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酒店是否归属旅游业，并依法享受国家延长税收优惠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叶洋洋[1]（2021）在《基于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老年社会的深入和人类突发性疾病的出现,医疗旅游已成为我国当下重点发展的“新经济”。但面对国内外广阔的市场前景,国内众多医疗旅游目的地正寻求解决国内客源流失的办法。同时,在前期调研发现,医疗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处初级阶段,群体认知仍相对不足,尤其在国内医患关系和旅游服务关系难以长久保持的情况下,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是当前国内医疗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关键。信任双因素理论源自于信任理论研究中对信任与不信任关系的探讨,这一理论具有广泛应用价值,且在不同情境下开始得到验证。但在信任双因素理论研究中,目前对不信任的内涵、维度的挖掘还明显不足。具体到医疗旅游研究中,信任虽被提出是对决策至关重要的,但针对不信任的研究相对空缺,更缺乏讨论二者共存的情况。本文以我国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展为例,借助信任双因素理论,验证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情境下信任与不信任的二元关系;并以信任双因素为核心开展实证研究,分析客源群体对国内医疗旅游目的地的决策影响过程;在质性和量化研究基础上,得到了基于人-地信任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以期为国内医疗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文章围绕以上主题内容,分为理论基础、质性扎根、量化验证及对策研究四大板块,共计八个章节。其中,量化验证过程细分为三个阶段,整体研究过程层层递进,前后呼应。第一,梳理并引入信任双因素理论,构建了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与对策研究的概念框架。立足信任研究发展脉络,厘清并完善信任双因素理论;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基础,初步界定了相关变量的概念、维度及阶段;从四个层面分三个阶段构建了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概念模型;同时,结合医疗旅游目的地发展研究现状,分析信任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二,选取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案例地,通过深度访谈,运用ROST CM及Nvivo软件进行内容分析及扎根分析,从客源视角得到信任与不信任的内涵、维度（信任:能力、正直、善意;不信任:恶意、不可靠、不可测）及5个感知要素;从目的地服务管理视角得到信任与不信任的来源、信任保障机制的17个基本构成及保障措施内容,初步构建基于人-地关系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的内容框架和过程。第三,基于质性研究结果,补充并完善相关变量,得到完整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影响模型;分阶段进行假设检验,细化各变量的问项来源;以案例地为核心区开展问卷预试,优化变量问项;开展正式问卷调研,通过统计学分析优化变量构面;分三个阶段得到验证结果:（1）信任与不信任相互独立、共存且不同,且个体差异普遍存在,我国医疗旅游目标群体中多为“盲目信任”、“盲目怀疑”及“有限信任者”;（2）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的维度中,正直及不可测对于信任和不信任的影响显着性相比其他较弱;信任双因素对旅游意向有影响,且信任起正向主导作用;（3）认知显着影响信任双因素;影响认知的五个感知要素中,管理保障、环境因素及设施与服务质量相关性较高,且环境因素、价格成本以及声誉形象对认知影响显着。第四,综合质性和实证研究结果,基于我国目前初级发展阶段,得到了基于决策过程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内容,即基于环境服务质量提升、基于价格成本改善、基于声誉形象优化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并从信任双因素出发,对照增强信任、减小不信任,提出我国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优化的具体建议。总体上,本文较好地完成了相关研究内容,成功地将信任双因素理论应用到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研究中,构建了基于决策过程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为国内医疗旅游目的地建设推广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情境下,厘清并验证了信任双因素理论,完善了信任双因素理论验证的研究体系;（2）构建完整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研究体系,拓宽了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应用研究范畴;（3）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形成了完整的验证方法思路;（4）聚焦人-地多方参与者视角,丰富了医疗旅游相关研究方法。在理论贡献上:（1）从信任理论出发,健全了信任双因素理论研究体系;（2）填补了不信任维度差异化划分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信任双因素理论研究内容;（3）梳理完善了医疗旅游研究概念,拓展了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研究体系。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也为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的优化提出了实践启示,为医疗旅游先行区经验推广提供了现实依据,在总结研究局限的同时为未来研究提出了方向。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2]（2020）在《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老挝实行经济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得益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不断完善。当前,老挝政府在为继续积极吸引外资作出努力,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老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推动相关制度变革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作用于老挝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挤入效应非常明显,在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老挝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就业率的提升。