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现实”和形而上的“现实”

一、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论文文献综述）

张佩荣^[1]（2021）在《形下关切与形上追问的通贯：老子“道德之意”的探析》文中提出“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老子,以“道”、“德”为宗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道德之意”作为老子思想之枢要,扎根于老子对人性的省察、以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性反思,集中展现了老子对道德之本意的思考。学界关于老子“道德之意”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且既有的研究成果对老子“道德之意”的阐发,缺乏形上追问与形下关切之间的通贯性。这种通贯性的缺乏,不仅导致对老子的“道德之意”的阐发不够完整,而被理解为“半截的”（1）道德学说,而且对老子致思之旨和终极关怀的理解也会出现偏差。针对既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循着老子形下的历史关切与形上的超越性导向相结合的思路,一方面以《老子》文本的历史性考察为起点,剖析老子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以及其构建哲学思想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深入到天人一体关系中,即在宇宙生命的整体性视域下,探析老子对道德的本根性理解。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将从老子“道德之意”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思维理路、具体意涵几个方面展开系统性论述。第一部分,厘清老子之所以要“深原道德之意”的历史缘由。循着形下的历史层面与形上的超越层面相结合的路线,对天下失序与“大道之失”发生的缘由,展开历史阐释和逻辑分析。具体来说,春秋时期出现的欲望的脱缰和生命的异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信仰体制坍塌所造成的危机,因此,很有必要对王权神授的宗教信仰体系中的天人关系展开反思。本文通过对肇始于“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成熟于西周的“德-礼”体系,以及春秋出现的“礼坏德衰”,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性阐述,来发掘其中周德与天命,礼制与宗法的内在关系,从而理解老子时代出现“德衰礼坏”的历史必然性。老子反思的是当“人伦关系”取代了“天人关系”成为万事万物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后,人们的生存境遇不再呈现出内在的生命原则和个体自然的差异性,而是被某种外在的、强力的秩序所裹挟,而无暇安性命之情。针对当时的现实问题,老子“深原道德之意”,从发生学的角度将“德衰”解释成为“大道之失”的结果。在老子看来,需要保持“不失”、且“有以为”的“周德”,难以超越氏族血亲伦理与王权政治的局限性。因而,他一方面通过“上德不德”的反向思维和否定形式,剥离“周德”的人伦衍义。另一方面,他试图从人性觉醒的角度,为人类道德寻找宇宙论根基,进而发出“尊道而贵德”的超越性指向。第二部分,梳理老子“道德之意”的思想渊源。即从史巫之学到致道之学的转化,从天命信仰到天道自然的转化。史官所具有的天道观念和省察历史逻辑的智慧,以及《周易》古经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和宇宙生命的整体图式,使得老子能够超越善恶观念的相对性,跳出价值判断的是非之域,追问的是道德的根源性内容。也就是说,老子基于万物的本根和宇宙生命的整体性视域,对“道德”的思考并非囿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由位分或职分决定的尽职尽伦的规范,而是从宇宙生命整体对于个体存在之意义开始的思考。第三部分,系统地阐释老子“道德之意”的思维理路。分别从老子的思想前提、思维路径和致思之旨三个方面的论证,发现老子的“道德之意”既形而上地追问万事万物之终极根源,又形而下地关切个体存在之真实。具体来说,就思想前提而言,老子基于宇宙生命系统的整体性视角,来思考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的终极根据;就思维路径而言,老子从对形下世界的关切出发,向上追问到宇宙的根基处,将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归根到形而上的方面去。反之,又从形上的追问中推衍出他对形下的现实关切;就致思之旨而言,老子旨在为人类生存活动之自然,寻求宇宙论的根据。系统性论证老子“道德之意”缘何能够实现形上追问与形下关切的贯通,避免被诠释成“半截子”的道德学说。第四部分,在老子“道德之意”具体内涵的逐一阐释中,体会老子对道德的本根性思考;发现老子的“道德之意”内蕴着“道”的始基性作用、“德”的个体性特征、“自然”的核心价值、以及“无为”的实现方式;并梳理这些具体意涵之间的关系,凸显“道德之意”在老子思想体系中的枢要地位。具体来说,“道生德畜”是宇宙整体生生不息的终极动力,是万物得以存在的至上根据,是个体生命得以自由的内在根基。而“尊道而贵德”就是维护宇宙生命的根本原则,是楔接神圣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个体道德得以实现的终极根据。老子“道法自然”的主张,既强调天人一体的整体性,又强调个体存在的差异性。那么,老子“道德之意”的核心意旨在于因任“自然”,而实现这一核心意旨则在于“无为”。总之,在老子“道德之意”的系统展开中,首先体会到老子对道德的本根性思考。即老子是在“周德”的反思基础上,提出“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的主张,实现了从有为之“德”向“上德不德”,从狭义道德向广义道德,从具体德目向根源性道德的回归。其次,发现老子将道德的始源内容和人的真实本性,都放置在天人一体的宇宙生命整体当中,在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中去思考人的价值问题。最后,发现老子关于“道德之意”的思考,实现了形下的历史关切与形上的超越性导向的贯通,即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结合、存有原理与应然原理的有机结合,是一套体系融贯的道德思想。也正是老子的这一思维理路,使得他对道德的本根性理解,呈现出“天之所与、人之所为”的双向度特征。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何帆^[3]（2021）在《契里柯绘画的尼采美学思想探究》文中认为乔治·德·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是20世纪意大利着名画家,是形而上画派的代表人物。本文认为契里柯绘形而上绘画中的三个重要主题——意大利广场系列、人体模型系列和阿里阿德涅系列受到了尼采美学思想的影响。契里柯是一个尼采主义者,他自认为和尼采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尼采散文中的神秘与孤独,以及其中关于意大利冷清、寂静的广场的描绘,成了契里柯创造梦幻广场形象的来源。尼采提出了对日常事物和场景抒情的重新评价,暗示在表象之下隐藏的意义,契里柯通过塑造一种具有隐喻的认知之谜和虚构特征的人体模型这一象征符号完成了自己的一次造物。阿里阿德涅系列中传达的忧郁气质也与尼采的忧郁状态相同,在表面宁静的背后,居住着生存的悲剧,这是一个与古希腊的原始问题相伴的悲剧,契里柯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面对悲剧的必然性,从而形成了其绘画中特有的神秘而忧郁的气质。本文从契里柯的三个系列作品中挖掘视觉图像和尼采的美学思想的互文关系,分析论证契里柯绘画中的尼采美学思想。

