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的纪律:教育实行两优先(论文文献综述)
孙新生[1](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认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张玉玲[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张泰[3](2021)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而言,党内民主理论是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实践是推进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实践,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事关政党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党内民主包括党员权利主导安排党内制度并使党内权力在其范围内运行的应然民主形式和政党资源支配权在党员权利和党内权力之间再分配的实然民主程序,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使党内民主建设成为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必然课题。政党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党主体对稀缺资源追逐欲望的无限性使现实中党内权力的膨胀与党员权利的扩张同样不可避免。党内民主建设则是经由党内法治,使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在合法有序的博弈互动中有效实现民主价值。党内民主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政党成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这种先进性与科学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遵循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协调党内关系与执掌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体现出基于内在规定性之上的特殊要求。本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整体性理论研究。文章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指导,在较为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要素构成、运行机理、思想资源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点,分析了各党的历史传统、政党生态、政治主题和现实条件等具体差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本文主体除导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界定党内民主的基本概念与要素构成,厘清党内民主建设与政党本身的内在关联,概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遵循,阐释党内民主建设的认知体系与实践机制;第二章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原理并挖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及西方学者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见解,追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源头与理论借鉴;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917年执政以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践进行回顾和考察,展示其主要脉络;第四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差异成因,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特征;第五章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规律,从政党意识及其价值意蕴、政党职能及其有效履行、党员权利及其实现保障、党内权力及其监督制约、党内制度及其运行支撑以及政党文化及其培育滋养等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应当形成的理论自觉。本文着重阐释与论述了以下观点:1.党员权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享有党内政治资源的资格,可大致分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党员决定党内权力授予的权利及党员言论自由的权利三大类。党员权利享有的前提是遵守党章等党内法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形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2.党内权力是为了实现党员权利的需要,通过党员权利的合法让渡和授予,由党内部分成员和组织获取的、超出于其他党员和党组织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党内权力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资源的支配力、对政党组织的统御力、对政党行为的干预力及对政党成员的影响力。党内权力的运行是一个有序过程,以授予为起点、以决策为核心、以执行为关键,以被监督制衡为保障。3.党内制度是对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的明确,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原则和行为规范。党内制度是维系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良性互动的引导和保障,党内民主建设经由党内制度对党员、干部、组织等构成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各个要素产生作用。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制度运行的成效,关系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水平,同时也关系到整个政党组织的质量与活力。4.党内成员通过履行党内义务而享有党员权利,通过党员权利实现而主导党内制度安排,使党内权力在制度规范下运行。党员权利实现离不开党内权力的工具价值,使其维护并服务于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又要控制党内权力,避免其因自我增殖、异化而成为党员权利的对立物。这既是党员权利实现的整个过程,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因而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属性。5.党内民主是政党现代化的生命性表征,而对党员权利保障的理论认识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可以认为,以党员权利主导为基本理念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实现党内价值结构由党内权力本位向党员权利本位转变的基础。以党员权利保障为起点建立党内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治理方式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转变的支撑。以党员权利效能为目标运作党内资源,是实现党内民主机制由外在协调手段向内在规定属性转变的关键。以党员权利追求为动力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内政治局面由外在一致向内在和谐转变的法宝。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还承载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使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本质上是党内关系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的实践形态,包括由指导思想、着力之点、发生逻辑及评价标准等构成的认知体系和由价值指向、主要内容、实践载体及贯彻保障等构成的实践机制。由此展开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进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化发展和价值跃升。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是政党党内民主一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政党意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特定的政治主题指引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导向,具体的政党生态孕育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征,党内制度的科学有效性、实践针对性及法治功能性主导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与水平。8.在封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和执政初期恶劣生态中,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取向是以党内权力为既定,党员权利服从于党内权力,党内制度体现党内权力意志;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党内多元化需求的压力下,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又从权力过度集中的极端走向了权利失去限制的另一个极端。受议会民主文化和政党合并历史的影响,东欧共产党在内外合力下对党内民主建设逻辑进行调整,以党员权利为核心,辅以党内权力和党内制度为之服务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完善党内制度体系为关键,党内权力来源于并代表党员权利,以党内制度规范党内权力并保障党员权利,用党内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来牵引党内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借鉴中共改革经验中发展党内民主建设逻辑,以党员权利为原点,党内权力服务于党员权利,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成果,并尝试多种制度形式和民主形态。9.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弥足可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启迪。具体来说,首先党要强化先进政党意识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标识政党由来、维系政党生存、引领政党发展的政党本质属性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方向遵循。其次,党要牢记崇高的使命担当。履行政党职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党内民主追求升华为国家民主理念和社会民主共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所在。再次,党要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将党内民主潜在优势转换为政党治理显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党要树立明确的责任意识。以法规支撑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用法治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建立健全权力合理制约权力、权利有效监督权力的法规体系和法治模式。第五,党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原则,丰富完善基本民主制度,贯彻落实具体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成长提供根本保障。第六,党要锤炼优秀的政治品格。通过科学理论思想、先进价值理念、纯洁党性党德等政党文化建设,为提升党内民主品质厚植信仰给养、精神涵养和组织滋养。
