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决国际债务需综合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关斌[1]（2021）在《多重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作用机制与协调路径》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高压环保在我国已成新常态。随着终身问责制、一票否决、党政同责、军令状、环境离任审计等考核措施的实施,中央政府已将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及严肃性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历史高度。在严监管态势下,尽管我国环境治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也暴露出来了一系列诸如“重发展、轻保护”“胡作为、乱作为”“环保一刀切”“表面整改、敷衍整改”“打折扣、搞变通”“无视公民诉求”等偏差行为。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承受的多重压力激化了公共价值冲突,诱导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出现了偏差行为并进而影响了其环境治理效率。因此,随着我国环境治理逐步进入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深水区,我们在看治理成效的同时,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偏差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关注、警惕和反思。如何协调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破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对于指导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实践,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压力型体制”的分析框架入手,以公共价值理论（Public Value Theory）、价值多元论（Value Pluralism Theory）和认知失调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在多重压力的作用下,公共价值冲突对于其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如下五个紧密联系的关键问题:（1）地方政府承受的多重压力对其环境治理效率有何影响?（2）地方政府承受的多重压力是否会激化公共价值冲突?具体会激化哪些公共价值冲突?（3）公共价值冲突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有何影响?（4）公共价值冲突在多重压力下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和角色?（5）针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公共价值冲突,有哪些协调路径?本研究选取我国216个地市级作为研究样本,基于2012-2017年的面板数据,综合使用了数据包络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Python网络爬虫技术、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方法（Computer-Aided Text Analysis）、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技术、冲突关系模型（Conflicting Relations Model）、非线性中介和调节模型、面板数据多变量统计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多重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关系。针对所提研究假设,本文首先检验了地方政府承受的财政压力、绩效压力、竞争压力及公共舆论压力对于其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其次检验了多重压力对于公共价值冲突的激化作用;接下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共价值冲突在多重压力与环境治理效率间扮演的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结合调节效应模型、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基于Bootstraping方法分别从环保垂直管理、公众参与、绿色技术创新、声誉威胁四个方面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公共价值冲突的协调路径,最终共得出了五方面的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承受的多重压力会影响其环境治理效率,不同类型的压力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不同。首先,财政压力会显着负向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其次,绩效压力对于环境治理效率具有“双刃剑”效应,适当的绩效压力具有显着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但是当绩效压力过大时,将会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另外,竞争压力对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存在着“U”型影响,即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地方政府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开展“逐底竞争”行为,进而对于其环境治理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当地方政府承受的竞争压力过大时,反而会出现“退赛效应”,弱化了其通过“逐底竞争”而实现经济赶超的意愿,进而缓解了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后,研究发现公共舆论压力对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2）地方政府承受的多重压力是激化地方政府公共价值冲突的重要因素。首先,财政压力会激化“生态环境类”公共价值集与“经济发展类”公共价值集之间的冲突,本研究称作是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其次,绩效压力会激化地方政府面临的“长期绩效类”公共价值集与“短期绩效类”公共价值集之间的冲突,本研究称作是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而且二者之间呈现出了非线性的“U”型关系;再次,研究发现竞争压力会显着激化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即“法治公正类”公共价值集与“灵活变通类”公共价值集之间的冲突问题,且二者之间同样呈现出非线性关系;最后,公共舆论压力会显着激化“公民本位类”公共价值集与“政府本位类”公共价值集之间的冲突,本文称之为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3）公共价值冲突会影响地方政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其中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都会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因为公共价值冲突的发生让地方政府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让环境治理变成了一个棘手问题,进而容易出现一系列偏差行为,诸如“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环保“一刀切”“一律关停”“开口子、开绿灯”等行为,因此会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但是本研究同时发现,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积极作用。（4）公共价值冲突是多重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中介机制。首先,财政压力以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作为传导机制进而负向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其次,绩效压力以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作为传导机制进而发挥其“双刃剑”效应;再次,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是以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作为中介机制的,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是竞争压力诱发地方政府出现“退赛效应”的关键节点;最后,公共舆论压力之所以会正向积极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5）本研究发现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公共价值冲突的四个协调路径。首先,环保垂直管理可以对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起到了负向调节效应,即当地方政府实施环保垂直管理,可以有效弱化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在财政压力与环境治理效率间的中介作用;其次,公众参与具有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和纠偏作用,可以显着负向调节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间的负向关系,即当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度较高时,可以有效缓解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负面影响;类似的,绿色技术创新负向调节了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对于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当一个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时,可以有效缓解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不利影响;最后,当地方政府受到了声誉威胁时,可以显着强化公共舆论压力对于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的激化作用,进而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本研究的创新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找到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公共价值冲突的诱发因素和生成背景,揭示了环境治理中多元化的公共价值在多重压力的作用下发生冲突的内在逻辑,对于识别公共价值冲突产生的根源和背景,理解公共价值冲突的演化路径有一定的帮助;其次,本研究发现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四类公共价值冲突,不仅对其影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且揭示了其作用机理,对于打开公共价值“黑箱”有一定贡献;另外,本研究在实证分析公共价值冲突前因后果的基础上,找到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公共价值冲突的协调路径,对于指导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实践,破解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最后,本研究将公共价值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基于中国情景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的“棘手问题”,对于推动公共价值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提高其解释力和应用潜力具有一定的贡献。
郭轶舟[2]（2020）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互联网产业蓬勃兴起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新动能,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互联网产业自身还存在着结构失衡、产业布局不完整、无序竞争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中美贸易战更突显出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引发国人担忧。因此如何维护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有文献对互联网产业安全进行探讨。为此本文基于产业安全理论,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的概念,尝试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考察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产业安全状态,通过实证分析,探明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以期在理论上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与借鉴。按照发现问题-理论准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逻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聚焦于“中国互联网产业存在哪些产业安全问题”、“当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处于何种状况”和“主要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是什么”三个具体问题,通过深入分析与论证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在产业发展环境方面存在市场结构呈现寡头垄断趋势、市场绩效整体下降趋势、管理主体分散、资源供给不足、均衡产业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安全问题;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存在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区域产业同构化和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等安全问题;在产业控制力方面存在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依赖外国资本、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和利用外资政策偏差等安全问题;在网络安全方面存在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等安全问题。（2）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目前处于基本安全,并且在2007-2017年间其安全度呈小幅上升态势,主因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所致,但由于受到网络安全环境日趋严重、外资对技术控制导致产业控制力下降、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削弱竞争力三方面的安全威胁,因此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总体形势依然严峻。