杨元飞^[4]（2021）在《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围绕尼采形而上学批判与重建之间的矛盾介绍了尼采的形而上学思想,尼采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所信赖的真理、逻辑、实体等都是人类为了生存人为伪造的结果,这种伪造的、抽象的、脱离现实的超验世界,贬低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阻碍了生命的发展。因此尼采打碎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念进而重估一切价值,而在尼采重新确立新的形而上学、价值体系之前,尼采首先要解决传统形而上学所暴露出的问题,亦即虚无主义。通过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论述以及结合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本文认为尼采的虚无主义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无限的怀疑意识,一种是传统形而上学是虚构的、否定生命的。随后尼采通过透视主义以及肯定生命的狄奥尼索斯形象对虚无主义的两种内涵加以对冲进而重建形而上学。这也就是说通过理解尼采的虚无主义与透视主义之间的关系,理解尼采形而上学批判与重建之间的矛盾。这种解释实际上认为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真理只是某时、某地、某人的真理,人们所持的真理取决于所持者的心性特质,在尼采那里健康的心性、旺盛的生命力可能首先要重要于精致的学说、深奥的理论。概言之,本文主要通过对透视主义的理解围绕尼采形而上学批判与文化批判之间的矛盾梳理了尼采形而上学思想。

姜丰^[5]（2021）在《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牟宗三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作为前辈的梁漱溟、熊十力相比,牟宗三的西方哲学功底更加深厚。而他的西学功底不仅在于对西方哲学流派的了解,更是建立在深厚的逻辑造诣基础上的。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末以来,在对牟宗三思想的研究已渐成显学情况下,关于牟宗三逻辑思想的专题研究仍可谓凤毛麟角。为了填补相应的学术空白,本文从逻辑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和名理之学等方面,对牟宗三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和解析。本文发现,牟宗三的逻辑思想中存在着由两条线索构成的独特结构。一条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逻辑哲学追问,确立理性主义的逻辑观。另一条则是基于这一逻辑观,自上而下地对逻辑学科及其各种分支、路向、学说做出界定和评价。基于这一发现,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释了作为牟宗三逻辑学说核心和起点的先验理性主义逻辑观的构建过程;第二章介绍了牟宗三从这一逻辑观出发,在广义逻辑概念下,对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区分,以及对狭义的形式逻辑发展历程的独特阐发。第三章主要揭示了牟宗三在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之后,通过“层层剥蕉”式的反省,追问辩证法区别于形式逻辑和归纳法的本质的过程。第四章则通过梳理牟宗三关于中国“名理之学”的阐释,解析他在会通中西方哲学的立场下,对中国逻辑心灵和理智精神发展的看法。本文认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值得商榷之处,但牟宗三在逻辑研究上仍展现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逻辑思想有其全面性、系统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在其自身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上,还是在整个现代新儒家学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乃至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史上,牟宗三的逻辑思想都有被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欧阳鹤立^[6]（2019）在《形而上语境下的影像与媒介》文中提出本文以影像史和哲学史的双重视阈,探讨影像与影像媒介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首先,基于最普遍的逻辑:影像是关于“存在”的影像,对影像史和哲学史中的“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在“存在”的基础上,影像作为“时间中的存在”显现,从而发现影像与存在的关系背后隐藏着的时间性和虚无。从未有无媒介之影像,当影像的形而上语境逐渐清晰,媒介的探讨就显得不可或缺,迄今为止,影像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媒介,即:化学媒介和数字媒介。作为化学媒介时代影像的诞生地——暗房与炼金术的关系背后隐藏着浪漫主义的精神和哲学史中“物”的形而上语境。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后,数学和理性主义科学成为影像媒介的核心要素,数字屏幕的全面登场使得影像的本质最终被归结为“虚拟物”。虚拟物的存在,使得“影像是关于存在的影像”这一逻辑受到了挑战,“存在”与“虚无”的辩证运动,成为推动影像研究的关键力量所在。

