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中县域经济所有制结构必须进行战略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蔡新良[1]（2021）在《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川西高原藏区作为集高海拔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旅游资源聚集区及生态脆弱区为一体的特殊空间区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成为川西高原藏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作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川西高原藏区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保护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走廊。无论是从特殊的生态格局、国土安全、地缘政治,还是从国家总体布局来看,川西高原藏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受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极不均衡。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川西高原藏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迫切寻求破解产业发展困局的现实诉求下,进行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意义重大。综合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成果来看,前人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出发,在生态旅游基础理论、资源评价与开发、生态旅游系统、社区参与、扶贫效应、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有关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并不多,研究缺少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亟待构建,高原高山峡谷地区生态旅游理论框架体系亟待建立。川西高原藏区拥有富集的原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但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并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成为最佳选择,而生态旅游业正是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生态经济的具体体现和最佳途径。现代生态旅游强调“旅游、保护、教育和促进社区协调发展”四大功能,主张自觉责任观、动力系统观、可持续旅游观、全域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五观”,其发展理念契合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诉求和区域特点,即在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特色优势而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不改变城乡结构、不破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实现川西高原藏区的“脱贫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川西高原藏区实际出发,在综合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梳理总结了国内外以及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理论研究现状,并结合研究区域实际,建立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其扶贫耦合关系。其次,深入分析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等,并对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类型划分和定量定性评价。第三,依据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筛选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技术,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模型,并进行了时空评价。第四,通过甘孜州案例实证研究,分析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发展思路和扶贫效应评价。最后,结合研究成果尝试性地提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开发原则和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促进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等。通过研究认为,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环境和科技水平等,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地理环境特殊性、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复杂、经济发展基础差,以及发展理念滞后、缺乏专业人才、管理水平低下等。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处于“重要机遇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川西高原藏区应围绕“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川西高原藏区战略性和优势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川西高原藏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乡村振兴中的优势和引导作用,实施“生态旅游景区带动发展、‘生态旅游+’联动发展、经合组织拉动发展、民族特色村寨驱动发展”的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提出了宏观调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区域合作、环境监管、安全保障、社区参与等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制度、资金投入、科技人才的保障体系,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宋永永[3]（2019）在《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全球城镇化发展引起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各国政府普遍将城镇化与区域生态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中。从全球可持续发展出发,研究城镇化与全球变化及区域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城镇化过程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提升城镇应对全球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成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阶段,城市群地区尤其是东部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胁迫关系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和重视,而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区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依然薄弱。县域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层级和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是支撑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因此,通过研究县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识别城镇化对生态环境作用的时空规律,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破解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现实需要。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国家稳步建设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引导培育的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但与高速的城镇化进程相伴的高强度的城乡建设对黄土高原地区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如何在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统筹推进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良好生态环境需求,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是黄土高原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本研究从地理学综合性视角出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和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等为指导,构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集成地理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研究199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341个县（区）的城镇化时空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提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结果表明:（1）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影响具有多维特征,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揭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的重要基础理论。城镇化过程是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内城镇化的刻画,是城镇社会经济现象在地理空间上投影的变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空间扩张、社会经济发展等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等问题,是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等多个理论的集成、深化和总结。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系统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态产品,支撑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通过人口增加、产业集聚和空间扩展等对区域生态产品提出需求,二者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2）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显着,地域差异明显,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基础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990-2015年县域城镇化由缓慢增长阶段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空间格局由低水平不均衡发展转变为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地域分布呈现出低增长（高增长）县区转变为高增长（低增长）县区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影响城镇化地域分异的因素依次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地形起伏度>平均海拔高度>年均温度>年平均降水量。15个因素中任意两个因素交互后对城镇化水平的解释力均会显着提升,具体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或双线性增强,其中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处于较高水平。（3）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强度变化显着,对区域地表温度、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固碳释氧等生态环境要素影响深刻。1992-2015年,黄土高原城镇化强度逐渐增强,城镇化空间拓展明显,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空间扩展模式显着、内部填充与外部扩张并存的空间特征。城镇化核心区地表温度总体高于核心区以外区域,核心区与边缘区地表温差、核心区与核心区外地表温差均呈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全区城镇热岛与非热岛整体呈现相对稳定的分布格局,热岛区主要分布在建设用地和裸地区域,非热岛区主要分布在林地、草地和水域等地区。城镇灯光强度与植被覆盖度和生态价值总体均呈同步上升趋势,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主导趋势。但灯光强度显着上升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地区,以及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区的县域NDVI和生态服务价值下降明显。（4）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规律显着,城镇化强度是影响县域生态环境供需状态的关键因子,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具有多样性。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总体呈先降后升再降的“S”型变化趋势,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25年间,全区城镇化过程中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高位供应状态,在现阶段可供挖掘的潜力较小。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全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率呈现下降趋势,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盈余状态,但供需状况呈现恶化趋势。城镇化强度越大的县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越突出。全区341个县（区）分属于19种不同的供需类型。其中,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中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多,占县域总数的22.29%;其次是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低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低需求类型,均占县域总数13.20%;城镇化初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后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低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少,均仅占0.29%。