（3）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其中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4）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措施包括:通过优化管理体制、完善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来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通过建立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来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通过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和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来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分析的理论框架,首次提出互联网安全也是产业安全重要内容的论述,认为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占据网络中心节点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来主导全球各产业链延伸是引发互联网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对产业安全理论做出了有益尝试和拓展。第二,从互联网产业安全内涵实质、互联网产业特征和互联网产业要素环境的变化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受到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五大因素影响,通过实证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这为政府、监管机构及相关从业者提供借鉴与参考。第三,建立以产业发展环境评价、产业竞争力评价、产业控制力评价和网络安全环境评价为主的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实证分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得出我国互联网产业整体安全程度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结论,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叶伟[3]（2020）在《金融开放、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国际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1994年外汇储备开始实行统一管理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始终坚持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资理念。外汇储备结构日益分散,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2019）》,美元占比从1995年的79%下降至2015年的58%,同期非美元货币从21%上升至42%。本文首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涵及其特征进行界定,再分析了新兴经济体特征中货币替代率的影响因素。结合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经验后,本文将重点转向对于主要储备货币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参照锚的研究。结合储备货币国、新兴经济体、全球宏观风险等对于储备货币份额及货币参照锚视角分析货币国际化。从而为受贸易摩擦及全球化面临威胁影响下中国推进货币国际化提供政策建议。第一章为引言部分,对全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了概括,阐明整体文章的研究思路及内容,并引出研究方法、概述研究创新及贡献。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分析,本章梳理概括了金融开放及货币替代的成因、影响因素。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国际化关系,在总结已有文献的主要结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评述并总结概括本文的改进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第三章分析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替代的影响因素。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存在的货币替代的现象。本章基于传统货币替代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扩展,避险情绪和资本开放度对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替代具有深刻的影响。在传统货币替代模型中加入的避险情绪及资本项目开放度变量证明了,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投资者的避险情绪间接加深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替代。相比而言通货膨胀率似乎还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者选择货币的主要原因。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新兴经济体已经能够有效防御其对货币替代率加深的负面影响。第四章运用时间序列VECM模型的检验分析对于汇率与经济景气度联动中的货币替代及贸易开放的作用。对中国而言,货币替代主要是显着影响到国内的工作生产指数变动率。贸易开放度对国内工业增加值指数变动率没有显着影响,但显着影响到汇率的变动率。我国在2010Q1-2018Q3期间基本保存在很小的货币替代率,均值为2.57%,且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为22.6%。总体上我国保持着经常项目顺差的局面。对我国而言,货币替代与贸易开放度呈现出负向相关关系,中国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经济景气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下可以降低我国的货币替代,提升贸易开放度。在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中,中国应通过稳定经济增长,通过经济景气度的稳定来带动汇率变动率,使得汇率稳定在均衡水平。第五章结合金融开放度以及货币替代等因素对美元储备货币份额进行了面板数据线性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金融市场规模对美元储备货币份额表现没有直接显着的影响。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会正向影响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进口贸易全球占比的上升有效妨碍了美元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具有显着的负面效应。而加强出口贸易全球占比则会提升有效促进美元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储备货币份额。从贸易角度来看,近些年来中美贸易战以及欧美贸易摩擦等,都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持美元货币地位而致力于减少逆差。降低进口、促进出口是当下美国当局所努力的方向。在新兴经济体特征因素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提升有利于提升美元的储备货币份额。而在货币替代层面上,货币替代削弱了美元储备份额。可能的解释是居民的外汇存款不算外汇储备,货币替代是外币计价的存款（主要为美元）在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占比。在一定的资产配置规模需求下,美元存款的增加对官方的美元储备有负向影响作用。在债务方面,短期债务产出占比明显不如外债存量占比。整体上债务的流量不如外债的存量的影响。另外,全球恐慌指数vix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份额。而在全球恐慌条件下,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很多配置到美元债券上,美元债券的避险性质使得收益率一度出现走低甚至倒挂的现象。在国际货币体系不断变革的国际背景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综合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在国内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有序的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增强人民币的回流能力。第六章分析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参照“隐性锚”,从“隐性锚”的视角分析货币国际化的驱动及影响因素。本章研究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变动参照锚排序的系数大小依次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货币变动参照传统的四大国际货币较为显着且基本符合旧版（人民币尚未正式纳入到篮子）SDR货币篮子权重中各货币权重排序。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变动参照人民币汇率变动不显着。表明,人民币目前还没有起到稳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参照锚的作用。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开放度、货币替代率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度并没有起到促进人民币货币汇率锚参照的作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余额占比GDP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着促进其货币变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参照。由于中国最初的与美元脱钩的外汇体制改革在2005年,再到2016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人民币才最终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中,截止到2017年的样本研究表明,人民币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汇率“参照货币锚”任重而道远。第七章对全文的研究结论做了总括并给出政策实践建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我国未来的金融开放以及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双边合作的渠道提供政策建议。第一、中国需要为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同时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便利跨境资金的流动。另外,有序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配套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框架,更好的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格局,做好人民币“走出去”“引进来”的相关工作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第二、在贸易方面,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巩固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闫晴[4]（2020）在《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基础教育的空间均衡发展是促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教育公平与提升国民文化素养的前提和重要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城市新区基础教育设施配套滞后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城市基础教育质量和数量的空间非均衡问题日益凸显。在学区固定和鼓励就近入学的政策背景下,“名校效应”驱使城市人口过度择校,造成部分地区“人满为患”、资源紧缺,而另一些地区人口稀少、教育资源大量闲置的发展窘境。此外,教育空间作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影响深远,其与居住、交通等功能空间失配错位严重干扰了城市居民的有序生活,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之一。如何实现大城市基础教育的空间均衡发展成为当前人文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交通可达性作为教育空间均衡的唯一测度指标。交通可达性水平仅仅是反映了学校布局与学生居住地的空间区位关系,论文研究认为,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指在特定地域内基础教育在供需、区位以及质量三方面保持相对均衡的状态。从概念内涵出发,论文首先构建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明确我国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划分类型和格局演变特征,探究其约束机制和宏观调控路径。在理论研究基础上,以全国副省级及特大型城市——长春市为研究案例,通过评价体系的构建对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进行多维度多尺度的研究,建立回归模型探究其深层形成机制,并基于POI、手机信令等多源大数据进行微观尺度人口模拟,准确识别治理靶区,提出精细化的空间均衡发展策略。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方面完善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内涵,强调空间均衡性的多尺度效应,建立了空间均衡性评价与影响机制分析框架,推动教育地理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并丰富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论;另一方面通过多尺度的空间均衡性分析,把握城市基础教育在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对城市中小学空间布局调整和规划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问题与理论部分,由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组成,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章在分析空间均衡性研究背景基础上,确定论文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形成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二章界定基础概念,并对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进行述评总结。第三章为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该章明确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内涵及研究方法,总结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格局演变特征与空间尺度效应,归纳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的约束性因素与影响机制,提出了我国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的调控路径,是论文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第二部分:实证研究部分,由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组成。第四章为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格局演变研究。从整体上分析了长春市中小学以及优质中小学的集聚与扩散特征,并通过配比适宜度的计算客观评价长春市中小学校等级分布的空间合理性。第五章为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评价。