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方法论问题

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方法论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提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范为^[3]（2020）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势转移日益显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者”的重大转变,并开始实施趋向于对华“遏制”的战略。中美两国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走向的负面猜测。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持续,中美两国是否会滑向摩擦、冲突甚至新冷战的危险境地?在权势转移态势最为明显的东亚地区,中美关系又将具有怎样的结构状态?这样的结构状态是会持续胶着的存在下去,还是存在破解的可能?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落脚点和切入点。目前,以结构理论的视域考察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重结构轻能动的问题。静态的结构决定论在东亚中美关系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关系领域中独特和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也进一步割裂了结构与能动融合的可能。长久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关于结构与能动的研究基础是隐含在分析层次的研究规范之下的。人、国家、体系的分析层次一经确定下来,便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有别于其他学科,因而被广泛的应用在探讨国际社会中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上。但是,较少学者以质疑国际关系层次分析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化解主客观对立、弥补结构单元之间的鸿沟。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研究也难脱桎梏。以结构理论以及层级分析研究方法探讨这一重要关系的着作汗牛充栋,但能弥合中美关系研究范畴中的结构能动对立的较为少见。受国际关系领域中“实践转向”的影响,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理论依托,从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闭合循环关系出发,提出一个解释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分析框架,即场域位置关系、国家惯习、国家实践三个维度的解析框架,区域场域与国家实践藉由国家惯习这一中介概念达成了相互建构的融合关系,而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结构在本质上归属于这一理论范畴。因此,本文借由场域理论同时结合国际关系领域中对结构特性的一般性划分构建了一个外在的分析框架;借由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关联性构建了一个内在的分析框架。通过外在框架,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可以划分为权力关系结构、地缘关系结构、领域关系结构、实践关系结构。通过内在的分析框架可知,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互动总是在上述场域中进行的。场域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规则、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位置关系构成的等级制结构。在场域中,国家依据资本与惯习进行策略选择,彼此间的互动构成内在的具有等级制的位置关系。例如在东亚场域中中美权力结构对应的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地缘结构对应的是海陆“两分”的位置关系;领域结构对应的是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场域中位置关系在形成过程中深受惯习影响,惯习尤其对国家能动者的策略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权力结构中受权势转移惯习影响对华实行竞争性经济策略的美国;在地缘结构中受海权惯习影响实行介入东亚地缘策略的美国,与受主权惯习影响实行近海防御策略的中国;在领域结构中受防御现实主义、同盟起源惯习影响实行同盟保障策略的美国,与受“以经促政”惯习影响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策略的中国。尽管在场域位置关系与惯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各关系结构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较为不利,但中美两国可以发挥国家能动者的实践作用,开启反思性思考与监控,避免结构所带来的固有逻辑,例如避开权力结构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建构“容纳”型的中美关系结构。通过上述理论探讨与现实分析,本文认为,在“大国无战事”的时代,科技与规则是相较于暴力与战争更为有效的竞争工具。中国没有意愿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进行新一轮冷战。美国也应该采取符合自身现实的对华战略,重新提振自身经济、惠及世界贸易。如果中美两国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实践,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会迎来一个中美之间以规则赢取领域实力融合的时代;一个避免挑起地缘争端,化解冲突性惯习的时代;一个“守成国”容纳“崛起国”时代。

崔艳英^[4]（2020）在《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文中指出心智表征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尚没有解决的谜题。笛卡尔的接触力学没能解决“思维物质”和语言创造性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了力学难题,但是对于“语言创造性”和“心智”无能为力。洪堡特提出“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说明语言创造性,但只是为心智换了一种说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乔姆斯基迎难而上,反对行为主义,发起一场认知革命,研究语言能力,研究心智表征问题。他的心智表征观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这几方面问题通过七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心智表征研究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时期,其路径研究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研究,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不能成为心智解读的理想路径。乔姆斯基的心智研究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通过语言维度研究心智。其次,他的理性主义心智,以“语言创造性”为切入点,追本溯源,找到历史依据,复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他的普遍语法假设可以在波尔·罗亚尔语法中找到原型;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非空穴来风,源于历史文献;他的生成理论源于洪堡特的“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第三,他对心智的研究主要是对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心智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是可以计算?方法论自然主义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可否用于心智表征研究?心智表征是否具有意向性?第四,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得意向性成为乔姆斯基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尝试通过思维的计算表征维度对心智的意向性问题进行解读,但他的解读面临困境,这个困境是概念问题还是术语问题?如果是术语概念问题,那乔姆斯基理论是否要摒弃意向性?摈弃意向性似乎意味着乔姆斯基支持还原论?第五,心智还原论问题,是心智哲学避不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何处理心智表征还原问题?乔姆斯基像牛顿一样,怀疑物理主义,坚持自然主义方法论。他的普遍语法是语言能力问题,是心智表征问题。第六,普遍语法说明人类具有语言器官,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不受其他认知能力影响。然而,诸多证据说明模块独立不可行,模块互动是真谛。心智模块论具有系统性、互动性。最后,乔姆斯基理论不是终极理论,也有局限性。心智表征的意向性研究不适合自然主义路径研究,意向性自然化构成乔姆斯基理论的局限性。心智表征研究需要总结前人研究之成果,借鉴视觉研究之成果,借鉴语言研究之思路。

