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行为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伦理实现

一、企业行为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伦理实现（论文文献综述）

彭钰栋^[1]（2021）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百余年时间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经历了从萌芽到诞生,再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于现代公司企业的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企业在为股东利益赚取利润的同时,是否应当兼顾社会中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成为了企业必须面对的议题。随着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议题也逐渐进入了法学领域中,在我国突出表现为2005年《公司法》第5条中加入了“社会责任”,这一修订被视作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诞生,并引起了商法学界的积极讨论。但自那之后,由于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识的不足,以及《公司法》第5条概括性质的规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并未取得实质性质的突破。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在总则编的“营利法人”中通过第86条,再次规定了“社会责任”的内容,这一条可兹看作对于《公司法》第5条的延续和发展。将企业社会责任条款规定于《民法典》的总则编之中,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下,使得第86条具有了商法原则的地位。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具有法律原则的性质,于现有立法模式之下,无论是对条款自身性质的认识与解释,还是对于法条适用方法的探究都大有裨益。首先,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条文的概括性使得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足,在历史解释和文义解释之外还需要对法律原则的价值进行探讨和补充,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下可用民事基本原则对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价值补充,尤其是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绿色原则。其次,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在其适用上可以借鉴法律原则的指导功能、裁判功能以及评价功能进行展开,其中指导功能强调第86条对于《公司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中有关利益相关者保护的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裁判功能则是在缺少法律规则的时候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进行规则化适用,以弥补对于利益相关者保护不足的法律漏洞;评价功能则是在个案中,当企业社会责任原则在与其他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通过比例原则进行衡量的过程。作为商法原则的《民法典》第86条通过发挥其法律原则的功能而进入司法实践中,但这一过程可能赋予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于是在现有的立法模式之下,可以利用“标准”与“法律”的特殊关系,在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所构建的制度基础上,发挥标准制定主体的灵活性与内容丰富性等特点,在企业声明适用某一标准的情况下,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构成对《民法典》第86条的原则补充,一方面指导企业建立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企业社会责任原则的价值贯彻于日常经营之中,另一方面为法官在审判中利用原则进行规则创制或者进行原则之间的衡量提供规范性依据。最终通过这一法律化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新理论与成果融入到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之中。

姜颖^[2]（2021）在《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也产生着显着影响。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峻,仅仅满足法律底线要求的环境责任已明显不足,自觉履行环境伦理责任是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然而,面对环境伦理责任,不同企业行为选择迥异。有的企业选择主动承担,而有的企业则在伦理责任与短期利益间取舍。行为选择的差异性主要根源于对行为结果的认知不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企业更应关注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揭示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不仅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明确宏观政策效力提供重要参考。本研究通过梳理企业环境伦理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研究成果,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计量经济学、复杂网络等研究方法,从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要素识别、影响程度、影响路径及其宏观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等方面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本文界定了企业环境伦理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内涵,给出了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度量标准,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本质与特征;以资源基础理论为支撑,结合文献计量分析和案例分析,识别出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核心驱动要素:企业创新、企业声誉和宏观层面的政府环境规制;通过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的分析,构建出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揭示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多要素间的耦合作用机制。以“创新”作为中介纽带,构建企业创新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的创新中介传导机制;集成复杂网络与传染病模型,构建基于小世界网络的SEIRS创新扩散模型,揭示“创新”通过扩散进一步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应用MATLAB软件,模拟了时间维度、创新扩散转化率、网络特征等因素对于整个系统创新扩散的影响;应用动态面板计量经济模型,测度了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不同类型创新发挥中介作用的差异性。以“声誉”作为中介纽带,构建企业声誉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声誉中介传导机制;将SEIRS传染病模型嵌入到无标度网络中,构建无标度网络的SEIRS声誉传播模型,揭示“企业声誉”通过传播进一步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应用MATLAB软件,模拟了时间维度、声誉传播转化率、突发负面舆情、网络特征等因素对于整个网络系统声誉传播效应的影响;构建企业声誉数据库,应用动态面板计量经济模型验证了企业声誉中介路径的显着性。