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义征的汉史研究

一、论柳诒徵的汉代史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汤莹^[1]（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高月宝^[2]（2020）在《旧学维新 ——柳诒徵史学的变与不变》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学衡派”中坚人物,柳诒徵是二十世纪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史学家。柳诒徵史学呈现出“变”与“不变”相交织的特点:其治史领域随时代需求而“变”,由商业史、教育史、世界史进而文化史、史学思想;而其强烈的现实关照、民本思想、人文精神贯穿治史历程之中,即民族本位文化史观一以贯之,此乃“不变”。柳诒徵治史历程可分为前、中、晚三期。1902—1920年为前期,这一时期柳诒徵治史受日本影响:《历代史略》《中国商业史》《史学研究法》以及西洋史和亚洲史之讲义主要取法日本;其民族本位文化史观在《中国教育史》《史学研究法》中已有体现,如将尊周尊孔、史学与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融入其中。1920—1943年为柳诒徵治史的中期,这一阶段其接受白壁德新人文主义,民族本位文化史观得以确立:《中国文化史》以强烈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凸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史学概论》《谈治史方法——河南大学演讲集》批判古史辨运动疑古过甚、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1943—1956年是柳诒徵治史的晚期,此阶段柳诒徵坚定地护持中国传统史学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国史要义》深入阐释中国传统史学内在机理与基本特质,标志着柳诒徵民族本位文化史观的成熟;《人民生活史》运用唯物史观、《奴隶史》关注奴隶问题,成为柳诒徵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志。综合而言,柳诒徵治史的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思想文化,故重在立足传统阐发旧史,凸显出“以中释中”的特点;同时身处西学东渐之时,柳诒徵思想深处亦有强烈的中西比较意识,其治史历程总是或隐或现地以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观照、阐释旧学。由此看来,柳诒徵的民族本位文化史观非但不保守,甚或有开放、包容的胸怀。

刘博滔^[3]（2019）在《“旧瓶”装“新酒” ——柳诒徵文化史书写之两歧》文中提出柳诒徵之《中国文化史》是处在一种思想剧烈变动、时局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写就的。与经过史学革命之后的新派学人不同,柳诒徵来拒绝将史学限于实证,在他看来,史学还应该承担经世致用的功能。其取法可以概括为,在洞见历史的过程中努力去沟通古、今、新、旧而最终实现对现实的烛照,其根本追求在于“正人心”。在这个研究路径下,柳氏的思想取向具体表现为,在尽量体谅文化史之难处的前提下,努力在中国文化辉煌创造的时代去发现与现代价值吻合之事迹、关系、精神,以树立国人对于本国文化的信心。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最为时人非难的“五伦”说,也尽力赋予新的精神内容。而“旧瓶”装“新酒”的形容,则可以看作是柳诒徵在文化史写作的框架下,于“过去时代”的旧瓶中注入“现代价值”的新酒的一种努力。当时的文化转向大多以文化和政治截然区分的方式进行,而柳诒徵却试图在文化史的框架中重新塑造古今政治与伦理的历史联系,于是柳诒徵的文化史写作也成为了文化转型的另一种样本。

吴娱^[4]（2018）在《《汉书》采录汉赋研究》文中指出《汉书》是东汉班固撰写的西汉断代史,作为一部史书,《汉书》不仅收录了当时重要的政论性文章,还收录了西汉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性文体——汉赋。本论文即以《汉书》中收录的汉赋为具体研究对象,全面考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汉书》人物传记以及《汉书》其他传记中出现的汉赋全文、汉赋存目,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班固自己的赋作总结出《汉书》选录汉赋的原因与准则、班固的赋观以及《汉书》选赋在汉赋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一章,《汉书》选录汉赋概况。此章分为三小节,首先对《汉书·艺文志》中选录的汉赋进行考察,明确班固对汉赋这一文体的重视,整理《汉书·艺文志》中赋作的存亡情况以及赋家身份,分析《汉志·诗赋略》的分类原因。然后明确了《汉书》本传中的选赋情况,将其与《汉志·诗赋略》中的赋作进行了对比。最后就《汉书》选录汉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选录赋体文学、选录具体赋家与具体赋篇等三个方面讨论。第二章,《汉书》录赋标准及班固的赋观,这一章在第一章梳理的《汉书》选赋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总结出《汉书》偏重于描写大一统帝国内容与切于世事的赋作,不录不通经术、戏谑俳优与侈靡过实、有背义理的赋作。同时结合班固自己的赋作,总结出班固的赋观,主要有文体观、形式观与内容观。最后从时代、个人以及文学自身发展三方面分析班固赋观形成的原因。第三章,《汉书》在汉赋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明确了《汉书》在保存与筛选汉赋方面为汉赋在后世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同时《汉书》对汉赋的批评影响着其在后世的流传,表现在“赋本事”的记载、对具体赋家的褒贬、“以文传人”等内容方面以及相比较的评价模式、以社会功用为评赋准绳等形式方面。最后以选本比较、赋话论述、当代学术论文为对象进行数据统计,整理出现传汉赋的名篇与赋家,发现与《汉书》所选有着较高的重合部分。

