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西方父母这样养孩子

一、元旦,西方父母如此育儿（论文文献综述）

张馨月^[1]（2021）在《沈阳市生育福利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2019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创下建国以来历史最低的1.048,新出生人口也达到最低点1465万人。为缓解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在2013年提出了放宽生育政策,并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辽宁省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27.9万,出生率为6.9‰位列全国最低,人口自然增长率-0.03‰。低出生率已经成为辽宁省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出生人口的减少对于对辽宁省未来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2019年,目前沈阳市人口已突破800万,2019年底沈阳市出生率为8.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沈阳市作为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极具代表性,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本文以沈阳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沈阳市不同职业适龄人群进行生育意愿调查,调查育儿支出占家庭支出比例、对育儿数量的期望、不同性别照顾孩子时间、采用托幼服务的比例、对陪产假时长的期望等。对调查结果分别进行分析,引出我国生育福利背后存在的问题。具体分析了育儿经济成本高缺少育儿补贴、公共托幼供给不足、缺少父育假、医疗资源紧张、福利政策落实不到位、公共设施不完善等问题。针对问题,本文指出了国家政策与社会支持两方面原因,通过对照日本和瑞典家庭生育福利,总结其对我生育福利政策的启示。并提出完善我国生育福利的措施,包括完善家庭生育福利政策、优化公共托幼服务、设置父育假、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规划社会基础母婴设施、保障女性与儿童的权益这六个方面。

师林涛^[2]（2021）在《南京国民政府儿童年体罚问题研究（1935-1936）》文中研究说明为谋取儿童福利,国民政府将1935年8月至1936年7月31日定为“全国儿童年”,并成立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统领各省市县的儿童年的各项工作。按照既定的程序,儿童年实施委员会在全国各个地方开展了许多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提倡废止儿童体罚,解除教育上关于儿童的一切束缚。为将此项工作落到实处,儿童年实施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去推进废止体罚,如设置儿童问题播音讲座、印发儿童问题宣传册、成立儿童问题咨询处、组织各地父母会等。除此之外,儿童年实施委员会还呈请教育部下令废止体罚。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局组织小学教育研究会研究讨论“小学废止体罚并解除儿童一切束缚”等问题。一时之间,地方政府、教育局、社会局、儿童年实施委员会通力合作,出台了多项措施整治施行体罚的学校以及教师。各地报刊特设儿童年专刊或儿童栏目报道儿童主题,研究讨论如何废止儿童体罚问题。许多教育改革家和一线教师也积极响应参与,各抒己见,社会呈现出讨论热潮,形成了多份研究报告。教育部汇总各地的研究报告,汇编成《全国小学废止体罚解除一切束缚研究报告》,通令各地教育局切实遵行废止体罚。儿童年的废体罚运动,是一场由官方主导在社会领域实施的儿童保护运动。在官方的支持下,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废止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在社会上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国民思想层面,唤醒社会大众关心儿童教养,号召采用感化的方式训导儿童,切实承担起保护儿童的重任。在实践层面,儿童年废体罚运动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成立父母会,教导家长学习新知识,成为合格的现代父母。在学校领域,建立校长负责制和督导巡查制来推动体罚的废止。经过一年的废体罚运动,各地的公开的体罚现象基本消失,逐步建立起新式训育制度。但儿童年的废体罚运动受制于经费、人力、时代等诸多因素,未彻底完成其设定的目标,仍需要长时间去努力。

