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水旱灾害及减轻灾害的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兵[1]（2020）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防洪减灾研究发展历程与成就回顾》文中研究说明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我国是世界上洪水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除沙漠和极端干旱区、高寒山区等人类极难生存的地区外,大约2/3的国土面积、4/5以上的耕地受到洪水灾害的威胁,总体上呈现频次高、范围广、种类多、损失大的特点。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江河洪水灾害频发重发,
白豆[2]（2020）在《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是以山西地方文献为史料基础,尝试从普通民众的受灾经历、灾害认知、灾害应对与灾害记忆等维度对清代山西灾害社会予以深度解剖,进而系统地揭示灾害对山西社会各层面的诸多影响,展现一种整合的、全方位的清代山西灾害史。在回顾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将地方文献应用于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分别从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灾害书写、历史语境和发掘利用等角度展开具体论述。与官方文献的灾情记录主要侧重于灾情和赈济相比,地方文献所呈现的内容则涉及民间社会应对、粮价物价、地权流转、灾民心态、民间信仰和灾害记忆等多个方面,成为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灾害经历的重要文本。其次,主要展现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情况,通过对其进行适当的定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清代山西灾害的总体特征和区域特征。在此前提下,将碑刻记录中个体的灾害重新放置于整体的灾害中做定性分析,尝试以此探究民间灾害记忆的特点,以及因此映射出的灾害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层内涵。首先,选择灾害记录较多的碑刻资料为研究对象,分府、州等分别对其中的灾害情况进行分区讨论。其次,以碑刻记录的灾害发生地为基点,上溯至各地方志,对其中的相关灾害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山西内部的区域灾害特性明显,其中影响各地的主要灾害并非完全一致,也并不都以旱灾为首。最后,结合官方文献《清实录》等对碑刻灾害记录的特点进行探讨,发现民间灾害记忆具有较明显的分层。第三,主要讨论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从其开展的相应救灾模式来看,则实际包含了官方赈济和地方自救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地方社会的应灾手段可细致划分为神灵崇拜、村社救灾、宗族赈济、乡绅赈济、商人赈济和官民互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官民互动则是地方灾害应对中的重要特色。即便是缺乏国家赈济,地方社会同样拥有独立的一套防灾自救体系。它区别于国家荒政体系,但在特定条件下又与官员赈济和国家赈济相结合,以此共同应对地方灾害。第四,以清代山西重大灾害“丁戊奇荒”为研究个案,分别从灾民认知、灾害应对、灾民生活、地权流转和灾害记忆等角度对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根据碑刻资料的相关记录,分灾前、灾中、灾后三个阶段来“还原”基层民众认识和应对灾害的全过程。其次,以“丁戊奇荒”期间的土地交易文书来分析基层社会的地权流动以及由此展现出的灾民日常性生活,进而揭示了传统灾害史研究中“逃荒”和“救荒”话语体系之外的其它生活面向。最后,对“丁戊奇荒”的民间记忆开展长时段研究,深入分析民间灾害记忆生成和流传的基本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后,以清代静升村的民间灾赈为例,具体从受灾情况、灾赈背景、宗族赈济和村社赈济等方面展开分析,并重点考察基层社会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表明,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其中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其间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地方民众的传统禳灾习俗和长时期形成的防灾减灾经验共同构成了清代山西地方社会独特的“民间”救灾传统,并逐渐生成相应的灾害记忆与独特的灾害文化。其中碑刻是民间灾害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而相关灾害记忆的生成则与地方社会的自我救灾能动性有很大关联。由此表现出的明显分层,则既是民间社会开展自救活动的有力印证,也是对清代官方赈济实效的侧面肯定。
胡旭[3]（2020）在《1912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生态环境的变异引发生态灾害,并在人与生态环境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频繁发生。京津冀是环绕北京,包含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在内的地理区域。1912年至1949年,京津冀地区由于长期战乱和军阀割据,社会控制力减弱,社会治理能力衰退,生态系统紊乱,水灾、旱灾、虫灾等生态灾害频繁发生,灾域广阔。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河流治理、恢复植被等措施来进行防治,但多流于表面形式,难以真正落实。受西方近代科学影响,防治措施和防治思想上有明显的近代色彩,重视预防,对灾害认识的科学性增强,救治中呈现人道主义倾向。1950年至1970年代,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京津冀地区的水旱灾害等传统类型生态灾害的影响有所减小,但是破坏依然严重,风沙灾害、污染灾害等影响不断增强。该时期灾害的防治以建设水利工程和植树造林为主,强调救人为先,预防和根治相结合,并且环保思想也有所发展。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污染灾害和风沙灾害成为影响京津冀地区的主要灾害。生态灾害呈现出复合交缠性的特点,灾害的防治也逐渐以综合性治理为主。在思想上重视科学,强调保护环境,追求人与生态和谐共生。对1912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进行研究,探索不同阶段主要生态灾害的种类与特征、防治措施、防治思想,有利于从历史演进过程中整体性把握生态灾害变化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梳理总结经验做法,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提供历史支撑与参考。