李正辉^[5]（2015）在《顾颉刚辨伪学成就考述》文中研究说明顾颉刚（1893—1980）,本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同时也是现代神话学、民俗学的奠基人。他1906年入地方公立高等小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北大哲学门,1920年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兰州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曾经主编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史学集刊》《大众知识》《文史杂志》《文讯》《老百姓》旬刊,还创办过《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责善》半月刊、《民众周刊》,以及朴社、禹贡

郭奕彤^[6]（2015）在《柳诒徵的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动荡的时代往往更能激发人们思想的碰撞。古代中国有百家争鸣,近代中国有新文化运动。坚守传统还是全面西化是那个时期最激烈的辩题。在这场辩论中,很多学者都有其富有代表性的见解,柳诒徵便是其中之一。柳诒徵作为一名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国学素养深厚,史学思维开阔,同时,也受到西方以白璧德为首的新人文主义的熏陶。柳诒徵认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就是孔子,“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这是其文化观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其次,柳诒徵针对新文化派“吃人礼教”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礼为立国之根本”。在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的基础上,柳诒徵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完全有资格为世界所用,并由此总结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西被说”。在新文化运动盛行的时代,柳诒徵相对保守的主张并未引起广泛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重读柳诒徵的文化思想,对我们看待中西文化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刘成敏^[7]（2015）在《汉代『政论』研究》文中指出汉代政论构成汉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内容,本篇论文拟议四个方面作具体探讨。第一,汉代政论是观察汉代政治文化之重要取径。回溯和反思既往有关汉代政论研究之成果,就“政论”概念提出新的构想。“政论”之第一义,不是文体、尤其不是文学本位上之“论”体的概念,实包含一切形式之政治议论。故作品自觉的论政意识是核心,惟此一“念”,方有表达此“念”之诸种方式与形式,此系政治话语之表达。文学只是表达政治思想之手段,和呈示政治文化的一个面向。若摈弃有关文学之体的思考,或将“言说”的方式作开放之理解,那麽,“政论”的范围可谓十分宽广。只不过不同的方式,在论政策略、机制与效用诸方面容有不同。政论具有弥散性,始终存之於文、赋、诗诸文化体式——呈现文化的形式之中。藉由探讨汉代奏疏、诸子和诗赋等不同的政论表达方式及其论政机制、时代特质,捕捉始终氤氲於汉代政治文化中的这种意识存在,此即行文之初衷。第二,汉代以文书制御天下。文学、儒生的奏疏之文,不仅是政务文书,更是思想表达之重要载体。与文吏行政文书不同,文学、儒生等制度文官所作政论文章,亦是汉代文学之经典。此与奏“书”言政制度相关联,其中作为士大夫、学者的“文人”身份渐趋浮出历史之表。诏策、奏疏之文,系汉代最具时代个性之思想表达方式,直接参与了帝国政制的构建。此目标之实现,武帝时代确立以儒生为主体之文官制度、以儒学为政治意识形态等举措为关键,由此亦造就了汉政尚文之风气。君主论之认知、王霸道之权量诸问题乃汉家君臣论政之“主脑”①内容,集中体现於帝国力图塑形“汉亦一家之事”之总目标,并及於文与质、常与变上寻求动态之平衡。其间,汉臣奏疏之中心议题亦表现出由“过秦论”向“迹天心”之转变。第三,诸子思想构成汉代政论言说重要一目。诸子学说於汉代之流变体现出新的趋势——子学杂家化,此乃诸子思想在汉政中调适之结果。因於杂家化思维,学说之风貌已非“九流十家”中某一家所可归类。杂家化这一“创造的综合”①,亦呈示於汉代最时兴的艺术样式——汉赋之中,不过子、赋交融对彼此产生了既双美又两伤之结果。汉代儒学杂家化系儒学由“学”向“术”转变重要因素,既强化了“儒术缘饰”②之用,也为其他学说进入制度体系开通了渠道。所谓“罢黜百家”,儒术并未独胜,相反成就了百家学说之“曲胜”。杂家化改变了诸子自开户牖、各立一家之格局,由此前激烈的“入室操戈”转为温厚的“入室共存”。如此一方面销蚀了诸子之个性,但同时也渐趋消弭了门户之见而造就了汉代通学之风气。第四,以诗歌方式论政系政论的诗语表达,这是“诗言志”的传统。以谣、谚、歌、诗等“歌诗”评议政治,系政论的底层表达主要形式。底层民众的政治言说寄生於史传和士大夫、学者所作文中,间接参与了政治,其政治品位因之获得提升。代表“天心”之民间“歌诗”,甚至构成帝国政治运作中之特殊“律例”;特别是谶谣或曰“诗妖”,更为皇帝、士大夫所重。上、下层政论有合与离的关系,其“离”表现於二者在思想志趣、精神境界上“公义”“私意”之别,不过,此与道德高下无关。汉大赋是政论诗性表达重要形式,所谓“诗为赋心,赋为诗体”③即可形容。大赋论政之根本在於持论特性:在文式上,赋、奏兼体,由文入赋,以铺排藏议论为赋之正格;在义涵上,持论崇尚器识,大赋熔子入史而准於经义,铸成“辨而不激、畅而归典”④之轨辙;在功用上,夸饰即讽諌,描绘王政之形,写影以寓实,实有“目撃道存”⑤之效,劝一而讽百。除文字外,图像同样可以“言”政。大赋和图像等艺术方式表达政论,有其直观、便宜之效用与优势,却也有难以尽意之限度与不足。

