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述

一、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论文文献综述）

季凤^[1]（2021）在《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学术界对九十年代新诗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研究仍存在诸多值得深入研究之处。本文旨在结合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从场域理论和文本细读等角度切入,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形态进行较新颖深入的研究探讨。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场域的裂变。本章分别从抒情语境的转型、情感特质变异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二者又进一步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互渗、消费文化下的接受心理和边缘化抒情、抒情的现时转向、多种焦虑影响和抒情范式对撞等层面透视九十年代新诗抒情背景。第二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主体的存在表征。本章分别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从树状的激情抒发走向块茎状的游牧呈现,诗歌抒情地理的“巴尔干化”,抒情主体的审美转型。本章着重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场中抒情主体的共性表象进行研究。第三章主要研究九十年代新诗抒情的文本表征。本章分别分为四个板块:审美价值的纠偏——从形式美回归现时性,情感触点的游移——情与思,抒情话语的新质——后现代性、抒情策略的对话——综合性。本章将抒情理念和文本细读结合研究九十年代中国新诗抒情的文本体征。第四章主要对九十年代新诗抒情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估衡。主要从两个话题进行研究:九十年代新诗的史学意义;解构与重建的互文共生。本章对前三章之外的话题予以补充式探讨。

张挺玺^[2]（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李丽岚^[3]（2020）在《诗与现实 ——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结束后,诗与现实相结合成为了国统区大多数诗人的写作共识。然而,对于何为“现实”及诗歌如何书写“现实”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国统区诗坛内部的分化与裂痕。同时,诗人们也通过文学及多种社会实践参与到了“现实”秩序的生成中。对于身处1945-1949年国统区这一特殊语境的诗人们而言,“现实”尚未形成一个清晰可把握的轮廓,它正处于多股力量角逐、竞争的交汇点,牵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问题域。流动、混融、尚未成形的“现实”首先需要被诗人整理、廓清、命名,然后才是争取、介入、改变。因此,“诗与现实”这一诗学命题中的“现实”并非一个抽象、静态的概念,它背后牵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关系和文学力量的博弈;“诗”的内涵也在与“现实”的联结过程中不断扩充和延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驳杂面貌。面对国共斗争这一新的现实,知识界和文艺界的裂痕日益扩大,越到后来诗人们越必须在现实中做出文学与政治的选择。因此,诗坛关于“诗与现实”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时代的焦虑情绪和紧迫感,有的存在明显的论争、对话意图。在这三四年间,新诗道路的“转折”不仅体现在随国共政治斗争变化的诗坛格局的重组中,“转折”的过程更具体而微地发生在每个诗人的内心变化和精神渴求里。无论诗人、批评家选择了何种诗学立场或诗歌阵营,此时,知识分子与人民、时代的关系作为一个共同的苦恼几乎笼罩了每个人的写作,相关联的还有诗人的人格成长及历史位置、诗歌的时代责任等一系列无法回避的思考。本文选取“诗与现实”作为重新切入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的视角,将其置于诗人的创作与其社会实践的关联、国统区诗坛与解放区文艺的互动、内战中国与二战后国际形势连带所形成的文学共振等多重网结中,同时,也将其放在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折里,从多维度的时空脉络中给予其开放性的观照,试图撬动日趋板结化的诗歌版图。勾勒出战后诗坛的大致地形后,本文将以诗歌文本为基础,结合与之相关的批评、事件,考察在这一特定的文学场内,“现实”如何作为一个包容力极强的关键词被不同人所“争取”,诗歌写作具体如何反映、介入现实,现实如何重塑了诗歌的面貌和诗人的抒情姿态、感觉结构、时代认知,以及作为批评尺度的“现实”在批评实践中如何被使用。