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百清诗集《草》中的“草”意象分析

一、试析康白情诗集《草儿》中“草”的意象（论文文献综述）

余心彤^[1]（2021）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想传播的代际呈现 ——以《新潮》杂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认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金常蕾^[3]（2020）在《江南佛学视域中的俞平伯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穿梭于新旧更迭时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俞平伯接续了现代作家厚佛的传统,融佛入文。虽然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学界已有关于俞平伯其人其文的研究,但研究者较少涉及佛教文化,特别是江南佛学与俞平伯诗文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俞平伯的散文与诗歌放置在江南佛学的视域之中,力图对俞平伯诗文的研究作一定的补充。本论文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沿着俞平伯的生命轨迹,试图寻找俞平伯与江南佛学之间的关联,并探析江南佛学对其诗文的创作内蕴与创作形式的影响,进而更好地解读其诗文的文化密码,捕捉其诗文所折射的思想魅力及其独特的人格精神。本论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阐释选题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江南佛学”的概念。正文部分第一章从俞平伯的个人世界与社会外部环境入手,结合俞平伯的人生经历、时代背景及地域文化,对俞平伯的近佛渊源进行多方位的考察。第二章由江南佛学与俞平伯诗文的连结点为切入口,深入挖掘俞平伯的散文和诗歌,论述江南佛学视域下俞平伯诗文创作中所包含的进取人格、诗性审美理念等意蕴。第三章主要通过解析具体诗文,从“不离不着”的审美范式、禅化的艺术追求以及佛学意象的营构三个方面,来观照俞平伯诗文创作形式的特点。

袁龙^[4]（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吕姝焱^[5]（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王唯力^[6]（2016）在《《晨报副刊》新诗史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晨报副刊》所发表的新诗为研究对象,以文学史论的思路和方法,全面梳理《晨报副刊》上的新诗创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新诗在《晨报副刊》的历史状况作总体性勾勒。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梳理了《晨报副刊》历史。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晨报副刊》的主编变动、样式变化以及“刊中刊”情况。第二章对《晨报副刊》发表的新诗作整体概述。首先介绍了当时其他刊物发表新诗情况并由此分析《晨报副刊》早期发表新诗的历史环境,再对《晨报副刊》的诗人群以及其新诗数量做出大概的数据统计,以便对《晨报副刊》新诗有直观的认识。第三章论述李大钊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选取了朱自清、康白情、品今三位诗人,分析了他们该时期在《晨报副刊》上的新诗发表情况,并对最具代表性的新诗进行文本分析。第四章论述孙伏园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重点介绍了小诗写作群体,如冰心、王统照、何植三等,此外对刘氏三兄弟以及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新诗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五章论述徐志摩时期的新诗创作。本章以《诗镌》为中心,对“内”重点介绍了《诗镌》发起人徐志摩、闻一多、刘梦苇、“清华四子”的新格律诗创作;对“外”选择了新诗创作较为活跃的绿波社、无须社成员的如焦菊隐、蹇先艾等人的创作。胡也频是徐志摩离开《晨报副刊》后发表新诗最多的诗人,因此胡也频也是重点介绍的诗人之一。

王崇^[7]（2015）在《百年汉语语体演变与社会变革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近代以来六种主要新兴语体,探讨汉语演变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这六种新兴语体是新民体、新诗、新民歌、大字报、新赋和微博。一方面探讨各语体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凸显语体演变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从篇章结构和构成语言的诸要素如语音、文字、词汇、句式、语法、修辞手法等入手,研究各类语体的特征。本文认为各种语言要素所共同表现的特点不仅是语体之所以成为语体的必备条件,而且也决定了各类语体的风格和功能。研究汉语语体演变不但不能回避这些要素,而且要对语体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和概括,这样才能清楚地把握新生语体的区别性特征,探究出语体演变的语言内部原因,正确地梳理语体演变。研究各语体与当时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论证了社会变革是语体演变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分析了新兴语体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推动作用”,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像新民体、新诗、新赋、微博等语体,其对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像新民歌和大字报两种语体,由于所关联的“社会变革”本身的负面性质,它们对社会生活本身的作用,无疑是消极的。但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语体而非社会变革,所以对其消极作用也只能是点到为止。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社会变革是语体演变的根本原因,语体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揭示语体演变的社会原因,发掘语体演变的规律,描述新生语体的语体特征,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张驰^[8]（2014）在《康白情新诗研究》文中指出康白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和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为白话诗的发展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然而,学术界对于康白情的成就还存在颇多争议,相关研究成果偏少,相关研究还有待补充和深化。本文将从美学的角度,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方法,重点对康白情着名代表作《草儿》诗集中的新诗进行系统研究和整体把握,就诗歌意象、主题思想内涵、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论述,试图更全方位、系统性地把握康白情的新诗创作特点。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交待研究的范围和研究方法,并回顾和整理相关的文献成果。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康白情诗歌作品的主要诗歌意象,梳理其中蕴含的内涵、情感色彩,从描写和赞美自然、关注和忧心民生、眷恋和热爱祖国等三方面来把握康白情新诗的主题思想。第三部分探讨康白情新诗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重点关注新诗的诗体解放、创作技巧的革新、语言风格的新颖与丰富多变的特点,从而重新审视康白情新诗对后来新诗和现代诗的影响、重要价值。第四部分主要新诗创作实践的价值意义和不足缺陷等两方面着手,论述康白情新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价值和贡献,以及新诗创作实践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五部分是结论,梳理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提出研究的不

