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机构改革喜见成效（论文文献综述）
董腾星[1]（2021）在《海南三亚黎族学生语言习惯对语文学习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以育才中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吴仁武[2]（2021）在《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以其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被西方赞誉为“世界花园之母”。19～20世纪,西方国家在华进行了长期和大规模的植物考察、采集和引种活动。中国竹类植物自然分布广泛并且具有悠久的栽培和利用历史,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竹类植物作为在华采集和引种的一类主要植物。对美国在华竹类植物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中国植物资源对世界的贡献,为今后植物引种史研究、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本研究以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其历史背景,调查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和引种竹类植物的时间阶段、采集地和属种等,对主要采集人员的采集活动进行重点分析,最后探讨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活动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原本让欧洲各国在华植物采集、引种工作受阻的屏障被打破,使其采集、引种活动迅速展开并且收获丰富。新中国成立后,国际间的采集引种活动趋于有序。欧洲各国在中国近代的植物采集、引种活动对美国来华植物采集活动有一定激励作用。在美国联邦政府鼓励、经济发展需求的促进、相关机构积极组织以及拥有一批热衷植物采集、引种专业人员的前提下,最终促成了美国来华开展植物采集、引种活动。（2）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时间跨度为1840～2010年。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数据,美国在华共采集2 238份竹类植物标本。可鉴定的竹类植物隶属25属（占中国现有竹类植物属的73.5%）,120种（含变种、变型,占中国竹种的22.5%）,采集最多的属为簕竹属、刚竹属和箭竹属,采集最多的种为托竹、桂竹以及青秆竹。采集地涉及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65个市、自治州82个区（县以及县级市）。（3）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时间跨度为1898～2010年。经统计,美国农业部从中国引种了390份（其中306份直接引种）;阿诺德树木园从中国引种了8种竹类植物;美国竹子协会从组织人员从中国引种了138种竹类植物,其中直接引种126种。可鉴定的竹类植物隶属28属（占中国竹类植物属的82.3%）,185种（占中国竹类植物种的34.6%）,13变种,20变型以及25品种,引种最多的属为刚竹属、簕竹属和箭竹属。（4）经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标本信息,共计45个采集者和采集队,在众多采集者中,莫古礼采集的标本数量最多。对美国农业部植物引种清单和《威尔逊植物志》的整理和分析,共计314份竹类植物从中国直接引种到美国,其中312份包含引种人信息,莫古礼、梅耶和威尔逊的引种量最多。莫古礼在华工作期间,共采集727号1840份竹类植物标本,隶属于20属93种（含变种、变型）;共引种255份竹类植物到美国,分属于18属81种（含变种和变型）。（5）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后大大增加了美国竹类植物种类多样性;竹类植物在美国风景园林中的应用形式也受到中国的影响,随着竹类植物的广泛应用,其竹类苗圃朝着精细化、品种化方向发展;莫古礼等人在华对竹子的研究,使得竹子分类学有了快速的发展,其在华期间莫古礼共发表3个属,55个竹类植物新类群和6个变种;竹类植物的引种成功,使得美国竹产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在华采集期间,采集者们也深受中国竹文化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竹文化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袁鑫[3]（2020）在《海南岛近岸水产养殖时空变化遥感监测与生态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水产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为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空间,当前,水产养殖业已经成为世界粮食生产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尤其在近岸地区,适宜的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促使近岸地区的水产养殖业快速掘起。近岸地区作为海陆交界地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突出,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对近岸地区水产养殖的发展现状进行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海南位于中国的最南端,是中国发展热带海洋渔业的理想之地,水产养殖业发达,但养殖密度过高、养殖废水排放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掌握海南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情况,对其造成的生态影响进行评估是科学、合理地开发和保护海南近岸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Landsat多时相遥感数据,结合国产高分（GF）卫星影像、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土地利用类型和海洋水质数据等辅助数据,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云平台提取了海南岛1987-2018年共计8期近岸水产养殖信息,分析了海南岛水产养殖时空变化特征,并对水产养殖对近岸生态景观及近海水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1987-2018年海南岛近岸地区水产养殖面积大幅度增长,31年间面积共增加22605公顷,其中1995-2015年为增长最快时期;2015年后,水产养殖面积出现少量减少。海南岛近岸水产养殖区分布呈“东多西少”的特点,各地发展速度不均衡,水产养殖区质心总体表现为向东北方向的不断迁移,共移动72.9km,且养殖区的景观格局变得越来越复杂,水产养殖业长期呈无序发展状态。（2）水产养殖的快速扩张对海南岛近岸生态景观及水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1990-2015年海南岛近岸地区水产养殖主要表现为各类型土地向养殖用地大量转入,造成大量土地流失,其中,水产养殖用地和红树林湿地的竞争关系最为显着,水产养殖扩张已成为红树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海水叶绿素a浓度可以反映水体的富营养化状况,海南岛水产养殖面积与近海叶绿素a浓度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随着离岸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说明水产养殖致使浮游植物增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现象。（3）长期以来,缺少科学的管理和政策支持是海南水产养殖业发展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生态修复工作已不断开展,本文基于对谷歌地球高分辨率数据对海南岛生态修复状况进行了监测,发现在2010年后,东寨港、铁炉港等多地区“退塘还林”“退塘还湿”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海南水产养殖业将会更加科学规范。本研究揭示了 30余年来海南岛水产养殖区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近岸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为海南岛渔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能为促进海南岛水产养殖业的科学发展和转型,推动海岸带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信息支持。