丛喜权[4](2021)在《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校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在高校这一特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对高校的领导,多次对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全面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围绕新时代高校党建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及新时代高校党建内容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关系来论述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通过对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概念分析,厘清高校党的建设涵义。探究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为起点,以我国几代领导人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为理论基础,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党的建设理论为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的遵循。阐述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党的建设历史和经验,我们既要看到高校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巡视发现高校党的建设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组织制度、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出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为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问诊把脉。用以推动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发展,从而保证党对高校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宗旨。本文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及高校巡视通报等法规文件及会议精神为依据,既从学理的角度分析高校党的建设理论,又从高校党的建设政策法规的法理角度和高校党的建设实际情况的现实角度来研究,全面系统梳理了高校党的建设,探究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内容。通过加强高校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保障高校办学坚定的政治方向,使高校领导班子成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通过加强高校党的组织建设,增强高校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创新力,提升高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战斗力,保持高校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人民性。通过加强高校作风纪律建设,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高校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各项建设始终,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服务”目标。
王荣[5](2021)在《民主集中制视域下党内法规实施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长时段、广空间、多案例的观察发现:党内法规实施过程的三个关键环节均呈现一定的悖论现象。其中,学习环节,“形式化、走过场”的痼疾与“入脑入心”的理想追求相矛盾;根据实际情况和上位党内法规制度制定配套规定的具体化环节,制度文本在纵横两个方向的“复制同形”现象与“同实际结合”的理想追求相矛盾;执行环节,“虚置——强化”的周期性摇摆执行与“施治有序”的理想追求相矛盾。为何会存在这样的悖论现象?本研究以“组织结构与组织规范的关系”为理论切口,在民主集中制视域之下,聚焦党内法规实施的真实过程和真实问题,探究党内法规实施过程悖论现象的生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法规的“元规范”,党内法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呈现和展开;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决定了党内不同层级的组织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不同身份的党员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形塑了党内法规实施的“场域特征”;作为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决定了党的活动过程中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基本配置模式,从而决定了党员和具体的党组织在与党内法规互动时的“行为逻辑”。如此,民主集中制就从组织结构的静态层面和领导过程的动态层面,深刻影响着党内法规实施,构成党内法规实施的“结构性影响要素”。具体而言,民主集中制决定了党内法规实施的“政治任务模式”,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为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结构动力。然而,现实之中,由于党员干部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不到位、坚持不彻底甚至破坏民主集中制等原因,党内权力结构和领导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进而使得党内法规学习过程出现形式化现象、具体化过程出现复制同形现象、执行过程出现强化与虚置之间的摇摆现象,削弱了党内法规实施效果。基于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法规实施过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欲推动党内法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并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统一;积极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程序化,为党内法规实施奠定规范、明确的组织结构和科学的领导机制;坚持完善党内民主,激发全体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培育党内法规意识和法治思维,实现依规管党治党。全文由绪论和正文共六章构成。绪论交代问题意识、研究综述、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等内容。正文共五章,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展开。第一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法规实施的关联,为后文的分析建构理论框架。研究指出: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决定了党的内部结构关系和活动方式,从而确定了党内法规实施场域的基本特征;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纪律,为党内法规实施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动力。与此同时,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不到位,导致党内法规实施场域的复杂化,制约了党内法规实施效果。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述党内法规实施三个环节中的悖论现象,每章均遵循“现象描述——悖论揭示——原因分析”的逻辑框架,以“组织结构与组织规范的关系”作为理论切口,在民主集中制视域之下展开分析,确保全文研究视角的统一和研究问题的聚焦。其中,第二章讨论党内法规学习环节,首先分析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学习方式的过程及其矛盾现象,然后讨论党内法规学习的成效与不足,最后在民主集中制视域之下分析党内法规学习环节存在矛盾现象的深层缘由。第三章聚焦党内法规具体化环节,首先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党内法规实施的具体化环节存在的复制同形现象,然后评估复制同形现象的合理性与危害性,最后从组织行为逻辑的角度揭示复制同形现象的深层缘由。第四章探究党内法规执行环节,首先讨论党内法规执行强化的表现、时机与过程,然后讨论党内法规执行虚置的表现、过程与危害,最后结合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动态调整,分析了党内法规摇摆执行的原因。第五章是对全文的总结,从组织结构出发分析党内法规实施过程现存问题的原因,并据此提出推动依规治党战略真正落地的建议:宏观结构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积极完善民主集中制,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程序化,为党内法规实施奠定规范、明确的组织结构和科学的领导机制;微观过程方面,规范党内法规实施过程中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平衡发展党内法规实施的监督力量;切实培育党员干部的党规党纪意识,由此推动行动者自觉遵规守规、用规护规。