（5）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是县域生态环境供给侧、城镇化需求侧和外部环境变化调控相互作用的过程。实现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环境集约利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生态环境供给侧调控侧重于优化生态系统结构,提高城镇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城镇化需求侧调控侧重于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外部环境变化调控主要是应对全球变化对县域城镇化进程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为了保证县域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有效供给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合理适度,可通过实施适度型城镇化模式、集约型城镇化模式、绿色型城镇化模式、共享型城镇化模式和开放型城镇化模式,积极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等方式,建设健康城镇、集约城镇、绿色城镇、共享城镇和开放城镇,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效保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1）构建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用于指导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状态响应研究,发展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基础理论;（2）构建由城镇化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供给和生态环境需求组成的三维立体判别模型（Urbanization-Supply-Demand,USD）,创新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与类型判定识别方法;（3）发现了黄土高原城镇化呈现“核心-外围”的空间格局,高原风沙区和干旱荒漠区的城镇建成区周围区域的植被绿度和生态价值较高,认为从辩证的和系统的角度理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是认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科学途径;（4）设计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明确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调控目标、重点和方向,提出了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
李彦博[4]（2017）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为特定区域,以县级财政的独立为标志,以县级区域内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并以特定县之下的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互动为基本结构,通过人力资源、资金、物资、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互换,从而具有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的经济,也构成了县域发展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但是当下的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创新力不足、发展不协调、资源能耗大、市场封闭等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这一命题切入,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阐明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功能和主要特征,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并立足于现实、把握好理论,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有效模式,进而为决策者制定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对县域经济的理论进行概述。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从不同角度划分了县域经济的类型;明确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了县域经济产业构成多样、经济体系开放、地域特色鲜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特征。在阐明基本概念、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认识县域经济的作用、准确把握其特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其次,阐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现代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主体功能区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清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程与脉络,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先后提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性的指导理论。再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新开始阶段（1978—1982年）、探究摸索阶段（1983—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新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至今）。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对整体状态、分布状况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进行了实例分析;挖掘各个模式背后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继而得出我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启示。然后,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要素结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先后又出现了“江阴模式”、“神木模式”、“双流模式”、“新晋江模式”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了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在于它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基于对新型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丰富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宝库,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文章基于理论、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典型模式的总结,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分别是: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以期在刚性的原则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县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维度,实现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段瀚[5]（2016）在《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乡镇企业已逐步从社区式的范围经济转化形成为国际、区域以及城市分工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县域工业集中区作为从农村地区演化形成的新产业区,其内生性的柔性特质与外部性的嵌入发展共同推进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工深化与网络组织。但是,受制于县域经济地区传统的“二元”结构,尤其是西部后发县域地区的发展引擎动力不足,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亟需通过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的融合发展突破传统的路径锁定,形成基于城乡一体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论文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目标性、可行性与地域性为逻辑主线,运用多学科交叉、理论演绎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整体的组织结构,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论文认为分工与融合是产业演进过程中的统一体,产城融合的内在逻辑是通过产业分工的演进而不断形成的一种从分离、协同到融合的状态。县域工业集中区作为农村地域形成的产业区,伴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深化,其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的累积效应提高交易效率与分工水平。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然后,针对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进行了现状分析与研判。当前,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园区的典型类型主要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类产业园区;以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为核心的涉农类产业园区;以资源利用为核心的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但由于区域工业化水平发展缓慢,综合竞争力薄弱,导致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通过运用AHP法,分析得出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基本处于成型期与成长期的发展阶段,部分初步迈入了成熟发展期。其次,论文以融合目标—发展阶段（AHP）—地域现实的逻辑,构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并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了实证测度。总体上看,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基本属于临近融合失调、轻度融合失调、中度融合失调、严重融合失调以及极度融合失调等类型,主要集中于轻度融合失调—中度融合失调的区间。而不同典型类型的工业集中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工业类产业园区存在以上所述各种类型;涉农类产业园区,主要为轻度融合失调型,且产业发展水平普遍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基本属于轻度融合失调与中度融合失调等类型。同时,通过结合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的发展内涵,针对不同典型类型的县域工业集中区提出了适宜的产业路径选择,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工业类产业园区应当分别以创新发展、集聚发展为升级路径,并形成相应的城乡产业互动机制;涉农类产业园区应当以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关键路径,并形成以“农”为核的城乡产业融合机制;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应当以建设生态园区为转型路径,并形成多元构成的城乡产业联动机制。最后,论文认为县域经济系统的资源禀赋是融入全球、国内以及区域价值链的重要优势。作为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将逐步形成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为核心的城乡价值链。价值链的增值过程会不断促动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融合发展,更会不断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形成整个县域地区以县域工业集中区与小城镇为核心单元的产城空间群落,并根据与核心单元互动频率、互动强度的不同,形成相应的关联单元、协调单元。而基于工业集中区发展过程中产城的动力转换,论文针对关中不同类型典型园区探索性的提出了相应的空间发展模式,尝试性的从空间规划目标、空间规划路径及规划编制重点三个方面构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规划框架,同时对典型工业集中区进行了相关探讨,并提出了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保障措施。
