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藏农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怀洲[1](2021)在《韩城市农业结构演变及发展趋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结构升级调整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动力,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农业结构的演变和发展趋势研究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保障,关系到如何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如何稳步地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本研究以韩城为例,基于国内外有关农业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运用相关历史文献、统计资料和调研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数理模型,首先从数量和空间两个维度对韩城市农业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演变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接着对韩城的农业结构进行投入产出水平和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农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并预测农林牧渔之间的比例关系,最后针对性地提出农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基于统计数据和数理分析,对1985-2018年韩城市农业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韩城的农业结构由传统的农林牧渔结构转变为林农牧渔结构,林业产值比重从1985年的11.3%增加到2018年的63.28%,位居首位。花椒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果蔬产业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养殖量逐年增加,全市以“椒、果、菜、畜”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壮大。从空间上来看各镇办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农业结构调整,结构相似度逐渐降低。(2)基于实地考察和调研数据,对韩城市农业结构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业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农业政策、乡村人口以及农户个人的种植意愿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贸工农一体化”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步伐,乡村人口的不断减少使得农作物种植面积逐年减少,劳动力不足和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成为影响农业产业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3)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层次结构模型,对农业结构的合理性和结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横向比较韩城的农业结构合理性在渭南市所有区县中处于中间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调整空间。纵向比较韩城市农业结构投入产出合理性近年来波动变化,不太稳定。从投入情况来看,耕地面积不足成为制约全市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农业水资源供给。韩城建市以来的农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2005年之后显着提升。近年来提升速度放缓,发展动能不足逐渐显现,更加需要结构调整来激发农业发展的潜力。(4)基于灰色关联模型和线性规划模型,对未来农业结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未来韩城将形成以花椒为主导、种养结合的农业结构发展趋势。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角度提出三点对策建议,一是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体系,建议将全市农业产业划分为三大功能类型区,即东部平原粮食生产功能区、中部浅山丘陵花椒种植区、南部畜牧产业发展区;二是强化科技引领,提升生产水平;三是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业效益。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张开[3](2019)在《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西北地区唐代的农牧业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广泛搜集资料,运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西北地区唐代的人口、土地垦殖、农作物结构、畜牧业、农牧关系、社会因素等方面内容进行探讨。由于农牧业生产在古代农业社会具有传承性,本文首先探讨了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农业基础。在地理环境方面,对西北地区唐代的气候冷暖、干湿状况进行了复原,在时间分辨率上得出更为详细的结论。结果表明,唐代的西北地区存在一个“干旱—湿润—干湿交替-湿润—干旱”的分布特征,干旱时段总体长于湿润时段,并且在区域内部存在差异。在农业基础方面,重点对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进程进行梳理。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发展除了受气候因素影响之外,政权边界和军事因素也是这一时期农牧业变动的重要因素。人口问题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工作。该部分研究中,首先对正史记载的版籍人口进行分时段汇总考辨,接着在土地承载力的视角之下,对活动在西北地区版籍以外的人口数量进行复原。涉及长期驻军数量、隐匿人口和游牧民族人口等方面,整体来看,开元、天宝之际籍外人口几乎达到同时期本区域内编户人口规模的一半。这些结论给后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思考依据。在土地垦殖层面,本文将西北地区唐代的土地垦殖分为军事屯垦和民间垦殖两部分进行论述。在论证屯垦规模的过程中建立了两套复原模型,军事屯垦的成效用长时期驻军的数量和单位士兵的粮食消耗量来与军屯数量相互验证;民间垦殖的规模则用基于户口数据的应授田数值和基于人均粮食的消耗量、粮食作物的单产求出的生存所需耕地量进行校正。二者均选取开元天宝之际作为时间剖面。结果显示,军事屯垦的规模及其成效在西北地区内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局部地区民间垦殖和军事屯垦的规模相差无几;在军事屯垦成效明显不足的地区,民间垦殖显然承担了弥补粮食缺口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和时空特征进行了讨论。将西北地区划分为渭水流域屯垦区、关内道黄河沿线屯垦区、河湟屯垦区、河西走廊屯垦区和西域屯垦区五个区域进行论述。理清各个屯垦区内屯垦的阶段性过程,总结出空间特征。最后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对区域内部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在分析农作物结构和畜牧业之后,可以发现粟类作物在此时的西北地区仍然居于主要粮食的地位。从赋税到官员的俸禄、从军粮到仓储系统,粮食作物都是以粟为主。畜牧业中的放养畜牧业在本研究区域内地位十分重要,关系到唐廷在西北地区的国防安全和衣食住行,在局部地区羊、马的重要性可以与耕牛相比甚至有所超越。从农牧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之间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放养畜牧业对粟类、豆类作物有所依赖,这些特定的农作物以草料的形式支撑着西北地区的放养畜牧业。而因放养畜牧业而起的军事行动、税草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作物结构进行调整并与之适应。这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农业选择过程。