陈慧[6](2021)在《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对于推动学校个性化发展,进而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将起到关键作用。校长是学校管理和运行的核心,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是否充分,校长能否用好办学自主权,是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健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关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研究的文献看,强调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总体趋势,但就执行现状来看,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水平尚有待提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与校长办学自主权相关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都在转向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治理模式。本研究聚焦于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从国际比较和本土实践两个视角展开实证比较研究,力图解决如下问题:(1)通过国际教育调查的数据分析,解析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结构;(2)重要国际教育调查中,不同国家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3)在国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的问卷、访谈,在解析本土实践中校长办学自主权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本土中小学校长对办学自主权的期望;(4)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以及提升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能力的策略与方法。围绕上述问题,研究并置分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调查评估项目TALIS、PISA和SABER中近年来关于办学自主权的调查,对其概念框架、主题指标、实施方法等进行阐述,通过对TALIS2018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呈现的校长自主权有近乎一致的差异趋势,校长在课程、教材、人事、教师工资方面的自主权较低,在学生纪律政策、预算分配、招生、聘任等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SABER2014评估发现上海校长在学校预算、人事管理、学校与学生评估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在发挥学校理事会作用和学校问责方面自主权相对较低。鉴于大型国际教育调查虽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是就办学自主权问题而言深入程度不够,且仅显示了各国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本研究对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公办学校中小学校长进行更为细致的办学自主权现状与期望的问卷调查。根据不同区分变量制作出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在问卷项目和问卷维度上的数据概览,为后续其他研究者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研究提供多指标分析参考。研究发现,上海校长在不同维度上办学自主权呈现高中低3个水平,在学校形象、发展规划、教学实施、教育科研方面自主权程度较高;在组织领导、学生德育、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方面自主权程度中等;在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方面自主权程度较低。上海校长对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自主权现实与期望的差值最大,落差处于高位水平;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学生德育、课程建设、教育科研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中位水平;学校形象、发展规划和教学实施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低位水平。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对落实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策略以及政策建议:扩大校长人事和财物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对政府而言,应该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黄云平[7](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指向,深刻阐述了法治正义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质,回应了中国没有法治正义思想的质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当代定位与中国表达,代表着我国对于世界正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对于认识、理解与提炼法治正义的中国形态、中国特色、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相呼应的历史进程中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重点关注“形成逻辑是什么”“核心要义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历史贡献在哪里”“未来将发挥什么作用”等关键问题,以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独特机理与精深内涵。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时代逻辑,是批判继承中西法治正义理论、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历史必然,是国家处理人治与法治、政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必然,也是反映人民心声、国家意志和全球主张的时代必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系统严密的内涵结构,在增强宗旨意识、坚守人民主体地位、解决不公问题等方面展现了法治正义的人民立场,在确立规则权威、回应社会关切、践行实体与程序正义等方面展现了法治正义的实践导向,在重塑德治与法治地位、培育新价值观、推进道德融于法律等方面展现了德法共治的追求,在主体内容、驱动模式、目标愿景等方面展现了整体推进法治正义的追求。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丰富的实践应用性,展示了治贫、治变、治国、治党协同的法治正义共建过程,表明了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社会正义、文化正义、生态正义同步的法治正义共创指向,反映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联动的法治正义共治要求,体现出国际国内统筹的法治正义共享要义。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回应了正义理论创新的趋势与治国理政的实践需求,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了新的法治正义理解,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拓展了新的法治正义内容,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了新的法治正义坐标。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深远的未来向度,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可以传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法治正义意蕴,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进一步引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冯麒颖[8](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表明,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将纪律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法治化,并开展相应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来指导党内具体的纪律建设实践。多次查处的大案表明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此外,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靠铁的纪律。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着标识,同时也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将其发展为党保持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纪律建设提升到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了纪律建设在党建过程中的紧迫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党的执政地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以极大政治魄力革新党的纪律,勇于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亮剑”,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取得了令国内外高度赞赏的成绩。