郑墩^[7]（2019）在《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文中研究说明宪法的正确解释取决于正确的宪法观,正确的宪法观取决于正确的国家观。宪法归根结底处理的是整体与个人的关系,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形成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国家观,二者都是建立在超验预设基础上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了解决二律背反,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应当对国家进行批判,这是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解决先验宇宙论二律背反给我们的启示。国家批判的首要环节是国家意识形态批判,在各种国家意识形态中,形而上学国家观最具代表性,首当其冲地应受到批判。国家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概念的界定,出于有利于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国家的核心要素应当界定为政治统治关系,那么国家就是政治统治的现象总和。国家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哲学基础批判,这些哲学基础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具有片面性,却借用普遍性的名义以偏概全,从而成为为政治统治辩护的工具。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的理论前提是古典形而上学批判,古典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哲学是同义语,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出现了诸多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为相应的形而上学国家观奠定了哲学基础,二者具有逻辑上的密切联系。形而上学国家观具备三种形态。首先,它可以区分成目的论的、理想主义的国家观和非目的论的、非理想主义的两种形态,后者只是本体论哲学的不自觉运用,将共同体的公意、传统、同质性等事物在本体论上预设起来,因此是纯粹的共同体主义国家观。其次,理想主义国家观又包含着极端与温和两种立场,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除理想之外毫不妥协,不承认其它事物的合理性,而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则将理想转化为理想层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调和。于是,极端理想主义、温和理想主义、共同体主义就成为形而上学国家观的三种形态,极端理想主义国家观以柏拉图、奥古斯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代表,温和理想主义国家观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为代表,共同体主义国家观则以卢梭、柏克、施米特为代表。形而上学国家观具备许多共同的本质特性,它们都具备意识形态性,都秉持整体主义立场,并且以自己的逻辑将部分人视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使他们获得统治他人的正当权力。形而上学国家观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对它进行批判并未完成全部的批判工作。此外,还应当对其它国家意识形态,如社会契约论、科学主义国家观展开批判,最后还要从正面对国家进行分析。批判工作只有同时具备批评意义和分析意义才能完整,从正反两面对国家展开批判,最终才能建构正确的国家观。以上工作应当分步骤进行,完成对国家的批判工作,具备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将有助于宪法的正确实施。从哲学史的视角出发,分析各种国家观的哲学基础,对它们展开深入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宪法学元理论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宪法学的基础研究,一般侧重于在政治哲学的学科范围内,对国家与宪法的元概念和元问题展开探讨,并将结论作为宪法学的理论基础。然而,世界观决定国家观,政治哲学的一般观念并非具有绝对的独立性,而是取决于具有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国家观归根结底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此,在哲学层面上进行研究,将更有利于准确理解各种国家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以产生的根源,而且,哲学基础批判能够加强批判错误国家观的现实效果,产生更强的说服力。所以,这种宪法学基础研究的新思路,不仅有创新性,而且能够抛砖引玉,以期对宪法学的发展做出绵薄的贡献。