刘宇杰[4]（2020）在《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古以来,饥荒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甚至导致王朝的兴替和政权的更迭。探究饥荒的原因和如何避免饥荒悲剧重演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饥荒的发生是天灾还是人祸?什么样的天灾和人祸导致了饥荒?我们如何才能最终告别饥荒?本文将通过对农业生产与分配、饥荒概念的辨析、饥荒类型的划分、影响饥荒的主要因素分析、告别饥荒的对策等内容的研究来回答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对未来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饥荒的土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理论探究和史料分析,本文首先对马尔萨斯、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进行了概括和阐述,对我国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为饥荒类型的划分提供逻辑的起点和分析的起点。其次,依据农业生产与分配、两极世界理论把饥荒划分为传统农业时期的饥荒、土地贡税殖民时期的饥荒以及现代农业时期的饥荒,并从实证或案例的角度对上述三个类型的饥荒分别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再者,对现代社会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概括,提出应急和形成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拨开附加在饥荒概念上的重重迷雾,影响饥荒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或地区以及个人粮食的极度短缺,至于饥饿乃至死亡,则是粮食极度短缺的影响和严重后果。（2）饥荒实质是农业生产与分配的危机,这种危机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粮食供应的短缺以及微观上个人或家庭的粮食极度短缺。（3）对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等农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分配不公带来的极端贫困使下层人民很容易陷入饥荒;战争或武装冲突严重破坏农业的生产与分配,制造难民,使民众陷入缺粮的境地。（4）二战后,自然灾害、极端贫困、战争或武装冲突等因素对饥荒的影响或者在下降或者在削弱,随着科技的进步,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超过人口的增长,今后更多要考虑全球粮食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应对饥荒既要考虑早期预警、平抑粮价、赈济灾民等应急措施,也要考虑形成确保粮食安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惩治饥荒制造者等长效机制,使人类彻底告别饥荒。
张玥滢[5]（2020）在《苹果水旱灾害风险评价与保险产品研发》文中研究表明苹果种植是中国重要的林果产业,中国苹果产量和种植面积均居世界首位,并仍在扩大。气象条件是影响苹果产量和品质的关键因素,为探明气候变化对苹果生产区域的影响,分析苹果种植区水旱灾害风险,探索苹果干旱指数保险产品的研发方法,开展本项研究。研究利用1981-2010年全国5 km×5 km格点气象数据,基于前人确定的气候学指标,采用气候倾向率、ArcGIS空间插值等方法,剔除不满足苹果生长基本需求的不可种植区域,评价可种植区的气候适宜性,并分析年际间适宜区的变化特征;运用1981-2010年全国756个站点气象数据,基于作物水分亏缺情况和苹果成熟期连阴雨发生日数,分别构建干旱指数和连阴雨指数进行灾害风险分析;运用2011-2018年站点气象数据对气候区划、干旱风险和连阴雨风险进行验证与评价;结合产量数据,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构建干旱指数农业保险。主要结果如下:（1）从1981-2010年苹果气候适宜种植情况可知,苹果可种植区为华北、西北、西南以及华东、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在可种植区中,适宜区主要位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和环渤海地区,次适宜区主要位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少部分地区以及塔里木盆地和云贵高原地区,不适宜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以及新疆北部部分地区。不同年代变化下,山东半岛、黄土高原南部由适宜种植区转变为次适宜种植区,辽蒙交界地区、云贵川交界地区、黄土高原北部以及陕甘交界处由次适宜种植区转变为适宜种植区,苹果适宜种植区变化呈现明显北移西扩的特点。（2）1981-2010年间,在苹果生育期不同阶段作物水分亏缺指数（CWDI）逐渐增大,成熟期干旱发生范围广,频率大,等级高,是干旱风险防范的重要阶段。根据苹果各生育阶段水分亏缺情况和干旱发生频率构建干旱指数（CWDR）进行干旱风险区划,可种植区域内苹果的干旱风险由南向北递增,且风险随年代的变化有所增大,主要表现为干旱风险范围的扩大和干旱风险等级的提高。在苹果周年生长过程中,生育期各个阶段干旱风险空间分布略有差异,环渤海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苹果生育期各个阶段干旱风险等级随时间有南扩的趋势。（3）综合连阴雨发生次数、持续日数以及发生强度,构建连阴雨风险指数（Lu）进行风险区划,在苹果可种植区域内,1981-2010年间连阴雨风险由西南向北呈递减趋势,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地区为连阴雨风险较大的地区,而新疆中部、内蒙古西部、甘肃中部和环渤海地区连阴雨风险较小。