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积极探索治党的新方法,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彰显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绪论部分,通过阐释研究源起及意义、文献综述等交代清楚立题依据。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所用的核心概念,如党的纪律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党的纪律类型、构成及各部分之间的逻辑体系以及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重点阐述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关于无产阶级建设的主要理论,由此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阐释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党的纪律建设从无到有经历了革命、建设及改革三个阶段,百年历史积淀积累了丰富的治党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规律。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探索阶段,并最终迎来了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时代。第四章,重点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的新成就。梳理了党的纪律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建设思路、制度设计和理论创新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方面做出了突破性成就,并在反腐倡廉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在制度设计、运行体制、规范体系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呈现出完整的制度逻辑,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格局。第五章,阐释了当前党的纪律建设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及存在问题。党的纪律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时代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时代境遇,但也带来诸多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挑战,如理想信念不牢固、政治不坚定等。第六章,阐释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体系的构建,具体包含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关系,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基本原则,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等内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将政治纪律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两学一做”深入开展党的纪律建设,并深化监督执纪各种形式,巩固党的反腐败成果,充分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功能。第七章,阐释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对策,如加强党内纪律教育;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加强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加强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等。总之,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着力深化和拓展与纪律建设相关的学术研究。相对而言,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党的纪律建设需要以问题为中心深入开展理论与实践层面研究,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无规矩,不成方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建设工作,并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将其上升至关乎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战略层次,充分表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情况,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纪律建设,以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才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进而凸显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党的纪律建设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可靠保障,“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纪律和规矩是党内法规的主体内容,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就是要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树立各种高标准和严要求的行为规范,并将这些规矩内化为全体党员的政治认同,以实际行动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管党中央坚决与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且在重大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党的纪律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依然任重而道远。
刘洋[9](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陈辉[10](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认为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二、铁的纪律:教育实行两优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铁的纪律:教育实行两优先(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四、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第一节 党内民主 |
一、党内民主的支撑要素 |
二、党内民主的价值 |
三、党内民主的一般性特征 |
第二节 党内民主建设 |
一、党内民主价值厚植于政党目标 |
二、党内民主原则取决于政党类型 |
三、党内民主形态孕育于政党生态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
一、基于政党基本性质的内容体系 |
二、基于政党价值指向的主要特征 |
三、基于政党发展目标的建设逻辑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二、列宁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第二节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 |
一、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强调党内民主价值 |
二、普列汉诺夫追求党内广泛民主 |
三、卢森堡主张制约党内权力以保障党员权利 |
第三节 西方学者关于党内民主的主要见解 |
一、关于党内民主的属性 |
二、关于党内民主的功能 |
三、关于党内民主的价值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脉络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首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先河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与运用 |
二、党员权利资格的设置与实践 |
三、党内权力的结构及其运行 |
四、党内民主建设停滞、倒退后陷于无序状态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道路探索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沿袭与调整 |
二、党员权利内容的规定与延伸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机制建设 |
四、党内民主建设迷失方向直至改旗易帜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曲折创新党内民主发展机制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与创新 |
二、党员权利范围的明晰与扩展 |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持续推进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多样性探索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与发展 |
二、党员权利保障的细化与救济 |
三、党内权力的适应性集中与制约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形式多样性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分析比较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逻辑 |
二、党员权利匮乏的历史根源 |
三、党内权力集中的政治生态 |
四、建立党内制度的现实局限 |
五、党内政治生活陷入极端民主化的背景性分析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调整 |
二、党内民主理念的文化基础 |
三、党员权利扩展的客观环境 |
四、党内生活制度化的现实困境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创新 |
二、党内民主价值的历史形成 |
三、“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的执政生态 |
四、构建党内制度体系的现实支撑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发展 |
二、党内权力集中的历史渊源 |
三、党员权利保障的时代背景 |