金德谷[6]（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易大东[7]（2012）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地大物博，疆域面积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历来就极不平衡。作为执政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与实践。从毛泽东重点发展内地的均衡发展战略到邓小平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江泽民协调发展思想到胡锦涛的统筹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区域经济思想日臻成熟与完善，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标志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新发展为选题，主要尝试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一、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或基础。党的区域经济思想主要是中国产党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自主艰辛探索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其主要理论依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域经济布局的基本理论，包括生产地域分工与协作论、生产力平衡分布论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论；二是西方经典经济学家的区域经济理论，包括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二、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提出前，我党的区域经济思想及战略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调整。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做出了以内陆地区为重点，各地区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具体而言，从建国到60年代中期，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主要思想是以平衡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目标，将经济布局中心放在内地尤其是中部地带，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基地。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急剧变化，多方面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接踵而至，党中央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国防安全，由此形成了以备战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三线”地区的思想。长达10多年的“三线建设”，使广大的战略后方基本上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布局的大调整。但因过于注重政治和国防意义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过去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逐步提出了“两个大局”、“共同富裕”等思想。区域经济政策也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片面强调区域均衡发展转向着重利用和发挥区域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允许、鼓励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形成了以东部沿海为重点，优势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思想，国民经济建设的中心逐渐向东部沿海倾斜。为了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党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灵活的特殊政策，先后开辟了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由此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沿海岸线延伸的对外开放地带。与此同时，党中央还着手解决贫困问题。1982年，我党率先在甘肃、宁夏等地开展扶贫试点工作，以此为起点，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开始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全国范围。这是党的区域经济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地发展起来，但同时中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以江泽民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由此形成了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新的区域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做出了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部署。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中央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形势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十六大的战略部署，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了我国。非典的侵袭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弊端，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并由此确立了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方针。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础而形成的。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主要包括：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崛起。针对西部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党中央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确立了九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引导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坚持抓好两型社会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着力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西部大开发保障机制。这些举措的顺利实施有利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有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谐西部，也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加大了对东北地区的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确立了有利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金融政策，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树立了长远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政策等。为了继续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党中央确立了东部地区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率先在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降耗、节地节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加快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率先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目标。为了帮助“中部崛起”，党中央提出了在中部地区建设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交通运输枢纽地位，促进商贸流通旅游业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促进城市群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五、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主体功能区；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党中央为加快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在完善管理机构的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各种援助政策。针对我国区域开发的无序状况，党中央将我国国土划分为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为我国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党中央还要求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并以此作为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六、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及前景展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新特点。经过60多年的探索，党的区域经济思想已日趋完善和成熟，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更具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使党的区域经济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二是区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生命周期理论与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区域病，梯度理论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贫富群体、地区的固化，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规律的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三是通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来确保和推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由于本人理论水平和研究方向的局限，经济学知识的不足，特别是对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区域经济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因此文中错漏、不足之处必然很多，敬请专家指正。
胡灿伟[8]（2011）在《“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的最基本单元,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承载区域,是“国本经济”的关键；县域是我国大多数国民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县域经济关系到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是“民生经济”的关键；县域又是我国国土的主要分布地区,生态建设的关键地段,“三P”（污染、人口、贫困）问题的集中区域,是“生态经济”的关键；县域是我国弱势群体主要的聚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到矛盾的消解和社会的稳定。开展县域经济研究,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和稳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我国中部地区县域人口众多,但经济发展极为滞后,开展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寻找县域经济发展的中部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实现全国的小康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助于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以及数量经济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模式选择和优化路径。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后,从中部崛起背景战略上把握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从历史演化、现状特征和数量评价三个方面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总结,从理论上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组团发展模式,并详细分析了县域组团发展模式的前提、规律和内涵,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格局。此后,围绕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四个主要机制,从空间优化、产业集聚、政府协作和要素推动四个方面,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优化路径。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1）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模式梳理。总结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侧重对国外的农村地域（或曾经的农村地域）及其所依附的中小城市地域经济经验梳理,比较了在农业和农村发展形成典型过程和经验的美国、法国、日本三国作为借鉴对象进行分析,在系统论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可能借鉴的经验。（2）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分析。从“中部崛起”角度,建立了一个区域分工的框架,在分析中部崛起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评估中部崛起战略规划对中部地区尤其是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影响,揭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3）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化与现状特征分析。通过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分布基本情况分析基础上,从演化角度分析对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历程,并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总结了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与问题。（4）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数量评价。运用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采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建立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各个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总体评价,然后以GEOdata软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进行空间经济评价,对湖北省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发展进行耦合评价。（5）“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在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总结和发展反思基础上,提出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并根据这一模式分析了中原县域组团发展实践经验,并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特征,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路径。（6）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分析。