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粮食亩产量辨析（论文文献综述）
陈苏[1]（2020）在《土地租佃制度演变的历史考察——基于风险规避和博弈能力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基于风险规避和博弈能力视角,回顾了历史上土地租佃制度的变迁及其租佃形态特征,得到的结论是自唐中后期以来,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较为稳定,且当地租增值难以实现,即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使得粮食亩产上升缓慢或不变时,博弈能力是影响土地租佃制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唐中后期,大土地所有制再次快速发展,地主的博弈能力较强,所以土地租佃制度以定额租制为主;北宋以后,地主的经济力量减弱,博弈能力下降,佃农的博弈能力上升,所以土地租佃制度以分成租制为主。当地租具有增值的可能,即粮食亩产具有提高的潜力时,定额租制对地主和佃农都有利,南宋和清代前期就表现出了这一特征。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力量的较量,均是为了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从而进行地租博弈,这是一种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弈。
吴冲[2]（2020）在《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文中认为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而大遗址作为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对建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彰显城市与区域文脉、带动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75%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及郊野地区,这些大遗址区往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文物保护制度对工、农业生产实施严格控制,导致了大遗址区村庄普遍性的贫困问题,并且由于资本投入与文保限制的空间差异产生了遗址区村庄的不均衡发展,进而引发大遗址区社会冲突矛盾加剧和遗址区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反思。在全面践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紧迫性。大遗址区作为一个空间相对独立、管理部门权职交错、保护与利用影响交织、利益相关者众多的复杂地域系统,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问题研究需要跳出传统的“绝对空间”思维,从社会与空间相互影响的辩证逻辑中寻求答案。“空间生产”理论既有助于解决传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中“社会-空间”相互割裂的问题,也能够将大遗址区社会分化与空间不均衡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讨论。因此本研究结合大遗址区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建立具体化分析框架,通过“社会-空间”辩证法从空间实践与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中探寻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规律,以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角度揭示社会空间演变机制。首先,本文将空间生产理论与大遗址区现实情况相结合,建立大遗址区空间生产理论框架。在界定大遗址区空间范围与特征的基础上,基于“三元论”对大遗址区的社会空间本体划定,并论证空间生产理论在大遗址区的适用性,重点从权力、资本视角探寻遗址区“社会-空间”的辩证逻辑。其次,宏观上总结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发展特征。首先分析关中大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自然环境特征,论证自然环境对大遗址区乡村的影响。其次梳理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程,分析展示利用工作对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的影响。最终总结关中大遗址区乡村发展的普遍性特征规律。一方面借鉴哈维的三次资本循环理论大致划分出关中大遗址区发展阶段,分析资本驱动下居民实现再生产的模式与途径。另一方面,探究在空间权力让渡与分化过程对村庄居民生产方式调整的影响。这一部分研究既为具体案例地研究提供广泛的素材与依据,也在实践层面论证了空间生产理论对大遗址区研究具备普遍适用性。然后,选取秦始皇陵、乾陵、桥陵、耀州窑、雍城五处大遗址区作为典型案例地研究,分析具体案例地村庄的社会空间演变规律与特征。空间上,以行政村为基本统计单元,从“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两方面入手建立指标,采取生态因子分析法、社会空间分异指数明确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特征。时间上,通过比对分析90年代、2000年、2010年、2018年四个时间段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状况,总结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与特征,提炼出5种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最后,在分析5种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中“人地关系”与“人人关系”变化特征规律基础上,进一步从资本视角分析保护利用影响下大遗址区空间资本累积过程,从权力视角解读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各种制度性框架下居民为实现再生产而对自身生计模式调整过程,从资本与权力视角解析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规律并总结社会空间演变机制,提出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发展的优化建议。研究认为:（1）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大遗址区研究具有普遍适用性,大遗址区乡村发展体现出哈维所说的三次资本循环特征,权力与资本所支配的“第三空间”影响着遗址区乡村物质环境转变与社会变迁。（2）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大多呈扇形同心圆圈层结构。并且根据其演变规律总结出旅游服务业发展型村庄、农业发展型村庄、传统农业村庄、工业化与城镇化带动村庄、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等五种演变模式。（3）“人地关系”上,村庄聚落由原本单一的居住功能衍生出生产与消费职能,最终衍生出文化服务职能;“人人关系”上,早期村民自主生产或受雇于投资企业而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期乡村空间资本价值提升,居民与外来经营户形成房屋租赁合作关系,最后由于文化资本外溢,居民与旅行社、经营户产生广泛的业务往来。综上,本研究提出资本投入空间生产实践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原始动力,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内生因素,政府权力对利益群体的引导与规范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外部驱动。面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社会分层愈演愈烈的趋势,本文选取大遗址区乡村为研究案例,探寻社会弱势群体在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中如何实现自身再生产过程。在人本视角拓展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研究广度,也进一步丰富了空间生产的微观领域研究。对我国大遗址周边地区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解析,希望借此为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罗岸芷[3]（2020）在《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及品名研究》文中指出唐代茶叶,是中国古代茶叶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为中国茶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茶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探究唐代茶叶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对中国古代茶业史及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论文从唐代茶叶入手,结合古籍、地方志及现今研究进展,运用文献研究法、计量史学法、GIS技术制图法及比较研究方法,对唐代茶产区和产量、唐代茶叶及兴盛发展的原因及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第一部分是关于唐代茶产区和产量,是基于前人研究进行辨析整合得出结论。