本文还探讨了农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问题。西北地区面积广大的沙漠和山地是农牧业存在和发展的天然限制。在适宜农牧业生产的区域内,水资源和地形地貌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综合性的。在不同区域,水资源和地形地貌的影响程度又是不同的。长时间尺度下的温湿组合波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农作物组合,给地区农业生产带来深远影响。在西北地区农牧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主体和国家政策是最为关键的人文因素。在劳动者主体层面,本文以“缓冲族群”来概括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农牧兼营者,他们的存在使该区域内的农牧业进程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在国家政策方面,人口政策及对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对本区域内的农牧业影响巨大,晚唐时期唐廷对河西陇右地区的经营政策与唐代前中期截然相反,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层面农牧业生产的衰退。但因为有“缓冲族群”的存在,西北地区农牧兼营格局依然存在并缓慢发展。
王秀鹃[4](2019)在《农业节水的路径组合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现阶段的国家意志和政策取向,其核心内容是对用水总量(包括农业用水总量)进行控制管理。农业用水总量管理的具体任务是节约农业用水,在保障农业正常发展的同时减少农业用水量,对此,国内实践已经在发展节水灌溉、优化农作物布局、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本文采用常规统计分析方法,对农业节水的现实绩效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近20年来中国节灌农业发展迅速,既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又产生了巨大的农业节水效应,通过采用喷灌、微灌、低压管灌和渠道防渗等节灌措施,节约了大量的农业生产用水。但是,节灌农业发展依然存在结构性偏差,输水环节的节水灌溉发展相对充分,田间节水灌溉特别是大田(相对于设施农业而言)节水灌溉发展不足。(2)近20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空间布局不断变化,本文使用“农作物空间布局与水资源禀赋拟合度”概念和“高耗水农作物在水资源禀赋地区的集中度”指标,来反映和测算农作物生产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匹配关系。对三种高耗水农作物(水稻、蔬菜、小麦)的测算结果表明:水稻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拟合度在80%以上,较好地利用了中国的水资源禀赋(降水)优势,节水型水稻生产空间布局基本形成;蔬菜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拟合度只有60%,没有很好地利用中国的水资源禀赋(降水)优势,节水型蔬菜生产空间布局尚不突出;小麦布局与其光热适合区域的水资源禀赋拟合度在85%左右,非常好地利用了这一适合区域的水资源禀赋优势,节水型小麦生产空间布局基本形成。(3)近20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结构一直在调整变化,其中,有促进农业节水的变化,也有增加农业水资源消耗量的变化。高耗水农作物蔬菜种植面积及其比重的大幅度增加,产生了巨大的节水负效应,增加了农业水资源的耗用量,节水型农业生产结构尚未形成清晰轮廓。(4)近20年来中国的大豆虚拟水进口节约了大量的农业生产用水,但是高耗水农作物蔬菜虚拟水的出口,与农业节水的总体目标不一致,节水型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格局尚不明朗。(5)敏感性分析表明,节水灌溉特别是大田节水灌溉(喷灌和微灌)对于农业节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其他因素(农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等)与农业节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影响节灌农业发展的核心因素是农地经营权的碎片式分割和农业组织结构的原子化,产生了普遍的“规模不经济”现象,致使包括节水灌溉在内的大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得不到应有的推广应用,严重降低了包括节水在内的先进技术的利用绩效。农作物空间布局和农业生产结构偏离水资源禀赋条件和农业节水目标的内在原因,是设施农业技术的发展应用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重组了农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强化了国内区域和农作物品种之间逐利竞争,加之产业规制失利,最终出现农作物空间布局和生产结构偏离水资源禀赋条件和农业节水目标的现象。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偏离农业节水目标的根源,是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定位出现偏差,忽视了水资源禀赋比较劣势的内在作用。提升农业节水绩效的对策建议:(1)引导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家庭农场,为推广大田节水灌溉创造基本规模条件;像稳定农地承包权那样稳定农地经营权,赋予各类经营大户可以期许的长久经营权益,培植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长期动力;针对农户节水的正外部性给予适当节水补贴;试验将农用水权界定给农户并允许农户“节余水”市场化流转,创造农业节水的剩余索取权激励机制。(2)将水稻生产空间布局进一步向南方水资源禀赋(降水)优势区域集中,提高水稻生产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拟合度;实施部分蔬菜品种(适合于南方种植和长途运输的蔬菜)的“北菜南移”战略,将蔬菜生产布局进一步向南方水资源禀赋(降水)优势区域集中,提高蔬菜生产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拟合度,同时保障蔬菜供给;把小麦生产进一步集中在500-800mm的水资源禀赋(降水)相对优势区域,提高小麦生产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拟合度。(3)压减高耗水农作物蔬菜的种植面积,特别是在山东、河南、河北三个缺水省份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参考河北省的“稻改旱”和“冬小麦季节性休耕”经验,试行“菜改x”(x代表任何一种低耗水农作物)和“菜地季节性休耕”(降低菜地复种指数)制度。(4)适当增加原料性农产品虚拟水进口,节约该类农产品的国内生产用水;减少蔬菜等高耗水作物的虚拟水出口,消除农产品虚拟水出口的负向效应。
刘晓永[5](2018)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化肥消费量大、有机肥资源丰富,但有机肥养分资源数量和还田量以及农田养分的输入、输出时空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各地区农业生产中养分需求和供给不清楚,严重制约养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和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把握不同区域养分资源与利用特点,可为养分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分配提供战略性对策和依据。本研究采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等,研究了19802016年中国秸秆、粪尿等有机肥养分的数量、区域分布和还田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估算了2016年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养分需求以及化肥需求和供给差。主要结果如下:1)依据作物产量、草谷比、秸秆还田率和秸秆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秸秆和氮磷钾养分量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85.77%和104.00%,2010s年均分别为90585.89×104和2502.11×104 t,西北诸省、西藏和黑龙江省增幅明显,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省秸秆及其养分资源占全国2/3以上。