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荣廷将县名改为家乡

一、陆荣廷给家乡改县名（论文文献综述）

黄倚兰^[1]（2019）在《近代广东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历史地理学分析（1840-1938年）》文中研究指明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学校、教师及经费三大基本资源,其构成的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和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史学界多从教育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然而教育作为人类活动之一,是以一定的地理环境为发展依托,如学校与经费便是分别附着于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土地空间与土地产出,三种资源又共同受到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因而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由此,本文选择近代广东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考察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现今公共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借鉴。本文按照公共教育资源的三大构成,分别论述学校、教师与经费在晚清及民国时期广东的分布与变迁,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这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的选题依据,包括选题缘起、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现状、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研究方法等方面。第二部分则探讨了近代广东学校资源的时空分布。主要讨论近代广东各类学校的产生与发展概况,及其地理分布与特点。时间上,按照晚清与民国进行分期研究。在晚清时期,以书院与学堂为例,分析这两个旧式与新式教育的代表者在广东如何走上了消亡与新生的道路。广东书院在晚清经历最后一个发展高峰后走向消亡,以书院改学堂的浪潮为界点,转变为各级各类学堂,此后学堂教育在广东逐渐蓬勃发展。到了民国时期,学堂改学校,广东逐渐形成初等学校、中等学校、高等学校这三类基本学校资源的全面配置,整体的学校资源水平居全国前列,但地区之间分布极不均衡,基本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其中以广州为核心地区。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近代广东教师资源的地理分布。从近代广东教师的群体概况、地理分布和特点等方面入手,对教师群体进行概述时,以教师的资格与任用为切入点。从时间上看,近代广东教师队伍是呈现高速壮大的发展态势,其内部构成也从单一的科举士子转变为外籍教员、归国留学生、师范或其他学堂毕业生与旧知识分子杂糅。其空间分布受到学校资源分布的影响,地区分布差异大,同样趋向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第四部分则探讨了近代广东教育经费资源的时空分布。这部分主要从晚清与民国两个时间维度分别讨论了广东教育经费的基本概况与来源构成,并分析地区教育经费的空间分布及特点。清末以前,广东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于官方拨给,官学、书院、社学、义学的学田和学产收入,官绅捐款及其收入;清末兴学以来,新增了各署局补助的教育经费,厘金、捐税、官营企业等收入以及学生缴纳学费三种来源。民国以后,经费的筹措来源大致与清末相近,但也有新的元素崭露,如民间筹款渠道以华侨捐资兴学为一大特色。通过文献的分析和数据的处理,分别整理出清末及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教育经费的时空分布格局,同样呈现出极不均衡的态势,经费充足的地区还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第五部分则论述近代广东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这部分主要基于以上三种公共教育资源的分析数据,对其时空布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整体分析。从时间分布上看,近代广东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经历了新旧共存过渡期（1840-1911年）、缓慢发展期（1912-1928年）、高速发展期（1929-1936年）以及萎缩期（1937-1938年）四个阶段。从空间分布上看,近代广东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形成了稳中有变的公共教育资源丰富区、公共教育资源一般区及公共教育资源贫乏区。其中,资源丰富区从清末时高度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沿海地区及粤东山区发展到民国时分散全省,资源贫乏区的主要集中地由清末时为粤西沿海地区到民国时转移至粤北山区,海南岛地区则一直是贫乏区的次集中地。就其原因,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规模制约了地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发展,同时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因素也在其变迁过程中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龙建军^[2]（2011）在《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古老的中国自迈入近代的门槛,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慈善事业作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嬗变。华南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由于其独特的环境,慈善事业的变化表现的则更为明显。本文试图结合近代社会变迁这个大环境,对1840—1949年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兴起背景、发展进程、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作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进而揭示出慈善事业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全文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兴起的背景。背景的分析从两个方面展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涉及地理因素和气候因素两个方面,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分析,让我们很好的理解了慈善事业在近代华南地区兴起的必要性；社会环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让我们明确了慈善事业在近代华南地区兴起的可能性。华南地区正是由于具备了慈善事业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造就了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大放异彩。第二部分对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11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性考察。根据近代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以及华南地区慈善事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我把近代该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晚清华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民国前期华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民国后期华南地区的慈善事业。晚清华南地区的慈善事业,除了涉及传统的育婴事业、养老事业、助丧事业、助学事业之外,在思想上已经萌发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思想,这种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养教并重；民国前期的慈善事业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伴随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事业不断走向法制化、制度化,且表现出强烈的官方色彩,广州市贫民教养院就是官方救济的一个典型代表。民国后期的慈善事业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的慈善救济事业,从难民救济和难童救济两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慈善救济事业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阐析了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主要特征和社会影响。我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区域特点：发展的不平衡性；管理方式、筹款方式、救济手段、慈善内容的近代化；教会慈善事业的相对发达；华侨作用的突出性。对于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我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社会风俗的改良。总之,希望通过对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初步研究,能为当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和启示,以期能对当前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所裨益。