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挤出效应,包括对老挝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老挝经济发展现实,探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历程,剖析制度理论框架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与动因,进而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与效应,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产生的效应机理与路径依赖及其经济效应。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效应理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安排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在戴维·菲尼的理论框架下,影响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代表了建立制度变化实证模型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我们在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时,需要把有关影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在老挝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逐渐转变的过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制度内容的“介入”,不断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和效应。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个基本命题,即: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分支体系,其影响过程必然不是由一种FDI数据值来反映的,而是由多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数据指标集展现的（即FDI制度因子）,鉴于这种多对一评价值模型具有较高系数的分散性,本文以准入制度、审批制度、管理制度和鼓励制度为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维度指标,并分别从4个不同制度视角选取维度变量,借助MATLAB软件,对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和老挝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老挝短期的政策鼓励并不能完全刺激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增加。从长期发展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影响,且这种正相关以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FDI综合制度值,老挝GDP将会增加0.7259%。且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对老挝的经济增长（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即FDI波动1个百分点,那么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化0.391628个百分点,且GDP的调整系数为-2.093457。整体来看,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与老挝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的互作关系,其中管理制度、准入制度及鼓励制度是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和FDI投入的主要影响因子,由此得证老挝的FDI制度体系及其变迁总值可以刺激和促进老挝的经济增长,且拥有明显的经济效应。基于此,本文在最后通过对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的分析,给出了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以及规避挤出效应的制度完善对策与建议,认为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时应注重老挝与外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的协调,应结合老挝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建立动态管理模式。注重对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与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并充分发挥政府中介引导作用。
陶东燊[3]（2020）在《广州城市民宿外部性研究及其治理对策》文中提出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跃进,民宿业态在全球城市兴起,因其更能体验城市有特色文化成为千禧一代游客的出行选择,也因为其较低的投资及技术门槛,更多经营者将闲置房源改造成民宿投入市场。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城市住宅的特殊产权基础以及缺乏适当的管治手段,城市民宿的社区负面影响凸显,激发社区矛盾,为城市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针对城市民宿的社区外部性提出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市作为世界旅游名城,我国第三大城市,是城市民宿发展的先行地与聚集地,其城市民宿房源数量高达上万间,是研究城市民宿外部性的优质样本。近期广州政府对城市民宿的治理虽做出一定创新尝试但成效甚微,社区矛盾依然剧烈,因此针对广州的具体情况提出治理优化对策具有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分析了广州城市民宿的发展特征。通过问卷等方式收集369个民宿样本,从空间分布、规模增长、社区选址、经营模式、合法性等方面描述现状特征。在空间分布方面,广州城市民宿集中在中心五区,与旅游资源匹配度高,地理聚集程度较传统酒店业更高;在社区选址方面,城市民宿主要集中在商品房社区与传统邻里社区且在某些社区聚集性更强;在经营模式方面,“低投入、小规模、快回报”是广州城市民宿的主流策略;在合法性方面,广州城市民宿普遍未取得政府授权,处于违法经营状态。其次,本文针对广州城市民宿的社区外部性进行深入研究。针对商品房社区与传统邻里社区分别选取典型社区进行调研,针对社区居民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民宿的外部性按照作用范围可分为:民宿范围内直接影响、社区范围内直接影响、社区范围内间接影响、社会综合效益。根据类型可分为:感知安全、公共资源、物业市场价值、建筑环境改造、社会综合效益五方面。由于其封闭管理社区公共产品业主公有产权的特性,商品房社区城市民宿的整体外部性比传统邻里社区更为显着,特别是民宿内部及社区范围内的外部性。从外部性作用正负,负外部性显着高于社区负外部性,但对于传统邻里社区的正外部性比较显着。城市民宿的正外部性具有社区局限性,负外部性具有社区普遍性。根据上述研究,本文总结出城市民宿社区外部性的三个特征:监管体系的失灵、外部性体现的不均衡以及外部性内在化机制缺失。第三,本文对国内外城市民宿治理经验进行梳理总结。治理思路根据外部性作用范围可分为三类:（1）民宿内范围外部性治理:日本、中国台湾的分时分区管理的方式,在稳定民宿市场发展的同时,将民宿的社区负外部性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欧美地区的严厉限制手段力求将城市民宿的发展彻底抑制;（2）社区范围外部性治理:香港利用社区基层组织实行严格的强制性手段;以深圳大鹏,成都玉林的居民共建共享共治的管理方式。（3）社会综合效益外部性治理:法国与意大利利用税收优惠与资金补助,实现社区民宿外部性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最后,结合国内外经验为广州城市民宿治理提供优化对策。本文发现治理失效的主要成因是旧政策的不适用,以及新政策的外部性内在化机制缺失。通过对国内外城市民宿治理经验的梳理及总结,本文提出广州城市民宿治理三点优化对策——针对民宿内部范围外部性,优化审批程序,扩大民宿监管范围,构建管治基础、针对社区范围外部性治理,因应不同社区特点,采取适应性手段,针对社会综合效益外部性,实行分区管治、巧用征税、补助、强制性手段,完善利益调节平台。
