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拿来主义与侵犯商业秘密怎样界定（论文文献综述）
魏兵[1]（2021）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在西方媒介理论的学术版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宏观层面批判性地研究西方政治与经济权力控制媒体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路径方法。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电视媒体不仅是一种大众传媒,而且是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的结合体。研究电视媒体需要关注电视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广播电视体制和全球传播秩序等社会性与机制性问题。所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力主采取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考察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整体而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相关概念、观点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术母体,着重研究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传播机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路径,它尤其关注电视媒体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过程。该研究主张,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逐利性,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电视媒体,不仅受到资本与政治等权力的制约,而且成为控制大众意识形态和实施国际文化霸权的工具,呈现出复杂而消极的文化生产局面。深入透彻地了解西方广播电视机制的理论成果,既可以掌握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式,又能进一步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体制机制的缺陷与问题,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制度性优势。本论文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电视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厘清其学术渊源、研究背景、主要学者、核心观点与理论,进而阐述并评析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电视媒体权力控制问题的电视理论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电视理论研究和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学术探讨和理论镜鉴的态度拓展我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视角,为我国电视的管理实践、艺术创作、产业发展与对外传播汲取理论经验与发展启示。因此,本文围绕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概述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分别就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生成语境和学者群体等展开论述,以期描摹出该领域电视理论的整体特点。第一章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生成语境,重点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思想渊源、学术借鉴和西方媒介的发展背景与机制等。第二章是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概说与评述,通过梳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北美与欧洲两大地区集中的核心学者,阐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集群、学术承继、重要电视理论与观点概况、主要着作和学术地位等,进而为探讨该领域电视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理论价值做出相应的学理性准备。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以电视媒体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问题展开三个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即经济宰制观、意识形态操控观和国际文化霸权批判观。第三章主要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研究起点,即经济控制下电视媒体的商品属性。通过对受众商品论、文化生产的双重意义、电视内部的隐形审查机制和资本主义商业媒体的逐利性原则等观点与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提炼该研究领域对资本控制大众媒体的批判性观点。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思想控制议题提出的如“思想管理者”、“文化有限公司”、“媒体操控”、“宣传模型”等概念,或对电视文化商品公共属性的反思性观点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论述,指出该研究领域着力批判西方电视媒体的思想控制机制的研究逻辑与理论特点。第五章将视点转向该领域的国际电视媒体传播研究,通过整合该领域对电视的国际传播议题等相关观点,分别就其提出的“媒体依附论”、“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单向流动等文化霸权观点与理论展开论述与探讨。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性内容,即第六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特点和第七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第六章旨在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该领域的分析框架和批判焦点等研究价值,指出问题与偏颇。第七章以谨慎而镜鉴的态度,考量并发掘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电视研究对中国的电视理论建设和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交叉研究法等阐述相关论点,厘清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核心学者、研究方法、理论特点和重要议题等,探讨其对我国电视研究与产业的理论价值。
成向东[2]（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栾兴良[3]（2020）在《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研究》文中提出大数据侦查是大数据技术背景下侦查与犯罪对抗的产物,一方面,犯罪突破了物理场域的限制,在现实空间与数据空间的交互中呈现新的发生机理与变化规律,对传统侦查构成系统性挑战;另一方面,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侦查工作中的深度应用,催生了大数据侦查,反过来又重新确立了侦查对犯罪的整体优势。在本体论层面,大数据侦查不仅是一项新的侦查技术或侦查措施,更是由新的侦查理念、侦查思维、侦查途径等要素组成的新的侦查模式,是侦查发展的新阶段。人的活动有赖于规则的指引,当已有规则不能覆盖新型的活动时或不能适应形势的新变化时,就需要推动规则创新。大数据侦查作为新兴事物,虽未跳出既有的法治框架,但突破了传统立法的调整范围。目前,有关大数据侦查的法律规则分散、混乱甚至相互冲突,无法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也难以引导大数据侦查的规范化、法治化运行。尤为让人忧虑的是,大数据侦查进一步强化了侦查过程的秘密性、不透明性和侵入性,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权利危机。解决此种危机,需要通过系统的制度建构,实现法律授权、法律控制与技术逻辑的深度耦合,既可以为大数据侦查提供合法性依据,保障其高效运行;又可以对侦查中的技术恣意进行规制,引导大数据侦查由无序转为有序,重新平衡真实发现与人权保障之关系。大数据侦查是侦查与大数据的结合,无论应用层面的大数据概念,还是哲学层面的大数据观都是建构大数据侦查理论的基本支点。大数据概念有四种基本类型——特征定义、技术需求定义、价值定义以及社会影响定义,各有合理性。总体来看,大数据概念存在概念边界划定、特征识别以及是否纳入大数据应用等三个主要争议性问题,是为本文界定大数据概念的一般性知识支撑。为防止将侦查“大数据化”的研究倾向,应考虑侦查大数据的特殊性:数据收集的主动性,大数据对小数据的依赖性以及小数据的大数据化处理,此三个方面是为本文定义大数据的适用领域的限定,即从侦查视域对大数据进行定义。相较于大数据概念,大数据观对大数据侦查的理论建构更具实质性影响。本文对“三大思维转变”“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大数据主义”等代表性大数据观进行了评介,对将大数据观机械地套用于大数据侦查的研究倾向进行了批判。在对大数据概念和大数据哲学观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大数据侦查概念界定所涉及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剖析,如大数据侦查用语的合理性,大数据侦查与数据监控、数据预测的关系,尚未实施的犯罪是否是大数据侦查的对象。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了大数据侦查的定义,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最后概括了大数据侦查的基本特征,界定了其法律性质。大数据侦查的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信息转移原理以及同一认定原理是大数据侦查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因应犯罪情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特定犯罪治理理念的必然结果。大数据侦查法治化包含三重动因:技术动因、制度动因、行为动因。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的技术动因,即大数据颠覆性地改变了侦查的运行过程。时间上,侦查反应加快,对犯罪的介入时间提前。空间上,侦查权的触角从实体空间延伸至数据空间。主体上,社会主体协助侦查机关开展大数据侦查将常态化,参与方式主要包括提供数据资源和数据技术支持两种方式。手段上,数据前置是前提,基于监控或管理所形成的历史与实时数据是大数据侦查措施运行的重要技术前提;“黑箱”算法成为侦查决策的重要驱动或取代人工进行自动决策。对象上,承载数据的有形或无形物理介质成为侦查目标。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的制度动因是指传统侦查法律规范难以调整大数据侦查。传统侦查法律规范以实体侦查而非数据侦查为主要调整对象;传统侦查法律规范以现实空间而非数据空间的侦查为调整对象;传统侦查法律规范以人的行为或单一技术构成的侦查措施为调整对象,而非以数据流程和多元技术构成的大数据侦查为调整对象。概言之,现行法律的传统框架不适用于对大数据侦查的调整,需要立法作出改变。此外,传统侦查管理制度难以保证大数据侦查的高效运行,同样需要作出调整。大数据侦查的运行失范是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的行为动因。第一,侦查人员主体因素导致的大数据侦查失范,如目的非法、程序违法、不合比例等;第二,大数据算法的手段因素导致的大数据侦查失范,如数据错误、算法错误;第三,大数据侦查运行失范的后果与危害,如数据权算法与数据错误引发错误抓捕、侦辩双方力量失衡、歧视与偏见的反馈循环等,是为大数据侦查法治化行为动因的具象。按照侦查法定原则,大数据侦查的运行应有法律依据。本文考察了两大法系代表性立法例的法律授权模式,对具体条款进行了分析解读。欧洲立法主要以数据流程式授权为主,赋予侦查机关采集、留存和利用数据的权力;以对特定数据分析技术的法律授权为辅,如数据比对、数据获取等。美国以分散立法为主,对调查机关的法律授权也较为分散,以数据监控式授权为主。在借鉴两大法系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我国现行立法出发,对法律授权的可能路径进行了具体分析。建议采取数据流程式授权与具体数据技术授权相结合的授权方式,修改刑事诉讼法、警察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等法律,建立和完善大数据侦查的法律授权体系。此外,还应建立与大数据侦查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具体而言,在侦查组织体制方面,要根据大数据的运行逻辑确定合理的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在侦查流程方面,要由“假说+行动”模式转向“数据+行动”模式。在侦查向计算转向后,算法消解了承载正当程序的主观化的制度、空间、时间和语言条件,特别在侦查阶段,侦辩平等武装原则被虚置化,力量的天平再次倾向侦查机关。鉴于正当程序对于侦查控权的不可替代性,本文着重分析了大数据侦查中出现的数据错误与算法缺陷,数据与算法引起的执法偏见与歧视,数据与算法对传统程序性权利的架空等问题,提出侦查正当程序的重构方案,具体包括强化侦查机关的数据责任,增加透明度,改革审批制度,以平衡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之力量关系。大数据侦查在技术层面表现为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使用等,覆盖了大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从数据逻辑切入,以数据流程为规制进路是大数据侦查控权的重要方面。数据保护原则是以数据流程为中心的控权方式,具体包括公平合法原则、目的限制原则、数据质量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数据安全原则等。考虑到侦查中的数据保护与一般数据保护的区别,根据场景导向理念,本文对数据保护原则在大数据侦查中的具体适用进行了具体设计。数据权利制度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为指导理念,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数据权利对侦查权进行制衡。本文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规定的个人信息权框架内,以不损害侦查顺利进行为前提,对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逐一分析。由于信息权利与侦查程序的创设逻辑不同,将其融入侦查程序是发挥权利制衡作用的前提,同样以适用场景为导向,本文提出将逐案审查作为数据权利与侦查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为防止侦查机关滥用审查裁量权,接着提出利益衡量标准、分类审查标准、动态审查标准以及可救济标准等四项审查标准,个案中,侦查机关应遵循上述标准对个人信息权的克减与限制进行审慎审查。最后,健全大数据侦查的内部控制机制,本文提出建立以风险导向的事前的控制机制与责任导向的事后的控制机制相结合的数据管理制度。
