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基础

一、基督徒对信心的基本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林孝斌^[1]（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研究表明《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谢文郁^[2]（2020）在《本性重建如何可能？——从康德对路德宗恩典概念的批评谈起》文中提出康德关于根本恶和心灵改变的论述是他的宗教哲学的核心。康德在两个层次上使用"自由运作"来呈现根本恶的产生机制,以及心灵改变的可能进程。康德关于心灵改变或本性重建的说法可称为"革命-改良途径"。在此基础上,康德进而批评基督教的恩典概念,认为它在理论上无法说明,在实践上自相矛盾。然而,由于康德对路德宗的恩典概念缺乏深入体会,无视路德恩典概念中的信心之认识论功能,导致康德的批评缺乏力度。在路德那里,信心作为一种接受性的情感是具有认识论功能的,即恩典通过信心进入并改变人心。这种"信心-恩典思路"也呈现了一种人心之内在改变机制。"革命-改良思路"和"信心-恩典思路"是两种不同的本性重建思路。然而,无论在哪个思路中,在生存中进入本性重建之实际进程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白松旭^[3]（2019）在《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文中提出美国强大的电影工业将自己的电影传遍世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观众都熟悉美国电影,而且美国电影还能够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类型,这使得许多国家在看到了美国电影在市场上和文化上的成功之后,都纷纷效仿美国电影的创作、传播和表达。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电影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和产物,它是观众意识形态的结晶,也是表达意识形态的最绚丽的途径。一个国家的电影能够为研究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重要的通道和资料。在众多受美国电影影响的国家中,韩国也不例外地从抵制美国电影转变为欢迎美国电影,并且在表达手法上也体现了美国的影子。美国的经典叙事方式流行于世,并且带有非常明显的基督教意识,这不仅因为美国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单从主流电影的叙事风格上看,也能够明显地看出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在美国主流影片中的存在。本文将基督教意识的影视表达归纳为三个基准: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这三个基准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基督教信徒普遍的信仰经历。美国如今发达的电影工业,也是从挫折和摸索中发展起来的,从大卫·格里菲斯掀起的电影制作新篇章,到阻碍发展的行业垄断;从针对道德危机的《海斯法典》,到促使百花齐放的评级制度,最后美国电影产业在基督教意识的表达上站稳了脚跟。韩国主流电影的叙事方式不仅也受美国影响,而且韩国主流电影也表达着一种特殊的基督教意识,是与美国的基督教意识截然相反的。排除韩国的小众电影,真正享誉国际的韩国电影无一例外地表达了韩国特色的基督教意识。如果说美国主流电影里的基督教意识是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话,那么韩国则恰恰相反,表达了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美韩两国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上截然相反的表达倾向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以三个核心教义为标准,研究大量的美韩主流电影后,就能够确定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而且普遍存在的。本文就是根据这样的特殊现象,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两极化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的引导关系。美韩两国运用来自于同样信仰的叙事方式,竟然能够出现两极化表达倾向,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因为历史塑造的意识形态,而了解意识形态对影视审美的导向,才具有影视美学的研究价值。美国和韩国在影视表达上的关系是基于电影和宗教两方面的原因,电影的流行化将美国和韩国的电影表现风格和观众的审美取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而两国的基督教背景才是主流电影呈现出相对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条件。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至少开国先父们大都将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归荣耀给上帝。