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沉默》后记

一、《我不能沉默》后记（论文文献综述）

黄爱^[1]（2018）在《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 ——论虹影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九十年代以来重要的华文文学代表作家,虹影有关“中国”的记忆、体验和想像始终是其小说创作的取材和灵感之源;九十年代移民英国以后的海外经历,则使她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世界性的观念支撑和艺术启迪。这两方面因素的交融,成为支撑虹影文学创作的根本心理动因和取用不竭的心灵资源,由此形成的四个主观化的心灵维度:“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和“边缘心态”,构成了她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从根本上决定了虹影小说创作的题材内容、精神内涵和艺术个性,也是确认其创作成就的四个价值尺度。虹影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都可以在由这四维空间所构成的综合视野中得到分析、阐释和评价。本文从“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四个关键词所构成的四维空间出发,在充分考察虹影生平和创作道路的基础上,以文本分析为基本手段,并广泛借用“成长小说”理论、“传记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身体写作”理论、“边缘人”理论以及流散文学等理论和批评方法,对虹影的小说创作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深入揭示其作品的创作成因和主题内涵,全面评价其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特色和创作成就。论文由前言、主体五章和结语构成。前言部分对目前国内外有关虹影小说创作的研究现状、主要成就和不足进行综述,并阐明本文的选题主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对虹影的生平和创作道路进行系统考察和描述。一方面,重点关注了虹影的身世、成长道路和情感经历。另一方面,系统考察了虹影的文学道路,对她从早期探索到成熟、成名的文学创作历程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同时对她作为一个着名“话题作家”在海内外文坛所引发的各种公共话题和是非争议进行了现象性的观察,呈现其个人生活和气质性情的不同侧面并作出评析。第二章从“创伤记忆”这一维度入手,探讨虹影小说创作中的成长主题及其相关作品对亲情伦理的冷峻透视。《饥饿的女儿》是虹影在文坛的成名作,为她在海内外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这部成名作及其后出版的《好儿女花》和一些中短篇小说,都是虹影在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和家事背景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自我暴露”型小说。这是虹影小说创作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首先,这些作品把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下主人创伤性的童年记忆、生理和心理上如影随形的饥饿感、叛逆的初恋、对身世的困惑、对“父亲”的找寻、对“家”的逃离等成长体验进行了细腻的再现,饱含着青春少女刻骨铭心的痛感,也传达着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其次,这些作品还以惊世骇俗之笔描述了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是“家丑”而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黑暗和屈辱的记忆,把她所出身的那个底层草根家庭的亲子关系、亲情伦理置于极端苦难和粗鄙的生存现实之中,从细节丰盈的日常化生存视角进行写实性观照,展示其斑驳的面目和复杂的真相。其三,这些作品有的被作者直接称为“纯粹的自传”（《饥饿的女儿》）,有的被作者委婉地叫作“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无论哪一种情况,虹影都表现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巨大勇气,大胆自曝身世、自揭家丑,既挑战了传统伦理禁忌,也突破了传统文体边界,将百年华文文学“自我暴露”的写作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华文文学自传体小说创作的新突破。这种自传体写作所表现出来的写实的高度、人性的深度和拷问的力度,及其震撼性的艺术感染力,在当代华文文坛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第三章从“苦难意识”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如何在其苦难人生经历的基础之上,从历史反思和现实观照的意义上去展开其苦难叙事。具体而言,在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孔雀的叫喊》、“上海三部曲”系列、《好儿女花》和中短篇小说《绿袖子》《鹤止步》《那年的田野》等作品中,虹影对贫穷、饥饿、政治动乱、战争和社会动荡所造成的人类苦难,进行了饱含痛感的深切表现。首先,虹影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根基,对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一个城市贫民区所遭遇的贫穷与饥饿之苦进行了历史的复原。她从有关街巷、堂屋、阁楼、公厕等日常生活场景的记忆入手,展示了贫穷的真相,为那个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赤贫年代留下了独特的空间写照;她通过对个人、家族、城市在饥饿中挣扎的受难史的呈现,为饥饿的记忆留下了清晰的时间线索。虹影从女性个人化的小叙事立场和女性身体体验的细腻感受出发来反刍贫穷与饥饿,“恢复了被迫失去的记忆”。其次,虹影以个人化的成长记忆和历史感受为基础来表现动乱与暴力之苦,表达她的历史反思和现实忧患。她的创作广泛触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以来的“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呈现了政治动乱年代荒谬的斗争逻辑和非理性的暴力肆虐之下,个体所遭受的灾难性毁伤,以及历史功利主义选择之下人性苦难的多元形态,并将这种历史反思引向忧患重重的当下现实。