在明确企业创新和声誉中介路径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环境规制力度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引入政府环境规制调节变量,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直接路径、创新中介路径和声誉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应用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政府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路径产生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对直接路径尚未产生调节作用。本文遵循要素识别、微观影响路径分析和宏观政策调节的研究逻辑。创新之处在于,揭示了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创新中介传导机制和声誉中介传导机制;发现了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影响企业绩效不同路径的差异性调节作用。综合而言,本文的研究扩展了企业绩效管理理论、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和政府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龚思羽^[3]（2020）在《绿色营销视角下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雾霾频发、水土流失、淡水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其中企业更是因占我国污染排放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成为了环境污染治理的焦点。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大力推进不仅唤醒了我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导致其对企业自觉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期盼日益攀升。在此背景下,企业所开展的一系列以保护资源、治理污染和关爱自然为目的的环境行为,成为其占领绿色市场份额、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获得积极社会声誉、提升经济效益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业环境行为作为环境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关注的核心内容,学术界基于模型演绎与数理分析探索企业环境行为的决策演化机制,及企业环境行为对企业环境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消费者这一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环境行为的差异化响应。事实上,作为企业绿色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环境行为不仅是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原则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表现,关乎着企业的社会声誉,也是维系与消费者高质量关系的重要途径,会对消费者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鉴于现有研究不足,本研究将从绿色营销视角出发,聚焦于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心理决策过程,深入探讨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从绿色营销视角出发,依据制度理论将企业环境行为划分为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两类,其中实质性环境行为是指与企业核心业务相关的且能够显着地改善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企业行为,包括产品驱动的环境行为和制造过程驱动的环境行为以及其他与污染防治和环境技术创新相关的行为。象征性环境行为是指企业为缓解制度压力,获取环境合理性而开展的,能帮助企业建立或维护环境保护形象的环境行为,包括企业与各类环保事业展开合作、参加环保公益宣传活动、申请绿色商标、设立环境管理委员和采用绿色薪酬政策等环保形象管理行为。本研究引入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两个能够有效反映消费者对企业行为动机认知的心理变量和思维模式这一能够反映消费者信息加工模式的变量,构建起以企业环境行为为自变量,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为中介变量,思维模式为调节变量,消费者响应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本研究通过四个情境实验分别验证了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的差异化响应,即消费者在面对两类企业环境行为时在企业态度、产品购买意愿和口碑传播意愿上所表现出的差异;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在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响应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消费者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思维模式调节下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实验一验证了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象征性环境行为,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的企业态度、产品购买意愿和口碑传播意愿更积极。实验二通过更换被试和实验材料的方式验证了再次验证上述结论且进一步发现,相比于象征性环境行为,实质性环境行为更易激发出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相比于实质性环境行为,象征性环境行为更易激发出消费者的漂绿感知,且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在企业环境行为与消费者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实验三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旨在验证消费者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与诚意动机感知、漂绿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处于整体思维模式时,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所表现出的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无差异,在局部思维模式时,更易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产生诚意动机感知,对象征性环境行为产生漂绿感知。实验四通过更换被试对上述所有结论进行再次验证,目的是提升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此外实验四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思维模式会调节企业环境行为对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的影响,进而对消费者响应产生影响。本研究首次绿色营销视角出发,考察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响应机制。这不仅是在理论上对企业环境行为研究视角的补充与发展,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提供了新的策略选择。本研究发现并验证了企业环境行为提升消费者响应的中介机制,构建起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心理机制,揭示了两种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响应的心理过程的差异性。此外,本研究探讨并证实了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提升消费者响应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明晰了两类企业环境行为尤其是实质性环境行为对促进消费者响应的边界条件。在营销实践方面,本研究对于企业有效地开展环境行为实施绿色营销策略,赢得绿色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而言,企业在制定和实施环境行为时,应以实质性环境行为为主,象征性环境行为为辅,重视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动机的认知与判断,并充分考虑针消费者整体与局部思维模式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实施企业环境行为策略,从而激发出消费者的诚意动机感知,避免漂绿感知的产生,最终增强消费者响应。