刘亚飞[4]（2021）在《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首先厘清大数据时代提出被遗忘权保护的社会背景与法律结构。大数据时代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风险包括“过度互联”引起的个人信息收集风险;“数据滥用”引起的个人信息使用风险;“记忆颠覆”引起的用户权利风险。为了加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维护传统社会的被遗忘价值免于被过度侵蚀,被遗忘权概念应运而生。欧盟的法律实践表明,被遗忘权并非一经确立就具有清晰的概念内容,其内涵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致包括如下三种类型:仅针对信息主体自己发布的信息;扩张到第三方合法发布的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概念的整合。在法律结构方面,被遗忘权具有人格权属性的同时兼具一定的财产利益属性;被遗忘权具有“删除权+忘却权”的二重本质属性。在法律关系方面,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仅限定在自然人范围内,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其义务主体应包括信息发布者、搜索引擎服务者;其法律客体应为隐藏在个人信息中的人格利益,包含着信息自由价值、人格尊严价值以及社会公平的价值。被遗忘权制度设计虽然具有普通用户法律地位提高、个人信息获得更多保护、被遗忘价值得到维护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与言论自由面临受侵犯的风险、删除/遗忘的可操行性不高且成本不菲、平台私权力滥用等负面效应。被遗忘权追求的个人信息保护价值,也可能与互联网领域的言论自由等其他合法权利、社会公共利益等产生矛盾和冲突。具体而言,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具有信息主体与数据发布者、搜索引擎服务者、网络用户等三种冲突类型,可以适用基本权利冲突的衡量模式、基本权利价值位阶权衡理论和具体个案中的利益平衡原则进行解决。被遗忘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个人人格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冲突,可以援引比例原则在被遗忘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在被遗忘权的国外法治经验借鉴问题上,本文分析了欧盟对被遗忘权的“积极保护模式”、美国对被遗忘权的“消极保护”模式、日本对被遗忘权的“中立保护”模式以及三种模式背后的逻辑。国外对于被遗忘权的利益平衡与保护逻辑为我国提供的借鉴包括:合理引导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权利布局;被遗忘权保护的宽严程度应当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相适应;进一步明确被遗忘权保护的法律路径等。在被遗忘权本土化的问题上,本文首先梳理了当前涉及到被遗忘权的法律现状,发现我国虽然没有确立被遗忘权制度,但是个人信息保护、请求删除权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为被遗忘权的本土化法治建构提供资源支持。在法律方面,虽然缺少对“被遗忘权”的明确规范,但是已经为信息主体设定了请求删除的权利,为网络信息使用者设定了审查及删除的义务;在司法实务方面,司法机关避开了学界对被遗忘权的法律争议,转而从立法已经较为成熟的领域切入解决实践问题;在行业自治规范方面,各大主流平台对删除用户信息的权限、用户信息的保留时限、用户对自己评价的个人信息删除权等形成自治规则。接下来在被遗忘权本土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大数据时代的被遗忘权是否能够得到保护、能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的社会、经济情况,在不同权利、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博弈与平衡的结果。直接引入欧盟模式的被遗忘权保护会面临阻碍我国大数据信息产业的良性发展、滥权风险加剧、技术层面无法实现、利益冲突难以协调等风险,因此我们不宜完全选择欧盟式的被遗忘权保护路径。我国的被遗忘权保护需要进行场景化、类型化界定,如可以根据个人信息来源不同而赋予当事人不同类型的被遗忘权。“强控制模式”亦即个人有权删除其自身发布的不相关、过时、不必要信息。“弱控制模式”亦即个人无权删除他人转载的本人信息、或者人们发布的涉及个人信息的言论,以及搜索引擎对此类信息的链接,但是对于侵犯隐私却属于合法公开的负面信息,可以请求在特定领域限制对信息主体过往负面信息的披露与使用。在被遗忘权本土化法治建构的配套机制上,应当建立健全专门性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作为被遗忘权的实施主体;国家可通过利益平衡方式来履行对公民人格权和信息权的保护义务。
黄丽君[5]（2020）在《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专利制度是围绕权利要求构建的制度,等同原则在权利要求字面含义的基础上扩张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我国司法程序中广泛适用的等同原则,通常被定位于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平衡,为权利人提供公平保护,但这一定位不能维护中国在当前国际专利体系下的国家利益,中国应该根据国家利益之需要,系统性地重构等同原则。等同原则虽然仅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但行政审查程序作为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对专利法具体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对司法适用等同原则影响深远,且等同原则的适用,同样会影响行政审查时投入资源的效率,进而影响中国专利制度的整体效率。此外,司法程序中适用的等同原则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正确定位中国专利制度在目前阶段能够发挥的功能,是理顺行政审查与等同原则的之间的潜在关系,化解等同原则适用困境的前提。文章围绕该主题,分五章进行论述。中国的等同原则受美国影响甚巨。第一章围绕中美两国等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对等同原则进行简要介绍,论述了美国反垄断法对等同原则现代定位的塑造,以及美国现代等同原则的发展趋势。美国国内的等同原则整体处于收缩状态,且对等同原则的关注,已经从为权利人提供实质公平保护,演变为维护富有活力的市场竞争机制。第一章还简要回顾了中国等同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国的等同原则依然深受为权利人提供实质公平保护的价值观念影响,向权利人的利益倾斜明显。权利要求诞生于行政程序,行政审查的主体、思维、对具体条款标准的把握等均会对权利要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后续等同的适用,第二章围绕等同原则的适用对行政审查中的优先权审查、修改超范围审查、三性审查、清楚条款的审查、功能性技术特征的审查与后续等同原则适用之间的关联关系展开。论证了等同原则目前的适用状态,使得中国专利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之间的摩擦进一步加深,使得中国专利制度的制度效率降低。第三章围绕司法程序适用等同原则的困境展开论述,具体为等同原则构成要件之间的矛盾性,且与中国经济技术现状不相匹配。等同原则本身即具备强化专利权的特征,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等同侵权在中国的专利诉讼架构中被作为判决的理由,而非诉讼请求,这使得权利人从证据义务中解脱,获得了本不该获得的程序利益,进一步强化了专利权,有碍公平竞争。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等同原则的适用,使得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摩擦进一步加深,表面看来是具体规则层面的隔阂,实质是指引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价值观并未统一。第四章围绕中国当前专利制度和等同原则的应然定位展开讨论,提出中国当前专利制度应定位于技术导流通道,在此背景下,等同原则应以国家利益为价值指引,定位于技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美国）、权利人的利益、创新竞争机制的培育和维护之三元利益平衡。等同原则的功能发挥需要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合力向前,程序间的隔阂和摩擦应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予以解决,因此,等同原则的重构是司法、行政、立法三位一体的重构。第五章的主要任务是提出解决路径:司法程序的重构重点在于等同原则构成要件的重构和诉讼程序的重构;行政程序可以为等同原则的重构提供助力,具体为提高行政授权标准,让更多导入中国国内的技术信息停留在公共知识层面;最后,立法应加强对处于行政闭环内的《专利审查指南》的备案审查,建立制度层面的司法权威。
张苏杭[6]（2020）在《我国与欧盟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目前中欧关系的热词,在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跨国合作不断进行的过程中,我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与欧盟国家及其企业的合作与竞争。如今的竞争环境下,无论是宏观国家层面的竞争,还是微观企业层面的竞争,在获取竞争优势方面,商业秘密俨然成为了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然而目前的现状是,我国现有商业秘密法律制度以及目前企业中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现状难以让我国企业在合作竞争中脱颖而出,无法更好地保护商业秘密以及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本文主要是以欧盟商业秘密指令的内容为参照,同时结合两地历史发展背景并从立法、司法、企业法律意识与制度构建等方面对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对比分析与论证。重点论述我国目前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于当前存在的这种不足有所思考和启发。同时,提出对我国商业秘密保护专门立法的制度建议,并为推动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体制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熊吉琛[7]（2020）在《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规制强化论》文中提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若具备刑事违法性,则体现严重危害性、阻碍创新动力,故有必要强化相应的刑法规制。然而目前在立法层面上,"重大损失"认定标准至今未得到明确;司法层面上,取证和证明难度阻碍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对此,应以坚持刑法谦抑性为前提,在立法层面尽快明确"重大损失"认定标准和适用顺序,考虑犯罪主体作为区分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的一级标准;在司法层面调整举证责任和举证手段,并规范商业秘密司法鉴定机制。
