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经济学的伦理传统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刘倩[1]（2021）在《李斯特与近代中国》文中研究表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第一个向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提出挑战的经济学者。李斯特的主要经济理论包括国家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尤以其保护主义最为出名,其被称为保护贸易派的学者。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不少后进国家吸收借鉴,包括德国、美国、日本、俄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爱尔兰等国,都曾以李斯特学说为经验,逐渐发展成为先进国家。李斯特由此而颇具影响力。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尤以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甚。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在国际贸易上一直处于入超之地位,加以国内外政治形势动荡,国内工商业在夹缝之中求生存。留学时潮一时兴起,为国内学者了解世界开通了新的门路,留日学生、留学欧美生的增多,近代中国学人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为改变国内经济困境,以留学生为主体,西方经济学说逐渐被引入中国,李斯特经济学说亦是在此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李斯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晚清民初,李斯特经济学说处于初期传播时期,主要以报刊所载文献介绍最多以及译介书籍中有所论及,此阶段李斯特学说传播极具零散性特点。20世纪20年代,为李斯特学说在华传播的关键阶段。译介着作对李斯特的论述较为详细,出现了不少专门叙述李斯特的文章。1922年马寅初的演讲《马克斯学说与李士特学说二者孰宜于中国》为近代学人首次公开宣传李斯特学说。以1925年刘秉麟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和1927年出版的王开化翻译李斯特的着作《国家经济学》标志着李斯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系统传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斯特经济学说进一步扩散,不少国内学者着作对李斯特学说有所论及,并基于自身之理解进行分析。尤其以抗战以后,国内学者论着逐步取代国外译作,在李斯特学说传播上占据主导地位。李斯特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特征,其传播路径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形相适应。李斯特学说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学人对李斯特本人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李斯特各类学说的解读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近代学人眼中,李斯特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有浓重爱国情怀的人物。学界对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来源,对其保护贸易学说、国家主义学说、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说、经济学研究方法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释,与外引文献相比,这些评判一方面与外国学者的看法有一致性,同时亦有国内学者自身之独立见解,他们在学术层面的种种思考,表明中国经济学研究在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国近代学人分别将李斯特与亚当·斯密、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对比,从谈论他们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到探讨他们具体学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但最终之落脚点即在于将三者之学说与中国实际经济情形相结合,区分各类经济学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学术争论的背后是种种现实层面的考量,民族情感、现实困境与学术思辨的相互交融,形成多维度的互动。近代学人受李斯特学说影响,呼吁保护关税,要求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关税自主运动。民国建立初期,南京国民临时政府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北京政府亦致力于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承继了北京政府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抗战时期,形成了天然的保护机制。战后,大多数学人认同中国实行保护政策,但国民政府为附和美国,不顾当时中国经济之实际,实行自由贸易,这不得不进一步恶化了战后国内的经济形势。民国时期的保护政策带有明显的李斯特特征,说明李斯特学说着实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近代学人从李斯特学说中获得启发,利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以相对主义的世界观为榜样,将学说与实践相结合,更注重经济学的致用功能,与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思想相承接,种种迹象表明李斯特在近代中国具有明显的感染力。
张亚光,沈博[2]（2021）在《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文中研究表明由于中西社会经济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时空错位,近代中国无法直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与实践,为此近代中国经济学人展开了漫长的经济学中国化探索。文章按照时间线索,以近代中国新旧学术体系的嬗变和经济学研究主体的转变为依据,结合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因素,将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划分为格义、分野与自立三个阶段:"格义"对应着初始阶段,即传教士与传统知识分子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重述和移植西方的经济思想与实践;"分野"对应着发展阶段,即时人对经济学的新认识与探索主体的新转变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从传统知识体系的"格义"版本转向现代学术话语的科学版本奠定了基础;"自立"对应着深化阶段,即新知识分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力,推动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并在本土研究与应用中逐渐形成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立诉求。研究显示:（1）经济学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主线,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内外因素所带来的中西学术合流与分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内在张力;（2）经济学中国化的深入开展道明"中国经济学"的缘由,"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标志着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深化,二者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演化全景;（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实现有赖于学界在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发掘中西发展时空错位的后发优势,直面时代共同话题,归纳提炼系统性的新理论,实现中国与经济学的互相成就。