袁家三^[4]（2020）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以其丰富的内涵及强大的解释力,受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热切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同样也受到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作为研究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企业伦理学同样也不能回避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探讨。这样,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脉络,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全面揭示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等深层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培育机制的构建展开研究,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从企业层面,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怎样促成社会资本的形成?”所进行的探索。讨论企业社会资本,必须先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以及企业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在具有经济性的同时,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必然发生社会化联系,因而也具有社会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作为法人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性,都包含有道德关系,具备特定的伦理内涵。因此,从企业伦理视角,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法、案例研究法、对比与借鉴法、移植拓展广泛吸纳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企业社会资本伦理蕴涵及其培育机制的研究,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以企业伦理为起点,就是着眼于企业社会资本所必需的价值前提和伦理纽带,将伦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尤其是运用五种基本的伦理学理论,即德性论、功利主义、非后果论、综合社会契约论和关怀伦理的分析方法,来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探讨。而在培育机制建构方面,既要讨论伦理方面的机制,也要探讨非伦理方面的机制,如此才能建构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个培育机制。从伦理角度来看,企业伦理是企业的道德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而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建立起的可以从中获取企业运营所需要资源的内外部社会化联系,以及蕴含在这些社会联系中为企业各项活动提供支持的共同理念、价值和规范。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两个维度,以及以员工为主体的个人社会资本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法人社会资本两个层次。同时,按照其构成要素不同也可以划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两种类型。通过回顾社会资本理论的演变过程,并从伦理的角度来解析企业社会资本,对比企业三种主要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人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物质资本联结人的自然性,人力资本体现人的实践性,而社会资本基于人的社会性。企业社会资本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存在着与利益关系并存的道德关系和与经济权利并行的道德权利;认知性社会资本具有信任、合作、共享、共同追求和职业精神等伦理内涵。这些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意蕴,并使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产生三个方面的伦理作用,即协调义利冲突、平衡公平与效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性体现为概念集合性、易流失性和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等;企业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建立在拥有企业家及其基本社会关系,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企业内外部合作关系的前提上;其作用机理则表现为企业社会资本通过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等途径,实现其资本作用。从实践角度看,社会资本在企业现实运营中的培育实践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包括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伦理特质认识不足,企业社会资本投入的驱动力不足,企业社会资本缺少保障和调节体系等。而当前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管理的发展,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充分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道德前提、伦理内蕴以及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机制宜从如下方面进行建构:首先,伦理方面,社会资本的培育要建构包括将伦理考量嵌入企业决策过程、明确基本道德责任标准、确立伦理决策流程、提升企业伦理决策能力等在内的企业伦理决策机制和职业伦理驱动机制,形成正确的伦理导向,这是积极社会资本构成的基础;其二,非伦理方面,要建构包括经济绩效驱动、社会心理驱动的动力机制,这是企业社会资本培育的核心机制;建构包括机构人员保障、激励约束保障和时空环境保障的保障机制;建构包括教育调节、社会参与度调节和规章制度调节的外部调节机制。上述建构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体系,是以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为基础,还需要要进一步对其可行性和实践性进行验证。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成熟工具,利用该工具可演绎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必要性及其建构的可能性。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的构建是企业绩效的必然需求;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由伦理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外部调节机制构成,四种机制功能互相补充,可以构成了完整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在上述四种机制下构建的企业社会资本培育体系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的同时,还在促进企业与环境融合、企业员工全面发展、协调企业义利关系方面,发挥突出的伦理作用。企业社会资本作为新兴的重要概念,近年理论研究成果较多,但真正纳入企业实践的较少,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深入认识这种新的资本形态,探索其培育的有效机制,为企业社会资本更好地进入企业实践,为企业提高竞争力作出更大的努力。