李舒俊[8]（2019）在《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应当承认,目前刑法理论界对于情节加重犯问题的研究并不集中,甚至可以说对情节加重犯问题的研究是当前刑法学研究的“冷门”领域。只有在加重犯相关理论研究或结果加重犯与其他概念比较分析中,情节加重犯问题才被学界略有提及。然而,虽然目前关于情节加重犯问题理论研究尚不丰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重要。实际上,我国现行《刑法》中存在大量的以特殊时间、特殊地点、数额（特别）巨大、结果严重、首要分子、多次、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等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规定,统称为情节加重犯。纵观刑法分则所规定的470个罪名,其中有315个罪名设置了情节加重犯。由此可见,情节加重犯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地位,故而也是刑法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毋庸讳言,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对相关法律中的情节加重犯问题的研究还处在空白阶段,并没有系统化的研究理论出现。也许正是因为法律在情节加重犯这一问题缺乏系统化的研究,造成了一些学者纷纷对情节加重犯的“正当性”以及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大多数情况下,学界关于情节加重犯的研究不仅关系到情节加重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还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刑法》有关情节加重犯问题刑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正因如此,本文尝试在这一领域做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对刑法中涉及到的情节加重犯的概念、范围、分类进行界定;对情节加重犯存在的价值进行论证;对情节加重犯的构造和形态进行辨析;对域内外情节加重犯的立法规定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以期对立法机关妥善设置情节加重犯以及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情节加重犯有所裨益。本文分为导言和正文两部分。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情节加重犯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根据内容布局,可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主要界定了情节加重犯的概念、特征和范围,并对其类型进行了细分。情节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罪状规定的犯罪行为,又因具备特定情节,刑法加重对其处罚的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下的情节加重犯有四个典型特征:（1）认定模式上的依附性,即认定情节加重犯需以成立基本犯为前提;（2）“情节”认定上的独立性,即情节加重犯中的“情节”属于独立于基本犯之外的附加评价要素,该情节对于基本犯的认定不会产生影响,否则极易导致不利于被告人的重复评价;（3）加重处罚的法定性,即加重处罚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司法者不得依据自由裁量权酌定加重处罚。但是,所谓的法定性只是意味着在“加重”的维度,立法的规定对司法者形成了绝对的拘束力,即司法者不得任意加重处罚,并不意味着最终判决结果必须在“加重”的法定刑档次内量刑。换言之,这种法定性在“减轻”的维度,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4）“情节”内涵的多样性,即情节加重犯之“情节”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等多种评价要素,涵盖的“加重”范围比较广。客观方面要素如主体身份、犯罪手段、犯罪次数、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数额、犯罪对象、危害结果等,主观方面要素如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除此之外,情节要素也有加重、减轻之分。因此,在判断“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时,不仅要关注到加重因素,还需留意是否存在减轻或从轻因素,从而实现刑事评价的综合性和客观性。就情节加重犯的范围而言,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加重犯当然包括概括性情形,也应包括结果加重、数额加重等具体加重情形,立法者之所以将部分加重情节予以具体化,既是加重情节具有法定性特征的客观要求,也能较大程度地实现罪状描述的明确性,从而减少司法适用时的模糊。而在概括性情形当中,加重处罚的根据比较多元,无法完全以结果、数额等代替。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划分出不同的情节加重犯类型。比如说,以加重情节的性质为标准,又可以将情节加重犯区分为纯正的情节加重犯以及不纯正的情节加重犯。以刑法分则是否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标准,可以将情节加重犯区分为抽象的情节加重犯和具体的情节加重犯。具体的情节加重犯主要有数额型加重情节、行为方式型加重情节、时间、地点型加重情节、行为对象型加重情节、行为次数型加重情节、对象人数型加重情节、特殊目的、动机型加重情节等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抽象要素具体化的情节加重犯时需要注意,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方式固然具有典型性,但并非完全排斥其他情节评价要素。换言之,当数额、次数等达到相关标准时,不能必然推导出该犯罪属于情节加重犯,而是需要补充考量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才能最终判断是否成立情节加重犯。第二章主要通过论证情节加重犯立法设置的立法依据和司法价值等,来阐述情节加重犯的价值论。就立法层面而言,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与要求相契合。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情节加重犯的刑罚设置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二是情节加重犯的立法设置是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其二,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的指导思想相契合。我国刑法中大量存在情节加重犯的规定,是由我国刑事立法以马克思主义犯罪观为指导、犯罪“质”和“量”的统一所决定的。其三,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我国刑法运行的基本环节和背景相吻合。情节加重犯在我国刑法中大量存在,是由我国刑法运行的基本环节和背景所决定的。其四,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要求相符合。情节加重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是由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决定的。其五,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刑事立法语言原则性的要求相一致。“法律条文不可能穷尽一切”,刑事立法也无法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都及时予以规定,刑法中适当适用“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模糊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就司法层面而言,情节加重犯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看到,加重构成的设置,并没有完全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因为司法裁判必有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保障,与此同时,情节加重犯的设置,又为法官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罪刑幅度,。二是有利于适应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情节加重犯之所以采用“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概括、模糊的词语,就是为了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面对千变万化、无法穷尽的犯罪而能具备一定的灵活性。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沿革,并对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情节加重犯的立法规定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梳理、总结和评析。中国古代刑法中已有涉“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例,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唐朝律法中多有运用,并不断丰富加重处罚的类别和完善加重处罚的立法模式,宋明清三代继续沿袭前朝的立法方式,对同类犯罪的不同情节予以区分,以达到惩治不同危害程度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1979年《刑法》对情节加重犯的探索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例在《刑法》分则中所占比重较大;二是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类型多样,其中又以抽象的情节加重犯居多;三是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模式多元。总体来说,1979年《刑法》采用抽象式和明列式混合的立法模式。具体而言,立法者对情节加重犯的设置采用多种立法技巧,既采用一种加重情节的单一式立法模式,也采用两种或以上加重情节的并列式立法模式,还采用两种相互包容的加重情节的包含式立法模式。纵观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沿革,分析与总结情节加重犯在不同时代的刑事法律中的具体体现,可以发现,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立法正朝着由少变多、由粗变细、由简到繁的趋势不断发展。我国1997年刑法总则中并无情节加重犯的相关规定,现行刑法关于情节加重犯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刑法分则中。关于我国现行刑法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式立法模式、列举式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所谓单一式立法模式是指立法者在给具体罪名设置加重处罚时,采用一个法定刑升格情形只对应一个加重情节的立法方式。如《刑法》第120条之一规定的帮助恐怖活动罪中只有一个法定刑升格情形,对应的加重情节只有一个,即为“情节严重的”;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的加重情节仅为“以暴力、猥亵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虽然设有两档加重处罚,但每一档加重处罚只对应一个加重情节,即“情节严重的”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我国刑法中大部分情节加重犯罪名采用了单一式立法模式,根据加重情节所属类别的不同、加重处罚级别的不同,又可将单一式立法模式细分为抽象式单一立法模式、具体式单一立法模式和混合式单一立法模式三种。所谓列举式立法模式是指情节加重犯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加重情节,各情节之间以“或者”相连接,或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举形式表述。我国刑法中类似的规定有58个法条69个罪名。在列举式的情节加重犯中两个或多个加重情节之间一般是并列关系。所谓混合式立法模式是指情节加重犯通常都有两档或多档处罚要件,且在不同档之间分别采用了单一式立法模式或列举式立法模式。如《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第一档加重情节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第二档加重情节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在该罪中第一档加重情节采用了列举式立法模式,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两者具备其一,都将处以加重的法定刑。而第二档加重情节采用了单一式立法模式,只要具备“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就将被处以更加严重的法定刑。我国刑法中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情节加重犯还有: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430条军人叛逃罪。第四章对情节加重犯的具体构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和系统性分析。情节加重犯由加重基础和加重情节两部分构成,是一种具备叠加情节的犯罪类型。在传统的情节加重犯理论体系中,情节加重犯的加重基础一直被置于基本罪的范围之内,这种观点已经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不符合刑事立法实践。对于情节加重犯加重基础的内涵,我国刑法学界目前仅注重加重基础的法律特征,笔者认为仅从法律特征上理解加重基础具有以下缺陷:其一,没有充分关注加重基础的实质内涵。其二,忽视了加重基础和加重情节的相互联系。对于情节加重犯的理解,无论是加重基础,还是加重情节都应当结合犯罪概念从实质特征和法律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从犯罪构成和犯罪本质的角度看,加重基础是符合某一罪名较低层级的犯罪构成、表明行为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另一方面,从加重基础与加重情节的关系来看,加重基础必须具备表明独立社会危害性的罪质。