通过对美国的建国历史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美国的出生证《独立宣言》开始,到美国一直以来坚持不变的独特的价值观,都证明了基督教意识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的意识形态对至高者（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坚持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信条。这种对至高者的认定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电影称义的审美倾向,也就呈现出了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不论是故事片还是科幻片,这样的称义主题比比皆是,比如《楚门世界》、《宾虚》、《黑客帝国》等,叙事的步骤完全符合基督教核心教义:平凡的人因着不平凡的目的被启示、拣选,向着目标发展,过程中会受到阻碍、产生疑惑,但在关键的抉择中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而悔改,最后得胜。这三部影片无不是各自类别当中的经典之作,但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称义的基督教意识,可见基督教意识在美国影视作品中的普遍表现。而在韩国,所谓的基督教电影似乎一直以来不断地出现在韩国市场上。的确,很多韩国电影里面不仅包含了基督教的元素、符号,而且以基督教元素作为故事主体、背景的影片也不少。但是稍有深入地研究就会发现,韩国电影里的基督教元素往往不能表达基督教的内涵,而更像是辅助韩国意识形态表达的符号。《薄荷糖》里的基督教完全没有洁净灵魂的能力;《亲切的金子》里的基督教就是个被人嘲笑的儿戏。还有很多没有基督教符号的影片也以同样的叙事方式传达着韩国特殊的基督教意识。韩国之所以能够逐渐趋向于表达特殊的基督教意识,直接原因在于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引起了韩国传统意识形态足够的重视。韩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和很多外来文化不同,能够在韩国独领风骚。是因为儒家思想更加符合韩国人的意识形态,从“人能弘道”的共识来看就能理解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兴盛。而不符合韩国传统观念的文化虽然能够在韩国生根发芽,但是必然会被韩国坚实的传统思想影响,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在韩国虽然经过艰难的传教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现代韩国的复兴也堪称奇迹,但是基督教仍然不是现代大韩民国的意识形态主导。更重要的一点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在实用主义上所获得的帮助比较大。比如基督教在支持抗日和抗击独裁政权的民主化等运动中赢得了民心,使得韩国人逐渐对基督教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倾注了更多的盼望,这种实用性的因素在韩国基督徒的信仰动机和行为上表现了出来。如此来看,正面的基督教意识难以成为韩国影视审美取向的主导的原因便一目了然。美韩主流电影在基督教意识表达上的相反现象,以及两国不同的基督教根基对各自的影视表达的导向,还只是表面的因果关系,即神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导出了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但是这种引导的根本原因和内容就必须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里得到,这就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论证美韩主流电影的相反基督教意识表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对美韩相反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了解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别归结到了一点上,就是对至高者的认知。本文特指的神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伯来文明为代表的一神信仰的思想,也就是对至高的上帝持肯定态度的思想;而本文所指的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人本属性的观念,也就是至高者缺失的思想。将美韩两国的意识形态立场,通过以两希文明在关于至高者的对立态度为标准进行划定,便能清楚地得到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个阵营。本文从苦难与拯救、相对或绝对的罪和称义或堕落的审美取向这三个主题,围绕至高者的态度,分析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和意识形态背景,论证了意识形态对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达的导向作用。美国意识形态是存在至高者的神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主流电影无法回绝的称义意识的审美取向,也塑造了美国主流电影称义启示、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基督教意识表达。韩国意识形态是至高者缺失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韩国主流电影热衷于堕落意识的审美期待,造成了韩国主流电影堕落启示、顽梗和因信堕落的特殊基督教意识表达。

