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hina's import tax adjustments of some metals starting from 2001(论文文献综述)
田野[1](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认为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蒋捷媛[2](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蔡文心[3](2019)在《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国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进一步的关注。那么,中国主要污染物变化是否是由于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如果国际贸易对中国主要污染物变化有影响,其作用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又有怎样的影响?目前文献中尚缺少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论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中国环境污染数据,实证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的作用机制。首先,论文基于Levinson(2009)的理论分解模型,把单一国别的分解模型拓展到全球多国别和多污染物排放的研究当中,把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解成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三种效应,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分析框架和基础。随后,论文以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结构效应机制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城市层面污染数据,把中国加入WTO作为外生的贸易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最后,论文以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技术效应为切入点,利用中国企业层面污染数据,借助于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微观企业出口行为对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论文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基于理论分解模型,研究发现全球二氧化碳、硫氧化物以及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即规模效应占主导因素,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有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其中技术效应是导致污染物排放下降的主要因素。但是,针对不同的经济体,分解结果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依赖于不同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对污染偏向型产业结构的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结构效应会导致经济体的污染物排放趋于增加;对清洁偏向型产业结构的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结构效应会导致经济体的污染物排放趋于下降。第二,中国加入WTO这一外生冲击事件对不同污染物具有不同的影响。中国加入WTO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没有对水污染物COD的排放总量产生显着的影响,却促使了主要空气污染物SO2的排放量下降。这一异质性影响主要是由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不同产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进口关税下降,其中轻工业进口关税下降幅度高于重工业,促使轻工业出口比重上升幅度较大,进而推动出口结构变得更加清洁,有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虽然出口扩张增加了污染物排放,但是更加清洁的出口结构抵消了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上升。第三,针对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出口企业的COD排放强度显着低于非出口企业,但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没有显着低于非出口企业,另一方面,企业出口行为显着降低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从企业微观角度来看,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有助于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同时也可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减少排放总量,虽然出口企业导致规模扩大,但是低的污染物排放强度或者离岸外包方式抵消了规模效应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上升,导致出口企业排放较低。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拓展了现有单国别的机制分析。论文在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的作用机制时,把对单一国别的分解研究拓展到全球和不同经济体的研究中,丰富和补充了现有文献,有助于全面考察分析全球各个国家和经济体的情况,了解研究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作用机制在全球以及各不同经济体中的异质性表现,从而能够得出更为全面和一般性的研究结论。第二,拓展了中国加入WTO影响新的研究领域。论文研究了中国加入WTO这一外生冲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拓展了现有关于中国加入WTO研究中仅从贸易角度考虑其对企业生产率、企业的出口决策、企业加成率等方面的影响,为未来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发展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三,为国际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文献提供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实证证据。论文从中国微观企业视角研究企业出口行为和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的相关性,同时分析相应的作用机制,补充了现有研究文献的空缺,为国际贸易与环境这一研究主题首次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实证证据。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论文的研究丰富和补充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论文揭示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可以为出台相关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论文揭示了国际贸易影响环境污染的微观机制,补充了现有文献的空缺,对出台影响企业清洁技术研发的创新政策和减排行为的环境监管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那振芳[4](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认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余寒[5](2019)在《美国碳约束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国征收碳关税的设想》文中认为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均衡复苏引起了发达国家的普遍担忧,从而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科技与低碳标准在后危机时代更为严格。于2009年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开始对美国进口的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这将以绿色贸易壁垒的形式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机电产品作为一种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多年来占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超过50%,美国碳关税的征收将会给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带来严重的成本负担。本文针对美国碳关税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可能的影响进行情景分析和拓展研究,并根据美国征收碳关税的设想提出应对策略和措施建议。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美国碳约束发展历程、碳关税的合法性以及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碳关税博弈。