刘鸿宇^[5]（2020）在《企业伦理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作为政治、经济、伦理复合功能的社会实体,承担着生活生产、政治动员、道德教育等社会职责。改革开放后,社会承认并赋予了企业利益主体与独立法人的地位,企业成为了承担市场职能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导致企业的伦理行为实践出现了分歧与差异:以工具理性为行动法则而缺少伦理规约的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取向做出损人利己的不伦理行为;而重视价值理性与伦理规约的企业则以道德责任主体的身份在参与市场活动并承担社会责任,其伦理实践方向仍在探索的道路上。可见每个企业均有着不同的道德意识发展水平,其伦理行为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伦理实践水平亦是良莠不齐。因此对企业伦理行为进行建构,改善并提升企业伦理实践力,在其伦理行为中探寻求利与求德的平衡点,对于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必要的。企业伦理行为是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在现实伦理场域中展开的关涉价值取向与善恶判断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企业伦理行为的建构必须从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与现实伦理场域出发,为企业的伦理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主体动力与外在规则导向。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企业伦理行为是基于企业道德主体能动性与外在伦理场域导向性的现实呈现。企业建立在契约关系与组织制度的基础之上,在其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创生的伦理实体。与此同时企业亦是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整体性行为主体,具有自我道德意识与自主行为,是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企业道德意识与意志的发展构成了其道德能动性的内在精神动力;伦理场域则构造了企业“目的—手段”链的外在规范性成分,将社会价值与规范成分需求融入到企业伦理行为之中,确保企业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可以从行为的意图、规则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基于利益相关者关怀的伦理意图促进了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互惠,保证了利益分配的公正合理性以及企业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环境决定着企业组织伦理制度的确定及其外部规范性价值的关联,以社会激励或强制性的手段规导企业伦理行为的发展方向;负责任的企业道德主体对其预见性的后果负责并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中包含着“知”、“场”与“行”三个方面。“知”即为企业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控、自律等能动力,与企业成员道德素质、集体道德良知紧密相关的,成为伦理行为发生的内源性动力;“场”即为伦理场域,是企业伦理行为发生外在性规则与强制性措施,具有客观现实性与稳定性,是企业伦理行为形成的外在导向;“行”即为企业伦理行为,它是在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与伦理场域外在压力的结合中产生的。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不足时,在外界伦理场域的压力下,企业呈现出一种被动式的伦理行为模式;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得以提升时,企业呈现出一种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觉伦理行为模式。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方案则是从企业伦理能力、企业伦理制度与企业伦理精神三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企业伦理能力构建在于通过培养企业伦理认知力、意志力与实践力来提升企业伦理行为能动性;其二,企业伦理制度建构是基于伦理场域客观规则与企业道德目标相结合的伦理行为实践导向机制;其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看,是社会责任与伦理精神相统一的精神动力导向机制。

肖红军^[6]（2020）在《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反思与超越》文中提出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试图破解企业与社会关系中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难题,受到许多世界一流企业的青睐与推崇,但这一范式固有的理论缺陷和经常出现的实践困境也招致了诸多质疑和批判,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这一范式进行深刻认知与反思。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动态演化的纵贯序列中审视、认知和定位共享价值本质,认为其是经过进化的高阶企业社责任即CSR3.5,并从逻辑缘起、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3个连续的逻辑片段对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生成逻辑链条进行解构,抽象出"搜寻—嵌入—衡量"的运作逻辑和核心过程。在此基础上,识别出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多重隐忧,包括企业价值本位引致本源性的精致利己主义、实质性的市场逻辑主导、潜在的脱伦理化倾向,过度工具理性催生合法性悖论与冲突再现的风险、"手段—目的"链断裂的风险、衡量失败与内生伪共享的风险,议题嵌入模式可能引发议题错位、局部嵌入、责任脱耦的现象。最后,本文提出全面超越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CSR4.0,即共益均衡型企业社会责任范式,要求企业与社会关系定位由共享价值式转向共生共益式,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由单一视角界定转向理念维度、行为维度、内容维度、制度维度的四维建构,企业组织形态假设由纯粹经济组织转向具有均衡型企业使命、多重制度逻辑融合共生的共益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方式由议题嵌入模式转向社会责任根植模式与议题嵌入模式的高阶耦合。

王健^[7]（2020）在《使命偏离视角下社会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富不均、环境污染、老龄化及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尤其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社会问题更为突出。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而非盈利组织由于造血功能薄弱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上作用也往往有限,这就决定了需要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观仅仅将社会责任理解成“慈善”和“公益”,因而往往不具有经济上的持续性,这限制了企业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积极性;与之相反,传统经济创业（商业创业）仅仅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社会绩效,因而不具有社会上的持续性。所以,企业社会责任要突破狭隘的思维,走向通过市场化、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发挥社会影响、实现社会价值的新阶段;相应地,经济创业要纳入更多的社会性考量,以社会为导向,积极实施社会创业导向战略。社会创业的出现和风靡,不仅反映了全球社会在社会问题可持续解决方面的创新和努力,更代表着当前世界各国对企业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反思和修正。2019年8月,美国数十家大公司的CEO宣布公司的目标从单一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向多利益相关模式转变。作为以市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兴创业形式,社会创业已成为创业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社会创业的相关研究主要是狭义上的社会创业,且对社会创业的前因及社会创业与合法性的关系关注甚少,尤其对企业的社会创业鲜有涉及。