其三,虹影还以悲情男女的遇合流离、命运浮沉为着眼点,在传奇性的历史想像叙事中来表现战争与乱世之苦。青楼妓院、旅馆舞厅、黑社会、情报战线、特务机关,以及战争阴影下的城市和荒野,是虹影演绎人物命运、制造乱世传奇的绝佳舞台。虹影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对大动荡背景下卑微个体的生存苦难进行了富有历史感和想像力的生动呈现。第四章从“性别体验”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的叛逆性书写。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未来小说”三部曲、《K》《上海王》和中短篇小说《绿袖子》《近年余虹研究》等,是本章所涉及的重要文本。其一,虹影的女性意识深受波伏瓦的影响,她自称是一个“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和“行动的女权主义者”。虹影作品对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的“他者”困境和附属命运有切肤之痛,通过从恋父到审父、弑父、杀夫、阉割男人的惊悚情节来表达其对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极端叛逆和激烈反抗,并以其“超性别写作”的观念野心,试图在传奇书写中构建女性的历史主体地位。其二,欲望叙事是虹影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虹影的小说作品中,“虹”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字眼,既是虹影对自我的隐喻,也是女性欲望的象征,是一种美丽的诱惑、致命的危险、叛逆性生命力的张扬。虹影将这种自我的隐喻和欲望的象征投射到她所钟情的女性主人公身上,来展开其极具个人化风格的欲望书写和情爱叙事:以女性主义立场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充分调动女性的身体体验,以离经叛道的“身体写作”大胆地呈现女性的身体美学,把性的完美礼赞为灵魂的高扬和生命的极致,建构起风格热烈、坦荡而又流丽的虹影式的情爱叙事。其三,《K》是虹影最具争议性的作品,本章第三节通过对《K》的专论,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和检讨了虹影的女性意识和欲望叙事。一些流行观点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出发,把《K》视为一个东方主义写作范本,本文对此进行了辨析与质疑,并将《K》还原到性别冲突的论域,认为《K》仍是一部体现着虹影女性意识和女性欲望的典型文本,是一个女性的“白日梦”叙事:它塑造了一个敢于以身体的叛逆来反抗某种欲望压抑和道德禁忌,敢于实践、主导和享受完美性爱的罕见的中国女性形象,显示了虹影大胆反抗和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传统的女性立场。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虹影在《K》中将其女性主义的欲望诉求,建立在道家所谓“房中术”这样一套荒诞不经、腐朽虚妄的理论话语之上,显然是一大败笔。第五章从“边缘心态”这一维度入手,讨论虹影作品中的“边缘人”形象。所谓“边缘人”,指的是因为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不得不疏离于社会主流群体之外,或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因而不得不置身于日常生存秩序之外的人。虹影自己所身处的多重边缘情境决定了形形色色的“边缘人”形象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而言,本章主要涉及《饥饿的女儿》、“上海三部曲”等长篇小说及《绿袖子》《鹤止步》《鸽子广场》《你一直对温柔妥协》等中短篇小说,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四种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其一是“家”的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这些边缘人的无家之痛和恋“家”之情,“寻父”的本能冲动,以及他们以“爱”为“家”的最后救赎的至情之心与苦情命运。其二是国族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这些边缘人在国族政治语境中身份认同与情感选择之间的两难,及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对话与交融。其三是社会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城市贫民与江湖艺人这两类社会边缘人形象。其四是性别边缘人。重点讨论了虹影作品中的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这两类性别边缘人群体。论文的结语部分,在主体章节的基础之上,讨论虹影如何因其“流散”的写作身份,获得了处理“中国经验”的更大自由,也获得了提升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眼光”。虹影小说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由此得到了彰显。结语部分还对虹影“中国经验”和“世界眼光”中的局限性进行了客观的检讨和反思。

楚盛男^[2]（2017）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以托尔斯泰的《复活》为线索》文中认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但是他对于法律的认识,以及他的作品所展现的那个时代的法的历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表于1899年的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后期所有叙事作品中最受关注的,被视为他的晚期代表作,也是他涉法文学作品中最着名的一部。本文是以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复活》为基本分析材料,对19世纪后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进行研究。从研究类型上来说属于“法律与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文学中的法律”,这一分支中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法理学解读,另一种是对文学中所包含的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的历史研究。