依据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基于城市实时交通大数据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多维多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市区、城市分区、街道尺度分析了基础教育空间供需均衡性、空间区位均衡性和质量均衡性的格局演变特征;引入阈值偏离度量化空间失衡范围与程度,通过三要素对比分析识别限制性要素的空间异质性,确定不同尺度区域空间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最终对三要素综合分析,通过系统聚类和分组分析划分出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不同类型。第六章是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形成机制研究。在定性定量分析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基础上,选取指标构建回归模型,从统计学上验证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影响因子。第七章为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的调控策略。基于Voronoi模型、线密度分析和障碍度分析,明确当前空间均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鉴于街道办事处边界是城市基础教育学区划分的重要依据,基于POI、手机信令和电力消耗数据模拟街道尺度的常住人口分布,以此构建空间均衡治理指数,识别重点治理单元,提出精细化的空间均衡发展策略。第三部分:结论与讨论部分,即第八章内容。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梳理文章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特定地域单元内学校容量与学区就学人口数量保持供需均衡、学校布局与学生居住地实现区位均衡、学校资源配置质量均衡。空间均衡性评价及内在机制探究均需综合考虑三个方面的内容。（2）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具有尺度依赖性,宏观尺度下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良好,但随着研究尺度的下沉,空间非均衡性的矛盾逐渐显现。（3）在城市内部,空间均衡性的异质性突出,主要表现为中心市区和郊区的空间对比上。在基础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外力作用下,宏观尺度下基础教育的空间均衡依赖于内部均衡（周边均衡）——近程均衡（远程均衡）——全域均衡的传导扩散机制。空间均衡性的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一个发展周期内,特定地域单元内的空间均衡性一般要经历低位不均衡/低位均衡——高位不均衡——高位均衡三种发展状态。（4）长春市空间供需均衡性在市区尺度表现良好,但在城市分区尺度和街道尺度并不乐观;全市空间区位均衡性提高明显;质量均衡性区域分异显着,整体进步缓慢。空间均衡性三要素的对比分析表明,城市核心区主要表现为空间供需限制,居民就学供需矛盾突出;核心区外的老城区逐渐摆脱了空间供需限制和空间区位限制,以质量限制或无限制为主;城市外围开发区多处于空间供需限制或空间区位限制阶段。综合三要素的系统聚类和分组分析结果证明,全市空间均衡性异质性突出,对精细化空间均衡发展调控提出较高的要求。（5）空间均衡发展理念、教育自身发展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房地产开发和交通设施条件是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行政机制、内生机制和互动机制是空间均衡性的内在形成机制。（6）叠加人口分布和空间均衡性指标数据综合分析结果证明,长春市小学的空间均衡治理靶区数量少,集中分布在城市核心区,初中的空间均衡治理指数高得分地区数量多,集中在城市西北部和南部。新建扩建、撤并整合、保留现址等布局调整策略,构建质量均衡单元以及关注弱势地区与学校是综合提高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有效调控策略。
马兰[5]（2020）在《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和国际金融法之间的联动关系更为密切深入,同时国际投资法中有关金融规制的内容发生了重要演变:跨国金融投资流量稳定增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金融服务条款纳入了新议题,以及涉及金融业的投资仲裁案件数量增多并越趋复杂。这一系列新的动态表明,国际投资法中涉及金融业的问题已成为亟需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进行体系性研究的综合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背景对金融业监管对接国际投资法规则提出了现实需求。然而,现行国际投资法体系对处理金融规制问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了外国投资保护与东道国金融规制权之间的权益失衡。本文研究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旨在探索金融投资保护与金融规制权之间的权益平衡机制。笔者认为,这一平衡过程应当是动态化和体系化的,应根据规则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未来走向不断予以修正和调整,并且进行体系化研究。本文认为,金融业作为集中体现东道国国内规制权的战略重要性行业,在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金融规制权的权益平衡方面展现出更多的谨慎性、复杂性和技术性,因而需要统筹兼顾实体条款、负面清单、国内规制措施和争端解决四个角度,分析不同视角下国际金融投资领域的主要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理论层面的规则升华和制度层面的框架设计。金融审慎是金融业特有的监管原则,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典型性。本文认为,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处理金融审慎问题时,对于金融审慎措施的判断标准,应注意审慎措施要出于“审慎原因”,同时注意与“金融服务”相关和“合理性”、“必要性”要求。金融审慎措施由争端双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磋商判定具备合理性,有助于对金融审慎措施的界定达成共识。对于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条款本身的内容范围取决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相关定义的界定;在适用领域方面,在国际投资协定（IIAs）中没有明确规定或从体例安排无法判断的情形下,将金融审慎例外限定在金融领域可能更为妥当。最后,在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上还应注意与其他例外情形的法律联系,尤其是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抗辩和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是联结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和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纽带。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外资参与度限制不符措施和高管与董事会限制不符措施是三类最为基本的金融不符措施。本文提出,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FTAs）或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不见得就要比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承诺更加开放,而是分不同措施类型进行讨论。具体而言,在新一代双多边FTAs或BITs谈判中,对于金融基础性制度方面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很大程度上可直接以GATS金融服务承诺为基础;对于外资参与度方面的限制措施,一些国家的持股比例限制相较GATS时期有所放宽或设置得更为灵活;而对于高管和董事会国籍要求,存在新一代FTAs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相较GATS金融服务承诺有所加严的情形。此外,对于一些国家在GATS中并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例如股东资格要求,在新一代FTAs和BITs的金融投资负面清单中可以规定地更为详细具体。最后,对中国而言,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制定应综合考虑编制方式、解释规则、棘轮机制以及市场准入义务与国民待遇义务的重叠等因素。对于东道国采取的金融规制措施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下的合法性审查,本文选取主权债务重组措施、银行自救措施和资本流动规制措施为研究对象。这三类措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主要采取、并被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措施。本文提出,一国的金融规制措施包括经济稳定运行状态下的通常监管政策,也包括在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等紧急状态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主权债务重组措施、银行自救措施和资本流动规制措施往往波及较大范围的投资者利益,例如债券持有人、存款人和相关投资人,并且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对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认为,当前IIAs中的金融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最大共性特点是,缔约方出于保护本国金融规制主权的目的对金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作出范围上的限定和程序上的过滤,并要求审理金融投资争议的仲裁员具备金融服务法律或实践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实际上,在金融国际投资争议解决过程中,缔约方政府磋商、法庭之友、调解、调停等多种争端解决方式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综合运用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方式处理金融投资争议。最后,本文提出,在处理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时,首先应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金融服务条款进行整体把握,包括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机构等定义决定了一项金融投资是适用金融服务规则还是国际投资规则,而国民待遇、市场准入、跨境金融服务、金融审慎例外等规定了具体的义务要求和例外。其次要深刻把握国际投资法与国际金融法的联动关系,将金融审慎问题、金融投资不符措施规则、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联系起来,集中研究体现国际金融投资相较于其他行业投资有所区别的法律问题,从而探讨构建金融投资海外保护与东道国金融规制主权之间的平衡机制。再次,还应明确在BITs和FTAs项下金融服务规则的适用范围,对金融服务规则和投资规则进行横向的分割和协调,从而避免具体规则适用时引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要把握金融投资不符措施的本质所在,在国际投资条约设计时综合运用嵌入式保留、例外条款和负面清单规则,从而为东道国预留充足的金融监管政策空间。
吴楠[6]（2017）在《国际税收中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研究 ——以OECD最新规则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跨境融合程度的日益提升,跨国集团可以轻易地通过集团内部的融资提高个别集团企业的债务水平,进而利用对利息支出的特别税收待遇来转移利润。例如将更多债务转移至高税率国家、通过内部贷款将超出实际第三方利息费用的利息扣除、用第三方或集团内部的融资来为免税收入的产生进行融资。这些行为严重地侵害了有关国家的税基,影响有关国家的税收收入、税收主权以及税收公平。本文旨在提出一系列的建议来完善我国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论文分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内容为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关于利息扣除及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概述,该部分首先对利息、利息扣除做了界定,然后分析了利息扣除规则与资本弱化税制的区别。接着深入分析了由利息支出导致税基侵蚀的原因,包括法律原因、经济原因,并用示例分析了跨国集团利用融资安排侵蚀税基的一类具体操作。进而,介绍了利息限制规则的设立目的、规制对象及防范的风险。最后,介绍了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法律渊源,包括国际渊源和各国国内渊源。第三部分是对跨国税收中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评析。该部分首先将具有代表性国家国内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作了分类解析,相关规则大致可分为六类,论文对这六类规则的原理、优势劣势、以及抑制BEPS风险的作用大小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大部分国家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并不是单一适用,而是将其中几类规则组合适用。该部分接着对BEPS第四项行动计划的报告方案进行了深度解析,特别是报告中的固定比率规则、集团比率规则、针对性规则,指出报告对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发展。最后,该部分列举了部分国家和地区借鉴OECD最新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法律实践。第四部分是完善我国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相关建议。该部分首先阐释了完善我国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必要性。接着从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和我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分析了我国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现状。我国国内法律对于反避税的条款分为特殊反避税条款和一般反避税条款,利息扣除限制规则就属于特殊反避税条款,而我国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则作为兜底条款。总体而言,本文认为我国与利息扣除相关的规则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故完善我国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十分重要。最后,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完善我国的利息扣除限制的具体规则提出了建议,即建议将固定比率规则与盈利指标挂钩,引入集团比率规则,允许企业将不允许扣除的利息结转至以后年度扣除。本文也对完善我国相关的税收法律体系提出了建议,建议对利息扣除限制规则进行系统的规定,同时提升我国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法律层级。