（4）2011-2018年,热量和降水资源分布发生改变,苹果主产省份适宜种植区呈现北移西扩特征;干旱分布呈东南向西北加重趋势,黄土高原地区干旱发生频率有所增加,而环渤海地区干旱频率略有降低;连阴雨灾害分布呈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甘肃、河南南部连阴雨发生的次数、强度均有所增加。灾害发生的范围、强度与1981-2010年干旱风险、连阴雨风险分布结果有一定的一致性。（5）选取山东省潍坊市进行干旱风险分析,在生育期的各个阶段干旱风险呈逐渐加重的趋势。选用Logistic分布对潍坊苹果减产率进行拟合,得到不同减产率发生的概率,结果表明苹果干旱灾害纯保险费率为0.555%,实际费率为0.804%。基于高分辨率气象格点数据对中国苹果种植的气候因子及气候适宜区进行研究,对苹果种植区域的调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可种植区域内对干旱、连阴雨灾害进行风险分析,并运用干旱风险指标,结合实际保险政策设计苹果干旱指数保险,对苹果产业趋利避害、减损保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今后有关苹果水旱风险的研究中,应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品种苹果对气候条件的适应性,并结合土地利用、灌溉、栽培技术等,提出应对区域水旱灾害风险的策略,支撑苹果产业稳定发展。
党群[6]（2020）在《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然灾害是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全球气候变暖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损失更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均构成威胁。对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掌握灾害规律,以防灾、减灾,维系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陕北地区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且在生态、社会、能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小冰期”气候条件恶劣,整体趋冷干。本文对明代这一典型气候恶化时期,发生在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特点、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可丰富过去气候变化时期自然灾害研究案例,获得对灾害发生下自然-生态-社会反馈机制的认识,对从过去自然灾害中进行“灾害学习”,及现今全球变化背景下灾害防治、环境治理、人地关系调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对明代发生在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收集、整理,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数理统计、小波分析、M-K检验、ArcGIS空间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及灾害总体特点、灾害间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灾害原因及社会影响开展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明代的277年中,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共发生404次。旱灾为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共发生98年次,涉及1885县次。等级上“中度”占优势,大旱、特大旱对社会影响巨大。时间分布规律明显: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阶段:少发-广发且增加-减少-快速增加,多发和广发的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季节性明显,夏季高发、广发,秋季和春季多发,冬季最少,多发连季节旱。3)具有6a、12a、25a和66a的周期性。4)1400-140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空间分异表现为:南部高、北部较低,且旱灾高频区域呈连片分布特征,分布在洛川-黄陵-黄龙,和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区域。连年持续干旱在明中后期多有发生,对区域干旱气候事件具有指示作用。（2）洪涝灾害共发生54年次,涉及313县次,等级以“中度”为主,多发于明中后期,“重度”灾害集中于明中期。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表现为: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无灾-较频发广发-频发但范围减少-快速增加。2)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秋季多发,秋季最广发,月份上七、八月（农历）最多发、广发。3)具有6a、32a的周期性。4)1380-1389年呈现频次由少变多的突变态势,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灾害空间分异表现为:高频中心呈点状分布,位于榆林、富县、绥德、清涧。（3）因旱、寒冻低温、洪涝、虫、风、雹、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共发生90年次。因旱灾导致的最多（69年次）、涉及范围最广（976县次）。时间分布规律表现在: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少发-多发广发-多发较广发-频发广发,明中、后期频发、广发,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具有4a,9a,22a,40a的周期性。3)1410-141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空间分异表现为:存在洛川-黄陵-黄龙-富县,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高频区域。（4）地质灾害共发生31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但“重度”灾害影响更大。