本文的研究类型属于对文学中所包含的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的历史研究。研究某段历史,可以通过多种视角以接近客观实在。因为“按照视角主义的观点,任何人都不会直接观察到作为实在本身的实在,而以他们自己的倾向性来接近实在,其中含有他们自己的假定和先入之见。”本文拟分六章:第一章为什么选择托尔斯泰的《复活》,突出他是一个忠实的历史记录人,受托尔斯泰和沃尔康斯基家族记笔记和日记的传统影响,他养成了持续一生记日记的习惯;他懂法。他在大学里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曾经认真研究过国家法律和法学理论。他有过法律实践经验,担任过治安调解员、陪审员,为农民写过诉状,充当过辩护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且有保持六十年的记录习惯,其创作的源头基本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笔记。超强的写作能力和持久的记录习惯使他的文章在细节方面失真程度相对更小,对细节的还原能力更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拥有非常难能可贵的诚实品质,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些人或某些事而故意编造故事加以诋毁;淡泊名利使他不会患得患失,能够勇敢地表达真实;他是一个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虽然始终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分子,但是基本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这决定了他不会刻意美化政府。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托尔斯泰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法律历史的记录者。《复活》是托尔斯泰以真实案件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其基础情节来自在彼得堡区法院任检察官的科尼经办的一个真实案例。为使小说真实可信,托尔斯泰除了阅读大量案件的原始档案材料,搜集各种案件的新闻报道,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他自己担任过陪审员,还曾经做过辩护人。在写作过程中曾多次到法院旁听,访问律师、法官等。为了清楚了解犯人们的生活,他甚至想方设法走访监狱。还请典狱长到自己家来校样,对小说的许多不真实的细节进行修改。《复活》中的法官、狱吏、革命者、男女犯人等形象,都是作家在实际生活中汲取而来。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原型以及自己深入生活的经历,是作品中那些细致入微描写的客观性的保证。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细节的苛求还体现在情节发生时间的限定以及同时代背景相符合的各种制度、事件等方面。经我们考证:《复活》中玛丝洛娃被诉投毒致死案发生和审判的时间是1889年4月28日。另据我们初步统计,《复活》中涉及刑事司法制度、民事司法制度和当时各种社会管理制度的案例50,并制成表格。这些案例它们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帝俄末期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使我们从法律史角度对《复活》进行探讨成为可能。第二章睿智的先知还是迂腐的遗老——托尔斯泰政治法律思想,系统论述了托尔斯泰主义及在政治、法律方面的体现。托尔斯泰作品中所表现的观点和思想被称作“托尔斯泰主义”。虽然被称为“主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体系,这主要是因为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此。“托尔斯泰主义”可简要概括为三点:即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和爱。作为托尔斯泰主义支柱之一的“勿以暴力抗恶”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暴力是一切国家（政府）的基础,国家（政府）建立于暴力基础之上,靠暴力来维系;维系国家（政府）的暴力不仅是简单和赤裸裸的镇压,暴力的制定者还借助于“催眠”、“迷醉”把人民变成暴力的同谋;民主国家仍然没有摆脱暴力,立宪民主制实质上是“立宪奴隶制”。他认为,当代社会的恶就在于暴力的使用,要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使用暴力。托尔斯泰主张通过非暴力形式消灭政府以实现自由和解放,因此他对当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分子的主张及社会主义都不赞同。从现实来说,他对暴力、对政府的完全否定显然过于极端,但是我们不得不钦服早在一个多世纪前他对西方式民主危机的深刻洞察。托尔斯泰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然法思想,“法”在托尔斯泰这里被分成上帝的法律和人的法律,他有时也会使用自然法来指代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法律在托尔斯泰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所有对人的法律的批判都是以上帝的法律为对照,所有新世界的展望和想象都是以上帝的法律为模板。他认识到人的法律与暴力的密不可分,并由反对暴力进而得出反对一切人的法律的结论。人的法律是对上帝的法律的否定,上帝的法律和人的法律不可能同时被遵守,服从一个必然是对另一个的放弃。人的法律不可能赋予人们自由,只有完全而且仅只服从上帝的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按照犯罪的原因将“犯人”分成了五类:第一类是根本无罪的人,是法院错误的牺牲品。第二类是在如愤怒、嫉妒、醉酒等特殊情况下激情犯罪的人。第三类是那些完成了某些在他们自己看来很平常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在立法者眼中应当受到惩罚的人。第四类是因为“在道德上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才被列为犯罪的人”。第五类是一些几乎在任何社会都会认为是“堕落和败坏的”人,也即龙布罗索所称的“犯罪型”。托尔斯泰认为,现代社会对罪犯的改造手段如监禁、流放是根本无益、无效的。