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2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一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关于2002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张迪^[1]（2020）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课两种命题形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共课采取统一命题形式,毫无疑义。而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到底采用统一命题还是自主命题却存在争议,这也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本文试图以教育学专业为背景,运用三种理论（政策变迁、考试命题、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三种方法（文献法、访谈法、比较法）,探求两种命题形式之利弊,为各招生单位答惑解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文中所涉及的四大核心概念和三大理论基础进行界定与阐释。第二部分主要对教育学专业课命题所历经的自主命题时期、统一命题时期、命题多样化时期作纵向梳理。第三部分主要对教育学专业课两种命题形式进行宏观透视。第四部分主要从命题依据与原则、命题内容、命题管理、命题评价四个层面对教育学专业课两种命题形式展开微观剖析。第五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两种命题形式进行简要评析,并提出具体的五化建议。考试是选才的重要方式,命题是考试的必要前提。两种命题形式各有利弊:统一命题有助于维护三公（公平、公开、公正）,节省三力（人力、物力、财力）;自主命题有利于发挥三特（学校特色、学科特点、学术特征）,激发三力（活力、动力、潜力）。采取何种命题形式均是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是大势所趋,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应有之义。未来的硕士研究生入学专业课命题形式会兼取两者之利,克服两者之弊,做到考试公平、效率、质量的完美统一。

陈慧琴^[2]（2020）在《山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1981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实行,自学考试应运而生,同时将自学考试定义为高等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自学考试的产生完善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让更多人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本文对我省自学考试过去30多年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我省自学考试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补偿教育为主的探索阶段、以补充教育为主的发展阶段、以终身教育为特征的完善阶段。在经历30多年的发展之后,我省自学考试制度趋于完善,开考专业设置较为全面,考务考籍管理更趋于人性化。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山西省自学考试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目前,我省自学考试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从政府层面来看,面临政策法规支撑不足,资金保障不足的困境;从省级自学考试部门层面来看,面临管理人员不足、信息化管理水平低、考试课程管理体制僵硬化的困境;从主考院校层面来看,面临参与自学考试内生动力不足、评价结果单一、专业和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的困境;从考生层面来看,面临考生数量急下降、考生质量下降的困境;从社会助学层面来看,面临社会助学缺失,发展停滞的困境。我省自学考试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好存在的问题,本文积极寻求我省自学考试的出路:从政府层面来讲,需做到健全政策法规、做好自学考试顶层设计;资金保障到位;提高管理水平,调动自学考试各方主体参与积极性,同时严肃考风考纪;提升学历层次,积极探索自学考试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长远规划。从省级自学考试部门层面来讲,在注重考务管理、考籍管理、计划管理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加强互相协作;引进信息化管理模式,开展网上报名缴费,网上阅卷,线上毕业审查,构建网络助学平台;加大对助学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力度。从主考院校层面来讲,主考院校要勇于担责,发挥自身作用;注重提升自学考试工作人员素质。从考生层面来讲,通过专接本教育、二学历教育积极拓宽生源渠道;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导向,激发考生学习动力。从社会助学层面来讲,要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助学,提高办学质量,从而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健康有序发展。

周菁菁^[3]（2020）在《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人才培养是个人进步、社会发展、国家复兴的核心与关键;不同教育阶段的协同与贯通,是人才连续性培养的基本保障,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意义更为重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通过不同衔接政策的颁布,我国已建立以高等教育统一入学考试为中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考试中心”式衔接无法建构高中与大学协同贯通的教育衔接体系,易引起其体系中人才培养适配性、多样性、连贯性的不足。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需要政策的指导,然而,政府至今仍未出台独立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文本。不仅如此,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人才培养标准的改革运动;2015年,我国“双一流”改革的开展,同样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人才培养标准的革新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需要更高品质的高等教育人才来源。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中的人才培养,即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来源。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历来重视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自明治维新起,日本政府通过颁布不同的衔接政策探索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2016年,日本政府颁布《“高大接续”体系改革的最终报告》,是其教育界近年来展开的最新的、规模最大的教育改革,开启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成为“全面整体”式衔接的新篇章。本研究以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为背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访谈调查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明确界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和阐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梳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实状况、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最后在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展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发展走向。