寇文亮^[3]（2021）在《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幼儿教师教育始于清末,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科是清末留给幼儿教师教育的一份特别遗产。民初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在培养幼儿教师方面的职能并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逐渐发展为以女子中学为主。从学习日本到学习欧美,甚至达到移植照搬程度,是清末民初幼儿教师教育的突出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理念激荡了幼儿教师教育独立举办热情;幼儿教育中国化、平民化及科学化追求,直接导致了幼儿教师教育改革方向的确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流入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活教育、儿童中心论、行为主义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指导理论,为幼儿教师教育独立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和单相性教育实验为幼儿教师教育实验提供了借鉴与方法助力;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期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发展困境,需要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其指明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幼儿教师教育实验肇始之成因和依凭。“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幼儿教师教育在学制系统中获得了独立的合法地位,但是其办学体制、招生起点、修业年限、课程教学等内容并未配套公布,这就强化了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迫切性,也给专家学者们留下了较大的实验探索空间。于是,一场旨在摆脱传统女学影响和外国幼儿教师教育影响,探索中国化、科学化、平民化独立的现代幼儿教师教育之路的教育实验就此展开。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及张宗麟等相互启发,各自独立地主持了不同的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包括综合性实验和单项实验,探索发现了幼儿教师教育全领域全方位规律,几乎覆盖了幼儿教师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对于促进民国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构,起到了根本性、关键性及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图景和内在规律;梳理了这些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民国时期教师教育和教育实验研究视域和内容;分析了提升幼儿教师现代化、专业化水平实现路径;探索挖掘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于新时代我国幼儿教师教育的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本研究以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及史料,介绍归纳了研究理论及方法、研究思路及结构设计、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正文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发生学方法为理论指导,以耗散结构理论作为论文设计支持,以实验教育学作为论文分析学科依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促发因素的梳理,分析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尤其是民主科学理念对于教育实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促进作用;分析了清末民初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教育转型发展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呼唤与促进;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主体对于外国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吸收和批判以促进实验理性形成的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综合性和单项性教育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激荡促进过程,以及在目标内容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二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主体内容。本研究根据史实、典型性及其重要程度,筛选了偏于综合的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以及偏于单项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法实验,并进行了研究与阐释。体制和学制实验包括“中心幼稚园”体制实验、平民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实验、高级中等教育层次的幼儿教师教育机构的学制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实验问题的发现、梳理及确立过程;分析了中国化、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体制和学制建构的实验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分析了平民化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中国化、科学化的乡村幼儿教师培养体系建设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创新性推动作用;深描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的双轨之路体制实验过程。课程实验筛选了“生活教育”课程实验、“行为课程”组织实验、“活教育”课程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起因和确立过程,梳理了民国时期生活教育、行为主义和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的目标确立、内容选择、分类和结构化、组织实施过程;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实验对于幼儿教师教育典型课程理论建构、课程体系建立与完善的促进过程,以及对于幼儿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筛选了“艺友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半道尔顿制”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实验问题发现的出发点、坐标和聚焦过程;梳理了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理论依据;分别梳理归纳了各个教学组织形式实验的目标、内容、实施过程,分析了其对中国化、平民化、科学化及规范化的幼儿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幼儿教师教育理论独立性建构所起到的关键性促进作用。由于教学方法实验与教学组织形式实验在民国时期区分困难,且内容较少,实验特征不明显,因此,以张雪门实习教学方法实验为例,分析和梳理了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方法的缘起、表现形式以及实习教学实验问题的确立过程;梳理了张雪门幼儿教师教育实习教学方法实验的理论依据、实验的目标、实验的内容及结果与影响。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七章,阐释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的评价以及时代启示,总结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推动中国现代幼儿教师教育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推动幼儿教师教育中国化、规范化制度建立、推动幼儿教师教育课程教学体系科学化、专业化提升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调查分析了当前乡村幼儿园园长教师队伍专业化、保教过程科学化建设缺陷和提升需求,阐释了目前幼儿教师教育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回应不足之处;分析了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对新时代幼儿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幼儿教师教育升格中的内核独特性坚守及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精神方法技术弘扬借鉴的启示作用。