李路^[8]（2014）在《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所主要讨论的内容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状况，需要我们跨学科、跨领域的去进行综合研究。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基于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国古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研究的综合性课题，更要结合文化史、民族史、社会史、考古资料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才能将本课题的内容有一个较为清晰和全面的展示。按族系划分，在两汉时期我国东北地区活跃着：肃慎族系：真番、挹娄；秽貊族系：秽、貊、夫余、高句丽、沃沮；东胡族系：东胡、鲜卑、乌桓等大小十余个边疆古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这些东北古民族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这片有着独特自然地理条件的区域中，创造出了具有丰富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于此同时，他们都与中原汉王朝不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双方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为中华文化的成长共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本课题主要讨论的内容，正是汉代我国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交流的这个过程，立足于文献基础，力图发现种种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与联系，试图理清这一文化交流、融合进程的思路，探讨这一文化交流进程的历史意义，在这一前人尚未深入涉足的领域内尽一丝探索之力。本论文主要有以下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在导论中，主要探讨了本课题研究的历史背景、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以及对相关概念做了必要的界定。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汉代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重点考察了汉代生活在东北地区各民族的居地、迁移以及人口流动状况，明晰了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整体态势，并进一步的讨论了汉代东北地区民族融合对东北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第三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物质文化交流。在对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东北地区汉族物质文化发展程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汉代东北地区在汉文化影响之下的物质文化总体发展趋势。第四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制度文化交流。本部分主要考察了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社会制度的具体形态与总体特征，分析了汉王朝东北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并讨论了汉代东北地区制度文化发展的水平。第五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精神文化交流。本部分首先讨论了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而分析了汉文化对东北边疆民族文化在思想层面的影响，考察了汉代东北地区以汉文化为主导的精神文化发展进程。第六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民俗文化交流。本部分首先考察了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和总体特征，分析了汉族与东北边疆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性以及形成这种差异性的历史原因，以及讨论了双方在民俗文化上的融合趋势。