程霖,张申,陈旭东[3]（2020）在《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学探索延续百年,历经近代在传播与转型中孕育、20世纪90年代在选择与实践中争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累与创新中厘清这三次学术讨论高潮。本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表述方式、具体界定、理论逻辑及特征演变等进行了全面回顾,对其间涌现的各种提法加以梳理统计,揭示了概念的演变趋势与基本要素,并给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标准与建议。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这四条线索的相互交织;（2）学界对经济学二元学科特质的认知虽持续存在差异,但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目的、主体、对象和方法等特有属性的共识逐步加强,促使其概念轮廓不断清晰,并在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落脚点;（3）中国经济学应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中国经济学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各种已有经济思想并实现创新,致力揭示中国经济规律,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并寻求更具一般性和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提炼,最终形成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程霖,张申,陈旭东[4]（2020）在《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学探索延续百年,历经近代在传播与转型中孕育、上世纪90年代在选择与实践中争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累与创新中厘清这三次学术讨论高潮。本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表述方式、具体界定、理论逻辑及特征演变等进行了全面回顾,对其间涌现的各种提法加以梳理统计,揭示了概念的演变趋势与基本要素,并给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标准与建议。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发展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这四条线索的相互交织;（2）学界对经济学二元学科特质的认知虽持续存在差异,但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目的、主体、对象和方法等特有属性的共识逐步加强,促使其概念轮廓不断清晰,并在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落脚点;（3）中国经济学应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中国经济学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吸收各种已有经济思想并实现创新,致力揭示中国经济规律,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并寻求更具一般性和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提炼,最终形成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
王毅[5]（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刘志永[6]（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徐玉兰[7]（2019）在《“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以及文明的进展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基础上,都是由人们的“合作剩余”所构成。但是,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逻辑起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仅对“竞争”所带来的效率表示极大的关心,忽视了对合作该有的重视和研究。不仅如此,以自利、理性和“私恶即公利”为基本命题的“经济人”,无力解释以“囚徒困境”、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理论为代表的合作问题,暴露了其理论假说的局限性和贫困性所在。合作是人类的基本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忽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研究。然而,科学的理论假说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实现对合作行为的合理解释,则需要在对西方经济学旧“经济人”假说的贫困性进行修正的同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假说。本文试图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为视角,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和分析。首先,在构建新人性假说的层面,以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来实现对旧“经济人”的修正和超越。其修正性在于从整体上修正了旧“经济人”动机的唯自利论、目的效率与完全理性的理性观以及“私恶即公利”的完美市场论;超越性则在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的三个基本命题以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基础而符合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内涵下,总结和概括了基于利己性和利他性两类人性基础的合作,并论证了“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人性假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次,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观指导下,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为理论假说,对合作形成的对立面“囚徒困境”进行了理论上的破解,并具体分析了其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影响,主要包括共同所有权、公平的惩罚机制以及更高效率的隐性激励方式,从制度角度获得关于合作发生和维持合作的启示。