李晓宁^[4]（2020）在《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近郊兴建了大量的高层商品楼小区,众多居民从内城迁往城郊的商品楼住宅区。这些新兴城市社区是居民交流关系生成的重要文化空间,本文以北京的方庄小区为个案,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生动的个人叙事,主要从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探究社区居民的居住关系。地处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的方庄小区是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正式批准开发建设的高层集合住宅小区。1992年全部完工的方庄是当时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住宅区,也是北京市最早对个人和外籍人士销售商品房的住宅区。它所代表的是在各个城市周边开始发生的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民集聚于同一社区的新型居住关系。方庄小区是由原地的农民、个人置业者、带有企业和单位分配住房政策性质的集团购房者所共同组成,这种居住关系的生成,意味着全体居民将要经历一个社区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公共文化实践的过程。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像原来所在村落那样成为一种绝对的需要,不同的年龄群体或者性别群体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构成各自的日常交流方式。在社区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中,不同的交往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设置了几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研究:家庭生活需求的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个人娱乐需求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服务性的社区公益活动的参与和社区认同,基于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对于社区认同的作用。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不依赖但也不能完全离开居住社区。从个人层面来看,拥有不同的业余爱好与修养背景的居民结成形式多样的趣缘群体。参与个人喜爱的兴趣团体成为个人融入社区的重要方式。此外,社区新型居住关系的建构离不开居民自觉自愿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公益活动,做出各种实际的奉献。居民自发创作关于社区生活的文艺作品包含居民的真实感受与想象,这些文艺作品激发了人们关于社区的想象,从而增进了对社区的认同。城市社区居民进行着形式多样的日常交流实践,这些交流既满足着家庭生活的需求,也满足着个人娱乐休闲的需要。居民在社区公益活动参与中获得个人成就感与社区认同感,活动参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社区生活催生人们的文艺创作,这些包含真实与想象的创作促进对社区共同体的想象,从而达成认同。不管个人生活还是家庭生活都无法脱离社区,基于不同需求的交流实践构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虽然方庄小区具有特殊性,居民构成关系呈现多元特征,因其成立时间较早,人们经历了比较充分的社区公共生活秩序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注意到家庭在社区日常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在未来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民俗学以城市居民小区为单元进行研究是可靠且具有操作性的一种方法。从文化交往的意义,关注居民如何积极建立互动合作和相互服务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传统的居住关系在蜕变为一种新型居住关系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生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如何通过交流实现认同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将个案置于整个中国城市发展中,民俗学应该关心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如何创造自己满意的生活,他们不断提出新需求从而建立了当前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与日常生活交流方式。

刘丽丽^[5]（2020）在《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志愿行动是以促进不特定人群在知识建构、品德修养、人格形成、心理健康等方面获得成长的志愿行动,自愿性、非营利性和教育性是教育志愿行动的本质特征。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支撑是志愿精神,志愿精神是人类公共精神的汇聚,是公民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人类在反思现代性问题后所追求的价值。大力推动教育志愿行动能够促进志愿精神扎根社会生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不仅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为弱势儿童群体提供个性化支援方案,还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大学生教育志愿者的高尚行为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有道德的生活和完满生活。本研究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为研究对象,以人本主义激励理论为理论基础,采取中日比较的视角,重点剖析两国在激励机制方面的优势与不足,探索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路径。激励机制是激励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手段、环节等制度安排的总称,是用一系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激励空间维度、激励时间维度和激励逻辑维度三个维度。按照上述三个维度分析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激励机制,具体包括动员方式、法制环境、价值认同、动机管理、运行手段、评估反馈、保障奖励,这构成了本研究分析中日两国优势、不足及提出策略的基本框架。采用文本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的思想源流、实践演进历程、法制建设情况及政策措施实施情况。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中日两国选取12所大学收集样本,共收集问卷样本442份,访谈样本176份,作品样本201份,撰写参与观察日志3万余字。研究发现,中日两国在建构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方面各有千秋,批判性地吸取日本经验有利于不断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动机培育兼顾个人与集体、统筹调配物资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优势,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过强、法制环境有待完善、自我价值认同困难、大学生志愿组织专业化不足、评估反馈不畅及保障不够充分是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日本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动机模糊现象突出、组织架构不健全及监管有余评估不足。本研究在分析双方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简政放权激活民间志愿组织活力等完善我国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的策略。高明的激励策略应能够促使志愿者不断追求“超越自我”,让志愿行动成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与自我融合,成为个体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徐斯琳^[6]（2020）在《民国时期上海女西医研究（1919-1937）》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教育、西式观念的传入、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女西医开始出现。女西医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女性团体,充分展现了其为社会所接纳的历史过程,在社会舆论以及女子自身意识提升的背景之下,女西医的规模在五四运动后进一步扩大。女西医通过在国内医学校就读或者出国留学掌握了现代化的医学知识,成长为了具备专业知识的职业女性。女西医在执业过程中也遇到不少的优势和障碍,最后,女西医凭借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活动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络。民国时期女西医群体的形成,一方面表现为开始形成鲜明的社会形象和自我意识,包括男女平等观点、团体的职业化,外部对女西医的认同等。另一方面,虽然女西医在五四运动后已经成为受人尊重、为人钦羡的一种女性职业,但性别问题所带来的职业障碍和困惑,包括观念、婚姻、工作中的差别待遇,实际上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职业女性所面临的长期的、永恒的话题。