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NPK还田量增长2倍多,2010s年均为1783.23×104t,还田率为71.27%,其中N 579.14×104 t,P 106.27×104 t和K 1097.87×104 t,还田率分别为60.70%、77.34%和77.83%。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黑龙江省的秸秆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70%。2)基于畜禽年末存栏数、年内出栏数、饲养周期、排泄系数和粪、尿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畜禽粪尿量、粪尿养分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畜禽粪尿量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53.35%和62.28%,2010s年均分别为423529.66×104(鲜基)和4095.76×104 t,东北地区增幅最大。畜禽粪尿NPK还田量从1980s年均1132.71×104增加到2010s年均1713.33×104 t,河南、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湖南、新疆、广西、云南和安徽的畜禽粪尿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02%59.66%。2010s畜禽粪尿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617.99×104、297.81×104和797.53×104 t,还田率分别为30.58%、70.75%和48.22%。3)我国有机肥NPK(N+P+K)资源量持续增加,2010s年均达到7797.41×104 t,比1980s增加67.11%,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江苏和安徽有机肥NPK资源量约占全国的55.21%57.33%。2010s有机肥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1332.69×104、437.97×104和1929.30×104 t,还田率分别为35.00%、61.91%和58.78%。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的有机肥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72%60.82%。4)基于作物产量,单位经济产量吸收养分量和秸秆还田养分量,估算了不同年代各省作物生产中养分移走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农田氮磷钾养分移走量(N+P2O5+K2O)增长75.33%,其中N、P2O5和K2O分别增长67.03%、82.59%和84.81%,西北地区增幅最大,2010s年均移走量为3086.90×104 t,其中N 1497.07×104 t,P2O5 621.23×104 t,K2O 968.60×104t,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四川、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农田养分移走量约占全国的55.66%59.75%。5)通过计算养分的投入(化肥、有机肥)和产出(作物移走量),得出不同年代各省养分表观平衡和偏平衡(PNB,养分移走量/投入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氮磷钾养分盈余量(N+P2O5+K2O)增长208.23%,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和云南的盈余量占全国的56.23%64.33%。2010s盈余5284.42×104 t,其中N、P2O5和K2O分别盈余2220.36×104 t、2002.27×104 t和1061.79×104t。1980s到2010s PNB逐渐下降,2010s PNB-N介于0.130.87,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高于0.37;PNB-P2O5介于0.060.41,东北高于0.26,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介于0.190.29,其他省份低于0.20;PNB-K2O介于0.020.85,东北和华北大多数省份高于0.53,其他多数省份介于0.30.6。6)按2016年农作物、林地、草地、水产养殖面积和平衡施肥量,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全国氮磷钾养分(N+P2O5+K2O)的需求量为8441.80×104 t,其中N 3758.13×104 t、P2O5 2035.96×104t和K2O 2647.71×104 t。粮食作物养分需求量约占全国的41.53%,其次蔬菜/瓜果占21.09%。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养分需求较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广西、河北、云南、湖北、内蒙古和江苏的养分需求量占全国的52.96%。全国化肥消费与需求差为744.52×104 t,其中N亏缺120.61×104 t,P2O5过量474.78×104 t,K2O过量390.35×104 t,华北地区过量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过量较多,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份化肥投入不足。
周顺利[6](2016)在《生态约束下西藏农林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以科技创新助推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文中研究表明建设美丽西藏,生态保护是前提,是底线、红线、高压线,目前西藏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对西藏而言,实现到2020年与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重点在农牧区,难点在农牧民。农林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西藏小康社会和后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西藏农林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本文重点就实现西藏农林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几点思考。
夏妍[7](2014)在《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以天堂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关系从来都是多民族国家需要面对和重视的重大议题。民族关系是否融洽、和谐是判断当今多民族国家社会安定祥和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彼此交错杂居造就了不同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当某一个民族选择了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定的范围内时,民族关系便开始萌生。在多元文化形成的同时,各民族也借由纷繁多样的文化表现构建出不同层次上的民族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各个民族在共生共处中的接触、交往、交流、合作或彼此产生偏见、成见、摩擦、冲突。各民族间通过选择而结成相互间的关系关联,并在跨文化的互动中,分享彼此的历史经验、知识、情感、情绪、观念,共同的经验和知识范围为了解奠定了基础,为平和友善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村落社区研究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田野调查是学科之根,在跨越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经历了起承转合仍屹立不倒、持续向前。田野和文本的传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抛弃。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城镇化以及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刻都不曾停歇,中国的村落正在上演一场“变形记”,多民族杂居村落中的民族关系也在“变形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多民族杂居村落为田野,并将村落置于文化的各个层次中来考量民族关系。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与村落社区的结合,为民族关系提供了构建的介质和变化发展的场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互动展现村落社区中民族关系的形态。