最后,结合新经济人假说在制度安排方面对合作形成和维持合作的影响,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阐述了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的启示和建议。启示和建议在于:（1）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完善马克思主义现代产权制度以及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制度支撑和保障;（2）在具体经济制度方面,要建立健全良好的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以及公平而又有约束力的惩罚机制;（3）在企业内部制度安排方面,要以基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的新企业激励理论来完善现代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在多渠道和多途径上激发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提高企业内部的合作水平;（4）在社会政策完善方面,要充分激发和重视人的利他性社会偏好,以公平、信任的经济伦理观,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引导市场经济合作。
张庭[8]（2019）在《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了中国近代留美学生之一辛膺的经济发展思想,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分析辛膺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振兴方面的理论阐释与政策建议。留学生是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媒介,他们是时代的产物,鲜明地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融合。二战后,随着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落后农业国如何实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型日益受到东西方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我国许多海外留学生受国际经济学及中国工业化现实要求的双重影响,致力于探究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辛膺作为其一更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集中论述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理论。辛膺的经济发展思想是特殊时期探索中国自己经济理论的尝试,不仅丰富了我国经济思想的内容,而且对当下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甚至仍具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分六个部分。导论部分介绍辛膺的生平,包括他的求学工作经历及其在学术问题上的思考。鉴于人的思想形成的复杂性与连续性,为利于笔者动态地考察研究对象人物思想前后的变化,着重分析客观环境改变造成的研究对象人物主观意识上的冲突及其何以在思想的对立中寻求统一的过程,辛膺留学前后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主张与实践都被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第一章介绍了辛膺的财富观,辛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财富观在他留学之后受到莫大冲击,这一现象实际就是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间矛盾冲突的体现。鉴于此,我首先简要梳理了东西方文明于财富观上的差异,这不仅益于理解辛膺经济思想上的转变,更利于解释这一个时期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困惑。也缘于这一困惑,以辛膺为代表的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才会寻求变革,才会试图嫁接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第二章阐释了辛膺的人口经济思想。显然,辛膺的人口经济思想完全是西方经济理论下对人口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认识。辛膺主要引用了时值几位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根据他们的理论,落后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可以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解决。然而,辛膺的人口经济思想相对单薄且没有辩证地看待人口问题,这兴许与时局下,辛膺迫切希望实现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动机有关。第三章论述了辛膺的资本积累思想。辛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问题的研究相对丰富,这与辛膺长期从事金融领域的职业有关。对此问题的思考,辛膺的最大特点是主张通过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来实现高效的资本融资。在论证中国农村信用合作制度的利弊与改进时,辛膺试图将中国传统的“道德”、“血缘”软约束运用到现代金融信用体系的构建中,是借助无形制度弥补有形制度缺陷的革新观念。第四章分析了辛膺的经济政策主张。这一章讨论的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的选择与把握是经济研究的一大命题,也是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辛膺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立足中国实际的国情,认为最适合我国的经济政策是实施均衡的经济制度,可以说是结合东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特色的中国经济制度。最后总结与启示部分,笔者一方面总结了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的特点,另一方面加入了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对中国经济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留学生经济思想研究的启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明晓中国过去、思考中国当下和指路中国未来的重要学科,这一领域的研究学界前辈为我们做了很多积淀工作,需要我们竭尽全力予以致用。