论文力图围绕“诗与现实”这一问题线索去呈现诗坛的多种声音,勾连不同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之间的对话关系,将各种或互为补充或彼此呼应的声音放在比单纯的对立面更恰切的位置,以形成一种内部相对化的问题视野。第一章首先勾勒随战后国统区诗人的迁徙而形成的诗坛新格局,再将“现实”放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视野中考察,为后续论述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参照背景,随后按问题脉络来组织、呈现此一阶段诗坛有关“诗与现实”的理论探讨。第二章首先分析自40年代初以来部分诗歌中以“无弦琴”为隐喻出现的个人化浪漫主义抒情困境,再探讨穆旦提出的“新的抒情”在抗战胜利后如何可能。诗人们调整了自我在历史中的位置,“看风景”的姿态被一种考察社会问题的眼光所取代,但诗人在“风景”构图中的位置仍值得玩味。第三章围绕报纸、新闻媒介与诗歌写作的互动关系展开。报纸新闻作为诗人现实感的主要来源,重塑了诗人的感觉结构、表达方式,新闻标题、导语渗入了诗歌语言和形式。诗歌提供的“真实”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闻中“真实”的缺席,但诗歌对新闻的依赖又招致有关“新闻主义”的指责。此时围绕“时感诗”展开的批评尤其体现了国统区诗坛内部的分裂。第四章探讨诗人如何通过与公众世界对话来介入现实。献诗、书信体诗成为了诗人们参政、议政的有效手段,显露出诗人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言的欲望。山歌、方言诗等诗体创制和对民间资源的借用,则服务于诗人对话特定读者群体的目的。诗人通过与不同阶层的人群对话,同时建立了自我与他者、与时代的一种具体关联,得以在错综的关系网内重构自我,找到与现实联结的触点。

肖柳^[4]（2020）在《西南联大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提出西南联大诗歌是中国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有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关于西南联大诗歌的研究主要围绕特定的诗人群体展开,内部研究已有长足发展,外部研究则是新的生长点,但依旧存在些许问题和盲点。对西南联大诗歌研究历程进行回顾与思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发展轨迹与复杂语境,并探寻新的研究方向。

鲁仲巧^[5]（2019）在《“七月派”诗心中一朵别开的异花 ——曾卓的诗歌创作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曾卓的诗歌在“七月诗派”中独具特色,具有较强的可研究性。然而,就现有的对其的研究而言,整体探索成果不多,涉及的方面和介入的角度都比较有限。本文通过对曾卓诗歌作品的文本分析和对相关的研究资料的思考与借鉴,将曾卓的诗歌置于“七月诗派”的背景下进行纵横的深入探讨。第一部分将曾卓的诗歌置于历时语境中,探索他在不同的生命时期其诗歌的风格流变:初初写诗的几年,风格忧郁细腻、浪漫唯美。四十年代起渐涉现实人生,风格悒郁沉重,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受难时期,风格强烈深重,凝练丰富,文字千锤百炼,情感与意味皆浓重得化不开。“四人帮”粉碎前后到新时期,风格清朗昂扬、热烈深沉,并渐趋宁静和美、清雅淡致。第二部分通过对曾卓、牛汉二者崇高而亮烈的人格、刚柔并具的性格特征、诗与我俱在的渗透生命体验的写作方式、“人诗一致”的诗歌追求、写实与浪漫兼具的双重风格、始终贯通的生命强力六个方面的分析,探究两位诗人内在精神的契合。第三部分将曾卓置于牛汉的对照视域之下,通过对牛汉由社会反抗到生命反抗、曾卓由社会关怀到生命关怀的转变的解析,探求两者沉冤期诗歌不同转向的缘由和意义蕴含。不同的转向是由于二人的个性、写作方式、诗歌追求不尽相同,这也预示着面对同一场大难,两者的觉醒程度、对整个国家和政权的思考亦是不同的。然则,他们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与热爱都始终不曾改变。第四部分阐述了与“七月诗派”并无直接联系的曾卓在那场大难中何以会被定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他虽从不曾在胡风主办的期刊上发表过任何诗作,与胡风本人也未有更多私人交集,胡风自身也从未将曾卓纳入“七月诗派”,但是,他确实与“七月派”的诸多诗人交谊甚笃,他们一起创办的《诗垦地》可以说就是“七月诗刊”影响下的子期刊,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曾卓深受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代表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化作了内蕴于曾卓生命深处的精神底色。曾卓最终成为“七月派诗人”的过程,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归属之旅。相对于牛汉认为仅仅将其定位为“七月派诗人”,这是对自己的限制和狭隘化,曾卓是乐于自己被纳入“七月派”的,这既是因为曾卓被胡风文艺思想吸引原本就是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内在精神的呼应,也可能与曾卓强烈的集体归属意识有关。