陈阳[4]（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吕慧娜[5]（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李文才[6]（2020）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面的铺开,中央层面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定位。大力推进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下大气力提升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大力创新促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机制体制。在海南去房地产化及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海南省政府随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明确把旅游业作为十二项重点产业龙头产业来抓,具有天然优势的旅游业重新推到一个很高的定位。海南的旅游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经过不断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离自贸港对旅游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未来几年是海南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加大力度深化旅游业各项体制机制改革,构建适应海南旅游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保障。符合海南省旅游业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作为旅游业改革的核心内容必不可少。目前海南省旅游业没有适应自贸港的科学完备税收政策体系,凸显海南省旅游业税收政策体系不够科学,旅游业税收贡献度低等问题,难以适应中央对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要求,适应海南省旅游业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本文中,笔者着重从海南旅游业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着眼于自由贸易港背景下海南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借鉴国内外自贸区（港）旅游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从税收的视角剖析海南省旅游业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经济效应、政府财政收入、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系统分析税收政策对海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提出符合自由贸易港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促进自贸港背景下符合海南旅游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税收政策体系建设的实践典范。
刘亚丽[7]（2019）在《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宗教是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圣事”,但宗教组织却存在于“世俗”之中。宗教组织兼具实践宗教信仰的宗教性以及为自身存续发展的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世俗中的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凸显出（自/被）商业化倾向,致使宗教组织的“圣事”和“俗事”交织,混为一体,既伤及教旨又令宗教不堪。2018年我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增加了针对宗教组织及其教职人员的税收制度,以及税务部门对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的条款,然而,在我国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涉税的法律、法理及规则设定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乃至科研成果,尚属珍稀物种之际,这些原则性税收管理制度的颁布似有挂一漏万,不及就里之嫌。有鉴于此,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的涉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特殊性、正当性及现实可行性等殊值系列探究,这也符合中央“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问题及税收规制。行文通过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的对比展开,得出目前我国宗教组织并不缺少世俗经济甚或商业活动的参与,但我国较为缺乏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的具体税收规范。宗教组织虽以实践宗教信仰为其基本功能,但基于其存续和发展的内在所需,以及信众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宗教组织与经济具有自洽性。当宗教组织的经济及经济行为缺乏自律与他律表现为不自洽时,必然影响其创设和教义的本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因此,通过具体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具有现实必要性。第二章,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目前我国通过《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以及诸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原则性的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但依然存在:宗教组织作为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清;对其经营行为的行政管理规范替代了应税规范;宗教组织的应税界定标准不准确;对其进行的税收监管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严重滞后于宗教组织财富观念的转变;滞后于宗教组织自营利性和被营利性趋势增强的经济现实;国家对宗教组织实行的自养政策,在现实中被异化、异用或他用,自养政策被放大为自养免税政策或宗教性免税政策;相关民事主体法律以及教职人员身份和收入的界定,缺乏相适应的配套规范。