莫岳云,郝一峰[9]（2018）在《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价值、风险与扬弃》文中提出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在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亦存在诸多风险,会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应本着"自觉扬弃"和"自主创新"的原则,在吸收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自觉对其隐含的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防控,进而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工程的任务,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界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诉求。
肖海燕[10]（2018）在《《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翻译学视角对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重译历程进行查证、梳理与分析,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探讨《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自严复初译《原富》以来,“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在中国的百年汉译历程见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变迁,二十一世纪以来掀起了重译高潮。本文在翻译模因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从《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类型、出版机构,副文本等方面梳理《国富论》重译的整体趋势,通过对代表性译本的基本语汇和表达方式的历时对比分析《国富论》重译语言的发展特点,探讨《国富论》中的经济学思想模因和话语模因在中国复制与传播的规律,并对《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和制度语境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对《国富论》重译版本的统计与梳理显示,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由几近停滞到逐步增长,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体现了《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在中国由弱渐强的进化过程。其间,版本类型日益丰富,从严译《原富》开始,124个《国富论》汉译版本中先后出现编译、全译、节译、编着、插图、英汉对照等不同的版本形式。全译本始终占据较大比重,且呈增长趋势,表明忠实再现原着内容,充分传递《国富论》经济思想是重译的主旋律。64个出版机构的积极参与一方面使《国富论》重译版本数量激增,另一方面助推了各种类型重译版本的蓬勃发展,使重译呈现通俗化倾向。经典版本与通俗版本的并存是《国富论》在中国日益普及化的表现。无论从模因复制与传播的长久性、多产性还是忠实性来看,《国富论》在中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都堪称成功的模因复合体。本文对《国富论》代表性重译版本的语言对比分析显示,该经济学着作在中国的重译经历了“归化—异化—普及化”的发展路径。《国富论》中经济学术语的重译体现了学术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中的变异性、选择性和保持性特征。基于语料库的重译语言对比分析表明,《国富论》重译在初始阶段立足于译介,翻译策略倾向于“归化”,便于经济学概念被译入语读者认知与接受。而当经济学思想模因在译入语文化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为充分的认知时,重译则更倾向于通过原滋原味的翻译来实现经济学概念传递的准确性,翻译策略倾向于“异化”。但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所有重译本中最贴近原文的并非最新重译本,而且最新学术型重译本语言呈现通俗化趋势,体现出对读者的关照和普及化的努力。《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发展历程一方面证明重译研究中的“归化—异化”假设和“译文老化”假设在解释西方经济学典籍汉译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向普及化趋势和更多的重译动因方面拓展;另一方面说明《国富论》重译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国富论》重译版本作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载体,其出版发行在一定的经济与制度语境中进行。因此,《国富论》重译研究需要结合触发其经济学思想模因复制与传播的经济语境和制度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分析表明,该着作的重译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和日益开放的背景下逐渐得到发展。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国富论》重译处于缓慢发展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经历曲折,发展极为缓慢,《国富论》重译几近停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迎来飞速发展期,《国富论》重译也在经历低迷时期之后日益得到快速增长。尤其自本世纪以来,《国富论》重译版本的增长与中国GDP和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等经济指标总体上都呈快速增长趋势。《国富论》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中迎来重译热潮,说明中国不断增长、日益开放的经济现实与《国富论》重译所要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为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提供了理想的经济环境。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本文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文件和经济非国化率的变化,考察《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制度语境发现,《国富论》重译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增长,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具有大致相似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权制度的改革,非国有化率逐年增长,产权多元化的格局日渐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国富论》重译提供了越来越适宜的制度环境,《国富论》的重译出版逐渐得到快速发展。《国富论》重译是中国经济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主动吸收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体现。《国富论》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其经济学思想模因经由百年重译在中国实现更为广泛的复制与传播,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结构,副文本分析表明这已成为不少译者和出版机构重译《国富论》的重要动力之一。本世纪以来,《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高潮表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和制度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的生存与传播。