文章除了对以上的过程进行描述、分析与总结之外,也评价了我国村落社区研究中的优势与不足,并尝试性地回答了关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村落社区研究出路的问题。文章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对村落社区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现状进行了阐述、分析和评价;表明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阐释了本文研究所选用的理论框架,以及文章写作所选择的切入点。第二章概括介绍了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沿革;又从自然和人文的角度对田野调查地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第三章在分析、解释并讨论村落与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中,民族关系在生计方式、居住格局中如何构建和发展,以及二者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四章在分析、解释并讨论村落与文化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中,民族关系在语言、宗教和婚姻中如何构建和发展,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第五章从民族关系的本质、民族关系的特点、民族关系的过程和发展等方面对天堂村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总结。第六章在对天堂村民族关系分析阐释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启示下,回答了民族关系的存在形式;民族关系求同与识异;以及天堂村和谐民族关系如何构建、发展等问题。
张文会[8](2014)在《西藏青稞加工产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稞作为西藏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不仅是藏族群众的基本口粮来源,也是该区域最具优势的特色原料作物。近年来,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变化和对健康的重视,青稞作为营养成分比较均衡的典型作物,其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质元素含量高、蛋白质适中,糖份和脂肪含量低的品质特点,尤其是其富含的β-葡聚糖成份具有降血脂等保健功效,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加入到青稞加工产业中。本文首先对西藏青稞加工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西藏发展青稞加工产业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对西藏2002-2011年的青稞种植面积、产量进行比较分析。虽然一些青稞加工企业建立了青稞原料基地,但是由于西藏青稞种植面积保持在12万公顷左右,青稞总的产量基本保持在60万吨左右,且企业对青稞原料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因而青稞生产中存在加工原料品种、品质及田间管理等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等主要问题越来越突出。本论文通过对西藏青稞加工主要企业的调查分析,总结出西藏青稞加工企业总体上规模小,研发能力薄弱,加工技术落后,产品比较单一,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名牌产品,同时明确了西藏青稞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主要生产产品和企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青稞加工产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王启龙,阴海燕[9](2012)在《新中国藏区经济研究成果考述(续)》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及广大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藏学研究亦然。其中藏区经济相关的研究得到高度重视,成果累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本文拟对新中国藏学在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一极其简要的概述和总结。
杜建英[10](2007)在《藏东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方向研究 ——以西藏米林县为例》文中指出米林县位于西藏东南部,是祖国的南大门,当地立体气候突出,水资源、旅游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积占当地总土地面积的比例在85%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乡村人口的比例达90%以上。2005年全县农牧林业总产值为7406.1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比重为43%,牧业产值比重为40%。种植业播种面积中,粮食作物比重为81.3%,经济作物比重为15.9%。米林县农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种植业比重偏大,且粮食作物占有绝对优势,比较效益低;畜牧业生产中,草场退化且利用率低,畜禽品种老化,畜产品商品率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农牧民增收渠道狭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在分析当地资源优势、市场需求及农牧业中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藏东南地区米林县农业结构的调整方向: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应重点加大油菜、豌豆、蔬菜、水果和花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加大新品种的引进和对当地品种的改良力度,在保护当地藏药材资源的基础上,加大开发力度;畜牧业结构调整中应加强畜禽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和应用,增加繁殖母畜的比例,开发当地特色藏鸡养殖业;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应重点开发青稞系列食品、牦牛肉的加工、林产品加工及藏药材加工等。
二、西藏农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藏农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韩城市农业结构演变及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的目的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农业结构演变研究进展 |
1.3.2 农业结构升级研究进展 |
1.3.3 三产融合研究进展 |
1.3.4 研究述评和展望 |
1.4 研究内容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区域与方法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2.1.1 自然地理特征 |
2.1.2 社会经济特征 |
2.1.3 农业结构现状特征 |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2.2.1 数据来源 |
2.2.2 分析方法 |
2.2.3 研究指标 |
第三章 韩城市农业结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
3.1 农业结构演变分析 |
3.1.1 农林牧渔整体演变分析 |
3.1.2 种植业演变分析 |
3.1.3 林业演变分析 |
3.1.4 畜牧业演变分析 |
3.1.5 渔业演变分析 |
3.2 农业结构的趋同(趋异)分析 |
3.3 农业结构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 |
3.3.1 政策因素 |
3.3.2 人口因素 |
3.3.3 农户种植意愿 |
3.4 小结 |
第四章 韩城市农业结构发展评价 |
4.1 基于DEA的韩城市农业投入产出评价 |
4.1.1 数据包络分析法 |
4.1.2 评价指标的选取 |
4.1.3 横向对比分析 |
4.1.4 纵向对比分析 |
4.2 基于层次分析模型的韩城市农业发展水平评价 |
4.2.1 AHP的基本原理 |
4.2.2 AHP的计算方法 |
4.2.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4.2.5 基础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4.2.6 农业结构发展指数的计算 |