四、探索党内制度形态的现实条件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
一、强化政党意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 |
二、履行政党职能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指向 |
三、保障党员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 |
四、规制党内权力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 |
五、完善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保障 |
六、培育政党文化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长效滋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的目的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的评述 |
三、研究的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的思路 |
(二)研究的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注释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党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一、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概念解析 |
(一)党建的涵义 |
(二)高校党建的涵义 |
二、新时代高校党建的形势和任务 |
(一)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形势 |
(二)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任务 |
(三)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要求 |
三、新时代高校党建的理论基础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党建思想 |
(二)十八大前党的领导人关于高校党建论述 |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党建理论 |
注释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成就及问题 |
一、新中国高校党建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 |
(一)十八大以前高校党建的发展历程 |
(二)新中国高校党建的基本经验 |
二、新时代高校党建的新成就 |
(一)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切实加强 |
(二)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 |
(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提升 |
(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
三、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
(一)一些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站位不高 |
(二)一些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执行不到位 |
(三)一些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效能发挥不充分 |
(四)一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落实不利 |
(五)一些高校作风纪律建设有待加强 |
四、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问题成因分析 |
(一)思想认识上重视不够 |
(二)体制机制建设滞后 |
(三)“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 |
注释 |
第四章 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 |
一、把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一)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 |
(二)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
(三)严格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途径 |
二、高校党的思想建设是基础性建设 |
(一)思想建设是高校党建的宝贵经验 |
(二)坚定理想信念是高校党的思想建设根基 |
(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 |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 |
(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三)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
(四)挖掘大数据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效能 |
注释 |
第五章 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组织建设 |
一、坚持和完善高校党的领导体制 |
(一)发挥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 |
(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
(三)全面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 |
二、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 |
(一)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体制机制建设 |
(二)提升院(系)党的组织力建设 |
(三)加强师生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 |
三、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专业化高校干部队伍 |
(一)党的干部是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 |
(二)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校干部 |
(三)健全高校干部建设与管理体系 |
注释 |
第六章 全面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
一、坚持高校正风肃纪建设 |
(一)作风建设是高校党建的长期任务 |
(二)加强纪律建设是高校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三)加强高校党员干部纪律建设 |
二、加强高校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和监管 |
(一)加强高校纪检监察干部建设 |
(二)加强高校纪检监察干部监管 |
(三)加强高校纪(监)委组织和监督体系建设 |
三、建立健全高校监督长效机制 |
(一)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 |
(二)建立健全内控机制 |
(三)建立健全巡视全覆盖新机制 |
注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民主集中制视域下党内法规实施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聚焦 |
(一)选题缘起:党内法规建设进入“更加注重实施”的阶段 |
(二)研究问题:为什么党内法规实施过程存在悖论现象? |
二、研究综述与理论启迪 |
(一)国内研究及其评价 |
(二)国外研究及其评价 |
(三)多学科视野中的“制度实施研究”及其启示 |
三、研究方法 |
(一)研究原则上的辩证唯物主义 |
(二)研究取向上的实证色彩 |
(三)研究方法上的案例研究 |
(四)研究逻辑上的机制分析 |
四、分析框架 |
(一)理论切入口:组织结构与组织规范之关联 |
(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调整与民主集中制的运行 |
(三)党内法规实施过程的分解:学习、具体化、执行 |
(四)章节布局 |
五、研究价值与不足之处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党内法规实施的结构性背景:民主集中制 |
第一节 民主集中制的缘起与发展 |
一、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
二、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百年历程 |
第二节 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形塑 |
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
二、民主集中制之下党的结构特征与行为逻辑 |
三、民主集中制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状态 |
第三节 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法规实施之关联 |
一、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法规体系之“魂魄” |
二、民主集中制建构党内法规实施的基本场域 |
三、民主集中制塑造党内法规实施主体的行为逻辑 |
四、“民主——集中”的周期性摇摆深刻影响党内法规实施 |
第二章 组织化学习:“唤醒法规意识”与“形式化” |
第一节 组织化学习的展开 |
一、党内法规学习的“法规化”发展 |
二、党内法规学习的“组织化”展开 |
第二节 对组织化学习效果的理性评估 |
一、组织化学习的重大成效 |
二、党内法规学习过程的主要不足 |
第三节 组织化学习的发生机理 |
一、功能定位:党内法规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的辩证统一 |
二、过程展开:组织保障坚实有力与党员能动性发挥不足 |
第三章 具体化:“结合实际”与“复制同形” |
第一节 党内法规具体化的两种情形 |
一、党内法规制度样本的获取及数据处理方式 |
二、复制同形的具体表现 |
三、“与实际结合”的努力 |
第二节 对复制同形现象的理性认知 |
一、复制同形现象的合理性 |
二、复制同形现象的危害 |
第三节 党内法规复制同形现象的发生机理 |
一、双重压力下党组织的行为逻辑 |
二、条块关系对党内法规具体化过程的影响 |
第四章 执行:党内法规的强化与虚置 |
第一节 党内法规的强化执行 |
一、党内法规强化执行的表现 |
二、党内法规强化执行的时机 |
第二节 党内法规的虚置 |
一、党内法规虚置的表现 |
二、党内法规虚置的关键缘由 |
第三节 党内法规摇摆执行的发生机理 |
一、从“三权”配置看民主集中制之“集中” |
二、党内法规执行的政治任务模式 |
第五章 党内法规实施过程悖论现象的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 |