曾静明^[4]（2019）在《天主教与新教良心观对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良心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宗教改革以来,良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神学家的关注,他们诉诸良心的自由为某些宗教立场进行辩护。新教神学家藉着对良心自由的解释,提升了世俗政权的地位。本文从良心的本质和功能、良心与圣经、良心与信心、良心与救恩、良心与世俗政府等方面分别对天主教与新教的良心观进行对比分析,旨在理解两者在良心理论上的立场,探讨良心的意义。

谢文郁^[5]（2018）在《解构性的正义概念》文中提出追踪希腊哲学和希伯来文化对正义一词的使用和讨论,最后归结到《罗马书》的正义观,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西方思想史上的正义概念之根源。在希腊哲学中,特别是在柏拉图那里,正义是和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从真理出发才能达到正义。我们称这种冲动和思路为真理情结。比较而言,希伯来文化把正义的来源寄希望于上帝,追求上帝的旨意乃是其主导性关注。在这个思路中,正义就是依靠先知的教导或遵守摩西律法传统。《罗马书》作者批评了这两个传统,认为他们是企图凭借有限的理解结构来建构正义,无法把正义落实到真理或上帝的旨意中。保罗进而提出了一种解构性的正义观,认为正义是在理解结构之解构中进入人的生存。

王林^[6]（2018）在《马丁·布塞与16世纪上半期斯特拉斯堡的改革》文中研究指明马丁·布塞曾在16世纪上半期长居于斯特拉斯堡,而这一时期正值欧洲宗教改革,所以他不可避免的卷入到当时的政治和宗教环境中。但他并不是被动卷入,而是主动迎合,并通过人格魅力、人际交往等方法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他的作用较为有限,这是由于他没有一生均在此地居住,而是在1546年之后出走英国。除此之外,市议会的限制、再洗礼派和福音派等其他宗教派别的干扰、自己某些不恰当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法国洛林公爵的入侵也导致了改革的夭折。近代早期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使得以马丁·布塞为典型的神学家的改革愿望只能成为空想,这是改革夭折的根本原因。作为斯特拉斯堡教会改革的领导人,他通过布道者、教士、作家和神学家的身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他最大的两个贡献则是:建立了一个地方教会;开创了一个高效的教育体系。因而,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他为该地的改革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尽管他的作用十分有限。西方学者也对布塞以及该市的改革有过一些研究和资料整理,但对两者的关系的探讨尚未见到。所以本文拟从这一方面进行研究,以窥视该地区改革的全貌。本文的第一部分为介绍斯特拉斯堡改革的背景和进程。主要从地理位置、经济情况、政治状况和宗教环境进行论述。之后通过叙述马丁·布塞的人际交往和斯特拉斯堡改革的进程来论证改革势在必行,得出布塞也只是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而已的结论。第二部分为文章的主体部分。分别从布塞的教会观念、教育理念、婚姻看法和犹太人观这四个角度来论述布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夹叙夹议,通过具体实例来分析论证。最后一部分为结语。综合分析了布塞的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无视,必须将他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他其实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因此,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所以,改革的夭折并不完全是布塞的过失,进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改革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林旭鑫^[7]（2018）在《知识与恩典：公元二世纪诺斯替主义研究》文中提出从西元一世纪的使徒时代进入二世纪的教父时代,基督教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基督教而言,二世纪被称为是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世纪,这群人在教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主张人得救是藉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与知识,并把这样一种来自于上帝恩典的知识称为“真知”（γυωσιζ/gnosis）。他们自称为诺斯替主义者（Γυωστικοζ/Gnostics）。本文以诺斯替派代之。诺斯替派声称父以流溢的方式生成一系列神体（Aiωυ/Aeon）,组成了一个奥秘世界（Πληρωμα/Pleroma）,并据此解释圣经（包括希伯来圣经和尚未正典化的新约文本）。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他们对恩典概念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有深刻体会和明确意识。他们在信任情感中相信新约文本来自于启示,这种信任成为他们的认识起点,帮助他们在接受者的地位上领受上帝的恩典,从而得着属灵的真知。然而,在得着真知以后,他们又重新回到判断者的身份,构造出了一套真知体系。不难看出,上帝的恩典原本是他们的盼望,然而在他们以为自己得着以后,又利用恩典制造出真知这一偶像。恩典一词的内在含义就是人所没有的,如果恩典成为判断对象,其实就是回到了理性认识的路子上,恩典的认识作用就会被重新遮蔽。与诺斯替派打过交道的教父如爱任纽（IrenaeusofLyon,约AD130-202）,强烈地反对诺斯替派对圣经尤其是新约文本的解释。爱任纽否定诺斯替主义者自认为属灵的说法,指出他们实际上是亵渎神的。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教导不符合使徒传统。在反驳诺斯替派的过程中,使徒统绪成为他的强大武器。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爱任纽对恩典概念体会并不深。然而,他提出的“信仰的法则”（rule of faith）却又是对人在恩典中得到更新的成全。在爱任纽看来,人在面对新约或者是使徒传统时,重要的不是建立一种以真知为目的的解释体系,而是要建立一种信仰关系。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诺斯替主义的产生,围绕“知识”与“恩典”这两个主要概念,呈现二世纪思想史的发展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本文完成了对诺斯替主义这一概念的澄清,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分析,并且解释了为何它会被定为异端而逐渐式微。

濮荣健^[8]（2015）在《理性和信仰:阿奎那《神学大全》中成圣的恩典》文中认为成圣的恩典不是圣经里的术语,但与恩典和成圣紧密联系。阿奎那对成圣的恩典进行的研究,在信仰上涉及称义、信心、罪等,在哲学上涉及理智、存在、形式、美德等。本文对照圣经和《神学大全》,分析阿奎那在用理性服务信仰时的问题。