但由于曾卓始终坚持以心灵折射时代风云的写作方式,区别于“七月诗派”以诗歌直接干预现实、匡救时世的诗歌追求,而成为“七月派”诗心中一朵别开的异花。第五部分探讨了曾卓对自由体诗的贡献与自身的缺憾。总而括之,“七月派”诗歌反拨了早期无产阶级及中国诗歌会的诗歌创作,使自由体诗恢复诗歌本色,又通过对格律诗的反拨,让自由体诗成为正统。曾卓的诗歌以其独异性的创作—一个人化的时代抒情,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具有强烈人道主义意识、性格又偏于温情的知识分子在那个血火胶着的年代里真实的心路历程;在一片专制压迫愈重控诉与愤怒愈加强烈的混乱喧嚣里,曾卓仍然用不止的“爱”的书写和铭记来“自渡”、“渡人”,为一个疯狂的年代留下了执着的“爱”之声,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诗歌成就,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绩推动了自由体诗恢复诗歌本色,成为中国现当代诗歌正统的进程。只是,曾卓的诗歌也有他的缺憾,以直抒式的诗歌表达方式为主,意象类型不多,且内涵趋向固定、浅白,抒情有余,含蓄蕴藉不足。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手法运用较少,基本只有象征一种,且以自我象征为主,诗风偏向明朗、朴素,然隐曲幽深之诗味不足。绾结而言,虽然有些遗憾,但毕竟瑕不掩瑜,曾卓以其独异性的创作为中国现当代自由体诗恢复诗歌本色、成为诗歌正统做出了珍贵而独特的奉献。

刘志颖^[6]（2019）在《牛汉与八十年代诗坛》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繁荣发展的年代,同样作为诗人的牛汉更是亲历了80年代诗坛的风云变幻,诗人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使得牛汉在这一时期有着诸多作为,与“归来诗人”、“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对八十年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牛汉与这些诗歌群体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80年代的历史语境,探究牛汉在这一时期的诗坛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论文第一章主要着眼于牛汉与70年代末回归文坛的“归来诗人”之间关系的分析,牛汉作为“归来诗人”的一员,在80年代初与这一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变化,共同的历史遭际使得牛汉在归来之初与这批诗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同构性,而由于不同的文学规划,在短暂的聚合后迅速地产生了分化,本章以牛汉和艾青两位诗人之间而呈现出的这种聚合与分化为主要立足点,分析这一“历史共时”语境背后的真实境况。第二章从“朦胧诗论争”入手,以这一80年代诗坛的重要诗歌事件为映射,对牛汉与艾青两位“归来诗人”与朦胧诗人北岛、舒婷等人的交往进行梳理,结合牛汉与艾青在“朦胧诗论争”期间公开发表的言论以及牛汉在《中国》杂志上发表的“朦胧诗人”作品。分析牛汉与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不同站位,相较于艾青的反对,牛汉则坚持刊发“朦胧诗”及诗歌评论,力图对相关的诗歌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第三章则聚焦于牛汉与“新生代”诗人之间的交往,面对与“朦胧诗”呈现出对立性的“新生代诗人”,牛汉依然展现出了包容与肯定的态度。本章主要以牛汉对这一群体的命名以及徐敬亚所策划的“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依据,解读牛汉在“新生代诗人”登场及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所做的努力。第四章主要是在前三章讨论的基础之上,探讨牛汉在80年代支持“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背后所蕴含的真实意图,即个人对诗歌文学性的探求以及对“五四话语”的建构。在80年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牛汉的种种举措都是从这两方面出发的,从《要理解和引导这些年轻人》《诗的新生代》的发表再到《中国》上发表的大量“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的作品。牛汉力图在当下与“五四话语”间重新建构对话。