第一节 组织结构深刻影响组织规范的实施 |
一、组织结构决定组织规范实施场域的基本特征 |
二、组织结构与组织规范实施主体的互动关系 |
第二节 党内法规实施过程悖论现象的内在逻辑 |
一、民主集中制推动依规治党战略的落地 |
二、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致使党内法规实施过程出现矛盾现象 |
第三节 党内法规实施效果的优化策略 |
一、宏观结构: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
二、微观过程:推动行动者自觉遵规守规、用规护规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研究对象说明 |
二、“Autonomy”的语义与译语 |
三、学校自主权、学校自治和办学自主权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一、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三、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第四节 研究价值与创新 |
一、研究价值 |
二、特色与创新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一、关注教育分权改革的探讨 |
二、关注校本管理改革的探讨 |
三、关注学校效能提升的探讨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一、关注校长负责制的探讨 |
二、关注现代学校制度的探讨 |
三、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探讨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概述 |
第三章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和评估 |
第一节 TALIS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一、TALIS调查的内容与方法 |
二、TALIS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分析 |
三、TALIS2018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第二节 PISA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一、PISA测评的内容与方法 |
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第三节 SABER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一、SABER评估的工具与方法 |
二、SABER-SAA在各国的评估实践案例 |
三、SABER对上海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评估发现 |
第四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的启示 |
第四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实证调查 |
第一节 实证调查设计 |
一、调查目的 |
一、问卷设计 |
第二节 样本分布与工具有效性分析 |
一、样本数据准备 |
二、样本属性分布 |
三、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分析 |
第三节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数据概览 |
一、校长办学自主权在性别上的数据概览 |
二、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年龄段上的数据概览 |
三、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职位上的数据概览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副校长分管上的数据概览 |
五、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学历上的数据概览 |
六、校长办学自主权在任职总年限段上的数据概览 |
七、校长自主权在学段类型上的数据概览 |
八、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行政区属性上的数据概览 |
第五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与分析 |
第一节 校长办学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差异比较 |
一、“学校形象”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二、“发展规划”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三、“组织领导”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四、“人事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五、“财物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六、“学生德育”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七、“课程建设”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八、“教学实施”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九、“教师发展”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十、“教育科研”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第二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性别差异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性别差异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性别差异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性别差异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性别差异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性别差异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性别差异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性别差异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性别差异 |
第三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年龄段差异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年龄段差异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年龄段差异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年龄段差异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年龄段差异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年龄段差异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年龄段差异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年龄段差异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年龄段差异 |
第四节 副校长自主权分管职能差异 |
一、在“学生德育”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二、在“课程建设”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三、在“教学实施”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第五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历差异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历差异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历差异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历差异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历差异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历差异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历差异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历差异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历差异 |
第六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五、在“财物管理”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第七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段类型差异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第八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行政区属性差异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一、扩大校长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 |
二、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 |
三、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 |
四、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布 |
五、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 |
第二节 思考和建议 |
一、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 |
二、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 |
三、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一、实证调查样本代表性存在不足 |
二、实证调查数据与国际数据的对接存在不足 |
三、访谈数据运用和学校案例分析存在不足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类 |
二、英文类 |
附录 |
附录一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访谈提纲 |