4.3 小结 |
第五章 韩城市农业结构发展趋势分析 |
5.1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农业结构发展趋势分析 |
5.1.1 指标数据的选取 |
5.1.2 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5.1.3 计算数据差序列 |
5.1.4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
5.1.5 确定灰色关联度 |
5.2 基于线性规划模型的农业结构发展预测分析 |
5.2.1 线性规划模型 |
5.2.2 农业结构发展预测模型的构建 |
5.2.3 约束条件设置 |
5.2.4 模型参数的确定 |
5.2.5 模型求解 |
5.2.6 产值预测 |
5.2.7 预测结果分析 |
5.3 韩城市农业结构优化对策 |
5.3.1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体系 |
5.3.2 强化科技引领,提升生产水平 |
5.3.3 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业效益 |
5.4 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一、援助的内涵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一、援助对象 |
二、援助方式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一、成文法层面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一、美国 |
二、日本 |
三、欧盟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3)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相关说明 |
(一) 时间范围 |
(二) 关于唐代分期的划定 |
(三) 研究地域的划定 |
(四) 本文所用文献史料说明 |
三、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一) 人口研究 |
(二) 屯垦及农业开发研究 |
(三) 主要农作物及其分布研究 |
(四) 畜牧业研究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气候背景与农业基础 |
第一节 气候冷暖干湿状况复原 |
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及其参考意义 |
二、文献记录中的冷暖干湿状况 |
(一) 强对流天气所见冷暖气团的分布时段 |
(二) 干湿状况与冷暖气团互动 |
第二节 前代农业基础的传承 |
一、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 |
(一) 陇右及其以西地区的农业 |
(二) 关内道北部地区的农业 |
二、魏晋至隋代农牧形势变化及其特点 |
三、秦汉魏晋时期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带摆动的几点思考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区域人口规模及其特点 |
第一节 版籍所载的户口考订 |
一、贞观年间户口数据 |
二、唐代中后期户口数据 |
第二节 土地承载力视角下的常驻人口推测 |
一、长期驻军数量 |
(一) 唐代西北地区军事形势变化概述 |
(二) 史籍所载节度、军镇及其兵马数量 |
(三) 驻军兵马数差异的军事形势解读 |
二、其他人口数量 |
(一) 隐匿户、客户、僧尼的数量 |
(二) 游牧族群的人口数量估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土地垦殖的规模 |
第一节 农耕业的制度保障及屯垦必要性的阶段变化 |
一、制度保障——均田制是否施行的争议、军事屯垦制度的奉行 |
二、屯垦必要性的转变——以军屯为例 |
(一) 武德至贞观初屯垦的必要性 |
(二) 贞观至天宝年间屯垦必要性的变化 |
(三) 安史之乱后西北屯垦必要性的转变 |
第二节 军事屯垦的规模及成效 |
一、屯田数量的直接换算 |
二、基于军队数量的屯田成效的间接验证 |
第三节 民间垦殖规模估算 |
一、垦殖面积的重建模式及方法流程 |
二、垦殖面积重建的指标选择 |
三、西北地区天宝年间民间垦殖面积的估算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及时空特征 |
第一节 渭水流域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二节 关内道黄河沿线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性特征 |
第三节 河湟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四节 河西走廊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五节 西域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六节 土地垦殖的时空特征 |
一、军事屯垦的整体特征 |
(一) 关中——陇右地区是“发源地”和“战略保障地” |
(二) 凉州、灵州——三受降城是军事屯垦的重心所在 |
(三) 中唐以前鄯州、龟兹是屯垦的前锋地带 |
(四) 两次军事屯垦高峰期及其分布区域 |
二、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 |
(一) 贞观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二) 开元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三) 天宝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牧生产结构与农牧关系发展过程 |
第一节 主要粮食作物及其分布 |
一、粟类作物及其分布 |
(一) 粟类作物的地位 |
(二) 粟类作物的生长时限及其生产条件需求 |
(三) 粟类作物的分布 |
二、麦类作物及其分布 |
(一) 麦类作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 |
(二) 麦类作物的地位变化及其生产的限制性因素 |
三、“杂种”类作物及其分布 |
(一) 稻类作物的时空分布 |
(二) 豆类作物在本区域内的农业地位 |
第二节 畜牧业的分类与规模 |
一、畜牧业在唐代西北地区的地位 |
二、唐代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分类 |
(一) 传统游牧地区的游牧型畜牧业和放养型畜牧业 |
(二) 官营畜牧业和民间私牧 |
三、主要牲畜品种及其生产规模 |
(一) 主要的牲畜品种 |
(二) 主要牲畜之间的比例及其规模 |
第三节 农牧关系及其发展演变 |
一、放养畜牧业与特定粮食作物 |
二、“刍藁”所见的税草问题 |
三、税草、作物结构与放养畜牧业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牧发展过程中自然与人文的交汇 |
第一节 农牧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因素及其可能性影响 |
一、自然环境对农牧格局的限制 |
(一) 沙漠山地是农牧存在与发展的天然限制因素 |
(二) 水资源与地形地貌综合作用下的农牧格局 |
二、温湿组合与作物组合的可能性关联 |
第二节 农牧过渡地带上的“缓冲族群”及其农业角色 |
一、“缓冲族群”的界定 |
二、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缓冲族群”的存在及其变化 |
三、唐代西北地区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发展 |
(一) 唐代前期的“缓冲族群”及其农牧转化过程 |
(二) 唐代中后期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 |
第三节 政策与地区农牧发展 |
一、人口政策及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 |
(一) 中唐以前的“招徕人口”与括户政策 |
(二) 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及其争议 |
二、唐廷对河西陇右“失陷之地”的态度及后续经略 |
(一) 失陷之际唐廷的态度 |
(二) 晚唐社会对已经“失陷之地”的态度 |
(三) 河西陇右的收复及唐廷的处置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农业节水的路径组合与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回顾 |
1.2.1 农业节水总论性研究文献回顾 |
1.2.2 节水灌溉发展研究文献回顾 |
1.2.3 节水型农作物空间布局研究文献回顾 |
1.2.4 节水型农业生产结构研究文献回顾 |
1.2.5 节水型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研究文献回顾 |
1.2.6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述评 |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 |