王杨帆[7]（2017）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报告（2015）》翻译报告》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篇翻译报告,翻译报告的文本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展望及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所采取的措施（2015）》（以下简称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报告（2015）》）。该文本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当前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评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部局限性和外部风险,评述了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各成员国政策的协调性,最后提出了2016年抵制国际经济形势的消极影响的措施和可持续发展措施。本翻译报告的文本类型为经济类文本,既有科技语体的特征,又有公文事务语体的特征。本报告首先分析了文本的特点,包括文本的语体特点和语言特点,其次分析词的翻译方法,即名词、动词和形动词的翻译方法;句子的翻译方法,即被动句和带复合前置词的句子的翻译方法;以及篇章的翻译方法,包括对嵌入结构的翻译;最后对本次翻译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岳柳汐[8]（2016）在《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主导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国际收支失衡常态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近代世界经济的新问题,也是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世界各国和地区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融为一体,各个经济体内部及相互之间融为一体。一个局部经济事件或经济危机（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会很快波及全国,波及全球。世界上的一部分国家是国际收支顺差,另一部分国家是国际收支逆差,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也是相对应的。新兴经济体有较高盈余,发达经济体有较大赤字。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GDP总量约占世界的1/4,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自2004年起占其GDP的比例一直在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之上。以日中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中东石油生产出口国近年来是连续的巨额经常账户顺差。中国国际收支不同于世界各国的显着特点是,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都出现了持续顺差,即“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中国自1987年出现了国际收支的第一个双顺差,到2015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已有23年,从1999—2011年是持续13年的双顺差。1987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约为3亿美元,2007年进一步增加到3532亿美元,占同期GDP的10.9%。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也由2007年的942亿美元跃升为2011年的2655亿美元。双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2006年年底为106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2007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到15282亿美元,2014年为3843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一倍多。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己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2012—2015年中国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有了新的变化。专家学者依据2012—2015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减缓的事实,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将从双顺差的严重失衡到经常账户CA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的一顺一逆模式发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国际收支失衡常态化、中国宏观经济过热、中国房地产业过热、泡沫、是否硬着陆、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主导因素研究”为题,通过探讨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及其子结构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经济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研究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导因素,探寻保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路径,合理运用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政策来解决当前的失衡等问题是研究的焦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主导因素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是从总体上上大致给出了国际收支生命周期演变曲线,但是,实践表明这一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很多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无法用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因此基于各国新形势下的国际收支状况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该理论。本文系统分析了国际收支结构,并结合理论与现实赋予其不同结构参数以不同的影响程度,这对于帮助理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和成因,寻找其影响失衡的主导影响因素,无疑为政府的调控国际收支失衡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近些年来,在世界经济失衡的大环境下,中国外部经济的巨大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收支失衡的历史演进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厘清中国国际收支一级账户及其子账户的流量、存量的动态变化,寻找出其背后隐藏的经济规律和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导因素,并以此提出改善政策建议;本文对中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模拟预测,这对于政府超前对国际收支失衡进行了解,并及时出台相应政策具有重要实际参考价值。总之,本文通过对中国国际收支演变规律及其主导影响因素研究,进一步考察其成因、潜在风险、收益与成本,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国际收支模式和外汇制度,这对完善和发展我国国际收支理论、充实国际收支理论体系等都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且对中国内外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及现实分析修正、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及影响的主导参数分析、宏观经济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导因素研究及失衡实证分析、中国国际收支及宏观经济影响的数学模型及预测研究。第一部分（第1、2、3章）,对国内外国际收支各种理论、学说、学派、流派、动态进行总结,对于国内外资料按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失衡、各国国际债务、世界货币贬值、世界经济衰退、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分析,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对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研究,将现实与理论的差异作实证分析,提出更符合现实的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演变曲线。第二部分（第4章）,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及其主导参数分析。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状态及其子结构主要影响参数进行分析。第三部分（第5章）,中国宏观经济对国际收支影响的主导因素研究及失衡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宏观经济与国际收支历年数据分析,找出对国际收支影响较大的宏观经济参数,现实实证分析证实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真正的原因。对中国房地产业、房价、固定资产投资、gdp增速等历年曲线变化的拐点与中国国际收支的拐点进行综合分析。第四部分（第6、7章）,中国国际收支及宏观经济影响的数学模型及预测研究。建立双变量和联立方程经济数学模型对中国国际收支各级账户与宏观经济主导因素的影响进行相关、对比、计量分析。对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进行模拟。对将来中国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提出政策性的建议。用现实实证分析法对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研究,对现实与其理论的差异作实证分析,提出符合现实的改进的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曲线。用类比法、筛选法对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类比筛选得出相关性较大的、贡献大的、影响显着的参数;用建立的双变量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进行相关分析、对比分析、计量分析、模拟预测等。通过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主导因素的研究,得出了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和结论。（1）对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修正在研究了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的基础上,对其与现实的吻合和背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修改补充,提出了五阶段国际收支一般演变模式,对每一阶段两大账户的状况作了定义。在一般模式的前提下,提出了发达国家演变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无资源国家、资源国家、金砖国家、滞后发展国家模式等。（2）对中国国际收支的结构及其影响较大的参数进行了研究将宏观经济的名义gdp和真实gdpz的概念引用到中国国际收支的分析中来,即定义不考虑涨价因素的实际国际收支数据为名义数据,考虑涨价因素的经过处理的数据为真实数据,分析表明名义数据是失真的,用真实数据进行经济分析更为合理。通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分析,从几十个国际收支各级账户中找出了影响较大的起主导作用的参数及其影响规律,得出经常账户主导参数是真实货物hz、真实货物贷方hdz、真实货物借方hjz;资本金融账户主导参数包括真实短期贷款dz及其贷方ddz、借方djz和真实贷存投（短期贷款、存款、投资）dctz。在2000年之前数据较小在平衡位置上下波动,中国国际收支是基本上平衡的;在2001年以后数据演变曲线急剧持续增加,国际收支开始失衡,且失衡程度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正好与中国房地产业1999年7次降息刺激、2001年房地产企业上市禁令解除、2003年土地拍卖造成的房价疯涨、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相吻合。（3）对中国宏观经济参数及其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筛选,找出了对近年来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导因素通过宏观经济参数对中国国际收支净额cka的影响分析得出,影响较大的主导因素包括gdp增速、消费增速、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fg、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增量△llfg、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的增量△llgdp,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很好。对经常账户影响较大的主导因素包括gdp增速、消费增速、储蓄存款增量△sck、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外商直接投资fdi、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增量△llfg、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增量△llzg、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的增量△llgdp,它们之间相关性很好。宏观经济参数对资本金融账户影响较大的主导因素包括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量的增量△lls、房价增量△lfj、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增量△llfg、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增量△llzg、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的增量△llgdp,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也很好。对中国房地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中国国际收支的拐点进行了“拐点”分析,充分证明了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导因素是过热的房地产、过高的地价房价和过热的宏观经济如gdp等。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与宏观经济、国际收支的拐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表明有些宏观调控措施是不适应的,如2003年地产拍卖和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正是这两次宏观调控导致了房价地价疯涨、宏观经济过热和中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在这个阶段中国很多经济现象是违背经济规律的。（4）运用双变量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以及与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模拟和超前预测,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从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各级账户与核心账户的相关性对比数据和曲线中,通过规律观察选择与核心账户相关性强的账户进行双变量模型分析,得出经常账户6个双变量模型函数和资本金融账户8个函数,它们的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上,拟合优度决定系数在0.2以上,甚至达0.8、0.9,证明它们的相关性很强。同理得出了宏观经济与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相关性双变量模型各20多个函数,其相关系数基本都在0.5以上,拟合优度决定系数在0.2以上,甚至更大,证明了它们的相关性很强和对比分析的正确性。对各宏观经济参数与中国国际收支核心账户建立了联立方程模型,得出了与国际收支相关性强的宏观经济参数,验证了双变量模型的准确性,结果表明与双变量模型是一致的。运用宏观经济参数与中国国际收支的双变量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对以往的中国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运行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2003—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导因素是房价地价疯涨、房地产投资过热;如果把2004年的土地拍卖、2009年4万亿的等经济刺激政策影响消除,即去房地产化处理后,中国国际收支是基本平衡的。运用宏观经济参数与国际收支的双变量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国际收支进行了6年的超前预测,结果表明:逐渐降低房地产对GDP增速的贡献、制造业对GDP增速的贡献稳中有降、提高交通业和消费对GDP增速的贡献、GDP增速降在6%以上,中国国际收支未来（十三五）是基本平衡的。对解决长期以来的中国国际收支失衡提出政策性建议,主要是:降低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的主导地位,对GDP增速的贡献降在2%以下;加速发展交通运输业,取代房地产业地位,对GDP增速贡献在2%以上;保持制造业稳中有降,对GDP增速贡献降低在2%以上;鼓励消费,使消费对GDP的贡献到7%左右;减缓GDP增速,把GDP增速降在5.5%-7%范围。