对唐代茶产区进行数据化、可视化对比分析,以探求盛唐和晚唐两个时期茶产区种植地域的变化规律。得出结论:盛唐产茶州共44个,晚唐产茶州114个;并运用图表分析总结了唐代茶产区分布特点规律:一是产茶州由聚集分布到广泛分散分布;二是产茶州由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扩大到各大水系流域;三是从经纬度上看,产茶区经度范围变化不大,纬度变化较大;四是由盛唐初步形成现今产茶区到晚唐全面形成现今四大产茶区。唐代茶产量根据零星文献,综合分析推测,得以窥见一斑,推测茶叶产量大约今制一亿斤、晚唐时茶叶亩产量远高于45.7斤/亩。第二部分是对唐代茶叶的具体列举分析,从行政区划、现今所在地、具体出处、与现今史料对比等方面具体考证唐代茶叶。结论表明:唐代名品荟萃、数量众多,共考证茶叶数达到181个,且唐代茶叶基本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剑南道、山南东道、淮南道及岭南道,共占总茶名总数84%;并与现引用最多论文《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对比分析,共增加名茶40个,但也存在14个名茶未能找到力证。第三部分主要是深入分析唐代茶叶发展的原因及历史意义,对经济、政治、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都有分析,从唐代以前良好的历史基础,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基础,安史之乱是唐代茶叶的发展契机,社会各阶层人物倡导及影响,自然条件与水上交通等方面分析讨论其原因;从增加唐代财政收入,繁荣唐代文化艺术,促进唐代民族融合及邻睦关系,奠定中国茶文化发展与传播的物质基础,推进了茶由物质符号逐渐转变成社会文化符号等方面探究其历史意义。唐代茶叶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其具体体现、发展原因及意义都难以面面俱到。每个章节择其要点具体论述,且每个章节界限分明但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结语部分简要概括本文观点并作出论述补充。
张开[4]（2019）在《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西北地区唐代的农牧业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广泛搜集资料,运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西北地区唐代的人口、土地垦殖、农作物结构、畜牧业、农牧关系、社会因素等方面内容进行探讨。由于农牧业生产在古代农业社会具有传承性,本文首先探讨了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农业基础。在地理环境方面,对西北地区唐代的气候冷暖、干湿状况进行了复原,在时间分辨率上得出更为详细的结论。结果表明,唐代的西北地区存在一个“干旱—湿润—干湿交替-湿润—干旱”的分布特征,干旱时段总体长于湿润时段,并且在区域内部存在差异。在农业基础方面,重点对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进程进行梳理。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发展除了受气候因素影响之外,政权边界和军事因素也是这一时期农牧业变动的重要因素。人口问题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工作。该部分研究中,首先对正史记载的版籍人口进行分时段汇总考辨,接着在土地承载力的视角之下,对活动在西北地区版籍以外的人口数量进行复原。涉及长期驻军数量、隐匿人口和游牧民族人口等方面,整体来看,开元、天宝之际籍外人口几乎达到同时期本区域内编户人口规模的一半。这些结论给后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思考依据。在土地垦殖层面,本文将西北地区唐代的土地垦殖分为军事屯垦和民间垦殖两部分进行论述。在论证屯垦规模的过程中建立了两套复原模型,军事屯垦的成效用长时期驻军的数量和单位士兵的粮食消耗量来与军屯数量相互验证;民间垦殖的规模则用基于户口数据的应授田数值和基于人均粮食的消耗量、粮食作物的单产求出的生存所需耕地量进行校正。二者均选取开元天宝之际作为时间剖面。结果显示,军事屯垦的规模及其成效在西北地区内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局部地区民间垦殖和军事屯垦的规模相差无几;在军事屯垦成效明显不足的地区,民间垦殖显然承担了弥补粮食缺口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和时空特征进行了讨论。将西北地区划分为渭水流域屯垦区、关内道黄河沿线屯垦区、河湟屯垦区、河西走廊屯垦区和西域屯垦区五个区域进行论述。理清各个屯垦区内屯垦的阶段性过程,总结出空间特征。最后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对区域内部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在分析农作物结构和畜牧业之后,可以发现粟类作物在此时的西北地区仍然居于主要粮食的地位。从赋税到官员的俸禄、从军粮到仓储系统,粮食作物都是以粟为主。畜牧业中的放养畜牧业在本研究区域内地位十分重要,关系到唐廷在西北地区的国防安全和衣食住行,在局部地区羊、马的重要性可以与耕牛相比甚至有所超越。从农牧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之间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放养畜牧业对粟类、豆类作物有所依赖,这些特定的农作物以草料的形式支撑着西北地区的放养畜牧业。而因放养畜牧业而起的军事行动、税草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作物结构进行调整并与之适应。这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农业选择过程。本文还探讨了农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问题。西北地区面积广大的沙漠和山地是农牧业存在和发展的天然限制。在适宜农牧业生产的区域内,水资源和地形地貌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综合性的。在不同区域,水资源和地形地貌的影响程度又是不同的。长时间尺度下的温湿组合波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农作物组合,给地区农业生产带来深远影响。在西北地区农牧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主体和国家政策是最为关键的人文因素。在劳动者主体层面,本文以“缓冲族群”来概括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农牧兼营者,他们的存在使该区域内的农牧业进程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在国家政策方面,人口政策及对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对本区域内的农牧业影响巨大,晚唐时期唐廷对河西陇右地区的经营政策与唐代前中期截然相反,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层面农牧业生产的衰退。但因为有“缓冲族群”的存在,西北地区农牧兼营格局依然存在并缓慢发展。
陈苏[5]（2018）在《产量预期、博弈能力与土地合约选择研究 ——基于20世纪三十年代卜凯农家调查数据》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传统的社会里,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更是政治、社会、经济的中心。井田制的瓦解,中国土地经济制度由此进入了私产的租佃制度,而真正意义上租佃制度得以快速发展并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从唐中后期两税法颁行开始,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但是19世纪中后期,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农村经济的加速商品化,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乡村手工业凋敝以及社会网络统筹跨时期收入转移等风险分散机制逐渐失效,与此同时,因战争而缺乏对农田基础设施的投入,使得自然环境制约愈加突出,这些变化不仅没有动摇土地所有制,反而加剧了农村阶级的分化。租佃制度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衰弱的根本原因,实行“耕者有其田”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首要目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近代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呈现衰退趋势,相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呈现发展与迟滞交替并存的局面。可见,土地租佃制度在资源配置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经济理论关于租佃制度下不同合约形式的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争论已久,实际经验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而且在相类似的农业生产地区出现几种合约并存的现象,交易成本对其解释力不够,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结果?从租佃制度的演进过程来看,定额合约逐渐取代了分成合约并占主导优势,那么前者存在的条件是什么?本文力求以地租为轴心,以经济学原理和工具对资源利用、配置、合约选择展开全方位的分析与解释。地租是超额利润的转化,但也面临土地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主要来源是不完全信息。