因此,我国宗教组织税收问题的法律规制具有现实迫切性。第三章,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受宗教及宗教组织的历史地位、国民信仰和社会功能等因素制约,国家对宗教组织予以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但这一不当的财税政策既影响了财税关系和政教关系,也影响了公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政教分离和间接的财税支助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和必然选择。与西方不同,我国古代历史上鲜有宗教支配政治或政教合一的现象,但也从不缺少国家政权与宗教或各宗教组织各样的经济和税收联系。国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需要,对宗教组织的财税政策极其不稳定,“不徭不役”和“亦徭亦役”政令反复交替,使得宗教组织繁盛兴衰交相更迭。在现代政教分离国家,除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在处理政教关系时被审慎对待外,宗教组织因其非以营利性为目的,基本被纳入非营利组织进行规制。国家予以宗教组织的间接财政支持和连续稳定的税收规范,这既有利于宗教组织正常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和宗教组织间的政教关系。因此,构建和完善宗教组织的税收规范,是现代政教分离国家财税法治的必要内容。第四章,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宗教组织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宗教性,以及由宗教性而衍生出的非营利性和社会表达的公益慈善性。虽然宗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但对其征税或免税具有法律正当性。首先,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有遵照法律负担纳税的义务。纳税人即是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宗教组织是公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组成的团体,属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拥有宗教自由的宪法基本权保障同时,当然也负有纳税的义务。其次,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宗教组织拥有类国家主权的组织自治权,国家对宗教组织免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其独立性,但国家对宗教组织征税也并不意味着是对其自治权的干涉。在政教分离体制中,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处于国家主权之下,作为组织自治权的体现,宗教组织有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守世俗包括税法在内的经济规范要求。再次,宗教自由体现为内在精神信仰自由和从事合法宗教活动的自由,但此种自由并非绝对而是有所限制的自由,宗教组织负有依法的纳税义务并不因为其享有宗教自由而得以免除。即使在政教合一国家,宗教组织在获得免税或财政支持的同时,其自由也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因为在国家合法行使征税权时,维护良好的税收制度在各种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顺位。最后,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政权和宗教组织分离。要求国家不得对特定的宗教加以奖励或禁止,或对人民特定信仰给予优待或非难。但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分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征税或是免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是征税都不意味着必然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免税和征税的立法目的既非促进和倡导宗教,也非抑制和反对宗教。与宗教组织类似,诸如学校、图书馆、慈善基金会等,也通常被国家给予免税,因为它们一般被认为可以与社会和谐共处,并促进社会多样化的存在。综上,国家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征税都具有合宪性或法理正当性。第五章,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宗教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有现象。在宗教组织日趋商业化情形下,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改变了其税法上的待遇,变完全免税为有条件的免税,并加以公益慈善之社会责任,但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美国《内地税法》规定了宗教组织获得免税的主体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形式要件、身份限制和免税资格丧失的情形,对宗教组织商业活动设置了“非相关商业所得税”和“无关举债所得税”进行规范。同时规定了含申请资料、年度报告书、捐赠信息等内容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必要时的税收稽核制度。日本设置宗教法人认证制度以规定主体要件资格,而公益性的高低对宗教组织税赋多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法人税法》规定宗教法人可以经营营利事业,可按低于普通法人的税率承担纳税义务。在宗教主管机关和宗教组织之间设置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作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缓冲机关。同时对宗教法人规定了税收优惠及支出的限制,必要时的税务调查制度,甚至宗教法人营利事业有违法行为,可以对宗教法人实行强制解散。我国台湾地区对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进行了规定,在营利事业所得税、房屋税、地价税等十余个税种税目中详细规定了宗教组织相关税收内容。宗教组织的经济行为及收入是以信众随喜布施,还是订有一定的收费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销售货物或劳务收入所得。对宗教组织设有严格的公益慈善要求,其60%的年度经费依法只能用于公益目的上,并对积极作为者进行奖励。综上,在宗教组织从事经济甚或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并客观存在时,反思我国大陆具体问题,域外经验具有可借鉴性。第六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中央提出要依法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号召下,应积极善用财税法律规制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调节宗教组织相关经济关系。