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周年大典”给毛泽东一个历史的提醒

一、《甲申三百年祭》给予毛泽东的历史提示（论文文献综述）

苏澄宇^[1]（2020）在《语境、传闻与历史“李岩质疑”研究》文中认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因兼具“明末”“农民战争”两大特殊元素,在我国历史研究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而“李岩质疑”则被誉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四大问题”之一。李岩是李自成起义军中极富传奇色彩的谋士之一,不仅见于正史典籍,还见于小说家言,在民间亦广为流传。而在康熙年间便有人直指李岩其人为“乌有先生”,此番质疑在顾诚发表《李岩质疑》后达到顶峰,随后又有不同学者加入争论,留下了“李岩质疑”论争。本文首先梳理“李岩质疑”的“前世”,即其遵循的内在流变理路。考察明末清初时期,从作为言史小说人物的李岩,到作为史籍人物的李岩,再到作为信史人物的李岩的流变过程,;梳理在李岩被写入钦定《明史》后,清代学者进行的李岩研究。其次,聚焦革命语境下的李岩研究。考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写作背景、写作深意,以及郭沫若借助李岩抒发了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同时,论述郭沫若塑造的李岩形象在十七年时期,是如何在知识分子之于农民军作用的讨论中一步步被消解的,消解的过程亦是为“李岩质疑”做好铺垫的过程。第三,论述学术语境下的“李岩质疑”争论。指出文革时期便已初现端倪,只是囿于形势,无法施展;考察1978年“拨乱反正”以来,关于李岩其人真实性问题的学术论战,并将论战双方简要分为“质疑派”和“证实派”:梳理论战双方各自不同的凭据引发的观点冲突以及达成一致的问题,又留下了哪些疑难导致了其后李岩问题研究的停滞。第四,剖析“李岩质疑”的“僵局”与“破局”。论述“李岩质疑”论战双方“殊途同归”,都指向了流传的李岩传闻,无法给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使得“李岩质疑”陷入僵局。而如何解释传闻,则成为了“破局”关键。论述在此过程中,戴福士作为海外汉学的代表,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意见与思路;而唐村《李氏家谱》的出现,既给出了合理的说法,又有难以令人生疑的地方,使得李岩问题更加扑朔迷离。第五,论述“李岩质疑”带给史学研究的启示。一方面,评述“李岩质疑”中“溯源法”的运用及其局限;另一方面,对“李岩质疑”的学术意义进行再估量:它既将当时在革命语境下被意识形态裹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拉回到学术语境中实证主义史学的路径上来,又充分体现了问题意识与怀疑精神,也可以算是一次不自觉的“古史辨”方法论的实践。最后,展望李岩研究的未来。我们应走出“质疑”,聚焦“传闻”,既不能对李岩其人是否真实存在轻易盖棺定论,也不能被囿于“质疑”之中,更应转变思路,在李岩传闻的研究中多下功夫。

侯佳宁^[2]（2020）在《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史学研究范式往往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相适应,随着社会发展,史学研究对象、方法、目的等皆不断变化,并呈现出不同主旨意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既深且巨的民族危机,史学家结合时代背景纷纷转变治史旨趣,注重提倡史学的“致用”功能,书写了独具特色的抗战史学。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家书写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和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性,体现出史学家的家国情怀。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受到后世纪念与颂扬。不同时期各阶层对民族英雄抱有不同建构取向,近代中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亦是极倚重英雄的时代,民族英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是史学家基于现实需求进行历史记忆建构的重要对象,这一概念具有内涵的复合性与外延的开放性。抗战时期民族英雄被赋予新的内涵,社会各界在政府的提倡下积极宣扬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塑造其正面形象。在此背景下国内史学诸贤更是有感时局之艰,围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展开了大量论述。各学派史学家在历史着作、史学文章、历史剧本中书写民族英雄的历史事迹和精神事业,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动力。抗战史学产生于特定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民族英雄既是培育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之情的历史资源,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史学家书写民族英雄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史学发展的结果。因此,史学家对民族英雄的书写兼具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有利于培育民族精神、普及历史知识、促进民族团结。此既是一种政治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展现出作为记忆的民族英雄与抗战史事的双向互动,也体现出作为概念的民族英雄在抗战文化思潮中的多重面相。