从回顾湖北省县域经济的“点-轴”开发模式出发,分析湖北省县域经济“点-轴”开发的现状与问题,利于首位度模型、断裂点模型、城市辐射能力评价模型等分析了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困境,提出基于组团发展的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路径。（7）湖北省县域经济产业集聚优化分析。在对湖北省县域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的现状和困境,并指出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导向、布局和策略。（8）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增长要素分析。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分析整理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参考有关省市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反映经济增长与影响因素关系的增长模型；探讨影响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以及不同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9）“中部崛起”视角下湖北省县域政府协作机制分析。在湖北省“市管县”向“省管县”行政体制变化的分析下,理清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中县域政府之间的博弈状态,并根据博弈分析结果,提出加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政府协作机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选题的前沿性。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是伴随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调整而凸现出来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国内理论界对县域经济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东部地区也涌现出了一批经济强县,创造出多个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广泛借鉴东部沿海县域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中部地区还没有培育出特色县域经济模式,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实现跨越发展。究其原因就在于中部地区同东部地区面临的历史环境、政策条件、资源禀赋和区域定位存在较大的差别,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并不适合中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集中表现在：“区域分工定位、经济发展历史与资源环境禀赋限制条件下,如何寻找一条适合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从当前研究现状看,还很少有研究从理论高度系统回答这一问题。为此,本研究以湖北省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阐释与回答,从而具有一定的前沿性。（2）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论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湖北省为例,在中部地区现有的区域分工定位分析、县域经济现状特征分析和资源禀赋条件分析的背景下,在理论上找到一条适合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并从政策层面提出实现这一道路的优化路径。论文在理论上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并从整体上回答了宏观背景下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优化问题。结论包括：①国内县域经济发展系统演化过程是一个从无序的区域发展到有序的经济发展要素协同过程,必须走“特色起飞-综合序化-创新集聚”路径。②中部崛起战略凸显湖北省县域区位优势,明确产业定位重点,提高县域通达程度,为湖北省县域经济序化发展奠定基础。③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大城市依附性特征、小城镇集聚特征、行政区域型、独立化发展特征、资源约束特征,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区域经济协作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必须组团发展加速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序化。④湖北省县域点轴空间特征不适应中部崛起战略目标和区域序化发展,需要进行空间布局的优化,实现网状开发。⑤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未能支持产业集聚,需要优化产业的集群定位,实现集聚开发。⑥县域增长要素缺乏不能支持县域加速发展,必须充实县域的要素实力,实现跨越开发。⑦县域行政体制阻隔不能支持县域协作发展,必须革新县域的协作能力,实现协作开发。（3）在实证上有所创新。论文综合发展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的数量分析手段,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给予实证支持,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湖北省县域经济分为三个梯度。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手段,发现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呈现“圈层结构”和“东高西低”特征、“双核结构”和“点-轴”发展特征、“金字塔”结构和“离散”发展特征、“集聚结构”和“聚合”发展特征。②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湖北省县域与市域经济分为四个耦合层次。③从首位度分析看,湖北省城市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类型。从极点城市评价看,湖北极点城市可以分为三类,综合实力均较弱。④从断裂点理论看,武汉的强弱辐射圈均较大,但不能涵盖鄂东北部分县域,内部展现序化特征；宜昌-荆州-荆门县域经济区,三个极点城市辐射半径相连,但强辐射半径仍然较小；襄阳-十堰-随州县域经济区,呈现出线性开发特征,极点城市之间辐射分散；鄂西南县域经济区,区内的点辐射处于无序分散布局状态,经济开发难度较大。⑤利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着正向影响；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为负。⑥从县域间博弈结论看,县域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使县域经济集群发展陷入囚徒困境、县域经济协作产业领域为互补性产业、政府考核机制的改变可以使得县域间的合作更为可能、合作利益优化分配有利于县域间合作机制的建立、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是县域建立合作机制的重要措施。（4）在政策上有所创新。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政策措施：①根据湖北省县域经济特征,提出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格局为武汉“城市圈”单极县域经济组团、“宜昌东部-荆州-荆门”三核县域经济组团、“襄阳-十堰”双核县域经济组团、鄂西南县域经济组团以及“长江县域经济连接带”与“汉十县域经济连接带”。②县域组团发展空间优化路径选择包括建设武汉-荆州都市连绵区,提升江汉平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打造宜昌市和襄阳市城市增长极点,以“点-轴”模式提升鄂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强化“两轴四线”,提升县域间集聚发展能力；以多种政策加快对鄂西县域综合开发力度等。③根据湖北省的资源优势和中部崛起的战略分工要求,可以依据县域组团发展形式形成食品工业县域产业集群、高科技县域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业县域产业集群、“化工-冶金”县域产业集群、汽车配件县域产业集群、轻纺产业集群文化旅游、县域产业集群。④增强对县域经济的投资额度和金融扶持水平,提高县域的城镇化水平。⑤必须从“利益分配机制、资源整合机制、监管监督机制和政府考核机制”等方面构建县域政府协作机制。虽然论文从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政策优化三个层面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还有较多工作亟待下一步研究：理论研究方面：“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边界和内涵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尤其是可以用数理模型进行阐释；不同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影响因子有什么不同；区域分工与县域组团存在哪些区别；县域经济组团发展中,交通设施和产业集聚等存在什么关联；县域组团内部产业如何分工”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阐述。实证研究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用空间计量手段分析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特征,尤其是可以用市域综合实力代替交通和人口因子分析市域经济的辐射半径：在产业集聚中,还可以用主导产业选择方法实证分析县域组团内部的产业集群”等。政策研究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针对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区域规划策略和差别化政策,并通过在典型县域的调查基础上,模拟政策实施效果。
盛晓阔[9]（2010）在《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对外开放研究》文中指出沿边的边境地区是毗邻国家之间依国界而展布的带状区域。它处于国家间的连接点上,国家间对商品与劳务的需求差异,最直接的反映在边境地区。因此,毗邻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彼此之间根据其商品和劳务需求差异,在国际边境地区,吸引腹地资金、技术和人员等经济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及转口产业,开展边境对外贸易,在沟通内外的经济贸易合作与联系中,边境地区可获取最佳的边境地域效益。边境开放可使边境地域效益发挥得更为充分。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继续稳步实施推进沿边开放战略,专门对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做出战略部署,并从各个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目前,我国已形成沿海、沿江、沿桥、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特别是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为我国东西双向开放提供了契机,更为西北尤其是新疆的向西开放带来了机遇,为新疆的沿边、沿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以沿边开放为视角,以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为依托,首先论述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包括县域经济与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的不同概念）和战略意义,并指出了要从沿边开放的视角来大力发展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然后论述了沿边开放在促进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其次,根据相关理论及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形式,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选取了典型边境县（市）的发展进行例证;最后,从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在分析周边国家市场前景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特点及互补性,提出了发展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的战略及对策措施,以扩大对外交流,促进中国新疆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作用。
李宝贵[10]（2008）在《市场为主的生产力布局优化中县际利益平衡激励制度研究 ——从黔西南企业投资主体的角度》文中研究说明市场经济是指所有商品和服务皆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第三只手”来实现,这种情形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从社会可利用资源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在现实的世界中,还不存在任何一种经济可以依照这种机制顺利运行,相反,由于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所有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预。因此,市场和政府是现代经济这架马车的左右轮,缺一不可。政府干预经济并制定相关的激励约束政策对于企业来说起到了方向性的作用,避免了盲目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企业的预期收益和平稳运行。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但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本文回顾了跟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有关的理论及近些年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并借鉴国外区域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研究分析了黔西南州的产业发展现状、县际利益平衡、产业规划布局、现行激励约束政策效果,分析了市场为主的生产力布局优化、县际利益平衡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分析了黔西南州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和硬件环境,从企业投资和县际利益平衡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二、西部大开发中县域经济所有制结构必须进行战略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大开发中县域经济所有制结构必须进行战略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五、资料数据来源 |
| 六、论文框架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 第1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1.1 相关概念 |
| 1.1.1 生态旅游 |
| 1.1.2 生态旅游业 |
| 1.1.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 1.2 研究相关理论 |
| 1.2.1 沟域经济理论 |
| 1.2.2 山地生态经济理论 |
| 1.2.3 生态旅游系统理论 |
| 1.2.4 民族生态旅游理论 |
| 1.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2.6 民族社会学理论 |
| 1.2.7 民族经济学理论 |
