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商外资 投资信息（论文文献综述）
马悦[1]（2021）在《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自2013年上海设立自贸区开始颁布了第一版本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此开启了对负面清单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其后经历了不断的修改与推广实践,负面清单的内容也在不断缩减,直到2019年《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我国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一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鼓励外商投资者、刺激经济增长、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着重要作用,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2020年在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强烈冲击的情况下,我国引进外资1444亿元,实现逆势增长,成为全球第一引资大国,这是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不断完善外资准入的相关法律制度,逐步适应国际投资新形势的必然结果。但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不断探索与完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负面清单的有些规定存在较为模糊,不够明确具体的问题;负面清单与其他一些政策法规之间仍然存在不协调之处;针对负面清单有关的争议解决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图通过结合国内外的实践以及目前国内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情况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比如要不断细化负面清单的规定,加强表述的明确性;完善负面清单制度相关的配套制度,增强与其他政策规定的协调性;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王亚勇[3]（2021）在《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从“外资三法”中的雏形逐步发展到2020年正式通过立法确认建立,与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有密切关系,2020年生效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将国民待遇扩大至整个投资阶段,给予国内外投资者进入某一市场领域平等机会,考虑到可能产生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所以同时在法律中规定建立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所以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基础,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强化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其立法遵循的原则是非歧视原则——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投资条件相同的外商投资者,但对不同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因其母国可能会导致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不同,而认定其投资条件不同可能会采取不同措施,和监管平衡原则——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最后使用的审查措施,当其他制度可以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就不必启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在实施细则《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中创建了我国新的安全审查的机构——工作机制办公室。列举了投资可能产生国家安全威胁的领域。设计了安全审查的程序:由外商投资当事人申报启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负责审查并做出决定,做出的决定相当于由最高权力机构做出,不能进行上级复议。审查分为两个阶段:一般审查和特殊审查。我国对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与其他各国的审查制度结构相似,但是与国家安全审查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相比较,规定有些模糊、不细致,在法规中规定了外商投资的概念,但是对审查对象却没有规定,规定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作为审查标准来说并不明确,没有规定其他审查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审查机构权责不明确,如果采用审查权与决定权集于一身的模式,是需要审查机构具备较高的效能,但是我国的审查机构还很年轻,不确定是否能够做好审查工作,并且采用集于一身的模式更需要被监管,但是法规中没有提到监管机制。在审查程序设计上内容不完善,缺少合理性。借鉴他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立的历程,实践中的案例,结合我国立法的历程和目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细化审查内容方面,在审查内容中增加对外商投资者和境内企业的规定;审查机构权力分配选择采用审查权与决定权分离模式;在审查程序方面,增加各审查阶段的审查内容、审查机构的工作职责;设置审查前磋商程序;增加监督救济程序。
赵芸芸[4]（2021）在《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各国之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资本在各个国家进行流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外商投资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可以给东道国带来诸多益处,但也有一些问题随之而来,其中国家安全问题尤为明显。为了更好发挥引进外资的积极作用,世界各国逐渐探索建立外资安审制度,加强对外资准入国家安全方面的审查。我国的外资安审制度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标准、机构和程序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去年12月19日,在《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为主要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联合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安审办法》）,《安审办法》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安审制度经验,立足中国具体国情,总结近年工作实践,对外商投资安审制度做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规定。