刘治立^[9]（2014）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开创性》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得到很大的发展,史注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并且与原书作者齐名的很多,他们突破经注的窠臼,在史注体例、方法和史学批评等方面都有许多创新之处,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纪东^[10]（2014）在《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 ——以汉初七十年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儒家思想一贯以民为本，推尚“先富后教”。汉承秦制，再次建立起“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权。在最初七十年间，社会从人口稀少，经济极度凋敝，经“文景之治”发展到了汉武朝的鼎盛之局，其发展路径与孔子“庶”、“富”、“教”的政治思想正相契合。儒家不尚“空言”，力求“见之行事”。汉初诸儒“仁以为己任”，担当起“明道救世”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庶”的基础上以“富之”、“教之”为职志，因时制宜，切中时弊，引领社会政治走出一条和谐有序的发展路线。儒学成为官学是从汉代开始的，并由此而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延绵两千余年。西汉以降，儒家学者积极入世，通过建言、着述、制定礼仪制度等方式参与政治。汉承继长年的战乱之后建立帝业，立国时，社会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时局之下，西汉君臣们面临着治国理路的选择问题。在一系列具体的社会问题面前，最终是儒学与社会政治形成互动，在历经固本培元、发展经济、教化社会人心三个主题显明的阶段之后，成功地在汉武帝朝臻成富强与文明并行的太平盛世。政治思想与现实治理能否结合得当，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汉初七十年间，儒家代表人物凭着真知卓识，结合对时局的深刻认识，不断提出富于建设性的政治方略，使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儒学的治世效用。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真正见用与社会政治。汉初政府是比较开明的，君臣们拨乱反正，关心社会和民生，积极的从儒学中学习并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从而推进了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秦汉之际处于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时期，从政治上说，秦政法家后来视儒学如仇雠，秦始皇统治时对其进行严酷打压，儒学一度陷入危局；汉兴，大一统政治和皇权专制的模式承袭秦制而来，而且不断趋向于完备。儒家民本思想与专制体制的矛盾仍然存在。在这种情景下，儒家学者本着“中道”之理念，灵活变通协调着方方面面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与时俱进、放眼全局，始终志在和谐天下。对儒学而言，汉初统治者在现实治理中，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如“仁德政治”、“礼法兼用”、“德主刑辅”、“富而后教”等为治理路，是巩固政权和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治世圭臬，从而尊儒学为正统。因此，汉初七十年，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值得深入思考。本文着力于儒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这其实是由儒学的特质所决定的。儒学高度关注现实社会，是专于社会治理的学问。因此，在汉初又表现于社会政治的研究，也就是说，儒学与汉初社会关联密切、互为表里。儒学主“和”，一贯以和谐社会、和顺人心、和睦家庭为思想础石，这就必然要求它对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宏观、严谨的认识。通观西汉前期历史，孔子庶、富、教社会发展三阶段说与其历史实际正相契合。毫无疑问，拥有足够的人口是一个社会政权存在的基础，在此之后，就要发展社会经济，解决人民的温饱、生计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上稳定；在社会富庶、民生裕足以后，就要提倡教化，如果社会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缺失人文信仰就永远称不上真正的强盛，要想长治久安亦会成为空谈。道德问题是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儒家文化最根本的问题，若要使社会崇尚人文道德，中国古人认为通过“以六经为教”实为最有效的途径。汉初社会在国力强盛、财资盈溢时，卓然选择推尚仁爱教化，大力发展儒家教育事业，最终臻成大汉王朝赫赫文明的繁华盛世就可视为显证。儒学对汉初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同样，汉初现实治理实践也影响反作用于儒学，从而促进了汉代新儒学的形成，这对于研究儒学与今天的社会发展问题颇具现实意义。

二、论柳诒徵的汉代史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柳诒徵的汉代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2）旧学维新 ——柳诒徵史学的变与不变（论文提纲范文）

（3）“旧瓶”装“新酒” ——柳诒徵文化史书写之两歧（论文提纲范文）

（4）《汉书》采录汉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柳诒徵的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汉代『政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开创性（论文提纲范文）

（10）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 ——以汉初七十年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柳诒徵的汉代史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2]旧学维新 ——柳诒徵史学的变与不变[D]. 高月宝.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3]“旧瓶”装“新酒” ——柳诒徵文化史书写之两歧[D]. 刘博滔.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汉书》采录汉赋研究[D]. 吴娱. 江苏师范大学, 2018(08)
• [5]顾颉刚辨伪学成就考述[A]. 李正辉.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15年卷）, 2015
• [6]柳诒徵的文化观研究[D]. 郭奕彤. 西北大学, 2015(10)
• [7]汉代『政论』研究[D]. 刘成敏. 南京大学, 2015(01)
• [8]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D]. 李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9]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的开创性[J]. 刘治立.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3)
• [10]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 ——以汉初七十年为中心的考察[D]. 王纪东. 曲阜师范大学, 2014(11)

标签：柳诒徵论文;  汉书论文;  顾颉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东北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