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对美贸易现状与中国机电行业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历史变化。贸易现状部分先分析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六国出口市场,进而厘清中美机电产品贸易状况,最后根据HS编码将中对美出口机电产品分为9大类,并进行总量、结构与关税分析。中国机电产品在大量出口的同时,也由于其高能耗、高碳排放而受到进口国碳约束注视。第三部分讨论了美国碳关税的征收标准,对碳关税的出口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第四部分首先对中国各类机电产品出口额与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且引入碳关税和完全碳强度计算了出口损失率;然后利用出口损失率进行碳关税下中国机电产品在美国市场的RCA指数与Rely系数变化分析;最后探究了碳关税下中国机电行业的直接碳排放强度与价格调整策略。根据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在美国碳关税下,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损失率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与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交通运输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通用和专用设备,乐器及其零附件存在出口收益率。2.在碳关税下,机电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与依赖度均会下降。3.机电行业为应对碳关税,可从能源、资本与价格的角度优化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行业协会、行业及产品层面提出了遏制与应对美国碳关税的对策和建议,如中美对话、中国贸易反制、机电行业开放创新、完善碳交易制度等,认为需要充分协调多方职能,使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有效跨越美国碳关税的绿色贸易壁垒。当前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推进我国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任务的共同实现。
潘莹[6](2019)在《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人口红利”比较优势,成功参与全球分工,促进了中国贸易发展。贸易自由化进程伴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加速,进口关税按入世要求在规定的时间线下降至较低水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采取差异化地区发展策略,以及地区间自身存在的经济历史、地理位置等差异,最终造成关税经济效应传导的地区差异性。与此同时,国内人力资本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受到部分学者关注,但目前关于此类研究大多集中在出口侧,以贸易开放度的视角研究出口贸易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很少有从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展开研究,对进一步的人力资本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研究也较少。本文基于Findlay和Kierzkowski(1983)的教育投资函数,结合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和Dixit和Grossman(1982)的多阶段连续生产理论,囊括异质性工人技能、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和全球分工等多个角度,通过数理建模首先考察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影响个体教育投资的渠道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推论。进一步的,结合全球分工理论,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在两国对称的模型下,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国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提高了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最终激励个体增加教育投资。利用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产品关税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行业就业数据展开经验研究,得到贸易自由化显着提高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并且还存在地区、行业和性别差异。利用二阶段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都表明贸易自由化深化会增加个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解构影响机制发现,贸易自由化首先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工资溢价,提高了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鼓励个体劳动者增加教育投资;其次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技能工人岗位需求,降低个体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阈值,激励个体劳动者继续学校教育。第二,贸易自由化通过鼓励个体进行教育投资,增加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由初级向高级演进,并最终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加入WTO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也就是贸易自由化程度变化更大的城市,关税削减提高城市劳动人口中大学学历人口比重会更多,贸易自由化深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分解劳动者教育结构的回归结果表明,关税削减更多的城市,关税削减降低了高中以下学历劳动比重并提高了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比重,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在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拓展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变动越大,或者说,贸易自由化深化的幅度越大,城市教育基尼系数越小,城市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趋于均等化。第三,随着贸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深化,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生产阶段向上游移动,生产所需技能强度提高,由于技能强度由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在总劳动人口中占比表示,生产阶段所代表的比较优势来源逐渐向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转变。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和WIOD数据库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技能数据,经验分析结果是,低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高行业)劳动者高等教育占比增加对行业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低的行业)更大。考虑行业技能强度与工人技能需求匹配,将行业进行分类后分析,发现在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受高等教育工人占比的增加会显着提升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而受初等教育工人占比增加则会显着提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基于以上的主要结论,我们得到的主要的政策建议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提升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的先进性是以生产要素的先进性为基础的(张幼文,2015),寻求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持。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通过提高行业内技能工人的技能溢价和增加技能工作岗位两种途径,有利提升了个体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以支撑外贸改革,进而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离不开人力资本。党的十九大也指出要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性劳动者大军”的科学论断。