在这种情形下,地主与佃农之间为了地租而进行博弈,以追求各自收益最大化。地主将土地委托给佃农耕种,并与佃农签订合约,这种经济行为可能是在完全信息下完成的,也可能是在不完全信息下完成的。但只要佃农是风险中性的,博弈的最优选择为定额合约,地主的预期效用（收益）相等。若佃农是风险规避的,不完全信息下博弈的最优选择是分成合约。因此,只有当其中一方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能力,那么土地合约就表现为对其有利的形式。基于理论分析,本文回顾了历史上土地租佃制度的变迁及其租佃形态特征,得到的结论是:自唐中后期以来,土地租佃制度的发展较为稳定。且当地租增值难以实现,即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使得粮食亩产上升缓慢或不变时,博弈能力是影响土地合约制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唐中后期,大土地所有制再次快速发展,地主的博弈能力较强,所以土地合约制度表现为定额租制为主;北宋以后,地主的经济力量减弱,博弈能力下降,佃农的博弈能力上升,所以土地合约制度表现出分成租制为主。当地租具有增值的可能,即粮食亩产具有提高的潜力时,定额租制对地主和佃农都有利。南宋和清代前期就表现出了这一特征。在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之后,本文围绕地租在资源利用中的经济功能、地租在风险条件下的不同合约形式以及地租增值情形下的合约形式。主要的实证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分成合约与定额合约的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将地租作为生产成本来看待,认为分成比例是由习俗决定的。本文对佃农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地租作为生产成本一部分,并将分成比例看作是每单位土地上其他要素投入量的一个函数,那么佃农受约束边际成本曲线发生了变化。在土地同质的情形下,以边际均等的原则来检验分成合约与定额合约资源利用是否具有效率。基于卜凯农家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土地同质的条件下,分成佃农、定额佃农和自耕农的土地边际生产力并不存在显着差异,即分成合约的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与定额合约相同。此外,土地边际生产力的相对差异,一方面导致土地租佃比率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租佃制度进行灵活的规模调整,进一步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内容二:风险规避、博弈能力与土地合约的选择风险规避定义,在预期平均收入相同的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倾向于较小的风险变化而不是较大的风险变化。随着主佃关系逐渐经济契约化,书面合约逐渐普遍,合约文书中常常附有“倘或年景歉收,悉照地方大例”、“无论年成好坏,均不得短少升合”等条款,这些条款是风险规避的地主和佃农,双方长期博弈的结果。可见,地主与佃农之间博弈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各自的最终均衡得益。基于此,本文以农户层面的生产系统风险指标衡量风险规避程度,以博弈地租率指标衡量主佃相对博弈能力。整理获得小麦产区5省12县的卜凯农家数据,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高,土地合约更多的表现为分成合约。在风险规避下,博弈地租率越高,即地主博弈能力越强,土地合约更多的表现为定额合约;反之,博弈地租率越低,即佃农博弈能力越强,土地合约更多的表现为分成合约。研究内容三:佃农经营能力与定额合约的匹配在传统农业中,要实现劳动、土地和资本得以卓有成效地运转,从而推动农业的增长,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一个有效率的制度,提供足够的激励效应。产权起核心作用,“有恒产者有恒心”。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与分成合约相比,定额合约下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佃农拥有完全剩余索取权,获得全部额外收益的经济激励。因此,合约演变的趋势是定额合约取代分成合约,在这种路径情境下,佃农需要提高自身能力从而强化这一选择的报酬递增机制。本文利用卜凯农家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当风险较低时,随着佃农经营能力的增强,带来土地产出的增加,土地合约更多的表现为定额合约。且在定额合约下,佃农更可能租入更大土地规模,而分成合约确实不利于土地资源配置到经营能力更高的经营者手中。总体上,存续两千多年的租佃制度是主佃双方的选择,为更自由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更灵活的资源配置提供了基础。租佃形态的演进是地主与佃农长期动态博弈的产物,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地主与佃农基于均衡得益和效用最大化目标,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合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土地租佃形态逐渐形成了定额合约的路径依赖,相当一部分的土地由经营能力较强的佃农承租,这对当今土地流转具有启示意义。
闵祥鹏[6]（2016）在《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文中认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主导下的实都政策是京畿物资供需失衡的根源,也是历代都城盛衰的关键。唐显庆至开元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变化即是受此影响导致政治中心变迁的实例。由于唐初京畿地区推行实都与限迁政策,长安人口在永徽末年已近历史最高值,人众地狭导致授田亩数、户均粮食量、余粮数额等持续下降。根据灾损比例与农户维持温饱的最低亩数的量化分析,可见永徽之际的京畿农户不仅储粮有限,且承灾能力极低。政府根本无法在这一地区收购余粮,仅凭关中租税与外粮已无法满足长安人口的增长。所以在实都与限迁政策下,京畿人口膨胀与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显庆至开元年间唐政治中心东移的主要因素。
杜海斌[7]（2013）在《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是国计民生的基础。粮食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稳定。研究唐代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可以加强唐代经济史的研究,深化对唐代社会的认识,而且可以为新时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旨在厘清“粮食安全”的基本概念,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研究本课题的必要性及准备采用的研究方法。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无专门研究唐代粮食安全的成果。只有一些学者在相关论着中有所涉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研究唐代的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论述唐代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唐代粮食作物分布广泛。北方黄河流域多种麦粟,部分地区兼营稻作;南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西南诸省多种植水稻,部分地方稻麦复种。耕地面积通过民间开发和屯田营田的方式得到了增加。由于生产技术在生产工具、耕作、栽培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加之水利建设成果显着,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粮食亩产量因地区和品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平均亩产达到一石以上。尽管在唐代289年间曾出现过歉收的年份,但总的来看,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业发展成为唐代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从而在根本上保障了唐代的粮食安全。第三章探讨影响粮食安全的各种因素。一般来说,自然环境、国家的粮食政策、粮食生产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战争的破坏、自然灾害、饮食消费习惯等,甚至包括人们对粮食安全的认知程度,对粮食安全都有影响。唐代统治者对粮食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前提,粮食调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手段,粮食消费是粮食安全的必要构成。因而往往能够与时俱进,出台了促进粮食生产的各种措施。唐代前期实行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后期实行的两税法都为粮食生产和调控提供了政策保障。唐王朝给予百姓的耕地能够保证缴纳政府的赋税和自家的消费,但是现实与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狭乡的百姓所拥有的土地面积难以满足政府赋税和自身生存的需求。人口与粮食安全也有关系,人口数量决定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投入决定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和效益,人口规模决定了粮食消费总量。