此外,由于社会创业的双重制度逻辑（社会逻辑+市场逻辑）,使得实践中的企业社会创业经常发生使命偏离,面临得“鱼”还是得“熊掌”的困境,这构成了组织层面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谜题:“企业社会创业如何克服双重制度逻辑的冲突与差异,保持商业竞争力和社会价值创造力,从而提升绩效以实现成长?”,这也推动了“社会创业的使命偏离（漂移）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创新和变革的背景,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创业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主要探究三个问题:第一,社会创业具有何种使命偏离形式,发生使命偏离时其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在何种条件下社会创业的双重制度逻辑会出现冲突,又在何种条件下二者能够实现共存;第二,组织层面社会创业的前因变量有哪些;第三,社会创业与合法性的关系,企业进行社会创业会对组织合法性产生何种影响。为探索和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本文以社会创业导向这一社会创业核心构念为中心,建立社会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模型,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所需数据,使用SPSS19.0、Mplus7.0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打开社会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暗箱。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主要得到如下结论:（1）关系学习和企业伦理对社会创业导向具有积极效应,二者的联合效应同样有助于社会创业导向的发生。（2）虽然单方面的社会创业导向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由于企业嵌入在各种复杂环境之中这使得企业社会创业的双重制度逻辑经常发生失衡,进而招致使命偏离。社会创业的使命偏离具有两种形式:S型使命偏离和E型使命偏离。环境动态性在社会创业导向和经济绩效间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但是在与社会绩效的关系间发挥着负向调节效应,故在动态环境下,市场逻辑会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创业导向只顾经济绩效而抛弃社会绩效,企业社会创业表现出E型使命偏离的形式,这不利于获得社会上的持续性,因而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在社会创业导向和社会绩效间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但在与经济绩效间并无显着影响,故在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作用下,社会逻辑会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社会创业导向表现出更为关注社会绩效的情况,企业社会创业表现出S型使命偏离的形式,这不利于经济上的持续性,因而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价值共创在社会创业导向和经济绩效/社会绩效间都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故在价值共创的条件下,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能够实现共存,社会创业导向能够同时获得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实现“鱼与熊掌的兼得”,有效避免使命偏离,从而获得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持续性,有助于企业的成长。（3）社会创业导向对组织合法性具有积极的影响,企业积极实施社会创业导向战略,进行社会创业有助于合法性的获得。本文创新点及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社会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丰富了社会创业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其次,拓展了社会创业导向前因变量的相关研究;再次,提出了社会创业使命偏离的两种形式（同样适用于使命漂移）,探究了社会创业双重制度逻辑冲突与兼容的暗箱及使命偏离发生的情景;最后,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创业导向及社会创业导向与组织合法性的关系。本研究对我国“双创”战略及企业如何开展社会创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姚梅洁^[8]（2019）在《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这样一个特征化事实:与OECD成员国相比,中国似乎缺乏微观层面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设施,我们面临着落后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时市场缺失与市场高度不完美的状况。那么,一个逻辑性的问题链条是,究竟何种机制在维持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转,这套机制与正式制度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何识别这套机制运行差异的原因与环境约束条件。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的工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替代机制进行了拓展,将“对正式制度的投机性、工具性使用”纳入替代机制,试图解释那些看上去运转符合规范的正式制度却未能达成制度设置目标的现象。第二,从这一拓展后的替代机制出发,根据我国的制度实践,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对正式制度治理与替代机制治理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并阐释了二者间的四种拟合状态,即完全拟合、实质拟合、表面拟合与完全背离,这有助于我们以正式制度为尺度,对替代机制进行类型化处理,以作为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第三,结合该理论框架的分析,实证考察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所使用的两种替代机制:引入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家参政,并对二者的运行效率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评估。理论上,本文以“社会关系演进——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企业应对”为线索,考察了在不同的阶段性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行为特征。民营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在制度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根据其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经验设置不同的预期,以多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而这些行动可能使用正式制度,也可能是替代性机制。根据上述中国的制度实践与制度经验,分析了正式制度与替代机制间的四种关系,其中的核心在于,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本文认为,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使用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的替代机制可能产生的制度红利越大,原因是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替代机制会显得更具“合规性”与“合理性”,因此其动用体制内政策工具的各种阻力会减小,边际成本就越低。随后,通过对我国文化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分析,作者阐述了替代机制在中国产生的三个原因,其分别是,熟人社会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权益性策略、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在实证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及民营企业家参政这两种替代机制的检验发现,在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方面,这两种替代机制均产生了明显的制度红利,并且引入国有股权对企业家参政存在取代效应。