因此,要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有序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提高个体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最终提供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本文第五章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变动更大的地区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的更多,同时降低了城市劳动人口中高中以下劳动人口的比例,有利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实现;并且,贸易自由化还降低了城市的基尼系数,缩小了城市内部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中国“人口红利”比较优势积极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在改革初期的发展,但目前这一“人口红利”比较优势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周边国家工业发展,正逐渐丧失,实现“人才红利”是改变这种现状的重要举措。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协调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提高个体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预期报酬,并降低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将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三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人才需要。党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此后多次重申这一论断,足以说明在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复杂内外环境变化的当下,寻求外贸发展比较优势新来源十分迫切。本文第六章的经验分析表明,平均意义上,行业内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显着提高了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并且低关税行业高等教育劳动的占比增加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比高关税行业更大;而在对技能工人需求更大的知识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等教育劳动对行业显性比较优势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改善,提高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与行业技能需求的匹配度,能更好地促进行业的比较优势发挥,为构建外贸发展竞争新优势提供人才支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除去导论和结论之外,还包括六个章节。导论部分简要地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有关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的文献综述。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教育投资函数和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以及全球分工思想的连续生产模型,分析贸易成本下降,或者说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影响的机制渠道,得到相应的理论假说;并在已得到的理论假说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关系;最后,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嵌入连续生产,在均衡分析中得到贸易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第三章是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教育、人力资本结构的特征和事实。这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关税政策调整及其主要功能变化,其次从数据上对中国贸易自由化、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结构等问题,初步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利用图表关系初探中国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第四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极其作用机制。在第二章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检验第一个和第二个理论假说。利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提供的CHIPs微观调查数据、WITS数据库提供的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分析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如何影响个体劳动者的教育投资,并从不同样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具体分析贸易自由化影响个体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机制渠道。第五章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这一章检验了第二章理论分析中的理论推论1。首先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模型解决可能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总体和分样本层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影响人力资本结构的逻辑关系,并拓展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的影响。第六章分析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这一章将检验第二章理论分析的第三个理论假说。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比安及其子数据库SEA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行业层面就业、产出、工人技能等信息,经验考察贸易自由化和人力资本结构对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李晓宇[7](2019)在《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是1986年《矿产资源法》规定的一类特殊矿种。30多年来,国际、市场和资源等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战略定位、矿种确定原则和实施的管理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资源、战略、安全、竞争、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分析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内涵,界定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与“优势矿产”、“战略性矿产”、“关键矿产”等概念的差异。从资源代际安全和竞争优势出发,提出了当前设立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目的及战略定位。强调资源的普遍稀缺性与我国的相对优势性,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定义为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内稀缺,我国具有相对资源优势,对国际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在军事和国防装备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终端应用中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战略价值,需对其实施保护性开发管理的矿种。从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入手,筛选了稀土、钨、锡、锑、钼、金、石墨、锂、萤石和磷10个矿种,分析了其资源形势和供求趋势。基于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战略定位,结合指标体系所具有的特征和原则,综合考虑各类要素,系统构建了三级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模型。首次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结合熵权法对矿种评价指标进行了优化赋权,增加了指标评价的客观性。利用筛选出的10个我国优势矿种的基础数据,对参与评价矿种相对重要性进行计算并给出排序。同时结合专家问卷调查法和相关影响因素评价分析法,综合提出新时期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名录的调整建议,为我国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下一步调整提供参考依据。结合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实践,对以调控存量为目标的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和以调控增量为目标的矿业权管理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当前实施保护性开采的稀土矿和钨矿在资源勘查开采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开发管理机制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机制要点,其关键是平衡“保障资源安全”和“促进市场竞争”两个方面,把握好安全和效率的尺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提出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总结为安全优先、市场竞争、规模经营、调控宏观、放活微观。