然而,目前的《安审办法》也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对我国目前的安审制度进行研究,加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仍存在较多问题:如立法分散且位阶较低,与其重要性不相适应;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标准和程序等设置也不尽合理,有些条文的规定模糊不清,在援引时理解存在差异,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全面保护;没有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没有对审查机构的监督程序,可能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在实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审查范围模糊不清、后续监管不力、外资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等诸多问题。要对其进行完善,改变这一现状,更好引进外资,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加以变通。通过对美国、德国相关规定的介绍,可以发现我国在提高立法位阶、扩大审查范围、给外国投资者提供有效救济方面都有值得完善的地方,针对我国目前情况,可以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提高立法位阶,使之与其重要性相匹配;扩大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将更多领域纳入进来,使审查范围更加全面;确立具体的审查标准,使审查结果有更具体的依据,使当事人信服;通过建立相应的证据调查程序、信息联动机制,完善审查监督程序等方法,改进我国的外资安审制度。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加快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立法进程,建立完善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在确立具体的审查制度时,要以我国目前的外商投资基本情况为依据,结合我国目前的立法进程,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立法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外资安审制度,以期在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任长秋[5]（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6]（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邵帅[7]（2020）在《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绩全球有目共睹,外资的引入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投资促进手段,来吸引外商投资,以此来发展地方经济,提高综合实力。本文选取了地方政府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协同合作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将协同论作为研究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协同论主要研究在不同类型的系统内,以自组织为基础,在序参量和控制参量的作用下,各子系统从无序状态转向有序状态,实现系统整体的协同运转。在公共管理领域,协同理论强调了政府主导作用和多方合作的作用,形成了异地政府间、政府部门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多维立体结构。本文构建了一套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系统,从府际协同、部门协同、政社协同三个维度,分析了无锡政府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协同表现和面临的困境。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协同的无序化、封闭化和低效化,是由于政府的制度缺陷、职能偏差和经济失衡等因素造成。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促进协同系统正常运转的内在机理出发,提出了优化建议。地方政府应通过完善相互协作的结构性规划、健全利益激励机制、加快推进投资促进工作市场化以及着力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等措施,提升协同效能,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顺利发展。
蒋泓泽[8]（2020）在《中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国际投资领域的主要模式是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使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并行。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条飞速运转的轨道,脱轨必然导致落后,因此自身定位和策略选择成为一国的首要难题。鉴于此,中国逐步开放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范围,顺应投资自由化的趋势,并且在最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第四条首次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由于这是一部针对全国范围有效的法律,对于此制度是否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实施,是否会产生障碍以及如何解决障碍,提出自己的意见。第一章介绍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发展进程。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起源于传统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原则首先以调整国际贸易的身份进入国际经济法领域,蕴含了“非歧视性原则”理念,古罗马私法中“自由民形式上平等原则”思想是这一理念的最初体现。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国民待遇在外国投资领域体现于“准入”阶段还是“营运”阶段。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缔约国投资者进入东道国投资市场时其某些投资行为享受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法律地位的待遇延伸至投资发生和建立前阶段,即“准入”阶段,这是一种领域更全面、范围更广泛的待遇,是对国民待遇的更深入发展,对投资自由化的高层次承诺。再通过分析比较国民待遇与公平公正原则、最惠国待遇这三种外资管理模式,以及加入不符措施这一外资待遇标准的外资管理制度。第二章分析我国在具体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障碍。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之“国民”概念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并非特别明确,外资企业也属于私营企业,但我国对于国内内资企业有专门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加以规制,对于外资企业,其在准入时受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限制,这是否符合国民待遇的内涵。对于新设立的外资企业以及原三资企业在五年内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责任公司,其中所涉及的部分概念是直接转换还是保留原有的称谓。安全审查所涉范围仅仅是针对负面清单中的领域,还是依据《国家安全法》对于国家安全可能达到重要影响的任何行业都需审查。内资企业受到《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调整,对于准入后的外资企业,专门制定《外资企业信息报告管理办法》是否与国民待遇相冲突。第三章介绍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国民待遇的不同国内立法,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分析总结出其中可以为我国所用的相关制度。