这一重译高潮是《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顺应中国经济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实现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复制、传播与进化。代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系统论证市场经济的《国富论》在中国迎来重译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思想的普及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日益增长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二、西方经济学的伦理传统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方经济学的伦理传统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李斯特与近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李斯特及其学说的传播 |
| 一、李斯特的生平与着作 |
| 二、李斯特的主要经济理论 |
| 三、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经济历史境况 |
| 一、清末民初中国的经济情境 |
| 二、20 世纪20 年代的经济情况 |
| 三、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情形 |
| 第三节 留学教育与西方经济学的在华传播 |
| 一、留学教育与经济学 |
| 二、西方经济学的在华传播 |
| 第二章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 |
| 第一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初步介绍 |
| 第二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系统引入 |
| 一、1925 年之前“简化版”的李斯特学说 |
| 二、20 年代后期李斯特经济学说广泛传播 |
| 三、李斯特经济学说的系统传入 |
| 第三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进一步传播 |
| 一、译介着作对李斯特学说的传播 |
| 二、国内学者对李斯特的介绍 |
| 三、针对李斯特及其学说的专门研究 |
| 第三章 形象与阐释:对李斯特及其学说的评介与应用 |
| 第一节 李斯特其人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塑造” |
| 一、经济学者与实干家 |
| 二、爱国人物李斯特 |
| 第二节 近代学人对李斯特经济学说的阐释 |
| 一、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的探讨 |
| 二、保护贸易学说的分析 |
| 三、国家主义的解读 |
| 四、生产力学说的阐述 |
| 五、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绍介与评价 |
| 六、学者谈论李斯特学说的影响力 |
| 第三节 近代外引文献中的李斯特及其学说 |
| 一、外引文献中的李斯特 |
| 二、外引文献中对李斯特着作及其学说的评判 |
| 第四章 李斯特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
| 第一节 近代学界论李斯特与亚当·斯密 |
| 一、学界谈论两者之原因 |
| 二、阐述二者存在的学术分歧 |
| 三、肯定二者学术地位及所存之共同点 |
| 四、关于“斯密道路”与“李斯特道路”的抉择 |
| 第二节 近代学界论李斯特与马克思 |
| 一、将二者视为经济思想史链条上的重要人物 |
| 二、近代学人对李斯特与马克思关系的论争 |
| 第三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实际影响 |
| 一、保护贸易的呼声与近代经济的发展 |
| 二、近代经济学中的“德国传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近代以来李斯特及其着作译名变化表 |
| 附录二 、1901 年《译书汇编》所载之《理财学》 |
| 附录三 、《太平洋》所载王珽之《富兰利斯传Fricdrich List》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格义：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初始阶段 |
| （一）文本的格义 |
| （二）实践的格义 |
| 三、分野：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发展阶段 |
| （一）认识的分野 |
| （二）主体的分野 |
| 四、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深化阶段 |
| （一）意识的自立 |
| （二）学术的自立 |
| 五、结论与启示 |
（3）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经济学:百年探索与三次高潮 |
| 二、第一次探索:传播与转型中的孕育 |
| (一)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孕育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明确提出 |
| (三)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本土泉源 |
| (四)小结:服务于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共识达成 |
| 三、第二次探索:选择与实践中的争鸣 |
| (一)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学探索再现 |
| (二)范式之争下的中国经济学观点歧见 |
| 1.“经济学中国学派”主张者:经济学不应有国别及阶级之分 |
| 2.“中国经济学”主张者:经济学应具有国别和阶级属性 |
| 第一,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立场上,多能达成共识。 |
| 第二,在理论来源和研究范式上,普遍存在差异。 |
| 第三,对“中国经济学”的“中国”定语进行解释。 |
| 第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角度展开探讨。 |
| 3.态度中立者:“中国经济学”何以成立? |
| (三)小结:观点迸发中实现深入探索与更多共识 |
| 四、第三次探索:积累与创新中的厘清 |
| (一)创新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二)探讨推进:中国经济学应否对已有范式提出革命? |
| (三)小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方向确认 |
| 五、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总结与探讨 |
| (一)中国经济学争论持续的原因分析 |
| (二)中国经济学表述方式的趋势统计 |
| (三)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尝试探讨 |
（4）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中国经济学:百年探索与三次高潮 |
| 二、 第一次探索:传播与转型中的孕育 |
| (一)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孕育 |
|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明确提出 |