通过惩罚坏人来使其他人幸福是国家制度的迷信。如果不先拯救灵魂,那么一切辅助帮教措施都不可能获得实效。第三章改革的父与子——《复活》的时代背景,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改革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司法改革”进行了论述。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使司法改革的必要性立即凸显出来。1864年11月20日,沙皇正式签署法令,颁布了《司法法令》。俄国司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使俄国落后的司法体制面目一新,甚至在很多方面直到今天仍影响甚巨。俄国司法的变化主要有:1.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确定的最重要原则,也是俄国司法制度的最重要改变。2.大部分案件实现了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不仅能够促进司法公正,还有助于人们尊重法律,意识到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有利于预防犯罪,降低犯罪发生率。3.民事和刑事诉讼采用抗辩式诉讼的原则。4.建立陪审制和律师制。亚历山大二世这些改革措施带来了经济迅猛发展,却没有带来社会稳定。整个社会暗杀活动盛行。被誉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之后就经历了数次暗杀。终因重伤,不治而逝。从改革实施后的6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陷入恐怖主义泥潭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这些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正常推进。“3月1日事件”后亚历山大三世对于改革的调整力度明显加大。1881年4月29日新沙皇发布诏书《君主专制不可动摇》,该诏书被认为从法律上宣告了俄罗斯帝国转向反动。19世纪80-90年代的“反改革”在几个方面进行:实施司法、土地、城市反改革,收回民众教育领域一部分自治权,加强出版检查,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等。如今在史学界对反改革政策的评价已经发生了不同于苏联时期观点的变化。亚历山大三世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考虑到19世纪70-80年代之交俄罗斯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状况下对亚历山大二世自由主义方向的修正,通过对司法体系进行必要“改进”以达到某种“和谐”,目的是恢复国家法制、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而不是恢复陈腐的封建俄罗斯。在近些年出版的一些俄罗斯历史专着中对19世纪80—90年代只以时间划分,不再使用反改革之名。第四章19世纪下半期帝俄刑事司法制度,对1864年司法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对比论述。经给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数代沙皇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到1864年司法改革前俄国刑事司法制度基本情况如下:1.初审司法机关:乡和村农民特别法院是国有农民的初审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农民的小额诉讼和轻微犯罪,其他等级的初审司法机关是县法院。2.二审司法机关:每个省设高等刑事法院和高等民事法院,作为二审司法机关。3.最高司法机关:参政院是帝俄时期的最高司法机关,根据上诉和申诉程序处理各类案件。1864年11月2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向参政院下令,向全体俄罗斯臣民宣告司法法令生效。司法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司法机关结构、诉讼法,还部分改变了实体法。司法法令体现了现代司法制度原则: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头诉讼、审判公开、辩论式诉讼;无罪推定等。司法改革后的刑事司法体系如下:1.在县和城市中设置治安法官,负责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由一个司法区的全部治安法官组成治安法官大会是治安法官判决的上诉机关。治安法官大会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只有当出现治安法院在案件审判中违反了程序规定或者错误适用了实体法律时,才有可能向参政院进行申诉。2.普通刑事司法机关:不属于治安法院管辖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由区法院审理。区法院、高等法院、参政院刑事申诉厅组成普通刑事司法机关。司法改革确立的各项原则、制度基本保持到帝国末期,但也有一些偏离了改革初期的原则。在司法制度中也出现了向自由主义方向倾斜的变化。第五章19世纪下半期的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因为陪审制及律师制被认为是俄罗斯19世纪下半期司法改革最重要的制度,在小说《复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列专章论述。俄罗斯司法体系中加入陪审法庭的设想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提出,直到19世纪60年代司法改革才得以实现。陪审法庭在俄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确立到收缩再恢复的过程。彻底摧毁陪审法庭的不是沙皇,而是1917年十月革命。司法法令中对陪审员有相当详细的规定,包括担任陪审员的资格、陪审员的产生方式、陪审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对陪审制的争论激烈。社会上对陪审制的质疑和反对主要集中在两点:1.农民成为陪审员的主体。2.较高的无罪判决率和判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这些质疑使陪审法庭在19世纪末险些被废除,科尼是陪审制的主要的坚定的扞卫者,他为陪审员制度的出色辩护决定了陪审制在俄国的保留。在《复活》的许多情节中都出现了律师的身影,虽然托尔斯泰对于其中出现的几位律师基本是持否定或者不喜欢的态度,但是从他的描写中读者仍然可以客观地认识到律师在司法生活中的重要作用。