张洁婷^[8]（2019）在《德里克·帕菲特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规范性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和核心问题,从西季威克的“应当”到摩尔的“善”无一不是在寻求标记规范性的基本概念。道德上的“应当”如何不依赖于“善”的价值来体现权威性,“善”的价值如何独立于“应当”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效力,这些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而在斯坎伦（1998）之后,“理由”作为规范性的首选标记开始深度介入道德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因为诉诸理由理解规范性能透现出道德上“应当”和“善”的双重诉求,即,理由本身具有应然性和价值承载的双重特性,这也是道德哲学研究理由转向的原因。所以,不同的规范性观点都开始试图通过诉诸理由来阐述其在规范性问题上的立场。但这实质上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理由是什么?德里克·帕菲特在各方观点论争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的观点,旨在说明理由是以一种不可还原的规范性事实的面貌出现,是规范性真理的真值条件。但这一非自然主义属性的规范真理的存在是不占有时空性质非本体意义上的可能存在。因此,也被称为“非自然主义非形而上的认知主义”或“非实在论的认知主义”。对“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厘清各种研究道德规范性的立场提供一个切入点,更重要的是,作为近年来研究道德规范性问题的新思路,为困扰着非自然主义实在论的“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规范性领域本身像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具有客观性,规范性事实或者理由可以与数字和逻辑等不具有时空属性抽象对象进行类比,但规范性领域本身是具有独特属性的场域,因此,理由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问题本身是自然科学语言的标准下所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适用于规范性领域。理由本身具有“较少”本体论意义,是指理由本身是一种相对于实际存在的可能存在,不能被认为是形而上学上中的抽象实体,理由是否存在是根据规范性的内部标准来确定,而规范性内部标准倾向将理由这种可能存在看成与实际存在一样客观。既然不是形而上的抽象对象,我们对理由的认知只能人们依赖理性的非因果方式,而理由本身的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让它具有不可还原的属性,同时具有规范性的独特权威。帕菲特的认知主义立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规范性事实是不可还原的且与自然事实不同的一类事物,不能还原成或等同于自然事实,任何用自然主义方法看待规范性事实都会令规范性消失或者“琐碎化”。第二,规范性事实或者理由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古怪”,与数学和逻辑等的抽象对象一样具有非时空属性,而因其是可能存在,所以,既不与柏拉图主义者所认为的抽象实体一样具有本体论的地位,也不像唯名论者认为的那样不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而关于本体论地位的问题却是个不完全清楚的问题,因此是具有较少本体论地位的抽象对象。所以,无论从唯名论还是实在论的立场来断言规范性事实或理由不存在是不合适的。第三,虽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断言规范性理由,但是规范性理由是在“最强意义”上为真,因其所具有的非本体论意义,对它的认知既不是依赖因果性效力而形成的关于该事实的信念或所谓的神秘“直觉”,也不依赖人对规范性事实的态度、欲望等知觉能力,而是依赖人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反思的能力。以上正是在与怀疑主义、非认知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观点交锋中形成的关于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的完整思路。本论文就是以道德规范性问题为切入点,对涉及道德规范性问题中元规范问题进行梳理和辨析,从对规范谓词的解读出发,紧紧围绕“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立场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竞争来梳理各个理论观点立场。在系统阐述德里克·帕菲特关于规范性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观点基础上,完成对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观点的拒斥,从逻辑上论证“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的合理性和理论优势。但自然主义,非认知主义以及非自然主义实在论都可能指出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在拒绝其他所谓“黯淡”观点时,其论证未能完全获得成功,因此并不能排除其它观点对规范性阐释的合理性。同时,帕菲特在理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观点解释负担过重,会造成理论上的不自洽,反而不能够作为理解规范性的首选。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形而上学承诺的规范性理由似乎无法为道德主张的意义和真值给出一个实质性的且“不琐碎”的解释。