唐代人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迅速增长,但人口分布不均,加剧了粮食分配和消费中的矛盾,唐政府不得不大规模地调运粮食或迁移消费人口,以解决粮食困难。战争严重影响粮食安全。有唐一代,曾爆发了若干次争夺粮食的战争,也出现了若干次因战争引发的粮食危机。此外,自然灾害也是破坏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唐人总结了很多应对灾害和粮食短缺的方法,尽量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减少粮食安全方面的隐患。第四章讨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各种措施。粮食安全应建立在粮食生产发展、粮食总量增加的基础之上。唐王朝实行以农为本、劝课农桑的重农政策,努力促进人口的自然增殖和非农人口的回归,减少政府对丁 口的劳役征发以保证农时不受干扰,颁布禁屠令以保护农业畜力,同时建立预防粮食危机发生的防范机制,保证国家手中掌握足够的粮食。此外,还鼓励社会存粮和百姓家庭存粮,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危机,缓解政府粮食压力。颁布多项赈济政策,通过对农户的救济迅速恢复社会农业生产力,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引导社会合理消费,节约粮食,形成生产、储藏、消费、再生产的合理模式。唐朝政府还采用疏通交通运输渠道增加粮食调拨能力,推广屯田营田缓解边军粮食供应压力,实行粮食籴粜以控制粮价平衡粮食供求关系,迁移消费人口以应对已经发生的饥荒等措施,保证粮食供应充足,预防和缓解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第五章阐明了粮食的各种社会属性,指出粮食充当国家税收、皇室供应、官吏俸禄、赈济物资的财政属性和作为军需品和外交媒介的特殊作用。与此同时对唐代粮食安全状况进行客观地评价,认为唐代推行了切实有效的巩固粮食安全的政策,拥有和谐平衡的人地关系和丰富多样的食物结构,人们的生活朴实节约,粮食的生产、消费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安全状态。最后总结唐代粮食安全给我们的启示,指出要重视粮食安全,培养国民的粮食安全意识,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建立完整的粮食仓储体系,提升国家对粮食的调控能力,实事求是,精打细算,走出粮食安全的种种误区,建立生产发展、产量稳定、储备充足、消费合理、人民幸福的国家粮食安全体系。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一是首次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唐代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弥补了前人研究之不足。二是对唐代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深入论述了唐代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的关系,研究了影响唐代粮食安全的各种因素,分析了唐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总结了唐代在粮食安全方面留下的经验教训。三是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尽管有些观点并不一定很成熟,但会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谭光万[8]（2013）在《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文中指出农业商品化是实现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内容与标志。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农业相结合、规模化农业与小农经营并存。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资源禀赋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对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进程进行探究，宏观的审视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从中发掘出具有现实意义的规律性认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应对当前农业商品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从而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从农业生产的三大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入手对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进程中土地制度演变对土地商品的制约、农业雇佣关系的演变以及农业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发掘，由此来展现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发展进程并探讨其制约因素。1.我国古代土地商品化发展的研究。从土地的基本属性出发，结合我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来研究我国古代土地商品化演进的历史规律，并探讨制度变迁与土地市场发育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虽然在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土地私有制就已经确立，但土地在古代社会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属性，决定了国家政权对土地商品化发展的强势干预。在唐以前的土地买卖，由于国家政权的强势干预，土地的买卖基本停留在土地价值实现不充分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溢出价值没有得到实现。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全，完全自由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唐中叶至清前期，在均田制被废除后，封建国家不再设立限制土地私有制和私有土地买卖的制度与法令。土地市场在相对自由和开放的制度体系下发展，土地的商品化得到较快发展，土地市场趋向合法和有序的方向发展。2.我国古代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研究。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首先需要考察的就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情况。带有政权强制的雇佣关系的长期存在难以推进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因此，从考察我国古代农业雇佣关系的历史演变入手，来探究农业劳动力商品化发展的情况。我国古代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始终处于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相对自由、平等和市场化的农业雇佣关系并未在劳动经济关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明清时期农业雇佣双方依附关系的减弱和双方地位的趋向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进程。3.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资金商品化的研究。从我国古代农业借贷市场的发育入手来进行研究。我国古代农业借贷可以划分为国家和民间两大层级，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总体特征。我国古代国家农贷主要以无息和低息形式进行，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和生产需要，维系农业再生产顺利开展。我国古代民间农业借贷既是农业生产者维持和扩大农业生产，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也是民间资本渗入农业生产领域的重要方式。我国古代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从不同层面上对农业商品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4.我国古代商品性农业发展的研究。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农业商品化程度的重要体现。我国古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业的独立与商品化发展，其次便是粮食的商品化。第五章以经济作物种植业为中心进行考察，在探究我国古代经济作物种植业如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性生产部门的基础上，对商品化的土地、劳动力、资金在经济作物种植业中的渗透和组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六章则从我国古代粮食供需的角度入手，对我国古代粮食生产水平、消费群体、粮食市场以及粮食的运销进行宏观的考察和分析，进而探究我国古代粮食商品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认识。5.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宏观审视与现实启示。首先，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和封建制度约束的历史背景下，对我国古代传统农业商品化发展实现的突破和演变的限度进行了考察。其次，对我国传统农业商品化对传统农业及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论述。最后，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当今农业商品化发展提供借鉴。
