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郑国强[1](202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配置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两个方面。作为要素市场中的关键要素,劳动力是连接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依附于劳动力本身,资本、土地和数据等要素需要通过劳动力才能实现激活和运转,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必然对整个要素市场的配置和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把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价格反应灵活作为今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深化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总结,归纳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归纳出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变化特征,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并基于省级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现实因素。其次,基于城市、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有序概率模型等计量方法,从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以及创业效应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再次,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居民阶层认同和幸福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建议。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的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同时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进行梳理:(1)马克思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和劳动力工资理论。(2)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论述。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本文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产生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行了总结。(2)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生产率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就业创业效应”的文献。(3)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阶层影响的文献。第三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探究了相关政策要点以及劳动力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的时序变迁。其次,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市场化指数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趋势。最后,从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与增长目标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户籍制度以及工会双重职能定位等视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特殊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宏观省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生产率效应。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其次,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五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以居民阶层认同的变化衡量社会阶层变迁,以居民幸福感间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并从这两个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进行了考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阶层认同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王玉婷[2](2021)在《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家精神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FS/QCA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创新引领着该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领头雁,其生存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无形资产,企业家身上累积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是引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让企业保持高度活跃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成为了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企业家精神的成长需要适合的土壤,除了内部公司治理的焦点需要从关注代理成本转到向企业家提供人力资本激励上,外部市场环境以及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无时不刻在考验着企业家精英的变革和创新勇气,企业家精神需要在遵循制度环境的约束下“顺势而为”。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最终会受内外部治理环境的牵制。鉴于此,文章以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从2019年的A股上市企业中挑选出93家企业样本,运用QCA方法从整体视角整合个人潜在因素、激励机制和外部营商环境三个层面的管理层能力、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控制权激励、政府干预和市场环境六个关键要素,探讨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多重并发因素及其因果复杂关系。文章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并不构成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条件,对企业家精神的解释力较弱。(2)4条路径可以激发出高企业家精神,分别是薪酬-市场驱动型、市场-政府驱动型、股权-控制权驱动型、内外部制度环境共同驱动型,其中市场竞争环境对高企业家精神的激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4)导致非高企业家精神的有5条路径,与高企业家精神的组态存在着非对称关系。(5)高管的管理层能力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6)条件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成互补关系,高薪酬激励和非高管理层能力成替代关系。文章的研究不仅对现有关于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家精神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企业家精神驱动机制的理论内涵。除此之外,文章还为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从微观层面激发高企业家精神以及政府从宏观层面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参考价值。
李强[3](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形势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国外形势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输出管制加强,加大了装备制造关键核心技术引进的难度。2020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失序,加剧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外部困境。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装备制造领域具有产业关联度高、辐射性强的特征,亟需通过装备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本文以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研究主线,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并进行测度。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一是创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政府与市场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的完整链条,有助于夯实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的微观基础。二是构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仅考虑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还考虑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去全球化、疫情蔓延等新形势。三是在实证研究设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和市场,考察了政府补助、研发资助、基础设施、减少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并构建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影响机理,丰富了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对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首先,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装备制造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相关理论。在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质量问题以及社会再生产相关论述、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其中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为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为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方面以及具体选取哪些指标提供了参考。第二,描述了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对其面临形势进行分析,并介绍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现状,剖析其优势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为了明晰研究思路,进一步阐释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在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时,不仅要借鉴经典理论,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并明确了实证分析的具体指标。