1.3.1 农业节水常规路径梳理 |
1.3.2 本文的内容体系 |
1.4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2 相关技术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节水农业和农业节水主要技术 |
2.1.1 节水灌溉主要技术 |
2.1.2 农业节水的作物栽培技术 |
2.1.3 农业节水的化学调控技术 |
2.2 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及作物分类 |
2.2.1 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 |
2.2.2 农作物耗水量分类:以灌溉用水定额为依据 |
2.3 农产品虚拟水及其贸易理论 |
2.3.1 农产品虚拟水 |
2.3.2 农产品虚拟水贸易 |
2.4 产权与产权制度理论 |
2.4.1 有效产权的基本条件 |
2.4.2 产权制度选择理论 |
2.5 外部效应(外部性)理论 |
2.5.1 外部负效应(负外部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
2.5.2 外部正效应(正外部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
2.5.3 外部效应(外部性)的校正 |
2.6 屠能的农业生产布局理论 |
3 农业节水灌溉发展绩效研究 |
3.1 中国农业用水与节水灌溉发展概况 |
3.2 中国农业节水灌溉发展的细目分析 |
3.2.1 喷灌发展分析 |
3.2.2 微灌发展分析 |
3.2.3 低压管灌发展分析 |
3.2.4 渠道防渗发展分析 |
3.3 中国农业节水灌溉的节水效应 |
3.3.1 农业节水灌溉的节水效应估算 |
3.3.2 节灌农业发展绩效分析结论 |
3.4 中国节水灌溉发展的非效率现象分析 |
3.4.1 案例分析样本介绍 |
3.4.2 大田(小麦)喷灌的比较收益:与畦灌相对照 |
3.4.3 大田节水灌溉(喷灌)发展的障碍因素 |
4 节水型农作物空间布局绩效研究 |
4.1 中国水资源禀赋(降雨)的空间分布 |
4.2 中国高耗水农作物的空间布局调整分析 |
4.2.1 高耗水水田作物(水稻)的空间布局调整分析 |
4.2.2 高耗水旱田作物(蔬菜)的空间布局调整分析 |
4.2.3 中高耗水旱田作物(小麦)的空间布局调整分析 |
4.3 高耗水农作物空间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匹配关系 |
4.3.1 高耗水农作物空间布局与水资源禀赋拟合度:概念介绍 |
4.3.2 水稻生产空间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配比关系 |
4.3.3 蔬菜生产空间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配比关系 |
4.3.4 小麦生产空间布局与水资源禀赋的配比关系 |
4.3.5 农作物布局节水绩效分析结论 |
4.4 中国农作物空间布局非节水效率现象分析 |
5 节水型农业结构调整绩效研究 |
5.1 中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动态分析 |
5.1.1 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动态变动过程分析 |
5.1.2 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变动过程分析 |
5.2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分析 |
5.2.1 主要农作物生产的用水量与节水量 |
5.2.2 农业结构节水绩效分析结论 |
5.3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非节水效率现象分析 |
6 节水型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绩效研究 |
6.1 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分析 |
6.1.1 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分析 |
6.1.2 中国主要农产品进口贸易分析 |
6.2 中国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分析 |
6.2.1 水稻(大米)虚拟水国际贸易分析 |
6.2.2 蔬菜虚拟水国际贸易分析 |
6.2.3 小麦虚拟水国际贸易分析 |
6.2.4 玉米虚拟水国际贸易分析 |
6.2.5 大豆虚拟水国际贸易分析 |
6.2.6 棉花虚拟水国际贸易分析 |
6.2.7 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节水绩效分析结论 |
6.3 中国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非节水效率现象分析 |
7 农业节水路径因素敏感性分析 |
7.1 分析模型与指标的选择 |
7.2 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 |
7.2.1 分析数据的来源 |
7.2.2 分析数据的初步处理与总体相关性分析 |
7.3 农业节水路径因素敏感性测算与检验 |
8 农业节水非效率现象校正对策建议 |
8.1 大田节水灌溉发展建议 |
8.2 农作物空间布局优化建议 |
8.3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建议 |
8.4 农产品(虚拟水)国际贸易结构优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 |
(5)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英文缩略表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
1.2 农田养分平衡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1.3 农田养分平衡研究方法与参数选择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参数选择 |
1.4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1.5 研究契机 |
1.6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秸秆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估算方法 |
2.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2.1.3 数据处理 |
2.2 结果与分析 |
2.2.1 秸秆及其养分资源时空分布 |
2.2.2 秸秆还田 |
2.3 讨论 |
2.3.1 秸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时空分布 |
2.3.2 估算方法和结果与其他研究比较 |
2.3.3 秸秆养分的有效性 |
2.3.4 对策和建议 |
2.4 小结 |
第三章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估算方法 |
3.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资源量 |
3.2.2 畜禽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3.2.3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 |
3.2.4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3.2.5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3.2.6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3.3 讨论 |
3.3.1 畜禽粪尿及其养分量 |
3.3.2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3.3.3 问题及建议 |
3.4 小结 |
第四章 人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估算方法 |
4.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4.1.3 数据处理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1980 —2016年人粪尿及其养分资源量 |
4.2.2 人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4.2.3 人粪尿养分量时空分布 |
4.2.4 1980 —2016年人粪尿养分还田量 |
4.2.5 人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4.3 讨论 |
4.3.1 中国人粪尿、粪尿养分及其还田量时空变化 |
4.3.2 问题及建议 |
4.4 小结 |
第五章 有机肥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估算方法 |
5.1.2 数据来源 |