美国的国内立法最先创建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这一制度;加拿大的国内立法并未明确规定准入前国民待遇,但从其与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中可以看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影子。发展中国家中的菲律宾则是确立了清单A和清单B,不同清单上的行业适用不同的准入标准。越南在对《外国人在越南投资法案》的三次修订中也不难看出其国内经济水平发展还未达到十分开放,因此其主要是发展国内经济,对于外资准入的国民待遇政策还未确立。接着再分析准入前国民待遇在国际双边以及多边投资协定相关模板中的提现,以及结合中国投资条约时间讨论我国使用国民待遇的未来发展道路。《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1994）》中首次提到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将国民待遇引入外资运营阶段,排除专门的投资准入条款。欧式BIT关于准入模式最大的特征是鼓励投资自由化和保护东道国自由裁量权并行。其双边投资协定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是“依据‘东道国法律’”和“鼓励投资”,以保护东道国权益为原则。NAFTA首次在区域性投资协定中开创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这一外资准入模式,其后的《美墨加协议》（USMCA）也采用了前述模式。在《多边投资协定（草案）》（MAI）中第3条规定中出现“设立”字眼,且规定允许缔约国对国民待遇作出例外规定,表明了草案适用外资准入国民待遇的立场。我国从逐步接受普遍的国民待遇、最低标准待遇,到准入阶段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再到准入后的国民待遇,最后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提出,迎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试行和推行。通过借鉴国外立法和国际双边及多边投资协定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水平、历史条件等因素在未来我国对外签订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中有关国民待遇的条款得到一定的启示。第四章对我国完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提出建议。立法而言,《外商投资法》对于国家安全的概念中安全审查的考量因素未明确,可参照《国家安全法》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补充解释。此外,《外商投资法》生效后,三资法及其配套实施法律法规均依法废止,外商投资合同仅适用于《合同法》的专门规定。在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于投资的定义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于《外商投资法》应保持一致。安全审查应仅针对负面清单所涉及的领域,继续提高负面清单所涉行业安全审查信息、国家安全的质量标准、审查过程的透明度。
蔡罗丰[9]（2020）在《税负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 ——基于各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文中提出上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际间的对外贸易和外资投资的水平不断提高,据《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外商投资总量不断翻新新的记录。据统计,我国1993年-2013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量连续21年高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个别年份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了外资投资的时代宠儿。但受2007年的次贷危机影响,全球贸易增速不断放缓,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各国均采取了一定的减税措施以期进一步吸引投资,以促进外商投资流入增长。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我国也出台了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结合以上实际,探讨如何更合理的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进而更大程度地刺激投资增长,特别是进一步吸引外资来华,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及时和必要。本文首先分析税负水平在税收营商环境整体中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外资企业承担的税负与直接使用的外资投资额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外资投资企业宏观税负及外资投资额的关系;再次,分析外商投资中出现的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的成因,就区位间税收竞争对外资投资额的影响进行阐述,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进一步验证;最后就实证结果和税负现状提出自己的建议。通过研究发现,税负水平对吸引外资存在负向影响作用,但在整个税收营商环境当中的影响力并不突出,特别是相比于一国或某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而言,影响程度处于较低区间。因此,我国要在下步加大对外资投资的吸引力,应当综合施策,致力于提升企业的综合获得感,以保持高质量投资流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柳艳丽[10]（2020）在《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是为大力引进外资及后续外资监管工作提供信息支撑的法律制度。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世界各国经济往来频繁,但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我国,外资监管问题越发重要起来。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是我国《外商投资法》引入的一项重要的外资监管方式。这一制度兼顾到了方便外资进入与为后续外资监管提供信息支撑,顺应了新时代下的外资政策。《外商投资法》正式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纳入其中,成为保障外资监管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将该制度纳入法律规定之中,但其具体内容还存在不完善之处,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提供完善建议。本文总共三章内容,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基本内容。细致的分析了该制度的特点、法理基础、价值、以及制度体系框架,理清了本文的论述对象。第二章主要论述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现状以及现实困境。第一部分是通过介绍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实践现状和发展历程以求理清该制度的现实情况,同时该部分也详细介绍了目前该项制度在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中的定位以及立法模式。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我国目前该项制度存在的不足,从制度本身内容存在的不完善之处以及预测该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出发,由此针对这两大层面的问题展开详细论述。第三章主要是承接上一章的内容,针对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在比较分析我国与一些主要国家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内容的基础上,从完善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本身的内容以及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运行机制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外商外资 投资信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商外资 投资信息（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3.研究综述评析 |
