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我国电子产品市场规模继续扩大(论文文献综述)
刘淑萍[1](2019)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急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更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总结与革新,更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马克思指出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决定了现实财富的创造,是历史的革命性推动力量。随着大步迈向数字社会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衍生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今最为炙热的话题,并深深地刻画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一切”的时代。随着制造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发达国家再次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出与新技术相关联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坐标定位。2015年全国两会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同年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协同一体化制造技术,突破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强国建设;2019年,十三届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互联网+”,积极广泛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模式。根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主体,4G用户渗透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2019年春晚实现5G网络4K超高清直播后,5G商用已经进入制造业并将大规模推广。截止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为8.02亿,手机网民规模7.88亿,占比98.3%,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IDC公司预测2019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可达到486亿美元。2根据42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1到5月,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就突破1164亿元,同比增长39%。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具备抓住新机遇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需求市场以及政策支持,“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产业优化的新引擎。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四次工业革命、各国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相关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立足当前及未来“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情况,深入剖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遇和升级的必然性;以制造业结构升级规律以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规律探索为主线,在系统梳理前沿文献基础上,利用历史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与路径,试图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身制造业强国提供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工具选择。本文围绕“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为主题,从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第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和作用机理是什么?第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是什么?本文在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评述、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加以概括。第一章是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理清,对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逻辑关系以及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间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为本文开展研究打好理论基础。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性,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熊彼特指出如果不掌握历史,不具备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3故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新工业革命争论与制造业范式演化过程的梳理,总结出历史维度中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与面临的挑战。第三章主要对德、美、日三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进行梳理和对比,总结出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的共性及关键;并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对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面临挑战进行分析。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第四章首先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根据第二章历史维度总结出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五个要素,结合马克思理论、佩蕾丝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模型、罗默经济增长四要素模型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三元论模型,确定“互联网+”技术驱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政策支撑力所形成的聚合力;其中技术驱动力部分包括“互联网+”技术基础驱动力以及融合驱动力,“互联网+”市场拉动力包括市场规模拉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拉动力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淘汰机制产生的拉动力,“互联网+”政策支撑力包括互联网+政务能力以及“互联网+”相关政策的支撑力。其次,通过对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结合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制造业产业结构视角和制造业价值链视角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1个省“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类。其次,在理论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中国2006-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显着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本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以及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最后是结论及展望,通过对本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设计。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补充和完善“互联网+”相关概念和认识,明晰“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本文结合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作为历史发展新机遇予以分析,指出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对“互联网+”认识不足和认识不清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本文通过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指导建立“互联网+”技术基础模型和“互联网+”技术融合模型,提出“互联网+”三要素聚合力,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和认识进行补充和完善。第二,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本文在理清“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基础之上,通过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研究框架,通过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价值链作用机理的研究提出三驱动链条升级路径,对相关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动力结构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以及制造业发展提出参考。第三,补充和完善“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的内生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检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途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随后采用系统GMM方法尽可能减少“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内生性来考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周定根[2](2019)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以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性,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中国经济过去的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经过数十年对外贸易增长的“黄金时期”,中国的追赶型战略受到的阻力越来越明显。在出口增长的“量”放缓和遇到障碍时,如何追求增长的“质”?本文以出口时间维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切入视角,研究由关税下降引致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也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营商环境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出口稳定性、可持续性和出口时机的影响。通过呈现中国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的典型事实,发现中国的关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零关税和低关税产品数大幅增加,高关税产品数大幅减少,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下调了几乎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且下调幅度较大。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随着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进也不断下降。60%左右的出口片段在出口一年后即退出,意味着大部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都很短。随着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产品的退出风险逐渐下降。测算企业出口的可持续性并进行初步统计,观察到企业-产品出口的可持续性并不乐观,大部分出口关系没有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进口成本降低效应、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以及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四方面进行阐述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中国贸易体系特有的“双轨制”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入品关税减免整体上提升了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说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生存状况。关税减免对核心程度较高的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核心程度较低的产品。以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为起始时间的出口片段退出风险也下降得最多。以中国加入WTO后企业出口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下降为切入点,考察其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提升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出口稳定性。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持续时间,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从市场竞争的再分配效应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核心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改善,而非核心产品则加速退出出口。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的出口产品组合逐渐向核心产品集中。这一再分配效应也体现在出口产品质量、价格和差异化程度上,高质量、高价格和差异化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在提高,而低质量、低价格和同质化产品逐渐被淘汰。进一步从法制环境和声誉质量两方面考察区域营商环境对贸易自由化的交互作用。发现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提升区域法制化水平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从出口目的地数与出口目的地集中度考察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对出口目目的地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区域法制环境与声誉质量将加强关税减免对出口目的地数与集中度的促进作用。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从自身出口经验中学习以决定后续出口时机。发现企业在积累出口经验以降低固定成本和获取潜在出口收入之间权衡,以决定出口的时机和顺序。生产率高的企业不仅从成立到首次出口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且后续进入不同国际市场的时间间隔也更短。生产率高的企业先进入需求规模更大的国际市场以获取高的潜在收入,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选择先进入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国际市场以积累经验。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消除、尊重市场规律的主导作用、建立起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更高的贸易政策环境以及为企业构建高效便捷的进出口服务等方面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