李丹^[7]（2020）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研究》文中提出人口政策关乎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需要随着人口形势与社会发展适时予以决策和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对改善我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但是近年来随着人口低迷增长,日益突显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迫使国家按照人口发展规律对人口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直至“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然而“二孩”政策推行至今,却并未取得预期的人口增长效果,这一现象引发广泛关注。育龄女性作为生育二孩的主力军,她们的生育意愿将对生育实践产生直接影响,并左右最终生育结果。在我国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小城市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考虑到小城市庞大的人口基数,研究小城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将对提高二孩生育率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生育政策提供宝贵资料。本研究中,笔者将研究地点选择为具备小城市特点的珲春市,选取已婚且育有一孩的2044岁育龄女性作为调查群体,应用适度人口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进行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同时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不断借鉴比对,对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进行研究,对她们生育意愿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探讨。调查发现:即使育龄女性有二孩生育意愿也并不一定带来二孩生育行为;较弱的生育意愿会限制生育实践,并且会导致较低的生育结果。育龄女性自身方面原因如:超过最佳的生育年龄、痛苦的一孩生育经历、不良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家庭方面原因如:较低的家庭收入、繁重的儿童抚育投入等;社会支持方面原因如:不完善的配套薪资福利待遇、受阻碍的职场发展、低比例的医疗报销等,都会降低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而不够理想的一孩性别、期望的二孩属相、家人的赞成态度、长辈在育儿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对良好家庭氛围的追求等,则会成为女性选择继续生育的有利支撑。当问及期待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后续做哪些方面跟进与完善时,大多数育龄女性对于养育二孩时的医疗报销比例、育儿支持、教育补贴、产假时长、福利津贴等方面的呼声较高。笔者认为这是在进行提高生育率的探讨时可以纳入考虑的一部分。