第三,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测度。在把握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营绩效、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社会贡献、绿色发展五个一级指标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对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为实证分析部分奠定基础。第四,对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影响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3318个样本,构建模型对其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给出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包括:首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在2010年后,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且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其次基于全样本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现阶段处于U型曲线左侧,表现为抑制作用,企业要素密度在政府补助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政府补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因研发资助强度、地区、企业类型和规模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人员投入、要素密度,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电信基础设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不显着,电信基础设施会通过提升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即要素密度、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存在。市场化程度影响方面,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有助于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企业自生能力以及研发经费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人员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强创新引导激励、精准布局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赖艳蕾[4](2020)在《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有不少研究证明市场化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及生产率的提高等等,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况。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激烈,高技术产业凭借着高附加值、高经济效益等特点成为现在及未来重点发展产业,因此研究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市场化情况如何,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如何,市场化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展开讨论:首先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分析,并从市场化的五个方面进行影响机制分析,接着说明我国市场化情况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然后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发现:○1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但是高技术产业内各行业发展不协调,地区发展也极度不平衡,绝大部分高技术产业分布在东部地区,但是近几年来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增长率比东部地区快。○2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大,东中西部市场化程度呈现递减的状态,即便属于同一区域,市场化程度也相差较大。○3总体来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在不断进步,效率在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比东部省份要高一点。○4多种实证检验方法都证明了市场化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5根据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除了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的回归结果不显着外,市场化其他四个方面(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都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发展。○6市场化都促进了东部、中部和西部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回归系数最大是中部,然后是西部,最后是东部。○7市场化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并根据门槛值把我国划分为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市场化程度中等的区域、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8门槛回归结果依然表明市场化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发展,但是当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时候,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减少。最后本文提出相关建议。
刘志永[5](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曹成梓[6](2020)在《高管控制权、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文中提出企业家精神是内生于企业情景中高管战略能力的体现,与公司治理内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权力的分配是影响公司内部资源配置以及治理主体间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高管作为制定并实施战略决策的权力主体,企业家精神是其拥有的关键人力资本,确保这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管拥有企业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培育至关重要。此外,营商环境也是影响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引导企业家精神配置于创新、创业等生产性活动中。基于此,本文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探讨了高管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并以法治水平、行政干预和市场环境为二级指标构建了营商环境的综合指标,考察了营商环境三个维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以及其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了营商环境三个维度的交互项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1)高管控制权显着正向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而且法治水平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充分的地区,企业家精神越高,而行政干预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并不显着。(2)在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或者行政干预水平越高的地区,或者产品市场竞争越充分的地区,高管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激励作用越强。(3)本文还考察了营商环境各维度的交互项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在行政干预较高以及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或者行政干预较高以及产品市场竞争较高的地区,或者行政干预较高、法治水平较高以及产品市场竞争越充分的地区,高管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强;反而在仅有产品市场竞争充分和法治水平较为完善的情况下,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并不显着。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企业家精神激励理论,补充完善了现有关于企业家精神激励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为营造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营商环境提供了建议,也为企业控制权安排提供了参考。
栗晓云[7](2020)在《影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若干创新政策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企业而言,持续的创新能力使其能够有效地应对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提升其竞争能力。宏观各类激发经济的政策,都试图促进企业创新,但是其实际效果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学术界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同时,现有研究多关注创新投入或创新绩效,一般以研发支出、专利数量或新产品产出衡量,而对创新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的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在结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索我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机理。基于企业创新动力视角,将创新政策分为主动类、被动类与推动类,并分别选取主动类的股权激励、被动类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推动类的政府补助政策效应进行检验,探讨这三类政策效应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另外,论文还采用了机器学习方法预测多项政策在当前中国情境下,对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共同作用和效果,进一步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股权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与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其二,外部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社会责任对上述三种政策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强化还是削弱?