附录二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提出:新时代法治建设呼唤法治正义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1.3.1 研究重点 |
1.3.2 研究难点 |
1.3.3 研究创新点 |
2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逻辑形成 |
2.1 理论逻辑:中西法治理论批判吸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
2.1.1 对中华法系正义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
2.1.2 对西方法治正义思想的批判与扬弃 |
2.1.3 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继承与发展 |
2.2 实践逻辑:扎根中国大地实现法治正义的持续探索 |
2.2.1 在处理人治与法治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现实回归 |
2.2.2 在处理政治与法治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辩证统一 |
2.2.3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重心转移 |
2.3 时代逻辑:法治正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指向 |
2.3.1 法治正义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的人民心声 |
2.3.2 法治正义是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下的国家意志 |
2.3.3 法治正义是百年未有变局演进下的全球主张 |
3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内涵结构 |
3.1 追求法治正义的人民立场 |
3.1.1 体现从坚守本源到因时而立的有机统一 |
3.1.2 体现从服务人民到人民主体的价值旨归 |
3.1.3 体现从解决不富到解决不公的历史跃迁 |
3.2 追求法治正义的实践导向 |
3.2.1 确立规则权威与正义底线 |
3.2.2 回应社会热点与重大关切 |
3.2.3 践行程序正义与实体公平 |
3.3 追求法治正义的德法共治 |
3.3.1 以法治正义重塑德法地位 |
3.3.2 以法治正义培育新价值观 |
3.3.3 以法治正义指引德融于法 |
3.4 追求法治正义的整体推进 |
3.4.1 从系统法治观设计法治正义的主体内容 |
3.4.2 从双向动力源建构法治正义的驱动模式 |
3.4.3 从动态时间轴规划法治正义的目标愿景 |
4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实践应用 |
4.1 “四个全面”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建 |
4.1.1 将法治正义作为检视小康成效的标准 |
4.1.2 将法治正义作为规范重大改革的前提 |
4.1.3 将法治正义作为推进治国理政的基石 |
4.1.4 将法治正义作为保障管党治党的利器 |
4.2 “五位一体”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创 |
4.2.1 经济正义法治化 |
4.2.2 政治正义法治化 |
4.2.3 社会正义法治化 |
4.2.4 文化正义法治化 |
4.2.5 生态正义法治化 |
4.3 “法治中国”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治 |
4.3.1 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 |
4.3.2 贯穿于治国、执政、行政全方位 |
4.3.3 体现为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理论、法治文化全要素 |
4.4 “全球法治”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享 |
4.4.1 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4.4.2 推行平等互信的中国特色义利观 |
4.4.3 倡导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
5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历史高度 |
5.1 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新的法治正义理解 |
5.1.1 以正义力量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民心基础 |
5.1.2 以法治治理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 |
5.1.3 以权益维护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权力基础 |
5.2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拓展新的法治正义内容 |
5.2.1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体系 |
5.2.2 延拓社会主义正义的存在场域 |
5.2.3 呈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旨趣 |
5.3 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新的法治正义坐标 |
5.3.1 克服西方选择性的法治正义幻觉 |
5.3.2 超越纯粹理论化构想的法治正义 |
5.3.3 打破选票式的单一法治正义模式 |
6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未来向度 |
6.1 目标向度:中国梦的法治正义意蕴 |
6.1.1 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6.1.2 建设公正有为的社会主义法治政府 |
6.1.3 建设平等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
6.2 制度向度: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 |
6.2.1 将法治正义要求根植于党的领导制度 |
6.2.2 将法治正义需求融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
6.2.3 将法治正义内嵌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
6.3 体系向度:指引国家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 |
6.3.1 面向法治正义的多元逻辑转换 |
6.3.2 面向现代治理的多重实质转向 |
6.3.3 面向中国实践的多层体系进路 |
6.4 能力向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
6.4.1 提升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 |
6.4.2 提升以法治保障民生的能力 |
6.4.3 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法治治理的能力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起源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文献述评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及逻辑体系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 |
一、纪律 |
二、党的纪律 |
三、党的纪律建设 |
第二节 党的纪律的类型与构成 |
一、党的纪律类型 |
二、党的纪律构成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逻辑体系 |
一、党的纪律建设逻辑 |
二、党的纪律建设体系 |
第二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有关论述 |
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理论认识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内容和原则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基本形式 |
第二节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一、党的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课题 |
二、铁的意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根本特点 |
三、平等性和彻底性是执行党的纪律根本要求 |
第三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一、中共建党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初探期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发展期 |
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成熟期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一、建国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创立及实践 |
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以前党的纪律建设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拨乱反正 |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 |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发展 |
第四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党面临的形势越严峻就越要坚守党的纪律 |
二、明确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遵循和执纪形态 |
三、优化党的纪律建设的惩戒方式与执行结构 |
四、彰显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治理功能 |
第四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成就 |
第一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 |
一、“纪律处分条例”修订概况 |
二、“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原则 |
三、“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目标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一、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
二、“惩-教”结合的纪律建设实践新模式 |
