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非子教育思想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立洋[1](2021)在《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文中研究表明
张涵毅[2](2021)在《道德观与人性论:韩非子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
路高学[3](2021)在《先秦道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道法思想是先秦时期流行的一股重要思潮,由黄老道家所首倡,遵循着由“道法”推衍“治法”、从“治身”推论“治国”的基本原则,对战国中后期儒、法等学派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道法思想的普适性也越来越得到突显,在不同学派的学者那里发展出了不同的思想倾向。《黄帝四经》首先提出了“道生法”的命题,奠定了先秦道法思想的基本格调。顾名思义,“道生法”即“法”是由“道”所生,这既标明了“法”的客观性依据,又为“道”作为高度抽象的存在而能够与具体的事物发生作用提供了合理性的支撑。其中,“道”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有着“静而不移,动而不化”的神化作用。这种作用了赋予了万物“自为”的特性。而只有“执道者”才能真正地见知到物的自为性,从而制定出合乎物性的法则,并“治而制之”。“治而制之”的核心原则在于因循,具体则表现为“因而勒之”的刑德论,反映出了以农耕文化为底色的华夏文明在政治实践领域的本质特征。然而,“因而勒之”的刑德论只是从外在而言讨论执政者为政时应该遵循于“道法”。在此之前,执政者还需要遵循于“道法”来治身,通过“内刑”以实现“中有正度”,也就是成为完全体认到“道”的存在的“执道者”,其致思路径是先有统治者的自身之正,然后才会有天下的四方之正。这样一来,就奠定了先秦道法思想由“道法”推衍“治法”、由“治身”推论“治国”的两个基本面向。这两个面向不仅是黄老学的立论原则,而且也对其他学派的思想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管子》四篇的道法思想突显了“心”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心”不仅是由“道法”推衍“治法”的主体,也是“治身”的根本对象。在《管子》中,“心”包含物质和精神两层含义。物质层面的“心”,即“心舍”,代表着形体;精神层面的“心”,即进驻“心舍”的“精气”,在根本上就是“所以充形”的“道”。而“心”只有效法于“道”的自在自为,才能保证其形神的统一,才能“执一”而“君万物”。《荀子》把“道法”与土地、人民一起,看作是国家的根本,这与我们对于现代国家是由土地、人民和主权三大要素构成的理解模式非常相似。当然,“道法”和主权是差异非常大的两个概念,两者形成于完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不能简单地进行对比,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相似的结构范式中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荀子的道法思想。在荀子看来,“道法”是有效地把土地和人民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核心要素。而这样一种“道法”,与《管子》四篇侧重于从“心”的角度的诠释不同,主要发挥的是其在客观性法则方面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荀子》中,能够掌握和运用法则的士君子得到了特别的重视。而君主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合理地调节心中的欲望,使士君子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另外,荀子的人性论可以看作是对黄老道家“自为”的物性论的一种发展。黄老学中虽然没有出现物性的概念,但是其以“自为”来论万物(主要指人)的生死、形名等问题就已表明,“自为”是万物的一种基本属性。而荀子在谈论人性时,无论是先天的“恶”,还是后天“伪”的“善”,也都没有超越“自为”范围。或者说,人为的“伪”,本来就是指人的“自为”行为。这种“自为”的人性论,也对韩非子产生了重要影响。韩非子并没有像其师荀子那样寄希望于通过“伪”来克服人性的先天之恶,而是主张通过赏罚充分地调动臣民的“自为”之心,以便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君主之利。因为在他看来,人的“自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是无法改变,但是却可以被君主利用,而且能够事半而功倍;而君主如果要充分地调动臣民的自为性,就必须认识到“道法万全”而“智能多失”。所以,韩非子反对“释法而任智”,主张“明法亲民”,即彰明法度,设“可为之赏”与“可避之罚”。这种道法思想建立于对现实和历史的理智分析基础之上,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理性认识。