“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需要谨慎回应没有本体论位置的规范性理由如何能够是最强意义上的真。这或许与理由广义的本体论解释不自洽并且与极小主义的真理观不相容。但是,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声称存在着等待人类用理性去理解的不可还原的规范真理,并与非分析性自然主义、规范表达主义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是可以相容的,正是它们在寻找规范真理的路上解决了彼此之间的分歧,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赵浩^[9]（2018）在《“天”的伦理精神气质》文中研究说明与西方“上帝死了”的“世俗时代”比照,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无天”的“后伦理时代”,“天”的意义祛魅与价值塌陷导致一系列精神痼疾——人的存在家园丧失、道德行动失去终极依归、生活世界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分裂对立等,由此重塑“天”的形上意义与终极价值成为疏解上述思想谜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唯天为大”（《论语·泰伯》）,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范畴,“天”义含蕴广阔,复杂多元,“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孟子·万章上》）,如何通过“天”之所“示”澄明“天”之所是?依据中西交融视域下的精神哲学方法,作为“一”与“全”的形上理念,“精神”通过伦理道德的辩证体系通向“存在”本身,将“存在”理解为伦理实体构成的具体而现实的意义世界,以“精神”诠释“天”若合符节,从而呈现“天”深蕴的伦理精神气质:“天”经历层累生长的动态过程,最终走向最高的伦理实体;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天”又指代伦理实体所构成的“这个世界”,它是伦理道德一体的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概言之,“’天’—存在—意义世界—伦理实体”构成了“天”之气质显现的结构链。从这一理念出发,将“天”的伦理精神气质演绎为逻辑—历史—现实之“三位一体”的诠释系统,经由“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的原则串联,构成一个严密的“三篇六章”的论证体系。上篇“天”之“理”。第一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生长过程,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史与人类精神成长史,“天”依序从自然的“物体”、宗教的“神体”、理性的“本体”成长为精神世界中道德的“主体”、教化的“个体”与伦理的“实体”的统一,最终合一于伦理的“实体”。“天”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含摄其逻辑生长中所有的样态,它们分别指代不同逻辑阶段的存在本身,直至“天—伦理实体”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相互诠释。第二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之用,它塑造全新的存在论形态——伦理形而上学,其内涵为通过“天”—“伦”化生意义世界,通过“天”—“德”维系意义世界,以伦理道德的辩证体系诠释意义世界具体而真实之存在,从而凸显“伦”的存在论属性与证成“德”的终极来源,为伦理道德奠定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篇“天”之“道”。第三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历史生长过程,依据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天”经历了自然的天空、天象、天庭,并在天帝中开始精神萌芽,又经由天命—天道—天德—天伦—天理的发展转换,“天理”辩证综合多元的“天”义,以普遍理性与伦理总体性合一指代意义世界的存在,“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逻辑生长与历史生长高度一致。第四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历史之用,它塑造中国伦理的特殊形态,以走向意义世界的伦理形而上学为基础,既是“为己”的德行伦理,又是“安伦尽分”的规范伦理,“天”的伦理精神气质透过道德人格、道德情感与道德境界具体显示,“天”形塑了整个中国伦理学独特的精神气质。下篇“天”之“命”。第五章、第六章为“天”之伦理精神气质的现实之“用”,逻辑与历史合一之“天”最终要复归于当下的生活世界。在当代中国社会,“天”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风险:外在风险是生态危机可能导致意义世界覆灭,从而使得“天”义崩塌,存在难以为继,从“天”的伦理精神气质出发,以“天”为“天”的生态价值观有助于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价值观基础;内在风险是信仰危机致使人们怀疑一切,失去确定性的根据与归宿,使得“天”完全祛魅与世俗化,回归以“天”为中心的伦理信仰,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虚无、信仰真空问题,而且伦理信仰的本质是对“天—存在—意义世界”的信仰,它是中国人的终极信仰形态,伦理信仰更为平和包容,更符合对话文明的时代要求。经历漫长而艰辛的智慧之旅,“天”通过精神哲学的方法显现自身,天的伦理精神气质不同于以往对“天”的诠释,它融合多元的“天”义,并最终通向终极存在与终极信仰,重构我们的精神家园。“天学”已经显露雏型,呼吁更多的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投入“天学”的探究。