魏华仙,刘双怡[9]（2009）在《1980年以来宋代粮食问题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
张仁杰[10]（2009）在《汉唐粮食亩产反映的度量衡问题》文中提出汉代、唐代乃至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亩产均记为当时的一石,这是个有趣的现象。粮食亩产量、度量衡制、亩制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三者的变化要一定的规范,在变化中是相互关照的。"石"本为重量单位,但在亩产量上也为容量单位,度量衡在设定时就已照顾到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历代存在着以黍粒检校度量衡的制度,这种制度又必然与黍粒的变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唐代粮食亩产量辨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代粮食亩产量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土地租佃制度演变的历史考察——基于风险规避和博弈能力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粮食生产的历史演变 |
| (一)土地生产率的历史变化[CD12] |
| (二)气候及旱灾水灾的历史变化 |
| 二、土地租佃制度的历史演变 |
| (一)租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二)地租形态的历史变化 |
| (三)主佃关系的历史变化 |
| 三、对土地租佃制度历史变化的探讨 |
| 四、结论与讨论 |
（2）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主要概念界定 |
| 1.1.1 大遗址与大遗址区 |
| 1.1.2 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 |
| 1.1.3 社会空间 |
| 1.1.4 乡村与乡村社会空间 |
|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社会空间演变相关基础研究 |
| 1.3.2 社会空间生产的相关研究 |
| 1.3.3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空间演变研究 |
| 1.3.4 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研究 |
| 1.3.5 相关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价值与影响相关理论 |
| 2.1.2 乡村聚落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1.3 传统“社会-空间”二元对立分析理论 |
| 2.1.4 空间生产理论及其相关延伸理论 |
| 2.2 空间生产理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研究的适用性与独特性 |
| 2.2.1 空间生产理论导向下大遗址区社会发展的时空观转变 |
| 2.2.2 空间生产理论对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的适用性 |
| 2.2.3 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的独特性 |
| 2.3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分析方法 |
| 2.3.1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的主体及其作用 |
| 2.3.2 大遗址区乡村空间生产的“社会-空间”辩证逻辑 |
| 2.3.3 “三元论”导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分析方法 |
| 第三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及其空间生产特征 |
| 3.1 关中大遗址数量及展示利用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的比较 |
| 3.1.1 关中大遗址的数量与分布在全国范围的比较 |
| 3.1.2 关中大遗址展示利用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比较 |
| 3.2 关中大遗址区自然环境因素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 |
| 3.2.1 关中地区自然环境与大遗址分布 |
| 3.2.2 关中大遗址类型及选址产生的大遗址区自然条件差异 |
| 3.2.3 大遗址区自然环境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
| 3.3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因素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
| 3.3.1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进程与保护利用模式 |
| 3.3.2 关中大遗址保护利用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
| 3.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生产特征 |
| 3.4.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循环特征 |
| 3.4.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管理制度变迁特征 |
| 3.4.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空间实践特征 |
| 3.4.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产业变化特征 |
| 3.5 关中大遗址区类型划分与社会经济特征 |
| 3.5.1 关中不同自然条件禀赋的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特征 |
| 3.5.2 关中不同影响力级别的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特征 |
| 3.5.3 关中不同发展阶段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
| 第四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过程与特征 |
| 4.1 案例地选取与数据获取 |
| 4.1.1 典型案例地选取 |
| 4.1.2 数据获取 |
| 4.2 分析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分析方法与步骤 |
| 4.2.2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3 空间生产理论下的指标体系 |
| 4.3 案例地大遗址保护利用及其大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1 秦始皇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2 乾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3 桥陵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4 雍城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3.5 耀州窑大遗址保护利用与遗址区乡村概况 |
| 4.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4.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主因子及其空间分布 |
| 4.4.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 |
| 4.4.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 |
| 4.5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结构特征的提取 |
| 4.5.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共性特征 |
| 4.5.2 关中各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差异性特征 |
| 4.6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与分异过程 |
| 4.6.1 90年代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6.2 2000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6.3 2010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与分异 |
| 4.7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的演变规律与演变模式 |