王瑶瑶[4]（2020）在《清末冯子材“平黎”“治黎”研究》文中认为清朝末年,海南爆发了大规模的黎族人民起义,驻守海南的清朝官军无力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奏朝廷,请求清廷派当时声名远扬的老将冯子材前来海南平定这次起义,也即史料上所谓的“平黎”。冯子材携镇南关大捷之余威,率大军来到海南,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镇压了黎族人民的大起义。之后冯子材又采取了开通十字大路、修建有线电报网、创立公馆、变革土官、开设抚黎局、延师设学等多种措施对黎族地区进行治理。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促进了黎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民国时期陈汉光的“治黎”措施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冯子材“治黎”措施的影响。
李庭筠[5]（2020）在《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南岛是我国唯一热带海岛和热带农业典型区域,地理环境独特。依托优越的水热条件,海南岛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热带水果、反季蔬菜、橡胶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热带高效农业的重要区域,在国家农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当前海南岛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层次低、生态环境退化、农业增产与农民不增收以及农业不增效等问题仍然是制约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缺陷;同时,受农产品市场环境、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政策和管理制度等人文因素影响,农业地域系统表现出典型的脆弱性特征,海南岛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突出的问题。垦区作为海南岛典型的农业地域,其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城镇化建设、工业化转型、农业产业升级的新阶段,而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政企权责不分、土地矛盾、失业率激增、贫困等系列问题,不仅阻碍了垦区的发展速度,增加了脆弱性风险,还会影响到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通过界定农业地域脆弱性概念,基于脆弱性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评价框架,构建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2010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截面,采用综合加权求和模型计算脆弱性指数,基于ArcGIS技术方法划分脆弱性等级并分析时空变化特征。为避免循环论证,构建了可表征脆弱性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儋州市八一农场为案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调查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中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方法开展问卷调查,深入分析典型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及形成机制。以期为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和垦区社会-经济转型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参考。主要结论如下:（1）依据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计算结果,采用ArcGIS软件中的等距分类法将其分为低脆弱性、较低脆弱性、中等脆弱性、较高脆弱性和高脆弱性等5种等级。从2010年至2018年,高脆弱性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部地区和定安县;较高脆弱性地区由北部地区转为白沙黎族自治县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脆弱性地区分布由东中部地区向北部转移;较低脆弱性地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沿海市县;低脆弱性地区集中分布在三亚市和海口市等经济强市。（2）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脆弱性总体下降,但地区间存在不平衡性;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区域差异显着,呈金字塔结构;海南岛内陆地区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高于沿海地区;海南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极化现象严重。（3）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表明,就业水平对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民收入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耕地面积、城乡差距、粮食产量、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支出、非农产业、乡村劳动力、少数民族、农村用电基础设施、化肥用量和财政支农比重。（4）八一农场是典型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系统扰动因素多且强度大;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增收难度大;失业问题激化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差。此外,管理体制不完善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社会-经济系统应对能力变差,出现了失业、贫困、治安等系列问题,造成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构成了八一农场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脆弱性。（5）延长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业态、探寻新经济增长点,建设人才队伍、强化科技支撑,拓宽引资渠道、完善基础设置建设,搭建网络平台、提高就业指导效率,是提升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性和垦区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
石茂坤[6]（2020）在《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文中认为1876年琼州（海口）开关后,商人在海南岛经济开发中起到重要作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外国航商在北部湾急剧扩张,挤压帆船的生存空间,把常关的运输业务转移到海口洋关。在外国航商的运作下,与海口通航的口岸城市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往西抵达法属越南岘港和泰国曼谷,往南抵达新加坡,往北抵达上海、天津。海口成为港际讯息圈的一员。同时,洋商和华商竞购岛内的物产,尤以糖和生猪为甚。华商利用人脉网和租用轮船的方式逐渐扭转初期的劣势,成功占领土特产收购市场,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糖和生猪转运销售模式。流年不利的洋商开始谋求岛内丰富的矿产,此举引起清政府的不安,遂派两广总督张之洞经略海南岛。由于没有商人助力,张之洞的举措虽然合理到位但收效甚微。清末新政时期,实业救国浪潮方兴未艾,国人痛感台湾被占,遂呼吁开发海南,夯实海疆。清政府劝办海口市商会,招商引资,粤港和南洋三地商人跃跃欲试,其中马来西亚首富胡国廉最为引人注目,他企图利用自己的官场人脉,建立一个横跨开矿、垦殖、金融、筑路、航运、盐业、林业的巨型托拉斯企业——侨丰公司,无奈清政府垮台而目标未能全部实现。迨至民国初年,岛内外商人的事业沿着晚清定下的基础继续发展。海口“九八行”垄断了土产收购,联同其他各县的座商和摊商,形成一张巨大的商品流转网。湘商包办了海南岛槟榔,使之远销湘潭。粤商则看中渔盐之利,在三亚捕鱼晒盐,运回珠三角售卖。南洋海南籍侨商把经营橡胶和锡矿的经验照搬回海南岛,建立起一座座橡胶园和锡矿场,吸收当地人就业。有的还热衷投资海口房地产,修筑公路。民国初年乱象丛生,武人争权,海南岛深受战祸之害。而随着岛内商人的事业不断壮大,他们掀起一场名为“琼崖改特”的运动,希图摆脱广东省府的管治,改海南岛为“特别区”,实现“琼人治琼”。他们一度看到成功的希望,最后因陈济棠从中作梗而失败。陈济棠主政广东后,戮力发展实业。时值世界经济危机,岛内垦殖业和锡矿业大受打击,商业资本萎缩给了官僚资本扩张的机会。陈济棠在海口成立广东省银行和琼崖实业局,作为输出官僚资本的工具。同时,糟糕的经济环境使破产侨商把剩余资金投到房地产业,琼崖实业团营建“月朗新村”即是其中代表。广东省银行大规模向中小商家房贷,琼崖实业局则接管扶助橡胶园和锡矿场。官僚资本的膨胀和民间资本产生冲突,引起不少纠纷,对海南社会的弊大于利。1938年海南岛沦陷,所有开发事业中止。