5.1.3 数据处理 |
5.2 结果与分析 |
5.2.1 1980 —2016年有机肥养分资源量 |
5.2.2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5.2.3 1980 —2016年有机肥还田量 |
5.2.4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5.3 小结 |
第六章 化肥消费量分析 |
6.1 材料与方法 |
6.1.1 估算方法 |
6.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6.1.3 数据处理 |
6.2 结果与分析 |
6.2.1 1980 —2016年化肥消费量 |
6.2.2 化肥消费量时空分布 |
6.3 讨论 |
6.3.1 化肥消费量中复合肥的氮、磷、钾估算方法 |
6.3.2 1980 —2016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6.3.3 2016 年不同省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6.4 小结 |
第七章 农田养分移走量 |
7.1 材料与方法 |
7.1.1 估算方法 |
7.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7.1.3 数据处理 |
7.2 结果与分析 |
7.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移走量 |
7.2.2 农田养分移走量时空分布 |
7.3 讨论 |
7.3.1 农作物经济产量养分吸收量时空分布 |
7.3.2 对策建议 |
7.4 小结 |
第八章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 |
8.1 材料与方法 |
8.1.1 估算方法 |
8.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8.1.3 数据处理 |
8.2 结果与分析 |
8.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表观平衡及偏平衡 |
8.2.2 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8.2.3 养分偏平衡时空分布 |
8.3 讨论 |
8.3.1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8.3.2 2016 年农田养分平衡 |
8.3.3 对策建议 |
8.4 小结 |
第九章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9.1 材料与方法 |
9.1.1 估算方法 |
9.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9.1.3 数据处理 |
9.2 结果与分析 |
9.2.1 养分需求 |
9.2.2 化肥消费及分布状况 |
9.2.3 有机肥养分还田量 |
9.2.4 化肥消费与需求差异分析 |
9.3 讨论 |
9.3.1 养分需求量估算 |
9.3.2 有机肥在化肥零增长中的地位 |
9.4 小结 |
第十章 全文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2 创新点 |
10.3 问题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不同地区各种作物的草谷比 |
附录2 不同作物秸秆氮磷钾养分含量 |
附录3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附录4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附录5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附录6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附录7 198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附录8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附录9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附录10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附录11 主要作物秸秆养分当季释放率 |
附录12 不同畜禽的粪、尿日排泄系数及其粪、尿养分含量(鲜基) |
附录13 199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附录14 200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附录15 201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附录16 人粪、尿日排泄量及其氮磷钾养分含量(鲜基) |
附录17 各种作物单位经济产量所需吸收氮、磷、钾养分的数量 |
附录18 各种作物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附录19 经济林、草地和水产养殖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附录20 畜禽粪肥养分的当季释放率 |
致谢 |
作者简历 |
(7)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以天堂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文献综述 |
1.1.1 人类学民族学视角下的中国村落社区研究 |
1.1.2 民族关系研究述评 |
1.1.3 “耗散结构理论”在民族学领域的尝试 |
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设计 |
1.3.1 理论的选取 |
1.3.2 相关的概念 |
1.3.3 研究方法 |
1.3.4 田野调查 |
1.3.5 文章结构 |
第二章 概况 |
2.1 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 |
2.2 历史沿革 |
2.3 天堂村的自然地理 |
2.3.1 地域和位置 |
2.3.2 地形、地貌与气候 |
2.4 天堂村的人文地理 |
2.4.1 天堂村的历史与民族 |
2.4.2 人口构成 |
2.4.3 文化 |
2.4.4 经济 |
第三章 生计方式、居住格局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3.1 生计方式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经验 |
3.1.1 根植于土地的村落民族关系 |
3.1.2 生计方式转型下民族关系的变化 |
3.1.3 开放系统中的竞争与共生 |
3.2 居住格局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3.2.1 天堂村的居住格局 |
3.2.2 居住格局与村落民族关系 |
第四章 语言、宗教信仰、通婚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4.1 语言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4.1.1 天堂村的语言使用情况和问题 |
4.1.2 语言与村落中民族关系的构建 |
4.2 宗教与村落中民族关系 |
4.2.1 宗教、民族与民族关系 |
4.2.2 “信”与“行”——宗教的二重性 |
4.2.3 心灵的慰藉与道德的规范 |
4.2.4 寻求准确的理解 |
4.3 婚姻与村落中的民族关系 |
4.3.1 天堂村的婚姻情况 |
4.3.2 婚姻的缔结与民族关系 |
4.3.3 婚姻关系的解除与民族关系 |
第五章 天堂村村落民族关系的分析 |
5.1 村落民族关系的本质及其过程 |
5.1.1 村落民族关系的本质 |
5.1.2 村落民族关系的过程 |
5.2 村落民族关系的特点 |
5.2.1 开放性 |
5.2.2 非平衡定态和动态平衡性 |
5.2.3 自组织性 |
5.2.4 不可逆性 |
5.3 村落民族关系的“耗散” |
第六章 对村落民族关系的思考 |
6.1 民族关系的存在与发展 |
6.2 民族关系中的求同与识异 |
6.2.1 民族关系的“识异”研究 |
6.2.2 差异的层次和特点 |
6.2.3 差异与民族关系 |
6.2.4 “求同”与“识异”的关系 |
6.3 关于天堂村民族关系发展的思考 |
6.3.1 在开放性和自组织性中求发展 |
6.3.2 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与村落民族关系 |
6.3.3 村落中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8)西藏青稞加工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大麦研究现状 |
1.2.2 我国大麦研究现状 |
1.2.3 目前存在的问题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西藏青稞加工产业现状 |
2.1 青稞原料生产现状 |
2.2 青稞加工产业的现状 |
2.3 西藏主要青稞加工企业的加工现状 |
第三章 西藏发展青稞加工产业的优势分析 |
3.1 青稞生产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 |