| 4.7.1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主因子的变化 |
| 4.7.2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分异指数的变化 |
| 4.7.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 |
| 4.7.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模式的提炼与比较 |
| 第五章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的影响因素 |
| 5.1 人地关系: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生产方式的调整 |
| 5.1.1 内圈层:旅游服务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2 中圈层Ⅰ:农业发展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3 中圈层Ⅱ:传统农业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4 外圈层Ⅰ:工业化或城镇化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1.5 外圈层Ⅱ: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生产方式调整 |
| 5.2 人人关系: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生产关系的转变 |
| 5.2.1 内圈层:旅游服务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2 中圈层Ⅰ:农业发展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3 中圈层Ⅱ:传统农业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4 外圈层Ⅰ:工业化或城镇化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2.5 外圈层Ⅱ:采掘业控制型村庄社会生产关系转变 |
| 5.3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循环的逻辑解释 |
| 5.3.1 大遗址区乡村农业相关的资本累积 |
| 5.3.2 大遗址区乡村工业化或城镇化中的资本累积 |
| 5.3.3 大遗址区乡村旅游服务业中的资本累积 |
| 5.4 关中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变迁的逻辑解释 |
| 5.4.1 大遗址区乡村空间生产主体的利益诉求 |
| 5.4.2 三次资本循环中大遗址区利益主体权力的空间化 |
| 5.4.3 三次资本循环中管理制度调整与空间主体利益关系的互馈 |
| 第六章 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机制 |
| 6.1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基本动因 |
| 6.1.1 大遗址展示利用的溢出效应 |
| 6.1.2 资本增殖性的内在驱动 |
| 6.2 大遗址区空间生产主体对乡村社会空间的作用路径 |
| 6.2.1 政府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 6.2.2 市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 6.2.3 地方社区对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作用路径 |
| 6.3 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 6.3.1 资本投入空间生产实践是原始动力 |
| 6.3.2 居民生产关系调整转变是内生驱动 |
| 6.3.3 权力对利益群体的引导与规范是外部动因 |
| 第七章 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建议 |
| 7.1 优化的原则与价值判断 |
| 7.1.1 保护还是发展 |
| 7.1.2 谁的乡村 |
| 7.1.3 谁的遗址 |
| 7.2 明确各利益主体的空间权力边界 |
| 7.2.1 政府的职能定位与权力边界 |
| 7.2.2 顺应资本循环规律的市场引入 |
| 7.2.3 乡村社区发展权力的赋予 |
| 7.3 空间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 |
| 7.3.1 共建共享的空间实践 |
| 7.3.2 开发利用共同参与的制度 |
| 7.3.3 基于空间公平的补偿机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村庄资料统计问卷 |
| 附录二 :居民家庭统计问卷 |
| 附录三 :文管部门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1.发表学术论文 |
| 2.参与项目获奖情况 |
| 致谢 |
（3）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及品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缘由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唐代茶产区 |
| 1.3.2 唐代茶叶产量 |
| 1.3.3 唐代茶叶 |
| 1.3.4 唐代茶叶其他方面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及难点 |
| 2 唐代茶叶产区与产量 |
| 2.1 唐代茶叶产区 |
| 2.1.1 盛唐时茶叶产区及分布特点 |
| 2.1.2 晚唐时茶叶产区及分布特点 |
| 2.1.3 唐代茶产区种植地域变化及规律 |
| 2.2 唐代茶叶产量 |
| 2.2.1 据文献直接记载推论 |
| 2.2.2 据茶税推论 |
| 2.2.3 据贡茶推论 |
| 本章小结 |
| 3 唐代茶叶品名 |
| 3.1 唐代关内道茶叶 |
| 3.2 唐代河东道茶叶 |
| 3.3 唐代河南道茶叶 |
| 3.4 唐代淮南道茶叶 |
| 3.5 唐代江南道茶叶 |
| 3.5.1 唐代江南东道茶叶 |
| 3.5.2 唐代江南西道茶叶 |
| 3.5.3 黔中道茶叶 |
| 3.6 唐代山南道茶叶 |
| 3.6.1 唐代山南东道茶叶 |
| 3.6.2 唐代山南西道茶叶 |
| 3.7 唐代剑南道茶叶 |
| 3.8 唐代岭南道茶叶 |
| 3.9 其他茶叶 |
| 3.10 唐代各道茶叶数量对比分析 |
| 3.10.1 唐代各道茶叶数量分析 |
| 3.10.2 与现有资料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4 唐代茶叶发展原因及意义 |
| 4.1 唐代茶叶发展原因 |
| 4.1.1 良好的历史基础 |
| 4.1.2 盛唐社会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
| 4.1.3 安史之乱是唐代茶叶的发展契机 |
| 4.1.4 社会各阶层人物倡导及影响 |
| 4.1.5 良好的自然条件与水上交通 |
| 4.2 唐代茶叶兴盛的历史意义 |
| 4.2.1 增加唐代财政收入 |
| 4.2.2 繁荣唐代文化艺术 |
| 4.2.3 促进民族融合及邻睦关系 |
| 4.2.4 奠定中国茶文化的物质基础 |
| 4.2.5 茶由物质符号转变成社会文化符号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说明 |
| (一) 时间范围 |
| (二) 关于唐代分期的划定 |
| (三) 研究地域的划定 |
| (四) 本文所用文献史料说明 |
| 三、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人口研究 |
| (二) 屯垦及农业开发研究 |
| (三) 主要农作物及其分布研究 |
| (四) 畜牧业研究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气候背景与农业基础 |
| 第一节 气候冷暖干湿状况复原 |
| 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及其参考意义 |
| 二、文献记录中的冷暖干湿状况 |
| (一) 强对流天气所见冷暖气团的分布时段 |
| (二) 干湿状况与冷暖气团互动 |
| 第二节 前代农业基础的传承 |
| 一、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 |
| (一) 陇右及其以西地区的农业 |
| (二) 关内道北部地区的农业 |
| 二、魏晋至隋代农牧形势变化及其特点 |
| 三、秦汉魏晋时期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带摆动的几点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区域人口规模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版籍所载的户口考订 |
| 一、贞观年间户口数据 |
| 二、唐代中后期户口数据 |
| 第二节 土地承载力视角下的常驻人口推测 |
| 一、长期驻军数量 |
| (一) 唐代西北地区军事形势变化概述 |
| (二) 史籍所载节度、军镇及其兵马数量 |
| (三) 驻军兵马数差异的军事形势解读 |
| 二、其他人口数量 |
| (一) 隐匿户、客户、僧尼的数量 |
| (二) 游牧族群的人口数量估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垦殖的规模 |
| 第一节 农耕业的制度保障及屯垦必要性的阶段变化 |
| 一、制度保障——均田制是否施行的争议、军事屯垦制度的奉行 |
| 二、屯垦必要性的转变——以军屯为例 |
| (一) 武德至贞观初屯垦的必要性 |
| (二) 贞观至天宝年间屯垦必要性的变化 |
| (三) 安史之乱后西北屯垦必要性的转变 |
| 第二节 军事屯垦的规模及成效 |
| 一、屯田数量的直接换算 |
| 二、基于军队数量的屯田成效的间接验证 |
| 第三节 民间垦殖规模估算 |
| 一、垦殖面积的重建模式及方法流程 |
| 二、垦殖面积重建的指标选择 |