柴妍[4](2020)在《先秦诸子《春秋》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整个中国古代《春秋》学的发展溯源来看,先秦诸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春秋》性质实现由“史”到“经”转化的重要阶段,先秦诸子的《春秋》观念也体现着早期《春秋》学发展的原始面貌。本文题为《先秦诸子<春秋>观研究》,笔者通过将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五部子书《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与《春秋》及三传相对勘。首先以探析先秦诸子书中“《春秋》”一词的具体含义为切入点,借助先秦诸子不同分期的时代特点,推测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及其三传的传播状况及学者对它们的接受程度。其次,本文通过梳理先秦诸子书中对《春秋》的评价和看法,重点探究了其中的《春秋》观念,并总结出了《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书中《春秋》观念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此外,本文还对先秦诸子书中出现的《春秋》史料进行发掘,通过对先秦诸子书中与《春秋》经传中同题同源史料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深入挖掘先秦诸子《春秋》观的丰富内容。最后,由点及面,对整个先秦时期诸子的《春秋》观念进行了总的概括,阐明其对后代《春秋》学的浸润和影响。总的来说,本论文除绪论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探讨先秦诸子《春秋》观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当时学术氛围对它的滋蕴。主要强调六经对诸子思想的滋养和“述而不作”到“以述为作”的历史观念对诸子《春秋》观念的催生。第二章对《孟子》一书中《春秋》观念进行发掘。《孟子》一书中“《春秋》”指的是《春秋经》《鲁春秋》和《左传》,而《孟子》中的《春秋》观在理解《春秋》创作意图、性质作用、书法意义上具有三重内涵。此章还就孟子思想与《春秋》大义的相通之处进行探究,指出孟子在诸子中首当其冲尊孔为圣,开“孔子素王”说之先声,且其“尊王贱霸”的王霸观与“行权反经”的经权观与《春秋》大义有所相通。第三章探讨《荀子》中称《春秋》“言是其微”的《春秋》观及其特点。本文指出《荀子》一书中的《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和《公羊传》,《荀子》中的《春秋》观指向《春秋》之“微”,并且具有“兼采三传”的丰富内容。第四章讨论《墨子》《庄子》中的《春秋》观。《墨子》中的“《春秋》”一词为史书的通名,其所述《春秋》的相关信息中,可探得《鲁春秋》的基本内容和体例的一些线索,还可以窥见孔子修作《春秋》的一些标准。《庄子》中《春秋》指代的涵义丰富,其中“道名分”的《春秋》观受到了孔子“正名”思想和稷下黄老学思想的影响。此章中还通过《墨子》、《庄子》中对《春秋》史料的运用与阐释,进一步挖掘了墨、庄二人对《春秋》大义的理解和继承。第五章挖掘《韩非子》中的《春秋》观,本章指出《韩非子》中对《春秋》的政治意义极为重视,其中借用孔子对“陨霜不杀菽”的解读来表明对《春秋》性质及作用的看法,其中“正物之名”的观点是对《春秋》“正名分”的继承与发展。本章中还对《韩非子》中大量的《春秋》故事进行了归纳整理,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总结《韩非子》对《春秋》故事的多种运用方式,探究《韩非子》中以法家思维对《春秋》意旨的改造。论文最后总结了先秦诸子《春秋》观的四个特点,并指出先秦诸子《春秋》观指明了早期《春秋》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向,奠定了后代《春秋》经世之学的主题,促成了后代对《春秋》经、史、文的综合研究,对后代《春秋》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周四丁[5](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文中研究指明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赵明明[6](2020)在《先秦儒家“勇”观念研究》文中认为在依托《论语》、《孟子》、《荀子》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先秦时期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勇”观念进行探究,将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加以论述。先秦时期“勇”字的字义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在《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中,“勇”字主要用来表征人的外表体貌特征的孔武有力,有“勇力”、“勇夫”的用法。慢慢的,“勇”具有了表示人的内在心理品质和状态的含义,有“勇气”的用法。在稍后的《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中,“勇”的道德含义用法日渐增多,“勇”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是春秋时期上层贵族必须要遵守的道德规范之一。