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械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思路(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迟也迪[2](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边云涛[3](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认为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邵冰[4](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张芳[5](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田野[6](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董少明[7](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指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伊馨[8](2020)在《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文中认为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侧发展却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转变后的新要求,因此,需要对新时代我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论文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为研究对象,在对供给学派进行批判性反思后,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精髓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有效供给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就影响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论文运用Malmaquist-DEA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用Michaeli系数、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用考虑技术效率约束的DEA法对中国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推动为主,产业结构变动具有后工业化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同时,论文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根据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构建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制造业有效供给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提升,制造业的惠民福利指标对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贡献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供给效率与技术驱动的贡献趋于一致。随后论文以红领集团为案例,讨论新时代实现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微观路径。论文认为,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在宏观管理上可以适当汲取供给学派供给侧的管理主张,强化市场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决定性地位;在产业层面要降低制造业的税负,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实现供给效率提升与供需匹配,技术创新要结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政策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为主,政策目标要多关注对产业发展负外部性的纠正。在厂商层面要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对有效供给的影响,从供应链构建、需求识别、培育技术创新自觉性等方面实现有效供给。
陈丹[9](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近10%、人均GDP增速约9%的高速增长“奇迹”。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放缓态势,2011年我国经济结束了10%的高速增长速度,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首次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判定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围绕“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全文共八章,主要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3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演进规律等,并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新路径、新方式和新方向,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文的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包括第4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和第5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本部分全面深入的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揭示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计量分析部分,为第6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进行了更加深入、科学的研究和选择,即是对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也是后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部分,为第7章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主要典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在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应对本国经济疲软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目的是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经验,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对策建议部分,为第8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旨在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的结论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工业化为核心,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面对新环境、新发展理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目标,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产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3)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新目标,要有新路径和新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4)主导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将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业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从经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在现有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方向。(2)基于新时代的研究背景,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我国三次产业间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的新趋势。(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方向进行分析,清晰的界定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选择出现阶段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产业。
赵悦[10](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二、机械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思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机械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3 稳健性检验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1.3 稳健性检验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3.2.1 基本假定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的不足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7.1.1 目标明确 |
7.1.2 重点突出 |
7.1.3 灵活运用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8.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7.2.1 理论假设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7.2.4 假设检验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安排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6.1 主要结论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文献评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一、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一、变量选择 |
二、数据来源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二、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三、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四、文献评述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框架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二、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第二章 供给学派理论及实践在新时代的批判性反思 |
第一节 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一、供给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三、对供给学派理论及政策主张的评价 |
第二节 供给学派的政策实践 |
一、“里根计划”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二、“撒切尔实验”政策实践及评价 |
三、日本“规制改革”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 |
一、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供给学派理论的中国化 |
二、供给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不相容 |
三、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市场机制 |
四、供给学派的供给侧单边管理理论与有效供给研究的冲突 |
第四节 供给学派政策实践对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的启示 |
一、供给学派政策实践证明供给管理的重要性 |
二、供给管理既是长期政策也是短期政策 |
三、供给管理要重视化解结构性矛盾 |
第三章 供给思想溯源与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第一节 近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一、前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供给思想 |
二、斯密和李嘉图的供给思想 |
三、萨伊的供给理论 |
四、古典经济学供给思想的理论价值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一、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
三、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
四、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第三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 |
二、非均衡学派的非均衡理论 |
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
四、现代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的价值 |
第四节 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二、均衡理论 |
三、需求理论 |
四、技术创新理论 |
五、产业结构理论 |
第四章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及内在机理 |
第一节 有效供给的概念界定 |
一、供给、均衡点的供给与有效供给 |
二、有效供给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 |
三、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 |
四、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内涵 |
第二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 |
一、经济效益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二、供给效率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三、需求对有效供给的引致作用 |
四、技术创新是有效供给的内在驱动 |
五、产业结构升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六、生产外部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第一节 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 |
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二、社会需要从增长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 |
三、从经济增长速度要求转向发展质量要求 |