| 1.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1 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现实选择 |
| 1.3.2 生态旅游扶贫的重要意义 |
| 1.3.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4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扶贫效应 |
| 小结 |
| 第2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 |
| 2.1 自然地理条件 |
| 2.1.1 地理环境特点 |
| 2.1.2 地形地貌特征 |
| 2.1.3 生态环境条件 |
| 2.1.4 气候水文条件 |
| 2.2 综合区位分析 |
| 2.2.1 交通区位 |
| 2.2.2 生态区位 |
| 2.2.3 经济区位 |
| 2.2.4 旅游区位 |
| 2.3 历史人文背景 |
| 2.3.1 历史沿革 |
| 2.3.2 民族文化 |
| 2.4 生态旅游资源条件 |
| 2.4.1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类型 |
| 2.4.2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特征 |
| 2.4.3 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及优势 |
| 2.4.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
| 2.5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2.5.1 政治环境因素 |
| 2.5.2 自然条件因素 |
| 2.5.3 社会发展因素 |
| 2.5.4 经济环境因素 |
| 2.5.5 科技水平因素 |
| 小结 |
| 第3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
| 3.1 生态旅游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贯穿于生态旅游业发展 |
| 3.1.2 推动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3.1.3 有力促进了川西高原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
| 3.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地理环境特殊 |
| 3.2.2 生态环境脆弱 |
| 3.2.3 社会环境复杂 |
| 3.2.4 经济发展基础弱 |
| 3.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还非真正的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 |
| 3.3.2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提升 |
| 3.3.3 环境保护力度不够 |
| 3.3.4 旅游规划编制工作滞后 |
| 3.3.5 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
| 3.3.6 生态旅游产品同质化明显 |
| 3.4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发展理念仍然滞后 |
| 3.4.2 专业人才较为缺乏 |
| 3.4.3 管理水平亟待提升 |
| 3.4.4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
| 小结 |
| 第4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时空评价 |
| 4.1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基本原则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 |
| 4.1.3 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划分 |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4.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4.2.1 确定指标权重 |
| 4.2.2 指标总权重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一致性检验 |
| 4.3 评价模型的建立与指标量化分析 |
| 4.3.1 评价指标量化评分档次 |
| 4.3.2 评价指标量化与标准化 |
| 4.3.3 建立评价模型 |
| 4.4 基于指标模型的时空评价 |
| 4.4.1 时空评价的重要意义 |
| 4.4.2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分 |
| 4.4.3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 |
| 小结 |
| 第5章 案例: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
| 5.1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
| 5.1.1 战略地位显着 |
| 5.1.2 世界级旅游资源富集 |
| 5.1.3 旅游交通条件不断改善 |
| 5.1.4 生态旅游业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
| 5.2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 5.2.1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 5.2.2 旅游可进入性仍然较差 |
| 5.2.3 旅游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备 |
| 5.2.4 生态旅游管理水平较低 |
| 5.2.5 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融合不够 |
| 5.3 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
| 5.3.1 高山峡谷生态旅游 |
| 5.3.2 高原山地生态旅游 |
| 5.3.3 原生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
| 5.4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思路 |
| 5.4.1 加速打造“一核两中心” |
| 5.4.2 着力拓展三轴发展 |
| 5.4.3 积极建设三个旅游城镇圈 |
| 5.4.4 扎实推动三大区域发展 |
| 5.4.5 打造生态旅游业重点和旅游品牌 |
| 5.5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分析 |
| 5.5.1 生态旅游业扶贫实践 |
| 5.5.2 生态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 |
| 5.5.3 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评价 |
| 小结 |
| 第6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思路与建议 |
| 6.1 可持续发展思路 |
| 6.1.1 以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
| 6.1.2 构建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新格局 |
| 6.1.3 发展基本原则 |
| 6.1.4 产业发展路径 |
| 6.2 可持续发展建议 |
| 6.2.1 制度保障体系 |
| 6.2.2 发展对策建议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调查问卷 |
| 附表2: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调查问卷 |
| 附表3:川西高原藏区主要生态旅游资源定量评价表 |
| 附表4: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系统构成一览表 |
| 附表5: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统计表 |
| 附表6: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表 |
| 附表7:甘孜州旅游扶贫村统计表(2016-2019) |
| 附图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示意图 |
| 附图2:国家生态重要性评价图 |
| 附图3:国家生态脆弱性评价图 |
| 附图4:四川省五大生态旅游发展片区区位图 |
| 附图5: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
| 附图6: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开发空间格局 |
| 附图7:川西高原藏区旅游景区带动扶贫村分布示意图 |
| 附图8:川西高原地区高程图 |
| 附图9:川西高原藏区主要旅游资源分布图 |
| 附图10: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参与的研究课题 |
| 致谢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研究动态 |
| 2.1 城镇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
| 2.1.1 城镇化概念与内涵研究 |
| 2.1.2 城镇化格局与过程研究 |
| 2.1.3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
| 2.1.4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
| 2.1.5 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
| 2.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研究 |
| 2.2.1 城镇化的景观格局响应 |
| 2.2.2 城镇化的热环境响应 |
| 2.2.3 城镇化的污染环境响应 |
| 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
| 2.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
| 2.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过程 |
| 2.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调控模式 |
| 2.4 研究进展评述与启示 |
| 2.4.1 研究评述 |
| 2.4.2 主要启示 |
| 第三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的基础理论 |
| 3.1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3.1.1 城镇化与城镇化过程 |
| 3.1.2 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响应 |
| 3.2 城镇化演进过程理论基础 |
| 3.2.1 城镇化阶段理论 |
| 3.2.2 人口迁移理论 |
| 3.2.3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理论基础 |
| 3.3.1 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理论 |
| 3.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 |
| 3.3.3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3.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调控理论基础 |
| 3.4.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3.4.2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 3.5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构建 |
| 3.5.1 理论渊源 |
| 3.5.2 理论基础 |
| 3.5.3 理论涵义 |
| 3.5.4 供需规律 |
| 3.5.5 数学表达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经济基础 |
| 4.1 黄土高原区域范围 |
| 4.2 自然地理基础 |
| 4.2.1 地形地貌 |
| 4.2.2 气候特征 |
| 4.2.3 土壤植被 |
| 4.3 自然资源基础 |
| 4.3.1 水资源 |
| 4.3.2 土地资源 |
| 4.3.3 矿产资源 |
| 4.3.4 农产品资源 |
| 4.4 生态环境状况 |
| 4.4.1 生态环境特征 |
| 4.4.2 生态环境问题 |
| 4.5 社会经济基础 |
| 4.5.1 人口分布特征 |
| 4.5.2 经济发展水平 |
| 4.5.3 社会事业概况 |
| 4.6 城镇化现状特征 |
| 4.6.1 城镇化总体特征 |
| 4.6.2 城镇化空间格局 |
| 4.6.3 城市群建设现状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时空过程与影响因素 |
| 5.1 城镇化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
| 5.1.1 城镇化时空变化测算方法 |
| 5.1.2 城镇化地域分异影响因子识别方法 |
| 5.2 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特征 |
| 5.2.1 城镇化水平变化过程 |
| 5.2.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 |
| 5.2.3 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 |
| 5.3 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识别 |
| 5.3.1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析 |
| 5.3.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交互探测 |
| 5.3.3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区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响应 |
| 6.1 城镇化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量方法 |
| 6.1.1 城镇化空间格局识别方法 |
| 6.1.2 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算方法 |
| 6.2 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
| 6.2.1 城镇化空间时序变化过程 |
| 6.2.2 城镇化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
| 6.2.3 城镇化空间结构变化特征 |
| 6.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格局响应 |
| 6.3.1 城镇化与地表温度变化格局 |
| 6.3.2 城镇化与植被绿度变化格局 |
| 6.3.3 城镇化与生态价值变化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 7.1 城镇化生态环境状态响应计量方法 |
| 7.1.1 生态系统服务评分矩阵构建 |
| 7.1.2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测算模型 |
| 7.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格局 |
| 7.2.1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特征 |
| 7.2.2 生态系统服务潜在供给格局 |
| 7.2.3 生态系统服务实际供给格局 |
| 7.2.4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现状格局 |
| 7.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 7.3.1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格局 |
| 7.3.2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响应 |