首先,在宗教组织纳税主体层面,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缺少法律分类的情况下,应将宗教组织细化出来,对其税收加以特别规定;明确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宗教组织应税范围层面,应重视宗教组织经济性的特征,改变禁止宗教组织过度商业化经营原则,允许其进行经济或商业活动,并运用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教职人员收入的规范;改变现有对宗教组织应税和免税以宗教性和经济性为主的多重区分标准,实行“经营征收与自养返还”相结合的标准调整。再次,在宗教组织公益慈善层面,应改变对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消极定位,采用公益慈善主体的积极法律定位;在宗教组织普遍没有出具扣税资格的情况下,允许宗教组织对那些方向明确的捐赠出具扣税凭证;对宗教组织公益慈善行为实行税收激励或奖励机制。最后,在宗教组织税收监管层面,应转变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传统观念,在经济领域将之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落实税务登记;对其不当和违法行为实行阶梯制的税收处罚措施;同时也应注重相关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协调,如自养政策的规范化、宗教组织自身建设等。综上,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具有可行性。
胡科翔[8]（2018）在《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时间虽然相对较短,但得益于国家层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顶层推进,其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过预期,但作为一项新兴事物,生态旅游的发展缺少法律规制的紧贴跟进和密切配合,以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丛生,违法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肆意滥用与过度开发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污染方面,可谓是殊为突显。跟传统产业相比较,作为被长期誉为“朝阳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的旅游业,按理说应属于环境保护责任负担较轻的产业之一,作为其升级发展的孕育产物,生态旅游的破茧而出更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发展己任,从而实现旅游效益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协调双赢。不过由于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与理念模式与我国目前法律规制的现实状况还存在诸多不协调同步的地方,因此其很多时候只是被当做一种口号式的宣传而被广为知晓,所以在对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运营的实际工作中,依然导致了各种损害环境资源的现象频发。要想从根源上解决生态旅游资源的损害问题,紧紧抓住法律规制这一“牛鼻子”才是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从特定行业领域和专门实践范畴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要领之一。本文着眼于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各种乱象,引申并总结出当前面临的生态旅游资源规制难点,然后将全文划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围绕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逻辑内涵阐述了基于法理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架构;第二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适用于法律规制的特征、法律关系主体的识别以及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静态与动态属性分析等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研究内容体系;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其法制化框架,然后结合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典型案例,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剖析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的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旅游规划的法治本质原貌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通过确立和加强旅游规划环境处置职能、确认和厘定旅游规划环境责任、设计和完善旅游规划公众参与制度来达成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环境问题防治机制建构;第五部分从生态旅游发展中的资源管理角度出发,设想了利用旅游环境税和国家公园分别作为管治工具与管治平台,并在充分考虑生态旅游资源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利基础上,为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公共治理的路径达成铺平了道路;第六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损害产生以后的法律救济角度出发,基于对旅游环境权的甄别和梳理,探讨了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设想,并讨论了怎样利用司法救济渠道来助推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重塑。本文的立论基础先是从理论上扎实阐明何谓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特征表现,然后借助法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撑为本文架构起有理有据、条理得当的论据要素,同时通过分析围绕生态旅游资源使用问题而生成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及识别出它们背后的利益主体来为后续研究定下依据基调,紧接着就是立足于问题导向性的研究方式从各种典型案例中找到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需要破解的诸多难点,最后围绕这条规制难点的逻辑主线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公共治理和损害救济等三大程序环节中,提出解决措施和改进方案。