石娜娜[3](2018)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接近全世界的33%,产值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流通大国,但由于在国际上缺少独立自主的流通渠道,缺乏国际一流的流通企业,中国还并不算是商品流通强国,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国际流通影响力太小。自2004年我国商品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世界知名零售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绝大部分一落户中国,零售业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下,中国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而没有主动做出国际化的回应。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从201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我国成为商品出口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极不协调的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却明显滞后。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截至到2016年末,我国的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3573.9亿美元的12.5%。2016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8.9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961.5亿美元的10.7%。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零售企业国际化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管制的放松,零售业向海外扩张进行跨国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不但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其中,跨国经营已经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国际化一经日益成为全球零售领域的重要特征。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8》显示,2016财年“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中有168家企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国际化率为67.2%。国际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和家乐福分别在29个和34个国家经营,其中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有5332个门店,还有6363个门店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等海外市场,2016年净销售额4813.17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不含山姆会员店)贡献了 1161.19亿美元,贡献率超过27%。2016年家乐福门店数量达到11935个,法国本土5539家,其余6396家分别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并贡献了年销售额766.45亿欧元的53.16%。可以说国际化是这些大型跨国零售企业取得成功乃至成为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之一,沃尔玛更凭借其在全球布局获得可观收益,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500强企业首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已经中指出:必须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必须构建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此,要大力实施流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并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同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要创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流通网络。经受了本土零售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后,中国零售企业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资源条件,“走出去”可以成为中国零售企业转型发展、开拓创新的主要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流通产业国际化和世界产业控制权一经从制造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地推动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形成中零售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巩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以中国零售业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跨国零售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一般经验,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在当前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时机下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首先从零售业“走出去”战略入手,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循此逻辑,按照“战略提出→国际经验比较→现状描述与案例分析→路径选择”的总体框架展开。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是论文的第三章,总结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发展、演变和实施成果,以及当前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是国际经验比较,该部分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包括第五、六、七、八章。第五章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以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状况,并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分析跨境电商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的作用。第七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研究。第八章,对接“一带一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刘妮雅[4](2018)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枣产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枣树是我国第一大干果树种,而枣产业已经成为全国两千万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发展枣产业对于带动贫困山区产业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发展木本粮油的战略,枣产业作为五大木本粮油产业的代表产业之一,其还具有保障国家粮油安全的战略作用。中国枣产业发展从迅速崛起到开始遭遇发展困境,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2000年后中国枣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枣受到了消费者青睐,市场价格被推升至历史最高点;随着产量迅速增加,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了扭转,价格也随之急速下降,至此枣产业发展进入了瓶颈期。解决枣产业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对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背景下,以中国枣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对枣产业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找出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今后中国枣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充分的决策依据。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枣产业市场供求变化情况,市场从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当前的供过于求本质上是供求结构性失衡,即低端产品供过于求、高端产品供不应求,而市场有效需求并未真正得到完全满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疆枣产区带动下的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使得消费者对枣产品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随着产量继续增加,消费需求结构开始升级,中高端需求显着增加,而供给结构并未发生改变,最终导致了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为了解决枣产业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首先需要从供给侧层面解决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问题。从中国枣产业生产情况看,生产呈现高度集中化和区域化的特点,生产重心已从传统枣产区转移至新兴枣产区新疆。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枣产区的生产成本收益得出,新疆具有发展生产的绝对优势,但也存在品种结构单一、地区发展不均衡、人工成本偏高、土壤质量退化等问题。传统枣产区虽不具有发展生产的绝对优势,然而种植枣树仍具有比较优势,亟待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创新生产发展思路,通过特色发展实现传统枣产业生产的转型升级。另外,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枣产业的流通模式得出,当前枣产业存在组织化程度低、传统流通模式单一主导、流通效率不高、利润分配不均衡等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模式提高流通效率和产业组织化程度,实现不同流通主体间利润的合理分配。在当前流通模式下,本研究采用季节调整法和HP滤波法深入剖析了枣的市场价格变化规律,得出市场价格呈现整体下滑、规律性波动的特征,季节性变化特征明显,周期性波动规律呈现出波动频率逐渐增高而波幅逐渐减少的特点。枣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市场需求为基础,本研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消费者个体特征、消费行为和消费态度等需求特征,采用交叉因素法初步分析了消费者特征和偏好与枣产品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而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消费需求主要因素,得出消费者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均会影响其对枣产品的消费,而知名品牌产品、精深加工品和绿色有机产品更加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分别研究中国枣产业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枣产业供给和需求进行综合对比分析,采用情景分析法预测了不同消费结构下未来市场需求量,将其与供给量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枣产品消费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通过对枣产业市场供求关系的理论分析得出,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即为枣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中国枣产业要通过“控制总量、调整结构、增加供给”三步走的战略逐步实现长期供求均衡。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优化枣产业区域布局,各枣产区根据自身优势寻求特色发展;以提质增效为目标发展生产,加大对科技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市场流通体制改革,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完善利润分配机制,大力支持企业的品牌建设;开拓国际市场,弘扬中国传统枣文化;强化枣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政策支持的效率。
刘爽[5](2017)在《中国国债市场效率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国债市场自建立以来,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说,国债市场不仅是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更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国债市场是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国债市场为其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投资渠道;对于证券市场以至整个金融市场,国债市场提供了基准利率,发挥着基础信息的引导作用。因此,一个高效、开放、统一的国债市场,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进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一直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效率的研究较多,而对国债市场效率尚没有形成系统的、富有逻辑的研究内容。并且,在现有的对国债市场效率的研究中,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分析,其结果缺乏说服力。因此,本文试图明晰国债市场效率的内涵,通过实证分析从不同角度度量国债市场效率,进而分析我国国债市场效率较低的原因,为提高国债市场效率、完善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回顾了国内外有关证券市场、国债市场效率的相关研究。梳理了现有文献中对国债市场效率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回顾了以往对国债市场效率的影响因素、市场效率测量方法和提高效率途径的研究。本文对国债市场效率理论做了较全面的探讨,揭示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国债管理理论等对国债效率分析的重要性,结合国债市场功能的研究对国债市场效率的内涵做了新的定义,探讨了国债市场效率的评价标准和国债市场效率的作用与意义。其次,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对国债市场的效率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回顾了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历程,意在从历史过往中找出我国国债市场效率问题的渊源和它们对国债市场现状的影响。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初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对其后的市场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对我国国债市场效率方面一些问题的产生可以有更清晰的了解。第三,从微观角度分析我国国债市场效率。国债市场效率主要体现在市场流动性、市场波动性和市场有效性等三方面。本文建立流动性的衡量指标,对我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做了市场深度和宽度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市场流动性的种种因素,并针对我国国债市场流动性较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对国债市场波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中,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和相关模型,在数据来源分析和数据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了相应结论,并探讨这些结论能给予我们的启示。第四,我国国债市场效率问题,不仅仅是市场自身运作的问题,更是和经济体制、相关市场息息相关。所以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影响我国国债市场效率的主要因素。例如法制环境和监管体制,交易机制和衍生品市场,投资者结构和统一市场等。