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制度化形式越强的显性替代机制所带来的制度红利越大,这也印证了本文得出的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效用越大。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替代机制表现为规范社会事务的实际运作系统,其中既包括非正式制度,也包括对正式制度的工具性、投机性使用。经济转型的一个微观机制是市场治理模式从高嵌入性的替代机制向低嵌入性的正式制度与专业化市场过渡,两种治理模式间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替代机制的运行“效率”与其同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相关,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越大,越能够为使用者带来制度红利,且两种替代机制之间也存在取代效应。第二,在替代机制中,个人权力所发挥的作用低于制度性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制度性权力的作用是制度环境与市场发展阶段的函数。从本文的实证结果看,引入国有股权在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壁垒行业,获取金融资源方面都强于企业家参政所起的作用。这表明,在我国从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转变过程中,由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制度性权力在市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其可能会不断强化市场中既得利益者由于租值创设而产生的收益,妨碍要素合理流动。第三,民营企业会根据制度环境的特征与约束条件,策略性地使用替代机制。普遍而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会首先选择与权力联结更为紧密的替代机制,这类替代机制使其与政府产生较高的互联度,表现为民营企业能够“制度性”地与政府在多个领域中发生互动,由于这类替代机制在形式上与正式制度结合地更为紧密,因此,其可以较为容易地转化为稳定、持续、立即可用的政策工具。

李琼^[9]（2019）在《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文中提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学界探讨颇多,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然而,尽管它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从现实中“假疫苗”、“伪造健康蛋”等等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来看,它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为什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在理论界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之后,在现实中依然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呢?由此可以推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可能存在一定缺陷。众多文献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大多局限于从责任的角度来分析,从道德上来要求企业应该如何行动,尽管这的确十分必要,但是,这却未能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问题。若是在权利与责任原本相互对应、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回避权利来探讨责任一定会使有些问题模糊不清,从而无法真正解决责任履行的困境。企业与人一样,在其所拥有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权利,那么就有必要从企业自由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来探讨如何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一旦把企业的自由权利纳入到探讨的视野,就不难发现企业自由的外部约束（广义）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自由,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如何进行道德行为选择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使得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探讨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到“制度”这一更为核心的领域。因此,有必要在以“企业自由”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围绕“‘企业的外部约束’——‘企业自由’——‘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的基本结构和动态关系来探讨如何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困境,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通过大致介绍了研究课题的缘起后,论文围绕研究课题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通过指出了这些研究对研究选题的启发之点以及尚存在的不足之处,进一步突出了研究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对相关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论文从企业自由的主体、约束（狭义）、边界及实现路径等四个要素对企业自由进行了探索,并从这四个方面来界定企业自由;同时论文还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客体、范围以及内容等四个方面对责任进行了分析,并从这四个方面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基于自由权利与责任的相对关系,论文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在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的探讨中发现,企业自由的缺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非常有意义,尤其从企业生产性、契约性以及道德性的本质出发进行分析更加突出企业自由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论文接着对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追寻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由于从企业自由的主体、约束、边界以及实现路径等四个要素界定了企业自由,随之也从这四个要素分析了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所以,论文也从企业自由的外部约束（广义）出发,重点围绕产权制度、行政干预、政府角色、市场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此外,在分析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之后,必须重视企业自由的缺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虽然我国政府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从我国现实问题来看,还有更多地提升空间。由企业自由的约束、边界以及实现路径这三个要素所形成的企业外部约束条件,使企业主体在受到外部约束下的束缚状态体现了企业自由实现程度,体现了从企业自身体验和外部环境出发的企业自由感。而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则很好地体现了企业自由完善程度,于是结合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与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分析对企业自由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强调在合理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自由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突出了企业自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意义。