本研究有利于从比较研究的视角为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提供理论逻辑,从而促进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独立文本的出台和协同贯通教育衔接体系的建立,具体而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理论探讨是本研究的基础。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即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需要建构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本研究在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后,确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分析标准的框架与内容,确立其构成要素与具体指标,最终建立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分析标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是本研究的前提。只有明晰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了解其现状何以形成。本研究以日本历史上所颁布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重要的政策为分界点,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演进划分为萌芽、发展、成型与改革四个时期,系统梳理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政策文本,提炼不同时期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主要特点,探寻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演进逻辑。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现状分析是本研究的重点。只有深刻分析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才能理解其政府如何进行“高大接续”改革。本研究在历史演进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事实分析标准,从政策环境、政策内容与政策过程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现状分析,明确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事实层面的优势与不足。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探索是本研究的升华。价值来自于事实,也隐藏于事实。只有弄清事实,才能分析价值;只有分析价值,才能理解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背后真正的逻辑。本研究在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所建构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分析标准,从人才适配性培养、人才多样性培养、人才连贯性培养三个维度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价值分析,提炼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价值意蕴。中日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比较借鉴是本研究的落脚点。通过中日两个的比较研究,才能认识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否以及哪一部分适合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改革。本研究在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历史追溯与现状反思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借鉴日本在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先行经验,对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提出合理性的建议,明确我国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的未来走向。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政策分析的视角对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进行研究,从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历史演进、现状反思、价值探究、比较借鉴等内容进行刨析,并形成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实质上反映的是“如何建构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其本质为人才培养政策。每当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其政府感觉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体系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出现问题之时,便会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日本而言,其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是从“粗放直通”式衔接走向“全面整体”式衔接的发展趋势。

张艳超^[4]（2019）在《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可持续发展观正在引领全球教育的前进方向,“全纳、公平、优质、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全球教育的核心发展理念。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如何创新办学模式,改善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办学空间,已成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办学院校以及劳动力市场普遍关切的问题。本论文以生态系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框架,探索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数学建模法、情景预测法和访谈法,研究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演变过程及综合发展水平;探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现实困境、办学空间及发展趋势;关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改革发展路径。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系统演变是外部环境与办学群落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先后经历“一枝独秀”“双雄并举”“三足鼎立”等三个发展阶段,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群落整体发展处于生态失衡状态,不能有效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同时,我国不同地区人力资源存量、继续教育机会、继续教育资源的差距较大,导致办学群落区域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滞缓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推进步伐。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即将来临,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将逐步进入“融合统一”的发展阶段。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我国31个省（区、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演化形成三个发展方阵,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快速变化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而发生演变。