并在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我国国债市场效率的对策。完善国债市场的法律法规和规范监管体制,是提高国债市场效率的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在市场操作层面,完善交易机制,尤其是完善做市商制度,可以有效提高市场流动性。推进市场分层,建立合理的国债市场结构,也对国债市场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应继续改善投资者结构,培育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和长线投资者,扩大境外投资者的类型和规模等。完善的国债衍生品市场对国债现货市场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应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促进国债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本文主要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1.本文认为我国国债市场建立和发展初期的制度变迁,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能够减少实施成本,高效率地建立起国债市场并运行,但也带来了一些制度缺陷,对市场效率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制度安排投入运行时,应考虑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否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带来市场效率的缺损。2.在对运行效率的流动性分析中,通过对市场宽度和深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债各个子市场的交易规模极不平衡,交易规模的增长不但与发行规模的增长有关,也与市场的投资者结构相关。以换手率为测度指标的银行间市场要高于交易所市场。我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与发达国家和亚洲成熟市场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通过对市场波动性的分析,可以看到银行间国债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的国债指数具有显着的波动“集聚效应”,且波动对市场走势反应较慢,说明对宏观信息的吸收能力有待增强。两个市场波动性都存在非对称效应,非对称效应使得市场波动性扩大。通过实证检验,我国国债市场收益率变动与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同的因素对国债市场的影响和作用点不一样。3.在对市场信息效率的检验中,进行了市场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市场时间序列存在明显的自相关现象,且方差比统计量显着不为1。均不符合随机游走的假设。由此得出结论,无论是国债市场整体,还是国债市场的两个子市场均未达到市场弱式有效。在国债两个子市场的市场联动性方面,本文的实证检验证明,银行间国债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的价格走势并不趋同,说明了价格差没有引发投资者在两个国债子市场中套利,或者说两个子市场中国债价格对供求关系的反映并不一致,市场是低效率的。4.本文在对影响国债市场效率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1)完善国债市场立法和监管体制。完善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国债市场适用的法律层级,建立基础性法律和专门性法律构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健全监管体制,制定专门的监管法规,明确监管的统一规划,并完善市场的监管机制。(2)促进国债发行的市场化进程,创新发行制度和发行机制。除了继续完善已推出的预发行和续发行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国债换券、本息分离债券的适时推出,通过国债一级市场的创新发展,助推二级市场效率的提升。(3)完善国债市场的架构。重点是实行市场分层,即建立起交易商之间的市场,解决市场扁平化问题。(4)加强市场交易机制的建设。要建立做市商之间的市场;增加做市商数量,丰富做市商种类;给予做市商政策扶持;加强监管机制建设,完善资信评估制度。(5)改善投资者结构。要丰富投资者类型,培育长线投资者,发展国债投资基金,改变商业银行占比过高,导致流动性减弱的现象。同时积极扩大境外投资者的类型和规模。(6)推进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改善投资者结构,推动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进入国债期货市场,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丰富国债期货品种,满足投资者保值和避险的需求;促进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流动性水平的提高。
吴建军[6](2014)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经济“审美化”现象的出现,推动着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崛起。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文化贸易开始迅猛发展。然而,文化产品的供给和贸易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单向流动方式可能导致文化同质化,威胁进口国的文化认同,许多国家强烈要求对文化贸易实行“文化例外”。为维护本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确立自己在世界的文化主体地位,必须充分利用对外文化贸易手段,在“引进来”的同时努力实现文化产品“走出去”。无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还是文化产业规模的迅速发展,都要求文化贸易实现较快发展。在这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化全球化、需求偏好相似、文化折扣等相关理论,采用计量回归模型、CMSA模型以及各种指标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章和第八章构成本文的绪论和结论,对全文研究内容起到归纳和总结。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是本文的研究基础。第三章和第四章对国际文化贸易环境和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变化进行初步分析。第五章到第七章分别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竞争力三个维度详细探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全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由于文化产品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贸易保护成为当前国际文化贸易的主旋律。WTO多边贸易协定中涉及的“文化例外”和UNESCO提出的保护文化多样性,都为各国实施文化贸易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各国普遍采取包括关税、数量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对视频征税、补贴等多种形式在内的文化贸易壁垒。总的来看,发达国家文化贸易壁垒程度普遍高于欠发达国家,非英语国家的文化贸易壁垒程度要高于英语国家。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的居民越倾向于支持文化贸易开放,而贸易保护政策越严格国家的居民越倾向于支持文化贸易保护。第二,自2002年以来,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势头良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总体呈顺差态势。但是,产品结构过于集中在新媒体和视觉艺术产品上,视听产品和表演艺术产品出口比例非常低。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占文化产品总出口的73.76%,而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仅为26.24%,美国是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最主要目的国。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集约边际的贡献度达93.66%,扩展边际的贡献度只有6.34%,因而出口集中度下降最主要驱动因素是少数比较大的贸易伙伴国进口数量下降,而不是出口对象更加多样性。第三,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中国文化产业规模、两国间的文化距离以及进口国经济规模、全球化水平和技术基础设施。文化距离虽然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着负向影响,但进口国经济规模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分行业看,中国文化产业规模对出版物和新媒体出口影响大于视觉艺术产品和工艺品,而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种产品出口影响基本相同。中国人口规模对新媒体、出版物和工艺品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对视觉艺术产品出口影响相对较小。文化距离对工艺品、新媒体和出版物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而对视觉艺术出口影响不显着。互联网普及率对出版物和视觉艺术的出口存在显着相关性,但对两者的影响效应相反。第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变动的微观因素主要来自竞争力效应、产品结构效应和地理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对出口市场份额的平均贡献为-1.5%,而结构效应对出口市场份额的贡献是7.8%。因此,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份额总体变化主要是由结构效应带来的,并且地理结构效应是结构效应对总效应产生正向贡献的主要因素,产品结构效应对结构效应的贡献为负。比较中国和日本、韩国和印度文化产品出口变化成因发现,中国和韩国文化产品出口总体市场份额在不断增加,日本和印度的总体市场份额在不断下降,竞争力效应是韩国、日本和印度文化产品市场份额演变的主导因素,但不是中国出口市场份额演变的主要因素。第五,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与主要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激烈程度普遍要低于相似度最高的国家。美国、日本和印度是中国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日本和中国香港是中国文化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虽然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这种比较优势依然较弱。在出口的文化产品中,工艺品、新媒体和视觉艺术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出版物、表演艺术和视听产品等核心文化产品比较优势不显着,尤其是视听产品;并且工艺品、新媒体、出版物、视觉艺术品的比较优势都在下降,只有视听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上升。
朱江丽[7](2014)在《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以“造城模式”和“工业园模式”共同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集聚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GDP增长,但是政府凭借行政力量大操大办,严重妨害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是部分欠发达地区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程度远远跟不上空间扩张,集聚经济陷入低效化粗放型的发展瓶颈。这一现实问题暴露出理论与实践对空间集聚的认识不足,忽略了空间集聚的基本规律与属性,尤其是效率属性。因此,本文以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选择为线索,解释具有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以及制度约束对其的影响,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不仅进行数值模拟验证,而且从中国企业和人口空间集聚以及协调发展的角度提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的实证分析。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特征、把握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规律、合理促进城镇化与产业经济发展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分析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与演变机制,发现:(1)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同样具有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般特征,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的非对称性、突发性集聚以及区位黏性。(2)高、低技术企业在价格指数效应、本地市场需求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的影响下在地区之间流动,而且高、低技术企业具有不同的流动选择,高技术企业对技术竞争更加敏感,低技术企业更加依赖劳动力资源;普通劳动力在自身异质性偏好以及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下流动。(3)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会影响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随着贸易自由度改变会出现决定企业集聚与分散的突破点和持续点,突破点和持续点受到工业品效用权重、普通劳动力对地区异质性的偏好、工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以及经济体普通劳动力比重等经济条件的影响;贸易自由度变动对普通劳动力影响取决于贸易自由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合力。(4)企业与劳动力的空间选择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仅劳动力的流动依赖于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且高、低技术企业的流动与集聚受到普通劳动力的异质性偏好以及普通劳动力与企业家占比的影响。第二,通过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拓展模型,指出地区政策和户籍制度对企业与劳动力集聚具有重要的政策效应。(1)鼓励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促进地区集聚具有积极意义,但限制普通劳动力流入的管理政策对经济集聚发展具有消极效应。(2)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进人口城镇化以减速度递增的趋势,有助于缩小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户籍制度改革效应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效果受到了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以及贸易自由度的制约。第三,基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统计与实证结论如下:(1)中国产业空间集聚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中国产业经济呈现出由东向西阶梯型递减的非均衡分布特征,而且传统工业和流通部门的规模与分布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二是虽然传统产业集聚测算指标显示绝大多数产业的产业集聚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多数产业地区聚类集聚程度没有变化或下降了。三是制造业次级产业中,以资源开采或加工类产业为代表的低技术或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但中高技术产业出现了扩散的趋势。(2)通过分析2003-2011年行业数据,验证了异质性企业集聚是造成中国集聚规模提高但集聚效率低下的原因。具体来说一是从产业专业化集聚的角度验证了越是技术水平低的产业越容易受到优惠政策刺激而集聚发展,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二是从地区制造业多样化集聚的角度,证明了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虽满足倒U型曲线特点但是位于集聚效率随规模增长下滑的一端;水平中等的中部地区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并位于拐点右侧,崛起势头良好;西部地区集聚规模不足导致集聚效率提升潜力较好。(3)进一步在异质性企业集聚理论指导下,分别利用2008-2012年全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2005-2007年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指出市场需求、市场竞争、财税政策与户籍政策是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进而影响空间集聚效率的重要因素。