时间上的分布规律明显:10a频次呈显着上升趋势,综合考虑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无灾-增多-频发广发3个阶段。空间分异明显:高频区域多成片出现,位于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榆林、延安-延长。寒冻低温灾害共发生28年次,以“中度”、“重度”为主,明晚期最频发、强度最大。灾害发生10a频次呈较显着上升趋势,结合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少发-增多-无灾-快速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特征明显:秋季最多发,夏、冬季次之,春季较少。空间上差异较明显,北部、中部地区较多发。雹灾共发生32年次,集中于明中后期,10a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减少-增多-平稳3个阶段,年内集中于夏、秋、冬3季,夏季最多。空间上,北部、东部较多发。虫灾共发生32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重度、特大虫灾集中于明中、后期。灾害10a频次呈上升趋势,划分为少发-增多-无灾-波动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显着,多发于夏秋两季。空间上,黄陵、清涧最为多发。（5）自然灾害总体呈现越到明代后期,越频发、灾情越严重:明代前期灾害较轻,中期发生频度、广度偏高,后期最频发、广发。年内季节性显着,四季均有发生,夏秋两季更集中、频繁（占总数的75.50%）。空间差异较显着,榆林,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是相对高频区域。（6）自然灾害间具有关联,多灾种耦合特征明显。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间形成普遍联系的灾害网络,饥荒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气象灾害的旱、洪涝、雹、寒冻低温、风灾间存在关联,并有耦合发生的情况。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虫灾存在关联。多灾种耦合还表现为时间的群发、空间的群聚。灾害群发频度显示了8个群发期,不同群发期灾害构成类型存在差异,明末的第8群发期最为严重,灾害构成指示了当时冷干的气候特征。灾害多度识别了灾害的群聚,环境相对较好的东中部绥德-米脂-子洲-清涧区域、南部洛川-黄龙-黄陵区域的灾害群聚,表明灾害群聚与孕灾环境、承灾体均存在关系。（7）陕北地区灾害发生的原因包括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气候的冷暖干湿与自然灾害总频次、县次间,呈负相关关系:气候偏冷干时段灾害相对多发、广发。旱灾频次、饥荒县次、寒冻低温灾害县次与温度关联度更高,洪涝灾害频次、虫灾频次、地质灾害县次、风灾县次与湿度关联度更高。地质地貌因素则对洪灾、地质灾害起重要作用。社会因素表现为人口数量、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社会脆弱程度。自然灾害发生频次与人口增加呈同方向变化:人口增加速度越快,灾害发生越频繁。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北部屯垦的发展与灾害分布重心的南-北移动相呼应。救灾措施失效等表现出的社会脆弱性程度增加,是明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灾害更加频繁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森林草原植被减少和水土流失加剧。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频发、群发,与此时期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存在联系。陕北地区明代灾害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存在互动关系,反映出自然-生态-社会系统形成负反馈链条,是气候恶化背景下,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8）各类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区域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文化诸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人口死亡、流移,农业和城镇经济受损,冲击社会秩序,塑造信仰、民俗及城镇建设。
余晴[7]（2020）在《明末灾荒的中央政府应对 ——以《度支奏议》为中心》文中认为明代的各类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多、破坏性大,且各种灾害往往交替发生。及至明末,国家财政、官制等方面的限制更是加深了灾害的影响力,灾害极易演变为灾荒。灾害发生后,政府对受灾地区的救助成为百姓关注的重点。在灾荒发生时,中央政府的相关应对值得我们重视。本文以明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疏合辑《度支奏议》中所反映的明末灾荒及荒政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地区、不同灾情、不同应对措施进行了梳理和比较,以看出灾害的轻重、类型、地区对政府救灾措施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比对了《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中对明朝灾害的相关整理结果,以更全面地分析灾情。通过对《度支奏议》中灾荒奏疏的梳理以及对1628—1633年明朝自然灾害的分析,本文发现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十分严重,每年均有大灾发生。发生频率最高的灾害是水灾和旱灾,与以往水灾多发生在江浙等地不同,此时的陕西、山西等西北干燥地区也不时被水。蝗灾发生也较为频繁,且多与水灾、旱灾伴生并至。很多地区出现同一年里灾后又灾、不同年份连年受灾的情况,其中以江浙地区和陕西、山西等西北边地最为典型。崇祯元年山西省水旱等灾、崇祯元年浙江省水灾、崇祯二年南直隶水旱灾等重大灾害,由于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为减轻灾害的破坏性,明朝注重完善防灾备灾制度。备荒仓储主要包括预备仓、常平仓、社仓、义仓等不同类型的仓库,这些对于灾荒防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期多废弛。