3.2 特色资源优势 |
3.3 广阔的市场前景 |
3.4 青稞具有广泛的加工应用性 |
3.5 优惠的农业发展政策 |
第四章 西藏青稞加工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青稞原料不能满足青稞加工产业的要求 |
4.1.1 青稞生产基本条件的制约 |
4.1.2 青稞品质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 |
4.1.3 现有栽培技术限制了青稞的生产 |
4.2 思想落后,人才缺乏,限制了青稞加工产业的发展 |
4.3 青稞加工企业规模小,缺乏特色产品支撑,附加值低 |
4.4 营销手段落后,市场占有率水平低 |
4.5 青稞加工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
4.6 缺乏统一管理,资金投入机制不健全 |
4.7 粗加工能力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
4.8 青稞加工产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和布局 |
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
5.1 结论 |
5.1.1 西藏发展青稞加工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 |
5.1.2 现有的青稞原料限制了青稞加工产业的发展 |
5.1.3 现有的青稞加工企业现状制约了青稞加工产业的发展 |
5.1.4 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影响了青稞加工产业的发展 |
5.2 建议 |
5.2.1 转变思想,提高认识,为青稞加工产业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
5.2.1.1 优惠的政策支持 |
5.2.1.2 青稞原料必须满足青稞产业的需要 |
5.2.2 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 |
5.2.3 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 |
5.2.4 发展龙头企业,培育名牌产品 |
5.2.5 依靠科技,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
参考文献 |
附录:大麦加工技术需求调研表 |
致谢 |
作者简历 |
(9)新中国藏区经济研究成果考述(续)(论文提纲范文)
四、1986-1995年时期 |
(一) 文章 |
(二) 着作方面 |
五、1996年以后 |
(一) 文章方面 |
(二) 着作方面 |
(10)藏东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方向研究 ——以西藏米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1.1 国内外农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 |
1.1.1 国外农业结构调整的现状和趋势 |
1.1.2 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研究现状及成效 |
1.2 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1.2.1 基本概念 |
1.2.2 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第二章 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2.1 背景 |
2.1.1 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历史 |
2.1.2 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 |
2.2 目的和意义 |
2.3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2.3.1 研究内容 |
2.3.2 研究方法 |
第三章 米林县农业结构调整的自然条件及农业结构现状分析 |
3.1 自然环境条件 |
3.1.1 地理位置 |
3.1.2 土地资源情况 |
3.1.3 土壤类型 |
3.1.4 气候特点 |
3.1.5 水利资源状况 |
3.1.6 植被状况 |
3.1.7 生产条件 |
3.1.8 社会经济条件 |
3.1.9 劳动力水平 |
3.1.10 政策条件 |
3.2 米林县农业结构现状分析 |
3.2.1 米林县农村经济总收入持续增长,大农业份额减少 |
3.2.2 米林县种植业产值比重下降,牧业产值比重上升 |
3.2.3 米林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上升 |
3.2.4 米林县农产品呈现阶段性过剩 |
3.2.5 以牛、猪、羊为主的畜牧业发展模式 |
3.2.6 以林木采伐为主的林业经营模式 |
第四章 米林县农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分析 |
4.1 米林县农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4.1.1 粮食作物比重过大,畜牧业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
4.1.2 农产品品种、质量结构不合理,供求结构失衡 |
4.1.3 草地退化问题严重 |
4.1.4 信息闭塞,市场经济发展缓慢 |
4.1.5 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困难 |
4.1.6 农业生产链条短,加工深度不够 |
4.1.7 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
4.2 米林县农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分析 |
第五章 米林县农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和方向 |
5.1 农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
5.2 米林县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
5.2.1 农业结构的区域布局调整 |
5.2.2 农业结构的不同产业调整 |
第六章 米林县农业结构调整的配套措施 |
6.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
6.1.1 中、低产田改造 |
6.1.2 开展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6.1.3 加强以公路、通讯等为重点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 |
6.2 加强信息体系的建设 |
6.3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
6.3.1 健全农牧区科技服务体系 |
6.3.2 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
6.4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
6.5 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西藏农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韩城市农业结构演变及发展趋势研究[D]. 王怀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D]. 张开.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4]农业节水的路径组合与绩效研究[D]. 王秀鹃. 山东农业大学, 2019(01)
- [5]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D]. 刘晓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
- [6]生态约束下西藏农林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以科技创新助推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J]. 周顺利. 西藏科技, 2016(03)
- [7]村落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以天堂村为例[D]. 夏妍. 兰州大学, 2014(03)
- [8]西藏青稞加工产业研究[D]. 张文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01)
- [9]新中国藏区经济研究成果考述(续)[J]. 王启龙,阴海燕.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4)
- [10]藏东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方向研究 ——以西藏米林县为例[D]. 杜建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