结合生态学规律可知,解决供需矛盾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教育政策主导下的异发演替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演变的主要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追求的办学目标,新时期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改革任务是提高质量、促进公平、改善环境、优化结构。综合分析,本文提出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发展建议:一是提升各省（区、市）办学自主权,采取区域推进方式进行差异化改革,第一方阵重点探索教育引领创新,拓展办学发展空间,第二方阵重点聚焦教育质量保障,提升院校办学水平,第三方阵重点推进信息技术应用,改善现有办学生态;二是明确系统整体办学生态位,生源输入环节建立基于师生比的规模生态位,办学群落优化结构生态位和质量生态位,资源输出环节形成基于多维评价的效益生态位;三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可持续发展模型,不断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刘亚平^[5]（2019）在《高校继续教育制度创新研究 ——以A大学为例》文中提出高校作为我国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的主力军,在继续教育转型呼声中,普通高校进行继续教育改革发展势在必行。观念引领、思想启蒙对教育转型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仅是活跃在意识里的起点,要想教育转型能够顺利开展并将最终结果落实稳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制度变迁。可以说,继续教育转型实际上是以继续教育制度转型为核心的。继续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一面,在为地方经济发展、人民素质提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已成为地方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储备高质量人才队伍、推动地区高质发展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在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社会进步进程中,继续教育尤其是高校继续教育的制度变迁、办学水平将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探讨西部高校继续教育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新时代,无论是对我国继续教育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还是对满足新时代人民之所需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我国继续教育政策在高校领域中的发展轨迹,明确其进步与缺陷,提出高校进行继续教育制度创新的必然性。其次以宁夏自治区重点建设高校——A大学为例,梳理该校继续教育主要负责部门继续教育学院近年来的各方面制度建设举措。在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高校在制度创新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高校继续教育在制度创新中面临的五大问题:人力资源缺乏、学院自主权小、奖惩机制不完善、外部需求不足、文化建设薄弱。并借助制度变迁理论工具,从政府、高校、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分析困境原因。最后提出高校继续教育制度创新原则,从优化高校继续教育制度创新外部环境、优化高校继续教育内部环境的两大层面,提出助力区域高校继续教育制度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刘亮^[6]（2018）在《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我国高考命题变革为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不仅对古今中外的“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历史进行了重点考察,还对命题方式变革下的命题内容变迁进行了阐述,也对高考命题的部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若将绪论和结论包括在内,本研究共分为8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问题、概况与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考察了从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余年间的科举考试命题制度的变革历程,重点分析了犹如现代高考的科举考试在命题方式、考试科目、试题难度上的发展脉络。第二章梳理了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和命题内容的变革,以国、公立大学招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为主线,审视了不同命题方式下的考试科目及试卷设置形式的演变,以及命题技术、题型、命题立意等方面的变化。第三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考试命题的沿革情形,主要内容包括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高考命题内容的调整与演变、本世纪高校自主招生命题的实施与进展。第四章探究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境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的变革情况,并重点考察了美国的SAT和ACT、日本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台湾的大学联考等统一命题考试的科目和内容的变革。第五章展示了当前高考命题改革的现状,不仅包括分省命题和全国统一命题两种方式的实施情况,还包括与命题内容相关的科目、考纲、试卷、试题等的设置情况。第六章阐发了高考命题涉及的部分理论问题,运用有关的学科理论视角重点探讨了高考命题的高效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等基本原则。通过以上的系统研究,本研究得到几项关于我国高考命题变革的主要结论:一、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受到考试文化传统、国家结构形式、考试发展规律、高校办学要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二、高考命题从不分类的统一命题方式发展到分类命题方式符合世界范围内高校招考命题变革的一般趋势;三、统一高考与高校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机制符合当代世界范围内通行的“统一命题考试+高校自主命题考核”的招生模式;四、不同的高校招考命题方式所对应的考试内容各有侧重点;五、实行不同命题方式的高校招生考试都能引发中学的应试教育现象。

解德渤^[7]（2017）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我国特有的一个学术命题,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命题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没有健全的大学法人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府学关系。大学“行政化”、“高成本”、“强内耗”等问题不断蔓延,这都是由府学关系不顺畅所造成的,它在公立大学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处理府学关系,根本宗旨是保护学术组织,终极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学法人制度的演进史是大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世界大学法人制度发展经历了以“学者行会”为基本标识的“古典大学法人制度”、以“国家理性”为根本特征的“近代大学法人制度”和以“市场机制”为调控杠杆的“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古典大学法人制度最早在法律意义上认可并保障大学的“团体人格”,且以“特许状”的形式为大学自治提供了最原始的法律支持;民族国家的崛起将近代大学法人制度推上历史舞台,国家成为大学自治的“守护者”且表现形式各异;在现代大学法人制度中,“市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大学与政府之间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这就是世界大学法人制度演进的基本脉络。我国现行的法人制度始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至今已逾三十年。