曾绍龙[9]（2015）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伴随着金融证券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加快,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国际经济整体与多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与长期超低利率政策,在较长时期内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世界经济稳定带来不利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成为投机资本逐利的目的地,净流入额已超出危机前水平。国际短期资本具有无国界、大容量、高流速及高投机性等突出特点,赋予其与生俱来的高流动性与高风险性等内生脆弱性,这无疑会放大金融市场和经济的不稳定性,资本管制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国际资本管制实践以及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的强度及其有效性,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与金融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管制一直采取否定态度,因此关于资本管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相对薄弱。已有文献较多集中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一些重灾国实施资本管制的个案研究。本文采用多阶段最优控制理论从福利的视角构建资本管制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资本管制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决定性因素,并采用离散面板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基于当前国际短期资本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看不见的手”,为避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本国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冲击,资本管制已然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所接受并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实施。文章研究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特征与国际资本管制实践。将资本流动区分为资本净流入、流入总量与流出总量,采用统计分析、线性回归、VAR动态模型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经济与政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IMF《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构建了中国资本管制强度指标体系,研究了中国资本管制的阶段特征并对其强度进行直接度量与间接定量测度。依次采用投资储蓄静态与动态分析、非抛补利率平价偏差法以及抵消系数与冲销系数联立方程等定量间接分析法对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一国放开资本管制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满足其前提条件,即总财富大于总支出,当该条件不满足时则应实施资本管制,而决定总财富与总支出关系的重要因素是外债平均利息率（外债成本）、GDP增长率、外债占GNI比、储备与外债比、总投资占GDP比、人均GDP等。（2）资本市场的开放是渐近有序的,贸然间实施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或者持久实施资本管制都是次优的。资本管制是稳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手段,而不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对立面,二者并不矛盾。（3）各种因素在中国国际短期资本净流入、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国际短期资本流出中所起作用不同。从经济上看,国内外利差变化、股票投资收益率是影响国际短期资本净流入的主要因素；股票投资收益率与人民币汇率预期是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差异、股票投资收益与国内外利差是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出的主要因素。从政策上看,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对国际短期资本净流入的影响最为显着,市场开放程度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影响最为显着,对国际资本流出的管制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出的主要影响因素。（4）对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管制在短期内是有效的,而就长期来看其有效性在明显减弱。但是,由于国际金融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尽管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面临挑战,近期内资本管制仍然是中国应对国际短期资本冲击的有效政策工具。本文做出了以下几方面创新：（1）通过福利最大化构建资本管制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回答了实施资本管制的前提条件。指出资本管制是稳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手段,而不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对立面,二者并不矛盾。（2）将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系统地区分为存量与流量,存量以净流入衡量,流量指流入总量和流出总量,并从经济与政策两个角度分析影响国际短期资本存量与流量波动的内外因素,以客观地反应各种因素在国际短期资本净流入、国际短期资本总流入、国际短期资本总流出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方向。（3）基于IMF《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构建了中国资本管制强度指标体系,研究了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这一指标体系对于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指标或者指标的参考标准可以多元,以完善体系的连续性。
刘钊[10]（2012）在《保险保障基金风险处置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从界定保险保障基金法律制度领域相关基本概念出发，联系欧美、日本及我国台湾等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研究，结合三年多来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制度及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从初创到加速发展的有关背景机遇及发展实际，以及正反两个方面之实践经验，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金融学及其他有关学科和领域的理论知识及研究方法，重点对保险保障基金风险处置制度中有关问题保险公司救助及保单救济这两个最核心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具体司法规范及实务实践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和探析，明确保险保障基金公司在其中的法律主体定位及有关权利义务，规范起该类职能的行使及效果的落实。本论文研究认为，有关监督主管机关未来应在尽快颁布实施《保险保障基金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风险处置方式并积极改进保单救济范围和标准，同时，不断增强保险保障基金的相对独立性并最终建立起保险保障综合信息平台，全面提升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科学高效的风险处置作用。
二、解决国际债务需综合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解决国际债务需综合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多重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作用机制与协调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5.1 理论视角的创新 |
| 1.5.2 研究思路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压力型体制与多重压力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压力型体制 |
| 2.1.2 地方政府承受的多重压力 |
| 2.2 价值冲突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价值“一元论”和价值“多元论” |
| 2.2.2 多元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
| 2.2.3 公共行政中的价值冲突 |
| 2.3 公共价值冲突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公共价值的内涵 |
| 2.3.2 公共价值的多元化属性 |
| 2.3.3 公共价值的邻近性与集群性 |
| 2.3.4 公共价值冲突发生的理论基础 |
| 2.3.5 公共价值冲突的内涵 |
| 2.4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的公共价值偏好 |
| 2.4.1 生态环境类公共价值集与经济发展类公共价值集 |
| 2.4.2 长期绩效类公共价值集与短期绩效类公共价值集 |
| 2.4.3 法治公正类公共价值集与灵活变通类公共价值集 |
| 2.4.4 公民本位类公共价值集与政府本位类公共价值集 |
| 2.5 现有研究评述及本研究的立足点 |
| 2.5.1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2.5.2 本研究的定位及试图填补的缺口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多重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
| 3.1.1 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1.2 绩效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1.3 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1.4 公共舆论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2 多重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 |
| 3.2.1 财政压力与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 |
| 3.2.2 绩效压力与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 |
| 3.2.3 竞争压力与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 |
| 3.2.4 舆论压力与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 |
| 3.3 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
| 3.3.1 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3.2 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3.3 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3.4 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 |
| 3.4 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作用 |
| 3.4.1 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作用 |
| 3.4.2 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作用 |
| 3.4.3 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作用 |
| 3.4.4 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作用 |
| 3.5 公共价值冲突的协调路径 |
| 3.5.1 环保垂改的调节效应——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
| 3.5.2 公民参与的调节效应 |
| 3.5.3 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 |
| 3.5.4 声誉威胁的调节效应——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及方法 |
| 4.1 样本 |
| 4.2 变量测量 |
| 4.2.1 环境治理效率 |
| 4.2.2 公共价值冲突 |
| 4.2.3 财政压力 |
| 4.2.4 绩效压力 |
| 4.2.5 竞争压力 |
| 4.2.6 公共舆论压力 |
| 4.2.7 环保垂直管理 |
| 4.2.8 公民参与 |
| 4.2.9 绿色技术创新 |
| 4.2.10 声誉威胁 |
| 4.3 控制变量选取 |
| 4.3.1 工业化程度 |
| 4.3.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
| 4.3.3 人均GDP水平 |
| 4.3.4 人口密度 |
| 4.3.5 地方政府规模 |
| 4.3.6 外商投资规模 |
| 4.3.7 失业率 |
| 4.3.8 社会组织规模 |
| 4.4 计量方法 |
| 4.4.1 “U型”或“倒U型”关系检验 |
| 4.4.2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4.3 非线性中介关系检验 |
| 4.4.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性分析 |
| 5.2 假设检验 |
| 5.2.1 财政压力、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 |
| 5.2.2 绩效压力、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 |