曾凡贞^[3]（2011）在《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新桂系治理广西时期的20世纪20～40年代县政改革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层面阐述新桂系地方实力派20多年来的县政改革实践的过程和内涵,以期对新桂系县政改革历史因缘、具体内容、客观成效、历史特点及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本文认为,新桂系开展的县政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发展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增强广西的地方实力,以达到“自卫”、“自治”、“自给”的重大社会变革;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各省中县政改革和建设推行时间最长、受益人数最多、推行地区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地方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综合性改革运动。清代末年广西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在各省中成绩较大,对县政有了初步的触动;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在民国初年对广西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有所兴革,为后来广西地方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桂系进行的县政改革,分为酝酿、启动、全面推行和衰败四个阶段,在各个阶段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历史动因、经济动因、政治动因和社会动因。新桂系县政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对基层传统政治的改造。首先是开展县级行政区划的整改,新桂系第一次统一广西后,依次将旧桂系时期遗存的土属行政建制一律改土归流,单独或合并而置新县;对历史统治空白地带——瑶族聚居地金秀大瑶山———设置由省直管的设治局;依据政治、经济、文化标准,对全省各县依次设置县等;积极开展县界整理工作,并在全国率先实行“裁局设科”,结合省情创新地推行“三位一体”制。以上举措,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同时也为其他改革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在改造基层传统政治过程中,新桂系确立“行新政,用新人”人事方针,建立和健全具有现代公务员性质的县人事选任、管理、考核、奖惩与保障等系列规章制度,将上至县长下至乡镇村街长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威权体制下县人事改革的生成背景及其基本模式,虽然使得县人事管理中存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呈现严重的不对等状态,但在客观上建立起了一支较为廉洁高效基层公务员队伍,极大地提高了组织的行政效率,同时也密切的官民关系,推动了各项事业的进展。新桂系县政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唤起民众”,集聚人力,力求“三自政策”的实现。思想较开明的新桂系践行“三民主义”理论,在全国首创村街民代表大会制度,率先成立县参议会,为民众尤其是“新地方精英阶层”开辟了一条参政议政的渠道。为办好县参议会,新桂系制颁系列关于参议员选举、参议会职责、参议会经费等的法令、规则。作为县政治生态领域的一种重要议事机构,县参议会虽然与现代性质的民意机构有相当大的差距,并最终异化变样,但自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成为了汇聚民意、关注民生的重要场所,同时对县行政权力起了一定的制衡作用。县民团和县教育的改造,既是新桂系县政改革的亮点,更是新桂系“唤起民众”、集聚人力的重要管道。通过新民团的组建,广西省内所有18～45岁青壮年集体纳入组织严密、纪律性较强且具有相当战斗力的新型乡村防卫组织,从而真正实现了广西乡村防卫主体上的民众化;二是新桂系在这种新型的乡村防卫组织中,对青壮年为主的广西民众施以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自治”知识和业务的培养,生产生活上的技术技能教育与识字教育,民团团丁军事与生产、军事与政治相连接,在广西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乡村的武装防卫力量”与“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合一。通过实施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新桂系在全省乡（镇）村（街）普遍设立国民基础学校,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办,将课堂识字教育与课外生产技能、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紧密联系,在广西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乡村与城市的界限,年龄、性别的界限,以及民族的界限,实现了绝大多数人享有基础教育的权利,刷新了历史上开启民众智识的任何努力。新民团与国民基础教育因此成为推动广西近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两大助推器。凡事非财不行。在各种建设事业的要求和推动下,县财政改革成为必然。新桂系自1931年重新底定省局后,除旧布新,先后建立经征、保管、审计机构,整理税捐,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机构和制度,以及实行财政上的调剂分配办法,从而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性质的县财政体系。从1930～40年代广西县财政收支状况,及三江县具体个案来看,“选择性治理”下的县财政改革的积极成效主要表现在三十年代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使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为其他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了财力支持。其最大缺陷之处在于:县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一方面是税源的单一和畸形,及“虚增长”下县财政经济能力的日益薄弱。另一方面是支出结构上的硬化和僵化,政府既不注重能增强财力、开拓后续性财源的经济与建设活动的投入,也不注意“适当比例的政府自身支出”的追求,大部分财政主要投向了非生产领域。巨大的压力产生强大的动力。作为偏隅广西穷省的地方实力派,新桂系在20世纪20～40年代开展的县政改革,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广西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习俗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由军事强人主政推行的县政改革,军事强制手段与军事管理方式弥漫,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新桂系的县政改革在政治上距离民主政治目标遥远,在经济上结构失衡、人民群众始终处于亏累状态。因此,在多种历史因素叠加下,自4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桂系县政改革不可避免地走上萎顿之途,带给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