陈练[7]（2020）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竞争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是我国首家民族文化5A级旅游景区,也是海南5A级景区中唯一一个以黎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为核心的景区,因此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荣誉称号,是海南原住民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实践者。对文旅融合背景下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竞争策略的研究,不但为其在新形式下的发展提供思路,而且为黎族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槟榔谷现有自然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对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黎族船形屋营造技艺、黎族龙被、黎族文身做了解读。然后展示了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槟榔古韵》实景演出。随后采用PEST-SWOT矩阵对槟榔谷宏观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逐一进行分析,将四方面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做了全方位解读。结合波特五力模型,对槟榔谷的买方、卖方、现有竞争者、潜在进入者、替代品进行行业环境分析。因买方议价能力是行业环境分析的重点,故通过问卷调查买方（游客）对槟榔谷现有价格体系的意见,将问卷结果进行SPSS分析。综合SPSS分析结果,笔者认为槟榔谷应该选择波特三种一般性竞争战略中的专一化战略,最后对槟榔谷如何实践专一化战略提出具体发展建议。
王月林[8]（2019）在《海南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研究 ——基于政府职能视角分析》文中指出近年来,作为脱贫攻坚产业扶贫的主要方式,乡村旅游扶贫受到广泛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成为了乡村旅游扶贫的保障和支持。乡村旅游扶贫项目贴近农民、贴近农村,成为了解决农业薄弱、农村空心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现阶段工作中,我国乡村旅游扶贫工作主要为政府主导,利用国家支持扶贫开发的各项政策、整合资金、统筹发展,促进区域全体范围内脱贫致富。乡村旅游扶贫工作,步入飞速发展的时代,良好的扶贫成效在一些省市的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发展中取得。然而,放眼全国,乡村旅游扶贫依旧存在着投资成效总体低下社会资金利用不足、旅游服务标准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政府职能发挥不佳,没有很好的推动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向前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将政府职能和旅游扶贫等关联内容进行结合,通过大量的文献查询、真实的采访调研、有针对性的分析论证等方法进行研究,剖析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的黎族生态游大里、红色文化旅游坡村、休闲农业旅游米埇村三个典型案例,充分剖析建设成效、存在不足及原因,深入研究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项目中,政府履行自身职能及工作欠缺的情况。本文重点关注政府规划建设、社会资金引进及利用、经营管理及服务等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及不足,并着重从乡村旅游扶贫财税政策调控、体制管理建设、招商引资落地、生态及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力争为政府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产业提供相应的参考思路,从而更好的为乡村扶贫旅游提供政策环境、决策依据,也为当地政府在其他方面转变职能提供借鉴经验。
李先涛[9]（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从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行政区划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导向,即巩固政权、强化控制和发展社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政治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政府职能转变、权力空间配置以及法律政策供给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行政区划改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政区,其改革的类型和数量远超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诚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权力扩张等方面确实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米的假性城市化、“逆向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畸形等问题也愈发明显。行政区划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地域结构、权力空间、政策覆盖和利益格局都将迎来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因此,行政区划改革影响实际上早已超越了行政范畴,深刻地影响到既定区域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融合、文化塑造乃至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作为中国基层政治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单元,县级政区一直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治理参与主体而言,县级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频度远高于省级和地级政府。与乡镇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又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力结构体系的治理主体。上级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也都需要由县级政府来推动和落实。