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的时代特点孕育出“以武为勇”的“勇”观念,社会中勇武之风盛行,遮盖“勇”的德性的一面,孔子则挖掘“勇”的不同含义和价值,在继承前人的“勇”观念的基础上,将“勇”纳入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去考察“勇”的含义,实现义、礼、知、仁对“勇”的统摄,将“勇”上升为与“仁”、“知”并列的三达德之一,注重强调“勇”对自身修养和完善人格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孔子用“勇”来贯彻和实践其倡导的“仁”的思想。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的“勇”观念进行继承和发展,使二人的“勇”观念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孟子的“勇”观念与“气”密切相关,从内修的角度强调勇气的培养,孟子的“养勇”以养“浩然之气”为最高追求。荀子的“勇”观念强调后天的训导,尤其要符合“礼义”和“礼法”的规定,“勇”以修身为本。孟子和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层次和类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孟子将“勇”划分为小勇和大勇,荀子将“勇”划分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士君子之勇等不同类型,他认为“勇”的境界有上勇、中勇、下勇之分。孟子和荀子身处战国时代,他们的“勇”观念所指涉的对象扩大化,不仅包括贵族,还有普通的百姓,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家“勇”观念的平民化和普遍化的倾向。法家“勇”观念的特点是排斥作为个体人格的“勇”,用“法”来约束个人的勇气,提倡“勇”要为国家所用,鼓励民众“勇战”。通过儒法两家“勇”观念的对比研究更加凸显出儒家“勇”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重要意义,即孔孟荀三者的“勇”观念一以贯之,从个人层面来讲,将“勇”视为理想人格必备的品质,代表一种面对困难和挫折,勇往直前的意志品质,“勇”是完善人格修养不可缺少的基本素养。从国家层面讲,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状况,儒家的“勇”以恢复理想、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和目标,“勇”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追求“大勇”以安天下。
苗江磊[7](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李志民[8](2020)在《陈启天《韩非子校释》研究》文中认为《韩非子校释》是陈启天研究法家思想的重要成果。在校释中,陈启天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汇集古今中外《韩非子》研究成果,进行参校。陈启天上承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又结合时代背景,对《韩非子》进行重新校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使法家思想在民国焕发出新的光芒,推动了韩学的进步,也为后学者研究《韩非子》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本文主要从校释特色、对《韩非子集解》的继承和发展以及《韩非子校释》的韩学史意义为切入点,全面研究《韩非子校释》。关于陈启天生平及韩非子思想研究。陈启天出生民国,时代特殊,着书目的明确,偏用世治世。陈启天一生着书众多,对此研究可以理清陈启天一生的着述历程。前人研究《韩非子》多从字词考证、思想内涵等学术角度切入,而陈启天多关注韩非思想中的政治内容部分,注重韩非思想中治世的内容,以达到治世的目的,赋予韩学新的时代使命。另外在体例方面,陈启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依最能体现韩非思想和真伪程度对《韩非子》进行重新排序,这是一大创新,为后学者研究《韩非子》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关于陈启天《韩非子校释》的校勘特色研究,前人校勘多遵循传统校勘方法,而陈启天独辟蹊径,没有选取底本来校勘,而是参照多本进行参校,取其合理之处。但在校勘过程中把有些本子等同来看,有失严谨。校勘用语丰富、类型多样。至于标点的校改,使《韩非子》的可读性增强。关于陈启天《韩非子校释》的注释研究,陈启天在校释《韩非子》时,注解丰富,多用俗语和当时用语,时代特色鲜明。汇集前人研究成果,又参照日本学者研究成果进行注解,但注解也存在不足,有些注解的词语已经过时,有些注解沿用前人的错误,有失严谨。关于陈启天在校释《韩非子》过程中对《韩非子集解》继承和发展的研究,陈启天在校释中多引用王先慎校勘成果,直录《韩非子集解》校勘内容,而对王先慎的援引则删去,多继承少改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韩非子集解》的不足,也比《韩非子集解》更具可读性,推进了韩学的发展。关于《韩非子校释》韩学史意义的研究,从当时历史背景切入,去探讨《韩非子校释》的价值,重点关注《韩非子校释》所体现的韩学思想、为后来韩学提供新的范式。