对于加重基础的范围,除了基本犯罪外,加重犯和符合犯罪构成形式要求的事实或结构形态,也可以成为加重基础。基本罪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必须是刑法分则条文明文规定的犯罪;（2）必须是可罚的犯罪;（3）只存在于有加重情节出现的场合。刑法分则有关加重基础的规定可以存在于行为犯、举动犯、危险犯和结果犯中,但是并不必然代表着相关犯罪中存在情节加重犯。加重犯能够成为不同类型加重罪行的基础,当加重构成有别于基本犯时,情节加重犯可以作为下一层级的情节加重犯的加重基础,因为构成要件上的不同意味着罪质的差别,较低层级的法定刑中的行为对于高层级的情节加重犯就失去了统一的加重基础。就情节加重犯的罪过形式而言,故意和过失均能够成为情节加重犯的罪过形式。加重基础的行为方式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既包括单一行为也包括复合行为。基本罪的行为形态是否包括既遂行为和未遂行为应当分情况讨论:与加重基础构成要件要素相重合的加重情节,如果未实现,根本就没有适用加重情节的可能性,因而不存在讨论的余地;超出加重基础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存在行为人实施某一基本犯罪行为虽然未完全符合基本犯的构成要件但是却存在加重情节的情形。加重情节是情节加重犯与加重基础的核心区别所在,也是其法定刑加重的关键。从情节加重犯的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达到情节加重标准的罪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会相对比普通罪犯更大。从情节加重犯的构成要素上分析,加重的犯罪情节是构成加重犯罪行成立的基本要件。加重情节的罪过形式具有混合性,但并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也与刑事立法实践的要求相符合。从要素本身的具体内容出发,可以将加重情节分为以下几类:（1）数额加重要素;（2）手段、方法加重要素;（3）时间加重要素;（4）地点加重要素;（5）对象加重要素;（6）行为加重要素;（7）身份加重要素;（8）特殊目的加重要素;（9）特殊动机加重要素;（10）异种行为加重要素;（11）抽象情节加重要素;（12）综合要素。在情节加重犯结构内,就量刑规则与加重构成的本质区别而言,二者适用效果不同、分类不同、构成渊源不同。就加重情节的性质来说,加重情节既可以是量刑情节,也有可能是加重的构成要件,通常情况下,同样的犯罪情节不会成为同时是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明确区分加重情节是否属于加重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区分加重情节属于量刑情节抑或是加重的关键。手段、方法加重要素、对象加重要素、时间加重要素、地点加重要素以及特殊目的加重要素都属于加重的构成要件要素。量刑情节包括:身份加重要素、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同种行为加重要素、特殊动机加重要素。就加重情节的认识内容而言,当加重情节是量刑要素时,行为人无需对加重情节有认识。当加重情节为加重构成的情节加重犯时,只有当行为人对加重的违法事实具有认识时,才能承担加重的责任。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加重情节与加重基础之间是增强与被增强的关系。从构成要件要素的角度看,加重情节与加重基础之间既有重合部分,又有超出范围的部分。加重情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加重基础。应当注意的是,加重情节到加重基础的转化是向高层级的转化。第五章主要针对情节加重犯与情节、情节犯、结果加重犯、数额加重犯、结合犯等概念的关系展开论述。第一,我国刑事立法领域使用“情节”的范围十分广泛,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情节”的作用及地位亦十分突出,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较为少见。对于我国刑法犯罪情节中“情节”的具体含义,刑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其中,第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列举的方式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二种观点主张从犯罪客观方面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三种观点主张从法定性角度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四种观点主张从刑事政策角度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五种观点主张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综上观点,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应当是指刑法规定或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以及行刑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应其社会危害性的各种主客观事实和状态。第二,就情节加重犯与情节犯的关系而言,情节犯的情节是表明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以及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具体情状,它既可以是定罪情节也可以是量刑情节。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可分为加重的犯罪构成和量刑情节。情节犯和情节加重犯应当是交叉关系。换言之,有的情节犯不属于情节加重犯,有的情节加重犯不属于情节犯,有的犯罪既属于是情节犯,也属于情节加重犯。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以此作为认定该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例如,《刑法》第261条遗弃罪,该罪只成立情节犯,其没有加重情节,因而不属于情节加重犯;就第二种情形而言,有的情节加重犯不属于情节犯。例如,《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八种加重情节,其属于较为典型的因具备加重情节而使法定刑升格的情节加重犯,其不属于情节犯。就第三种情形而言,有的犯罪既属于情节犯也属于情节加重犯。例如,《刑法》第260条,虐待罪。该罪既以“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并设置了基本刑,也同时规定了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加重其法定刑,因而,该罪既是情节犯也属于情节加重犯。第三,就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而言,无论是从词语含义还是从犯罪构成特征角度而言,都可以将结果加重犯纳入情节加重犯的范畴中,亦即结果加重犯是情节加重犯的一种类型。一方面,从词语含义来看,“结果”属于广义上“情节”的范畴。另一方面,从犯罪构成特征角度来看,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都是指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加重构成,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以本罪定罪但必须加重处罚的情况,因而结果加重犯实际上就是情节加重犯的一种类型,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其一,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均由基本犯罪构成和加重犯罪构成等两部分组成;1其二,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因素均超越基本犯罪构成;其三,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因素均由法律明文规定,具有一定的明确性;其四,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因素均具有多样性;其五,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均是由于出现了超出基本犯罪构成的加重因素而加重刑罚。第四,就情节加重犯与数额加重犯的关系而言,情节加重犯中的“情节”,是指整个犯罪过程中的所有情状和环节,而数额显然也是广义上情节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完全可以将数额加重犯纳入情节加重犯的范畴加以讨论,而没有必要将其单独作为一种加重犯罪构成。当然,尽管数额加重犯是情节加重犯的一种类型,但数额加重犯中的“数额”情节亦具有一些特殊之处。其一,“数额”情节是一种单一的客观加重因素,情节加重犯中的“情节”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指标。其二,“数额”情节有时会与其他加重情节并列规定在一个情节加重犯的条文中。第五,就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的关系而言,尽管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在法定性、立法目的等方面存在一些共通的特征,但由于二者在犯罪构成上存在本质区别,二者不可能存在交叉或者从属关系。首先,情节加重犯仅有一个基本犯罪行为,属于实质的一罪,而结合犯存在数个原本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属于实质的数罪法定的一罪。如果行为人在实施基本犯罪行为的同时又实施了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其性质上就是结合犯,而不再属于情节加重犯的范畴。其次,情节加重犯只能以基本犯定罪,并以刑法设定的加重刑罚进行处罚,而结合犯则应当以刑法规定的罪名和处罚原则定罪量刑。第六章情节加重犯形态论,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犯罪停止形态以及如果存在如何进行界定之问题,二是情节加重犯与罪数形态的关系,三是情节加重犯的共犯形态。就情节加重犯的停止形态而言,刑法理论界就加重犯的既未遂问题仍未达成共识,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即完全肯定说、完全否定说、实质否定说和折衷说。笔者认为,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需要结合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和情节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进行判断,就此而言,情节加重犯应当存在犯罪未遂。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情节加重犯均存在未遂。理由如下:首先,承认情节加重犯存在犯罪未遂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其次,承认情节加重犯存在犯罪未遂与犯罪既未遂理论并不冲突。最后,承认情节加重犯的未遂更贴合我国立法原意、符合未遂制度的内在价值追求、能全面评价情节加重犯的犯罪构成,也是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然而,笔者认为,应当对情节加重犯停止形态的范围予以限制,一方面,就基本犯而言,应仅限于直接故意犯罪范围内,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因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直接犯罪意图且以法定后果的发生为构成要件,不存在犯罪的停止形态问题;另一方面,要对情节加重犯中加重情节的性质进行区分,这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情节加重犯中相关加重情节的性质及其定位是认定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的前提。关于区分的标准,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折衷说。就此而言,具有加重构成的故意犯罪存在未完成形态的可能性,不存在未遂的情节加重犯主要有三种:一是基本犯是过失犯罪的情节加重犯,二是对加重结果的出现持过失罪过的情节加重犯,三是基本罪状的危害结果与加重结果侵犯同类客体且两种结果为同一概括犯意所涵盖的情节加重犯。情节加重犯既遂、未遂的认定分为三个阶段:一认定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情节加重犯的构成;二认定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情节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既定的犯罪事实在加重犯犯罪未遂形态的范畴里。数额加重犯只有在同一概括犯意之下才不存在未遂:在行为人故意范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其实际获取的数额认定犯罪;当在案证据可以锁定其故意范围,数额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可以犯罪未遂处理,数额没有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可根据情节作行政处罚。这种处理方式并不会冲击现行“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体系。抽象的情节加重犯与量刑的情节加重犯之间能否符合之分,不存在讨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空间。简而言之,只要具备加重情节,就可以判断其能够构成情节加重犯,适用加重的刑罚幅度;不具备加重情节,就不构成情节加重犯,而只构成基本罪,适用基本的刑罚幅度。就情节加重犯的罪数形态而言,情节加重犯既可能是实质的一罪情节加重犯,也可能是法定的一罪,包含牵连犯和连续犯。