基于行政区划的广泛影响和县级政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秉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原则,坚持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前进路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多种改革类型,而且影响因素较多,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划分为导向子系统、执行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它们分别回应的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前进路向、行动指导和制度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系统分析的结果置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实践,从新型城镇化导向、结构扁平化和制度支持系统化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路向进行了解析。这是本文研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全面的文献梳理和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划是多维功能聚合的历史变迁产物。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视角而展开,且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划变迁规律、政权体系建设、政府管理绩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体系重构和区划法治这六个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关的阐述和评析。与国内聚焦于行政区划的功能性研究不同,国外对于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城市治理（尤其是大都市区治理）展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运作机制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按照其学术观点和技术方法,本文将域外研究成果划分为传统区域主义、地方自治与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构与地域重组。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提供了借鉴。在理论支持方面,基本概念、维度分析和相关核心理论构成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框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一直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语境首先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和驱动力做了描述性研究,旨在通过还原改革过程的方式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1978年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先后经历市管县体制全面推行、县改区的加速、县改市的暂停与解冻、省直管县的试点和区界重组这五种主要的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土地资源整合和行政权力扩张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驱动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规划冲突、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的矛盾、行政等第的缺失、科学规范论证的缺席以及决策过程合法性的欠缺。导致上述出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结构体系科学性的不足和制度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三个子系统的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导向子系统关注的是政府的理念导向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当中,地方政府都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它的理念导向也将直接影响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形式和路径。本文选择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阐释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议题上的理念导向。一方面,作为公共精神的践行者,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参与、扞卫社会公平与民主,以此来实现价值理性层面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为利他性和自利性的集合体,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还需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以此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在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功能导向经历了从“强政治”到“强经济”的转换。本研究认为,未来这种功能定位应逐渐向“重服务”过渡,真正实现行政区划的人本核心理念。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职能重心与权力空间配置。政府职能重心决定着权力空间配置,两者都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改革的类型和路径。与此同时,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也体现出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变化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耦合。故此,本文选择从政府职能重心、权力空间配置及其府际关系方面入手,探究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县级行政区划可能的结构性变革。制度保障子系统旨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构筑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能够于法有据、依法行政,提升其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经济发展趋势,构建扁平化的行政区划体系结构,提升相关制度性保障,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立足于三个了系统的优化。在导向子系统方面,努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和平衡,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导向;在执行子系统方面,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规范权力空间配置,建立协商合作型府际关系;在制度保障子系统方面,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区划决策与评估制度,构筑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王滋海[10]（2019）在《海南黎族聚居区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及基本特点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广泛问卷调查及深入实地访问所取得的有关海南黎族聚居区社区矫正的大量详实资料,理性地分析了海南黎族聚居区社区矫正的工作现状和基本特征,并总结了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探索并科学构建适合于海南黎族聚居区的社区矫正各项制度,更好地推进后续的海南黎族聚居区社区矫正工作,打下良好的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机构改革喜见成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机构改革喜见成效（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