唐文娟^[3]（2019）在《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围绕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以及流产的李岩史剧展开讨论,这些剧作是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民族抗战、政党政治、文化学术、都市商业演剧等多重因素交织下,从新史观角度对中国历史、传统的阐释与再现,又是对不断变化的时局及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因此,这些剧作的讨论超出了文学审美的范围,需要被视为更大、更复杂的文化、政治、社会文本来加以解读。本文试图打破以往郭沫若戏剧研究往往局限于文学史内部,要么泛政治化,要么纯文学化的倾向,借助大量报刊史料,尽可能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郭沫若的历史剧与陪都重庆复杂的政治、学术、文学、演艺等场域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呈现出郭沫若历史剧的丰富内涵及其遭遇的诸多难题。在章节安排上,本文大致依照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上演的顺序,以及其所揭示的历史精神的前后变迁,分别从文化学术、政党政治、商业演剧维度加以分析,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作为整体的“战国史剧”,考察其与郭沫若的先秦思想史研究在对战国“历史精神”诠释上的共通性,同时揭示出战国史剧在将历史精神美学化时超出战国史研究的地方。最后,在与同时代“战国策派”的战国叙述对比中,呈现出郭沫若的战国想象的特征及其遇到的困境。第二章,本章将《屈原》从“战国史剧”中分离出来,一方面聚焦于民族主义催生的“屈原热”与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的屈原研究之间的彼此缠绕关系,同时呈现出《屈原》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审美机制和接受环节在中共文化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集中揭示出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政治面向。第三章,主要从城市商业演剧角度来解读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呈现出郭沫若的历史剧与后方城市,尤其是陪都重庆通俗文化空间的关系。一方面考察抗战后期重庆稳定的商演模式对《孔雀胆》的情节、主题以及审美形式的影响;一方面考察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观众对该剧评价上的巨大反差,揭示出郭沫若后期的历史剧遭遇的难题。第四章,主要将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最后一部历史剧《南冠草》、流产的李岩史剧及其副产品——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结合起来,考察郭沫若的晚明想象前后的变化及背后史观的转变问题。

刘晓川^[4]（2019）在《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认为“进京赶考”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23日从西柏坡前往北京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对话中提出的、用以比喻我们党的执政实践的一个比喻性的重要思想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赋予了“赶考”的本意以政治的寓意,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赶考”术语由文化语境向政党政治语境的转化。政党政治视域下的“赶考”,既表现为一种鲜明的实践形态和内涵,也表现为一种鲜明的精神形态和内涵,即既表现为我们党执政的一种实践进程,也表现为我们执政所彰显出了的一种精神风貌。因此,论文主张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突出史论结合、阐释与建构并举,围绕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进京赶考”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党“赶考”七十年的基本历程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国共产党“赶考”七十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四个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课题展开系统研究。从整体结构上看,论文主要分为六章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所呈现的是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选题的绪论和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论文首先阐明了研究这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创新点等基本问题,对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分析不同视角下“赶考”的基本内涵与系统阐释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从内在契合的层面论述了我们党将“赶考”的文化本意转化为执政寓意的可行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本内涵做出了基本界定。第二部分,所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以及我们党在“赶考”实践中所面临的“考纲”。论文从陈嘉庚之问、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两个务必”的思想动员和“进京赶考”的正式提出几个方面论述了“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同时又从如何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如何巩固执政合法性、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等三个方面对我们党“赶考”的“考纲”进行了论述。第三部分,所呈现的是在“进京赶考”思想中所蕴含的我们党丰富的精神品格。在文化视域下,“进京赶考”中“赶考”,体现的是一种“追赶”、“接续推进”、“引领”、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精神风貌和坚强意志。我们党将这一词汇比作自己的执政实践,深刻彰显了其面对即将到来的长期执政实践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进取精神、敢于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坚强意志、永葆执政地位的高度自觉、执政为民的价值情怀、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追求。第四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赶考”的七十年历史进程以及我们党向人民交出的优异答卷。在“历史进程”方面,以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决不当李自成”为第一个标志,我们党在建国之前就表明了永葆执政地位、巩固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以我们党在“文革”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第二个标志,赋予了执政实践以全新内涵,开创了治国理政新实践;以我们党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下重提“两个务必”为第三个标志,科学回答了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执政心态的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赶考’远未结束”的动员令为标志,昭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永远在路上”的执政态度。在优异答卷方面,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具体表现为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创立了一套先进的理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引领和发展了一种先进文化。第五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七十年“赶考”的基本经验。纵观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七十年,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透过七十年“赶考”成就,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推动自身执政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宝贵经验。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不忘执政初心、弘扬“赶考”精神、把握“赶考”方法、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四个宏观维度。