| 5.2.3 竞争压力、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 |
| 5.2.4 公共舆论压力、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 |
| 5.2.5 环保垂直管理的调节作用 |
| 5.2.6 公众参与的调节作用 |
| 5.2.7 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 |
| 5.2.8 声誉威胁的调节作用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第一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2 第二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3 第三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4 第四类公共价值冲突的中介机制检验 |
| 5.3.5 环保垂直管理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3.6 公众参与的调解效应检验 |
| 5.3.7 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3.8 声誉威胁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地方政府承受的多重压力会影响其环境治理效率 |
| 6.1.2 多重压力会激化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价值冲突 |
| 6.1.3 不同类型的公共价值冲突会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不同影响 |
| 6.1.4 公共价值冲突是多重压力影响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中介机制 |
| 6.1.5 环保垂直管理、公众参与、绿色技术创新和声誉威胁可以起到不同类型的调节作用 |
| 6.2 理论贡献 |
| 6.2.1 发现了公共价值冲突的诱发因素和生成背景 |
| 6.2.2 对于公共价值冲突的作用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
| 6.2.3 找到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公共价值冲突的协调路径 |
| 6.2.4 强化了公共价值理论的解释力、应用潜力和实证基础 |
| 6.2.5 讲述“中国故事”,推动了公共价值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
| 6.2.6 拓宽了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场域 |
| 6.2.7 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双刃剑”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进行环境治理绩效的公共价值建构 |
| 6.3.2 环境治理要合理施压,注重统筹有序推进 |
| 6.3.3 进一步推进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确保环境监察执法的独立性 |
| 6.3.4 拓宽公众参与渠道,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 |
| 6.3.5 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约束和引导机制 |
| 6.3.6 加大通报曝光力度,通过声誉机制强化震慑效应 |
| 6.3.7 培养绿色 GDP税源,建构绿色 GDP考核体系 |
| 第七章 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互联网产业已是发展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生力军 |
| 1.1.2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凸显 |
| 1.1.3 产业安全理论研究滞后于互联网产业发展实践 |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保护论 |
| 2.1.2 产业控制论 |
| 2.1.3 产业国际竞争论 |
| 2.1.4 产业安全理论 |
| 2.2 产业安全的分类与评价体系 |
| 2.2.1 产业安全的分类 |
| 2.2.2 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
| 2.3 互联网产业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 |
| 2.3.2 互联网产业 |
| 2.3.3 互联网安全和互联网产业安全 |
| 2.4 文献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3 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 |
| 3.1 互联网产业相关概念 |
| 3.1.1 互联网产业概念界定 |
| 3.1.2 互联网产业经济特征 |
| 3.2 对产业安全的再思考 |
| 3.2.1 产业安全观的形成及演变 |
| 3.2.2 互联网安全观的形成 |
| 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界定 |
| 3.3.1 互联网产业安全概念提出 |
| 3.3.2 互联网产业安全特点 |
| 3.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类型 |
| 3.4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 3.4.1 互联网产业安全形成的系统论分析 |
| 3.4.2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现状分析 |
| 4.1 产业发展环境现状 |
| 4.1.1 垄断性市场结构影响可持续发展 |
| 4.1.2 市场绩效总体呈下降趋势 |
| 4.1.3 管理主体分散 |
| 4.1.4 资源供给不足 |
| 4.1.5 非均衡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 |
| 4.2 产业竞争力现状 |
| 4.2.1 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 |
| 4.2.2 区域产业同构化 |
| 4.2.3 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 |
| 4.3 产业控制力现状 |
| 4.3.1 企业融资依赖外国资本 |
| 4.3.2 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 |
| 4.3.3 利用外资政策偏差 |
| 4.4 网络安全现状 |
| 4.4.1 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 |
| 4.4.2 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
| 5.1 产业安全影响因素一般性分析 |
| 5.1.1 基于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基于产业经济学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
| 5.2.1 对既有研究的再思考 |
| 5.2.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
| 5.2.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 |
| 5.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关联性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 |
| 5.3.3 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 |
| 6.1 评价方法及步骤 |
| 6.1.1 评价方法 |
| 6.1.2 评价步骤 |
| 6.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 6.2.1 指标设计思路 |
| 6.2.2 指标体系建立 |
| 6.3 数据、权重及结果分析 |
| 6.3.1 数据说明 |
| 6.3.2 指标权重设置及计算方法 |
| 6.3.3 计算结果 |
| 6.3.4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互联网产业安全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 7.1 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国外经验 |
| 7.1.1 以技术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安全的美国经验 |
| 7.1.2 强化网络安全促进产业安全的英国经验 |
| 7.1.3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安全的德国经验 |
| 7.1.4 增强产业控制力促进产业安全的日本经验 |
| 7.2 对我国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启示 |
| 7.2.1 建立保护互联网产业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
| 7.2.2 完善互联网监管机制强化网络安全 |
| 7.2.3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
| 7.3 本章小结 |
| 8 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 |
| 8.1 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 |
| 8.1.1 优化管理体制 |
| 8.1.2 完善支持互联网业发展的资本市场 |
| 8.1.3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
| 8.1.4 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 |
| 8.2 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 |
| 8.2.1 建立并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 |
| 8.2.2 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8.2.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
| 8.3 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
| 8.3.1 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 |
| 8.3.2 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金融开放、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国际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二、本文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及可能的改进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开放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货币国际化与新兴市场经济的货币替代特征 |
| 第三节 金融开放与货币国际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兴经济体货币替代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及背景 |
| 第二节 货币替代理论模型及研究设计 |
| 一、基于传统货币需求的替代理论模型 |
| 二、基于微观基础的替代理论模型 |
| 三、货币当局的本外币资产配置 |
| 第三节 货币替代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汇率与经济景气度联动中的货币替代及贸易开放 |
| 第一节 VECM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含义处理 |
| 第三节 VECM模型分析结果 |
| 第四节 模型结论及政策含义建议 |
| 第五章 新兴经济体储备资产币种份额研究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主要货币国际化历史经验及人民币国际化推动 |
| 一、主要货币国际化历史经验 |
| 二、人民币国际化推动 |
| 第三节 影响货币国际化因素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及变量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实证模型设定 |
| 第五节 实证分析结果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兴经济体货币参照“隐性锚”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一、隐性货币锚背景 |
| 二、货币替代对汇率决定及波动的影响 |
| 第二节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及结论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选择 |
| 第二节 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及货币替代转换 |
| 第三节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建设与开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博士阶段研究成果介绍 |
（4）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目的 |
| 一、研究问题与切入点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一、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 |
| 二、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评价体系 |
| 三、基于问卷调研和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研究述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基础教育 |
| 二、空间均衡 |
| 三、教育均衡发展 |
| 四、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综述 |
| 一、教育公平理论 |
| 二、资源配置理论 |
| 三、邻里单位理论 |
| 四、公共设施区位理论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一、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
| 二、研究方法梳理 |
| 三、研究述评与启示 |
| 第三章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内涵 |
| 一、空间均衡性的概念 |
| 二、空间均衡性的内容 |
| 三、空间均衡性的特点 |
| 四、空间均衡性的类型 |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的方法论 |
| 一、教育学视角下的方法探究 |
| 二、地理学视角下的方法探究 |
| 三、论文方法论体系 |
| 第三节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格局演变 |
| 一、空间异质性格局特征 |
| 二、空间均衡性的传导机制 |
| 三、空间均衡性的演变规律 |
| 第四节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约束机制与发展路径 |
| 一、约束性因素 |
| 二、影响机制 |
| 三、路径选择 |
| 第四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区概况 |
| 二、研究区典型代表性 |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 第二节 长春市基础教育的格局演变 |
| 一、长春市基础教育概况 |
| 二、基础教育的空间集聚与扩散 |
| 第三节 长春市优质基础教育的格局演变 |
| 一、优质基础教育发展概况 |
| 二、优质基础教育的集散与扩展方向 |
| 三、等级比例适宜度 |
| 第五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评价 |
| 第一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评价体系 |
| 一、空间均衡性评价目的 |