其三,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可否准确的预测不同方向动力的多重政策、企业不同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特征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共同作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建立假设,并基于2010-2018年的非金融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数学模型来检验一些假设,得到如下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第一,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视角,检验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实际影响。实证模型结果显示,股权激励计划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及增强了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该结论在更换PSM匹配方法、进行关键变量替换及变更自变量滞后时间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我们分别基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与可持续发展视角检验企业家精神与CSR的调节效应,发现企业家精神正向调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质量和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对股权激励与创新效率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不明显,创新效率由专利数量与研发投入两方面决定,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家精神对这两方面的调节效应过于一致,也可能是因为企业家精神对这两方面均没有调节效应,从而不能呈现出整体上的显着性。另外,CSR正向调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包括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三方面)的影响,具体到CSR的各维度:股东CSR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对创新质量与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而员工、供应链与环境CSR正向调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质量、创新可持续性呈现U型影响,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确定,创新效率由专利数量与研发投入两方面决定,这可能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这两方面的影响不一致;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我们分别基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与可持续发展视角检验企业家精神与CSR的调节效应,发现企业家精神与CSR均正向调节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质量之间的U型关系,但是对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之间均没有调节作用,说明企业家精神与CSR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强于识产权保护对两者的削弱作用,因此在总体上呈现出正的调节效应;但是两者对创新可持续性的促进效应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两者的削弱作用大抵相同,所以在总体上没有呈现出显着的调节作用。第三,政府补助在总体上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具体表现为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及增强了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我们分别基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与可持续发展视角检验企业家精神与CSR的调节效应,发现企业家精神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且,CSR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创新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但对政府补助与创新可持续性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实际情况中,CSR仍然侧重于短期利益,所以对体现长期性的创新可持续性并无交互影响;具体检验CSR各维度对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调节效应,发现:除社会CSR不能增强政府补助与创新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外,其余维度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第四,基于本文所选政策及样本,可以看出主动类与推动类政策的效果更好,也更容易与企业外部创新环境(企业家精神)、企业CSR产生交互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创新;相对而言,被动类政策的影响较为复杂。这种不同的影响可以从我们对政策分类的标准或定义去解释,主动类政策使得企业管理层与员工能进行积极主动的创新,可以发挥出企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推动类政策是政府直接助力企业创新;被动类政策是通过市场竞争等机制,迫使企业转向依靠创新竞争;可以看出主动类与推动类对企业创新的激励都是单一的方向,而被动类有企业的退缩与政策的驱使两个方向,故而影响也较为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基于企业创新动力视角对创新政策分类的合理性,为政策工具理论的扩充做出了一定贡献,后续可选择其他政策进一步验证。第五,采用决策树、随机森林、集成算法与人工神经网络这四种机器学习算法,以预测多项政策在当前中国情境下对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共同作用和效果,结果显示,人工神经网络的预测最为准确,而决策树的效果最差,与理论预期一致;进一步对特征值进行权重分析发现,主动类股权激励政策的影响最大,推动类政策政府补助的影响次之,被动类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力度最弱,这同样可以从我们对政策分类的标准或定义去解释,主动类政策使得企业管理层与员工能进行积极主动的创新,可以发挥出企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特征值权重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主观能动性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各个方面都很重要,符合理论预期,该结论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基于企业创新动力视角对创新政策分类的合理性,为政策工具理论的扩充做出了一定贡献,后续可选择其他政策进一步检验。此外,企业家精神对于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较为重要,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三个维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企业财务杠杆对于创新效率的影响较大,企业销售收入、ROA、ROE、行业、企业年龄对于创新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较大,企业资产与资本支出对于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大,产品市场竞争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最大;然而权重只能说明影响的大小,不能说明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随着机器学习算法的发展,后续是否会出现合适的算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最后,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探讨了可能的实践启示,以及研究局限和研究展望,今后的研究可选取其他政策或采用不同的样本、研究方法对本研究做进一步的考察。
倪嘉成[8](2020)在《制度复杂性视角下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逐渐表现为对高新技术制高点的争夺。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也越来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并因此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同时,高新技术也是国家提升自身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议,致力于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和技术产业竞争力。作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主要载体,技术创业活动成为这一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然而,在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基于本地利益而采取相关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形成了区域市场分割问题。这种出于地方利益的制度诉求与国家整体层面的制度要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构成了一种纵向制度复杂性,可能成为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活动产生抑制作用的内在理论基础。本研究基于这种制度复杂性视角,使用2002-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的区域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并为推动技术创业、实现高新技术企业的有益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商品市场分割对地区技术创业存在显着的抑制作用,在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时,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需求市场受到的限制越严重,高投入与高风险的创新活动难以获得收益补偿,从而不利于技术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深入的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商品市场分割阻碍了附着于商品上的产品理念与技术知识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和传播,导致知识溢出创业机制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商品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负面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这种关系在东、中部地区得到体现,而企业家精神则能够有效缓和制度复杂性压力,减轻商品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消极作用。第二,资本品市场分割对地区技术创业有着显着的负面作用,资本品市场分割程度越高,表明地方部门的资本管制和资源配置能力越强,从而更容易导致产业资源错配以及企业家的寻租活动,抑制了创新与技术创业活动的开展。进一步的中介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品市场分割阻隔了资本的跨地区流动,使得技术和知识难以通过投资活动得到溢出和扩散,不利于技术创业机会向商业价值转化的实现。