由于地势低洼、河道密布之地易发生水灾,明朝建设了相关水利工程,但明中期后政府渐疏于此,崇祯朝时地方官挪用河工之银的现象屡见不鲜。灾荒的次数增多、危害增大与此不无关系。灾荒发生后,报灾与勘灾是中央政府进行救灾的前提条件。在对勘报灾时间的规定、程序的完善作出梳理后,本文发现明末未按规定程序报灾以及勘灾不实的事例并不少见。报灾勘灾之后,下一步就是荒政中非常关键的环节——赈灾。就《度支奏议》反映的1628-1633年而言,这一时期采取的救灾措施主要有蠲减、赈济、缓征、改折等。对于每项措施的具体实施情况,文中均已列表说明。在诸多赈灾措施中,蠲减、缓征、赈济采用较多,为了在重灾区实现更好的救灾效果,往往是几种措施配套实行。受制于明末财政状况,对赈济、蠲减等措施的审批较之以往更加严格,户部议定而崇祯帝提出疑问、甚至直接否决的情况也不时发生。此外,不同措施、不同地域的具体赈灾也有其特点,西北地区是边塞军事重地,江浙地区为国家赋税所系、明朝兴起之地,所以灾时能得到政府更多的救助。毕自严施粥哺众、招集流离、给散牛种、穿渠灌田等救灾思想完整阐述于《灾祲窾议》一书,在以西北地区为例进行分析后,本文发现这些救灾措施贯穿于《度支奏议》的灾荒奏疏中。在救灾时,毕自严尽力谋划,能顾及到明朝财政的全盘运行和长远稳定,对于奏疏中招集流离、给散牛种、缓征逋赋等奏请多予以肯定,这对于灾区后续生产建设和社会经济运转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救灾工作中,也发生了诸多问题影响着救灾措施的实行及其效果,这些问题体现在国家财政、部门分工、救灾程序等多个方面,与明代财政状况、制度构建有很大关系。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加大了灾荒的破坏性,而且使得明末中央政府的救灾疲于应付,荒政效果难以充分发挥。
徐超[8]（2020）在《晚清山东灾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的最后72年,自然灾害频发,本文在第一章中分别对旱灾、水灾、黄运洪灾、风灾、雹灾、地震、瘟疫、潮灾等几种常见灾害进行简要分析。几种灾害中以水、旱、洪三种灾害的破坏力最为强劲,旱灾的发生概率更是高达97%,平均每年成灾17县次,堪称晚清山东第一大灾,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1876-1878年的三年内成灾234州县,人口损失将近200万,水灾、洪灾也是破坏力极强的灾害,尤其以1855年黄河改道,四省水患基本集于山东一省,当年成灾六分以上者超过7000个,灾民超过700万。结合几种常见灾害的发生规律可以看出晚清山东灾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各种灾害频发、破坏力极大。第二,灾害群发,各种灾害常常同时并发。第三,各种灾害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布特性。第四,有着明显的平静期和淡定期。第五,“天灾论”与“人祸论”并存。几种灾害之中又分为三类,第一类,地震、潮灾、风灾、雹灾。由“天灾”造成,且频率不断加快。第二类,水灾、旱灾。这两类灾害的发生都是降水量直接造成,也属“天灾”,但发生频率与前期相比较为稳定,未呈现明显的加快趋势。整个清代旱灾平均1.2年一遇,水灾平均1.1年一遇,而在晚清72年间旱灾发生70年次,平均1.0年一遇,水灾发生68年次,平均1.1年一遇。第三类,黄运洪灾。“人祸”影响尤其严重,这也是晚清灾害相较于前期最为不同的一点。晚清时期洪灾本就频发,河官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使得贪腐严重,河工逐渐崩坏,河工决口更加频繁,整个清代山东黄运洪灾平均2.3年一遇,晚清则是1.8年一遇,频率明显加快。为更好的理解晚清河工败坏的内在原因,本文着眼于贯穿清朝前后的两次河务分治,从雍正年间,河务一分为三到晚清黄河改道,山东巡抚被迫兼理河官,围绕着山东河务开始了两条主线,一条便是中央的新道故道之争,另一条便是山东灾情的不断扩大,前后持续数十年,直到光绪年间,最终以新道派压倒故道派,山东河务治理走向地方化而结束。山东河工陷入了不断完善但又频繁决口的死循环,黄河改道后,山东河务基本被弃置,实质上反映了河务系统的混乱、地方权力的膨胀和苏鲁两省地位的差别,尤其苏鲁两省在地位上的变换更是交错着漕运难兴、国运危机、大兴洋务的时代背景,无论哪件大事,不幸的是山东河务始终不是被重视的那个,也就注定了晚清山东河务的悲剧。或许从晚清河务分设之时就注定了山东河务的崩溃命运吧。最后介绍的是灾害对于当时社会的几个重要影响,首先是直接影响,一方面,灾害频发使得局部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低,晚清山东自然灾害的发生频次较高的地区,往往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另一方面,山东“地少人稠”,灾害频发难以生存,“流民”只得进行人口迁徙,从迁徙方向来看,远距离的是“闯关东”、“走关中”,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也缓解了迁出地的人口压力,促进了山东与迁入地的精神文化交流,短距离的则是为躲避洪灾或者出于赈济、三角洲等原因的吸引。“流民”规模不断扩大,清政府无力赈灾但却禁止灾民流动,强迫灾民返回原籍,忍受饥饿,坐以待毙,从而激化了社会固有矛盾,使原本稳定的社会关系失调,若再有人加以组织和利用,濒临绝境的农民就会奋起反击,社会骚乱和暴动频繁发生,捻军、土匪、抗捐抗税、义和团等斗争纷起。
李小庆[9]（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冯佳[10]（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表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二、山西水旱灾害及减轻灾害的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水旱灾害及减轻灾害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地方文献使用问题 |
| 第一节 地方文献对灾害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虚实之间:地方文献的灾害书写与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地方文献在灾害史研究中的发掘与利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 |
| 第一节 清代山西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碑刻所见清代山西地方灾害 |
| 第三节 相关县志中的地方灾害 |
| 第四节 地方灾害在不同文本中的反映 |
| 第三章 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 |
| 第一节 地方禳弭救灾 |