| (三)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本土泉源 |
| (四)小结:服务于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共识达成 |
| 三、 第二次探索:选择与实践中的争鸣 |
| (一)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学探索再现 |
| (二)范式之争下的中国经济学观点歧见 |
| 1.“经济学中国学派”主张者:经济学不应有国别及阶级之分 |
| 2.“中国经济学”主张者:经济学应具有国别和阶级属性 |
| 第一,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立场上,多能达成共识。 |
| 第二,在理论来源和研究范式上,普遍存在差异。 |
| 第三,对“中国经济学”的“中国”定语进行解释。 |
| 第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角度展开探讨。 |
| 3.态度中立者:“中国经济学”何以成立? |
| 第一,“中国经济学”需明确若干问题。 |
| 第二,“中国经济学”的成立,关键在于范式建构。 |
| (三)小结:观点迸发中实现深入探索与更多共识 |
| 四、 第三次探索:积累与创新中的厘清 |
| (一)创新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二)探讨推进:中国经济学应否对已有范式提出革命? |
| 第一,主张中国经济学应建立全新范式。 |
| 第二,不主张轻易推翻范式,可沿着已有范式探索创新。 |
| 第三,主张进行范式的部分革新。 |
| (三)小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方向确认 |
| 五、 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总结与探讨 |
| (一)中国经济学争论持续的原因分析 |
| (二)中国经济学表述方式的趋势统计 |
| (三)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尝试探讨 |
（5）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7）“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关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的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合作的相关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 |
| 2.1 传统经济学“经济人”假说在解释合作行为方面遭受挑战 |
| 2.1.1 以“囚徒困境”为代表的合作难题 |
| 2.1.2 基于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的合作 |
| 2.2 传统经济学“经济人”假说命题的贫困性 |
| 2.2.1 自利——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 |
| 2.2.2 理性——“目的效率”和“自利最大化” |
| 2.2.3 “私恶即公利”下的理想和完美市场论 |
| 2.3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对传统“经济人”假说的修正和超越 |
| 2.3.1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对传统“经济人”的修正 |
| 2.3.2 超越“经济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的马克思主义依据 |
|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下的“利己与利他” |
| 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内涵 |
| 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下的人性特征 |
| 3.2.1 以利己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 |
| 3.2.2 以利他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 |
|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与“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分析 |
| 3.3.1 “利己与利他经济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下科学的人性假说.. |
| 3.3.2 “利己与利他经济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可行性 |
| 4.新经济人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形成分析 |
| 4.1 由动机到合作:构建道德与效率并存的市场经济制度 |
| 4.1.1 以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原因分析 |
| 4.1.2 “道德”与“效率”并存的可行性分析 |
| 4.2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对非合作博弈“囚徒困境”的破解 |
| 4.2.1 合作博弈的对立面:“囚徒困境” |
| 4.2.2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对“囚徒困境”的破解 |
| 4.3 “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影响 |
| 4.3.1 共同所有权支持以互惠为基础的合作行为 |
| 4.3.2 公平动机影响惩罚制度功能的发挥 |
| 4.3.3 基于强互惠的隐性激励制度效率高于显性激励 |
| 5.结论与启示 |
| 5.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制度支持合作 |
| 5.1.1 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保障经济合作 |
| 5.1.2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具体经济制度,优化经济合作 |
| 5.2 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完善现代企业内部制度安排 |
| 5.3 以经济伦理观念和核心价值观引导市场经济合作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辛膺的生平简介 |
| 三、文献综述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新视角下的财富观 |
| 第一节 辛膺的财富观 |
| 第二节 辛膺财富观的评价 |
| 第二章 人口与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人口状况 |
| 一、中国近代人口数量膨胀 |
| 二、中国近代人口地域分布不均 |
| 第二节 辛膺的人口经济思想 |
| 一、工业发展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 |
| 二、工业发展增加了非农人口 |
| 三、工业发展加速了人口的地域流动 |
| 第三节 辛膺人口经济思想的评价 |
| 第三章 资本与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的资本所有概况 |
| 一、资本短缺 |
| 二、资本由农村向城市集中 |
| 第二节 辛膺的资本投入思想 |
| 一、资本结构的深化 |
| 二、资本的三大来源 |
| 三、农村资本稀缺问题的解决 |
| 第三节 辛膺资本投入思想的评价 |
| 第四章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国企与私企的生存概况 |