第四,基于人口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人口分布、流动与集聚特征是:一是中国呈现出人口密度自东向西阶梯性递减的“带状”格局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块状”集聚特征。二是中西部地区人口不断向东部人口集聚地区流动。三是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劳务输出大省和劳务输入大省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四是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了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分别面临着人口集聚不足和经济集聚不足的客观困难。(2)按照理论模型所提供的结论,利用2000-2011年长三角城市数据验证了企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公共投资、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城市绿化水平等影响人口异质性偏好的因素,都是影响城市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同时深化出口开放将放大企业对人口的吸纳能力。(3)在人口空间集聚中人力资本越多,人口空间集聚效率越高,因而以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财政对教育的人均投入、中高等院校规模、第三产业占比、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对地区人力资本培育规模增长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包括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条件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地区人力资本就业规模。这折射出人才不仅在于培育,更在于“吸引与利用”。另外,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制造业FDI空间集聚促进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增加,服务业FDI空间集聚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提升。第五,基于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空间集聚效率,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产业发展为主要驱动力,人口与空间系统开发相对滞后的特征。二是中国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协调水平不高,尤其是产业与空间两两协调度偏低,直接拉低了空间经济协调度与集聚效率,这也反映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当。三是东部地区各省市产业-人口-空间系统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这一差距表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本研究的启示是,尊重市场规律,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资本与人口自由流动,提高空间集聚效率,同时合理引导经济要素向更广的内陆地区转移,还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推进经济、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真正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启示会在对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人力资本开发战略、新城镇化战略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产生较强的政策指引与参考价值。
楚明钦[8](2014)在《垂直分离与产业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装备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装备制造业强国。虽然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零部件基本上依赖进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电子集成电路的芯片等。由于国内装备制造业技术落后,出口厂商需要进口发达国家机器设备来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出口快速增长,即产生了“进口引致型出口”效应,但是“为出口而进口”战略的实施也抑制了装备制造业与中国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大量生产性服务的投入,而不是来源于加工过程。生产性服务内含的知识和技术决定了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生产性服务内置于装备制造业,中国装备制造业不能专注于自己的“核心能力”,并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不能专业化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交易成本的下降,生产性服务将逐渐与装备制造企业垂直分离而专业化生产,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将与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本文首先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研究装备制造业规模、交易成本与生产性服务外化的关系;然后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原因、类型及效应等;其次分别用中国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接着研究工业化国家的研发投入通过零部件、成套机器设备的出口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研究生产性服务通过嵌入装备制造业带来的融合效应;最后研究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并考察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对长三角两省一市装备制造业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按照科斯的“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原理,装备制造业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将会逐步解体,生产性服务将逐渐外化;但是由于中国信用体系不健全、法律纠纷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等因素导致契约维护成本很高,从而导致中国的市场交易成本还很大;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分离。第二,通过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比较分析,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并大幅度下降,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中间需求率很低,但是2002-2007年间,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科技服务的中间需求率增长很快,对信息服务的中间需求率大幅下降。另外,通过对OECD投入产出表的比较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需求高于发达国家,而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中国国内研发资本投入对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研发投入不足和研发投入的结构不合理以及体制弊端。进口生产性服务等中间品获得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而成套机器设备进口获得的研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虽然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设备本身技术含量比较高,但劳动力并不需要了解其中技术而只需会操作即可。第四,上海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双重集聚,而江苏和浙江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逐渐成为长三角制造业集聚地区。上海研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对长三角两省一市装备制造业都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中国高昂的物流运输成本,再加上近几年来装备制造业获得的金融贷款大多进了房地产领域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上海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金融保险业对长三角两省一市装备制造业都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生产性服务外化不足的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并从生产性服务投入不足的视角考察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落后的问题。第二,理论方面的创新。本文所讲的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主要是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装备制造业投入程度以及生产性服务嵌入装备制造业带来的装备制造业的升级等。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开创性地用WOID投入产出表数据来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垂直分离程度,并对中国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OECD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了挖掘分析。
谢国梁[9](2013)在《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二次大战后世界进入和平建设,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重新上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各国对金融中心的发展热情高涨,对金融中心的研究如雨后春笋,都想弄明白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有的地方只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有的地方则不能成为金融中心;为什么有的金融中心可以长青,有的金融中心则会被取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也必将要发展成为金融强国,金融中心建设是未来发展中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需要有更多投入,从理论及实践层面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及发展涉及的问题做深入探讨,并提出答案。我国经济崛起及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及角色将何去何从。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殖民地年代因时际遇,发展成为远东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凭借其人文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在贸易、投资、融资以及金融资讯等方面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充当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主要窗口,在中国与国际市场往来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十分特殊的经济及金融关系。香港在充当这一角色过程中也得到发展及提升的机会,自身的金融中心地位及功能获得很大强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金融实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金融业的市场化及自由化,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获得强劲发展动力,逐步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功能。内地,尤其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崛起对香港服务中国经济的传统功能具有替代效应,长远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存在弱化,甚至于被取代的可能。香港已在1997年回归祖国,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是国家在安排香港回归时所做的战略决策,并被视为一项国际承诺而体现在《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在中国经济崛起及做大做强体制内金融中心的同时,香港金融中心如何可以继续发挥其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而不被边沿化,是未来国家推动经济改革及市场开放,特别是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及资本账户走向开放过程中需要研究的战略性课题。本论文指出了1997年回归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维持繁荣的背后呈现出的一些不良发展态势,包括中介功能淡化,市场发展趋向单一化、虚拟化,国际化褪色等,剖析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功能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面对弱化风险的深层次原因。论文在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问题时带出了对沪港金融中心关系这一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就如何在加快国家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平衡好沪港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提出策略建议。本论文将理论、政策及实践紧密结合,寓创新于实践之中,务求以新的视角,就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经济金融关系的发展问题提供一个较全面的论述,使其对决策有参考价值,对香港经济繁荣稳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向前推进以及沪港金融中心关系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徐放[10](2012)在《我国保险业区域分异的特征与演进机理研究》文中认为保险具有风险保障、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职能,能够有力促进与保障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整体迅速发展的同时,空间分异加剧的态势越发明显,实际上影响了保险产业的持续发展与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同时,目前关于保险产业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关于保险产业空间问题的学术研究却相对滞后,保险空间分异的理论框架尚处于探索阶段,致使对保险产业分异态势和程度、分异机理、影响因素以及变动趋势的认识不够深入,保险监管的政策设计与空间布局的实践均缺乏理论指导。论文围绕保险产业空间分异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首先,从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内涵出发,按照保险要素、保险机构、保险业务和保险功能的不同空间属性划分出承载保险业的三类保险区域,按照三类区域、省级区域两个层次,利用空间不平衡指数测度了我国保险产业的分异程度与分异过程。结果表明,二十年来我国保险产业分异呈现阶段性“U”型特征,并在2002年后呈现分异程度加剧的态势。第二,基于市场主体视角构建了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FCII模型,分析了保险业垄断竞争、报酬递增、产品要素空间流动等特征,研究了这些特征制约下的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形成和演进机制,得出了影响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规模经济、空间成本、制度因素和本地市场等“四大影响因素”,以及本地市场及其放大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两类动力效应”,据此模拟了保险产业空间分异自我强化的演进路径。第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及夏普里值分解法实证检验了“四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定量测度了各项因素贡献程度,得出了总体上空间成本和制度因素是导致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决定因素,规模递增和本地市场则是重要分异条件的结论。最后,在对“四大影响因素”变动趋势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演进趋势,并利用时间序列和H-P滤波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至少在较长时期内空间分异将保持自我强化的研究结论,从而表明威廉姆森倒“U”型曲线揭示的收敛现象在我国保险产业未来一段时期内尚难以出现。论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1.论文从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区域划分、我国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程度及过程的定量分析、保险产业空间分异模型及其实证检验的构建三个主要方面入手,搭建起保险空间分异的理论研究框架,尝试拓展了保险学理论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努力为保险产业持续协调发展及政策研究寻找理论基础。2.论文利用地理经济学思想及自由资本模型,结合保险产业特征,将保险公司逐利而导致的微观接近动机与保险产业宏观空间分异现象有机联系在一起,采用FCII模型系统推导出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四大影响因素”和“两类动力效应”,探索了保险产业空间分异机理研究,系统解释了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内在机理与演进路径。3.论文从“三类区域”和“省级区域”两个层次,分别利用衡量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指数,测度了近20年来我国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程度及过程,并利用面板数据、夏普里值分解法实证检验和测算了“四大影响因素”的分异贡献程度,从计量层面分析了引发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生成机理,将保险产业分异影响因素研究从分析性描述拓展至计量层面,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保险空间理论。4.论文对我国保险产业空间分异演进趋势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证检验,讨论预测了保险产业较长时期的分异趋势,提出了较长时期内我国保险产业难以显现威廉姆森倒“U”型曲线的变动特征。