| 7.3.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模式 |
| 8.1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机制 |
| 8.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框架 |
| 8.2.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目标 |
| 8.2.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 |
| 8.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机制 |
| 8.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发展模式 |
| 8.3.1 适度型城镇化模式 |
| 8.3.2 集约型城镇化模式 |
| 8.3.3 绿色型城镇化模式 |
| 8.3.4 共享型城镇化模式 |
| 8.3.5 开放型城镇化模式 |
| 8.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策略 |
| 8.4.1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
| 8.4.2 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 |
| 8.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
| 8.4.4 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8.4.5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结论 |
| 9.2 讨论 |
| 9.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类型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 二、县域经济的基本类型 |
| 三、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的主要特征 |
| 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 |
| 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
| 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 |
| 四、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县域经济的作用 |
| 一、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
|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
| 三、发展县域经济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路径 |
| 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
| 五、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代西方发展理论 |
| 一、主体功能区理论 |
| 二、增长极理论 |
| 三、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
| 四、不平衡发展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
| 三、科学发展观 |
| 四、新发展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
| 一、1978—198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开始阶段 |
| 二、1983—1991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探究摸索阶段 |
| 三、1992—200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
| 四、2003—201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 |
|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县域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 |
| 一、中国县域整体状态及分布状况 |
| 二、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及其启示 |
| 一、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二、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 一、东部地区发展成效显着,中、西部地区蓬勃发展 |
| 二、要素结构得到不断完善,部分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
| 三、充分利用地区中的资源,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二、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 |
| 三、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 |
| 四、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 |
| 五、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 |
| 第三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及经验启示 |
|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实例分析 |
| 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新型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
| 一、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土地经营制度 |
| 三、深化县域金融制度改革 |
| 四、落实“直管县”体制改革 |
| 五、深化市县行政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
| 一、发展农业机械化 |
| 二、建设农业科技园区 |
|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
| 四、农业产业合作化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一、树立“新型”理念 |
| 二、转变政府职能 |
|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 |
| 第四节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 |
| 一、助推工业化发展 |
| 二、推动县域服务业 |
| 三、壮大民营经济 |
| 四、打造特色品牌 |
| 第五节 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 |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
| 二、精准扶贫战略 |
| 三、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
| 第六节 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 |
| 一、人才强县战略 |
|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 |
| 三、注重宣传推广 |
| 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全国行政区划(2015年底) |
| 附表2 2014年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100强排名 |
| 附表3 2016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目的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 |
| 1.2.1 相关概念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2 相关基础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区域发展理论 |
| 2.1.2 产业集群理论 |
| 2.1.3 空间组织理论 |
| 2.1.4 城乡发展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理论 |
| 2.2 县域经济及“农三化” |
| 2.2.1 县域经济的概念内涵 |
| 2.2.2 县域经济的类型与特征 |
| 2.2.3 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
| 2.3 工业集中区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3.1 工业区位与工业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2 城市与工业组织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3.3 工业集中区的相关研究 |
| 2.3.4 新型工业化的相关研究 |
| 2.4 产城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 2.4.2 相关研究对象的“多个类型” |
| 2.4.3 产城空间研究的“基本视角” |
| 2.5 本章小结 |
| 3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内涵解析与实践经验 |
| 3.1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 |
| 3.1.1 分工的思想与逻辑 |
| 3.1.2 分工与融合的辨析 |
| 3.1.3 产城融合发展的时代诉求 |
| 3.1.4 产城融合发展的价值内涵 |
| 3.2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演化机制 |
| 3.2.1 分工细化、深化与产业集群 |
| 3.2.2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区重构 |
| 3.2.3 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农业产业化 |
| 3.2.4 区域多样化与地方网络效应 |
| 3.3 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基本动力 |
| 3.3.1 政策制度 |
| 3.3.2 社会协同 |
| 3.3.3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设施 |
| 3.4 国内外典型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 |
| 3.4.1 日本筑波科学城 |
| 3.4.2 寿光农业科技园 |
| 3.4.3 德国鲁尔工业区 |
| 3.5 本章小结 |
| 4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现状特征与发展审视 |
| 4.1 研究区域本底概况 |
| 4.2 关中地区县域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
| 4.2.1 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 |
| 4.2.2 改革开放时期—20 世纪末 |
| 4.2.3 进入新世纪以来 |
| 4.3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现状特征 |
| 4.3.1 产业发展 |
| 4.3.2 空间特征 |
| 4.3.3 基本类型 |
| 4.3.4 阶段判识 |
| 4.4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发展审视 |
| 4.4.1 产业规模效应 |
| 4.4.2 社会发展水平 |
| 4.4.3 相关困境制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产城融合视域下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总体发展评价 |
| 5.1 评价思路与评价流程 |
| 5.1.1 评价思路 |
| 5.1.2 评价流程 |
| 5.2 指标体系设计与原则 |
| 5.2.1 相关文献梳理 |
| 5.2.2 指标设计原则 |
| 5.2.3 指标体系构建 |
| 5.3 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
| 5.3.1 评价方法 |
| 5.3.2 评价标准 |
| 5.4 产城融合发展评价 |
| 5.4.1 产城融合发展的总体评价 |
| 5.4.2 工业类产业园区发展评价分析 |
| 5.4.3 涉农类产业园区发展评价分析 |
| 5.4.4 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评价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产业路径选择 |
| 6.1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的发展机遇与目标导向 |
| 6.1.1 区域发展机遇 |
| 6.1.2 区域产业网络 |
| 6.1.3 产业空间结构 |
| 6.2 工业类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路径 |
| 6.2.1 产业升级路径 |
| 6.2.2 产业互动机制 |
| 6.2.3 典型实践研究 |
| 6.3 涉农类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路径 |
| 6.3.1 产业发展路径 |
| 6.3.2 产业融合机制 |
| 6.3.3 典型实践研究 |
| 6.4 能源化工类产业园区的产业发展路径 |
| 6.4.1 产业转型路径 |
| 6.4.2 产业联动机制 |
| 6.4.3 典型实践研究 |
| 6.5 本章小结 |
| 7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规划模式 |
| 7.1 工业集中区规划实践及范式转变 |
| 7.1.1 规划发展与实践 |
| 7.1.2 规划认识的更新 |
| 7.1.4 规划转型的机制 |
| 7.2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 |
| 7.2.1 空间布局与形态 |
| 7.2.2 产城空间的组织群落 |
| 7.2.3 典型类型的空间模式 |
| 7.3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规划框架 |
| 7.3.1 空间规划目标 |
| 7.3.2 空间规划路径 |
| 7.3.3 典型类型探讨 |
| 7.4 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保障措施 |
| 7.4.1 加强协同发展 |
| 7.4.2 统筹产业政策 |
| 7.4.3 完善服务平台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语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附件1 陕西省开发区、县域工业集中区一览表 |
| 附件2 功效函数计算数据 |
| 图表目录 |
|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6）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的研究 |
| 1.2.2 关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研究 |
| 1.2.3 以往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
| 1.3 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 |
| 2.1 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列主义关于区域经济布局的基本理论 |
| 2.1.2 西方主要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2 以内陆地区为重点，各地区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1949——1978） |