前人校勘《韩非子》多注重史料和先秦时期的子书,引用日本成果不全面,陈启天则引用众多资料校释《韩非子》,涉及经史子集,同时也尽可能全面的搜集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汇集前人、当时、国外研究成果,选取合理者,再加上自己的判断进行校释。另外《韩非子校释》在韩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当时和后来产生很大影响,陈启天结合先秦法家思想和时代背景,校释《韩非子》,促进了“新法家”的形成。在后世的影响中,重点探讨对陈奇猷的影响,陈奇猷在校注《韩非子》时多参考《韩非子集解》和《韩非子校释》,汇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校注,其中有些校注也受到《韩非子校释》的启发。
曹雨杨[9](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提出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潘润[10](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二、韩非子教育思想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非子教育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3)先秦道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立论依据 |
二、研究综述 |
(一)《黄帝四经》道法思想的研究 |
(二)《管子》道法思想的研究 |
(三)《荀子》道法思想的研究 |
(四)《韩非子》道法思想的研究 |
三、基本观点 |
(一)《黄帝四经》成书于战国中期 |
(二)《管子》四篇为稷下黄老学之作 |
(三)荀子之学归本于黄老 |
四、核心范畴 |
(一)道法 |
(二)自为 |
(三)形名 |
(四)因 |
第一章 《黄帝四经》中的道法思想 |
一、《经法》“道生法”的道法思想 |
(一)“神明之原”的道论 |
(二)“自为”的物性论 |
(三)“虚无有”的见知论 |
(四)“治而制之”的法度论 |
二、《十六经》“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的道法思想 |
(一)“因而勒之”的刑德论 |
(二)“中有正度”的内刑论 |
(三)“循名复一”的成法论 |
三、《称》“因天之则”的道法思想 |
(一)“无始而有应”的道论 |
(二)“建以其形,命以其名”的形名论 |
(三)“因天之则”的法治论 |
四、《道原》“抱道执度,天下可一”的道法思想 |
(一)“虚同为一,恒一而止”的道论 |
(二)“抱道执度,天下可一”的政论 |
小结 |
第二章 《管子》中的道法思想 |
一、《心术上》“舍己而以物为法”的道法思想 |
(一)“道之与德无间”的道德论 |
(二)“无为而制窍”的心术论 |
(三)“舍己而以物为法”的静因论 |
二、《心术下》“执一不失,能君万物”的道法思想 |
(一)“至本至无”的道论 |
(二)“心之中又有心”的心论 |
(三)“执一不失,能君万物”的心治论 |
三、《白心》“名正法备,圣人无事”的道法思想 |
(一)“不余不亏”的道论 |
(二)“形性相葆”的治身论 |
(三)“静身以待”的治国论 |
(四)“不义不可”的兵论 |
四、《内业》“正心在中,万物得度”的道法思想 |
(一)“所以充形”的道论 |
(二)“气之精”的精气论 |
(三)“心以藏心”的心论 |
(四)“正心在中”的治论 |
小结 |
第三章 《荀子》中的道法思想 |
一、《致士》“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的道法思想 |
(一)“国家之本作”的道法论 |
(二)“道法之总要”的君子论 |
(三)“宁僭勿滥”的刑赏论 |
二、《天论》“官人守天,自为守道”的道法思想 |
(一)“天行有常”的天论 |
(二)“明于天人之分”的至人论 |
三、《正名》“壹于道法,谨于循令”的道法思想 |
(一)“迹长功成”的守名论 |
(二)“喻动静之道”的辨说论 |
(三)“心之所可”的治乱论 |
小结 |
第四章 《韩非子》中的道法思想 |
一、《主道》“万物之始,是非之纪”的道法思想 |
(一)“自为”的形名论 |
(二)“因能而使之”的习常论 |
(三)“用在不可知”的主道论 |
(四)“符契之所合”的赏罚论 |
二、《饰邪》“道法万全,智能多失”的道法思想 |
(一)“恃鬼神者”的愚论 |
(二)“恃诸侯者”的亡论 |
(三)“赦罪以相爱”的小忠论 |
(四)“释法而任智”的惑乱论 |
(五)“明法亲民”的富强论 |
三、《大体》“因天命,持大体”的道法思想 |
(一)“祸福生乎道法”的大体论 |
(二)“因道全法”的法治论 |
(三)“以道为舍”的大人论 |
四、《说疑》“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的道法思想 |
(一)“远仁义,去智能”的有道之主论 |
(二)“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的霸王之佐论 |
小结 |
结论 |
一、从“道法”到“治法” |
二、从“治身”到“治国” |
三、从“无为”到“自为” |
四、从“因天”到“因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后记 |