| 二、空间均衡性评价要素 |
| 三、空间均衡性评价方法 |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单要素分析 |
| 一、空间供需均衡性分析 |
| 二、空间区位均衡性分析 |
| 三、质量均衡性分析 |
| 第三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限制性要素分析 |
| 一、空间失衡范围与程度 |
| 二、限制性要素分析 |
| 三、多尺度下的限制性要素识别 |
| 第四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综合分析 |
| 一、市区尺度下的空间均衡性 |
| 二、城市分区尺度下的系统聚类 |
| 三、街道尺度下的空间聚类 |
| 第六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形成机制 |
| 第一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影响因素 |
| 一、空间均衡发展理念 |
| 二、教育自身发展特征 |
| 三、人口统计学特征 |
| 四、房地产开发 |
| 五、交通设施条件 |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形成机制 |
| 一、指标选取 |
| 二、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调控分析 |
| 第一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一、中心市区“名校”过饱和 |
| 二、郊区学校资源利用率低 |
| 三、郊区学校可达性差 |
| 四、资源配置校际分异严重 |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治理靶区识别 |
| 一、街道尺度人口模拟 |
| 二、空间均衡治理靶区 |
| 第三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调控策略 |
| 一、学校布局调整与优化 |
| 二、构建质量均衡单元 |
| 三、关注弱势地区和学校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论文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5）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规制问题的源起及演变 |
| 1.1.2 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背景.. |
| 1.1.3 现行国际投资法体系处理金融规制问题的局限性及改革方向 |
| 1.1.4 关键术语界定及研究范围说明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际投资法中有关金融规制的例外情形 |
| 1.2.2 东道国针对外资的金融规制措施 |
| 1.2.3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 |
| 1.2.4 文献综述小结与评论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审慎问题 |
| 2.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审慎措施的认定 |
| 2.1.1 金融审慎措施的含义和类型 |
| 2.1.2 金融审慎措施的界定标准 |
| 2.1.3 金融审慎措施的认定主体 |
| 2.2 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 |
| 2.2.1 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的内容范围 |
| 2.2.2 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领域 |
| 2.2.3 金融审慎例外在外汇转移方面的适用 |
| 2.3 金融审慎例外与其他例外情形的法律联系 |
| 2.3.1 金融审慎例外与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抗辩 |
| 2.3.2 金融审慎例外与根本安全例外 |
| 2.4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审慎问题的解决思路和中国因应 |
| 2.4.1 国际投资法中解决金融审慎问题的总体思路 |
| 2.4.2 中国应对金融审慎规制问题的相关建议 |
| 第3章 金融投资中的“不符措施”及其规制 |
| 3.1 金融基础制度方面的不符措施 |
| 3.1.1 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的类型及法律特征 |
| 3.1.2 IIAs中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2 对外资参与度进行限制的不符措施 |
| 3.2.1 对外资持股比例进行限制的不符措施 |
| 3.2.2 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股东资格要求 |
| 3.2.3 其他对外资参与度进行限制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 |
| 3.2.4 IIAs中外资参与度限制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3 外资金融机构高管和董事会方面的不符措施 |
| 3.3.1 外资金融机构高管和董事会不符措施的法律特征 |
| 3.3.2 IIAs中外资高管和董事会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4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法律特征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
| 3.4.1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法律特征 |
| 3.4.2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在中国的适用 |
| 第4章 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1 主权债务重组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1.1 主权债务重组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义务的法律联系 |
| 4.1.2 Abaclat等诉阿根廷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1.3 对主权债务规制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2 银行自救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2.1 银行自救措施与投资保护义务的法律联系 |
| 4.2.2 “塞浦路斯银行危机救助”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2.3 对银行自救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3 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3.1 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国际法渊源 |
| 4.3.2 “Continental Casualty诉阿根廷”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3.3 有关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4 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最新发展和完善建议 |
| 4.4.1 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最新发展 |
| 4.4.2 完善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相关建议 |
| 第5章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 |
| 5.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范围 |
| 5.1.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义务范围 |
| 5.1.2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措施范围 |
| 5.2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特别规则 |
| 5.2.1 金融审慎措施的“过滤器”机制 |
| 5.2.2 仲裁员具备金融行业专业知识及相关经验 |
| 5.3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改革完善与中国因应 |
| 5.3.1 金融投资争端解决的改革完善 |
| 5.3.2 中国解决金融国际投资争议的应对建议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具体结论 |
| 6.1.2 总体结论 |
| 6.2 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论文 |
| 三、中文学位论文 |
| 四、英文着作 |
| 五、英文论文 |
| 附件 国际组织报告、工具书、国际条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及法院判决等 |
| 一、国际组织报告 |
| 二、工具书 |
| 三、国际投资协定文本及相关国际条约 |
| 四、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及相关法院判决 |
| 附录A IIAs金融投资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对比情况 |
| 附录B 纳入金融审慎例外的IIAs |
| 附录C 对审慎措施提交ISDS作出特别规定的IIAs |
| 附录D 涉及金融业的ICSID投资仲裁案件一览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国际税收中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研究 ——以OECD最新规则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2 利息扣除及利息扣除限制规则概论 |
| 2.1 利息扣除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利息的界定 |
| 2.1.2 利息扣除的界定 |
| 2.2 由利息扣除导致税基侵蚀的原因分析 |
| 2.2.1 法律原因 |
| 2.2.2 经济原因 |
| 2.2.3 示例分析 |
| 2.3 利息扣除限制规则 |
| 2.3.1 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设立目的 |
| 2.3.2 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规制对象 |
| 2.3.3 利息扣除限制规则防范的风险 |
| 2.3.4 利息扣除限制规则与防范资本弱化规则 |
| 2.4 国际上利息扣除相关的限制规则 |
| 2.4.1 OECD规则 |
| 2.4.2 代表国家的国内规则 |
| 3 国际税收中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评析 |
| 3.1 代表国家现行利息扣除限制规则分类解析 |
| 3.1.1 独立交易测试规则 |
| 3.1.2 预提税规则 |
| 3.1.3 不区分的限制利息扣除规则 |
| 3.1.4 固定比率规则 |
| 3.1.5 集团比率规则 |
| 3.1.6 特定交易的限制规则 |
| 3.2 OECD最新规则对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发展 |
| 3.2.1 最佳实践方案建议 |
| 3.2.2 固定比率规则分析 |
| 3.2.3 集团比率规则分析 |
| 3.2.4 针对性规则 |
| 3.2.5 允许结转 |
| 3.2.6 小结 |
| 3.3 已有的借鉴OECD最新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法律实践 |
| 3.3.1 欧盟反避税指令 |
| 3.3.2 冰岛787号法案 |
| 4 我国跨国税收中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完善 |
| 4.1 我国跨国税收中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现状 |
| 4.1.1 我国法律中与限制利息扣除相关的规定 |
| 4.1.2 双边税收协定中与利息相关的规定 |
| 4.1.3 一般反避税条款 |
| 4.1.4 小结 |
| 4.2 我国跨国税收中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完善建议 |
| 4.2.1 完善我国跨国税收中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的必要性 |
| 4.2.2 完善我国跨国税收中利息扣除限制的具体规则 |
| 4.2.3 完善我国相关的税收法律体系 |
| 4.2.4 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数据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报告（2015）》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前言 |
| 第一章 文本特点的分析 |
| 1.1 文本的语体特点 |
| 1.2 文本的语言特点 |
| 第二章 词汇与短语的翻译 |
| 2.1 词汇的翻译 |
| 2.1.1 术语的翻译 |
| 2.1.2 动名词的翻译 |
| 2.2 短语的翻译 |
| 第三章 句子的翻译 |
| 3.1 被动句的翻译 |
| 3.2 带复合前置词句子的翻译 |
| 第四章 篇章的翻译 |
| 4.1“同语反复” |
| 4.2 插入嵌入结构的翻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1 |
| 附录 2 |
（8）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主导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国际收支研究动态 |
| 1.3 研究基本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国际收支平衡与失衡的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和章节安排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 |
| 第2章 国际收支相关理论 |
| 2.1 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和方法 |
| 2.2 国际收支结构与宏观经济关系理论 |
| 2.3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和主要论点 |
| 2.3.1 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 |
| 2.3.2 国际收支的吸收分析法 |
| 2.3.3 国际收支的结构分析法 |
| 2.3.4 国际收支的跨期分析法 |
| 2.4 国际收支演变曲线理论 |
| 2.5 小结 |
| 第3章 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及现实演变模式 |
| 3.1 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曲线 |
| 3.2 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的现实曲线分析 |
| 3.2.1 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的现实曲线分析 |
| 3.2.2 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的局限性 |
| 3.3 萨缪尔森国际收支生命周期学说的补充 |
| 3.3.1 萨缪尔森国际收支修正的一般模式 |
| 3.3.2 国际收支演变曲线的影响因素及演变模式分类 |
| 3.3.3 发达国家国际收支演变模式 |
| 3.3.4 亚洲四小龙国际收支演变模式 |
| 3.3.5 无资源类国家国际收支演变模式 |
| 3.3.6 资源类国家国际收支演变模式 |
| 3.3.7 金砖国家国际收支演变曲线 |
| 3.3.8 滞后发展的国家国际收支演变模型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及其主导参数分析 |
| 4.1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及其特殊性 |
| 4.2 国际收支数据处理 |
| 4.2.1 经济数据处理公式的推导 |
| 4.2.2 经济数据处理前后的演变曲线比较 |
| 4.2.3 经常账户、资本金融账户真实与名义数据曲线比较 |