1864年司法改革以前,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在俄国并不存在,充其量不过是律师制度的雏型或萌芽。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时对律师制度十分排斥。康斯坦丁大公对开明官僚以及西方司法模式的支持成为最终坚定亚历山大二世将西方司法制度引入俄国决心的重要因素。司法改革在俄国确立的律师制度主要是移植自西欧,但其中加进了许多不同的内容。俄国律师除了“宣誓代理人”,还包括私人代理人、司法部门候补人员和宣誓代理人助理。律师管理由宣誓代理人委员会和高等法院负责。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律师是个人权利的重要维护者。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尤为明显,代表个人的律师勇敢地站在代表政府的公诉人的对立面,为避免个人基本权利受到政府侵害而抗争。但是,律师的这一功能经常并不为社会承认,社会形象不佳。对律师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律师群体的人品差、素质低、收费高等方面。19世纪70年代是俄国律师的短暂春天,当时发生的一些政治性案件的审判,俄国律师通过自己的精彩辩护,使被告人获得了自由,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学与人们希望看到的正义。但1878年查苏里奇案之后不就,政府颁布法令将政治案件交由特别法庭审理,律师们失去了这一能够迅速扩大影响的舞台。司法改革所创建的现代律师制度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律师制度推动帝俄国家法治;律师制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律师制度的建立帮助提高民众法律意识。第六章普通刑事司法程序——以《复活》中材料为例,本章主要利用《复活》小说中涉及到的相关案例来对照19世纪下半期帝俄相关法律。小说情节主线是玛丝洛娃被控毒杀商人斯梅里科夫一案从审判到执行的过程。小说分为三卷,从刑事司法角度来看,恰是本案的三个阶段,即审判、申诉及判决执行。通过对照可以发现,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各级司法官员基本是严格依照法律行事。为了进一步印证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玛丝洛娃案审判过程与真实场景的吻合程度,还通过一个真实案件查苏里奇刺杀特列波夫案的审判过程实录进行对照。查苏里奇案在帝俄司法史上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被称作是陪审法庭审判的顶峰,也是陪审制的转折点,在查苏里奇被宣判无罪之后不久,沙皇政府就颁布法令进一步限制陪审法庭的适用范围,从此,基本上再没有政治性案件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情况出现。一旦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就应当立即进入执行程序。俄国的刑罚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1832年《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首次把刑罚分成10类。1885年对《刑罚与感化法典》进行了修订,但仍然没有改变帝俄刑罚制度的严酷性,包括:死刑、政治死刑、褫夺公权、身体刑、劳役、流放、充军、剥夺自由刑、罚金刑和查封动产收归国库以及教会刑。《复活》中涉及最多的刑罚当属苦役、流放。涉及到的其余刑罚还包括死刑、身体刑、监禁。俄国的西伯利亚流放和苦役举世闻名,西伯利亚流放开始于16世纪末的“铜钟流放”,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于经济原因西伯利亚流放逐渐成为政府强制移民发展西伯利亚经济的手段。到18世纪末,流放体制愈加混乱,流放刑罚的适用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和随意性。19世纪,流放犯的人数急剧增加。流放包括不同种类,有固定的执行程序。普通刑事犯的流放同政治犯的流放有所不同,政治犯的待遇要明显优于普通刑事犯。《复活》中玛丝洛娃虽然属于普通刑事犯,但由于聂赫留朵夫的帮助,她在流放途中主要是同政治犯同行,故主要论述政治流放。

蒲小蛟^[3]（2016）在《论余华小说中的“现实”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余华创作中颇令人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不断呈现出来的丰富变化。学界以往的研究对此有过不少阐释,但主要集中在80、90年代之交,即余华告别先锋时期的“残酷书写”,转而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充满“温情”的作品的这个阶段,缺乏对他整个创作过程的关照,显得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在全面梳理余华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创作的基础上,以“现实”作为关键词贯通他的整个创作历程,来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心理机制及外部缘由。本文认为,对“现实”的关注一直贯穿了余华迄今为止的整个创作历程,而这个“现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体的、实在的事物,而是一种经过主体加工后的“主观化现实”,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和提纯。早期的“学徒”生涯中,余华在两种因素引导下写作:一是当时文学潮流的影响,二是自身对外在世界的不安与不信任感,前者显,后者隐,但从余华后来的写作发展来看,后者却是他最独特的气质。从整个现代性认识装置中看来,余华早期作品中流露出的这种对异己性世界的不安与隐忧,实际上是现代人的普遍生存经验。因此,余华的先锋写作并不是一般论断所认为的那样是受以卡夫卡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事实正好相反,余华先是作为个体感受到世界的“丑恶”,随后在接受卡夫卡等西方作品时获得共鸣,由此反过来强化这种生存体验,同时,西方现代文学还为余华提供了一种更易于表达这种生存体验的书写方式,即余华所说的“虚伪的形式”,从而使余华开始了先锋时期的犀利写作。先锋写作时期,余华以“虚伪的形式”书写“主观化的现实”,从而揭示个体在世的生存困境,并在八十年代的“再启蒙”浪潮中秉承着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对“丑恶世界”选择不妥协的立场,书写个人对世界的激烈对抗,这个过程中由于个体的渺小与无力只能在强大“丑恶世界”面前不断死去,从而使作为创作主体的余华陷入精神困境。