卫宏伟^[9]（2014）在《二十世纪宋诗选本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宋诗选本在编纂方面，体现出新的发展特征。选诗目的上，体现出从标举诗学主张到普及欣赏的特点；选诗数量上，则由只选取少数名家诗，到选取多家诗，大致可以体现出宋诗的发展面貌。本论文拟分三章内容，对二十世纪宋诗选本及与之相关的因素进行考察。第一章介绍二十世纪宋诗选本概况及其编纂特征之变化，并且从唐、宋诗接受方面存在的差异分析唐、宋诗选本影响之差异。第二章首先分析二十世纪初期的诗学背景，再通过对两种宋诗选本的个案研究来了解二十世纪前期宋诗选本的编选宗旨。第三章主要对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宋诗选本进行个案研究。首先考察二十世纪宋诗学的发展，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宋诗选本编纂的诗学背景。然后分别探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宋诗选本的编纂特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宋诗选本的编纂，受时代背景影响明显，以《宋诗选注》为典型。同时，对《宋诗选注》的体例特征、研究史及选本价值进行分析。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宋诗选本，则选取几种较典型者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宋诗选本的主要特征是选诗较全面，能够较全面地体现宋诗的面貌，并表现出重视鉴赏的倾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宋诗选本，在选诗方面重在体现宋诗的某种特征，品评形式自由，注重鉴赏。通过上述分析，来探析二十世纪宋诗选本的发展特征及其意义。

胡爱军^[10]（2013）在《朱湘对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探索》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整体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氛围的活跃，及朱湘诗全集、散文集、译诗集、书信集的相继整理出版，朱湘研究越来越被重视，研究方法趋于多样，且视角更加新颖。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多关注朱湘诗歌轻婉柔和的风格情调及作品的内在情感，而朱湘在诗歌领域的种种大胆尝试和整体的美学追求，却仅作为论证的需要零散出现在分析者的论述中。本文以形式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朱湘的新诗诗论及其在新诗形式方面的大胆尝试。全篇共四章。导论分作两部分，一是按照时间脉络，梳理自上世纪30年代肇始至今的朱湘研究，集中关注70年代后朱湘研究井喷的现状；二是根据朱湘最主要的三本诗集《夏天》、《草莽集》和《石门集》，概括其新诗创作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和贡献。第二章，探讨朱湘内在诗论与文化语境的呼应，共分三节，内在逻辑是层层递进。第1节，回顾中国20年代整体社会文化的背景以及新诗发展的道路，重点阐释朱湘面对当时新诗偏重说理、语言平淡直白等困境所作出的态度和思考。第2节，朱湘反对哲理诗，强调新诗形式，最后所采取的的路径就是“复古迎外而获今”，而无论是复古还是迎外，朱湘都有其独特的选择，如复古方面，他重点吸收的是旧词、屈赋和古代民歌的精髓。第3节，试图澄清针对朱湘诗歌创作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误解，强调他的诗歌是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秉持客观的艺术态度，抒写亘古不变的人性。第三章，主要以朱湘新诗文本为分析对象，探讨他在新诗格律探索方面的尝试和得失。第1节，讨论“音乐美”，朱湘非常注重诗歌的音乐性，他的新诗创作在音尺、四声平仄、反复手法等方面都有所尝试。且尤其关注新诗的用“韵”，他前后共试验过古今中外的各种押韵方法，用韵非常讲究，而且很重视新诗音韵与表义的结合。第2节，讨论诗体，朱湘一方面对新诗诗行和诗章进行尝试和创新，另一方面不断试验包括十四行诗、叙事诗在内的各种西方诗体。第3节，讨论意象，朱湘新诗创作自觉追求古典意境的营造，他虽然是创作新诗，但经常化用古诗词句，借鉴古典传说，拟写古人古事；他诗中的老人和女性都是具有东方神韵的形象；而且，朱湘的新诗所倚重的是传统文学中人、鬼、神的想象空间，完全异于五四现实主义关怀下的“尘世间”。余论部分，通过与闻一多、徐志摩这两位新格律诗运动健将的比较，并参照朱湘研究的历史，指出朱湘新诗创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二、试析康白情诗集《草儿》中“草”的意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康白情诗集《草儿》中“草”的意象（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江南佛学视域中的俞平伯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6）《晨报副刊》新诗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7）百年汉语语体演变与社会变革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康白情新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二十世纪宋诗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朱湘对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析康白情诗集《草儿》中“草”的意象（论文参考文献）

• [1]五四时期启蒙思想传播的代际呈现 ——以《新潮》杂志为例[D]. 余心彤. 安徽大学, 2021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江南佛学视域中的俞平伯诗文研究[D]. 金常蕾.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4]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6]《晨报副刊》新诗史论[D]. 王唯力. 四川师范大学, 2016(02)
• [7]百年汉语语体演变与社会变革关系研究[D]. 王崇. 黑龙江大学, 2015(03)
• [8]康白情新诗研究[D]. 张驰. 延边大学, 2014(02)
• [9]二十世纪宋诗选本研究[D]. 卫宏伟. 安徽师范大学, 2014(03)
• [10]朱湘对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探索[D]. 胡爱军. 上海大学, 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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