| 2.2.1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 |
| 2.2.2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
| 2.3 以东部沿海为重点，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思想（1978—1991） |
| 2.3.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
| 2.3.2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 |
| 2.4 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1991—2003） |
| 2.4.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确立 |
| 2.4.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 |
| 第3章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 |
| 3.1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的现实背景与理论依据 |
| 3.1.1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现实背景 |
| 3.1.2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理论依据 |
| 3.2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 |
| 3.2.1 初步探索阶段 |
| 3.2.2 发展丰富阶段 |
| 3.2.3 整体完善阶段 |
| 3.3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
| 3.3.1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科学内涵 |
| 3.3.2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 |
| 第4章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 |
| 4.1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
| 4.1.1 西部大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2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 |
| 4.1.3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意义 |
| 4.2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
| 4.2.1 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中主要问题 |
| 4.2.2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启动 |
| 4.2.3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 |
| 4.3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
| 4.3.1 东部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2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优势 |
| 4.3.3 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实施 |
| 4.4 中部崛起 |
| 4.4.1 中部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 |
| 4.4.2 中部崛起战略的形成 |
| 4.4.3 中部崛起战略的主要任务 |
| 4.4.4 中部崛起的战略意义 |
| 第5章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途径 |
| 5.1 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
| 5.1.1 加快革命老区的发展 |
| 5.1.2 加快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
| 5.1.3 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
| 5.2 划分主体功能区 |
| 5.2.1 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的背景和形成过程 |
| 5.2.2 主体功能区的类型 |
| 5.2.3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的重要意义 |
| 5.3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
| 5.3.1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
| 5.3.2 加强城市群的发展 |
| 5.3.3 加强县域经济的发展 |
| 5.4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经济圈和经济带的发展 |
| 5.4.1 我国主要经济圈和经济带发展现状 |
| 5.4.2 经济圈和经济带的发展方向 |
| 第6章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及其前景展望 |
| 6.1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特点 |
| 6.1.1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更具时代性 |
| 6.1.2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更具可操作性 |
| 6.1.3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更具科学性 |
| 6.1.4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更具系统性 |
| 6.1.5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更具主动性 |
| 6.2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与挑战 |
| 6.2.1 生命周期理论与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的区域病 |
| 6.2.2 梯度理论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贫富群体、地区的固化 |
| 6.2.3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规律之间的矛盾 |
| 6.2.4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 |
| 6.2.5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对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冲击 |
| 6.3 加强党的建设，统筹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
| 6.3.1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统筹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前提 |
| 6.3.2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统筹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基础 |
| 6.3.3 加强党的创新能力建设是统筹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动力 |
| 6.3.4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统筹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论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县域经济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选题的前沿性 |
| 1.6.2 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
| 1.6.3 在实证上有所创新 |
| 1.6.4 在政策上有所创新 |
| 1.6.5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与实践:国内外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
| 2.1 引言 |
| 2.2 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及其对县域经济的启示 |
| 2.2.1 关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经典理论 |
| 2.2.2 关于区位布局传统理论 |
| 2.2.3 关于空间经济组织的理论 |
| 2.2.4 区域核心竞争力理论 |
| 2.2.5 县域经济发展经典理论的评述 |
| 2.3 发达国家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 |
| 2.3.1 美国的县域发展 |
| 2.3.2 法国的县域发展 |
| 2.3.3 日本的县域发展 |
| 2.4 国内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
| 2.4.1 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解析:基于系统论的分类 |
| 2.4.2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解析 |
| 2.5 启示与借鉴 |
| 2.5.1 国外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借鉴 |
| 2.5.2 国内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启示 |
| 第3章 “中部崛起”与湖北县域经济发展 |
| 3.1 引言 |
| 3.2 “中部崛起”的历史背景 |
| 3.2.1 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 |
| 3.2.2 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 |
| 3.2.3 中部地区发展的困境:"中部塌陷" |
| 3.2.4 中部地区的发展趋势:"边缘化" |
| 3.3 “中部崛起”战略的现实背景 |
| 3.3.1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的背景 |
| 3.3.2 “中部崛起”战略的区域定位 |
| 3.3.3 “中部崛起”战略的发展策略:“点-轴”开发模式 |
| 3.4 “中部崛起”与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
| 3.4.1 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推进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 |
| 3.4.2 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形成重要支撑 |
| 3.5 小结 |
| 第4章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历史演化与现状特征 |
| 4.1 引言 |
| 4.2 湖北省县域分布的基本情况 |
| 4.2.1 湖北县域地理分区 |
| 4.2.2 湖北县域人口分区 |
| 4.2.3 湖北县域自然资源分区 |
| 4.2.4 湖北县域生态资源分区 |
| 4.3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化:1978-2008 |
| 4.3.1 第一个时期:县域经济起步阶段(1978-1981年) |
| 4.3.2 第二个时期:县域经济快速改革阶段(1982-1992年) |
| 4.3.3 第三个时期:县域经济快速成长期(1982-1992年) |
| 4.3.4 第四个时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时期(2002年至今) |
| 4.4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4.4.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1999-2008 |
| 4.4.2 当前湖北县域经济总体分析:2009 |
| 4.4.3 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分县分析 |
| 4.4.4 湖北省县域经济的比较分析 |
| 4.5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
| 4.5.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5.2 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困境 |
| 4.6 结论 |
| 第5章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评价 |
| 5.1 引言 |
| 5.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评价 |
| 5.2.1 评价指标选择 |
| 5.2.2 分析方法 |
| 5.2.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数量评价 |
| 5.2.4 县域梯度划分及结果分析 |
| 5.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空间分布评价 |
| 5.3.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3.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 |
| 5.4.1 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关系 |
| 5.4.2 研究方法 |
| 5.4.3 湖北省县域经济和市域经济耦合 |
| 5.4.4 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耦合关联的空间差异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 |
| 6.1 引言 |
| 6.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与反思 |
| 6.2.1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 |
| 6.2.2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 |
| 6.2.3 破解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困境的选择:组团发展模式 |
| 6.3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的基本理论 |
| 6.3.1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前提 |
| 6.3.2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的规律 |
| 6.3.3 县域经济组团发展“分工-合作”类型分析 |
| 6.4 案例:中原县域组团 |
| 6.4.1 中原县域经济组团 |
| 6.4.2 中原县域组团发展模式 |
| 6.4.3 中原县域组团发展成效 |
| 6.5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模式分析 |
| 6.5.1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格局 |
| 6.5.2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策略 |
| 6.5.3 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支撑体系 |
| 6.6 小结 |