二、2002年:我国电子产品市场规模继续扩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我国电子产品市场规模继续扩大(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评述 |
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互联网+”相关概念界定 |
二、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二、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第二章 历史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规律归纳研究 |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历史经验 |
一、工业革命演进与争论 |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一般规律 |
三、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一般规律 |
四、制造业竞争力演进一般规律 |
第二节 历史维度下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 |
一、因素一:需求面驱动 |
二、因素二:技术面驱动 |
三、因素三:人力资本面驱动 |
四、因素四:能源机制面驱动 |
五、因素五:制度面驱动 |
第三节 新工业革命与制造业范式选择 |
一、新工业革命浪潮:“互联网+” |
二、制造业范式演化与选择 |
三、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历史机遇 |
四、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第三章 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外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梳理 |
一、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 |
二、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关键:“互联网+” |
第二节 《中国制造2025》战略选择 |
一、《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 |
二、《中国制造2025》战略核心与内涵 |
三、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机遇 |
四、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第四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研究 |
第一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分析 |
一、三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因理论 |
二、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理论 |
第二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分析 |
一、动力一:“互联网+”技术基础与技术融合驱动力 |
二、动力二:“互联网+”市场多层次拉动力 |
三、动力三:“互联网+”政策支撑力 |
第三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一:基于产业结构视角 |
一、“互联网+”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二、“互联网+”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三、“互联网+”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第四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二:基于价值链视角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横向扩张升级作用机理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纵向渗透升级作用机理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跃迁升级作用机理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实证研究 |
第一节 “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一、“互联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二、“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第二节 “互联网+”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
三、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研究 |
第一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开放创新驱动路径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多层次可持续创新驱动路径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协调创新驱动路径 |
第二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 |
一、制造业服务化驱动路径 |
二、“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耦合驱动路径 |
三、国家价值链协同发展路径 |
四、链条式一体化管理发展路径 |
第三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 |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二、社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三、企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贸易自由化与持续时间文献回顾 |
2.1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准模型及拓展 |
2.1.1 基准模型 |
2.1.2 与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融合 |
2.1.3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拓展与应用 |
2.2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 |
2.2.1 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2.2.2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
2.2.3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2.2.4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的影响研究 |
2.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2.3.1 进口持续时间研究 |
2.3.2 出口持续时间研究 |
2.3.3 进出口持续时间研究方法 |
2.3.4 进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研究 |
2.4 总结性评述 |
第3章 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持续时间典型事实和作用机制 |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3.2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与典型事实 |
3.2.1 贸易自由化的测算方式 |
3.2.2 贸易自由化典型事实 |
3.3 出口持续时间测算与典型事实 |
3.3.1 年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3.3.2 季度出口生存数据构建 |
3.3.3 出口可持续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3.4 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3.4.1 进口成本降低效应 |
3.4.2 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效应 |
3.4.3 市场竞争与再分配效应 |
3.4.4 营商环境的间接效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4.1 引言 |
4.2 研究设计 |
4.2.1 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 |
4.2.2 生存分析方法与数据 |
4.3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生存分析 |
4.3.1 Cox风险模型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4.3.2 扩展Cox风险模型初步回归结果 |
4.3.3 产品异质性与交互作用 |
4.3.4 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与出口片段起始时间有关吗? |
4.3.5 关税减免内生性 |
4.4 稳健性检验 |
4.4.1 分企业所有制与产品差异化检验 |
4.4.2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 |
5.1 引言 |
5.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出口持续时间的作用机制 |
5.2.1 不确定性下降与出口持续时间 |
5.2.2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5.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与典型事实 |
5.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算 |
5.3.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典型事实 |
5.4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5.4.1 Cox风险模型与变量定义 |
5.4.2 数据来源与比例风险假设检验 |
5.5 实证结果与解析 |
5.5.1 初步回归结果 |
5.5.2 排除其它政策干扰和反事实检验 |
5.5.3 替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持续时间测算方法 |
5.5.4 不确定性与等待的价值 |
5.6 再分配效应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异质性影响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贸易自由化、区域营商环境与可持续出口 |
6.1 引言 |
6.2 模型设定、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6.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6.3 贸易自由化与区域营商环境影响出口持续性的实证分析 |
6.3.1 基础回归结果 |
6.3.2 稳健性检验 |
6.3.3 出口目的地结构 |
6.4 出口持续性的生存分析 |
6.4.1 离散时间生存模型与生存函数估计 |
6.4.2 cloglog模型估计结果 |
6.5 商业信用、贸易中间商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影响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与出口时机 |
7.1 引言 |
7.2 理论机制分析 |
7.2.1 最优出口时机选择 |
7.2.2 国际市场进入速度 |
7.2.3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7.2.4 运输成本与出口时机 |
7.3 计量模型、变量定义与数据说明 |
7.3.1 计量模型设定 |
7.3.2 数据来源与指标测算 |
7.4 企业生产率影响出口时机估计结果 |
7.4.1 基础回归结果 |
7.4.2 国际市场规模与出口顺序 |
7.4.3 运输成本与出口顺序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命题7.1-7.3 的证明 |
附录 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 |
致谢 |
(3)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理论来源 |
1.2.1 垄断优势论 |
1.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1.2.3 内部化理论 |
1.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1.2.5 价值链理论 |
1.2.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的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 |
1.5.2 难点和不足 |
第2章 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2.1 国外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2.1.1 零售业国际化的内涵 |
2.1.2 零售业国际化的动机 |
2.1.3 零售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
2.1.4 零售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 |
2.1.5 零售业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
2.1.6 零售业国际化的撤资 |
2.2 国内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2.2.1 “走出去”战略 |
2.2.2 国内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贡献 |
2.2.3 国内学者对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 |
2.2.4 中国零售业的“走出去” |
2.3 文献述评 |
第3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 |
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概况 |
3.1.1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3.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空间分布情况 |
3.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情况 |
3.1.4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数量少 |
3.2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分析 |
3.2.1 国美进军香港 |
3.2.2 苏宁的国际化 |