| 1.1.2 欧洲国家来华考察、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 |
| 1.1.3 美国在华考察、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 |
| 1.1.4 竹类植物对美国的影响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竹类植物 |
| 1.2.2 植物标本 |
| 1.2.3 植物引种 |
| 1.3 竹类植物分布概况 |
| 1.3.1 世界竹类植物多样性及其自然分布概况 |
| 1.3.2 中国竹类植物多样性及其自然分布概况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研究时间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地名考证 |
| 1.6.4 学名核准 |
| 1.6.5 人名核实 |
| 1.7 技术路线 |
| 2 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的时代背景 |
| 2.1 中国近现代社会背景 |
| 2.2 欧洲各国在华考察、采集和引种植物 |
| 2.2.1 欧洲国家对中国植物资源的初步认识 |
| 2.2.2 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国家在中国植物的专业性采集 |
| 2.2.3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在中国植物的专业性采集 |
| 2.3 美国国内因素对植物采集、引种的推动 |
| 2.3.1 联邦政府对植物引种的鼓励 |
| 2.3.2 美国经济发展需求对植物引种的促进 |
| 2.3.3 相关机构对植物采集、引种工作的积极组织 |
| 2.3.4 热切追求和探索外来植物的采集者 |
| 2.4 美国在中国近代考察、采集和引种植物史略 |
| 2.4.1 初始时期(19 世纪) |
| 2.4.2 高峰时期(20 世纪上半叶) |
| 2.4.3 有序时期(20 世纪下半叶) |
| 3 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历史研究 |
| 3.1 采集时间 |
| 3.1.1 1840~1915:竹类植物标本采集包含在全面植物采集中 |
| 3.1.2 1916~1948:专门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并展开研究 |
| 3.1.3 1949~2010:中美联合考察和采集竹类植物标本 |
| 3.2 采集种类分析 |
| 3.2.1 属、种数量总体分析 |
| 3.2.2 簕竹属 |
| 3.2.3 刚竹属 |
| 3.2.4 箭竹属 |
| 3.2.5 矢竹属 |
| 3.3 采集地分析 |
| 3.4 小结 |
| 3.4.1 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竹类植物资源情况的了解 |
| 3.4.2 开启和加强了竹子分类学的研究 |
| 3.4.3 辅助了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 |
| 4 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历史研究 |
| 4.1 引种时间 |
| 4.1.1 1898~1915:引种初始阶段 |
| 4.1.2 1916~1948:引种高峰阶段 |
| 4.1.3 1949~2010:引种有序阶段 |
| 4.2 引种种类分析 |
| 4.2.1 属、种数量总体分析 |
| 4.2.2 刚竹属 |
| 4.2.3 簕竹属 |
| 4.2.4 箭竹属 |
| 4.3 引种地分析 |
| 4.4 竹类植物的运输 |
| 4.5 联邦植物引种园分析 |
| 4.5.1 联邦植物引种园总体介绍 |
| 4.5.2 种植竹类植物的植物引种园 |
| 4.5.3 乔治亚海岸植物园 |
| 5 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人员分析 |
| 5.1 采集和引种人员总体概况 |
| 5.1.1 标本采集人员及采集数量 |
| 5.1.2 引种人员及引种数量 |
| 5.2 莫古礼(FLOYD ALONZO MCCLURE,1897~1970) |
| 5.2.1 生平简介 |
| 5.2.2 在华主要采集、引种和研究竹类植物活动 |
| 5.2.3 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统计 |
| 5.3 梅耶(FRANK NICHOLAS MEYER, 1875~1918) |
| 5.3.1 生平背景 |
| 5.3.2 为美国农业部来华植物采集、引种活动概述 |
| 5.3.3 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 |
| 5.4 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 |
| 5.4.1 生平背景 |
| 5.4.2 为阿诺德树木园来华植物采集、引种活动概述 |
| 5.4.3 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种类数量 |
| 5.5 与美国采集、引种相关的其他人员 |
| 5.5.1 费尔柴尔德(David Grandison Fairchild, 1869~1954) |
| 5.5.2 萨金特(Charles Sprague Sargent, 1841~1927) |
| 6 美国在华采集、引种竹类植物的影响 |
| 6.1 丰富了美国竹类植物种类 |
| 6.2 加强了竹类植物在美国风景园林中的应用 |
| 6.2.1 模拟自然,营造复层群落结构 |
| 6.2.2 仿生产性竹林,构建单层群落结构 |
| 6.2.3 人竹共生,竹与人居环境融合 |
| 6.2.4 供应竹苗,精细构建竹类苗圃 |
| 6.3 加快了竹子分类学的研究 |
| 6.4 促进了美国竹产业的发展 |
| 6.5 开启了对中国竹文化的认知和传播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8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附表 |
| 附表1 美国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名录 |
| 附表2 美国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名录 |
| 附表3 莫古礼在华采集竹类植物标本名录 |
| 附表4 莫古礼在华引种竹类植物名录 |
| 附表5 莫古礼在华研究期间发表的竹类植物新种名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3）海南岛近岸水产养殖时空变化遥感监测与生态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 篇章结构 |
| 2 研究区和数据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数据源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基于GEE的近岸养殖信息提取 |
| 3.1 Google Earth Engine (GEE)平台遥感应用优势 |
| 3.2 水产养殖信息提取 |
| 3.3 提取结果精度评价 |
| 3.4 本章小结 |
| 4 海南岛近岸水产养殖时空变化分析 |
| 4.1 近岸水产养殖区面积变化分析 |
| 4.2 近岸水产养殖区空间位置变化分析 |
| 4.3 近岸水产养殖区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
| 4.4 典型地区近岸水产养殖时空变化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海南岛近岸水产养殖生态影响分析 |
| 5.1 对近岸地区生态景观的影响 |
| 5.2 近岸水产养殖对近海叶绿素a的影响 |
| 5.3 养殖业管理保障与生态修复状况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清末冯子材“平黎”“治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状况 |
| (二)1949——1987年的研究状况 |
| (三)1988——2000年的研究状况 |
| (四)2000年至今的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行性分析 |
| 四 研究内容与目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的 |
| 五 论文创新之处 |
| 六 相关定义 |
| (一)“黎乱”的定义 |
| (二)“黎乱”的划分标准 |
| 第一章 清末黎民起义概况 |
| 一 清朝黎族人民反抗的三个阶段 |
| 二 道咸同治年间的黎族起义及治理 |
| (一)逐步开展的“化黎”措施 |
| (二)道咸同治年间黎族起义的具体情况 |
| 三 光绪十一年(1885年)黎族人民大起义 |
| (一)起义爆发的原因 |
| (二)起义的人员构成 |
| (三)冯子材入琼前的起义情况 |