黄伟荣[8](2019)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由贸易区合作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是其中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初步建设以来,双方大幅度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双边贸易流量大幅度上升,给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推进作用。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区的旧协定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双边经济发展的需求,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2015年11月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玻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议定书》,主要丰富、补充与完善原有协议,提升了该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然而,贸易自由化的提升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与东盟各国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和生产的产品相似性较高,导致区域内成员国竞争激烈,部分成员国内各产业受到自由贸易的冲击,加上受到区外的不利影响,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为此,尽可能地减少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中可能发生的风险,促进双方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对目前正在升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主要讨论:1.升级版的原由和当前的进程如何;2.自由贸易区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3.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后将给中国与东盟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的影响;4.双方各产业从自由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中是否得到福利;5.如何战胜各种内外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如何发展。并按照如下逻辑进行阐述: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出学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研究,以及该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通过历史分析法进行解析,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建设的发展历程,从该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期至全面建成,而且还对该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梳理解释。其次,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阐述了该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背景,以及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对双方的经贸合作的影响,并指出了未来合作面临各种可能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再次,分析升级后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及变化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细分中国与东盟在各类产品的竞争性与互补性,通过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运用GTAP模型进行模拟预测升级版全面实施后对中国与东盟及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贸易和福利水平,乃至各国各行业产出和贸易的变化。此外,还设定CPTPP生效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从而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实现自由化,为双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提供参考。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与贸易效应来看,自由贸易区合作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贸易增长率高于各自的整体对外贸易增速,双边贸易规模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双方的贸易差额仍存在不平衡。而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向东盟出口产品结构倾向于工业制品,而中国自东盟进口产品结构则倾向于初级产品。这与中国和东盟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的结果一致,说明中国与东盟各类产品贸易中存在互补关系,但是在一些产品中,双方的贸易仍存在这竞争关系。最后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说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给中国与东盟带来积极的贸易效应。第二,从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贸易效应来看,GTAP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全面实施后给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福利水平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升级版对双方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带来积极影响,并给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进一步改善。但在贸易平衡方面,除了新加坡以外的成员国均出现贸易差额恶化状况。在产业层面,中国与东盟各行业产出和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均出现明显增加,贸易差额均得到改善,主要集中在双方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反受到冲击则为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在升级版全面实施的前提下,CPTPP的成立给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明显,说明双方贸易自由化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区外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部分成员因国内产业则受到冲击,而导致其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同时还给区外非成员的经济与贸易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第三,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合作未来发展仍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双方应该加快推进升级版的落实及内容的完善。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共同体《2025蓝图》建设,以互利共赢方式帮助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打破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瓶颈,不断地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规模,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并加大推进区内各国之间社会文化和民间的交流,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确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未来发展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