3.2.3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 |
3.3 零售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
3.3.1 零售业“走出去”的宏观影响因素 |
3.3.2 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影响因素 |
3.4 零售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3.4.1 变量选择 |
3.4.2 模型设计 |
3.4.3 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3.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3.5.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
3.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3.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缓慢的原因分析 |
3.6.1 中国零售企业竞争力弱 |
3.6.2 中国零售企业品牌影响力小 |
3.6.3 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经验 |
3.6.4 中国零售企业承担汇率风险能力差 |
3.6.5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少 |
第4章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经验 |
4.1 全球零售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状况 |
4.1.1 全球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4.1.2 零售商的市场主导能力 |
4.1.3 发达国家跨国零售企业的主导地位 |
4.1.4 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4.1.5 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多样化 |
4.1.6 零售业的经营国际化 |
4.1.7 零售业的零售数字化 |
4.2 发达国家的零售国际化 |
4.2.1 美国的零售国际化 |
4.2.2 欧洲的零售国际化 |
4.2.3 日本的零售国际化 |
4.2.4 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一般经验 |
4.3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以泰国为例 |
4.3.1 发展中国家零售国际化的一般情况 |
4.3.2 泰国零售业的国际化 |
4.3.3 卜蜂莲花的国际化 |
4.3.4 卜蜂莲花在华扩张历程 |
第5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
5.1 “走出去”战略 |
5.1.1 “走出去”的内涵 |
5.1.2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
5.1.3 “走出去”的概况 |
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宏观视角 |
5.2.1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宏观背景 |
5.2.2 顺应对外经济的发展规律 |
5.2.3 构建自主流通网络的重要手段 |
5.2.4 价值链升级的外部驱动 |
5.2.5 内外贸一体化的内部推动 |
5.2.6 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5.2.7 有助于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
5.2.8 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的客观要求 |
5.2.9 促进我国文化输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5.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微观视角 |
5.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 |
5.3.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拉动因素 |
5.3.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便利化因素 |
第6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创新途径:跨境电商 |
6.1 跨境电子商务 |
6.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涵义 |
6.1.2 跨境网络零售 |
6.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
6.2.1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
6.2.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 |
6.3 跨境电商与传统零售的区别 |
6.3.1 跨境电商具有跨地域性 |
6.3.2 跨境电商信息传播速度快 |
6.3.3 跨境电商以大数据为基础 |
6.3.4 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不同 |
6.3.5 跨境电商的客户体验不同 |
6.4 跨境电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新途径 |
6.5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SWOT分析 |
6.5.1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 |
6.5.2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劣势 |
6.5.3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机遇 |
6.5.4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挑战 |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实现路径 |
6.6.1 国家参与和政策支持 |
6.6.2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6.6.3 多种手段改善网购体验 |
6.6.4 改进物流效率 |
6.6.5 巩固制造业基石 |
6.6.6 不遗余力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第7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7.1 “一带一路”倡议 |
7.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7.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7.2.1 相对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7.2.2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7.2.3 零售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 |
7.2.4 相对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给零售业带来的比较优势 |
第8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8.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时机选择 |
8.1.1 零售企业具备“走出去”能力的时机 |
8.1.2 进入目标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
8.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
8.2.1 中亚五国 |
8.2.2 东南亚十一国 |
8.2.3 南亚八国 |
8.2.4 独联体七国 |
8.2.5 中东欧及南欧十八国 |
8.2.6 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8.2.7 西亚北非国家和蒙古 |
8.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进入方式选择 |
8.3.1 中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2 东南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3 印度的进入方式 |
8.3.4 独联体国家的进入方式 |
8.3.5 澳大利亚的进入方式 |
8.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业态选择 |
8.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战略 |
8.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 |
8.6.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8.6.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8.6.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基础改造 |
第9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1.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
9.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可行性 |
9.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枣产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言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说明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3 中国枣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3.1 中国枣产业发展概况 |
3.1.1 发展历史 |
3.1.2 产量和面积 |
3.1.3 品种结构 |
3.1.4 区域布局 |
3.1.5 市场流通 |
3.1.6 产品加工 |
3.1.7 国际贸易 |
3.2 传统枣产区发展现状分析 |
3.2.1 产量波动增长 |
3.2.2 种植面积稳定 |
3.2.3 具有生产优势 |
3.2.4 品种资源丰富 |
3.2.5 栽培区域集中 |
3.3 新兴枣产区发展现状分析 |
3.3.1 新疆各地市发展现状分析 |
3.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现状分析 |
3.3.3 新疆各地市和生产建设兵团比较分析 |
3.4 传统枣产区与新兴枣产区的比较分析 |
3.4.1 资源禀赋优势比较分析 |
3.4.2 专业化程度比较分析 |
3.4.3 组织管理方式比较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中国枣产业发展问题分析 |
4.1 供大于求结构失衡 |
4.2 缺乏科技创新引领 |
4.3 品种结构单一,亟需更新换代 |
4.4 加工产品初级,技术水平落后 |
4.5 流通效率较低,利润分配不均衡 |
4.6 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龙头企业引领 |
4.7 国际市场亟待开发 |
4.8 本章小结 |
5 中国枣产业生产成本和收益分析 |
5.1 调研设计与数据说明 |
5.1.1 调研方法 |
5.1.2 数据来源说明 |
5.1.3 调研问卷设计 |
5.2 不同枣产区生产成本收益分析 |
5.2.1 成本比较分析 |
5.2.2 收益比较分析 |
5.3 与其他农作物的比较分析 |
5.3.1 新兴枣产区的比较分析 |
5.3.2 传统枣产区的比较分析 |
5.4 影响中国枣产业成本收益的因素分析 |
5.4.1 自然因素 |
5.4.2 技术因素 |
5.4.3 经济因素 |
5.4.4 政策因素 |
5.5 案例分析:酸枣产业 |
5.5.1 酸枣产业发展概述 |
5.5.2 酸枣产业成本收益分析 |
5.5.3 酸枣产业成本收益影响因素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国枣产业的流通与市场价格分析 |
6.1 中国枣产业的流通现状分析 |
6.1.1 流通主体 |
6.1.2 流通渠道 |
6.1.3 流通模式 |
6.1.4 主要流通模式对比分析 |
6.1.5 主要流通模式案例分析 |
6.2 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 |
6.2.1 传统流通模式的利润分配 |
6.2.2 “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利润分配 |
6.2.3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的利润分配 |
6.2.4 网络平台模式的利润分配 |
6.3 市场流通特征分析 |
6.4 市场价格波动分析 |
6.4.1 数据来源 |
6.4.2 市场价格水平描述性分析 |
6.5 基于HP滤波法的市场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
6.5.1 研究方法 |
6.5.2 季节调整法下的价格特征分析 |
6.5.3 基于HP滤波法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分析 |
6.6 市场价格波动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6.6.1 市场价格波动规律 |
6.6.2 市场价格波动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7 中国枣产业的消费需求分析 |
7.1 调研设计与数据说明 |
7.1.1 调研方法 |
7.1.2 数据来源说明 |
7.1.3 调研问卷设计 |
7.2 枣产品的消费现状与特征分析 |
7.2.1 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
7.2.2 消费行为变量分析 |
7.2.3 消费态度变量分析 |
7.3 枣产品的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
7.3.1 实证模型构建 |
7.3.2 交叉因素分析 |
7.3.3 变量选择说明 |
7.3.4 模型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8 中国枣产业市场供求均衡分析 |
8.1 有效需求分析 |
8.1.1 市场需求现状与需求特征分析 |
8.1.2 基于情景分析法的市场需求量预期 |
8.1.3 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
8.2 市场供给分析 |
8.2.1 供给总量激增,增速呈放缓趋势 |
8.2.2 低端初级加工品供应过多 |
8.2.3 高端精深加工品供应严重不足 |
8.3 市场供求均衡理论分析 |
8.3.1 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分析 |
8.3.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的市场供求关系分析 |
8.4 市场供求均衡路径分析 |
8.4.1 市场供求的差距分析 |
8.4.2 市场供求均衡的路径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和承担科研情况 |
作者简介 |
致谢 |
详细摘要 |
(5)中国国债市场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本文框架及主要内容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需要改进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证券市场效率 |
2.1.1 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和外延 |
2.1.2 证券市场效率的衡量标准及影响因素 |
2.2 国债市场效率 |
2.2.1 国债市场效率的内涵及提高效率的途径 |
2.2.2 国债市场效率的测度标准 |
3 国债市场效率分析 |
3.1 国债市场效率的理论基础 |
3.1.1 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
3.1.2 有效市场理论 |
3.1.3 国债管理理论 |
3.2 我国国债市场功能 |
3.2.1 国债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系 |
3.2.2 国债市场的财政功能 |
3.2.3 国债市场的金融功能 |
3.3 国债市场效率理论 |
3.3.1 国债市场效率的涵义与分类 |
3.3.2 国债市场效率的评价标准 |
3.3.3 提高国债市场效率的作用与意义 |
4 我国国债市场发展历程、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 |
4.1 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历程 |
4.1.1 我国国债市场的初创期:实物柜台交易市场时期(1988—1993) |
4.1.2 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壮大期:交易所市场占主导时期(1994—2001) |
4.1.3 我国国债市场的规范完善期(2002年至今) |
4.2 我国国债市场的强制性变迁及其对市场效率的影响 |
4.2.1 对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制度分析 |
4.2.2 我国国债市场的制度变迁及其对市场效率的影响 |
5 我国国债市场运行效率研究:基于流动性的研究 |
5.1 国债市场流动性定义、特征及度量方法 |
5.1.1 流动性定义 |
5.1.2 流动性的特征 |
5.1.3 流动性的度量方法 |
5.2 影响国债市场流动性的因素 |
5.2.1 国债市场透明度 |
5.2.2 国债市场参与者 |
5.2.3 国债市场产品结构 |
5.2.4 国债交易场所 |
5.2.5 国债市场交易机制 |