(4)先秦诸子《春秋》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先秦诸子《春秋》观的产生 |
第一节 社会时代背景 |
一、“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 |
二、学术文化下移,士阶层崛起 |
三、社会动荡,思想自由 |
第二节 “六经”对诸子的滋养 |
第三节 “述而不作”到“以述为作”的历史观念催生 |
第二章 《孟子》中的《春秋》观 |
第一节 《孟子》中的“《春秋》”涵义 |
第二节 《孟子》中《春秋》观的三重内涵 |
一、“昌明王道,拯救世风”之作意 |
二、“天子之事,其文则史”之定位 |
三、“丘窃取之义”之书法 |
第三节 《孟子》与《春秋》大义 |
一、尊孔为圣,开孔子“素王”说之先声 |
二、尊王贱霸与公羊“王霸”观 |
三、“行权反经”与《春秋》“通变明权”之义 |
第三章 《荀子》中的《春秋》观 |
第一节 《荀子》中的“《春秋》”涵义 |
第二节 《荀子》中《春秋》观的内涵 |
一、言是其微 |
二、兼采三传之义的丰富内容 |
第三节 《荀子》中《春秋》观的特点 |
一、广义的《春秋》概念 |
二、对《春秋》政治哲学性质的初步认识 |
三、对《春秋》之“义”微旨的强调 |
第四章 《墨子》《庄子》中的《春秋》观 |
第一节 《墨子》中的《春秋》观 |
一、《墨子》中的“《春秋》”涵义 |
(一)《春秋》指史书通名 |
(二)隐藏的《春秋》概念 |
二、《墨子》中《春秋》观念的内容 |
三、《墨子》对《春秋》史料的运用与阐释 |
第二节 《庄子》中的《春秋》观 |
一、《庄子》中的“《春秋》”涵义 |
二、《春秋》以道名分:发源于孔子作《春秋》以正名 |
三、稷下黄老学思想影响下的“《春秋》以道名分” |
四、《庄子》对《春秋》史料的运用与阐释 |
第五章 《韩非子》中的《春秋》观 |
第一节 《韩非子》中的“《春秋》”涵义 |
第二节 《韩非子》中《春秋》观的内容 |
一、“陨霜不杀菽”之记与韩非的《春秋》观 |
二、“正物之名”对《春秋》“正名分”的承继与发展 |
第三节 《韩非子》中《春秋》故事及“义”之呈现 |
一、《韩非子》中《春秋》故事的主要内容和意旨生发 |
二、韩非对《春秋》故事的吸收及文学化改造 |
第六章 先秦诸子《春秋》观的特点及对后代的影响 |
第一节 先秦诸子《春秋》观的特点 |
一、大“《春秋》”的观念 |
二、由“史”到“经” |
三、重“义”与用“事” |
四、与学派发展的历史趋势相适应 |
第二节 对后代《春秋》学的浸润和影响 |
一、指明了早期《春秋》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
二、奠定了后代《春秋》经世之学的主题 |
三、促成了对《春秋》经、史、文的综合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观点 |
三、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人类伦理价值诉求的关联性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
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批判 |
二、国家内部的伦理关系 |
三、国家向个人提出道德要求的权力 |
第二节 人类进入国家状态的善目的 |
一、人类创建国家的最初愿望 |
二、国家发展与国民的获得感 |
三、人类对理想国家的不懈追求 |
第三节 国家之善与善治之善 |
一、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 |
二、善治对国家之善的增进作用 |
三、恶治对国家之善的破坏作用 |
第二章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一、分配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二、分配正义与公民权利的相通性 |
三、分配正义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一、国家治理对工具善的依赖性 |
二、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另一种工具善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关系 |
一、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依赖关系 |
二、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制约关系 |
三、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促进关系 |
第三章 执政党党德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引领作用 |
第一节 执政党党德的价值特性 |
一、执政党党德的先进性 |
二、执政党党德的民族性 |
三、执政党党德的人民性 |
第二节 执政党党德的制度伦理之维 |
一、执政党制度与执政党党德 |
二、执政党制度的人民性 |
三、执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保障 |
第三节 执政党党德的党员美德之维 |
一、执政党党员美德与党德 |
二、执政党党员的核心美德 |
三、执政党党员美德:国家治理的价值榜样 |
第四章 公民道德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
第一节 社会公德培育与国家治理 |