张思思^[8]（2020）在《战争、政治与女性：《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研究（1943-1949）》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妇女》是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妇女刊物,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动员妇女的优秀刊物的代表。它诞生于国统区妇女刊物最为匮乏之际,承载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妇女进行社会动员的伟大使命。该刊前后坚持长达六年,见证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转向近代的众多重要时刻。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方针与政策,不断宣传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不仅宣传带领妇女争取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而且以自己有力的舆论多次领导妇女参与到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及专制统治等运动中,为实现妇女自我解放以及民族解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取得抗战胜利以及妇女解放的重要因素,而报刊作为重要的动员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的动员之中,研究报刊视野下的动员内容成为解开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动员全貌的关键。本文以《现代妇女》为考察中心,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统计学等方法,着重阐述抗日战争后期以及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现代妇女》对国统区妇女进行动员的内容、方式和特点,并系统总结动员效果以及客观评价整个动员工作中存在的局限性。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该刊的整体介绍,包括创刊背景、宗旨、发行情况、编作者群以及主要栏目内容。第二部分是考察该刊进行妇女社会动员内容的侧重点。笔者提炼了该刊进行妇女动员的三个关键点,分别是破旧、立新与博爱。破旧意味着动员妇女摆脱封建束缚,争取更多权利,偏向于妇女自我解放;立新则是一改妇女很少过问政治与国家大事的传统,动员妇女参与到国家救亡与政治斗争中,激发妇女的民族意识与主人翁意识;博爱是动员妇女在战乱年代,发扬女性博爱温柔的特质,积极致力于对难童、抗属、妓女群体的救济。第三部分论述该刊动员的方式及策略,通过多种灵活且科学的动员策略,向世人展示了舆论引导下动员的魅力,为开展妇女社会动员奠定了重要基础。第四部分是对该刊妇女社会动员的评价,不仅有力打击了社会对妇女就业的歧视、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而且提高了女性政治参与度。然而,梳理该刊取得的妇女动员成绩时,也不难看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舆论更多偏向国家层面、对中下层妇女及少数民族妇女动员广度与深度不够等。但无论如何,该刊都是妇女社会动员的优秀刊物,对妇女解放、民族解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郭木子^[9]（2020）在《班级家委会参与幼儿园大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文中认为家长委员会作为家长参与学校的重要途径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近年来,在教育部门的推动和支持下,一些地方的幼儿园也通过建立班级家长委员会促进家园共育,班级家委会成了密切家园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建设好班级家长委员会对于拓展教育资源,增添教育活力,促进家庭教育,形成教育合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基于已有研究和社会现实发现,班级家委会往往以幼儿园大型活动为契机参与到家园活动中,其间涉及到与教师、班级其他家长的权力互动与博弈过程。因此,家委会参与幼儿园活动绝非一件纯教育的事情,而是在教育场域中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形成动态的权力网络的过程。本研究以教育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用田野观察走进了 X园的家园共育大型活动中,综合运用了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以及个案研究法,对某大班家委会参与其间的过程进行了观察与探究。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和微观权力理论,将表层现象与社会动因联系起来,挖掘背后的行动逻辑。从社会学的学科视野出发,家委会在参与幼儿园活动中的行动是复杂的,所以本研究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路径,把家委会参与幼儿园两次大型活动的过程作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两个案例过程的展开和分析,以期将该园班级家长委员参与幼儿园大型活的微观权力情形呈现在读者面前。本论文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一部分为再现家委会参与活动的情景:通过再现幼儿园开展大型活动的具体情景,详细描述了活动方案的筹划、参与角色的分配、活动中的沟通与互动这三面内容,呈现了家委会参与其间的真实样态,感知与洞察班级教育场域中隐藏的权力网络。第二部分为剖析家委会参与活动中的微观权力。透过班级教育场域中权力网络的视角,发现班级家委会参与活动的过程,实质上是家委会与教师、家委会委员之间、家委会与班级其他家长的权力博弈的过程。因此,该部分基于不同的互动对象,依次分析了家委会与各主体的权力关系。教师与家委会是规训是妥协的关系、家委会委员间是资源的争夺关系、家委会与家长间则呈现出工具性交往的关系,家委会的权力在不同情境中不断的运转着。第三部分为探寻影响家委会参与的因素。首先,社会资本是场域中权力竞争的筹码,对影响家委会的参与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教师凭借着知识-文化资本领导着家委会,各委员又凭借着各自的社会资本进行着利益的争夺。其次,在家园活动经验中沉淀下来和内化为心态结构的“惯习”也影响着家委会的参与。班级各主体对家委会的认知和已形成的科层制结构强化着家委会的被动参与模式。最后,班级家委会规章制度的建设情况是影响家委会参与的外部因素。由于缺乏了规章制度的规范作用,家委会委员参与的随意化、利己化成为了可能。第四部分为反思与讨论家委会的参与现状。通过前三部分对家委会参与现状的分析,反思当前家委会参与中出现的种种“背离初衷”的问题:教师与家委会不平等的地位长期存在;家委会委员利用权力谋求非公正的利益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家委会参与的平等、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张瑜^[10]（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二、元旦,西方父母如此育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元旦,西方父母如此育儿（论文提纲范文）

（1）沈阳市生育福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南京国民政府儿童年体罚问题研究（1935-1936）（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上海女西医研究（1919-1937）（论文提纲范文）

（7）“全面二孩”政策下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战争、政治与女性：《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研究（1943-1949）（论文提纲范文）

（9）班级家委会参与幼儿园大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四、元旦,西方父母如此育儿（论文参考文献）

• [1]沈阳市生育福利问题研究[D]. 张馨月.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1)
• [2]南京国民政府儿童年体罚问题研究（1935-1936）[D]. 师林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民国时期幼儿教师教育实验研究[D]. 寇文亮. 河北大学, 2021(09)
• [4]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D]. 李晓宁. 山东大学, 2020(07)
• [5]中日大学生教育志愿行动激励机制比较研究[D]. 刘丽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6]民国时期上海女西医研究（1919-1937）[D]. 徐斯琳. 暨南大学, 2020(04)
• [7]“全面二孩”政策下珲春市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研究[D]. 李丹. 长春工业大学, 2020(01)
• [8]战争、政治与女性：《现代妇女》社会动员研究（1943-1949）[D]. 张思思. 河北大学, 2020(08)
• [9]班级家委会参与幼儿园大型活动的社会学研究[D]. 郭木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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