5.3 我国国债市场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
5.3.1 深度分析 |
5.3.2 宽度分析 |
5.4 我国国债市场流动性较低的原因分析 |
5.4.1 经济因素 |
5.4.2 市场因素 |
5.4.3 产品因素 |
6 我国国债市场运行效率研究:基于波动性的研究 |
6.1 国债市场价格波动的测度方法 |
6.1.1 从收益率角度对国债价格波动性进行测度 |
6.1.2 从国债市场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偏离度考察国债价格波动性 |
6.1.3 由年波动率测度的国债市场价格波动 |
6.2 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因素 |
6.2.1 市场利率对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6.2.2 国债供求关系对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6.2.3 货币供给对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6.2.4 通货膨胀率对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6.2.5 经济增长状况对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6.2.6 股票市场对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6.3 我国国债市场波动性的实证研究 |
6.3.1 数据来源和数据特征描述 |
6.3.2 我国国债市场波动特征的实证研究 |
6.3.3 我国国债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6.3.4 结论与启示 |
7 我国国债市场信息效率研究:基于有效性的研究 |
7.1 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
7.1.1 市场有效性假说 |
7.1.2 外部有效与内部有效 |
7.2 我国国债市场有效性实证检验 |
7.2.1 我国国债市场弱有效检验 |
7.2.2 银行间国债市场与交易所国债市场套利分析 |
7.2.3 实证结果分析 |
8 影响我国国债市场效率的因素 |
8.1 国债市场的法制建设与监管体制 |
8.1.1 我国国债市场法制建设与监管体制的现状 |
8.1.2 我国国债市场法制建设与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
8.2 做市商制度有待完善 |
8.2.1 做市商制度的功能及对市场效率的影响 |
8.2.2 做市商制度存在的问题 |
8.3 国债期货市场有待发展壮大 |
8.3.1 我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 |
8.3.2 国债期货市场对国债现货市场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 |
8.3.3 国债期货市场恢复后面临的困境 |
8.4 国债发行制度与发行机制仍需改进 |
8.4.1 国债发行市场对流通市场效率的影响 |
8.4.2 国债发行市场影响流通市场效率的主要因素 |
8.5 国债市场投资者结构 |
8.5.1 投资者结构对市场效率的影响 |
8.5.2 中外国债市场投资者结构对比分析 |
8.5.3 我国国债市场投资者结构存在的问题 |
9 提高我国国债市场效率的途径 |
9.1 完善国债立法与国债市场监管体制 |
9.1.1 完善国债市场法律法规 |
9.1.2 健全监管制度,提高监管水平 |
9.2 健全做市商制度 |
9.2.1 建立多层次的做市商市场 |
9.2.2 增加做市商数量,丰富做市商种类 |
9.2.3 给予做市商政策支持 |
9.2.4 加强做市商自身建设 |
9.2.5 加强监管机制建设,完善资信评估制度 |
9.3 进一步完善国债发行制度和发行机制 |
9.3.1 完善国债预发行和续发行制度 |
9.3.2 借鉴国际经验,实行国债换券 |
9.3.3 推出国债随卖的制度安排 |
9.3.4 丰富国债品种,推出本息分离债券 |
9.4 稳步推进市场分层,建立多层次的国债市场 |
9.4.1 我国国债市场分层存在的问题及国外经验借鉴 |
9.4.2 稳步推进国债市场分层,促进市场效率的提升 |
9.5 继续改善投资者结构 |
9.5.1 丰富投资者类型 |
9.5.2 大力发展国债投资基金 |
9.5.3 扩大境外投资者的类型和规模 |
9.6 完善国债期货市场 |
9.6.1 丰富国债期货品种,构建多层次的国债期货市场体系 |
9.6.2 积极引导机构投资者进入国债期货市场,增加投资者专业性 |
9.6.3 加大国债期货与现货市场的匹配程度 |
9.6.4 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国债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 |
参考文献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6)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2.1 文化产品 |
2.1.1 文化产品内涵 |
2.1.2 文化产品经济学特征 |
2.2 文化贸易相关理论 |
2.2.1 文化全球化理论 |
2.2.2 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
2.2.3 文化折扣理论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2.3.1 文化贸易保护研究 |
2.3.2 文化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2.3.3 中国有关文化贸易的研究 |
2.3.4 总结性评述 |
第三章 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环境分析 |
3.1 国际文化贸易政策与规则 |
3.1.1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
3.1.2 服务贸易总协定 |
3.1.3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3.1.4 文化多样性公约 |
3.2 文化贸易壁垒 |
3.2.1 文化贸易壁垒主要形式 |
3.2.2 文化贸易壁垒经济效应 |
3.3 文化贸易保护态度 |
3.3.1 主要国家文化贸易保护态度 |
3.3.2 文化贸易保护态度差异的国家特征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变化分析 |
4.1 引言 |
4.2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规模 |
4.3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结构 |
4.3.1 产品结构 |
4.3.2 市场分布 |
4.4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集中度 |
4.4.1 出口集中度测度 |
4.4.2 出口集中度变化 |
4.5 中国文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
4.5.1 产业内贸易评价指标 |
4.5.2 中国文化产品产业内贸易测算结果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决定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宏观分析 |
5.1 引言 |
5.2 文化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5.2.1 规模经济 |
5.2.2 文化亲近 |
5.2.3 知识产权保护 |
5.2.4 全球化水平 |
5.2.5 技术基础设施 |
5.3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5.3.2 主要变量定义 |
5.3.3 相关数据说明 |
5.4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决定因素的实证结果 |
5.4.1 总体层面实证结果分析 |
5.4.2 分行业实证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变动成因:基于CMSA的微观分析 |
6.1 引言 |
6.2 模型和数据 |
6.2.1 恒定市场份额分析模型 |
6.2.2 相关数据说明 |
6.3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变化成因分解结果 |
6.3.1 总效应分解 |
6.3.2 竞争力效应分解 |
6.3.3 结构效应分解 |
6.4 中国与主要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成因比较 |
6.4.1 总效应比较 |
6.4.2 竞争力效应比较 |
6.4.3 结构效应比较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
7.1 引言 |
7.2 出口竞争力衡量指标 |
7.2.1 出口相似性指标 |
7.2.2 比较优势指标 |
7.3 文化产品出口相似性 |
7.3.1 出口相似性指数结果 |
7.3.2 产品相似性指数结果 |
7.4 比较优势和动态市场地位 |
7.4.1 静态比较优势 |
7.4.2 动态市场地位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8.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科研工作与成果 |
致谢 |
(7)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空间经济学之前区位理论的发展综述 |
第二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进展 |
第三节 异质性理论与空间集聚研究的新方向 |
第三章 空间集聚效率: 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理论模型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与一般均衡性分析 |
第二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 |
第三节 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演变机理 |
第四节 模型对新经济地理模型的继承与发展 |
第四章 制度约束与空间集聚效率: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集聚的拓展模型 |
第一节 政府宏观调控与中国空间经济发展 |
第二节 地区政策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第三节 户籍改革对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影响 |
第四节 拓展模型的主要发展与应用价值 |
第五章 基于异质性企业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空间经济的格局与集聚特征 |
第二节 中国集聚经济高规模与低效率并存之谜 |
第三节 中国上市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中国通信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六章 基于人口集聚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人口分布与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特征 |
第二节 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以长三角为例 |
第三节 中国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FDI对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提升效应 |
第五节 小结 |
第七章 基于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中国空间集聚效率 |
第一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评估与方法 |
第二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估 |
第三节 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的地区差距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已发表科研成果 |
后记 |
(8)垂直分离与产业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 |
1.2 选题的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文献回顾及简要述评 |
1.3.1 关于装备制造业的研究 |
1.3.2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 |
1.3.3 关于垂直分离的研究 |
1.3.4 关于产业融合的研究 |
1.4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图 |
1.5 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垂直分离 |
2.1 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从垂直一体化到垂直分离 |
2.1.1 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垂直一体化模式 |
2.1.2 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垂直分离模式 |
2.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垂直分离的影响因素 |
2.2.1 背景分析 |
2.2.2 理论模型 |
2.2.3 实证分析 |
2.2.4 结论 |
第三章 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 |
3.1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产业融合 |
3.1.1 第三次工业革命 |
3.1.2 产业融合 |
3.1.3 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产业融合 |
3.2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动因、类型及效应 |
3.2.1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动因 |
3.2.2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类型 |
3.2.3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效应分析 |
3.3 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企业价值链的分解与融合 |
3.3.1 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企业价值链的分解 |
3.3.2 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企业价值链的融合 |
3.4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互动模型 |
第四章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分析 |
4.1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的国际比较 |
4.1.1 中间投入率和增加值率比较 |
4.1.2 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各细分行业中间需求的比较 |
4.1.3 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率 |
4.1.4 生产性服务各细分行业的装备制造业投入率 |
4.1.5 影响力系数比较 |
4.1.6 感应度系数比较 |
4.1.7 结论 |
4.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的变化 |
4.2.1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分析 |
4.2.2 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率变化分析 |
4.2.3 装备制造业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变化分析 |
4.2.4 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情况变化分析 |
4.2.5 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及其变化比较 |
4.2.6 结论 |
4.3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比较分析 |
第五章 生产性服务嵌入、技术进步与出口升级 |
5.1 中国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 |
5.1.1 背景分析 |
5.1.2 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取 |
5.1.3 模型结果分析 |
5.1.4 结论 |
5.2 生产性服务、机器设备进口与技术进步 |
5.2.1 理论分析 |
5.2.2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5.2.3 模型结果分析 |
5.2.4 结论 |
5.3 生产性服务嵌入与装备制造业效率提升 |
5.3.1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
5.3.2 计量结果分析 |
5.4 中间品进口与出口升级 |
5.4.1 成套机器设备进口与消费品出口 |
5.4.2 进口零部件与出口成套机器设备 |
第六章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的案例分析 |
6.1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空间垂直分离 |
6.1.1 长三角经济发展的背景 |
6.1.2 上海总部经济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
6.1.3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空间集聚 |
6.2 上海生产性服务嵌入与长三角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 |