金德谷[9]（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于婷婷[10]（2016）在《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规范化研究》文中指出旅游服务业是我国当下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旅游在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出境和入境旅游人数皆名列世界前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大国,且正在向旅游强国的目标迈进。与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旅游业征税混乱不规范的现状。我国对旅游服务业的征税,并没有统一的税收法律或者政策规定,主要零散地规定在各个税种法律法规文件中,而旅游税收优惠,更是散见于不同的行政法规和政府文件当中。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旅游税收优惠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梳理,结合当下旅游行业出现的问题,总结出我国旅游服务业发展中旅游税收优惠方面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讨论和分析我国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在现实中存在问题,针对我国旅游服务业发展中税收优惠的不合理,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一部分通过对税收优惠的法规梳理,发现我国旅游服务业的税收优惠存在若干问题。首先,税收优惠立法层级低,税收优惠文件主要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其次,税收优惠缺乏系统化,针对旅游服务业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旅游景区和旅行社,而忽略作为旅游服务业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饭店企业的优惠;再次,税收优惠的制定没有结合旅游服务业的行业特征规定合理的限度,税收优惠尺度过大;最后,分析税收优惠不规范导致征纳双方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第二部分通过案例的形式分析我国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案例反映的是税收优惠以规范性文件为主,纳税人未及时了解优惠情况而遗憾没有享受优惠,点出了我国税收优惠立法层级低;第二个案例是关于饭店企业在税收优惠中招冷遇,我国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集中在景点景区和旅行社,缺乏系统化;第三个案例反映的是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缺乏合理限度,纳税人滥用税收优惠。笔者通过对三个案例分析讨论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不规范导致的具体问题。第三部分结合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不规范导致的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提高税收优惠立法层级,完善税收优惠法律体系,规范税收优惠执法,提高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并针对我国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制度建设提出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我国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梳理,并从实践角度,探讨税收优惠的不足,为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规范提供借鉴。目前从税收优惠规范的角度进行研究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并不多见,多是从税收优惠效应角度研究。本文结合国家清理不规范税收优惠的最新动态,通过法规梳理、案例研究的方法,针对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规范问题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并提出完善意见。不足之处在于,由于缺乏实务经验,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和纳税人的实务操作了解不够深入。
二、酒店是否归属旅游业，并依法享受国家延长税收优惠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酒店是否归属旅游业，并依法享受国家延长税收优惠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1.1 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及其全球发展 |
| 1.1.1.2 国内医疗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
| 1.1.1.3 我国医疗旅游发展存在信任困境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4.2.1 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 |
| 1.4.2.2 观察访谈与扎根分析 |
| 1.4.2.3 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1.5.1 理论创新 |
| 1.5.1.1 厘清并完善信任双因素理论研究体系 |
| 1.5.1.2 拓宽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应用研究范围 |
| 1.5.2 方法创新 |
| 1.5.2.1 丰富医疗旅游目的地研究方法 |
| 1.5.2.2 创新聚焦人-地多方参与者视角 |
| 第2章 信任双因素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综述 |
| 2.1 信任双因素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发展 |
| 2.1.1.1 信任概念的发展 |
| 2.1.1.2 不信任概念的产生 |
| 2.1.1.3 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 |
| (1)信任单因素理论 |
| (2)信任双因素理论 |
| (3)信任单因素与双因素的争议 |
| 2.1.2 信任双因素理论在其它学科的应用 |
| 2.1.2.1 信任双因素理论演进:信任与不信任独立不同且共存 |
| 2.1.2.2 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多学科验证 |
| 2.1.3 信任双因素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2.2 信任双因素理论在医疗旅游目的地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
| 2.2.1 医疗旅游的概念及类型 |
| 2.2.1.1 医疗旅游的概念 |
| 2.2.1.2 医疗旅游的类型划分 |
| 2.2.2 医疗旅游目的地及其研究 |
| 2.2.2.1 国内外医疗旅游目的地发展现状 |
| 2.2.2.2 国内外医疗旅游目的地研究现状 |
| 2.2.3 信任双因素理论对医疗旅游目的地研究的价值 |
| 2.3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双因素变量的界定 |
| 2.3.1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变量的界定 |
| 2.3.1.1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变量的概念 |
| (1)旅游目的地信任 |
| (2)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 |
| 2.3.1.2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变量的维度 |
| 2.3.2 医疗旅游目的地不信任变量的界定 |