此外,资本品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负向影响不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这一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地区未能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可以有效地调和这种负面联系。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也产生了显着的抑制效果,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体现了地区间人才流动的阻隔,使得地区难以获得足够的人力资本实现对技术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进一步的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利于知识溢出,使得具有丰富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难以在地区之间流动,进而抑制了知识的传递以及技术创业机会的开发与实现。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负面作用在西部地区得到了体现,而地区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之间起到缓和作用。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第一,揭示了制度环境中同一制度逻辑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组织活动,为制度复杂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第二,首次将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问题纳入制度理论体系,厘清了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活动影响的作用机制,为中国情境下的技术创业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和研究视角。第三,通过揭示知识溢出的中介机制以及经济地区和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机制,为中央和地方的政策设计者给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从而为提升区域技术创业水平提供着力点与实现路径。
焦雪琴[9](2020)在《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只有地区经济具有较好的发展,尤其是偏远地区经济,才能使我国整体的经济具有更快、更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地理、自然环境、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各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和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而人类是知识的创造者、技术创新的执行者,因此,作为知识和技术创新载体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愈加明显,即人力资本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理论和实践均表明,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人力资本推动,同时人力资本也是缩小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性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成为关键。近年来,青海省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年均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但是,与全国东、中部省份相比,青海省经济总量仍处于落后地位。文章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家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所需的主要理论,接着从经济总量、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等方面对青海省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家人力资本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青海省经济发展及企业家人力资本发展较全国平均水平依旧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之后,文章构建了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型,选取相应的指标,利用Eviews 9.0软件从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结构、质量三个层面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最后对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并根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优化企业家成长内外部环境、促进企业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为青海省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借鉴,缩小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邢晓东[10](2019)在《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文中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和发展思路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经济学家观点各异。Lucas(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经济学家们夸大了。而鉴于当今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现状,我们已经无法忽视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越发受到学者关注,更多研究集中到如何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定论,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两者有显着的正向关系,Rioja和Valev(2004)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笔者认为,金融发展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必须要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支持和激励。早在1912年,Schumpeter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金融的本质或者说核心功能就是筛选和支持企业家,为企业家创业创新提供资金,帮助企业家配置生产要素,实现“革命性”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大量学者研究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克服流动性和市场摩擦,打破原有财富积累的局面,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创新,从而促进新企业数量增长和自我雇佣率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他们发现,企业家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贡献最大(Beck,2000;Maksimovic,2000;Levine,2008;Demirgü?-Kunt、Levine,2010;Szabo,2012),这一点正在当今中国各层面、各区域的发展现实中得到不断验证。从2011年起,中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开始超过国有单位,之后这一差距便逐步扩大差距。2011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6704万,首次低于私营企业的6912万,到了2017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到6064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却快速增长到13327万。Dabla-Norris(2010)等人还发现,金融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助推新技术、新工艺更快转化运用于生产过程。Ayyagari(2007)等人认为金融支持的可得性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而且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会明显改善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结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越是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就越能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论文共分6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论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第4章,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进行事实描述和实证分析;第5章,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第6章,总结并提出对策建议;附录,介绍国外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践和启示;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论证和检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出发点,提出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TFP增长的基本假说。同时,论证民营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孕育之地,更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实证层面,采用2006—2016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汇总形成区域数据,通过对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验证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家精神相对活跃的区域,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对策建议,供相关方面参考。
二、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市场扭曲的内涵 |
1.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定义 |
1.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表现形式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内容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2.1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1.1 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思想 |
2.1.2 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 |
2.1.3 马克思的劳动力工资理论 |
2.2 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2.2.1 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工资理论与职业竞争理论 |