| 第二章 冯子材的平黎过程 |
| 一 中法战争后的冯子材 |
| (一)对冯子材的全面认可 |
| (二)与张之洞关系的演变 |
| (三)声望高涨 |
| 二 冯子材入琼 |
| (一)琼州本地官兵无力镇压“起义” |
| (二)张之洞对海南的关注 |
| (三)张之洞与冯子材相同的治黎理念 |
| (四)张之洞对冯子材的重用 |
| 三 冯子材“平黎”的部队 |
| (一)军队各部组成 |
| (二)冯军武器配置 |
| (三)冯子材所面临的困难 |
| 四 “平黎”之战 |
| (一)“先黎后客”的总战略 |
| (二)三路进兵,先剿“陈逆” |
| (三)黎区的平定 |
| (四)对“平黎”官军的封赏 |
| 第三章 冯子材的“治黎”措施 |
| 一 开路通线建公馆 |
| (一)修筑十字大路 |
| (二)修建黎族地区最早的有线电报网 |
| (三)创立五指山第一间“公馆” |
| 二 革土设局,开黎倡县 |
| (一)变革土官,开设抚黎局 |
| (二)以客带黎,开化黎民 |
| (三)倡议在黎区设县 |
| 三 延师建校摩崖铭勋 |
| (一)延师设学 |
| (二)摩崖刻石记功勋 |
| 第四章 冯子材“治黎”措施的实施与影响 |
| 一 冯子材“治黎”措施的具体实施及后续 |
| (一)成立抚黎局 |
| (二)开山通路 |
| (三)开通黎区有线电报网 |
| (四)建立学堂,延请塾师 |
| 三 冯子材此次“平黎”“治黎”的影响 |
| 四 对后世“治黎”的影响 |
| (一)对民国前期“治黎”政策的影响 |
| (二)对陈汉光“治黎”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
| 一 如何正确评价冯子材的“平黎”与“治黎” |
| 二 如何区分冯子材和张之洞的治黎活动 |
| 附录 |
| 一 请派大员澈办琼州客黎各匪折 |
| 二 “平黎”官军请奖清单 |
| (一)光绪十三年(1887)二月十七日请奖清单 |
| (二)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初八日改奖清单 |
| 三 冯子材留在海南黎区的士兵后裔 |
| 四 冯子材的墓地及塑像照片 |
| (一)冯子材之墓 |
| (二)冯子材故居 |
| (三)冯子材出生地及塑像照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自然灾害脆弱性 |
| 1.3.2 生态系统脆弱性 |
| 1.3.3 气候变化脆弱性 |
| 1.3.4 农业脆弱性 |
| 1.3.5 研究评述 |
| 第二章 脆弱性评价理论与方法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脆弱性 |
| 2.1.2 农业脆弱性 |
| 2.1.3 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 |
| 2.1.4 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 |
| 2.2 分析框架 |
| 2.3 评价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基本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3.1.3 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熵值法 |
| 3.2.2 综合加权求和模型 |
| 3.3 数据来源 |
| 3.4 指标体系构建 |
| 3.4.1 构建原则 |
| 3.4.2 确定指标体系 |
| 3.5 结果分析 |
| 3.5.1 脆弱性指数 |
| 3.5.2 脆弱性等级划分 |
| 3.5.3 时空变化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地理探测器 |
| 4.2 指标选取 |
| 4.3 计算结果 |
| 4.4 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就业水平 |
| 4.4.2 农民收入水平 |
| 4.4.3 农业机械化水平 |
| 4.4.4 耕地面积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典型案例分析 |
| 5.1 八一农场概况 |
| 5.1.1 基本概况 |
| 5.1.2 改革历程 |
| 5.1.3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5.2 数据来源 |
| 5.3 结果分析 |
| 5.3.1 统计描述 |
| 5.3.2 脆弱性特征 |
| 5.3.3 机制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适应性策略 |
| 6.1 延长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 |
| 6.2 培育新业态,探寻新经济增长点 |
| 6.3 建设人才队伍,强化科技支撑 |
| 6.4 拓宽引资渠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
| 6.5 搭建网络平台,提高就业指导效率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
（6）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和概念界定 |
| 二、学术综述 |
| (一) 关于近代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人团体的研究 |
| (二) 重陆疆轻海疆——1949年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 |
| (三) 停滞的三十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 (四) 不被重视的海南——改革开放40年来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 (五) 创新——华南商人史、海外华商史和近代海南经济开发史的结合 |
| 第一章 晚清中外商人对海南岛资源的初步利用 |
| 第一节 琼州开关后的海南岛商贸 |
| (一) 外国航商在南洋和北部湾的扩张 |
| (二) 中外商人对海南岛农产品的竞购——以糖和生猪为例 |
| (三) 外商对岛内矿产的觊觎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的海南岛开发规划 |
| (一) 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倡议和实践 |
| (二) 清末新政时期的举措 |
| 第二章 民初岛内外商人开发海南岛的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岛内商人的事业 |
| (一) 海口市的土货生意 |
| (二) 乡镇座商、摊商和黎汉墟市贸易 |
| 第二节 海口总商会和文昌商人的港口疏浚活动 |
| 第三节 岛外商人的农矿和土地投资 |
| (一) 湘商和海南岛槟榔果在湖南的运销 |
| (二) 粤商和海南岛盐业 |
| (三) 侨商的“独占性”投资 |
| 第四节 琼商的政治诉求 |
| (一) 北京政府和广东省府的南海岛屿管治 |
| (二) 琼商和琼崖“改特”运动 |
| 第三章 陈济棠主粤时期官商开发海南岛的合作及博弈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各方关于开发海南岛的讨论 |
| (一) 学术界关于热带农业资源和黎族民俗的论述 |
| (二) 广东省府的政治军事考虑 |
| (三) 琼崖实业考察团的组建和行动 |
| 第二节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商人活动和政府行为 |
| (一) 陷入困境的垦殖业侨商和海口土产出口庄行商 |
| (二) 海口市商会维持行业生意的努力和举措 |
| (三) 侨商资本向房地产靠拢 |
| (四) 建造书场码头 |
| (五) 官僚资本的注入和运作 |
| 第三节 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7）文旅融合背景下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竞争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PEST-SWOT矩阵 |
| 1.4.2 波特五力模型 |
| 1.4.3 波特一般性竞争战略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实地考察法 |
| 1.5.3 问卷调查法 |
| 1.5.4 专家访谈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概况 |
| 2.1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概述 |
| 2.2 非遗村文化体验区 |
| 2.2.1 龙被馆 |
| 2.2.2 无纺馆 |
| 2.2.3 棉纺馆 |
| 2.2.4 三月三节系列活动 |
| 2.3 百年古黎村文化体验区 |
| 2.3.1 绣面文身区 |
| 2.3.2 黎族竹木器乐区 |
| 2.3.3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区 |