刘絮^[7]（2018）在《论九叶诗派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文中认为九叶诗派在现代文学史上往往作为1940年代现代诗派的代表,以西南联大诗人群、九叶诗人、冯至与穆旦的新诗创作、现代主义诗潮的“新生代”等面貌呈现。艾青、田间、胡风与七月诗派等与之并存,这是现代文学史中1940年代新诗的主要格局。1940年代文学的时间跨度通常被界定在1937-1949年间,期间经历了中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而1940年代知识分子面临战争引发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危机。同一社会时空下产生的不同诗歌样式彰显了诗人对不同生存处境的思索,以及面对危机的多种选择。本文便从九叶诗派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出发,揭示九叶诗人们对时代社会的感知与体验,诗歌中呈现的反思与批判的精神特性。选择九叶诗派诗歌中的时间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源自诗歌中普遍的时间书写,时间意识承载着重要的时代历史内涵。九叶诗人的诗作中,无论是“钟”、“表”等度量时间的物质载体,还是“八小时”、“十二小时”等具体化的时间片段;无论是不断被回顾的历史,还是永远在展望的未来,这些诗歌中呈现的时间均勾连到人们的生存处境与内心世界,直指时代与社会的现场。另一方面,时间意识或许能为还原历史中的九叶诗派提供线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将九叶诗派作为现代诗派进行研究,以西方现代派为参照,挖掘其诗歌艺术、诗学思想等方面的现代派特征,这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当然也不乏探讨诗歌中历史意识、启蒙面向、民族精神与价值重估等方面的研究。但已有研究多处在启蒙与革命、民族话语、现代性研究等范式之中,难以摆脱诸话语对历史的遮蔽。如何回到1940年代本身,从诗人们的自身经历出发,探讨其诗歌创作与时代历史的互文关系,挖掘其对民族、国家、历史和主体的认识与生命体验,是本文力图借助时间意识来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由绪论以及三个章节组成。绪论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对九叶诗派进行重新界定,将围绕《诗创造》等期刊发表作品,诗歌主题和艺术风格相似的诗人均纳入对九叶诗派的研究中。第二,汇总1980年代至今对九叶诗派的研究状况,并对文学中的时间书写进行简要梳理。研究综述发现九叶诗派研究多集中在发掘其现代主义特质,在历史层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第三,对本文中的时间意识进行界定,是指在1940年代语境中,诗人对时间多元的认知与体验。具体而言,战争、都市以及个体生命内部环境中生成的不同时间感,构成诗人们对生存时代与生命处境的体验,体现了多元的时间意识。第一章围绕战争语境下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挖掘九叶诗人对战争发生时的生命体验、对历史的多元认知以及对未来的认识。九叶诗人中穆旦做过从军翻译,亲身经历过战争,郑敏等也在诗歌中书写过战争的场面。战争发生时的偶然性、残酷性对亲历者造成了灵魂的震撼。战争是时间长河中的重要节点,它沟通着历史和未来。对历史的多重感知,源自诗人还原了历史主体“我们”、社会环境在时间中的变化。苦难的重复以及长诗的史诗意识,营造了九叶诗派诗歌中的历史感。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们能够跳出“历史”书写,对已有“历史”话语进行质疑,凸显了诗人们的质疑和反思精神。对于时间通往的“未来”,九叶诗派诗歌中表现了牺牲的英雄和无名英雄、幸存者以及普通人在战争前后生命的变化,对“未来”这一抗战宣传策略进行质疑,更表现了“未来”的乌托邦性质。第二章立足于九叶诗人们生活过的都市,从“八小时”工作制、都市深夜的“十一点四十五分”、“钟表”出发,探析钟表及时间观念的变化,由此给诗人们带来的在都市中多样的现代性体验。“八小时”工作制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意识和生产方式,它控制着劳动的人群。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小职员等被“八小时”挖成一个“空壳”,阴暗沉滞的工作环境加剧了人们心中压抑逼仄的感受。深夜的“十一点四十五分”是现代化都市的象征,它改变了人们对深夜的认识,还原了现代人在都市中空虚又逃离不得的生命体验。“八小时”“十一点四十五分”等精确的时间概念均离不开“钟表”的引入和传播,但在现代化时代社会中,“钟表”呈现出多元面貌,诸如“空心的夜明表”“大钟”等,均承载着现代人复杂的时间意识和生命体验。第三章则回到个体生命自身,通过揭示诗歌中对新生命的认识、贯穿生命始终的困境以及面对困境所做的选择,探索诗人们在动乱时局中对个体生命的认知。“新生命”意味着未来,与之相对的“成人世界”代表着“现在”。九叶诗人不再将“新生命”像以往一样视为光明与希望,更多站在生命自身的角度来同情体谅生命的艰难。生命与时间是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过程,对时间、历史、世界的认识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姿态。面对超越时间存在的虚无感、孤独和寂寞,勇敢地反抗绝望才是直面时间的强者。九叶诗人在时间中选择了自己的存在方式,面对丰富的痛苦,他们办报刊、写作来发声,用自身的敏感、质疑来反思历史、现实与人自己,真诚地体验时代与生命,并在诗歌中将体验传达。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的前进过程中,他们也被时间进行选择。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处于文学边缘,直到1980年代《九叶集》的出版再次回到了研究者视野。他们在时间的流逝中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命运。如何回到历史现场,全面客观地还原九叶诗派?从时间意识出发,探索九叶诗人对1940年代时代语境的体验与感知,梳理他们遭遇的困境和做出的应对,为当下提供借鉴,这是本文力图实现的目标。

