要严重得多。基于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对我国进出口企业出口信用风险问题进行了分析。具体来说,本文按照如下顺序来论证这个问题的。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在第二章本文从出口信用风险的本质与来源、出口信用风险管理的战略目标、出口信用风险管理的成本与收益、出口信用风险的流程等方面,讨论了出口信用风险管理与控制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个理论基础,第三章回顾了我国出口贸易的总体发展情况,分析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结构,并对出口信用风险的现状、来源、表现形式、影响因素及其不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在分析了问题之后,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了出口信用风险管理与控制问题。在第四章,本文从信用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估与定价等方面,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出口信用风险管理与控制的基础性工作。第五章,分别从风险回避、风险融资、风险转移和风险多样化（风险分散等）等方面讨论了我国出口信用风险管理与控制的主要措施。第六章从社会征信体系、企业内部信用管理体制、公司治理与信用文化等方面,研究了出口信用风险的体制与政策保障问题。

翟相娟^[9]（2008）在《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诠释及其构建——基于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信用观相比,现代信用观不仅重视从道德的角度解读信用,更强调从经济和法律的维度展开对信用的全方位解读。从道德、经济、法律三个角度来诠释信用,会使我们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信用观。信用固然是人的立身之本、交友之道、经营准则和为政之基,同时它也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的体现,在契约社会里守信还是公民的基本法律义务。基于此,在构建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过程中,既要重拾中国传统信用文化之精华,又要汲取西方契约信用文明之营养,更要建立完备信用法律制度之体系,最终形成一种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现代社会信用文化模式。

龙丽平^[10]（2007）在《马克思信用文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的信用文化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对西方传统信用文化思想进行科学扬弃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进行充分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建构了他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信用文化思想体系。本文在对马克思信用文化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实践基础、逻辑顺序考察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信用文化思想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信用关系的产生是资本运动的结果；资本创造了信用文化；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是信用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信用文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经济上追求利益最大化、道德上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是信用文化的价值选择；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信用文化的双重作用。尽管马克思的信用文化思想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且这一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当时的商品经济的科学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之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信用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判的结果，但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抛开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因素，马克思的信用文化思想对于一切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都是适用的，对于建立我国现代信用文化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具体说来，主要包括：有利于理解现代信用文化建设的必然性，有利于正确理解当代信用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指导我国当代信用文化的构建。

二、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就、经验、问题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传统信用思想及其现代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6）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新时期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进出口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研究 ——基于出口信用风险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诠释及其构建——基于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信用文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四、信用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就、经验、问题与展望[J]. 熊治东. 征信, 2020(10)
• [2]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4]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研究[D]. 王志辉. 吉林大学, 2018(04)
• [5]中国传统信用思想及其现代转型[J]. 罗云,丁伟娟.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2017(06)
• [6]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J]. 肖振宇,孟德锋,张杰. 征信, 2015(07)
• [7]中国新时期影视剧中的信用文化传播研究[D]. 刘文文. 山东大学, 2015(12)
• [8]进出口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研究 ——基于出口信用风险的分析视角[D]. 余春华. 景德镇陶瓷学院, 2008(S1)
• [9]中国现代信用观的诠释及其构建——基于道德、经济和法律的视角[J]. 翟相娟.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1)
• [10]马克思信用文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D]. 龙丽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07(06)

标签：商业信用论文;  金融论文;  社会信用体系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融资风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