单磊^[5]（2015）在《计六奇的李岩叙述与郭沫若的李岩想象》文中认为原本子虚乌有的李岩初经懒道人向壁虚造,复为江左樵子等小说家接受、改编和散播而为世人传信,并借由吴伟业、计六奇等史学家的"史籍化"处理得以成为"史籍人物",继而被采撰入《明史》得以成为"正史人物"。明清鼎革之际的李岩书写及文本再造,"制造"了李岩的传奇故事。李岩事迹表现出的人民立场、群众路线、革命觉悟、斗争策略、优良作风等强烈地触动了处于"两种命运之决战"形势下的中共喉舌郭沫若,并驱使他在明知史料不足和不确的情况下借之撰写了"遵命之作"——《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的李岩想象主要依凭计六奇《明季北略》中的李岩叙述,却并未完全因循其思路对其进行直观的反映,而是根据预设意图运用一系列截取、剪裁、掩盖、拼接、误读等手段展开想象和再叙述。此举直接目的是为中共的政治斗争服务,实质是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共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建构新型史学话语体系。

王乐,王聚英^[6]（2014）在《毛泽东为什么反复讲李自成的历史教训》文中提出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转折关头,如何使全党在胜利面前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优良传统作风、迅速夺取全国最后胜利,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毛泽东主席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由于居功自傲,导致失败的沉痛教训,于是他多次向中央工作人员讲述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故事,反复告诫大家"我们不要学李自成",并教育全党保持和发扬"两个务必"的优良传统。

简奕^[7]（2014）在《“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文中提出"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的警世名言,尽人皆知。而"两个务必"思想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70年前,由大文豪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首发,由此引发朝野震动、国共交锋,进而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写和发表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该书堪

宋嵩^[8]（2014）在《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下简称“8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历史小说。与此前的“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状况相比较，80年代的历史小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堪称继“五四”时期以后又一个历史文学创作高峰。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述史传统，从巨大的历史着作宝库中拣选题材，加以具有现代意识的审视与思考；又借鉴了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意识，如对历史与现实关系思考、作家的知识分子主体性、对所谓“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考量等，尤其是受80年代时代语境的影响，作家们将当时流行的“现代性”问题和对“民族国家的想象”投射到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使古老的“历史”和“历史小说”这一文体形态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本文拟采用近年来在“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颇具成效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对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与接受进行考察。具体研究方式是，选择几位在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风貌、但却被日后的读者和文学史所“遮蔽”的作家及其作品，详细考察他们在时代变迁中体现出的创作流变，并力争从他们的创作中看出作家个人与时代“主流”之间的“共名”和“张力”。绪论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历史小说从诞生到20世纪中期“十七年”时期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简要概括；继而简介80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整体情况，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最后着重分析、总结“重返八十年代”这一研究范式的演变、特征和具体方法，指出其对于“80年代文学”（包括历史小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以萧军创作于50年代却出版于80年代初的《吴越春秋史话》为主要考察对象，指出这部作品是作者在经历了十几年心灵折磨之后的寄托之作。萧军长期以“鲁迅精神”为指导，大力发扬知识分子主体性，坚持艺术的自由与独立性以及由此衍伸的作家（“人”）的自由和独立，积极参与革命文艺活动，但他的思想同党的指导思想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因此在四、五十年代屡遭批判。他将心中的不平之气投入到《史话》的写作中去，借两千多年前古人的遭遇和心理反映自己长期以来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发出了对“真诚”、“信任”的呼唤。但由于作者此时“历史工作者”的职业身份，以及力争使作品获得出版的考虑，他选择了一种与传统小说形态差别较大、而更接近通俗历史读物的文体形态来创作该书，使《史话》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面貌。同时，《史话》在体现知识分子主体性这一方面与陈翔鹤等人在60年代初期的历史小说创作发生了共鸣，而与同类题材的《胆剑篇》等历史剧作相比则迥然有别。无论是在创作的年代，还是在出版的年代，《史话》都在某一方面与时代格格不入，故而成为新中国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异类”、“奇葩”。第二章以杨沫后期创作作为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代表与缩影。通过对杨沫后期三部长篇小说创作动机、创作过程和作品文本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杨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心理型”作家的典型，他们的创作受个人心理波动的影响特别明显，常常将个人心理的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在作品中。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各种因素在其创作过程中的掣肘现象越来越明显，更使其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小说创作中去，因而其后期的小说创作成就，远远比不上《青春之歌》。由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已经将此类型作品的创作可能开掘、发挥到了极致，虽对后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也使创作难以创新。杨沫后期小说中的有限尝试很难与“新时期”小说领域内的其他成绩相提并论。再加上读者接受兴趣上的新变化，种种迹象都表明“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进入了窘境，如不加以改革，必然难以为继。第三章选择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冯骥才的历史小说创作作为考察对象。他以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登上文坛，此后又兼及历史小说、伤痕小说、文化反思小说等题材领域。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继《义和拳》之后又创作了《神灯前传》和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在内的“怪事奇谈”系列小说。《义和拳》受“文革”主流文艺路线的影响，属于“文革”时期主流的“主题先行”式的小说，不仅艺术水平不高，且体现出一种借义和团“历史”反映“革命历史”的动机，是一部披着“近代史”外衣的“革命历史小说”。《神灯前传》因作者的兴趣转向而成为“未完成”形态的小说，但该书中体现出的作者在创作风格、技法上的重大转变，在“怪事奇谈”小说中最终完成。冯骥才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以小说形式对其进行展示与反思、批判。但由于表现方式上的特别，以及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存在差异，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如果用他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文化理论回望这些作品，便可以理解他的创作初衷。第四章选择对姚雪垠《李自成》后三卷进行重读，出发点是针对《李自成》创作与评价上明显存在的“断裂”现象。姚雪垠在80年代初出版了《李自成》第三卷后，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创造力衰退、卷入论争牵扯太多精力等种种原因，小说后两卷迟迟不能定稿，在创作和出版周期上“无限期延宕”，影响了读者和评论界的热情。最终得以出版的第四、五卷也只是呈“初稿”“草稿”状态。同时，由于文坛主流思想倾向的转移，小说前两卷中的缺陷在此时被过度凸显、放大，对作品艺术成就的评价持续走低。经历了“《评<甲申三百年祭>》风波”和“姚刘之争”，姚雪垠开始对自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初衷进行有限地修正，在小说后三卷中，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等形象与前两卷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此过程中作者又畏首畏尾，从而导致人物形象的断裂和矛盾；在对待少数民族先进人物的态度上，又犯了“主题先行”的老毛病，不切实际地试图将其塑造成“改革者”，以致呈现出人物形象与构思严重不符的情况。种种原因导致小说后三卷逐渐沦入平庸，甚至成为作者创作生涯上的“污点”。结论部分，重点指出论文所涉及的四位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被遮蔽”“被忽略”“被遗忘”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家在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未能彻底解放思想，没有摆脱建国后三十年文艺创作上的不良倾向；面对后起之秀的挑战，有的作家主动求变，转移创作方向和风格，在艺术上获得了新生；但也有一些作家仍然不能完全摆脱不良影响，反而寄希望于有限度地“配合”时代语境和文坛风向的转变，对原有的创作思路加以修正，最终导致创作上的失败，这一教训值得当下的历史文学作者深思。