| 2.3.4 黎族船形屋营造技艺区 |
| 2.3.5 《槟榔·古韵》实景演出体验区 |
| 2.4 雨林苗寨文化体验区 |
| 2.4.1 苗族传统银饰制作技艺区 |
| 2.4.2 兰花小木屋民宿体验区 |
| 第3章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发展宏观环境分析 |
| 3.1 政治环境分析 |
| 3.1.1 政治环境的优势 |
| 3.1.2 政治环境的劣势 |
| 3.1.3 政治环境中的机遇 |
| 3.1.4 政治环境的威胁 |
| 3.2 经济环境分析 |
| 3.2.1 经济环境的优势 |
| 3.2.2 经济环境的劣势 |
| 3.2.3 经济环境的机遇 |
| 3.2.4 经济环境的威胁 |
| 3.3 社会环境分析 |
| 3.3.1 社会环境的优势 |
| 3.3.2 社会环境的劣势 |
| 3.3.3 社会环境的机遇 |
| 3.3.4 社会环境的威胁 |
| 3.4 技术环境分析 |
| 3.4.1 技术环境的优势 |
| 3.4.2 技术环境的劣势 |
| 3.4.3 技术环境的机遇 |
| 3.4.4 技术环境的威胁 |
| 第4章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行业环境分析 |
| 4.1 买方 |
| 4.2 卖方 |
| 4.3 现有竞争者 |
| 4.3.1 同类竞争者 |
| 4.3.2 差异化竞争者 |
| 4.4 替代品 |
| 4.5 潜在进入者 |
| 第5章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竞争策略 |
| 5.1 可供选择的三种波特竞争战略 |
| 5.1.1 总成本领先战略 |
| 5.1.2 差异化战略 |
| 5.1.3 专一化战略 |
| 5.2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的战略选择 |
| 5.2.1 内部资源能力分析及三种战略对比 |
| 5.2.2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专一化战略的重点 |
| 5.3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未来发展建议 |
| 5.3.1 重视海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宣传 |
| 5.3.2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槟榔谷旅游产品 |
| 5.3.3 加强槟榔谷景区文化软实力建设 |
| 5.3.4 重视旅游与科技的融合 |
| 5.3.5 提高游客满意度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价格接受度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海南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研究 ——基于政府职能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依据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乡村旅游 |
| 2.1.2 旅游扶贫 |
| 2.1.3 政府职能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市场失灵理论 |
| 2.2.2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乡村旅游扶贫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 |
| 2.3.1 政府主导乡村旅游扶贫的重要性 |
| 2.3.2 乡村旅游扶贫使政府职能优化达最优化 |
| 3 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概况 |
| 3.1 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概况 |
| 3.1.1 陵水县概况 |
| 3.1.2 陵水县乡村旅游概况 |
| 3.1.3 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概况 |
| 3.2 陵水SWOT分析--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条件 |
| 3.2.1 陵水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条件优势 |
| 3.2.2 陵水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条件劣势 |
| 3.2.3 陵水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条件机遇 |
| 3.2.4 陵水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条件挑战 |
| 3.3 陵水乡村旅游扶贫战略及模式 |
| 3.3.1 陵水乡村旅游扶贫战略 |
| 3.3.2 陵水乡村旅游扶贫模式 |
| 4 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典型案例和政府职能履行状况 |
| 4.1 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典型案例 |
| 4.1.1 本号镇大里地区 |
| 4.1.2 文罗镇坡村 |
| 4.1.3 光坡镇米埇村 |
| 4.2 政府职能履行状况 |
| 4.2.1 宏观调控职能 |
| 4.2.2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 |
| 4.2.3 市场监管职能 |
| 4.2.4 文化职能 |
| 5 陵水县政府在乡村旅游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5.1 存在问题 |
| 5.1.1 缺乏整体统筹规划 |
| 5.1.2 缺乏有力推进机构 |
| 5.1.3 缺乏财税政策支持 |
| 5.1.4 缺乏有效管理和服务 |
| 5.2 原因分析 |
| 5.2.1 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及定力不够 |
| 5.2.2 经营主体培育力度不足 |
| 5.2.3 招商落地执行不力 |
| 5.2.4 营销宣传服务弱化 |
| 6 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的对策和建议 |
| 6.1 加强宏观调控引导,发挥政策导向作用 |
| 6.1.1 建立专项奖补政策 |
| 6.1.2 出台发展激励政策 |
| 6.1.3 完善建设服务标准 |
| 6.1.4 优化乡村旅游交通网络 |
| 6.2 建立高效管理服务机构,落实“放管服”措施 |
| 6.2.1 构建联席专项工作力量 |
| 6.2.2 创新审批管理机制 |
| 6.2.3 整治“中梗堵”、优化软环境专项整治活动 |
| 6.2.4 加强人才引进培养 |
| 6.3 加强招商引资,优化服务创新理念 |
| 6.3.1 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引导,让其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中 |
| 6.3.2 加强优势企业精准帮扶引导 |
| 6.3.3 鼓励市场化投融资渠道 |
| 6.4 建立发展共赢机制,带动村庄发展村民致富 |
| 6.4.1 政府引导乡村旅游点发展新兴产业 |
| 6.4.2 智志双扶,让贫困户在内的广大群众成为乡村旅游业的主体 |
| 6.4.3 注重群众诉求提高农民参与热情 |
| 6.5 开展旅游宣传营销 |
| 6.5.1 注重多渠道营销 |
| 6.5.2 适度实施“套餐”营销 |
| 6.6 重视生态文化保护,稳固乡村旅游扶贫发展基础 |
| 6.6.1 严守重点景区生态红线 |
| 6.6.2 推进“生态经济”建设行动 |
| 6.6.3 提升乡村旅游扶贫建设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 |
| 6.6.4 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概念 |
| 一、行政区 |
| 二、行政区划 |
| 三、县级行政区划 |
| 四、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维度 |
| 一、行政区域调整 |
| 二、行政建制变更 |
| 三、行政层级变动 |
| 四、隶属关系调整 |
| 五、行政治所迁移 |
| 六、行政区名称变更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理论 |
| 一、结构功能主义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政府职能与权力配置 |
| 四、府际关系理论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建构 |