| 第二节 村社赈济 |
| 第三节 灾害中的官民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丁戊奇荒”中的社会生活与灾荒记忆 |
| 第一节 基层民众对“丁戊奇荒”的认知与反应 |
| 第二节 光绪初年的灾荒、地权与民生 |
| 第三节 “丁戊奇荒”灾害记忆的长时段考察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
| 第一节 清代静升村的区域背景与受灾情况 |
| 第二节 清代王氏家族的灾赈实践 |
| 第三节 清中后期村社赈济的具体实践 |
| 第四节 小结——兼论个案研究的普适性问题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3）1912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基本概念界定 |
| 1.1.1 生态灾害 |
| 1.1.2 京津冀地区历史演化与行政区划变迁 |
| 1.1.3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灾害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1912-1949年灾害研究综述 |
| 1.3.2 1950-1980年代灾害研究综述 |
| 1.3.3 1990年代以来灾害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2 1912-1949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研究 |
| 2.1 主要生态灾害 |
| 2.1.1 水灾 |
| 2.1.2 旱灾 |
| 2.1.3 虫灾 |
| 2.2 生态灾害的主要特征与防治措施 |
| 2.2.1 生态灾害的主要特征 |
| 2.2.2 生态灾害的防治措施 |
| 2.3 生态灾害的防治思想 |
| 2.3.1 对灾害认识的科学化 |
| 2.3.2 治理理念由救治转向预防 |
| 2.3.3 灾害救治呈现人道主义倾向 |
| 2.4 小结 |
| 3 1950-1970年代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研究 |
| 3.1 主要生态灾害 |
| 3.1.1 水旱灾害 |
| 3.1.2 风沙灾害 |
| 3.1.3 污染灾害 |
| 3.2 生态灾害的防治措施 |
| 3.2.1 水旱灾害防治 |
| 3.2.2 风沙灾害防治 |
| 3.2.3 污染灾害防治 |
| 3.3 生态灾害的防治思想 |
| 3.3.1 坚持救人为先,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
| 3.3.2 强调预防,注重根治 |
| 3.3.3 生产自救为主,政府救济为辅 |
| 3.3.4 进行生态保护,开始环境治理 |
| 3.4 小结 |
| 4 1980年代以来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研究 |
| 4.1 主要生态灾害 |
| 4.1.1 水污染 |
| 4.1.2 大气污染 |
| 4.1.3 风沙灾害 |
| 4.2 生态灾害的防治措施 |
| 4.2.1 水环境综合治理 |
| 4.2.2 大气污染治理 |
| 4.2.3 植被恢复与水土保持 |
| 4.3 生态灾害的防治思想 |
| 4.3.1 重视科学在灾害防治中的运用 |
| 4.3.2 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 |
| 4.3.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4.4 小结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4）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评论 |
| 第一节 古典主义的饥荒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
| 第三节 中国学者的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饥荒的概念及类型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定义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与分配 |
| 第三节 饥荒类型的划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的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传统农业时期的中国饥荒 |
| 第一节 历代自然灾害对饥荒的影响 |
| 第二节 应急的救荒政策 |
| 第三节 治本的救荒政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农业时期的日本饥荒 |
| 第一节 日本农民沉重的租税负担 |
| 第二节 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成长与贫困问题的加深 |
| 第三节 自然灾害与三大饥荒 |
| 第四节 德川幕府的饥荒对策及其绩效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贡税殖民时期的饥荒 |
| 第一节 英国对爱尔兰和印度的殖民政策 |
| 第二节 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英国殖民政策的区域差异性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现代农业时期的非洲饥荒 |
| 第一节 战争与饥荒的关系 |
| 第二节 索马里内战和2011年饥荒 |
| 第三节 南苏丹内战和饥荒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影响饥荒的主要因素变化分析 |
| 第一节 导致饥荒的主要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自然灾害与农业防灾减灾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和脱贫的政策 |
| 第四节 战争或武装冲突受到抑制 |
| 第五节 民间救济和节粮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苹果水旱灾害风险评价与保险产品研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苹果气候区划 |
| 1.2.2 苹果水旱灾害 |
| 1.2.3 天气指数保险 |
| 1.3 研究目标、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1 5km×5km网格气象数据 |