就情节加重犯的共犯形态而言,情节加重犯与共同犯罪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但是两者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竞合关系,即行为人之行为一方面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又符合情节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学界对于情节加重犯的共犯成立范围,主要是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基本犯与加重情节之间是分割评价还是一并评价;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在一并评价亦或是分割评价的基础之上,加重情节的共犯成立范围。笔者认为,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认定中,只有共同行为人对于加重情节之间具有犯意联络,共同行为人之间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与加重构成犯罪之间主要存在两种关系:同一关系和交叉关系。第七章主要论述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不足,并比较分析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体例,从而对于我国相关立法技术的演进起到借鉴作用,进而指出我国情节加重犯的刑事立法完善举措和情节加重犯在司法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总体来看,我国刑事立法上情节加重犯的不足体现为:情节加重犯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即立法者在规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加重要素时,似乎并无规律性可寻,以致无法总结出加重规定的法理依据,立法背后缺乏必要的科学分析和论证;进而言之,立法上的便利化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司法者变相行使立法权;刑法在情节加重犯的表述上缺乏统一性。这种不足具体表现为:刑法总则对情节加重犯规定的缺失;刑法分则中关于情节加重犯规定的方式并不合理,并且在对抽象类型的情节加重犯的定刑标准相比具体情形的加重犯的定刑标准多;除此之外,情节加重犯在法律规定中的定刑适用条件模糊,相对确定的加重法定刑配置不尽合理,以及部分情节加重犯“缺档”。从比较法角度分析,大陆法系关于情节加重犯的刑事立法大致体现为三个特征:从总体来看,大多甚至全部采取具体列举的方式规定加重情节;总则中对于加重情节有着概括性说明;情节加重犯在形式上独立于基本犯,形成独立的法条甚至罪名。这对我们的情节加重犯刑事立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立法完善方面,我国刑法总则也完全可以概括出相应的加重情节;应以“明确列举为原则、概括性规定为例外”来构建情节加重犯具体罪名;就形式而言,刑法分则有必要针对某些犯罪设立独立的情节加重罪名;就情节加重犯的法定刑设置而言,对于那些“情节特别严重”应当适用死刑的情节加重犯,需要予以进一步的明确化和具体化。情节加重犯的完善需要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形成合力。就情节加重犯立法完善而言,应从刑法总则的完善、刑法分则的完善以及法定刑的完善等三方面着手。首先,应在总则中对加重情节作一般性规定是大多数国家刑法的选择。应当看到,这样的立法选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既对概括性加重情节具有总体性的指引作用,从而弥补了概括性情节不明确的缺陷,又可以从总体上避免分则中具体加重情节的遗漏。其次,在刑法分则中,笔者认为,具体列举与抽象概括并行的情节加重犯立法模式似乎更具合理性。模式更为可行完全的明确化与纯粹的抽象化均不可取,前者最主要的弊端是可能造成挂一漏万,使法网出现漏隙,并且由于遗漏掉相当部分的未被立法明确的严重情节,可能造成刑法适用上的罪刑失衡。但是,纯粹的抽象化固然满足了惩罚犯罪的需要,却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之嫌,且由于司法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量刑畸轻畸重。就罪名具体形式而言,我国刑法分则有必要设立独立的情节加重罪名。这样处理的好处主要有两点:一则能够更好实现罪刑均衡,二则仅仅通过罪名便可明晰不同情形予以不同加重处罚的依据。最后,就情节加重犯法定刑方面的立法完善而言,一方面,对于那些“情节特别严重”应当适用死刑的情节加重犯,需要予以进一步的明确化和具体化。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对情节加重犯的规定大量存在等级跨度大的现象,将“情节特别严重”这一加重要素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刑种和刑度。除上述刑事立法应当注意的情形外,司法解释对抽象情节加重犯的具体化主要体现为数量化、法律后果化、行为方式具体化、行为人身份具体化等。司法机关对情节加重犯进行解释时,有以下两个特点:司法解释体量很大;具体化的方式并无章可循,即什么情况下采取数量化、后果化,什么时候采取行为方式具体化,似乎并没有可循的规律性。情节加重犯司法适用的不足体现在以下几点:“加重情节”解释主体的“有权性”存疑;司法解释具体化不应绝对排斥其他情节要素。应当从四个方面确定情节加重犯司法完善的方向:对于抽象加重要素的判断,司法经验会成为认定“加重情节”的重要依据;情节加重犯之抽象加重情节的界定认定不能一成不变,要具体情况集体分析;以司法解释方式缓解刑事立法稳定性与实际案件情况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以经典案例的方式,阐述何谓情节严重。
宋戈[9]（2019）在《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是着作权侵权判定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规则,产生于美国判例法实践,也被我国借鉴并广泛适用于着作权侵权判定之中。该判定规则涉及对间接证据的综合判定,也需要裁判者高度盖然性的价值判断,故难以上升为一项成文的法律规范。因此,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司法适用需要高度依赖着作权侵权的判定经验、价值原则等。然而,在不同着作权侵权语境下,我国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适用也显现出法律移植与本土化适用的矛盾,对于相关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归纳方面存在不足:在经验总结层面,我国不存在美国合理使用四要素中“使用数量与实质性”对于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标准的法律解释渠道;实践中的作品实质性相似被用以实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因而常常属“高度一致”性。在我国立法与侵权的现实背景下,经验主义的适用模式容易将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简单化”,对规则所遵循的判定逻辑认识不足,缺乏判定作品实质性相似的方法、标准,难以平衡诉讼程序中举证责任与判定责任之间的平衡。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在我国司法适用呈现出经验总结不足的问题,不仅涉及着作权侵权诉讼程序的差异化安排,也涉及诉讼当事人举证、抗辩等正当权利的行使。在理论归纳层面,我国缺乏对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理论反思:对于“狭义”与“广义”的着作权侵权概念内涵缺乏必要的认识,未能对规则的基本概念内涵（着作权侵害行为判定规则）作出严谨的定位;过度依赖思想表达二分法,未能对具体作品不同抽象层次结构作出区分,忽视作品内在表达与外在表达在实质性相似判定中的关系与区别;缺乏一种贯穿侵权举证与侵害判定的作品相似性分析方法,将“法定着作权实施行为”的判定孤立于判定规则之外。理论归纳的缺乏导致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中对作品着作权保护范围界定的不足,无法将作品独创性、思想表达二分法等理论工具中的价值理念渗透于着作权侵权判定实践之中。为了克服上述判定规则的本土化适用问题,本文尝试对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概念、理论、经验作批判式的分析:首先,分析广义与狭义“着作权侵权”概念内涵的差异,将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定义为“着作权侵害行为”（狭义的着作权侵权行为）判定规则,确保司法实践对作品实质性相似、主观过错之间的关系以及广义着作权侵权判定等作出应有的体系化解读,克服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适用的语境差异;其次,重新归纳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适用理论,尝试以符号学理论工具批判传统理论对于作品着作权保护范围界定的局限性,解释作品“先抽象观察后整体观察”方法的原理;最后,以事实举证、价值判定的不同阶段为划分标准,重新分析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在不同阶段的基本内涵,归纳作品接触与初步性相似的基本举证规则,梳理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中的程序差异,主观、客观判定标准。在对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概念定位、理论归纳、经验总结的批判分析基础上,分析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基本现状、法律语境差异,指出规则移植过程中呈现出的适用路径缺失,举证与判定责任失衡,判定标准不明的问题。最终,立足于我国客观现实对规则移植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予以回应,包括建立判定逻辑与法定权能之间的逻辑联系、平衡举证与判定的责任、合理划分侵权抗辩事由、完善作品实质性判定中的步骤与标准等。
王海洋[10]（2019）在《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法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和第111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未作规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围绕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究竟是包容关系抑或是交叉关系,众说纷纭,迄今仍未有定论。因此,本文在探讨二者关系之争根源的基础上,厘清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本文分为三部分:序言,正文和结论,其中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个人信息与隐私的概念分析。个人信息在内容上有“关联说”“隐私说”和“识别说”三种界定方式,在形式上主要有“概括式”和“概括列举式”两种。目前关于隐私权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传统隐私权和现代隐私权两种。传统隐私权是一项消极的精神性权利。而现代隐私权溢出传统隐私权范畴,是一项兼具公法与私法的综合性权利。第二章为个信息与隐私关系的比较研究。在美国,隐私是一项框架性的权利,个人信息隐私被纳入到隐私保护体系中;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隐私和个人信息都是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化;我国围绕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主要是包容关系说和交叉关系说之争。第三章为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差异之根源。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抑或是我国学者关于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认定都不尽相同,这些差异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隐私权概念、范围的不确定性;二是语境的差异;三是法律文本的模糊性引发的认知差异。第四章为应然状态下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我国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构建应当区分当下和长远两个层面。在当前的民法体系下,个人信息与隐私都是具体人格权,二者之间应当是一种二元并列结构,具有明确的权利边界。但未来宪法隐私权的确立,传统隐私权向现代隐私权转型,二者之间的关系由当前的并列关系转化为个人信息内含于现代隐私权的包容关系,我国应当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契机构建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规范体系。
二、拿来主义与侵犯商业秘密怎样界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拿来主义与侵犯商业秘密怎样界定（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生成语境 |
| 第一节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学术母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
| (一)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 |
| (二)社会结构观:有机整体的社会观念 |
| 二、理论来源:对资本主义媒介生产机制的批判意识 |
|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 |