一、社会公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二、社会公德与国家文明 |
三、社会公德建设与国家发展 |
第二节 职业道德培养与国家治理 |
一、职业道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二、职业道德的核心:工匠精神 |
三、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
第三节 家庭美德建设与在国家治理 |
一、家庭伦理与家庭美德 |
二、爱:作为家庭美德的核心 |
三、家庭美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一致性 |
第四节 个人品德塑造与国家治理 |
一、个人品德在公民道德中的重要性 |
二、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 |
三、个人品德建设与国家道德建设 |
第五章 国家治理向国际领域延伸的伦理规约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问题与国际伦理问题 |
一、国际社会:超越国家的伦理实体 |
二、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价值边界 |
三、国际伦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二节 国家主权与国家的国际道德责任 |
一、国际伦理的内涵与要义 |
二、主权国家的国际伦理建设责任 |
三、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伦理建设的路径 |
第三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提出的伦理动因 |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内涵与内容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国际伦理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先秦儒家“勇”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现状及创新之处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勇”观念的产生 |
第一节 早期典籍中的“勇” |
第二节 古代尚武与“勇”观念的培育 |
第二章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勇” |
第一节 孔子“勇”观念的内涵 |
第二节 德性之勇的塑造 |
一 勇而有义 |
二 勇而有礼 |
三 勇而有知 |
四 勇而有仁 |
第三章 孟子与荀子对“勇”观念的发展 |
第一节 孟子论勇 |
一 小勇与大勇 |
二 以义养勇,以气配勇 |
第二节 荀子论勇 |
一 荀子“勇”观念的特点 |
二 荀子对“勇”类型和层次的划分 |
第三节 孔孟荀“勇”观念对比 |
第四章 儒法两家“勇”观念的综合考察 |
第一节 法家“勇”观念的特点 |
一 使用刑赏手段激发民众勇战 |
二 禁私勇与勇之为国 |
三 以法来约束勇 |
第二节 儒法两家“勇”观念对比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致谢 |
(7)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二、本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一、错置年时 |
二、抵牾思想 |
三、脱离环境 |
四、乖悖史录 |
五、文辞荒诞 |
六、情理难通 |
七、重复叙事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一、无中生有型 |
二、同中有异型 |
三、踵事增华型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一、承前集成性 |
二、创造致新性 |
三、开拓启示性 |
结语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8)陈启天《韩非子校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陈启天的学术经历与《韩非子校释》的成书 |
第一节 生平与着述 |
第二节 陈启天的《韩非子》研究 |
第三节 成书与体例 |
第二章 《韩非子校释》校勘研究 |
第一节 版本选择 |
第二节 校勘内容 |
第三节 不足与问题 |
第三章 《韩非子校释》注释研究 |
第一节 注释内容 |
第二节 注释特色 |
第三节 不足与问题 |
第四章 对《韩非子集解》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一节 引书情况 |
第二节 校勘的继承和发展 |
第三节 注解的继承和发展 |
第五章 《韩非子校释》的韩学史意义 |
第一节 学术思想的开拓 |
第二节 研究范式的创立 |
第三节 韩学史地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前言 |
上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疑难字词集释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 之集汤之屋》 |