| 三、西北地区天宝年间民间垦殖面积的估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及时空特征 |
| 第一节 渭水流域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二节 关内道黄河沿线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三节 河湟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四节 河西走廊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五节 西域垦殖区 |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 第六节 土地垦殖的时空特征 |
| 一、军事屯垦的整体特征 |
| (一) 关中——陇右地区是“发源地”和“战略保障地” |
| (二) 凉州、灵州——三受降城是军事屯垦的重心所在 |
| (三) 中唐以前鄯州、龟兹是屯垦的前锋地带 |
| (四) 两次军事屯垦高峰期及其分布区域 |
| 二、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 |
| (一) 贞观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 (二) 开元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 (三) 天宝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牧生产结构与农牧关系发展过程 |
| 第一节 主要粮食作物及其分布 |
| 一、粟类作物及其分布 |
| (一) 粟类作物的地位 |
| (二) 粟类作物的生长时限及其生产条件需求 |
| (三) 粟类作物的分布 |
| 二、麦类作物及其分布 |
| (一) 麦类作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 |
| (二) 麦类作物的地位变化及其生产的限制性因素 |
| 三、“杂种”类作物及其分布 |
| (一) 稻类作物的时空分布 |
| (二) 豆类作物在本区域内的农业地位 |
| 第二节 畜牧业的分类与规模 |
| 一、畜牧业在唐代西北地区的地位 |
| 二、唐代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分类 |
| (一) 传统游牧地区的游牧型畜牧业和放养型畜牧业 |
| (二) 官营畜牧业和民间私牧 |
| 三、主要牲畜品种及其生产规模 |
| (一) 主要的牲畜品种 |
| (二) 主要牲畜之间的比例及其规模 |
| 第三节 农牧关系及其发展演变 |
| 一、放养畜牧业与特定粮食作物 |
| 二、“刍藁”所见的税草问题 |
| 三、税草、作物结构与放养畜牧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牧发展过程中自然与人文的交汇 |
| 第一节 农牧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因素及其可能性影响 |
| 一、自然环境对农牧格局的限制 |
| (一) 沙漠山地是农牧存在与发展的天然限制因素 |
| (二) 水资源与地形地貌综合作用下的农牧格局 |
| 二、温湿组合与作物组合的可能性关联 |
| 第二节 农牧过渡地带上的“缓冲族群”及其农业角色 |
| 一、“缓冲族群”的界定 |
| 二、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缓冲族群”的存在及其变化 |
| 三、唐代西北地区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发展 |
| (一) 唐代前期的“缓冲族群”及其农牧转化过程 |
| (二) 唐代中后期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 |
| 第三节 政策与地区农牧发展 |
| 一、人口政策及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 |
| (一) 中唐以前的“招徕人口”与括户政策 |
| (二) 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及其争议 |
| 二、唐廷对河西陇右“失陷之地”的态度及后续经略 |
| (一) 失陷之际唐廷的态度 |
| (二) 晚唐社会对已经“失陷之地”的态度 |
| (三) 河西陇右的收复及唐廷的处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产量预期、博弈能力与土地合约选择研究 ——基于20世纪三十年代卜凯农家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假说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说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分成合约的古典观点 |
| 2.1.2 分成合约的新古典观点 |
| 2.1.3 合约选择的研究 |
| 2.1.4 国内相关研究 |
| 2.1.5 简要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地租理论 |
| 2.2.2 风险与不确定理论 |
| 2.2.3 预期效用理论 |
| 2.2.4 博弈理论 |
| 2.3 概念界定 |
| 2.3.1 小农 |
| 2.3.2 土地合约 |
| 2.3.3 风险 |
| 2.3.4 博弈能力 |
| 3 理论分析:基于不同信息结构下的博弈视角 |
| 3.1 不同信息结构下的最优土地合约选择 |
| 3.1.1 不完全信息下的合约选择 |
| 3.1.2 完全信息的最优合约安排 |
| 3.2 不同信息结构下风险态度组合的社会总效用比较 |
| 3.3 本章小结 |
| 4 历史上的土地租佃制度 |
| 4.1 土地租佃制度的历史演变情况 |
| 4.1.1 租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4.1.2 租佃形态的历史变化 |
| 4.1.3 主佃关系的历史变化 |
| 4.2 粮食生产的历史演变 |
| 4.2.1 土地生产率的历史变化 |
| 4.2.2 气候及水灾旱灾的历史变化 |
| 4.3 见微知着:对土地合约制度历史变化的探讨 |
| 4.4 本章小结 |
| 5 马歇尔分成合约资源利用“无效率”的再检验 |
| 5.1 分析框架与假说提出 |
| 5.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投入要素 |
| 5.2.3 作物之间的选择 |
| 5.2.4 数据情况 |
| 5.3 实证结果检验 |
| 5.3.1 模型估计结果 |
| 5.3.2 基于土地边际生产力考察资源利用效率 |
| 5.4 本章小结 |
| 6 风险规避、博弈能力与土地合约选择 |
| 6.1 主佃之间力量强弱的体现 |
| 6.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 不同农区粮食生产风险情况 |
| 6.3.1 风险的度量 |
| 6.3.2 不同农区粮食生产风险特征 |
| 6.3.3 不同风险状况下合约形式的差异 |
| 6.4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变量说明 |
| 6.4.3 数据情况 |
| 6.4.4 计量模型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经营能力、产量增加与定额合约的选择 |
| 7.1 租佃制度实现对耕者的择优 |
| 7.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7.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说明 |
| 7.3.3 数据说明 |
| 7.4 实证结果检验 |
| 7.4.1 模型估计结果 |
| 7.4.2 基于土地规模的进一步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永徽六年京畿人口规模 |
| 二、京畿地区灾损与余粮 |
| (一)灾损程度 |
| (二)维持温饱的最低亩数 |
| 三、关内粮食供给的最高口数 |
| 余论 |
（7）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当代粮食安全理论 |
| 二、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二章 唐代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 |
| 第一节 粮食种类和产地分布 |
| 一、谷类作物的分布 |
| 二、麦类作物的分布 |
| 三、稻类作物的分布 |
| 四、其他作物的分布 |
| 第二节 粮食生产的发展 |
| 一、粮食产量估算 |
| 二、耕地面积的增长 |
| 三、粮食生产技术的提高 |
| 四、水利设施建设 |
| 第三节 生产经验的总结 |
| 一、《四时纂要》 |
| 二、《耒耜经》 |
| 三、其他几种农书 |
| 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与传播 |
| 第三章 影响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唐人对粮食安全的认知 |
| 一、粮食安全意识 |
| 二、粮食安全底线 |
| 三、粮食安全制度 |
| 第二节 人口与粮食安全 |
| 一、唐代人口数量 |
| 二、人口地域分布 |
| 三、京师人口构成 |
| 四、逃亡人口问题 |
| 第三节 战争与粮食安全 |
| 一、战争对粮食安全的需求 |
| 二、缺粮问题对战争的影响 |
| 三、战争对粮食安全的破坏 |
| 第四节 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 |
| 一、唐代发生的自然灾害 |
| 二、自然灾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第四章 唐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 |
| 第一节 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
| 一、实行重农政策 |
| 二、保障农业劳动力 |
| 三、减轻农民负担 |
| 四、保护耕畜 |
| 第二节 预防粮食危机 |