我国现行的大学法人制度始于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至今也将近二十年。但是,我国对法人制度以及大学法人制度的认识与实践都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历史地看,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历经“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法人”再到“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法人”。这就使得我国公立大学深深打上不同时期的制度烙印,从而大学法人制度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第一,法人身份的“单一性”,即“事业单位法人”并不能满足不同类型公立高校的法律需求;第二,法人属性的“不完整性”,即我国公立大学所面临的是“私有余而公不足”的现实境遇;第三,法人地位的“外赋性”,即当前我国公立大学的法人地位是20世纪80年代初“简政放权”背景下的法律产物,从而并不具有法人权利内生的实质。这就导致了我国公立大学在“事业单位法人”基本框架下不健全的法人制度:“次级法人”的法律性质、“国家保障”的投入体制、“权力集中”的治理结构、“事业编制”的人事制度、“公地悲剧”的财产制度、“政府主导”的评价制度以及“功能疲软”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集中暴露的是如何调整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难题。透过2015年《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我们发现:政府对大学管理显现出从“行政管理”到“法人治理”的端倪,但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步伐依然缓慢。当前世界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设已经较为完善,对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就大陆法系而言,德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双重法人”、“公法社团”和“公法财团”三种,法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特殊公务法人”,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类型是“独立行政法人”框架下的“国立大学法人”,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设计的是“行政法人”。德国的“分类放权”、法国的“分层放权”以及在两国颇为流行的“行政合同”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国立大学改革历程与改革分歧使我们在是否缩减财政投入、是否扩大校长权力、是否迈向大学市场化等问题上须保持谨慎态度。就英美法系而言,英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特许状法人”、“议会法人”和“公司法人”三种,美国公立大学的法人类型包括“国家机构”、“公益信托”和“宪法自治大学”三种。英美多样化的大学法人类型设计以及大学与政府之间缓冲机构的设置对我国也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在“三角协调模型”的基础上建构出“天平杠杆模型”,以衡量不同大学法人类型的自治状况,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吸收。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应在改革理念、改革方案以及具体设计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刻思考。在改革理念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理应正视并超越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国家主义思潮;理应坚持以尊重大陆法系传统为主,汲取英美法系精髓为辅的法律取向;理应秉承以政治论为前提、以认识论为根本的教育哲学。在改革方案上,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具有三种备选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私法人化”,这是一种妥协现实的改革方案,故不宜采纳;第二种方案是“公法人化”,这是一种呼声最高的改革方案,可以作为优选方案;第三种方案是“特殊法人”,试图在公与私之间作出调和,这种改革方案因浓郁的理想色彩而难以实现,所以也不宜采纳。如此说来,我国应在“公法人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构建一个结构相对完整、具有中国特色、运行顺畅有效的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穿越复杂的世界大学法人丛林,结合我国法人制度改革动向,我国公立大学可采特殊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捐助法人以及企业非营利法人等四种法人类型。无论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在学理上剖析,抑或在实践中考量,我国军事类院校适宜采取“特殊机关法人”身份,中央部属院校适合采取“事业单位法人”身份,公办地方本科院校适合采取“捐助法人”身份,公办高职高专院校适合采取“企业非营利法人”身份。这种法人分类方式不仅符应了世界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而且在契合我国法人分类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理性的制度革新,这四种大学法人所享有的法人权利渐次增大。但在法人身份选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理应坚持“自主选择”、“合理引导”、“积极试点”的原则。应该说,不同的公立大学法人类型体现为不同的法律性质,折射出相应的治理结构、投入体制、人事制度、财产制度、评价制度以及监督机制等内容。这不仅有助于突破原有事业单位法人的体制性积弊,而且可以对事业单位法人进行规范性矫正,更有助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奠定法律基础。因此,把法人制度这一古老的世界命题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这将是创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法人制度的积极尝试,这一尝试必将释放出不可估量的制度能量,从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依法治校背景下最具有根本意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王婧^[8]（2017）在《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朝着两种趋势发展:一种趋势是由集权化走向分权化,即原来实行统一考试的国家和地区,在保持统一考试作用的同时,逐渐朝多元和分权方向发展,代表国家如中国;另一种趋势是由分权化走向集权化,即原来实行自主招生考试的国家,在保持分散考试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朝统一和集权方向发展,代表国家如俄罗斯。俄罗斯的国家统一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了中国高考的经验和做法,而俄罗斯走过的道路和积累的经验教训,很可能是我们未来道路上将会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中俄两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趋势是逆向而行,但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看作是相向的运动,殊途同归,最终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其宗旨都是希望集分散考试和统一考试的优势于一身,扬长避短、臻于完善,实现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公平效益与科学选才的目标。因此两国很多问题是共通的,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集中反映和体现了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特征和社会状态。在俄罗斯高校招考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既有激进式的变革,也有渐进式的改革,就其规模、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情况的复杂性而言,在世界各国中是独树一帜的。