| 一、国有资本垄断挤兑私有资本 |
| 二、官僚资本膨胀 |
| 第二节 辛膺的均衡经济思想 |
| 一、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
| 二、应施行均衡经济制度 |
| 第三节 辛膺均衡经济思想的评价 |
| 总结与启示 |
| 一、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的特点 |
| 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西方经济学典籍重译热潮 |
| 1.1.2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 |
| 1.1.3 中国经济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研究对象选择 |
| 1.3.2 选择《国富论》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 |
| 1.4 研究问题 |
| 1.4.1 《国富论》重译版本发展趋势的梳理与分析 |
| 1.4.2 《国富论》重译语言历时对比分析 |
| 1.4.3 《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经济语境分析 |
| 1.4.4 《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的制度语境分析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描述翻译学方法 |
| 1.5.2 统计分析法 |
| 1.5.3 语料库分析法 |
| 1.5.4 文献分析法 |
| 1.6 章节安排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重译研究综述 |
| 2.1.1 西方重译研究述评 |
| 2.1.2 国内重译研究述评 |
| 2.2 经济类文献翻译研究综述 |
| 2.2.1 西方经济类文献翻译研究述评 |
| 2.2.2 国内经济类文献翻译研究述评 |
| 2.3 本研究切入点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研究理论基础 |
| 3.1 模因论 |
| 3.1.1 模因论简介 |
| 3.1.2 翻译模因论 |
| 3.1.3 运用模因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典籍重译的理据 |
| 3.1.4 亚当·斯密及《国富论》经济学思想模因 |
| 3.2 制度变迁理论 |
| 3.2.1 制度的定义 |
| 3.2.2 制度变迁 |
| 3.2.3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 3.2.4 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 |
| 3.2.5 制度变迁理论在《国富论》重译研究中的应用 |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国富论》在中国重译版本的梳理与分析 |
| 4.1 《国富论》重译版本总体增长趋势分析 |
| 4.2 出版机构与译者之间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
| 4.2.1 同一出版机构与不同译者合作 |
| 4.2.2 同一译者与不同出版机构合作 |
| 4.2.3 同一译者与同一出版机构合作 |
| 4.3 《国富论》插图版重译本的演化过程 |
| 4.4 《国富论》重译目的分析 |
| 4.4.1 重译版本翻译目的 |
| 4.4.2 收录重译本的丛书出版目的 |
|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国富论》重译语言对比分析 |
| 5.1 基本语汇的重译对比分析 |
| 5.1.1 书名重译对比分析 |
| 5.1.2 经济学术语重译对比分析 |
| 5.1.3 普通词汇重译对比分析 |
| 5.2 基于语料库的重译语言表达特征对比分析 |
| 5.2.1 类符/型符比 |
| 5.2.2 句长 |
| 5.2.3 句段长 |
| 5.2.4 结构式容量 |
| 5.2.5 词簇频率 |
| 5.3 本章小结 第6章 《国富论》重译的经济语境与制度语境分析 |
| 6.1 1901年以来《国富论》重译与中国经济语境分析 |
| 6.1.1 清末民国时期 |
| 6.1.2 计划经济时期 |
| 6.1.3 改革开放时期 |
| 6.2 《国富论》重译的制度语境分析 |
| 6.2.1 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期 |
| 6.2.2 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期 |
| 6.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探索期 |
| 6.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 |
| 6.2.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 |
| 6.3 《国富论》重译的经济学语境分析 |
| 6.3.1 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传统 |
| 6.3.2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渊源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主要结论 |
| 7.1.1 《国富论》重译版本的日益普及化趋势 |
| 7.1.2 《国富论》重译中经济学话语模因的传播趋势 |
| 7.1.3 《国富论》重译的经济语境 |
| 7.1.4 《国富论》重译的制度语境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2.1 研究理论方面：运用模因论研究经济学典籍重译问题 |
| 7.2.2 研究视角方面：跨学科重译研究 |
| 7.2.3 研究领域方面：在经济学领域验证重译假设 |
| 7.2.4 文献方面：《国富论》重译版本的梳理 |
| 7.3 研究局限性 |
| 7.4 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附录A：1901-2016年《国富论》在中国的版本列表 附录B：收录《国富论》重译本的丛书列表 附录C：三个《国富论》重译本中不同长度的句段分布情况 附录D：1978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与《国富论》重译大事年表 致谢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西方经济学的伦理传统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李斯特与近代中国[D]. 刘倩.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J]. 张亚光,沈博. 财经研究, 2021(01)
- [3]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J]. 程霖,张申,陈旭东. 经济研究参考, 2020(18)
- [4]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J]. 程霖,张申,陈旭东. 经济研究, 2020(09)
- [5]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研究[D]. 徐玉兰.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8]辛膺经济发展思想研究[D]. 张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9]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价值、风险与扬弃[J]. 莫岳云,郝一峰. 云南社会科学, 2018(05)
- [10]《国富论》在中国的重译研究 ——翻译学与制度经济学视角[D]. 肖海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