| 2.2.2 站点气象数据 |
| 2.2.3 苹果产量数据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苹果不可种植区剔除的气候标准 |
| 2.3.2 苹果适宜种植区划分的指标 |
| 2.3.3 经验频率法 |
| 2.3.4 气候倾向率 |
| 2.3.5 苹果生育期划分 |
| 2.3.6 作物水分亏缺指数(CWDI) |
| 2.3.7 干旱频率 |
| 2.3.8 干旱站次比 |
| 2.3.9 连阴雨统计标准 |
| 2.3.10 气象减产率 |
| 第三章 苹果气候区划分析 |
| 3.1 不可种植苹果区域的剔除 |
| 3.1.1 日最低气温≤-20℃日数分布 |
| 3.1.2 高温多雨区分布 |
| 3.1.3 日平均气温≥10℃日数区分布 |
| 3.1.4 可种植区分布 |
| 3.2 可种植区的气候适宜性评价 |
| 3.2.1 年平均气温 |
| 3.2.2 年降水量 |
| 3.2.3 夏季(6-8月)平均空气相对湿度 |
| 3.2.4 夏季(6-8月)平均最低气温 |
| 3.3 苹果适宜种植区及其年代际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苹果干旱风险分析 |
| 4.1 基于作物水分亏缺指数(CWDI)的苹果干旱时空分布 |
| 4.1.1 年际间苹果干旱变化特征 |
| 4.1.2 干旱频率空间分布特征 |
| 4.2 干旱风险指数(CWDR)的构建 |
| 4.3 干旱风险评价 |
| 4.3.1 基于CWDR的苹果干旱风险分布 |
| 4.3.2 苹果主产省份干旱风险时空分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苹果成熟期连阴雨风险分析 |
| 5.1 苹果成熟期连阴雨相关要素分析 |
| 5.2 连阴雨风险指数Lu的构建 |
| 5.3 苹果成熟期连阴雨风险评价 |
| 5.3.1 典型年份连阴雨灾害风险分析 |
| 5.3.2 苹果主产省份连阴雨风险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八年苹果主产省气候适宜性与水旱灾害风险分析 |
| 6.1 苹果适宜种植区的变化分析 |
| 6.2 干旱风险分析 |
| 6.3 成熟期连阴雨风险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山东省潍坊市干旱指数保险 |
| 7.1 潍坊市概况 |
| 7.2 干旱风险与气象产量相关性 |
| 7.2.1 潍坊市干旱风险评价 |
| 7.2.2 干旱风险与气象产量相关关系 |
| 7.3 苹果干旱保险产品的设计 |
| 7.3.1 保险费率的厘定 |
| 7.3.2 赔付金额的计算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本文创新点 |
| 8.3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的研究 |
| 1.2.2 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收集、处理 |
| 1.4.1 研究区概况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1.4.4 数据处理 |
| 第二章 陕北地区明代不同种类自然灾害时空特征 |
| 2.1 旱灾 |
| 2.1.1 年份分布 |
| 2.1.2 年份分布的连续性特点 |
| 2.1.3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1.4 周期特征 |
| 2.1.5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1.6 空间分布 |
| 2.2 洪涝灾害 |
| 2.2.1 年份分布 |
| 2.2.2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2.3 周期特征 |
| 2.2.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2.5 空间分析 |
| 2.3 地质灾害 |
| 2.3.1 年份、季节分布 |
| 2.3.2 空间分布 |
| 2.4 寒冻低温灾害 |
| 2.4.1 年份、季节分布 |
| 2.4.2 空间分布 |
| 2.5 雹灾 |
| 2.5.1 年份、季节分布 |
| 2.5.2 空间分布 |
| 2.6 虫灾 |
| 2.6.1 年份、季节分布 |
| 2.6.2 空间分布 |
| 2.7 风灾、疫灾及其他灾异 |
| 2.7.1 风灾 |
| 2.7.2 疫灾 |
| 2.7.3 其他灾异 |
| 2.8 饥荒 |
| 2.8.1 导致饥荒的自然灾害种类分析 |
| 2.8.2 饥荒的年际分布 |
| 2.8.3 周期特征 |
| 2.8.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8.5 空间分布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及特点 |
| 3.1 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 |
| 3.1.1 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布 |
| 3.1.2 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 |
| 3.2 自然灾害特点 |
| 3.2.1 自然灾害种类多,旱灾为首要灾害类型 |
| 3.2.2 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广 |
| 3.2.3 灾害发生时间不均衡 |
| 3.2.4 灾害发生空间不均衡 |
| 3.2.5 多灾并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特征 |
| 4.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 |
| 4.1.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气象灾害关联性及多灾种耦合时间特征 |
| 4.1.3 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与虫灾的关联性 |
| 4.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空特征 |
| 4.2.1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间特征——灾害群发 |
| 4.2.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空间特征——灾害群聚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原因分析 |
| 5.1 自然要素 |
| 5.1.1 气候因素 |