2.2.2 新制度学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
2.2.3 新凯恩斯学派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
2.2.4 新剑桥学派的社会经济因素理论 |
2.2.5 激进经济学派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理论 |
2.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相关文献综述 |
2.3.1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成因 |
2.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2.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2.3.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 |
3.1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 |
3.1.1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1978-1991 年) |
3.1.2 劳动力市场的加速发展阶段(1992-2002 年) |
3.1.3 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成熟阶段(2003-2012 年) |
3.1.4 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阶段(2013 年至今) |
3.2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3.2.1 生产函数法 |
3.2.2 市场化指数法 |
3.3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与实证分析 |
3.3.1 形成机理分析 |
3.3.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3.3.3 实证分析 |
3.3.4 本节小结 |
第4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4.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
4.1.1 问题的提出 |
4.1.2 理论机制分析 |
4.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4.1.5 本节小结 |
4.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 |
4.2.1 问题的提出 |
4.2.2 理论机制分析 |
4.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4.2.5 本节小结 |
4.3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创业 |
4.3.1 问题的提出 |
4.3.2 理论机制分析 |
4.3.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4.3.5 本节小结 |
第5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5.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阶层认同 |
5.1.1 问题的提出 |
5.1.2 理论机制分析 |
5.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5.1.5 本节小结 |
5.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幸福感 |
5.2.1 问题的提出 |
5.2.2 理论分析 |
5.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5.2.5 本节小结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2)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家精神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FS/QCA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ar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信号理论 |
2.1.2 高阶理论 |
2.1.3 激励理论 |
2.1.4 控制权理论 |
2.1.5 制度变迁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2 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因素分析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研究模型构建 |
3.1 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 |
3.2 股权激励与企业家精神 |
3.3 薪酬激励与企业家精神 |
3.4 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家精神 |
3.5 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数据收集 |
4.2 变量测量 |
4.2.1 结果变量 |
4.2.2 原因变量 |
4.3 变量校准 |
第5章 实证分析 |
5.1 必要条件分析 |
5.2 组态分析 |
5.2.1 产生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高企业家精神的驱动机制分析 |
5.2.2 产生民营高新技术企业非高企业家精神的驱动机制分析 |
第6章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
6.1 结论 |
6.2 启示 |
6.2.1 理论启示 |
6.2.2 实践启示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成果 |
(3)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 |
1.3.2 高质量发展测度与评价研究 |
1.3.3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1.3.4 装备制造产业及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
1.3.5 研究述评 |
1.4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框架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装备制造企业的概念界定 |
2.1.2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 |
2.2 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论述 |
2.2.2 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 |
2.3 企业发展相关理论 |
2.3.1 竞争优势理论 |
2.3.2 企业能力理论 |
2.4 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 |
2.4.1 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 |
2.4.2 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 |
2.4.3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和理论逻辑 |
3.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 |
3.1.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
3.1.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现状 |
3.1.3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优势 |
3.1.4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不足 |
3.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 |
3.2.1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
3.2.2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逻辑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4.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形成机理 |
4.1.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4.1.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形成机理 |
4.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设定 |
4.3 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4.3.2 测度结果及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政府支出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5.1 政府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5.1.1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5.1.2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3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5.1.4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
5.1.5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5.2 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5.2.1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5.2.2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5.2.3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5.2.4 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6.1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6.2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6.3.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2 技术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 |
6.4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实证检验 |
6.4.1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6.4.2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6.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市场化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1 市场化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理论分析 |