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启蒙浪潮消歇,余华开始放弃以“主观化现实”来言说世界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正视活生生的普通人的生存现实,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来书写现实生存经验,并肯定了普通人在苦难中顽强生存下去的合理性,从而使得个体在现实中得以复活。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则体现出余华在“文学性”和“现实性”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努力。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余华早期创作中在当时文学主潮引领下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书写,并发掘其中蕴含着的关注个体生存困境的独特气质,而先锋写作是将这种“个体关注”走向极致的体现。第二部分从余华转型之后的创作探讨他如何在回归现实中复活个体,从而走向精神救赎。第三部分则讨论余华新世纪以来的创作,讨论余华这些书写中国现实的作品中如何努力平衡文学性和现实性的关系。

陈平原^[4]（2015）在《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中国学者的治学路径及功过得失,除了深受当下政治体制与思想潮流的影响外,还严重受制于其工作单位与学科文化。20世纪50至80年代北大内部思想潮流与教学体制的激荡,凸显了"文学教育"的发展空间及可能性。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这四位学者共同活跃在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有着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与生命轨迹,却又有着不一样的学术路径。我们可以借助政治与学术、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这三个特殊角度,探讨他们的治学路径,直面这一代学者的困境,关注其学科文化的特殊性——包括他们的努力与挣扎、贡献与局限。通过对老一辈学者足迹的辨析,我们得以触摸此兼及古今、贯通文史、关心政治的学术传统,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

罗建周^[5]（2015）在《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文中研究说明1930年代的中华大地,日寇祸乱,国破家散,满目疮痍,民族危难之际,生活书店于1932年应运而生。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出版、传播位居战时中国出版业首位。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生产、传播,不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文学与文化研究等的发展繁荣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前人关于生活书店的研究,多集中在书店的发展演变史、书店的经营管理以及邹韬奋等人物专题研究,仅有少量学位论文探讨过生活书店出版的某一期刊,当前关于生活书店研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史料的整理研究不足、对书店出版的文学书刊传播作整体研究的尚未发现,已有成果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等问题。基于此,本论文选取战时生活书店及文学书刊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借鉴拉斯韦尔传播学“5W”理论设计论文结构,具体讨论中还引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及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力求对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问题作一较为系统性的研究。论文共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讨论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研究综述、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缘于对书店倒闭潮中生活书店的重新开张、生活书店文学价值估计的不足等现实与学术问题的思考,讨论了生活书店对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历时性梳理书店早期、停滞期、活跃期三个不同的研究阶段,共时性分析生活书店史、邹韬奋等书店人物、生活书店某一期刊的专题研究,发现史料的整理研究有待完善、鲜有文学书刊的整体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突破的关键所在。借鉴拉斯韦尔的“5W”传播行为的研究思路,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法探讨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的问题,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生活书店文学出刊传播的文学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第二章生活书店发展历程的考察。分别考察了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到《生活》周刊社再到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明确生活书店作为传播媒介（或传播渠道）本体的发展嬗变及其特点。从生活书店的发展脉络看,其因受战局牵动有过上海、武汉、重庆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从扩大书刊出版发行种类、经营管理方略的初步形成、秘密配合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发行网的后移与延伸、编辑委员会的成立、书店遭受日寇轰炸毁坏、生活书店分支店被查禁等每一阶段的最为关键,或最具创举的问题做细致深入探究。第三章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传播者的离散聚合。