| (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
| 第二节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学术借鉴 |
| 一、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批判观 |
| (一)传播偏向:媒介技术决定政权形式 |
| (二)知识垄断:特权阶层掌控文化权力 |
| 二、英国威斯敏斯特学派的媒介产业权力观 |
| 第三节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媒介环境 |
| 一、政治经济变革下的媒介反思 |
| 二、西方电视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
| (一)北美电视市场的商业竞争机制 |
| (二)欧洲电视产业的多元市场格局 |
| 第二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学者集群 |
| 第一节 批判资本主义电视权力机制的北美学者 |
| 一、达拉斯·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开创者 |
| 二、赫伯特·席勒:经济权力关系控制电视文化的批判者 |
| 三、诺姆·乔姆斯基:美国主流媒体操纵意识形态的揭露者 |
| 四、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美国电视权力集中的批评者与建言人 |
| 五、文森特·莫斯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的归纳者 |
| 第二节 透视电视生产商业逻辑奥秘的欧洲学者 |
| 一、格雷厄姆·默多克:电视经济活动与文化生产的分析者 |
| 二、尼古拉斯·加汉姆:电视媒体文化生产系统的反思者 |
| 三、皮埃尔·布尔迪厄:电视内部审查机制的解魅者 |
| 四、阿曼德·马特拉:全球电视传播霸权的披露者 |
| 五、卡尔莱·诺登斯顿:国际电视单向流动的论证者 |
| 第三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经济宰制观 |
| 第一节 对电视受众商品属性的探索 |
| 一、受众商品论:商业电视隐秘的生产逻辑 |
| (一)受众商品:观众是电视生产的商品形式 |
| (二)“免费午餐”: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电视节目 |
| (三)收视率商品:控制论意义的电视信息商品 |
| 二、受众商品论的理论意义与学术影响 |
| (一)开创政治经济学受众研究路径 |
| (二)激发后续理论探索与多元思辨 |
| 第二节 对电视双重生产机制的分析 |
| 一、整合集中:电视产业的结构性特征 |
| (一)电视产业化的结构集中方式 |
| (二)电视市场化的商业发展要素 |
| 二、意义生产:电视系统的文化价值 |
| (一)作为公共文化商品的电视 |
| (二)作为共享礼物的当代电视 |
| 第三节 对电视内部隐性审查机制的揭示 |
| 一、电视的符号暴力维护象征秩序 |
| 二、商业逻辑介越电视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对电视逐利性原则的政治批判 |
| 一、“富媒体、穷民主”:垄断媒体的唯利是图与政治疏离 |
| (一)联合媒体的反民主性 |
| (二)联合媒体的聚集模式 |
| 二、“传播革命”:针对美国媒体发展危机的改革策略构想 |
| (一)“紧要关头”:美国媒体的转型关键 |
| (二)回归公共:媒体改革的理想召唤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意识形态操控观 |
| 第一节 对私有媒体控制大众思想生产的批判 |
| 一、“思想管理者”:商业电视操控公众思想的工具本质 |
| (一)大众媒体管理思想制造的迷思 |
| (二)电视媒体操控意识形态的力量 |
| (三)媒体管理者的策略化信息传播 |
| (四)电视媒体制造的信息中立假象 |
| 二、“文化有限公司”:私有媒体掌握文化生产的垄断力 |
| (一)私有电视:文化工业的生产主体 |
| (二)“信息圈地”:私有媒体侵占公共空间 |
| 第二节 对美国主流媒体思想控制机制的揭露 |
| 一、“媒体操控”:伪民主政治的宣传工具 |
| (一)伪民主政治的媒体附庸 |
| (二)美国媒体控制大众心智 |
| 二、“宣传模型”:媒体制造共识的话语策略 |
| (一)“新闻过滤器”:媒体控制信息的层层伪装 |
| (二)“必要的幻象”:媒体有意策划的虚假现实 |
| 第三节 对电视文化商品公共性的反思 |
| 一、电视商品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二、文化公共领域的电视商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国际文化霸权观 |
| 第一节 对国际间媒体依附关系成因的深掘 |
| 一、依附理论:揭示国际文化霸权的政治经济机制 |
| 二、媒体依附:经济权力驱动国际间的文化控制 |
| (一)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间媒体依附的深层原因 |
| (二)“意识形态工业”:被控制的国家大文化产业 |
| 第二节 对全球电视传播失衡秩序的批判 |
| 一、世界体系理论:审视全球传播霸权结构的理论基础 |
| 二、文化帝国主义:剖析美国主导的跨国电视传播霸权 |
| (一)美国跨国公司构成国际传播权力主体 |
| (二)电视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文化商品 |
| (三)美国迪士尼公司文化霸权的商业策略 |
| 第三节 电视全球传播的霸权表现与单向趋势 |
| 一、影像国际市场: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 |
| (一)“地球城”:电子社会的依赖性国际传播 |
| (二)“传播的全球化”:资本推动的全球电视市场 |
| (三)“生命之火”:文化殖民意味的迪士尼产品 |
| 二、对国际电视传播单向流动趋势的调研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研究特质 |
| 第一节 分析模式:西方媒体的政治经济维度批评 |
| 一、电视研究的商品视角 |
| 二、电视研究的产业剖析 |
| (一)传媒产业的横向集中 |
| (二)传媒产业的纵向整合 |
| (三)跨国经营与灵活合作 |
| 三、电视研究的权力批评 |
| 第二节 批判焦点:电视文化生产的权力钳制 |
| 一、聚焦政治经济控制的关键要素 |
| 二、警示权力集中的媒体垄断格局 |
| 第三节 理论局限:夸大媒体作用的强效果传播观 |
| 一、注重批判电视的工具性,相对忽视内容的文化蕴含 |
| 二、注重揭示电视的商品性,相对忽视受众的能动作用 |
| 三、注重分析传播的单向性,相对忽视民族文化自主性 |
| 第七章 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对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路径启发 |
| 一、拓宽理论视野:拓宽中国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路径 |
| 二、充实方法体系:提供中国电视文化产业研究的多元视角 |
| 三、切准问题之脉:探索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研究的中心议题 |
| 第二节 对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的镜鉴意义 |
| 一、强化电视的公益职能:以社会效益为取向,而非一味逐利 |
| 二、提升电视文化竞争力: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而非商业逻辑 |
| 三、增强国际文化传播力:以文化自信为底色,而非拿来主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数据侦查概论 |
| 第一节 大数据及大数据观概述 |
| 一、大数据的概念 |
| 二、大数据观评介 |
| 三、大数据及大数据观在大数据侦查理论中的映射 |
| 第二节 大数据侦查的基本范畴 |
| 一、大数据侦查的概念 |
| 二、大数据侦查的特征 |
| 三、大数据侦查的法律性质 |
| 第三节 大数据侦查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逻辑 |
| 一、侦查学基础理论下大数据侦查的证成 |
| 二、犯罪情势与国家治理逻辑下大数据侦查的现实必要性 |
| 第二章 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的动因 |
| 第一节 技术动因:大数据改变了侦查的运行过程 |
| 一、犯罪情势驱动的侦查措施演化与规则创新 |
| 二、传统侦查的运行过程及法治化诉求 |
| 三、大数据侦查的运行过程及法治化诉求 |
| 第二节 行为动因:大数据侦查行为失范 |
| 一、侦查人员的主体因素导致大数据侦查失范 |
| 二、数据算法的手段因素导致大数据侦查失范 |
| 三、大数据侦查运行失范的后果与危害 |
| 第三节 制度动因:现行法律与管理制度滞后于侦查发展 |
| 一、现行法律未能为大数据侦查提供法律依据 |
| 二、传统管理制度难以保障大数据侦查的高效运行 |
| 第三章 大数据侦查的法律授权与制度保障 |
| 第一节 两大法系的立法模式与借鉴 |
| 一、以数据流程式授权为主的大陆法系立法 |
| 二、以监控式授权为主的英美法系立法 |
| 三、两大法系的比较与借鉴 |
| 第二节 大数据侦查法律授权的路径选择 |
| 一、大数据侦查相关立法的考察与评价 |
| 二、大数据侦查相关立法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
| 三、大数据侦查法律授权的路径与具体设计 |
| 第三节 大数据侦查高效运转的制度保障 |
| 一、改革完善侦查管理体制 |
| 二、重塑大数据侦查的流程 |
| 第四章 大数据侦查的正当程序控制 |
| 第一节 侦查正当程序的演变 |
| 一、正当法律程序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我国刑事正当程序的发展与缺憾 |
| 三、侦查正当程序的内涵 |
| 第二节 侦查正当程序的危机 |
| 一、传统刑事程序制度的变革与调整 |
| 二、大数据侦查使得侦查正当程序虚置化 |
| 第三节 大数据侦查正当程序的再造 |
| 一、对数据/算法错误与歧视的程序规制 |
| 二、提高算法的透明度 |
| 三、完善技术侦查的审批制度 |
| 第五章 大数据侦查的数据保护制度规制 |
| 第一节 数据保护原则对大数据侦查的制约 |
| 一、公平、合法原则 |
| 二、目的限制原则 |
| 三、数据质量原则 |
| 四、数据最小化原则 |
| 五、数据保留限制原则 |
| 六、数据安全原则 |
| 第二节 数据权利制度对大数据侦查的制衡 |
| 一、以数据保护权为核心的欧盟模式 |
| 二、以隐私权保护为核心的美国模式 |
| 三、欧盟与美国数据权利制衡路径的比较及启示 |
| 四、我国个人信息权的法律框架及反思 |
| 五、大数据侦查视阈下个人信息权的立法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管理制度对大数据侦查的控制 |
| 一、加强对侦查大数据的制度控制 |
| 二、强化对大数据算法的制度控制 |
| 三、健全大数据侦查的内部审批制度 |
| 四、建立基于数据算法的侦查责任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总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发展与审视: 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缘起与权利结构 |
| 2.1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新挑战 |
| 2.1.1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特征 |
| 2.1.2 “过度互联”引起的个人信息收集风险 |
| 2.1.3 “数据滥用”引起的个人信息使用风险 |
| 2.1.4 “记忆颠覆”引起的个人被遗忘权利风险 |
| 2.2 被遗忘权概念的法理分析 |
| 2.2.1 被遗忘权概念的界定 |
| 2.2.2 被遗忘权概念的内涵 |
| 2.2.3 被遗忘权与删除权的区别 |
| 2.3 被遗忘权的权利结构 |
| 2.3.1 被遗忘权的人格权属性与财产权属性之辨析 |
| 2.3.2 被遗忘权的删除权本质与忘却权本质之辨析 |
| 2.4 被遗忘权的法律关系 |
| 2.4.1 被遗忘权的法律主体 |
| 2.4.2 被遗忘权的法律客体 |
| 2.4.3 被遗忘权的法律内容 |
| 第3章 张力与冲突: 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适用限制情形 |
| 3.1 基于言论自由优先的被遗忘权限制适用 |
| 3.1.1 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类型 |
| 3.1.2 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间冲突的利益衡量 |
| 3.1.3 基于言论自由优先的被遗忘权限制规则 |
| 3.2 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被遗忘权限制适用 |
| 3.2.1 限制被遗忘权行使的社会公共利益类型 |
| 3.2.2 被遗忘权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冲突的利益衡量 |
| 第4章 他山之石: 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保护的国外实践 |
| 4.1 国际上对被遗忘权的三种法律保护模式 |
| 4.1.1 欧盟对被遗忘权的“积极保护”模式及其逻辑 |
| 4.1.2 美国对被遗忘权的“消极保护”模式及其逻辑 |
| 4.1.3 日本对被遗忘权的“中立保护”模式及其逻辑 |
| 4.2 三种法律保护模式对我国的借鉴 |
| 4.2.1 合理引导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权利布局 |
| 4.2.2 被遗忘权保护的宽严程度应当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相适应 |
| 4.2.3 进一步明确被遗忘权保护的法律路径 |
| 第5章 现实路径: 我国被遗忘权本土化的法治建构 |
| 5.1 被遗忘权本土化法治建构的现实资源 |
| 5.1.1 基于立法规范的实证分析 |
| 5.1.2 基于司法实践的实证分析 |
| 5.1.3 基于行业实践的实证分析 |
| 5.2 被遗忘权本土化法治建构的路径选择 |
| 5.2.1 基本态度: 不宜选择欧盟式的被遗忘权保护路径 |
| 5.2.2 现实做法: 宜确立场景化、类型化的控制路径 |