| 第7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分析 |
| 7.1 引言 |
| 7.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点-轴”演化 |
| 7.2.1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点-轴”演化 |
| 7.2.2 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问格局演化的驱动因素 |
| 7.3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点-轴”布局特征分析 |
| 7.3.1 湖北省“点-轴”发展现状 |
| 7.3.2 湖北省“点-轴”发展特征 |
| 7.3.3 湖北省“点-轴”发展问题 |
| 7.4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湖北省“点-轴”空间布局评价 |
| 7.4.1 基于城市首位度的经济空间分析 |
| 7.4.2 湖北省极点城市综合实力评价 |
| 7.4.3 基于断裂点理论的经济空间分析 |
| 7.5 基于县域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空间优化路径选择 |
| 7.6 小结 |
| 第8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分析 |
| 8.1 引言 |
| 8.2 湖北省县域产业评价 |
| 8.2.1 湖北县域产业结构评价 |
| 8.2.2 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影响分析 |
| 8.3 湖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与困境 |
| 8.3.1 湖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
| 8.3.2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 |
| 8.3.3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特点 |
| 8.3.4 湖北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困境 |
| 8.4 “组团发展”下湖北县域产业集群的优化 |
| 8.5 湖北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策略 |
| 8.6 小结 |
| 第9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
| 9.1 引言 |
| 9.2 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9.2.1 投资与经济增长 |
| 9.2.2 贸易与经济增长 |
| 9.2.3 制度与经济增长 |
| 9.2.4 文化与经济增长 |
| 9.3 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与理论命题 |
| 9.3.1 制度变迁因素 |
| 9.3.2 资本因素 |
| 9.3.3 产业结构因素 |
| 9.3.4 自然与区位因素 |
| 9.3.5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三个理论命题 |
| 9.4 湖北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9.4.1 模型 |
| 9.4.2 数据的来源 |
| 9.4.3 变量涵义及选择依据 |
| 9.4.4 实证分析 |
| 9.4.5 模型分析 |
| 9.5 结论 |
| 第10章 基于组团发展的湖北省县域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
| 10.1 引言 |
| 10.2 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行政体制约束分析 |
| 10.2.1 “市管县”体制:围绕县域经济发展的四个悖论 |
| 10.2.2 “省管县”的可行性 |
| 10.2.3 湖北省的"省管县"改革 |
| 10.3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影响 |
| 10.3.1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积极影响 |
| 10.3.2 “省管县”体制对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的消极影响 |
| 10.4 县域经济集群发展下政府协作的博弈分析 |
| 10.4.1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假设 |
| 10.4.2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构建 |
| 10.4.3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分析 |
| 10.4.4 基于博弈模型的促进县政府之间合作的创新策略解析 |
| 10.4.5 县域经济协作博弈结论 |
| 10.5 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协作模式选择 |
| 10.5.1 大都会区政府协作模式 |
| 10.5.2 国内县政府间自主协调模式: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例 |
| 10.5.3 省级政府派出机构协调模式:以长株潭一体化为例 |
| 10.5.4 联合党委领导下的协调模式:以乌昌一体化为例 |
| 10.6 湖北省县域经济集群发展中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
| 10.6.1资源整合机制 |
| 10.6.2 利益分配机制 |
| 10.6.3 有效监督机制 |
| 10.6.4 政府考核机制 |
| 10.6.5 推动撤县设区，促进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 |
| 10.6.6 加快区域性设施网络建设，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 |
| 10.7 小结 |
| 第11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的意义与目的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1.3 选题的目的和创新点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系统抽象方法 |
| 1.2.2 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2.3 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3.1 国外研究状况 |
| 1.3.2 国内研究状况 |
| 2 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对外开放基本理论和战略意义 |
| 2.1 中国边境地区县域经济的内涵和理论 |
| 2.1.1 县域经济 |
| 2.1.2 边境地区县域经济 |
| 2.2 新疆沿边开放和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 |
| 2.2.1 沿边开放基本要义 |
| 2.2.2 我国沿边开放的基本格局 |
| 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对外开放现状及战略格局 |
| 2.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对外开放现状 |
| 2.3.2 对外开放战略格局 |
| 2.4 沿边开放在发展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
| 2.4.1 沿边开放战略在发展新疆经济中的特殊地位 |
| 2.4.2 沿边开放战略在发展新疆经济中的意义 |
| 2.4.3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分布 |
| 2.4.4 发展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推动沿边开放的重要性 |
| 3 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概况和对外开放 |
| 3.1 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分析 |
| 3.1.1 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
| 3.1.2 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
| 3.2 新疆边境地区县（市）对外开放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
| 3.2.1 经济发展缓慢，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 3.2.2 基础设施不完善，发展资金不足 |
| 3.2.3 口岸管理滞后，边贸政策和贸易环境不规范 |
| 3.2.4 边贸作用不明显，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较低 |
| 3.2.5 地方与兵团各自为政，相互协作和沟通的难度大 |
| 3.3 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案例分析 |
| 3.3.1 塔城市与巴克图口岸的对外开放型经济发展 |
| 3.3.2 霍城县和霍尔果斯口岸对外开放型经济发展 |
| 4 发展边境县域经济提高对外开放型经济水平 |
| 4.1 建设服务型县域政府，改善边境投资环境 |
| 4.1.1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思路 |
| 4.1.2 通过改革解决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
| 4.1.3 改善投资环境，实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
| 4.1.4 加快发展边境地区特色产业, 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
| 4.2 兵地合作，共同构筑向西开放平台 |
| 4.2.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情况 |
| 4.2.2 加强兵团与地方的合作。把重点边境县（市）作为沿边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加快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 |
| 4.2.3 加强城镇（团场）建设，共同构筑向西开放平台 |
| 4.3 加强“兴边富民”、“金边工程建设”，推进沿边建设和谐发展 |
| 4.3.1 全面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和金边工程 |
| 4.3.2 推进沿边建设和谐发展 |
| 4.4 构建县域绿色城镇，实施边境旅游开发战略，大力发展跨国边境旅游 |
| 4.4.1 构建边境地区绿色城镇 |
| 4.4.2 构建边境地区“文化经济” |
| 4.4.3 实施边境旅游开放战略，大力发展跨国边境旅游 |
| 4.5 加快边境口岸建设，大力发展多元化的边境贸易与民族互市贸易 |
| 4.5.1 加快边境口岸建设 |
| 4.5.2 将中心城市的对外开放和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
| 4.5.3 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中亚国家次区域经济集团 |
| 4.5.4 大力发展多元化的边境贸易与民族互市贸易 |
| 4.6 建立外贸出口加工基地和服务贸易中心 |
| 4.6.1 外贸出口加工基地建设 |
| 4.6.2 服务贸易中心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市场为主的生产力布局优化中县际利益平衡激励制度研究 ——从黔西南企业投资主体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1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区域政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目标及意义 |
| 1.4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创新 |
| 1.5 研究方法 |
| 2 激励约束政策所使用的理论 |
| 2.1 市场运行理论 |
| 2.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产业集群和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2.4 经济发展差异和趋同理论 |
| 2.5 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内容 |
| 3 市场条件下的区域经济政策、县际利益平衡与企业投资 |
| 3.1 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原因和方式 |
| 3.2 区域经济政策工具 |
| 3.3 国外区域政策的特点及其借鉴 |
| 3.4 区域经济政策与县际利益平衡 |
| 3.5 县际利益平衡与企业投资 |
| 4 黔西南州产业发展的现状、条件、前景研究 |
| 4.1 产业发展现状 |
| 4.2 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 黔西南州产业发展所处的环境 |
| 5 市场为主的生产力布局优化与企业投资、激励约束政策效果分析 |
| 5.1 市场为主的生产力布局优化与县际利益平衡 |
| 5.2 重点发展的行业 |
| 5.3 现行的激励约束政策 |
| 5.4 现行激励约束政策的效果分析 |
| 6 市场条件下的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研究与企业投资 |
| 6.1 黔西南州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现状及主要问题 |
| 6.2 财税政策、县际利益平衡与企业投资 |
| 6.3 企业发展金融支持不足的主要原因 |
| 6.4 企业需求的金融政策建议 |
| 7 市场条件下的产业资本积累及招商引资政策、产业发展硬件环境研究与企业投资 |
| 7.1 生产力要素流动与县际利益平衡 |
| 7.2 黔西南州各县产业资本积累及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 |
| 7.3 黔西南州产业资本积累招商引资的政策建议(从企业投资的角度) |
| 7.4 黔西南州产业发展硬件环境现状 |
| 7.5 黔西南州产业发展硬件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 |
| 7.6 产业发展的硬件建设政策建议(从企业投资的角度)与县际利益平衡 |
| 8 结论及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建议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西部大开发中县域经济所有制结构必须进行战略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蔡新良.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D]. 宋永永.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4]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李彦博. 武汉大学, 2017(06)
- [5]关中县域工业集中区产城融合发展路径及规划模式研究[D]. 段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02)
- [6]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7]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D]. 易大东. 湘潭大学, 2012(02)
- [8]“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省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D]. 胡灿伟. 华中农业大学, 2011(04)
- [9]新疆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对外开放研究[D]. 盛晓阔. 新疆师范大学, 2010(03)
- [10]市场为主的生产力布局优化中县际利益平衡激励制度研究 ——从黔西南企业投资主体的角度[D]. 李宝贵. 贵州大学, 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