7.2 减少政府干预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2.1 减少政府干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7.2.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7.2.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7.3 金融市场化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3.1 金融市场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7.3.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7.3.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7.4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7.4.1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7.4.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7.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2.1 加强创新引导激励 |
8.2.2 精准布局基础设施 |
8.2.3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致谢 |
(4)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1.5.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文献分析与影响机制 |
2.1 文献分析 |
2.1.1 市场化的研究 |
2.1.2 生产率的研究 |
2.2 影响机制 |
第3章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 |
3.1 高技术产业定义与分类 |
3.2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 |
第4章 我国市场化进程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
4.1 市场化测度与说明 |
4.2 中国总的市场化进程 |
4.3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
4.4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与指标的选择 |
4.5 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 |
4.5.1 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的估算结果 |
4.5.2 中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 |
第5章 市场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 |
5.1 各变量的说明与统计描述 |
5.1.1 各变量的说明 |
5.1.2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 |
5.2 数据来源的说明 |
5.3 模型的设定 |
5.4 实证检验分析与结果 |
5.4.1 市场化总指数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5.4.2 五方面市场化指数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 |
5.4.3 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 |
5.4.4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
5.4.5 内生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相关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6)高管控制权、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ar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关键概念界定 |
1.2.1 高管控制权 |
1.2.2 营商环境 |
1.2.3 企业家精神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2.1 理论分析 |
2.1.1 控制权配置理论 |
2.1.2 高阶梯队理论 |
2.1.3 制度变迁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 |
2.2.2 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研究 |
2.2.3 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研究 |
2.2.4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3.1 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 |
3.2 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 |
3.3 高管控制权、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 变量选取 |
4.2.1 高管控制权 |
4.2.2 企业家精神 |
4.2.3 营商环境 |
4.2.4 控制变量 |
4.3 模型构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实证检验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 相关性分析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5.3.1 高管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
5.3.2 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
5.3.3 营商环境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调节效应分析 |
5.4 进一步回归分析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性建议 |
6.3 研究局限 |
6.4 未来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7)影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若干创新政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主要理论视角 |
2.1.1 政策工具理论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2.1.3 资源依赖理论 |
2.1.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创新政策的相关研究 |
2.2.2 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 |
2.2.3 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
3.1 问题的提出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2.1 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 |
3.2.2 企业家精神与CSR的调节效应 |
3.3 实证研究设计 |
3.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定义 |
3.3.3 研究设计 |
3.4 实证结果分析 |
3.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3.4.2 回归结果分析 |
3.4.3 稳健性检验 |
3.4.4 进一步研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能力 |
4.2.2 企业家精神与CSR的调节效应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4.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 |
4.3.3 研究设计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4.4.3 稳健性检验 |
4.4.4 进一步研究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能力 |
5.2.2 企业家精神与CSR的调节效应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5.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定义 |
5.3.3 研究设计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5.4.3 稳健性检验 |
5.4.4 进一步研究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机器学习预测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机器学习在政策效果预测领域的应用 |
6.3 预测框架与机器学习算法选择 |
6.3.1 预测框架 |
6.3.2 机器学习算法选择 |
6.4 政策联合实施效果预测 |
6.4.1 数据集 |
6.4.2 变量 |
6.4.3 预测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
7.2.1 理论贡献 |
7.2.2 实践启示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制度复杂性视角下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
1.1.2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部署 |
1.1.3 区域市场分割问题仍然严峻 |
1.1.4 制度环境在技术创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1.2 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应用价值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内容 |
1.3.4 研究重点 |
1.3.5 章节安排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回顾 |
2.1 制度复杂性视角的起源与发展 |
2.1.1 新制度主义理论 |
2.1.2 制度逻辑理论与制度复杂性 |
2.2 市场分割问题 |
2.2.1 市场分割的现象 |
2.2.2 市场分割的成因 |
2.2.3 市场分割的后果 |
2.2.4 市场分割的不同类型 |
2.3 技术创业 |
2.3.1 技术创业的界定 |
2.3.2 技术创业的特点 |
2.3.3 技术创业的相关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1 制度复杂性视角下的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3.2 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3.2.1 商品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3.2.2 资本品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3.2.3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3.3 知识溢出对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的中介机制 |
3.3.1 知识溢出创业理论 |
3.3.2 市场分割、知识溢出与技术创业 |
3.4 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在不同经济地区的空间异质性 |
3.5 企业家精神对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的调节机制 |
3.5.1 企业家精神理论 |
3.5.2 市场分割、技术创业与企业家精神 |
第4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 主要变量测度 |
4.2.1 市场分割的测度 |
4.2.2 市场分割的趋势分析 |
4.2.3 技术创业的测度 |
4.2.4 知识溢出的测度 |
4.2.5 经济地区的测度 |
4.2.6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 |
4.2.7 控制变量 |
4.3 技术创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4.4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第5章 商品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5.1 商品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主效应回归分析 |
5.2 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
5.3 空间异质性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