王楠楠^[5]（2020）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媒体与外交互动关系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型外交模式——媒体外交。各国积极开展媒体外交,借助媒体信息传播、议程设置、公众舆论影响等手段输出本国对外政策和价值观。媒体外交行为主体在话语互动过程中生成媒体外交话语。媒体外交话语不仅描述和反映该话语互动过程,并且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社会建构。俄罗斯作为外交大国致力于发展本国媒体外交并积极建构媒体外交话语以促进外交关系的发展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其媒体外交话语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中不乏情感、态度等评价意义的表达,对其评价意义的研究有助于系统性掌握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生成、组织及建构特征和规律,并揭示其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对我国媒体外交话语建构具有参考价值。本文结合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评价理论以及评价意义的功能语义学研究理论,以2004-2018年俄罗斯外长年度新闻发布会发言及答记者问为例,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对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本文主要研究问题如下:1.在微观层面上,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借助怎样的语言表达手段实现评价意义的呈现?该评价意义具有怎样的语义分类?2.在宏观层面上,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实践过程中不同话语主体如何选择评价资源和评价主题?最终生成怎样的评价语义宏观结构?3.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建构何种政治现实,传递何种价值观?如何借助评价意义实现身份和权力关系的建构?为解决本文研究问题,我们根据评价意义的研究理论以及费尔克劳夫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路径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分别从语言、话语、对话性角度对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的语言实现、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向度进行描写性与解释性研究,具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的语言实现具体体现在评价意义语言表达手段的复杂性和评价语义类型呈现的多样性。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的语言表达手段体现在各个语言层面上,其中词汇层面上的表达最为频繁,最常使用的词汇类型为性质形容词,句法层面上的表达主要借助带评价词的评价语句,同时也借助修辞手段及情态范畴表达手段。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主要包括以下评价语义分类:一般评价意义、个别评价意义、显性和隐性评价意义以及情态评价意义。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一般评价意义的语义类型包括正面评价意义、负面评价意义和中立性评价意义。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个别评价意义的语义类型包括情感性评价意义、判断性评价意义和鉴赏性评价意义。第二,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资源的选择与媒体外交话语语境模式以及作为评价主体的话语生产者——外交行为体和媒体等因素具有直接关系。独白式语境下以及对话式语境下的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更倾向于呈现中立性评价,中立性评价的呈现使其话语建构更具客观性。较之俄罗斯外长,媒体记者更倾向于负面评价资源的选择,其议程设置具有负面导向性。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中话语生产者更倾向于鉴赏性及判断性评价意义的呈现,更侧重于对评价客体社会价值的判断以及社会道德准则和法律层面上的评判。较之俄罗斯外长,媒体记者对情感性评价意义的呈现频次更高,其评价更具主观倾向性。第三,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中以俄罗斯外长为代表的话语社团与以媒体记者为代表的话语社团在话语互动过程中在共同评价主题选择的倾向性上存在对应性,但同时存在差异性。以俄罗斯外长为代表的话语社团倾向于国家立场和国家外交价值观的树立并趋向于自我认同,以媒体记者为代表的话语社团更关注俄罗斯对各种国际事件所持态度,反映以媒体记者为代表的话语社团的利益诉求及其议程设置的导向性。第四,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语义宏观结构借助话语组织模式实现,而该话语组织模式取决于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的语境模式。研究表明,俄罗斯独白式媒体外交话语评价语义宏观结构通过概述-具体话语组织模式来构建;俄罗斯对话式媒体外交话语评价语义宏观结构通过提问-回答话语组织模式来构建。第五,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借助评价意义的呈现实现对话性的同时建构俄罗斯自我与他者的身份以及权力关系。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中借助中立偏正面的判断性及鉴赏性评价意义建构符合客观事实且积极正面的自我身份,具体体现在俄罗斯外交多元化、现代化及实用主义的自我认同、大国担当、国家及公民利益至上、坚守法律和道德、拥护和平以及重视社会团结等方面,该自我身份的建构反映俄罗斯的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意识形态,并且与根植于本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相契合。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通过评价意义呈现的差异性建构不同的他者身份,他者身份建构的差异性促使自我与他者关系建构的两级分化,从而生成权力关系,主要涉及霸权主义与平等主义以及冲突关系与合作关系。该权力关系的生成和建构反映自我与他者价值取向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孔祥雯^[6]（2019）在《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研究进路》文中研究指明“数学基础”是数学学科的大本大宗,数学知识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因而数学基础的研究至关重要。集合论中悖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数学基础危机的爆发,产生了持续已久的数学基础争论。因此,解决数学基础危机,找寻一个合适的数学基础就成为了数学哲学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构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数学哲学的研究趋势,与范畴论结合产生了范畴结构主义的研究思想,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研究进路,为数学基础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可能。本论文系统地分析了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研究进路,论述了范畴论作为数学基础的可行性。第一章指出了包括朴素集合论、公理化集合论以及三大数学流派这些数学基础进路的困境,再通过强调数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研究趋势,表明了数学基础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最后指明了由范畴结构主义导出的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研究进路。第二章剖析了范畴论数学基础的理论内涵,沿着“数学——结构——范畴”的路线阐述了范畴论数学基础的解释路径,具体探讨了数学的本质,范畴论对数学结构的阐释以及范畴论数学基础的意义建构。第三章对数学哲学家提议的ETCS公理系统与CCAF公理系统进行了语境分析。首先明晰了范畴与语境之间的共通性,再从历史的、社会的、学术的、心理的等非语言层面与语形、语义及语用的语言层面解读如何从两个公理系统中构建数学整体。第四章辨析了范畴论数学基础面临的挑战与质疑,主要就范畴论是否预设了集合论的相关概念,范畴论的公理系统是否断言了存在,基础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第五章从整体出发对范畴论数学基础进行了综合考察,首先探讨了范畴论作为数学基础的自主性,继而论证了范畴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数学基础,最后聚焦于范畴论数学基础相对于集合论数学基础的研究优势。第六章从对数学哲学研究的推进,对科学研究的推动以及对语境分析方法的应用这些方面具体分析了范畴论数学基础的研究意义。结束语回顾了对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研究进路的整体阐述,肯定了该基础进路的研究价值,并展望了数学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综上,本论文针对数学基础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进路,阐述了范畴论作为数学基础的解释路径,并结合语境分析方法对确定的范畴论公理系统进行了解析,同时指出了一些数学哲学家对范畴论数学基础的质疑甚或反对,并在对范畴论数学基础进行辩护的过程中,促使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进路得到了更详尽的诠释。再通过对范畴论数学基础的综合考察,又进一步丰富了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进路的合理性,最后在多重视角下分析了范畴论数学基础的研究意义。