| (三)研究内容 |
| 二、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概述 |
| (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 |
| 1.外资准入 |
| 2.准入前国民待遇 |
| 3.负面清单 |
| (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 |
| 1.法无禁止即自由 |
| 2.法无授权即禁止 |
| (三)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内容 |
| (四)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特点 |
| 1.负面清单在形式上是关于一系列否定措施的列表 |
| 2.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均平等对所有投资主体开放 |
| 3.负面清单法律制度使国家对外资的事前监管模式转变为事中和事后监管 |
| 三、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适用 |
| (一)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实施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发展 |
| 1.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总结 |
| (二)我国进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时代 |
| 1.个别自贸区试点 |
| 2.全部自贸区试点 |
| 3.全国复制推广并上升为法律制度 |
| (三)《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中有关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规定 |
| 1.从立法层面确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 |
| 2,相关配套措施保障了负面法律清单制度的适用 |
| 3.强化负面清单法律制度下对外资企业的管理与监督 |
| 四、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外商投资法》中关于负面清单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1.对投资负面清单内外领域的审批及备案制度不够完善 |
| 2.存在通过间接投资规避负面清单管理的风险 |
| (二)负面清单与某些法律法规、行业政策的不协调 |
| (三)负面清单中部分管理措施较为模糊 |
| (四)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机制不完善 |
| (五)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争端解决机制有待完善 |
| 五、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细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的内容 |
| (二)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配套制度 |
| (三)提高负面清单的透明度 |
| (四)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监管 |
| (五)构建多元的争端解决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基本问题 |
| (一)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法律界定 |
| 1.外商投资国家安全的含义 |
| 2.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 |
| (二)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沿革 |
| 1.初步建立阶段 |
| 2.发展阶段 |
| 3.专门立法阶段 |
| (三)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定位 |
| 1.与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区分 |
| 2.与反垄断审查制度的区分 |
| 3.对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定位 |
| 二、与域外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比较评析 |
| (一)实体法比较 |
| 1.审查机构的组成和职责 |
| 2.审查对象 |
| 3.审查标准 |
| (二)程序法比较 |
| 1.启动程序 |
| 2.审查程序 |
| 3.处罚程序 |
| 4.减缓灵活适用措施 |
| (三)比较评析 |
| 三、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现状和不足 |
| (一)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现状 |
| 1.审查对象 |
| 2.审查标准 |
| 3.审查程序 |
| (二)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不足 |
| 1.审查内容不细致 |
| 2.审查机构职责不明 |
| 3.审查程序不健全 |
| 4.监督救济程序缺失 |
| 四、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 |
| (一)细化审查内容 |
| 1.增加审查对象的规定 |
| 2.明确审查标准的内容 |
| (二)明确审查机构职责 |
| 1.明确工作机制办公室的职责 |
| 2.明确工作机制办公室各部门的工作协调 |
| (三)健全审查程序 |
| 1.增加审查程序启动方式 |
| 2.明确各审查阶段的审查内容 |
| (四)强化监督救济程序 |
| 1.强化监督程序 |
| 2.强化最高院救济程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界定、理论依据及基本原则 |
| (一)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界定 |
| 1.外商投资的含义和形式 |
| 2.国家安全的概念和范围 |
| 3.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内涵 |
| (二)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理论依据 |
| 1.国家主权理论 |
| 2.国家干预理论 |
| 3.国家利益理论 |
| (三)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基本原则 |
| 1.非歧视原则 |
| 2.透明度原则 |
| 3.监管平衡原则 |
| 4.责任约束原则 |
| 二、我国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一)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内容 |
| 1.审查机构 |
| 2.审查范围 |
| 3.审查标准 |
| 4.审查程序 |
| (二)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
| 1.立法位阶较低 |
| 2.审查对象范围缺乏细化规定 |
| 3.审查标准设置不尽合理 |
| 4.审查机构运作规则不明确 |
| 5.审查程序的设置不全面 |