从文学社团视角切入,考察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生活书店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潜在交往,廓清了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文学》编委会与“左联”成员、《文学》为“左联”作家发表作品等诸多复杂的文学关系;从文学编辑视角切入考察,文学传播者鲁迅与生活书店合作互动,对生活书店既有支持和帮助,亦有冲突、分歧。这一时期文学传播者的最大特征是多重职业身份的交叉重合。第四章“媒介场”的营造与战时文学的传播导向。将生活书店作为“媒介场”看待,它对“媒介场”里各“子场域”如文学期刊《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等做了精心的筹划、扶植和打造。选取战时代表性文学书刊,从文本内容出发,分析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观点的思想导向,启迪民智、抗日救亡、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价值导向。引入传播语境分析,一方面对原稿审查、印制、发行等检查制度下《文艺阵地》遭受的规约做了考察,另一方面对书店同人反规约的努力进行观照。战时文学传播环境对文学书刊的内容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五章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读者定位与传播效果。从“生活精神”对读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概括了文学读者以遍布全国的57处分支店、营业所为主的地域分布,并依据史料分析指出了以文学界的文学编辑、批评家及作家、教育界的教师、大学生及少量中学生、前后方部分青年将士、部分基层行政及公务人员、海外华人及侨胞为主的读者群体。选取《华威先生》、《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作为研究个案,分别考察了它们引发的文学论争及《华威先生》精品化的过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为现代文学思潮史填补空白及开启鲁迅研究等方面的影响效果。结语。总结归纳了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作家交相互用,一方面书店为其搭建文学生产、传播的平台,广泛团结两大文学社团解散后的作家群体,扶植新进作家,为其提供了文学发表的空间;另一面战时作家充实了书店文学书刊的内容质量,为其在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之在战时文学传播中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经济效益;生活书店在助推全民抗战方面起到过业界表率的作用,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因内部管理的微小失误曾引起过与鲁迅等人的出版“风波”。生活书店经营管理艺术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耿立^[6]（2013）在《随笔和散文的门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随笔的门槛随笔,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也有着丰富的写作的实践,但她的现代意涵却并不为从事随笔写作的人所知。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写作往往是一种信息的操作与表达,有多少精神性的过滤是可怀疑的。随笔最大的品质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精神的自由,叙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这绝不是形式的随意,而是这种文体对精神自由的依赖乃至信仰。随笔的美,就表现在她写作姿态的自由和语言的自

张炜^[7]（2012）在《莱山之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是一场无始无终的奔波。莱山之夜,山雾笼罩,疲惫不堪,却常常无法入眠。林涛阵阵,不断听到小鸟的叫声一荡一荡远逝。再次打开笔记,注视这幽深的莱山夜色,这所见所闻所思……

丁雯娟^[8]（2011）在《越过雷池的狂欢 ——虹影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论》文中提出虹影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两性关系的书写,而这些两性关系的表现又大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惊世骇俗。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由于身世缺陷、无爱的创伤和被压抑被束缚等方面的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带来的现实和精神上的困境,他们急切想要寻找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因此他们的行为大都无视道德伦理、掘弃世俗观念。而这种行为特征又正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狂欢式生活的某些特征相似,因此,虹影作品中的两性关系叙事体现着“狂欢”的特征。在这种两性狂欢中,作者展现了女性的态度和结局,并且在这种狂欢背后,作品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本文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虹影作品中两性关系惊世骇俗的特征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狂欢式生活特征的相似性,表述两性狂欢中女性的态度和结局,最后阐述在这种狂欢背后作者的女性主义写作立场：焦虑状态下对安全感的寻找、女性欲望展露中的自我认同、对男性世界的排斥和在狂欢中寻求女性的自我救赎。