21世纪初,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传统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变为国家统一考试,经过长达八年的试行后正式实施。变革过程中虽备受争议、褒贬不一,但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试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外来经验,并根据每年的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完善,使国家统一考试制度逐步趋向科学化、合理化和多元化。本文首先采用文献分析法,纵向追溯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历史沿革,全面梳理和回顾从俄罗斯高等学校建立之初到现今实行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重点介绍国家统一考试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实施进程、问题困难及最新发展,详细解读俄罗斯现行的高校招生政策;其次采用个案分析法,选取典型案例微观考察和解析统一考试和招生政策在联邦主体和高等学校的具体实施情况;接下来单独一章专题介绍俄罗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围绕国家统一考试展开的激烈论争;最后采用比较分析法,聚焦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公平性问题,比较自主招生考试和国家统一考试的优点与不足,总结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特点,提出对我国当前高考制度改革的启示借鉴。本文希望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和贡献:（1）逆向借鉴。中俄两国是当今世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两种改革趋势的代表。对逆向而行的另一种改革趋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改革进行反思,使我们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少走弯路,这是本研究的现实价值。（2）特色和经验学习。历史上,我国的教育曾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在教育管理体制的很多方面与俄罗斯有同源性特点。当前中俄两国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两国国情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特色鲜明,通过深入研究其改革的理念、方法、路径,从中找出对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有益参照。（3）丰富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我国尚无系统研究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专着和博士论文。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充实了俄罗斯教育制度的研究内容,丰富了考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4）增进相互了解。随着中俄“一带一路”合作宣言的签订,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交流进一步加强。增进对俄罗斯教育体制和招生考试制度的了解,对两国教育领域的合作具有实际意义。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语委^[9]（2016）在《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家语委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政法[2016]1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清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16]12号）要求,我部对不利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项清理。经商有关部委和单位同意,决定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现将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已失效的规范性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邵晓枫,吴定初^[10]（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策的反思》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大量有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政策,主要内容涉及自学考试制度的性质与任务、社会助学、课程与教学、教学质量及学习成果、国家考试、自学考试向农村发展等方面。自学考试政策现已基本形成体系并不断走向完善,越来越体现终身教育的思想,极大地促进和保障了自学考试制度的健康发展。但同时自学考试政策在其指导思想、政府服务意识、法制化程度、可操作性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在自学考试政策建设中,应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加强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和政策的可操作性。

二、关于2002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2002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课两种命题形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山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校继续教育制度创新研究 ——以A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策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2002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考有关事项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专业课两种命题形式的比较研究[D]. 张迪.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山西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研究[D]. 陈慧琴. 山西大学, 2020(01)
• [3]协同与贯通：日本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政策研究[D]. 周菁菁.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生态视角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D]. 张艳超.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5]高校继续教育制度创新研究 ——以A大学为例[D]. 刘亚平.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6]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D]. 刘亮. 厦门大学, 2018(07)
• [7]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制度改革研究[D]. 解德渤. 厦门大学, 2017(01)
• [8]俄罗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D]. 王婧. 厦门大学, 2017(01)
• [9]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家语委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J].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语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16(Z2)
• [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政策的反思[J]. 邵晓枫,吴定初. 中国考试,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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