| 一、建立仓储体系 |
| 二、制定各种救济制度 |
| 第三节 化解粮食危机 |
| 一、调拨粮食 |
| 二、籴粜余粮 |
| 三、外出就食 |
| 第五章 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粮食的社会属性 |
| 一、粮食是财政物资 |
| 二、粮食是军需品 |
| 三、粮食是外交媒介 |
| 第二节 唐代粮食安全的评价 |
| 第三节 唐代粮食安全的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存在问题与不足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基本界定 |
| 1.3.2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3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代生产关系主导下的土地市场发育 |
| 2.1 我国古代土地的基本属性与价值实现 |
| 2.1.1 历史视野下土地的概念与属性 |
| 2.1.2 我国古代社会土地的价值实现 |
| 2.2 国家强势干预下土地商品化的曲折演进 |
| 2.2.1 “田里不鬻”土地买卖禁令的突破 |
| 2.2.2 土地商品化的初步发展 |
| 2.2.3 均田制束缚下土地商品化的突破 |
| 2.3 相对开放的制度体系下土地市场的多维发展 |
| 2.3.1 宋清土地市场发育的特征 |
| 2.3.2 宋清间土地市场交易秩序趋于完善 |
| 2.3.3 宋清间土地商品化程度加深 |
| 第三章 古代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关系及历史演变 |
| 3.1 农业雇佣关系的衍生与民间发展 |
| 3.1.1 农业雇佣关系的衍生与初步发展 |
| 3.1.2 战国秦汉至唐宋间农业雇佣双方地位探析 |
| 3.1.3 战国秦汉至唐宋间农业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 |
| 3.2 国家干预与农业雇佣的法制化 |
| 3.2.1 元代国家农业雇佣行为的常态化 |
| 3.2.2 元代民间农业雇佣行为的规范化 |
| 3.2.3 元代农业雇佣关系的法制化 |
| 3.3 农业雇佣的普遍化与农业雇工身份的变化 |
| 3.3.1 明清农业雇佣行为的普遍化 |
| 3.3.2 清代农业雇工市场的出现 |
| 3.3.3 清代农业雇工法律地位的提升和人身趋向自由 |
| 第四章 古代农贷关系及资本市场的多元发展 |
| 4.1 我国古代国家农贷的发展演变 |
| 4.1.1 西周秦汉时期国家农贷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
| 4.1.2 魏晋南北朝国家农贷的区域性延续 |
| 4.1.3 隋唐至明清时期，常平义仓制度演变下国家农贷的发展 |
| 4.2 我国古代民间农贷的历史演进 |
| 4.2.1 民间农贷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
| 4.2.2 放贷主体的多元化与借还形式的多样化 |
| 4.2.3 民间放贷机构的发达与民间农贷的高利化 |
| 4.2.4 族群化的职业放贷商人与复利盛行 |
| 4.2.5 农业生产性借贷的增长与预押借贷的出现 |
| 4.3 农业资本市场发育对农业商品化的影响 |
| 4.3.1 国家农贷对农业商品化的影响 |
| 4.3.2 民间农贷的演进趋势及其影响 |
| 第五章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商品化发展 |
| 5.1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独立与结构变迁 |
| 5.1.1 经济作物种植的萌发 |
| 5.1.2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第一次引种高潮 |
| 5.1.3 经济作物品种的大增长与第二次引种高潮 |
| 5.1.4 经济作物种植结构的重大变化 |
| 5.1.5 美洲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结构的大调整 |
| 5.2 经济作物种植业生产区域的专门化 |
| 5.2.1 华北棉烟产区 |
| 5.2.2 江南棉桑茶蓝产区 |
| 5.2.3 华南甘蔗槟榔产区 |
| 5.3 经济作物种植业生产的商品化趋势 |
| 5.3.1 资本对经济作物生产的渗透 |
| 5.3.2 经济作物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力的投入 |
| 5.3.3 经济作物生产过程中土地投入的增加 |
| 第六章 粮食的商品化及其影响 |
| 6.1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与粮食的商品化 |
| 6.1.1 战国秦汉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初成与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 |
| 6.1.2 魏晋隋唐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
| 6.1.3 宋元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与粮食长距离运销的出现 |
| 6.1.4 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与商品粮总量的增长 |
| 6.2 粮食消费群体的多样化与粮食市场的层级化 |
| 6.2.1 不同消费群体的商品粮需求 |
| 6.2.2 城乡粮食市场的发育 |
| 6.2.3 明清时期粮食商帮的形成与粮食的运销 |
| 6.3 我国古代粮食商品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 |
| 6.3.1 粮食商品化的驱动因素 |
| 6.3.2 粮食商品化对农业商品化的影响 |
| 第七章 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宏观审视与现实启示 |
| 7.1 我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的突破与历史局限 |
| 7.1.1 农业要素市场的有限发育推动农业商品化发展 |
| 7.1.2 自然经济与封建制度双重制约下传统农业商品化发展的限度 |
| 7.2 农业商品化对传统农业发展的影响 |
| 7.2.1 推动农业功能演化与农业经营的多元化 |
| 7.2.2 促使农业的部门分化与农业裂变式发展 |
| 7.3 农业商品化对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 |
| 7.3.1 粮食商品化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形成提供物质前提 |
| 7.3.2 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为近代民族工业提供原料支持 |
| 7.4 现实启示 |
| 7.4.1 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逐步降低自然经济在农业生产中比重。 |
| 7.4.2 有序推进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为农业商品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
| 7.4.3 鼓励原料农业的发展，积极推动农业与关联产业的链接 |
| 7.4.4 发掘农业的多功能，防止农业生产的唯利化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1980年以来宋代粮食问题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宋代的粮食生产 |
| (一) 粮食亩产量 |
| (二) 稻麦复种 |
| (三) 宋代粮食作物的产地分布 |
| 二、宋代的粮食流通 |
| (一) 粮食商品化 |
| (二) 粮食价格 |
| (三) 粮食贸易与流通 |
| (四) 粮食市场与其它 |
| 三、宋代的粮食积贮与粮食安全 |
| 四、结 语 |
（10）汉唐粮食亩产反映的度量衡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四、唐代粮食亩产量辨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土地租佃制度演变的历史考察——基于风险规避和博弈能力视角[J]. 陈苏.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4)
- [2]空间生产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及其机制研究 ——以陕西关中大遗址区为例[D]. 吴冲. 西北大学, 2020(07)
- [3]唐代茶叶产区、产量及品名研究[D]. 罗岸芷. 安徽农业大学, 2020(03)
- [4]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D]. 张开.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产量预期、博弈能力与土地合约选择研究 ——基于20世纪三十年代卜凯农家调查数据[D]. 陈苏.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J]. 闵祥鹏. 社会科学, 2016(07)
- [7]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D]. 杜海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4)
- [8]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D]. 谭光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12)
- [9]1980年以来宋代粮食问题研究述评[J]. 魏华仙,刘双怡. 农业考古, 2009(04)
- [10]汉唐粮食亩产反映的度量衡问题[J]. 张仁杰. 古今农业, 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