陈万^[7]（2019）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建构及现实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构主义是在反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并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学派之一,可以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相媲美。特别是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三种体系理论呈鼎足之势的局面,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一方面,它们成为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他们也形成了国际政治学的主体。建构主义的产生的确为国际关系理论界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但是建构主义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权力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上显得莫能两可。温特虽然提出了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的权力建构逻辑,并试图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来实现与主流理论之间的可通约性。但是中间道路的不确定性使得温特的建构主义陷入了在不同理论之间和稀泥的困境,同时使得温和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不够明晰。因此,摆脱在不同理论之间和稀泥的做法并试图找到一条更简单、更明晰的关于权力建构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幸运的是,我们在对温特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既定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找到了关于权力建构的新路径,即观念建构了身份,身份建构了认同,认同建构了利益,利益建构了权力。就这一逻辑而言,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权力建构新的逻辑也是立足于建构主义理论范畴内来进行探讨的;其二,权力建构的逻辑本身包括两个方面,即正面的建构和反面的建构;其三,在本体论上,权力建构逻辑及其建构出来的权力本身都坚持理念主义。其四,权力本身的理念性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与其它理论,特别是与现实主义的不可通约,我们强调权力具有两面性,即理念性和物质性,正是权力的两面性实现了不同理论在权力自身中的可通约性。其五,权力建构新的逻辑本身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关于权力分析的方法和权力建构路径。新的路径、新的方法的意义和价值离不开对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只有经过了现实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关于权力建构路径和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对此,本文采用大量的现实案例,对权力建构的新路径、新方法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并运用这一逻辑去分析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这一逻辑本身所带来的现实启示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实启示的分析就更为重要了。权力建构路径和方法的探索及其所产生的现实启示分析是本文写作的两个重点。