刘梦雨[9](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侯佳宁[10](2019)在《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文中认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个生产力落后、物质极度匮乏的国家快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广泛学习世界领先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制造技术,满足了大多数国民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取得了蜚声世界的经济发展成就。新时期,如何改变原有的加工、代工驱动发展模式,以技术创新推动本国制造业升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持续深化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制造业升级的有效国策之一。2013年9月,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更深度的对外开放推动行业发展,通过更为深度的国际产业融合与技术交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制造业升级。检验新时期全面开放政策暨“一带一路”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培育内生型经济增长动能,证实国际产业融合助力本国产业高质量发展背后机理,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本文针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问题展开研究,讨论深度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检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国际间技术溢出效应和对中国制造行业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分析生产的本质和供需匹配规律,奠定行业生产率提升和行业发展理论框架;从消费者需求变化、行业用地成本上升倒逼行业技术升级现象,解析内生型行业技术进步动因,得到消费偏好变化和消费升级、土地成本上涨倒逼行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提出市场竞争使各行业、各企业长期生产率趋同,需求偏好和要素成本倒逼低技术制造行业向中、高技术行业升级假说。进一步,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阐明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加速技术溢出效应。由于,封闭经济体主要依赖人均技术进步率和人均智力资本增长率两大要素实现内生经济增长,而开放经济更有利于资本流通、技术传播,其技术进步速度显然快于封闭经济体。参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意味着本国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开发力,以谋得国际市场一席之地。国际市场竞争与行业合作在令行业角逐白炽化的同时,也加速了新技术传播速度,引致本国行业技术不断升级、工业实力不断增强,最终实现突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瓶颈的宏伟目标。在以上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整理制造行业财务数据并与行业出口贸易数据匹配。以制造业各行业对外依存度和进出口总值占比行业总产出测度行业对外开放、国际产业融合程度。测度主要研究变量,并通过政策有效性内生性问题检验后,面板回归模型精确估计深度开放对制造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具体分析产业融合、经济一体化对不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研究证实,更为深度的经济开放,为国际技术溢出提供了渠道,为企业发展赢得市场与时间,有效提高行业技术复杂度7-8.32个单位,国际产业融合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引擎之一。研究结论佐证了中国中、高技术制造行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进行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智能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开启新业态、新技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创新之处在于:(1)将消费升级、土地成本因素从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显现出来,理论结合实际,分析企业和行业为迎合消费者偏好、维持利润空间,长期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趋同,挖掘制造业升级动因,充实产业发展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2)证明内生行业技术升级动力,夯实产业发展理论基础,向开放经济拓展,验证国际产业融合有利于技术溢出,进而快速获得行业技术进步;(3)利用商品技术含量测度法,从行业角度考量,估算制造业行业国际出口竞争力和技术复杂度,较为客观地反应和描述中国企业自主制造能力及技术水平;(4)在既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采用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厘清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合成2013年深度开放之前,即无“一带一路”倡议时的中国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解决主要研究对象即,深度经济开放和制造业技术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证实新时期扩大开放政策有效性,更为科学、精准地估计深度经济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助益;(5)在自由贸易、FDI和ODI三大技术溢出路径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检验证实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创新型生产率,存在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和生产模式优化作用。
二、China's import tax adjustments of some metals starting from 2001(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China's import tax adjustments of some metals starting from 2001(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安排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6.1 主要结论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理论意义 |
1.1.2 现实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1.5.1 外资企业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1.5.3 利益集团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3.1.3 结果分析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4.1.3 国务院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6.1 概述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7.3.1 研究假设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国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论文的框架结构 |
1.4 主要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关于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 |
2.1.1 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 |
2.1.2 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 |
2.2 关于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
2.2.1 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
2.2.2 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
2.2.3 贸易自由化的内生性 |
2.2.4 关于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因素分解研究 |
2.3 关于国际贸易和环境的相关假说 |
2.3.1 关于环境库茨涅兹假说的相关研究 |
2.3.2 关于污染天堂假说的相关研究 |