陈建明^[9]（2013）在《中国地方基督教的建构 ——近代五旬节信仰实践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以来，五旬节-灵恩运动对基督教在欧美及全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在华基督教来说，该运动最重要影响是本土五旬节教派的兴起，对长期以来以西方宗派差会为主导的在华基督教格局来说，这种本土化的产生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五旬节信仰会对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信徒所努力探求而收效甚微的本土化产生这样明显的影响？为了对此做出更好的解答，本文致力将历史叙述与理论解释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围绕中国地方基督教的建构这个基本论题，对五旬节信仰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其入华的基本历程及在华的主要实践内容作了一个整体性的论述。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五旬节信仰由西来的五旬节派传教士和差会带到了中国，并以他们为主体展开了一系列的宣教活动，这些活动对西方主流宗派差会的权威产生了一定冲击，并在当时特定的基督教复兴背景中进一步促发了本土的五旬节-灵恩运动，这些都为本土信徒的地位上升和自主活动提供了重要空间。在此基础上，接受了五旬节信仰的理念和体验的本土信徒，以其自身及更多的当地信徒为行动主体，在具体的处境中逐渐建构出真正“三自”的本土五旬节教派。这些影响的产生同五旬节信仰表现出的复原主义和奋兴主义神学立场和实践特征紧密相关。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来说，宗教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是其最基本的分析视角。本研究在依循该基本视角的前提下，对信仰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意义给予了充分重视，本文认为，信仰本身的理念内容和体验特性，对其所可能的社会实践模式有着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对上述五旬节信仰差传活动的分析中。不过对五旬节信仰来说，其最突出的方面是对神-人的直接交往及由此而来的神秘启示的强调及情感主义的信仰体验和表达方式，这尤其作用到了本土教派行动者主体性的建构。同时，对外来的五旬节信仰来说，这种影响还受限于其与中国社会文化间的选择性亲和机制，最基本地表现为其与信徒包括教派领袖的处境化需要和他们长期以来的信仰惯习之间的互动关系，后两者使得五旬节信仰中的某些要素更容易得到接受和落实，并在其所秉持的启示主义和复原主义等基本神学主张的影响下，使得这种接受和落实有了进一步的诠释和建构空间。这些复杂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后对本土五旬节教派的权威与灵性资本建构产生重要作用。在对本土五旬节教派的研究上，本文以真耶稣教会和耶稣家庭这两个近代最重要的教派为具体对象，在论述过程中力图呈现两者在基本实践模式上的相似，以及这些相似之外的一些具体差异，并对此做出尽可能的解释。这种比较与对照更能体现和揭示五旬节信仰所可能产生的独立意义、及该信仰与特定处境中的中国社会文化所可能发生的选择性亲和的过程和结果。基督教的发展在近代以来更加体现出一种全球地域化的特征，五旬节信仰在中国的所有这些实践最突出的结果，就是建构出了中国的地方基督教，这种地方基督教不仅在信仰内容和实践模式上具有鲜明的当地社会文化属性，在阶层和权力结构上同样具有相当的民众性和地方性。

沈朝立^[10]（2013）在《从教派间对话到合一的教会—孔加尔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孔加尔作为梵二会议的推动者和会议蓝图的总设计师，对促成20世纪天主教会改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加尔生长在天主教家庭，但从小不乏以新教徒为伴的经历和在战争磨难中深深渴望和平的切身体会，这促使孔加尔以实现教会合一为目的，深入了解各教派并开展对话，推行教会改革。他提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思考，肯定“小传统”——各教派对同一“大传统”有不同的信仰表达形式，同时重新发现了具有主体自觉意识的平信徒对于信仰的保存和传承作用，以及教职人员无法比拟的、连接教会和世界的独特地位。他以“服侍世界’这一共识号召众教会走向合一，并且站在末世的角度把成就事情的主权交在了圣灵的手中。文章从梳理孔加尔的神学思想入手，探寻以梵二会议为契机的天主教会改革，最后试图呈现20世纪神学家们对时代危机“处境化”的神学回应。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梵二会议之前天主教会的危机为讨论背景，同时带入孔加尔的个人成长经历以及他对于合一运动的意识；第二部分以孔加尔后期的主要着作《基督徒间的对话》为参考，梳理了孔加尔前后期思想的发展和转变，并总结出了他关于怎样开展对话与合一的系统理论；第三部分紧接着第二部分，更深地探讨了教会改革——这一在对话与合一的进程之中必然会到达的层面，并以带有自觉责任意识的平信徒这一信仰主体的挖掘为改革的切入点，试图在层级的领导与平等共融的合一这两端之间找到平衡；第四部分作者依照孔加尔的思路，把统领一切的主权地位交予圣灵，从历史和末世的角度作出系统的神学性思考。

二、基督徒对信心的基本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督徒对信心的基本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3）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4）天主教与新教良心观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马丁·布塞与16世纪上半期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7）知识与恩典：公元二世纪诺斯替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理性和信仰:阿奎那《神学大全》中成圣的恩典（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地方基督教的建构 ——近代五旬节信仰实践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教派间对话到合一的教会—孔加尔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基督徒对信心的基本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2]本性重建如何可能？——从康德对路德宗恩典概念的批评谈起[J]. 谢文郁.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5)
• [3]美韩主流电影的基督教意识表现[D]. 白松旭. 吉林大学, 2019(02)
• [4]天主教与新教良心观对比分析[J]. 曾静明. 宗教学研究, 2019(03)
• [5]解构性的正义概念[J]. 谢文郁.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4)
• [6]马丁·布塞与16世纪上半期斯特拉斯堡的改革[D]. 王林. 云南大学, 2018(01)
• [7]知识与恩典：公元二世纪诺斯替主义研究[D]. 林旭鑫. 山东大学, 2018(12)
• [8]理性和信仰:阿奎那《神学大全》中成圣的恩典[J]. 濮荣健. 宗教与哲学, 2015(00)
• [9]中国地方基督教的建构 ——近代五旬节信仰实践模式研究[D]. 陈建明. 上海大学, 2013(01)
• [10]从教派间对话到合一的教会—孔加尔思想研究[D]. 沈朝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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