| 5.3 被遗忘权本土化法治建构的配套机制 |
| 5.3.1 实施主体: 建立健全专门性个人信息保护机构 |
| 5.3.2 实施方式: 国家通过利益平衡方式来履行对公民人格权和信息权的保护义务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权利要求解释与等同原则之间的关系 |
| (二)本文讨论中涉及的专利 |
| (三)等同原则的定义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综述 |
| (一)等同原则的介绍性研究 |
| (二)等同原则构成要件及其限制性原则研究 |
| (三)等同原则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关联关系研究 |
| (四)行政程序与等同原则的关联研究 |
| (五)美国等同原则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等同原则概述 |
| 第一节 等同原则在美国:从权利到竞争机制的一部分 |
| 一、反垄断法影响下的专利法 |
| 二、市场竞争视角下的等同原则:从公平保护到竞争机制下的限制 |
| (一)1890 年之前的等同原则:自然权利说主导下的“实质性改变”标准 |
| (二)1890-2000 年:利益平衡理念下的等同原则 |
| (三)2000 年后:竞争机制保护与促进理念下的等同原则 |
| (四)对等同原则的进一步限制:权利要求妨害原则 |
| 第二节 等同原则在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权利说 |
| 一、法律阙如下的司法适用(1985 年-2000 年) |
| 二、司法解释框架下的广泛适用(2001 年-2008 年) |
| 三、等同原则的体系化(2009 年-至今) |
| 第三节 等同原则功能与价值再思考 |
| 一、等同原则需回应中国潜在创新主体的现实需求 |
| 二、等同原则对后生技术的捕获能力 |
| 第二章 行政审查与等同原则的适用 |
| 第一节 优先权审查(先申请制度)与等同原则之间的摩擦 |
| 一、优先权成立要件 |
| 二、等同原则对优先权制度(先申请制度)的突破(中国) |
| 三、等同原则突破优先权制度后的利益归属 |
| 第二节 修改超范围审查与等同原则的摩擦 |
| 一、修改超范围的判断依据和方式 |
| 二、等同原则对修超范围审查之突破(中国) |
| 三、等同原则突破修改超范围后的利益归属 |
| 第三节 三性审查为重点的行政程序未夯实等同适用的基础 |
| 一、三性审查的本质 |
| (一)布莱恩·阿瑟(W.Brian Arthur)的技术本质论 |
| (二)三性审查的过程 |
| (三)检索客体的表达:在专利分类体系中寻找位置 |
| (四)解构发明构思 |
| 二、三性审查在适用等同原则时的价值 |
| 三、被特别强调的三性审查扭曲了适用等同原则的基础 |
| 第四节 清楚、功能性技术特征的审查未夯实等同原则的适用基础 |
| 一、技术层面的清楚不能满足等同原则的适用前提 |
| 二、流于表面的功能性技术特征审查不能满足等同原则的适用前提 |
| 第三章 司法领域等同原则适用之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逻辑上无法自洽的构成要件 |
| 一、等同原则构成要件与新颖性/创造性标准的混淆 |
| 二、司法的迂回适用 |
| 第二节 未真正适用过的侵权行为日时间基点 |
| 一、侵权行为日为时间基点的意义及现实适用 |
| 二、以侵权行为日为时间基点使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无法配合 |
| 第三节 等同原则适用客体的主观性 |
| 第四节 较相同侵权享有更多程序利益的等同原则 |
| 一、免除了举证责任的等同侵权之诉 |
| 二、免于举证的等同原则对专利民事诉讼模式的挑战 |
| 第四章 等同原则的应然定位 |
| 第一节 国际专利体系下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利益实现 |
| 一、建立道德优势 |
| 二、TRIPS条约/TRIPS+(TRIPS plus)掩护下的贸易 |
| 三、建立在技术优势上的专利掠夺 |
| 四、日本的选择:将专利制度作为技术导流通道 |
| 第二节 中国专利制度的技术导流功能不足 |
| 一、创新与专利权的关系被扭曲 |
|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网络化、非线性化特征 |
| (二)单向思维主导下的中国专利制度 |
| 二、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合力不足 |
| (一)功利主义价值观指引下的行政程序 |
| (二)自然权利说主导下的司法程序 |
| 三、重视技术信息导入、传播功能 |
| (一)技术信息导入、传播的必要性 |
| (二)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引领地位 |
| (三)中国的务实选择 |
| 第三节 技术导流通道下的等同原则 |
| 一、中国等同原则下的三元利益平衡 |
| 二、助力市场良性竞争机制塑造的等同原则 |
| 第五章 等同原则的重构 |
| 第一节 司法程序中的重构:等同原则的自身重构 |
| 一、消除等同原则构成要件之间的矛盾性 |
| 二、去除等同原则对后生技术的捕获能力:以申请日作为等同判定的时间基点 |
| 三、等同原则应回归辅助地位,回归民事诉讼程序 |
| (一)等同原则应归于辅助地位 |
| (二)等同侵权应限于权利人的请求 |
| (三)权利人应对等同的范围举证证明 |
| 第二节 助力等同原则重构的行政程序 |
| 一、提高创造性标准 |
| 二、重视说明书的技术信息教导作用 |
| (一)严格限制功能性技术特征的使用 |
| (二)对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法律价值的回归 |
| 第三节 立法层面对等同原则的重构 |
| 一、建立《审查指南》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 |
| (一)《审查指南》的本质 |
| (二)《专利法》司法解释体现了立法目的 |
| (三)让立法审视行政闭环中的《审查指南》 |
| 二、向专利行政程序导入司法权威:建立司法判例行政参考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6）我国与欧盟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商业秘密的基本理论 |
| 一、商业秘密概述 |
| (一)商业秘密的概念 |
| (二)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
| (三)商业秘密的性质 |
| (四)商业秘密的分类 |
| (五)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性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 |
| 一、商业秘密的立法沿革 |
| 二、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存在的不足 |
| (一)专门立法意识缺失 |
| (二)立法过于分散且缺乏操作性 |
| (三)诉讼中对商业秘密保密制度不够具体 |
| (四)商业秘密的救济方式不够完善 |
| (五)企业对于商业秘密的自我保护不足 |
| 第三章 欧盟商业秘密保护的现状 |
| 一、欧盟商业秘密立法回顾 |
| 二、欧盟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欧盟商业秘密法律要件 |
| (二)欧盟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类型 |
| (三)欧盟对商业秘密的侵权救济类型 |
| 第四章 对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 |
| 二、专门商业秘密保护法之制度设计 |
| (一)引入诉前禁令措施 |
| (二)完善诉讼中商业秘密保密制度 |
| (三)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的救济制度 |
| 三、提高企业自我保护意识与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规制强化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规制强化之必要 |
| （一）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体现严重社会危害性 |
| （二）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显然具备刑事违法性 |
| （三）推进国家创新技术和创新动力的现实需要 |
| 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规制表现之不足 |
| （一）立法之不足：至今未明确“重大损失”认定标准 |
| （二）司法之不足：未适当降低取证难度和证明难度 |
| 1. 取证困难阻碍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的立案和侦查。 |
| 2. 证明难度阻碍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准确认定。 |
| 四、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规制强化之路径 |
| （一）理论路径：以坚持刑法谦抑性为前提 |
| 1. 刑法规制之强化需与优化营商环境相和谐。 |
| 2. 刑法规制之强化需以商业秘密权利为根据。 |
| （二）立法路径：明确“重大损失”认定标准和适用顺序 |
| 1. 现有“重大损失”认定标准和适用顺序之梳理。 |
| 2. 现有适用顺序欠缺之分析。 |
| 3.“重大损失”认定标准和适用顺序之重构。 |
| （三）司法路径：优化举证责任、举证手段和鉴定机制 |
| 1. 调整举证责任和举证手段。 |
| 2. 规范商业秘密司法鉴定机制。 |
（8）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情节加重犯本体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概念 |
| 一、学界通说 |
| 二、本文观点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特征 |
| 一、认定模式上的依附性 |
| 二、“情节”认定上的独立性 |
| 三、加重处罚的法定性 |
| 四、“情节”内涵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分类 |
| 一、抽象的情节加重犯与具体的情节加重犯 |
| 二、纯正的情节加重犯与不纯正的情节加重犯 |
| 第二章 情节加重犯价值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依据 |
| 一、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与要求相契合 |
| 二、与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的指导思想相契合 |
| 三、与刑法运行的基本环节和背景相吻合 |
| 四、与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要求相符合 |
| 五、与刑事立法语言原则性的要求相一致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司法价值 |
| 一、有利于限制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
| 二、有利于适应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 |
| 第三章 情节加重犯立法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沿革 |
| 一、中国古代刑法中涉“情节加重犯”的相关规定 |
| 二、1979 年《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 |
| 三、1979 年至1997年间颁布的单行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梳理 |
| 一、抽象情节加重犯 |
| 二、结果加重犯 |
| 三、数额加重犯 |
| 四、对象加重犯 |
| 五、身份加重犯 |
| 六、手段加重犯 |
| 七、时间加重犯 |
| 八、地点加重犯 |
| 九、行为加重犯 |
| 十、异种行为加重犯 |
| 十一、特殊目的或动机加重犯 |
| 十二、复合情节加重犯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模式及评析 |
| 一、单一式立法模式 |
| 二、列举式立法模式 |
| 三、混合式立法模式 |
| 第四章 情节加重犯构成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加重基础 |
| 一、加重基础的特征 |
| 二、加重基础的类型 |
| 三、加重基础的罪过形式 |
| 四、加重基础的行为形式 |
| 五、加重基础的完成形态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加重基础与加重情节的关系 |
| 一、加重基础的前提性 |
| 二、加重情节的可转化性 |
| 三、加重情节的相对独立性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 |
| 一、加重情节概述 |
| 二、加重情节的性质 |
| 三、加重情节的认识内容 |
| 第五章 情节加重犯关系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与情节 |
| 一、“情节”之字面含义 |
| 二、“情节”之刑法学意义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与情节犯 |
| 一、情节犯的概念 |
| 二、我国情节犯的立法模式 |
| 三、情节加重犯与情节犯的关系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 |
| 一、结果加重犯的概念 |
| 二、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 |
| 第四节 情节加重犯与数额加重犯 |
| 一、数额加重犯独立存在必要性之理论争鸣 |
| 二、数额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之区别 |
| 第五节 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 |
| 一、结合犯的概念 |
| 二、结合犯的分类 |