论文经过围绕企业自由缺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合理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自由能更好地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要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就应该结合企业自由的四个要素,从深化产权制度建设、推进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角色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等四个方面来积极探索,实现如何通过扩大企业自由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目标。通过企业的战略行为选择过程可以实现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将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因此,在对自由与责任二者及其关系分析基础上,最后论证了企业在合理约束条件下如何自由选择从而实现从企业自由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转变,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寻找动力源泉,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服务于人们美好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

赵东辉^[10]（2019）在《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企业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与各利益相关者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保持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社会责任实践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而且为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指导工作,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日益丰富与完善,社会责任逐渐被上升到战略层次,将社会责任落实到公司治理机制中成为大势所趋,使得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渗透到日常经营行为的方方面面,吸引国内外学者开始致力于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具体行为的影响。其中,在财务领域,研究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这一财务行为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话题之一,但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关于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及调节因素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声誉机制在其中的传导效应,并基于我国“二元所有制”结构的现实背景,探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差异,这对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研究及加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效应的深入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声誉理论、企业公民理论和产权理论,选取我国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8967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其次检验了企业声誉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基于企业声誉机制的社会责任影响盈余管理的路径,并讨论了产权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论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对盈余管理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其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2）企业社会责任能显着提升企业声誉。（3）企业声誉能抑制盈余管理。（4）企业声誉在社会责任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了显着的部分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声誉机制的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得以验证。（5）产权性质显着负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负向影响,和国有企业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着。本文拓宽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维度,促进了两者关系研究视角的转变与深入。

二、企业行为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伦理实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行为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伦理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2）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绿色营销视角下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企业伦理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反思与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7）使命偏离视角下社会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9）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10）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企业行为与社会主义本质的伦理实现（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研究 ——以《民法典》第86条为对象[D]. 彭钰栋. 中国政法大学, 2021(11)
• [2]企业环境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D]. 姜颖.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3]绿色营销视角下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D]. 龚思羽. 吉林大学, 2020(03)
• [4]企业社会资本的伦理内涵及培育机制研究[D]. 袁家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企业伦理行为研究[D]. 刘鸿宇. 东南大学, 2020(01)
• [6]共享价值式企业社会责任范式的反思与超越[J]. 肖红军. 管理世界, 2020(05)
• [7]使命偏离视角下社会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 王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D]. 姚梅洁. 重庆大学, 2019(05)
• [9]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D]. 李琼. 湖北大学, 2019(05)
• [10]企业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D]. 赵东辉. 山东科技大学, 2019(05)

标签：企业社会责任论文;  社会责任标准论文;  企业环境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