下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释文校注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校注 |
第一节 《尹至》 |
第二节 《尹诰》 |
第三节 《程寤》 |
第四节 《保训》 |
第五节 《耆夜》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第七节 《皇门》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第九节 《楚居》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校注 |
第一节 《系年》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释文校注 |
第一节 《说命上》 |
第二节 《说命中》 |
第三节 《说命下》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第六节 《良臣》 |
第七节 《祝辞》 |
第八节 《赤(?)之集汤之屋》 |
附录一:全文全称简称对照表 |
附录二:引用文献及简称 |
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论着知见录 |
凡例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
《尹至》篇知见录 |
《尹诰》篇知见录 |
《程寤》篇知见录 |
《保训》篇知见录 |
《耆夜》篇知见录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篇知见录 |
《皇门》篇知见录 |
《祭公之顾命(祭公)》篇知见录 |
《楚居》篇知见录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存目)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存目) |
综论知见录(存目) |
(10)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相关文献考古材料与学术史回顾 |
(一)相关史料与考古材料 |
(二)学术史综述 |
1、学者对战国鲁国历史的研究 |
2、学者对战国宋国历史的研究 |
3、学者对战国郑国历史的研究 |
4、学者对战国越国历史的研究 |
5、学者对“东南有天子气”的研究 |
三、研究内容与时空范围 |
(一)研究内容 |
(二)时空范围 |
第一章 战国早期鲁国三桓的兴衰及对历史格局的影响 |
第一节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国内政权的更替 |
一、春秋晚期鲁国的内外形势 |
二、鲁哀公之死和三桓对鲁国政权全面掌控的历史意义 |
三、鲁国的国内政权更替与齐、晋的比较 |
第二节 、三桓的衰微与鲁穆公复兴公室权力 |
一、田齐对鲁国的攻击与三桓的衰微 |
二、鲁穆公复兴鲁国公室权力与新时代的鲁国政治、学术 |
第三节 、鲁穆公的外交、军事政策与对齐晋争霸的影响 |
一、战国早中期之交田齐的政治内乱及对鲁国的侵略 |
二、从清华简《系年》看“三晋伐齐”之战及鲁国的作用 |
三、鲁穆公对三晋列为诸侯历史进程的影响 |
四、鲁穆公在“三晋伐齐”中的历史作用与春秋时期的比较 |
小结 |
第二章 战国早期宋郑政治变局及其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第一节 、“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战国早期“戴氏取宋”的发生 |
一、春秋晚期宋国公室的衰微与戴氏的兴起 |
二、“戴氏取宋”的前奏:宋景公之死与乐氏掌握宋国政权 |
三、从传世史料和清华简《系年》看“戴氏取宋”发生的时间 |
第二节 、“郑人三世杀其父”——战国早期郑国的内乱 |
一、郑国七穆崛起与战国初年郑国的乱局 |
二、郑相子阳的兴起与“太宰欣取郑” |
第三节 、战国早期的宋、郑外交与连堤及大梁、榆关之战 |
一、春秋晚期的晋楚争霸对中原小国的冲击 |
二、莫敖阳为的晋楚连堤之战与宋国的作用 |
三、大梁、榆关之战的背景:三家分晋后郑国在三晋与楚之间的周旋 |
四、“王子定奔晋”对楚悼王伐郑的影响 |
五、大梁、榆关之战过程及郑国的作用 |
第四节 、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新时代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一、宋、郑等战国早期新兴政权的过渡期特点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二、战国早期东方小国在大国争战中作用的时代特点 |
三、“宋郑之间有隙地”与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的战略新特点 |
小结 |
第三章 战国中期郑、宋、鲁、越的历史及其影响 |
第一节 、四战之地中的包围——郑国灭亡的过程和影响 |
一、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与迁都 |
二、郑国灭亡与韩哀侯迁都新郑 |
三、韩国对郑国中原“四战之地”战略位置的继承 |
第二节 、四战之地中的突围——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及与“子南氏取卫”的比较 |
一、宋桓侯被废与宋剔成君的登位 |