李响^[9]（2014）在《“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偏爱的政治寓言》文中指出"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毛泽东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中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我们要进京赶考,要考个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1949年3月,由西柏坡挺进北平前夕,毛泽东说的这句严肃的玩笑话,在纪录片和回忆录中被反反复复提及。对于李自成这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毛泽东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和特殊情结。从苏区到延安再到北京,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拿李自成说事儿,他钦佩其革命精神,惋惜其功败垂成,也担忧自己领导的政党重蹈覆辙。

简奕^[10]（2013）在《《甲申三百年祭》与“两个务必”的提出》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警世名言。它的产生,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有着一种密切的历史联系。69年前,《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问世,它从历史的视角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中国革命艰巨性和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思考,进而提出"两个务必"

二、《甲申三百年祭》给予毛泽东的历史提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甲申三百年祭》给予毛泽东的历史提示（论文提纲范文）

（1）语境、传闻与历史“李岩质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为什么反复讲李自成的历史教训（论文提纲范文）

（7）“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论文提纲范文）

（8）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偏爱的政治寓言（论文提纲范文）

（10）《甲申三百年祭》与“两个务必”的提出（论文提纲范文）

四、《甲申三百年祭》给予毛泽东的历史提示（论文参考文献）

• [1]语境、传闻与历史“李岩质疑”研究[D]. 苏澄宇. 山东大学, 2020(12)
• [2]抗战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英雄书写研究[D]. 侯佳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民族精神、民众想象与历史美学 ——以郭沫若历史剧（1941-1946）为中心[D]. 唐文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4]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D]. 刘晓川. 湖南大学, 2019(07)
• [5]计六奇的李岩叙述与郭沫若的李岩想象[J]. 单磊. 近代史学刊, 2015(01)
• [6]毛泽东为什么反复讲李自成的历史教训[J]. 王乐,王聚英.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14(10)
• [7]“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J]. 简奕. 福建党史月刊, 2014(11)
• [8]发现与重读-20世纪80年代“被遮蔽”历史小说研究[D]. 宋嵩.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9]“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偏爱的政治寓言[J]. 李响. 国家人文历史, 2014(05)
• [10]《甲申三百年祭》与“两个务必”的提出[J]. 简奕. 红岩春秋,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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