第五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
一、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二、党的纪律建设根本要旨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的环境挑战 |
一、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环境挑战 |
二、市场利益化带来的立场矛盾 |
三、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思想迷失 |
四、党情复杂化带来的内在困境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思想堕落动摇党的理想信念 |
二、不讲党的纪律损害党的政治权威 |
三、纪律松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
四、不讲规矩污染党内政治生态 |
第六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关系、原则和目标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要处理的主要关系 |
一、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 |
二、纪律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 |
三、党的纪律与党的组织建设的关系 |
四、纪律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关系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 |
一、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
二、扞卫党的领导地位 |
三、永葆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进性 |
第七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加强党内纪律教育 |
一、坚定理想信念,突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纪律教育 |
二、抓好“关键少数”,强调以党内法规为根本的党内纪律教育 |
三、严明政治纪律,夯实以落实主体责任为内涵的党内纪律教育 |
第二节 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 |
一、传统培训方法与创新教育手段相结合的教育法 |
二、“零距离”警示教育与党性教育基地建设相结合的教育法 |
三、解决思想政治问题与个人问题相结合的教育法 |
第三节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 |
一、完善制度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 |
二、强化纪律执行,守住法规纪律底线 |
第四节 完善党的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 |
一、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内在动力机制 |
二、构建党内与党外两种纪律监督机制 |
三、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考核评价机制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个案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创新 |
四、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一、新时代 |
二、高新区 |
三、管理体制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三、治理理论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第三节 比照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三、研究启示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一、功能优化 |
二、职能转变 |
三、权力重构 |
四、机构改革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10)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概念、类型与原则 |
第一节 处置权的概念界定 |
一、处置权的意涵 |
二、处置权的地位 |
三、处置权的双重属性解析 |
第二节 处置权的主要类型 |
一、处置权类型划分的依据与标准 |
二、三种基本处置类型概述 |
三、处置权类型化的意义 |
第三节 处置权的运行原则 |
一、职权法定 |
二、正当程序 |
三、监察独立 |
四、处置协同 |
第二章 人大体制下监委会处置权的宪法地位关系 |
第一节 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 |
一、监委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关系界定 |
二、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 |
三、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协调机制 |
第二节 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及与处置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 |
二、监委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界定 |
三、监委会与检察院的职权衔接 |
第三节 审判中心主义下处置权与审判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一、监察体制改革下审判中心主义的宪法意义 |
二、监委会对审判人员实施监督的边界 |
三、审判机关监督处置权的方式与限度 |
第四节 监察独立原则下处置权与执法部门的配合制约关系 |
一、监察独立原则下“执法部门”的意涵及地位 |
二、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关系界定 |
三、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衔接机制 |
第三章 建议型处置权的类型、范围与制度完善 |
第一节 监察建议的效力、范围及适用条件 |
一、监察建议的强制效力及与其他监察“建议”的区分 |
二、监察建议适用事由的合理限定 |
三、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范围 |
第二节 问责建议的定位、问题及法制完善 |
一、监察问责制度的基本定位 |
二、监察问责制度的供给不足及其问题 |
三、问责建议制度法制完善的具体路径 |
第三节 从宽处罚建议的定位、边界及司法审查 |
一、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宪法意义 |
二、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
三、从宽处罚建议的范围 |
四、从宽处罚建议的制度整合与司法审查 |
第四章 处分型处置权的主体、范围与程序 |
第一节 双轨制处分体制下的处分决定主体及其关系 |
一、“政务处分—行政惩戒”之双轨体制的确立 |
二、双轨处分体制存在的问题 |
三、双轨处分体制下处分决定主体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的适用范围 |
一、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概念阐释 |
二、“违法”作为政务处分事由的法理基础 |
三、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范围界定 |
第三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程序的构造 |
一、政务处分程序的功能与特征 |
二、政务处分的一般程序 |
三、政务处分的特别程序 |
四、政务处分的救济程序 |
第四节 问责决定的特征、功能及运行边界 |
一、问责决定的非独立性特征 |
二、问责决定的功能界定: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
三、问责决定的运行边界 |
第五章 移送型处置权的范围、程序及规制路径 |
第一节 移送审查起诉的范围界定与构成要件 |
一、移送审查起诉的内涵、价值及范围界分 |
二、移送审查起诉的构成要件 |
第二节 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 |
一、监察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阶段的立案衔接 |
二、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 |
三、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证据衔接 |
第三节 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的内部规制 |
一、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内部规制的必要性 |
二、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 |
三、强化层级审批程序的监督功能 |
四、完善监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体系 |
第四节 检察院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 |
一、检察院对移送案件审查的价值诉求 |
二、监察规范在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可适用性 |
三、检察院对移送案件予以审查的内容及后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四、铁的纪律:教育实行两优先(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D]. 张泰. 山东大学, 2021(10)
- [4]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研究[D]. 丛喜权.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民主集中制视域下党内法规实施问题研究[D]. 王荣. 武汉大学, 2021(02)
- [6]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D]. 陈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7]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D]. 黄云平. 浙江大学, 2021(01)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D]. 冯麒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9]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10]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