二、战国时期卫国的历史背景与子南氏的兴起 |
三、魏惠王时期“子南氏取卫”的影响 |
四、戴氏强宋与大国附庸——“戴氏取宋”与“子南氏取卫”不同的历史走向 |
第三节、“鲁酒薄而邯郸围”——战国中期齐、魏、楚争战中的鲁国外交与内政 |
一、齐魏桂陵之战和齐楚徐州之战中的鲁国外交 |
二、鲁平公时期的鲁国内政外交及与周边附庸小国的关系 |
第四节 、“越人三世弑其君”——越王翳迁都姑苏及被弑 |
一、战国早期越国的强盛 |
二、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 |
小结 |
第四章 宋国、二周灭亡对秦国统一的影响和春申君对鲁国、江东的开发 |
第一节 、“齐能并宋而不能凝”——宋王偃的小霸和灭亡对战国历史走势的影响 |
一、宋王偃的称王与宋国的强大 |
二、齐闵王灭宋与戴宋灭亡的时代背景 |
三、魏、楚对宋地的夺取及其时代背景 |
第二节 、“利”与“义”的有机统一——宋国强盛与灭亡对乐毅伐齐“义战”实现的影响 |
一、宋国在苏秦谋齐与对合纵的策划中的地缘战略地位 |
二、宋国灭亡引发的大国战争对齐、秦东西帝并立局面的结束的影响 |
第三节 、战国时期二周的兴衰及对秦灭周的影响 |
一、春秋晚期周王室内乱和成周的建立 |
二、战国早中期二周的分立 |
三、二周对秦灭周的影响 |
第四节 、春申君北伐与鲁国的灭亡 |
一、田单复齐后的历史态势与鲁国灭亡 |
二、楚国治理下鲁地的文化融合 |
第五节 、越国故地战国晚期前段的混乱局面与春申君时期楚国的统治 |
一、楚灭越夺取江东与江东郡的设立 |
二、战国晚期前段“政乱兵弱”的江东越国故地 |
三、春申君封于江东与对越国贵族的征服 |
四、春申君对越国故地的开发和“长三角荆楚化” |
五、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再说“楚未灭越”问题 |
小结 |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越、宋、鲁故地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 |
一、楚国统治下对越、宋、鲁故地的区域整合的最终完成 |
二、战国秦汉之交东方小国故地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 |
第一节 、“东南有天子气”的江东视角解读 |
一、秦朝在江东的统治与“东南有天子气” |
二、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泄江东王气”的过程 |
第二节 、楚国对越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一、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 |
二、闽越、瓯越兴起下项羽的“过江东”问题 |
三、江东子弟对项羽阵营影响的时代背景 |
四、刘濞与“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
第三节 、楚国对宋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一、楚国对丰沛的整合与刘邦帝业的成就 |
二、“四面楚歌”与秦汉时期彭城一带成为楚地的中心 |
第四节 、楚国对鲁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一、从孔壁书的传抄古文字体看楚、鲁文化结合的完成 |
二、儒法矛盾背景下的秦始皇焚书 |
三、鲁国文化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 |
小结 |
结论 |
附一:战国前后郑、宋、鲁、越大事年表 |
附二:战国时期的宋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附三:战国时期的鲁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附四:战国时期的越王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参考文献 |
一、古典文献 |
二、考古报告 |
三、相关着作 |
四、研究论文 |
五、学位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四、韩非子教育思想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D]. 张立洋.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道德观与人性论:韩非子政治思想研究[D]. 张涵毅. 西北大学, 2021
- [3]先秦道法思想研究[D]. 路高学. 东南大学, 2021(02)
- [4]先秦诸子《春秋》观研究[D]. 柴妍.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D]. 周四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2)
- [6]先秦儒家“勇”观念研究[D]. 赵明明. 郑州大学, 2020(02)
- [7]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8]陈启天《韩非子校释》研究[D]. 李志民.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10]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