| 5.1.2 地貌因素 |
| 5.2 人类社会 |
| 5.2.1 人口数量变化 |
| 5.2.2 土地开发利用 |
| 5.2.3 社会脆弱程度 |
| 5.3 生态环境 |
| 5.3.1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
| 5.3.2 陕北地区明代生态环境恶化 |
| 5.4 对自然灾害与自然要素、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梳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 |
| 6.1 对人口的影响 |
| 6.1.1 人口数量减少 |
| 6.1.2 人口迁移与流民 |
| 6.1.3 灾民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低下 |
| 6.2 对经济的影响 |
| 6.2.1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 6.2.2 对商业经济的影响 |
| 6.3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 6.3.1 冲击社会伦理 |
| 6.3.2 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 |
| 6.4 对文化的影响 |
| 6.4.1 灾害相关的信仰 |
| 6.4.2 灾害相关的民俗行为 |
| 6.4.3 灾害对建筑、城市建设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可能的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明末灾荒的中央政府应对 ——以《度支奏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概况 |
| 一、 毕自严及《度支奏议》研究 |
| 二、 对明朝灾荒及荒政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1628—1633年的灾荒分布及特征 |
| 第一节 各类灾害概况 |
| 第二节 灾荒的分布及特征 |
| 一、 灾荒的分布 |
| 二、 灾荒的特征 |
| 第三节 重大灾情举要 |
| 一、 崇祯元年山西省水、旱、地震 |
| 二、 崇祯元年浙江省水灾 |
| 三、 崇祯二年南直隶水旱灾 |
| 四、 崇祯元年—五年陕西省旱、涝、疫、雪灾 |
| 五、 崇祯四年湖广旱灾 |
| 六、 崇祯四年、五年，长江南北多地水、旱、蝗、冰雹等灾 |
| 七、 崇祯五年河南旱、涝、异风、苦雪等灾 |
| 第二章 官方灾荒应对 |
| 第一节 明朝救荒制度 |
| 一、 灾前备灾 |
| 二、 灾时报灾、勘灾 |
| 第二节 1628-1633年的中央赈灾措施 |
| 一、 蠲减 |
| 二、 赈济 |
| 三、 缓征、带征 |
| 四、 改折 |
| 五、 施粥 |
| 六、 劝赈 |
| 第三节 不同地区的中央灾荒应对及救荒效果 |
| 一、 非险要地区 |
| 二、 西北边塞地区 |
| 三、 江淮地区 |
| 第四节 1628-1633年的中央赈灾特点 |
| 一、 多种赈灾措施并举 |
| 二、 地域区别明显 |
| 第五节 毕自严之救灾思考 |
| 第三章 1628-1633年中央救灾中出现的问题 |
| 第一节 国家财政匮乏 |
| 第二节 地方匿灾、迟报或报灾不实 |
| 第三节 户部与其他中央部门之间的不良互动 |
| 第四节 地方对备荒、救荒政令的执行不当 |
| 一、 地方备荒不力 |
| 二、 救荒政令实行有误 |
| 第五节 救灾程序僵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晚清山东灾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具体界定 |
| (二)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创新点和难点 |
| 一、晚清山东灾害概况及其内部区域特征 |
| (一)山东概况 |
| 1、行政概况 |
| 2、地理气候概况 |
| (二)水旱灾情 |
| 1、旱灾 |
| 2、水灾 |
| 3、黄运洪灾 |
| 4、其他灾害 |
| 5、小结 |
| 二、河务与洪灾 |
| (一)河务两次分设 |
| 1、雍正河务首分 |
| 2、晚清河务再分 |
| (二)中央与地方的脱轨 |
| 1、两派之争与山东河务 |
| 2、争锋终结与周馥治鲁 |
| (三)河务探析 |
| 1、专职兼职的变更 |
| 2、权力制衡的博弈 |
| 3、苏鲁固定的地位 |
| (四)小结 |
| 三、灾害与社会 |
| (一)人口锐减 |
| (二)流民的迁移 |
| 1、“闯关东” |
| 2、走关中 |
| 3、短距离迁移 |
| (三)灾民骚乱和暴动 |
| 1、捻军 |
| 2、抗粮抗捐抗税斗争 |
| 3、土匪群起 |
| 4、义和团运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晚清山东黄河决溢一览表 |
| 附录二 晚清历任东河总督一览表 |
| 附录三 晚清山东灾害一览表 |
| 致谢 |
（9）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山西水旱灾害及减轻灾害的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70年来防洪减灾研究发展历程与成就回顾[J]. 张伟兵. 社会史研究, 2020(01)
- [2]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D]. 白豆. 山西大学, 2020(08)
- [3]1912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研究[D]. 胡旭.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4)
- [4]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D]. 刘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苹果水旱灾害风险评价与保险产品研发[D]. 张玥滢.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6]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D]. 党群.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2)
- [7]明末灾荒的中央政府应对 ——以《度支奏议》为中心[D]. 余晴.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晚清山东灾害研究[D]. 徐超.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