四、新一轮工业革命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机遇 |
第二节 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一、有良好的运营质量作为有效供给的发展基础 |
二、供给侧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加有效 |
三、满足新时代需求升级要求 |
四、技术创新能成为有效供给的动力 |
五、产业结构与产业比较优势更匹配 |
六、有效供给的成效具有正外部性 |
第三节 现阶段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差距 |
一、传统要素成本增加难以逆转,制造业税负高于全国宏观税负 |
二、供给侧资源配置效率低,结构性产能过剩长期存在 |
三、制成品供给错位,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
四、关键领域的技术薄弱,制约驱动力的技术升级 |
五、产业结构升级,遭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 |
六、制造业环境约束仍较明显,与新时代发展目标背离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基础 |
第一节 制造业供给规模与效益 |
一、制造业供给总量大,但规模下滑 |
二、制成品产量增加,产品结构优化 |
三、制造行业杠杆率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
四、供给效益好转,出现行业分化 |
五、制造业技术投入与产出增加 |
第二节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现状 |
一、测度原理 |
二、变量选取 |
三、测算结果 |
四、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分析 |
第三节 制造业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
一、制造业产业结构测算指标设计 |
二、数据说明 |
三、制造业产业结构分解分析 |
四、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增加 |
第四节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发展现状 |
一、产能利用率是需求在供给端的映射 |
二、测算方法选择 |
三、数据说明 |
四、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五、“去产能”治理后产能过剩行业供给规模下降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估 |
第一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水平的评价原则与时代要求 |
一、评价原则 |
二、评价指标要符合新时代特征 |
第二节 评价指标选择及评价方法 |
一、指标选择 |
二、评价体系框架 |
三、评价方法 |
四、数据来源 |
第三节 评价结果及分析 |
一、指标权重 |
二、制造业有效供给总体评价 |
三、制造业行业层面有效供给评价 |
四、制造业分行业子维度有效供给评价 |
第八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实现有效供给的个案研究与经验启示 |
第一节 新时代传统制造厂商实现有效供给的困境 |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厂商供给效率低 |
二、技术创新转换未能与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相结合 |
三、厂商产业链升级遭遇要素优势不匹配瓶颈 |
四、规模化大生产模式难以应对数字经济下的需求升级 |
第二节 案例研究对象的描述 |
一、案例研究设计思路 |
二、案例分析对象的描述 |
三、案例设计要素 |
第三节 红领集团实现有效供给的案例分析 |
一、利用数据要素提高供给配置效率 |
二、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工艺流程智能变革 |
三、利用数据技术实现“武藏曲线”的智能升级 |
四、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满足消费需求升级需要 |
第四节 案例启示 |
一、利用数字要素修正供给配置扭曲 |
二、技术创新与技术发展趋势应相结合 |
三、厂商产业升级方向要与比较优势匹配 |
四、重视需求升级对生产模式的新要求 |
第九章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思路 |
一、重视供给管理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长期作用和短期影响 |
二、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需协调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
三、强化市场在有效供给实现中的决定性地位 |
四、政府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为主要目标 |
第二节 推进产业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一、降低制造企业税负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
二、培育企业家精神,提升制造业供给侧效率 |
三、加大数字要素的培育力度,推动供需高效匹配 |
四、加大关键领域技术投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率 |
五、重视传统产业地位,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实现产业升级 |
六、引导产业政策转型,政策目标转向减少产业发展的负外部性 |
第三节 推进厂商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一、构建供应链虚拟系统,提升供给效率 |
二、引导厂商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实现供给驱动转换 |
三、培育企业内生增长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
四、把握新时代的需求变革,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3.1 规范分析法 |
1.3.2 实证分析法 |
1.3.3 投入产出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产业结构界定 |
2.1.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1.3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2.1.4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测度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
2.2.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2.3 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 |
2.2.4 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
2.2.5 主导产业选择 |
2.2.6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
2.2.7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2.3.1 研究文献评价 |
2.3.2 本文拓展方向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概念 |
3.1.2 产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概念 |
3.2 产业结构调整一般理论 |
3.2.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3.2.2 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模式 |
3.2.3 产业结构调整的评价指标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3.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 |
3.3.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 |
3.3.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目标 |
3.3.4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 |
3.3.5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式 |
3.3.6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4.1 进入新时代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4.1.1 改革开放前特殊的“工业化”阶段 |
4.1.2 改革开放后从纠正失衡到均衡发展阶段 |
4.1.3 本世纪以来重工业化阶段 |
4.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化新趋势 |
4.2.1 产业产值结构逐渐实现高度化 |
4.2.2 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日趋合理化 |
4.2.3 产业发展动力结构以技术创新为主 |
4.2.4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
4.2.5 产业区域布局结构日渐协同化 |
4.3 当前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4.3.1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4.3.2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5.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1.1 第一产业结构现状 |
5.1.2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1.3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2.1 第二产业结构现状 |
5.2.2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2.3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3.1 第三产业结构现状 |
5.3.2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3.3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 |
6.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6.1.1 变量的选取 |
6.1.2 模型的建立 |
6.1.3 实证分析 |
6.1.4 实证分析结论 |
6.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 |
6.2.1 模型的设定 |
6.2.2 数据的选取 |
6.2.3 影响力系数分析 |
6.2.4 感应度系数分析 |
6.2.5 赫希曼判别基准分析 |
6.2.6 实证分析结论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
7.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1.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1.2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2.1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2.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3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3.1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3.2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4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4.1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4.2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
8.1 多措并举,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8.1.1 高度重视市场决定性作用 |
8.1.2 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 |
8.1.3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
8.2.1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2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
8.2.3 加快农业创新驱动速度 |
8.2.4 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
8.3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机遇,推动工业向4.0 迈进 |
8.3.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
8.3.2 积极化解产能过剩 |
8.3.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8.3.4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8.4 以中国制造2025 为指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 |
8.4.1 政府全面统筹规划 |
8.4.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8.4.3 完善创新体系建设 |
8.4.4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8.5 统筹协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
8.5.1 健全发展机制体制 |
8.5.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8.5.3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 |
8.5.4 实施一地一策方案 |
8.5.5 加大宣传力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文献评述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1.3 理论基础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目标 |
1.5.2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数据来源 |
1.6.3 技术路线图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4.3.1 粮食商品率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4.4.3 秸秆还田率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作者简介 |
致谢 |
四、机械工业战略性结构调整思路(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3]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6]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7]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8]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D]. 伊馨.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9]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陈丹. 辽宁大学, 2019(10)
- [10]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