2.4 关于中国加入WTO的相关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3 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基于WIOT数据库的分解 |
3.1 全球和各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量以及污染物排放现状 |
3.2 国际贸易对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机制 |
3.3 数据来源及数据描述 |
3.4 基于全球范围的分解结果 |
3.5 基于各经济体的分解结果 |
3.6 主要贸易经济体的分解结果 |
3.6.1 基于美国污染的分解结果 |
3.6.2 基于德国污染的分解结果 |
3.6.3 基于中国污染的分解结果 |
3.7 小结 |
4 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结构效应——来自中国加入WTO的证据 |
4.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假设 |
4.2 实证模型 |
4.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4.3.1 数据来源 |
4.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4.4 实证估计结果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影响机制讨论 |
4.7 小结 |
5 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技术效应——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实证模型 |
5.2.1 基础回归模型 |
5.2.2 TFP估计模型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 |
5.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5.3.2 变量构造及描述性统计 |
5.4 实证回归结果 |
5.4.1 TFP估算结果 |
5.4.2 贸易自由化的内生性讨论 |
5.4.3 排放总量回归结果 |
5.4.4 排放强度回归结果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不同企业TFP对污染物排放的作用 |
5.5.2 使用包括电力等相关行业的所有行业的稳健性检验 |
5.6 企业生产率和出口行为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 |
5.7 小结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2.1.2 贸易摩擦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3.4 小结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4.3 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5.3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1.1 主要结论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美国碳约束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国征收碳关税的设想(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美国的碳约束与碳关税趋向 |
第一节 美国碳约束的产生与发展 |
一、美国第一部碳法与碳交易市场 |
二、美国的碳税与碳关税 |
第二节 碳关税的发展趋向 |
一、碳关税的法理基础 |
二、碳关税的模拟博弈 |
第二章 中国机电产品对美贸易与碳强度 |
第一节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市场与中美贸易概况 |
一、中国机电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
二、中美机电产品贸易概况 |
第二节 中国九大类机电产品对美出口现状 |
一、中国机电产品的对美出口总额与关税 |
二、中国机电产品的对美出口贸易结构 |
第三节 中国机电行业的完全碳强度现状 |
一、完全碳强度的基本核算方法 |
二、中国机电行业完全碳强度的变化 |
第三章 美国碳关税的标准与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机制 |
第一节 美国碳关税征收标准的拟定与拓展 |
一、美国碳关税的拟定征收标准 |
二、碳关税标准与工业化累积人均碳排放 |
第二节 美国碳关税对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影响机制 |
一、大国关税模型的局部均衡分析 |
二、效用函数与生产成本函数分析 |
第四章 美国碳关税情景下的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分析 |
第一节 美国碳关税下的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成本测算 |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建立 |
二、统计性描述与面板数据回归 |
三、加征碳关税时的机电产品出口损失率 |
第二节 碳关税下中国机电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变化 |
一、中国机电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变化 |
二、中国机电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变化 |
第三节 中国机电行业的碳强度与价格调整策略分析 |
一、中国机电行业直接碳强度的回归分析 |
二、中国出口机电产品的价格应调整幅度估算 |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美国碳关税将加重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成本 |
二、碳关税降低中输美机电产品的竞争力和依赖度 |
三、中国机电行业的能源与资本结构亟待优化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一、加强中美对话,深化碳关税谈判 |
二、反制美国碳关税,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 |
三、鼓励机电行业开放创新,管理成本与价格 |
四、借鉴欧美经验,完善我国的碳交易制度 |
五、政府与机电行业协会引导并监管低碳发展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第三节 主要研究方法 |
一、文献解析法 |
二、数理建模法 |
三、计量分析法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一、本文的创新 |
二、主要的不足 |
第一章 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文献述评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对个体教育投资的影响 |
一、个体教育投资的决定因素 |
二、贸易自由化影响教育投资的机制 |
第二节 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本 |
一、教育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
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重要性 |
第三节 全球分工与比较优势 |
一、比较优势指标的测算 |
二、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
三、全球分工与比较优势 |
第四节 研究现状评述 |
第二章 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投资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 |
第一节 个体教育投资决策 |
一、教育产出函数 |
二、个体教育投资决策函数 |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技能溢价渠道 |
一、需求侧分析 |
二、生产侧分析 |
三、开放经济下的均衡分析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就业效应渠道 |
一、贸易自由化的就业创造与破坏效应 |
二、就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投资 |
第四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
一、生产成本函数与比较优势 |
二、开放经济下的均衡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及分布:特征和事实 |
第一节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
一、关税政策的演进过程 |
二、关税政策实施的经济功能 |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的测度及定量分析 |
一、贸易自由化指标测度 |
二、贸易自由化的特征性事实 |
第三节 中国人力资本结构分布特征 |
一、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结构分布 |
二、地区人力资本结构分布 |
第四节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投资及结构分布:图形分析 |
一、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
二、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
二、变量选取及测度 |
三、数据说明 |
第二节 估计结果及分析 |
一、地区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准回归 |
二、地区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异质性回归 |