| 三、美国与德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借鉴 |
| (一)美国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
| 1.美国外资安审制度的主要内容 |
| 2.美国外资安审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
| (二)德国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
| 1.德国外资安审制度的主要内容 |
| 2.德国外资安审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
| 四、完善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建议 |
| (一)提高立法位阶 |
| (二)细化审查对象范围的规定 |
| 1.明确审查对象 |
| 2.改变审查范围的立法模式 |
| 3.扩大审查范围 |
| (三)合理设置审查标准 |
| (四)明确审查机构的运作规则 |
| 1.明确工作机制成员的分工和职能 |
| 2.完善工作机制决策制度 |
| 3.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司法救济 |
| (五)优化审查程序 |
| 1.建立证据调查程序 |
| 2.完善对外商投资的监督检查 |
| 3.构建外商投资信息联动机制 |
| 4.完善事后监督程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6）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外商直接投资 |
| (二)地方政府 |
| (三)投资促进和招商引资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机理分析 |
| 一、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的机理 |
| (一)地方政府在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中的行为方式 |
| (二)流动的公共性是政府参与协同的根本原因 |
| (三)随机涨落是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的基本效应 |
| 二、FDI投资促进协同系统的构成 |
| (一)FDI投资促进协同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开放系统 |
| (二)交叉利益是协同系统的序参量 |
| (三)营商环境是协同系统重要的外部控制参量 |
| (四)政治和经济动力是协同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 |
| 第二章 无锡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一、无锡市建立FDI投资促进协同机制的必要性 |
| (一)现实的紧迫性 |
| (二)政治要求 |
| (三)实践的可能性 |
| 二、当前无锡政府协同促进FDI的路径 |
| (一)府际协同 |
| (二)部门协同 |
| (三)政社协同 |
| 三、无锡政府促进FDI的协同机制分析 |
| 第三章 无锡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困境 |
| 一、府际协同困境 |
| (一)外资企业外迁无序低效 |
| (二)外资项目承接能力薄弱 |
| (三)园区共建模式推广困难 |
| (四)毗邻城市间争夺项目激烈 |
| 二、部门协同困境 |
| (一)园区之间无序竞争 |
| (二)项目信息协同效果差 |
| (三)合作招商专业素养不高 |
| (四)投后服务合作成效低 |
| 三、政社协同困境 |
| (一)第三方市场体量小 |
| (二)合作形式松散 |
| (三)存在中介欺诈现象 |
| 第四章 无锡政府协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
| 一、制度缺陷导致协同途径的无序化 |
| (一)区域政府合作法规缺失,路径无序 |
| (二)产业规划同构,定位无序 |
| (三)政绩评价体系不完善,权责无序 |
| 二、职能偏差导致协同体系的封闭化 |
| (一)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 |
| (二)政府招商引资报酬机制不顺 |
| (三)行政主导式的陈旧观念 |
| 三、地区间发展失衡导致协同效能的低效化 |
| (一)合作产业的关联度不高 |
| (二)基础配套支撑力不足 |
| (三)城市间资源配置差异较大 |
| 第五章 优化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协同机制的对策 |
| 一、完善结构性规划,促进协同系统的自组织运转 |
| (一)建立府际间的合作制度 |
| (二)完善城市内的统筹机制 |
| (三)明确区域引进产业的方向 |
| (四)建立公共问责与监督机制 |
| 二、健全激励机制,增强协同促进FDI的内在动力 |
| (一)完善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机制 |
| (二)优化绩效考核的激励体系 |
| (三)创新园区共建的运营模式 |
| 三、开放协同系统,推动FDI投资促进工作的市场化 |
| (一)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培育和管理 |
| (二)推进政府投资促进机构的市场化改革 |
| (三)加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合作 |
| 四、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协同系统的外部宏观因素 |
| (一)优化政策环境 |
| (二)提升社会生活环境 |
| (三)打造高效的政务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中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发展进程 |
| 第一节 国民待遇的特点及其内在价值 |
| 一、国民待遇的渊源及基本特征 |
| 二、国民待遇原则平等、自由与国家主权的平衡 |
| 第二节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产生背景及界定 |
| 一、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产生的经济背景 |
| 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与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具体落实中的问题 |
| 第一节 准入阶段出现的歧义 |
| 一、国民待遇含义模糊 |
| 二、设立或变更企业的相关概念不明 |
| 第二节 配套制度有待完善 |
| 一、安全审查范围的不确定性 |
| 二、内外资信息报告制度的不一致性 |
| 第三章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立法实践 |
| 第一节 外国国内立法实践 |
| 一、发达国家 |
| 二、发展中国家 |
| 第二节 国际条约的立法实践 |
| 一、双边投资协定 |
| 二、区域性投资协定的探索 |
| 三、中国投资缔约实践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立法衔接 |
| 一、《外商投资法》与其他部门法具体规定的衔接 |
| 二、国内立法与双边条约有关投资保护规定相协调 |
| 第二节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配套实施制度的完善 |
| 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相统一 |
| 二、提高安全审查的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税负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 ——基于各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框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税收负担与外商直接投资基本理论 |
| 2.1 营商环境有关分析 |
| 2.1.1 营商环境的定义 |
| 2.1.2 营商环境的相关测度指标 |
| 2.2 税收负担有关分析 |
| 2.2.1 税收负担的定义 |
| 2.2.2 税收负担的意义 |
| 2.2.3 税收负担的基本分类 |
| 2.2.4 税收负担的相关理论 |