| 一、系统内涵阐释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系统分析模型 |
| 第二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动力、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 |
| 一、县级政区在区划体系中的实然定位 |
| 二、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数据解析 |
| 三、县级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驱动力 |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 二、城市空间生产 |
| 三、土地资源整合 |
| 四、行政权力扩张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经济区与行政区规划冲突 |
| 二、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冲突 |
| 三、缺少正式的行政等第划分 |
| 四、缺少事前的科学规范论证 |
| 五、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成因 |
| 一、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 |
| 二、结构体系科学性不足 |
| 三、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 |
| 第三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导向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导向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导向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
| 二、导向子系统的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念导向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释义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价值理性 |
| 三、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工具理性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导向 |
| 一、“强政治”功能导向 |
| 二、“强经济”功能导向 |
| 三、“重服务”功能导向 |
| 第四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执行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的构成 |
| 一、执行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执行子系统的运行机理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重心转变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县级政府职能重心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
| 三、新型城镇化时期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空间配置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三、行管体制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四、县级政区权力空间配置应然格局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结构性变革 |
| 一、地理空间上的区界重组 |
| 二、从市县合治到市县分治 |
| 三、建制变更上的“增市稳区” |
| 四、同级同建制的等第划分 |
| 第五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制度保障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制度保障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制度保障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法制依据 |
| 一、宪法与法律层面 |
| 二、行政法规层面 |
| 三、规范性文件层面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与评估制度 |
| 一、党政决策制度 |
| 二、信息公开制度 |
| 三、风险评估制度 |
| 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制度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多元主体参与制度 |
| 一、政府内部协同 |
| 二、专家论证制度 |
| 三、公民参与机制 |
| 四、地方人大参与 |
| 第六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限制性变量 |
| 一、基础变量 |
| 二、核心变量 |
| 三、从属变量 |
| 第二节 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价值导向调整 |
| 一、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都市圈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三节 从层级化到扁平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构性优化 |
| 一、层级化与扁平化的管理学释义 |
| 二、层级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扁平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四节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制度性创新 |
| 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现有制度体系框架 |
| 二、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的体制性探索 |
| 三、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法治化若干思考 |
| 结语 |
| 附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机构改革喜见成效（论文参考文献）
- [1]海南三亚黎族学生语言习惯对语文学习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以育才中学为例[D]. 董腾星. 海南师范大学, 2021
- [2]美国在华采集和引种竹类植物历史及其影响研究[D]. 吴仁武. 浙江农林大学, 2021(01)
- [3]海南岛近岸水产养殖时空变化遥感监测与生态影响分析[D]. 袁鑫.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4]清末冯子材“平黎”“治黎”研究[D]. 王瑶瑶.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海南岛农业地域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D]. 李庭筠.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D]. 石茂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9)
- [7]文旅融合背景下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竞争策略研究[D]. 陈练.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0(01)
- [8]海南陵水县乡村旅游扶贫研究 ——基于政府职能视角分析[D]. 王月林. 海南大学, 2019(05)
- [9]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D]. 李先涛. 山东大学, 2019(02)
- [10]海南黎族聚居区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及基本特点分析[J]. 王滋海. 法制与社会, 20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