李钊^[8]（2019）在《变革型公共行政的哲学原理》文中指出本研究是围绕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公共行政模式而建立哲学反思话语的尝试。有关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与合理性问题的文献涉及大量的哲学论辩。只是传统理论在回应这两个问题的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的传统不仅能够弥补主流理论的缺陷,有助于深化对公共行政现象的理解,还能够为推动富于意义的社会变革提供理论资源。但这两种理论自身都因内在的哲学难题,需要得到修正和澄清。本研究通过自然经验原理修正与整合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为变革型公共行政模式的设计提供哲学基础。这个项目首先围绕公共行政理论的基础、形态和目标,在哲学层面对变革进行概念化。此外本研究还通过对哲学与公共行政的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和考察,对推动变革型公共行政理论筹划的问题意识作出界定。这个问题意识呼吁新型公共行政模式能够在政治层面,以符合人性的方式,从规范性社会结构中建构出来。本研究在对主导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局限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确立了变革型公共行政合法的范式,即自然经验主义范式。其将前理论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通达可靠知识的必然途径,并且拒绝任何理论超越自身处境去整合模态规则的研究方式。概念化的变革、独立的问题意识与自然经验主义范式为新型公共行政模式奠定了基础。建构变革型公共行政模式的第一步是在政治层面重构行政行动,将公共行政转变为改善人类处境的媒介。历史分析和价值分析使公共行政的研究者与实践者能够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之上,对社会现象背后不均衡的权力关系和结构进行界定。基层公共行政人员可以基于矛盾不平衡性原理对处境的特殊性作出判断,通过推动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实现公共行政的政治职能。本研究接着以符合人性的方式重构公共组织,将公共行政转变为实现人类联合行动的组织媒介。在组织经验被重构为个体相互协作的动态模式中所发生的创造性经验的基础之上,公共组织就能够通过自然语言的媒介在组织成员中推动整合性的群体过程。为将公共组织的匿名性维持在最低限度之内,官僚制度的职权结构被重构为以项目小组为基本单元的协作型组织模型。本研究最后通过界定该领域在规范性社会图景中的位置,使公共行政系统能够推动社会环境朝向规范性结构变革。这种社会图景是由个体存在于历时性经验之中所展开的分疏化结构所界定的。操作系统和元系统的设计能够保障公共行政的运作模式符合分疏化社会的多模态秩序。公共行政只有在尊重所有非民事秩序领域符合各自主导功能的内部运作的前提下,才能切实可行地运作于规范性的社会图景中。本研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哲学的反思性话语重构公共行政,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推动富于意义的社会变革提供理论资源。当以上范畴所构造的原理被政府的实证形式所吸收时,公共行政领域就能展现出推动社会变革的塑造力。

蒋萍^[9]（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付宇珩^[10]（2018）在《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文中指出国家行为既要受到主导对外政策过程的国内行为体的理性选择、认知心理模式和情感波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上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的宏观结构因素的影响。国际信任是国家间的长期互动所沉淀下来的国际结果,从而也是国家行为再生成的原因。因此,影响国家行为生成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国际信任水平的因素。国家行为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即国家的战略目的,以及国家为达到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国家在应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乃至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所设定的战略目的与实际采取的政策手段可能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简化后的解释国家行为生成的跨层次理论模型中,经济相互依赖是体系层次上的核心变量,但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要受到国家间的总体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的总体竞争压力,以及其他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录这三个体系变量的制约。国家构建是国内层次的核心变量,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则是评估国家构建绩效的关键指标,从而是使不同的国家在面对相似的体系压力即外部威胁与国际合作机遇时产生行为分化的关键因素。冷战后期以来,中国“以经促政”逻辑驱动的国内发展模式与对外战略,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而强化了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却根源于它们各自国家构建的需求所产生的对外战略意图与偏好,即通过提高经济绩效或借助外部力量来巩固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巨大的总体实力差距、对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中国未来对外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朝贡体系和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历史记忆,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等因素,则限制或削弱了经济相互依赖诱导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效用,从而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度与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承受着相似的体系压力,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也会产生分化,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与合作性成分的比例是不同的。

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方法论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方法论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论文提纲范文）

（4）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研究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7）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建构及现实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变革型公共行政的哲学原理（论文提纲范文）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主义方法论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D]. 范为. 吉林大学, 2020(01)
• [4]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D]. 崔艳英. 山西大学, 2020(12)
• [5]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媒体外交话语”评价意义研究[D]. 王楠楠.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7)
• [6]基于范畴论的数学基础研究进路[D]. 孔祥雯. 山西大学, 2019(01)
• [7]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建构及现实启示研究[D]. 陈万.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8]变革型公共行政的哲学原理[D]. 李钊.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10]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D]. 付宇珩. 厦门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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