第三节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
一、内生性问题 |
二、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机制分解——技能溢价与就业效应 |
一、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二、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解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的影响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基于DID方法 |
一、计量模型设定和平行趋势检验 |
二、计量结果分析 |
第二节 稳健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一、稳健性检验设计 |
二、估计结果分析 |
第三节 拓展分析:地区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分布 |
一、计量模型设定和平衡趋势检验 |
二、计量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第二节 估计结果及分析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二、内生性问题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一、改变比较优势定义: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
二、改变比较优势定义:Michaely指数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一、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个体教育投资影响的结论 |
二、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分布影响的结论 |
三、关于贸易自由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影响的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含义 |
一、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提升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二、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使用,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三、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匹配培育外贸竞争优势的人才需要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存在主要问题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3.4 完成工作量 |
1.4 主要认识与创新点 |
2 研究理论基础 |
2.1 价值理论 |
2.2 比较优势理论 |
2.3 信息熵理论 |
2.4 需求理论 |
2.5 规模经济理论 |
3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战略定位 |
3.1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法定含义 |
3.1.1 法律层面 |
3.1.2 文件层面 |
3.1.3 内涵分析 |
3.2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新时期战略定位 |
3.2.1 优势矿种 |
3.2.2 相关概念界定 |
3.2.3 设立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目的 |
3.2.4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战略定位 |
4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形势及供求趋势 |
4.1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选择 |
4.1.1 全球资源概况 |
4.1.2 我国资源状况 |
4.1.3 优势矿产选择 |
4.2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形势分析 |
4.2.1 稀土资源 |
4.2.2 钨资源 |
4.2.3 锡资源 |
4.2.4 锑资源 |
4.2.5 钼资源 |
4.2.6 金资源 |
4.2.7 石墨资源 |
4.2.8 锂资源 |
4.2.9 萤石资源 |
4.2.10 磷资源 |
4.3 我国主要优势矿产资源供求分析 |
4.3.1 主要需求预测方法 |
4.3.2 数据基础 |
4.3.3 供需分析结论 |
5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5.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
5.2 评价指标体系 |
5.2.1 评价指标简介 |
5.2.2 各三级指标含义 |
5.3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 |
5.3.1 基于AHP和熵权的数学评价法 |
5.3.2 专家问卷调查法 |
5.3.3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评价法 |
5.3.4 矿种调整建议名录 |
6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机制探索 |
6.1 已有政策执行效果 |
6.1.1 已有政策梳理 |
6.1.2 开采总量控制政策 |
6.1.3 矿业权政策 |
6.2 稀土矿开发管理机制 |
6.2.1 我国稀土资源特点 |
6.2.2 我国稀土产业特点 |
6.2.3 问题与分析 |
6.2.4 我国稀土矿开发管理机制 |
6.3 钨矿开发管理机制 |
6.3.1 我国钨资源特点 |
6.3.2 我国钨产业特点 |
6.3.3 问题与分析 |
6.3.4 我国钨矿开发管理机制 |
6.4 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开发管理机制要点 |
7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结构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技术路线 |
1.3 研究创新、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
1.3.1 研究的创新 |
1.3.2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 |
2.1.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 |
2.1.2 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类型 |
2.2 自由贸易区理论概述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概述 |
2.2.2 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理论 |
2.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1 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与贸易效应的研究综述 |
2.3.2 有关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综述 |
2.3.3 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研究综述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及其主要内容 |
3.1 建设的历史进程 |
3.1.1 建设前期 |
3.1.2 建设期间 |
3.1.3 全面建成后 |
3.2 主要内容 |
3.2.1 货物贸易合作 |
3.2.2 服务贸易合作 |
3.2.3 投资合作 |
3.2.4 其他领域合作 |
3.3 小结 |
第4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背景、内容与障碍 |
4.1 升级版的环境与背景 |
4.1.1 升级版提出的背景 |
4.1.2 升级版的必要性 |
4.1.3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现状 |
4.1.4 "一带一路"倡议对升级版的影响 |
4.1.5 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现状 |
4.1.6 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对升级版的影响 |
4.2 升级版的现状与内容 |
4.2.1 升级版的现状 |
4.2.2 升级版的主要内容 |
4.3 升级版面临的挑战 |
4.3.1 经济方面 |
4.3.2 政治方面 |
4.3.3 国情方面 |
4.3.4 合作机制方面 |
4.4 小结 |
第5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5.1 双边贸易整体发展现状分析 |
5.2 若干贸易指标分析 |
5.2.1 贸易增速变化分析 |
5.2.2 贸易比重变化分析 |
5.2.3 贸易平衡变化分析 |
5.2.4 贸易结构变化分析 |
5.2.5 贸易竞争性分析 |
5.2.6 贸易互补性分析 |
5.3 小结 |
第6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
6.1 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 |
6.2 贸易引力模型的设定 |
6.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6.4 贸易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6.5 小结 |