白杨^[8]（2017）在《传统的重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另类现代性》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在备受争议中将汉语新诗带入了新的诗艺发展阶段,但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诗坛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现代诗人纷纷转向,"回归传统""关注现实"成为受到关注的主流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回归传统"并不是简单地皈依传统,而是对传统的重新建构,是现代诗人前期"先锋"探索的另一种样态,背离与回归实际是先锋探索的一体两面,七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现代诗在反思意义上重塑了另类现代性。

任芳^[9]（2017）在《郑敏40年代咏物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咏物诗是中西方文学都有的一种诗歌类型。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咏物诗还是新译介过来的西方现代诗人咏物范式,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诗人的文化资源,参与着中国新诗的实验和写作。讨论郑敏四十年代的咏物诗及其文化资源,我们希望以此来思考在东方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背景下的一位年轻人,如何探索诗歌写作,并参与到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中去的,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摸索、汲取和建构的过程。论文第一章讨论郑敏咏物诗的创作背景与起点,返回历史现场,考察西南联大这一学院空间如何孕育出一位中国新诗人。这所战争中组建的中国大学,诗歌氛围浓厚,郑敏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她个人的诗歌史。具体而言,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等师长新的咏物范式更给予她直接的启示和模仿范本。论文第二章讨论郑敏咏物诗与杜甫的联系。这不仅是一个现代诗人与一个古典诗人的简单比较,我们更希望借此呈现现代“新诗”与“旧诗”之间内在的精神关联,以及这种关联产生的契机。也可以说,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中,旧诗并未退场与缺席,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始终在场。在西南联大,无论是课上讲授古典文学课程,还是书斋里的文学研究,亦或是新旧体诗写作,都时见杜甫的身影。战争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烽火连三月”的古代诗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联系与共鸣,年轻的郑敏也是一样,她咏物诗的“物之情”联系着中国四十年代的战时语境,也勾连着一种文化传统,以及这种文化传统中悠久而厚重的情感。论文第三章旨在探讨郑敏咏物诗的域外文化资源。新诗与域外文化的关系不证自明,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域外文化资源如何进入新诗现场,还需要详细的历史考察来呈现历史现场与细致的文学史图景。西南联大的西方文学课程开拓了新一代中国诗人的文学视野与精神空间,里尔克在联大的文学视野里,和杜甫一样,是一个显着的存在。不同于杜甫所代表的歌咏“物之情”的诗歌传统,里尔克带给郑敏的是一种新的“观物”方式:客观冷静地观察万物,并进入物的核心与灵魂。这种静观令她的诗作显示出一种沉思的品格和理性的气质。静观凝神的“物之理”中,是诗人对生命、社会和宇宙的沉思。这种沉思也突破了年轻女性诗人有限的视野,多了一种思想力度,也让郑敏的咏物诗与借物抒情的诗歌传统拉开了一点距离,而呈现出一种现代的诗歌品格。当然,“物之情”也并非被“物之理”所代替,而是如潜流,隐于诗歌的理性之后。咏物诗只是新诗中的一个门类,而非全部;我们的思考也还过于简单,但通过对郑敏四十年代咏物诗及其文化资源的分析与讨论,我们认真思考着中国新一代诗人如何在“传统情思”和“现代眼光”之间进行吸收、转换和融合,进而构建起新的诗歌世界;并以这位年轻诗人的诗歌写作,来考察传统诗歌现代转化的一个侧面。