| 三、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的关系 |
| 第六章 情节加重犯形态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犯罪停止形态 |
| 一、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停止形态 |
| 二、情节加重犯既遂、未遂的认定标准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罪数形态 |
| 一、情节加重犯可能是实质的一罪 |
| 二、情节加重犯可能是法定的一罪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形态 |
| 一、情节加重犯共犯形态的学术观点与评析 |
| 二、共同犯罪中的加重情节 |
| 三、情节加重犯中的共同犯罪 |
| 第七章 情节加重犯完善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情节加重犯立法模式不足之总体展现 |
| 二、情节加重犯立法问题的具体体现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完善 |
| 一、域外情节加重犯的立法实践与借鉴 |
| 二、情节加重犯立法完善的具体建议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司法完善 |
| 一、情节加重犯的司法适用状况 |
| 二、情节加重犯的司法适用之不足 |
| 三、情节加重犯司法完善的总体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及译作类 |
| 二、学位论文类 |
| 三、期刊杂志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第一章 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概述 |
| 第一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概念 |
| 一、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定位 |
| 二、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局限性 |
| 三、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属性 |
| 第二节 着作权侵权判定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作品接触与接触权 |
| 二、作品相似性概念的比较 |
| 三、作品复制概念的比较 |
| 第三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演变 |
| 一、着作权侵权判定路径的产生 |
| 二、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发展 |
| 第四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适用困境 |
| 一、作品着作权保护范围的界定 |
| 二、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逻辑的欠缺 |
| 三、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法律移植问题 |
| 第二章 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理论基础 |
| 一、“复制——不当挪用”的判定路径 |
| 二、作品抽象层次结构理论 |
| 三、作品着作权宽窄保护范围理论 |
| 第二节 作品独创性的理论分析 |
| 一、独创性的语源考究 |
| 二、作品创造性内涵的演变 |
| 三、作品独立创作内涵的边界区分属性 |
| 四、独创性在着作权侵权诉讼中的转变 |
| 第三节 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理论分析 |
| 一、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多维度分析 |
| 二、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理论定位 |
| 三、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局限性 |
| 第四节 作品着作权保护范围的理论界定 |
| 一、作品着作权保护范围的理论困惑 |
| 二、作品基本范畴的符号学分析 |
| 三、作品着作权保护范围界定的规则 |
| 四、作品着作权保护范围的符号学分析 |
| 第五节 符号学理论对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的启示 |
| 一、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的符号学原理 |
| 二、作品抽象观察与初步性相似的判定 |
| 三、作品整体观察与实质性相似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作品接触与初步性相似的判定 |
| 第一节 作品接触举证与判定的程序法分析 |
| 一、作品接触举证的程序法比较 |
| 二、作品接触判定的程序法目的 |
| 第二节 作品抽象观察法的适用 |
| 一、作品抽象观察的目的 |
| 二、作品抽象观察的类型化分析 |
| 三、作品抽象观察与初步性相似判定的关系 |
| 第三节 作品接触与初步性相似的举证与判定 |
| 一、作品接触与初步性相似的举证责任 |
| 二、作品初步性相似的判定 |
| 三、作品接触的判定 |
| 第四节 作品接触与初步性相似的特殊关系 |
| 一、反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二、作品接触与显着性相似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定 |
| 第一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方法的总结 |
| 一、普通观察者测试法 |
| 二、抽象/过滤/比较法 |
| 三、外部/内部测试法 |
| 四、整体观感测试法 |
| 第二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方法的程序性差异 |
| 一、“实质性相似——接触”判定路径的衰落 |
| 二、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主观标准的差异性 |
| 三、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中过滤步骤的适用 |
| 四、事实查明程序的差异性安排 |
| 第三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的主观标准 |
| 一、普通观察者标准 |
| 二、特别观察者标准 |
| 三、整体观感标准 |
| 四、意向观众标准 |
| 第四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判定的客观标准 |
| 一、数量/实质性标准的产生 |
| 二、数量/实质性标准的内涵 |
| 三、数量/实质性标准的“逆向”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适用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现状与不足 |
| 第一节 我国适用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现状 |
| 一、我国适用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概况 |
| 二、我国着作权侵权盖然性判定的价值立场 |
| 第二节 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语境化差异 |
| 一、着作权侵权归责原则的语境化差异 |
| 二、着作权侵权抗辩规则的语境化差异 |
|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语境化差异 |
| 第三节 我国适用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不足 |
| 一、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适用路径的缺失 |
| 二、诉讼程序中举证与判定责任的失衡 |
| 三、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不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的逻辑基础 |
| 一、着作权侵害行为判定规则的基本定位 |
| 二、从“复制行为”到“侵害复制权行为”的判定路径 |
| 三、对作品抽象层次结构的二元划分 |
| 第二节 理顺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适用的程序性症结 |
| 一、明确作品初步性相似的举证地位 |
| 二、合理区分着作权侵权判定中的抗辩规则 |
| 三、适度运用诉讼程序中的事实查明机制 |
| 第三节 完善我国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判定 |
| 一、明确作品过滤步骤适用的条件 |
| 二、适用数量/实质性的客观判定标准 |
| 三、区分实质性相似判定的主观标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法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个人信息与隐私含义的界定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含义的界定 |
| 一、学理层面个人信息的界定 |
| 二、规范层面个人信息的界定 |
| 三、我国个人信息含义的界定 |
| 第二节 隐私含义的界定 |
| 一、传统隐私权的界定 |
| 二、现代隐私权的界定 |
| 三、我国隐私权含义的界定 |
| 小结 |
| 第二章 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域外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研究 |
| 一、美国隐私权下的个人信息 |
| 二、德国一般人格权下的个人信息与隐私 |
| 第二节 中国语境下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之争 |
| 一、隐私包含说 |
| 二、个人信息包含说 |
| 三、个人信息与隐私交叉关系说 |
| 第三章 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纷争的根源 |
| 第一节 隐私概念、范围的不确定性 |
| 一、社会因素 |
| 二、主体因素 |
| 第二节 语境的差异 |
| 第三节 法律文本的模糊性引发的认知差异 |
| 一、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
| 二、认知差异 |
| 第四章 应然状态下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与传统意义上的隐私 |
| 一、民法框架下二元论的个人信息与隐私 |
| 二、二元论下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 |
| 三、二元论下隐私的权利边界 |
| 四、个人信息与隐私的界分 |
| 第二节 宪法隐私权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一、宪法隐私权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
| 二、宪法隐私权在我国确立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个人信息与现代意义上的隐私 |
| 一、个人数据信息——信息时代的隐私权 |
| 二、个人信息包容于隐私权的解释论 |
| 第四节 以个人信息立法为契机建构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规范体系 |
| 一、内容设计上实现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协调 |
| 二、在配套制度上实现个人信息与隐私之衔接 |
| 三、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主管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拿来主义与侵犯商业秘密怎样界定（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D]. 魏兵.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3]大数据侦查法治化研究[D]. 栾兴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4]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的法律问题研究[D]. 刘亚飞.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5]司法与行政二元体系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重构[D]. 黄丽君.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6]我国与欧盟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比较研究[D]. 张苏杭.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7]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刑法规制强化论[J]. 熊吉琛.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0(02)
- [8]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D]. 李舒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作品“实质性相似+接触”规则研究[D]. 宋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个人信息与隐私关系的法理研究[D]. 王海洋.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