5.4 结果讨论 |
第6章 资本品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6.1 资本品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主效应回归分析 |
6.2 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
6.3 空间异质性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
6.4 结果讨论 |
第7章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技术创业 |
7.1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主效应回归分析 |
7.2 知识溢出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
7.3 空间异质性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
7.4 结果讨论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1.1 商品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抑制机制 |
8.1.2 资本品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抑制机制 |
8.1.3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抑制机制 |
8.2 对策建议 |
8.2.1 破解市场分割格局 |
8.2.2 促进知识溢出创业 |
8.2.3 平衡经济地区发展 |
8.2.4 培育企业家精神 |
8.3 研究局限 |
8.4 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框架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企业家的概念 |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概念 |
第二节 企业家人力资本理论 |
一、人力资本理论 |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征 |
第三节 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一、宏观层面分析 |
二、微观层面分析 |
第二章 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及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第一节 青海省经济发展现状 |
一、经济总量现状 |
二、地区产业结构及就业现状 |
三、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 |
第二节 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
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存量 |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结构 |
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质量 |
第三章 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方程的构建与要素的测算 |
一、GDP的测算 |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测算 |
第二节 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
一、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
二、模型的协整检验 |
三、模型的修正与参数估计 |
第三节 模型的检验结果分析 |
一、整体回归结果及分析 |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三、企业家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第一节 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
一、经济总量较小 |
二、城乡差距较大 |
第二节 企业家人力资本状况 |
一、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不足 |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 |
三、企业家人力资本质量不高 |
第五章 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
一、全面深化改革以提升内生动力 |
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第二节 优化企业家成长的内外部环境 |
一、重视企业家人力资本培育 |
二、优化企业家人力资本结构 |
三、提升企业家人力资本质量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 |
(10)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五、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一、金融发展概念及相关理论 |
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概念及测算 |
三、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
四、金融发展促进TFP增长的途径和差异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
一、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概念 |
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
三、企业家精神的现实价值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一、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的途径 |
二、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
三、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
四、研究述评 |
第三章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 |
一、动员储蓄投资技术进步项目 |
二、信息处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三、风险管理分散技术创新风险 |
四、激励和监督改善公司治理 |
第二节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区域性差异 |
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三、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描述 |
第三节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
一、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
二、计量模型、指标测算与数据描述 |
三、实证结果、检验及分析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状况和衡量指标 |
一、选取民营企业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对象的原因 |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历程 |
三、企业家精神衡量指标 |
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区域性差异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融资约束事实描述及存在问题 |
一、银行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二、证券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家精神 |
四、区域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小结 |
第三节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证分析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三、小结 |
第五章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三、计量模型主要结论及建议 |
第六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一、主要结论 |
二、对策建议 |
三、研究展望 |
附录 国外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TFP增长的实践和启示 |
第一节 美国案例及启示 |
一、美国TFP增长与金融发展现状 |
二、美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 |
三、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经验 |
四、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TFP增长的启示 |
第二节 德国案例及启示 |
一、德国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二、德国金融体系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三、德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第三节 英国案例及启示 |
一、英国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
二、英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三、英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第四节 典型国家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启示 |
一、资金流向企业家精神聚集的创新企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二、通过解除融资约束来培育企业家精神 |
三、风险投资基金助力企业家大胆创新 |
参考文献 |
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D]. 郑国强. 吉林大学, 2021(01)
- [2]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家精神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FS/QCA的实证分析[D]. 王玉婷.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D]. 李强. 吉林大学, 2020(03)
- [4]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赖艳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
- [5]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6]高管控制权、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D]. 曹成梓.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7]影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若干创新政策的研究[D]. 栗晓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制度复杂性视角下市场分割对技术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D]. 倪嘉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青海省企业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焦雪琴.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10]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D]. 邢晓东. 武汉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