| 2.3 外商直接投资有关分析 |
| 2.3.1 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 |
| 2.3.2 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
| 2.3.3 外商投资的影响因素 |
| 2.3.4 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4 税收负担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性分析 |
| 第3章 税收负担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性分析 |
| 3.1 税负水平在营商环境指标中的影响分析 |
| 3.1.1 税收营商环境概述 |
| 3.1.2 我国税收营商环境现状 |
| 3.1.3 税负水平对税收营商环境的影响分析 |
| 3.2 税负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3.2.1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动的税收因素 |
| 3.2.2 各类税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3.2.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情况 |
| 3.2.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的影响 |
| 3.3 税负水平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
| 3.3.1 地方税收竞争影响外资资本流动的机理探讨 |
| 3.3.2 我国当前外资投资区位选择情况 |
| 3.3.3 税负水平差异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结构的影响 |
| 第4章 税收负担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我国税负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实证分析的模型 |
| 4.1.1 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影响实证分析的模型 |
| 4.1.2 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实证分析的模型 |
| 4.2 数据检验与实证结果 |
| 4.2.1 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 |
| 4.2.2 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持续营造更高水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
| 5.2.2 进一步调整税负结构 |
| 5.2.3 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 |
| 5.2.4 持续推进内陆地区市场化发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基本概念 |
| 一、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定义 |
| 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特点 |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基本理论 |
| 一、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 |
| 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价值分析 |
| 第三节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一、外商投资信息报告义务的主体 |
| 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的内容 |
| 三、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公示和监督体系 |
| 四、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的法律责任 |
| 第二章 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实践 |
| 一、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产生 |
| 二、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功能定位和立法模式 |
| 一、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二、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立法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内容规定不完善 |
| 二、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豁免机制缺失 |
| 三、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管机制不完善 |
| 第三章 完善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措施 |
| 第一节 主要国家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分析 |
| 一、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内容与范围分析 |
| 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豁免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完善措施 |
| 一、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内容 |
| 二、引入外商投资信息报告豁免机制 |
| 三、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监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外商外资 投资信息（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法律制度研究[D]. 马悦.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3]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D]. 王亚勇.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我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D]. 赵芸芸.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1)
- [5]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6]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7]地方政府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无锡市为例[D]. 邵帅. 苏州大学, 2020(03)
- [8]中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D]. 蒋泓泽.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税负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 ——基于各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D]. 蔡罗丰. 集美大学, 2020(08)
- [10]我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研究[D]. 柳艳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