6.2.1 背景分析 |
6.2.2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
6.2.3 结论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中国装备制造业分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建议 |
7.2.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9)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序言 |
1.1 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1.2 论文的研究框架 |
1.3 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1.4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1.5 论文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
1.6 文献综述 |
注释 第二章 金融中心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元素 |
2.1 金融中心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1 金融中心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
2.1.2 金融中心的产业经济学基础 |
2.1.3 金融中心与制度经济学 |
2.2 金融中心构成与运作要素 |
2.2.1 金融中心构成要素 |
2.2.2 金融中心的运作要素 |
2.3 金融中心的基本类型及评价 |
2.3.1 金融中心的基本类型 |
2.3.2 金融中心评价体系 |
2.4 金融中心的监管模式 |
2.4.1 基本监管模式 |
2.4.2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特点与问题 |
2.4.3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特点及问题 |
2.4.4 香港金融监管体制的特点及改革方向 |
2.4.5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 |
注释 第三章 金融中心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
3.1 欧洲早期的贸易与集市催生金融业 |
3.2 西欧金融中心的兴起与更替 |
3.3 金融中心朝多极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 |
注释 第四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发展历程及发展态势 |
4.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发展历程 |
4.1.1 香港金融业以银行主导,长期由英国资本把持 |
4.1.2 香港银行业监管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
4.1.3 香港股市发展自由放任,多次股灾促成市场整合及监管完善 |
4.1.4 香港其它金融市场的发展 |
4.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态势 |
4.2.1 香港金融制度的进一步规范 |
4.2.2 香港金融市场的规模逐步扩展 |
4.2.3 香港金融机构的资本构成有所调整 |
4.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评价 |
4.3.1 相关模型的构成 |
4.3.2 模型的外部指标采集 |
4.3.3 模型的问卷调查 |
4.3.4 模型的结论及特点 |
4.3.5 影响香港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的新因素 |
注释 第五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素、主要特色及与内地的关系 |
5.1 香港金国际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 |
5.1.1 战后香港经济转型对本土金融服务需求的带动 |
5.1.2 自由经济管治理念下港英政府的适度干预 |
5.1.3 香港的有利时区位置 |
5.1.4 香港与我国内地市场的特殊关系 |
5.1.5 香港较为健全及独特的司法制度 |
5.1.6 香港的简单低税制 |
5.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色 |
5.2.1 自由港政策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
5.2.2 高度外向及国际化 |
5.2.3 实行货币局制度,由商业银行发钞,货币金融架构特殊 |
5.2.4 银行业集中度高,外资银行占支配地位 |
5.2.5 私人银行业务快速崛起 |
5.2.6 实行“以原则为本”的监管理念 |
5.2.7 香港金融市场逐渐从银行主导转向股市主导 |
5.3 香港与我国内地金融中心的关系 |
5.3.1 香港与内地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
5.3.2 香港与内地的金融关系 |
5.3.3 沪港金融中心关系 |
5.3.4 粤港金融关系 |
注释 第六章 中国经济崛起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
6.1 中国经济崛起的特征与含义 |
6.1.1 经济规模显着提升,中长期发展动力仍然较强 |
6.1.2 市场化与国际化水平提升 |
6.1.3 制度与规则走向规范化 |
6.2 中国经济崛起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
6.2.1 中国在经济崛起中金融服务需求快速扩大 |
6.2.2 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浮现 |
6.2.3 中国货币金融政策的国际影响力扩大 |
6.2.4 中国在经济崛起中,沪京深等金融中心功能快速提升 |
注释 第七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崛起中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
7.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中国经济的主要功能 |
7.1.1 为内地货物进出口服务 |
7.1.2 为境外投资内地服务 |
7.1.3 为内地企业境外股市募资服务 |
7.1.4 为内地机构境外债市融资服务 |
7.1.5 为内地企业境外贷款服务 |
7.1.6 为内地及境外资金跨境投资服务 |
7.1.7 为内地企业投资海外服务 |
7.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发展机遇 |
7.2.1 香港主要金融环节的发展机遇 |
7.2.2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特色及发展机遇 |
7.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崛起中面对被边缘化的挑战 |
7.3.1 香港在中国内地与海外经济往来中的中介角色淡化 |
7.3.2 内地的离岸金融服务需求有所调整 |
7.3.3 香港的国际化特色褪化 |
7.3.4 香港与内地金融中心互补性减少、竞争性增加 |
7.3.5 香港股市及基金业发展面对的新问题 |
注释 第八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对边缘化风险的深层次原因 |
8.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得益于内地封闭及金融服务落后 |
8.2 香港金融制度比内地开放自由,从中获得监管套利 |
8.3 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融合存在制度性障碍 |
8.4 香港奉行自由经济,但欠缺长远战略 |
8.5 迭加性问题 |
8.5.1 香港产业结构存在单一化、虚拟化问题 |
8.5.2 香港的政治体制转型令管治及监管有所弱化 |
8.5.3 香港本土意识抬头 |
注释 第九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前景 |
9.1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顺利,香港中心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
9.2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阻力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不如预期 |
9.3 上海功能强化,港深整合,比翼齐飞 |
注释 第十章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我国金融中心建设 |
10.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重新定位、扮演新角色 |
10.1.1 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问题 |
10.1.2 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问题 |
10.2 香港检讨自由经济理念,政府适当有所作为 |
10.3 香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扩阔金融业发展基础 |
10.3.1 借鉴瑞士经验,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东方瑞士 |
10.3.2 推动香港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业发展 |
10.4 粤港排除障碍,加强整合,构建新型互补关系 |
10.4.1 粤港深化经济合作面对新挑战 |
10.4.2 粤港加强合作仍有重要基础 |
10.4.3 粤港合作前景广阔 |
10.5 我国加快体制内金融中心建设 |
10.5.1 从新视角看国家金融发展及金融安全 |
10.5.2 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
10.6 沪港优势互补,强强合作 |
10.6.1 沪港金融中心优势互补 |
10.6.2 沪港金融中心强强合作 |
10.6.3 沪港金融中心实现错位发展 |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
(10)我国保险业区域分异的特征与演进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论文的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框架 |
第四节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1.4.2 论文创新点 第二章 保险产业区域分异的理论研究述评 |
第一节 传统经济学产业空间分异研究简述 |
2.1.1 古典区位理论对产业空间分异微观机理的研究 |
2.1.2 经济空间分异宏观现象的研究 |
第二节 地理经济学关于产业空间分异的研究述评 |
2.2.1 地理经济学派的起源与区域产业空间分异 |
2.2.2 地理经济学研究空间分异问题的主要学术思想 |
2.2.3 不同地理经济学模型对产业空间分异机理的研究以及我们的选择 |
2.2.4 地理经济学自由资本(FC)模型 |
第三节 区域金融理论研究述评 |
2.3.1 区域金融概念及其空间分异问题的研究 |
2.3.2 金融产业空间因素和金融中心形成的研究 |
第四节 保险区域分异理论的研究述评 |
2.4.1 保险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 |
2.4.2 保险区域分异特征的描述和分析 |
2.4.3 保险区域分异的长期趋势研究 第三章 我国保险区域分异的内涵、特征及区域划分 |
第一节 保险区域分异的内涵及特征 |
3.1.1 保险区域或保险空间的界定 |
3.1.2 保险区域分异的概念和内涵 |
3.1.3 保险区域分异的特征和构成 |
第二节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法的我国保险产业区域划分 |
3.2.1 现有的保险区域划分方法 |
3.2.2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法的我国保险区域划分原则 |
3.2.3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析法的我国国保险区域域划分指标标体系 |
3.2.4 我国保险区域划分的主成分和聚类分析结果 |
3.2.5 研究小结 第四章 我国保险产业区域分异的测度与分析 |
第一节 保险区域分异的测度方法 |
4.1.1 保险区域分异程度研究回顾 |
4.1.2 我国保险产业区域分异测度方法及指标选取 |
第二节 省级保险区域分异的程度及过程 |
4.2.1 省级保费收入区域分异分析 |
4.2.2 省级保险深度区域分异分析 |
第三节 三类区域层级的保险区域分异程度及过程 |
4.3.1 保费收入空间分异分析 |
4.3.2 保险深度空间分异分析 |
第四节 我国保险区域分异的主要特征 |
4.4.1 我国保险产业区域分异程度显着 |
4.4.2 我国保险产业三类区域内部分异程度相对明显 |
4.4.3 我国保险产业区域分异呈现“U”型特征 |
4.4.4 我国保险产业趋于形成核心——边缘模式 第五章 我国保险业区域分异的形成与演进机理 |
第一节 影响我国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产业特征 |
5.1.1 我国保险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性 |
5.1.2 我国保险产业的垄断竞争特性 |
5.1.3 我国保险业空间交易成本及其表现形式 |
5.1.4 我国保险产业的要素流动特征 |
5.1.5 我国保险产业的制度沿革 |
第二节 我国保险业区域分异的 FCII 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
5.2.1 FCII 模型的假设条件 |
5.2.2 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短期均衡条件 |
5.2.3 保险产业的长期对称均衡:空间分异的不稳定性 |
5.2.4 非对称条件下 FCII 模型的保险产业空间分异均衡 |
第三节 我国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1 我国保险产业区域分异的理论决定模型 |
5.3.2 影响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规模经济因素 |
5.3.3 影响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本地市场因素 |
5.3.4 保险产业分异的空间成本因素 |
5.3.5 保险产业空间分异的制度因素 |
第四节 保险业区域分异的动力机制及演进路径 |
5.4.1 我国保险业空间分异的动力来源:影响因素研究拓展 |
5.4.2 我国保险业空间分异的两类动力效应及其传导过程 |
5.4.3 我国保险业空间分异演进路径的数值模拟 第六章 中国保险业区域分异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中国保险业区域分异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6.1.1 模型形式的设定 |
6.1.2 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来源 |
6.1.3 保险产业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模型自变量选取 |
6.1.4 保险区域内发展水平决定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
第二节 保险产业空间分异决定因素的夏普里值分解 |
6.2.1 保险产业区域分异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 |
6.2.2 省级层次的四大影响因素夏普里值分解结果 |
6.2.3 三类区域层级的四大影响因素夏普里值分解结果 |
6.2.4 保险产业区域分异影响因素及贡献程度的研究结论 |
第三节 中国保险产业区域分异趋势的实证分析 |
6.3.1 保险产业区域分异趋势的研究回顾:保险业的威廉姆森倒 U 型曲线 |
6.3.2 基于影响因素的我国保险业空间分异演进趋势分析 |
6.3.3 保险产业空间分异趋势的时间序列与 H-P 滤波模型实证分析 |
6.3.4 本节研究结论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思路 |
7.2.1 基于四大影响因素的保险产业整体政策思路 |
7.2.2 基于四大影响因素的保险产业特定地区的政策思路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2002年:我国电子产品市场规模继续扩大(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D]. 刘淑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2]贸易自由化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D]. 周定根. 湖南大学, 2019(08)
- [3]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D]. 石娜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枣产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D]. 刘妮雅. 河北农业大学, 2018(04)
- [5]中国国债市场效率研究[D]. 刘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7(01)
- [6]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D]. 吴建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7]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研究[D]. 朱江丽. 南京大学, 2014(05)
- [8]垂直分离与产业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互动研究[D]. 楚明钦. 南京大学, 2014(05)
- [9]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D]. 谢国梁. 复旦大学, 2013(03)
- [10]我国保险业区域分异的特征与演进机理研究[D]. 徐放. 南开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