王兴亮^[4]（2007）在《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的乡土志书为基本素材，考察乡土志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其体例、内容风格及其历史演变；探讨其“爱乡”、“爱国”话语的具体表达；并通过案例分析来深化对不同的爱国表达籍以产生的历史情景的理解。随着近代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形成，对儿童开展乡土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适应晚清政府教育改革之需要，这种理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晚清政府教化民众“尊君、爱国”的期望，是促使其提倡乡土教育的直接原因，并形成了相关的教育法令，出台了编纂乡土课本的指导体例——《乡土志例目》。由于政府的号召，以及出于不同的编纂目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乡土教育反响强烈。乡土志书的编纂以地方官员及文人士绅为主，其次为学堂教员与留日学生，还有来自社会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与“南社”的成员，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乡土教育活动。众多编者编出了具有不同体例、内容特色的乡土志书，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别。清政府就乡土志书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乡土志书曾因民族歧视内容引发了教科书案。乡土志书编者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不同乡土志书所具有的风格。通过对乡土教育先驱侯鸿鉴、国学大师刘师培、上海本地士绅李右之，以及“关学儒宗”张元际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对地方社会关注的重心，就社会出路提出的解决方案与他们的具体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乡土志书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来源各不相同。提倡由“爱乡”之情而形成“爱国”观念，是乡土志书的编纂宗旨，但对于不同编者而言，其所爱之“国”则可能大异其趣。或者说，编者们用了相同的概念或话语，却表达出不同的期许。比如“尊君”与“排清”，就现出在不同的乡土志书中。这些不同的乡土志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社会图景。民国成立后，乡土爱国教育得到延续发展。乡土志书的编者主体、体例、内容特色方面均有所改变；乡土教育的对象由童蒙走向成人，乡土志书则由学堂走向社会。本文附录了《乡土志书目提要》。它是以《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为基础，参照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整理出的一份书目。包括了目前存书，以及曾经成书的乡土志书，并附上了相关提要，以便阅者参考。

刘深^[5]（2004）在《《赵柏岩诗集》校注》文中研究表明赵炳麟（柏岩）是我国晚清至民国易代时期的诗人，他一生经历颇为复杂，不仅身历易代之际的动乱，而且在清朝覆灭之后仍抱救世胸怀，以遗民身份渡过了他的余生。他的诗集《柏岩诗存》、《潜并庐诗存》、《潜并庐诗存初续》就是这一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然而学界对炳麟诗作的整理、研究工作的现状却未尽如人意。 本校注以“湘潭赵启霖署检本”中收录的诗集为底本，以《全县县志·艺文志》、《广西地方通志》等文献资料中所收录的诗作为参校，比较全面地搜集、校订、注释了炳麟的重要诗作。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两个层面对炳麟诗进行分析研究：一个是思想感情和题材内容层面，主要探讨炳麟诗中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形象；一个则是艺术风格层面，主要讨论炳麟的诗学思想和炳麟诗的艺术风格。 由于篇幅所限，也由于本人的学力所限，论文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这是一个遗憾，但随着对晚清诗人群体研究的深入，炳麟及其诗的研究必将取得新的进展。

黄俭^[6]（2004）在《陆荣廷给家乡改县名》文中提出

二、陆荣廷给家乡改县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陆荣廷给家乡改县名（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广东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历史地理学分析（1840-1938年）（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5）《赵柏岩诗集》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四、陆荣廷给家乡改县名（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广东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历史地理学分析（1840-1938年）[D]. 黄倚兰. 西南大学, 2019(12)
• [2]近代华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D]. 龙建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2)
• [3]新桂系县政改革研究[D]. 曾凡贞. 苏州大学, 2011(06)
• [4]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D]. 王兴亮. 复旦大学, 2007(06)
• [5]《赵柏岩诗集》校注[D]. 刘深. 广西大学, 2004(04)
• [6]陆荣廷给家乡改县名[J]. 黄俭. 文史春秋, 2004(01)

标签：华南地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慈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