毛艳^[10]（2017）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文中研究指明在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时,人们往往容易出现这样一些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方法论视角批判了形而上学,因此笼统地认为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也是如此;马克思哲学中存在抽象、超验、理想等因素,从而认为马克思哲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马克思立足于感性世界批判了形而上学,因而抽象地认为马克思终结了形而上学。事实上,持有这些看法的人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实质及真正用意。澄清人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中存在的种种误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一,阐明了重新理解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原因。这是由重新理解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必要性决定的,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解。马克思从人类生存论的视域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不同于恩格斯从方法论的角度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马克思批判了某种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他批判了以古代形而上学、近代形而上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却并未终结形而上学。第二,阐述了西方形而上学批判的演变,突出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范式。与德国古典哲学、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相比,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呈现出了一种独特性:它不是理论批判而是现实批判;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第三,介绍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背景及逻辑进程。西方传统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热衷于以抽象、超验的方式探讨世界的本质及存在,由此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的理论渊源。当时德国社会的历史境遇为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奠定了现实基础。总体来看,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经历了这样一个逻辑进程:从法哲学批判到国家批判、从宗教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从哲学批判到资本批判。第四,探讨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中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不可否认,马克思哲学中确实存在某些形而上学“因素”,如超验、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其次,马克思不仅肯定抽象,也否定抽象,这并不能指证马克思学说的矛盾性,恰恰说明了他是以一种科学的、辩证的态度看待抽象;最后,由于形而上学是人类的本性,终结形而上学已经不可能。事实上,形而上学已经深入到了人类生存的骨髓之中。因此,以人类的生存为契机,探讨科学的形而上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第五,马克思对其他形而上学批判的超越。在这里,笔者论述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何以是其所是,如其所是地实现了对其他形而上学批判的超越,在此其基础上,阐明了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意义。

二、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论文提纲范文）

（1）形下关切与形上追问的通贯：老子“道德之意”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契里柯绘画的尼采美学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4）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形而上语境下的影像与媒介（论文提纲范文）

（7）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8）德里克·帕菲特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天”的伦理精神气质（论文提纲范文）

（10）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四、形而上学的“真实”与形而上的“真实”（论文参考文献）

• [1]形下关切与形上追问的通贯：老子“道德之意”的探析[D]. 张佩荣.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契里柯绘画的尼采美学思想探究[D]. 何帆. 湖北美术学院, 2021(09)
• [4]尼采形而上学思想研究[D]. 杨元飞.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牟宗三逻辑思想研究[D]. 姜丰.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形而上语境下的影像与媒介[D]. 欧阳鹤立. 云南艺术学院, 2019(01)
• [7]形而上学国家观批判[D]. 郑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8]德里克·帕菲特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研究[D]. 张洁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天”的伦理精神气质[D]. 赵浩. 东南大学, 2018(05)
• [10]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D]. 毛艳.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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