第7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贸易效应模拟实证分析 |
7.1 GTAP模型的理论基础 |
7.2 GTAP模拟情境设定 |
7.2.1 国家(地区)与行业设定 |
7.2.2 情境模拟设定 |
7.3 升级版贸易效应模拟实证分析 |
7.3.1 对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 |
7.3.2 对各国家(地区)贸易的影响 |
7.3.3 对各国家(地区)各行业产出的影响 |
7.3.4 对各国家(地区)各行业贸易的影响 |
7.4 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加快升级版的落实及内容的完善 |
8.2.2 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协调与对接 |
8.2.3 扩大双方经贸合作的规模 |
8.2.4 设立秘书处及优化现有的合作机制 |
8.2.5 加强政治互信 |
8.2.6 强化社会文化和民间交流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1.6 研究框架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2.2.1 画作工料类 |
2.2.2 物料价值类 |
2.2.3 具体工程类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2.5 小结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3.3.1 蓝色系颜料 |
3.3.2 绿色系颜料 |
3.3.3 红色系颜料 |
3.3.4 黄色系颜料 |
3.3.5 白色系颜料 |
3.3.6 黑色系颜料 |
3.3.7 金属质颜料 |
3.3.8 胶料及辅料 |
3.4 小结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4.1.1 石青/天青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4.1.4 朱砂/银朱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4.1.7 水花朱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4.1.9 陀僧/密陀僧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4.1.11 无名异/土子 |
4.1.12 云母 |
4.2 有机质颜料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4.2.2 洋蓝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4.2.8 紫粉 |
4.3 合成颜料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4.3.2 铜青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4.3.4 西绿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4.3.7 洋青/大青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4.3.10 巴黎绿/漆绿 |
4.4 金属质颜料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4.4.4 鱼子金 |
4.4.5 银箔/银粉 |
4.5 胶料和辅料 |
4.5.1 水胶/广胶 |
4.5.2 贴金油 |
4.5.3 青粉/土粉 |
4.5.4 轻粉 |
4.5.5 松香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4.5.7 剉草/锉草 |
4.5.8 油艌灰 |
4.6 小结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5.6 小结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6.1.1 颜料的采买 |
6.1.2 颜料的贮存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6.3.1 单色做法 |
6.3.2 调色做法 |
6.3.3 混色做法 |
6.3.4 衬色做法 |
6.4 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H-10 常税则例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界定研究对象 |
一、制造业技术升级的界定 |
二、行业深度对外开放的界定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关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
第二节 关于深度开放、要素配置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
第三节 关于深度开放对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及路径 |
第四节 关于企业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第一节 行业发展驱动力与生产技术升级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
二、消费升级、制成品需求结构与产出效率提升 |
三、土地成本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升级 |
第二节 深度开放、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
一、深度开放与产业融合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 |
二、出口篮子技术复杂度与制造行业结构升级 |
三、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
四、自由贸易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一、扩大投资和减低生产成本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二、外资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意义 |
三、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提升效应 |
四、促进基础设施完善与提高资本共享率 |
五、跨国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一、境外市场回报对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 |
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三、FDI与ODI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深度开放的测度及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第一节 变量测度 |
一、行业深度开放的度量 |
二、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度量 |
三、其他控制变量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出口情况与技术复杂度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财务数据统计 |
第四节 世界各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比较 |
主要统计量表 |
第五章 实证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第一节 HCW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
一、合成虚拟控制组 |
二、弹性网Elastic-Net自动筛控制组对象 |
第二节 实证模型构建 |
第六章 深度开放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第一节 深度开放政策的内生性检验 |
一、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反事实检验 |
二、弹性网Elastic-Net筛选法 |
第二节 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学术成果 |
四、China's import tax adjustments of some metals starting from 2001(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2]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中国实证[D]. 蔡文心. 浙江大学, 2019(12)
-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5]美国碳约束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国征收碳关税的设想[D]. 余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6]贸易自由化、人力资本结构与比较优势研究 ——基于中国的理论与经验[D]. 潘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D]. 李晓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8]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研究 ——贸易效应与发展前景[D]. 黄伟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
- [10]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D]. 侯佳宁. 湖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