谷春江^[10]（2012）在《袁可嘉诗歌理论研究》文中认为袁可嘉被认为是“中国新诗”派的重要诗人和理论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袁可嘉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新诗研究文章，探讨新诗现状与出路，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形成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离不开西方现代派诗歌及其理论的影响，同时还与西南联大的文化环境具有紧密的联系。袁可嘉的诗学理论阐明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途径，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一些诗学观念的借鉴和修正，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了袁可嘉诗歌理论形成的理论来源。袁可嘉在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创作方法和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强调继承中国民族诗歌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以此构建中国新诗自身的审美品格。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袁可嘉提出的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思想。袁可嘉强调诗人要关注现实生活，要对现实世界进行象征性理解，而对于玄学意蕴的强调则使诗歌更富于哲理性，使诗歌中具象情感和抽象思辨结合起来。第三章分析了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袁可嘉指出，客观性与间接性是新诗戏剧效果的重要原则，有助于强化诗歌表达的鲜明特征和强烈情感效果。第四章主要探讨袁可嘉诗论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认为，袁可嘉诗论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努力建构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1）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诗与现实 ——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南联大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5）“七月派”诗心中一朵别开的异花 ——曾卓的诗歌创作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6）牛汉与八十年代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7）论九叶诗派诗歌中的时间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8）传统的重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另类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9）郑敏40年代咏物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袁可嘉诗歌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九十年代诗歌抒情形态研究[D]. 季凤.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诗与现实 ——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研究[D]. 李丽岚.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西南联大诗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肖柳.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5]“七月派”诗心中一朵别开的异花 ——曾卓的诗歌创作探析[D]. 鲁仲巧.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6]牛汉与八十年代诗坛[D]. 刘志颖.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7]论九叶诗派诗歌中的时间意识[D]. 刘絮.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8]传统的重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的另类现代性[J]. 白杨.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1)
• [9]郑敏40年代咏物诗研究[D]. 任芳. 浙江师范大学, 2017(07)
• [10]袁可嘉诗歌理论研究[D]. 谷春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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