杜庆英^[9]（2011）在《女性书写背后的文化意蕴 ——论虹影的长篇小说创作》文中研究说明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诸多作家的喜爱,虹影立足于文坛最突出的成就正是长篇小说创作。虹影几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迅速推出新作,然而,虹影在国外获得众多奖项和荣誉的同时,在国内却没有引起文坛的足够重视,并未赢得相应的文学地位,她的创作超出文坛经验的范畴,无法对其归类,作品存在被误读的处境,这一特殊的现象值得文坛研究与探讨。她的作品被称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典型,用来研究女性主义,事实上,这只是她作品最显性的表现,在女性主义光环下掩盖了作品的深层意蕴,即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因为走不出自身文化身份的怪圈,一直徘徊在身份寻找的十字路口,对身份的寻找导致了对两种文化的思考,两种文化的冲突抑或融合就成了虹影创作的意图,这篇论文将选取虹影最有代表性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借助文本解读的方法,运用女性主义与跨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女性书写、身份批评和文化思考三个角度的逐一分析,以期探讨小说创作隐藏在女性书写背后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现状和研究评述;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超越传统意义下的女性书写,与卫慧、棉棉作品相比较,虹影女性写作表现了两个突出特点,即女性个人命运境遇中的自主意识、女性视角下的历史叙述;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虹影的身份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第四部分,主要讲述了虹影对东西方文化的思考,即对两种文化最终出路所进行的探索,由只关注文化冲突,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到后来期望两种文化和平共处的愿望;第五部分,即文章的结语,对虹影长篇小说创作特点进行整体梳理,总结了论文写作的意义,即运用女性书写与跨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虹影创作,论证虹影创作的文化意蕴,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秦香丽^[10]（2010）在《“寻父”与“弑父”：虹影小说的悖论式书写及其文化意蕴》文中指出虹影的小说中有大量的父女关系的书写,在这些父女关系的书写中主要包含了两种悖论性的基本元素：“寻父”与“弑父”,两者相互纠结,矛盾重重。小说的主人公（以女儿为主）由于“无父”的身世创伤以及由此带来的现实和精神的困境,迫切期待“父亲”将她们带离这种“无能为力”的“泥淖之地”。于是,“寻父”成为她们生活的动力与目的所在；但是,“寻父”的无望,成为弑父欲望的另一书写形式,伴随着弑父而来的是无尽的忏悔和依恋。总之,虹影的小说充盈着“寻父”与“弑父”的悖论式书写。本文采用“性别”视角,从性别文化的角度,特别从“女儿”视角中的“父亲”形象角度出发,分析虹影作品中“寻父与弑父”的悖论式书写内涵及其文化意蕴。“寻父”表达了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化意义上,父亲的不可或缺；而“弑父”表达了女性对“父亲”的批判。这两者,构成了女性对“父亲”的文化审视。虹影的这种悖论式的书写,与其创伤性的童年经验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已成为她疗伤的主要方式。而作品呈现的种种矛盾与困惑,正是她血缘牵绊下的复杂心理的文学表述。在这种文学表达中,也渗透着着她对父权传统的深刻反思。她直面式的书写丰富并超越了当前的“弑父”书写,带有清醒的女性自审意识。

二、《我不能沉默》后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不能沉默》后记（论文提纲范文）

（1）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 ——论虹影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2）19世纪下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以托尔斯泰的《复活》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3）论余华小说中的“现实”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6）随笔和散文的门槛（论文提纲范文）

（7）莱山之夜（论文提纲范文）

（8）越过雷池的狂欢 ——虹影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9）女性书写背后的文化意蕴 ——论虹影的长篇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10）“寻父”与“弑父”：虹影小说的悖论式书写及其文化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不能沉默》后记（论文参考文献）

• [1]创伤记忆·苦难意识·性别体验·边缘心态 ——论虹影小说创作的四维空间[D]. 黄爱. 山东大学, 2018(02)
• [2]19世纪下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以托尔斯泰的《复活》为线索[D]. 楚盛男.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3]论余华小说中的“现实”书写[D]. 蒲小蛟.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
• [4]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J]. 陈平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 [5]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D]. 罗建周.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6]随笔和散文的门槛[J]. 耿立. 百家评论, 2013(05)
• [7]莱山之夜[J]. 张炜. 长江文艺, 2012(06)
• [8]越过雷池的狂欢 ——虹影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论[D]. 丁雯娟. 暨南大学, 2011(10)
• [9]女性书写背后的文化意蕴 ——论虹影的长篇小说创作[D]. 杜庆英. 广西师范学院, 2011(10)
• [10]“寻父”与“弑父”：虹影小说的悖论式书写及其文化意蕴[D]. 秦香丽. 暨南大学,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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