| 4.2.4 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数据的不同表示方法 |
| 4.3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及其主导参数分析 |
| 4.3.1 经常账户及其主导参数分析 |
| 4.3.2 资本金融账户及其主导参数分析 |
| 4.3.3 储备资产及其主导参数分析 |
| 4.4 中国国际收支的国别分析 |
| 4.4.1 国际收支国别分析的意义 |
| 4.4.2 国际收支进出口的国别分析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相关对比分析 |
| 5.1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 |
| 5.2 中国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关系等式分析 |
| 5.3 与经常账户相关的宏观经济参数分析 |
| 5.3.1 与储蓄存款的相关分析 |
| 5.3.2 与采购经理指数PMI的相关分析 |
| 5.3.3 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相关分析 |
| 5.3.4 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相关分析 |
| 5.4 与资本金融账户相关的宏观经济参数分析 |
| 5.4.1 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分析 |
| 5.4.2 与房地产价格的相关分析 |
| 5.4.3 物价指数（CPI、PPI等）的比较 |
| 5.5 与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都相关的宏观经济参数分析 |
| 5.5.1 与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分析 |
| 5.5.2 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分析 |
| 5.5.3 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分析 |
| 5.5.4 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分析 |
| 5.5.5 与GDP的相关分析 |
| 5.5.6 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的反相关分析 |
| 5.6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成因推测分析 |
| 5.6.1 中国国际收支相关分析汇总 |
| 5.6.2 房地产、GDP拐点与国际收支拐点及宏观调控政策综合分析 |
| 5.6.3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因素 |
| 5.7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双变量模型分析 |
| 6.1.1 经常账户及其主导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 6.1.2 资本金融账户及其主导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
| 6.2 中国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双变量模型及相关分析 |
| 6.2.1 对国际收支影响较大的宏观经济主导参数及影响框图 |
| 6.2.2 经常账户与宏观经济双变量模型及回归分析 |
| 6.2.3 资本金融账户与宏观经济双变量模型及回归分析 |
| 6.3 中国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双变量模型的模拟分析 |
| 6.3.1 双变量模型的模拟分析 |
| 6.3.2 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双变量模型的政策评价实证分析 |
| 6.3.3 对国际收支失衡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评价 |
| 6.4 中国国际收支联立方程模型的政策评价实证分析 |
| 6.4.1 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参数的选择 |
| 6.4.2 联立方程分析模型求解 |
| 6.4.3 联立方程模型的模拟分析 |
| 6.4.4 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的政策评价实证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中国国际收支预测与政策建议 |
| 7.1 中国国际收支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型 |
| 7.2 中国国际收支的预测条件计算模型 |
| 7.2.1 GDP增速贡献计算模型 |
| 7.2.2 房地产业对GDP增速贡献计算 |
| 7.2.3 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对GDP增速贡献计算 |
| 7.2.4 预测条件计算 |
| 7.3 中国国际收支双变量模型预测 |
| 7.4 中国国际收支联立方程模型的预测 |
| 7.5 国际收支平衡和预测条件对GDP增速的影响 |
| 7.6 中国国际收支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性建议 |
| 7.7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穴位期间的个人成果及参与课题 |
| 致谢 |
（9）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核心概念 |
| 1.3.1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
| 1.3.2 资本管制 |
| 1.3.3 资本管制强度 |
| 1.3.4 资本管制有效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1.6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
| 2.1.1 国内外利差驱使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
| 2.1.2 汇率波动导致国际短期资本频繁流动 |
| 2.1.3 资产组合优化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
| 2.1.4 货币政策变化促进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
| 2.1.5 交易成本降低加速国际短期资本流动 |
| 2.1.6 其它影响因素 |
| 2.2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内生脆弱性 |
| 2.2.1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
| 2.2.2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脆弱性的实证研究 |
| 2.3 资本管制的必要性与约束条件 |
| 2.3.1 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
| 2.3.2 资本管制的约束条件 |
| 2.4 资本管制的有效性 |
| 2.4.1 资本管制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 |
| 2.4.2 资本管制对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 |
| 2.4.3 资本管制效果评价新指标 |
| 2.4.4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 |
| 2.5 国际资本管制合作 |
| 2.6 小结 |
| 3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实践 |
| 3.1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特征 |
| 3.1.1 流动规模巨大 |
| 3.1.2 流向区域集中 |
| 3.1.3 资本进出频繁 |
| 3.1.4 证券化与衍生化 |
| 3.1.5 投机性与破坏性 |
| 3.2 美国财政悬崖与量化宽松政策 |
| 3.2.1 美国财政悬崖与债务经济 |
| 3.2.2 美国量化宽松的实施与退出 |
| 3.3 资本管制的国际实践 |
| 3.3.1 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实践 |
| 3.3.2 发达国家资本管制实践 |
| 3.3.3 资本管制的国际共识 |
| 3.4 小结 |
| 4 资本管制决定因素的一般理论与实证分析 |
| 4.1 资本管制理论的最新进展 |
| 4.2 福利视角下资本管制理论模型 |
| 4.2.1 资本管制的次优性 |
| 4.2.2 基础理论模型构建 |
| 4.3 不同条件下资本管制的决定因素 |
| 4.3.1 公共支出外生条件下的最优政策选择 |
| 4.3.2 公共支出内生条件下的最优政策选择 |
| 4.4 资本管制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 |
| 4.4.1 数据来源和描述 |
| 4.4.2 模型和实证结果 |
| 4.5 小结 |
| 5 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1 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测算与特征 |
| 5.1.1 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测算 |
| 5.1.2 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特征 |
| 5.2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2.1 结构模型的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5.3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与检验 |
| 5.3.1 单位根检验 |
| 5.3.2 净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3 总流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总流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 小结 |
| 6 中国资本管制强度测算 |
| 6.1 资本管制强度的衡量方法 |
| 6.1.1 相关研究 |
| 6.1.2 基于法规的资本管制强度测量 |
| 6.1.3 基于经济指标的定量测算法 |
| 6.2 中国资本管制的特征 |
| 6.2.1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沿革 |
| 6.2.2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和资本管制政策现行框架 |
| 6.3 中国资本管制强度测算 |
| 6.3.1 基于法规的衡量 |
| 6.3.2 基于定量方法的测量 |
| 6.3.3 两种方法测量结果的比较 |
| 7 中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 |
| 7.1 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分析方法 |
| 7.1.1 定性分析法 |
| 7.1.2 定量分析法 |
| 7.1.3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相关研究 |
| 7.2 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7.2.1 基于储蓄—投资法的实证分析 |
| 7.2.2 基于利率平价法的实证分析 |
| 7.2.3 基于抵消系数检测法的实证分析 |
| 7.2.4 小结 |
| 7.3 防范规避中国资本管制行为 |
| 7.3.1 经常项目渠道 |
| 7.3.2 资本项目渠道 |
| 8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对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启示 |
| 8.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保险保障基金风险处置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提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保险保障基金风险处置职能法律制度概述 |
| 1.1 概述 |
| 1.1.1 整体法律制度设计 |
| 1.1.2 相关理论基础 |
| 1.2 保险保障基金管理机构风险处置职能国际比较 |
| 1.2.1 各国实践 |
| 1.2.2 法律定位 |
| 1.3 我国保险保障基金风险处置职能法律定位 |
| 1.3.1 我国保险业风险处置体系 |
| 1.3.2 法律定位 |
| 2 风险处置中问题保险公司救助法律实务研究 |
| 2.1 问题保险公司法律救助方式 |
| 2.1.1 境内外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案例 |
| 2.1.2 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法律制度的新特点 |
| 2.1.3 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公司救助问题保险公司的方式 |
| 2.2 问题保险公司救助启动与实施的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
| 2.2.1 保障基金公司救助问题保险公司的前提条件 |
| 2.2.2 问题保险公司救助的启动程序 |
| 2.2.3 问题保险公司救助之基本流程 |
| 2.3 管理救助法律实务 |
| 2.3.1 参与整顿 |
| 2.3.2 接管 |
| 2.3.3 托管 |
| 2.4 财务救助法律实务 |
| 2.4.1 股权方式 |
| 2.4.2 债权方式 |
| 2.4.3 其他方式 |
| 3 风险处置中保单救济法律实务研究 |
| 3.1 保单救济启动实施与流程概述 |
| 3.1.1 保单救济触发条件及基本条件 |
| 3.1.2 保单救济程序及基本流程概述 |
| 3.2 清算与受偿工作 |
| 3.2.1 保险公司撤销清算 |
| 3.2.2 保险公司破产清算 |
| 3.2.3 保单救济与清算工作之衔接 |
| 3.2.4 受偿资产管理与处置 |
| 3.3 保单救济法律标准研究 |
| 3.3.1 研究保单救济法律标准之必要性 |
| 3.3.2 各国保单救济法律标准及其共性分析 |
| 3.3.3 完善我国保单救济法律标准之思路 |
| 4 思考与建议 |
| 4.1 完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与相关法规建设 |
| 4.2 综合运用多种风险处置方式 |
| 4.3 改进保单救济范围和标准 |
| 4.4 增强保险保障基金的相对独立性 |
| 4.5 建立保险保障信息平台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四、解决国际债务需综合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多重压力、公共价值冲突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作用机制与协调路径[D]. 关斌. 兰州大学, 2021(09)
- [2]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郭轶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3]金融开放、新兴经济体特征与货币国际化[D]. 叶伟.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4]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D]. 闫晴.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D]. 马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国际税收中的利息扣除限制规则研究 ——以OECD最新规则为视角[D]. 吴楠. 武汉大学, 2017(06)
- [7]《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报告（2015）》翻译报告[D]. 王杨帆. 黑龙江大学, 2017(04)
- [8]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其主导因素研究[D]. 岳柳汐.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2)
- [9]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研究[D]. 曾绍龙. 浙江大学, 2015(05)
- [10]保险保障基金风险处置法律问题研究[D]. 刘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