| 2.3.2.1 医疗旅游目的地不信任的产生 |
| 2.3.2.2 医疗旅游目的地不信任变量的维度 |
| 2.3.3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双因素形成机理及阶段 |
| 2.3.3.1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双因素形成机理 |
| 2.3.3.2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双因素的阶段 |
| 2.4 基于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 |
| 2.4.1 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的前置影响因素 |
| 2.4.2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对旅游意向的影响 |
| 2.4.2.1 信任双因素变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 |
| 2.4.2.2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对旅游意向的影响 |
| (1)旅游意向的概念 |
| (2)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对旅游意向的影响 |
| 2.5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相关研究 |
| 2.6 基于信任双因素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研究设计 |
| 2.6.1 案例地选取 |
| 2.6.2 阶段研究内容及研究概念模型 |
| 2.6.2.1 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及信任保障质性研究 |
| 2.6.2.2 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模型构建(概念模型) |
| 2.6.2.3 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实证研究(三阶段初始模型) |
| (1)阶段一: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双因素关系验证 |
| (2)阶段二: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双因素多维度验证及对旅游意向的影响 |
| (3)阶段三: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前置影响过程 |
| 2.6.2.4 基于决策结果的国内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优化 |
| 第3章 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及保障质性研究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资料搜集 |
| 3.1.2 访谈提纲 |
| 3.1.3 访谈样本数据 |
| 3.2 内容分析 |
| 3.3 扎根分析 |
| 3.3.1 编码流程与方法 |
| 3.3.2 基于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编码与分析 |
| 3.3.2.1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维度编码 |
| (1)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共存 |
| (2)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变量维度编码 |
| (3)医疗旅游目的地不信任变量维度编码 |
| 3.3.2.2 医疗旅游目的地感知要素编码 |
| 3.3.2.3 医疗旅游目的地个体感知差异分析 |
| (1)个体信任阶段差异 |
| (2)个体信任类型差异 |
| (3)个体情感状态差异 |
| 3.3.3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编码与分析 |
| 3.3.3.1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来源编码 |
| (1)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来源 |
| (2)医疗旅游目的地不信任来源 |
| 3.3.3.2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机制与措施编码 |
| (1)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机制 |
| (2)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措施 |
| 3.4 质性研究小结 |
| 第4章 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模型假设与前测 |
| 4.1 验证模型与研究假设 |
| 4.1.1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关系的假设检验 |
| 4.1.2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双因素多维性验证及对旅游意向的影响 |
| 4.1.3 医疗旅游目的地要素感知对信任与不信任的影响 |
| 4.2 变量测度与问卷设计 |
| 4.2.1 变量测度 |
| 4.2.2 问卷设计 |
| 4.3 前测问卷与修订 |
| 4.3.1 前测问卷调研 |
| 4.3.2 前测问卷量表净化 |
| 4.3.2.1 前测问卷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2 前测问卷量表信度检验 |
| 4.3.2.3 前测问卷效度检验 |
| (1)阶段一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
| (2)阶段二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阶段三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3.2.4 前测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
| 第5章 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正式问卷分析 |
| 5.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5.1.1 调查对象选取 |
| 5.1.2 正式调查过程 |
| 5.1.3 调查样本筛选 |
| 5.2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
| 5.3 正式问卷描述性统计 |
| 5.4 正式样本信效度检验 |
| 5.4.1 阶段一信效度检验 |
| 5.4.1.1 阶段一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
| 5.4.1.2 阶段一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
| 5.4.2 阶段二信效度检验 |
| 5.4.2.1 阶段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
| 5.4.2.2 阶段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
| 5.4.3 阶段三信效度检验 |
| 5.4.3.1 阶段三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
| 5.4.3.2 阶段三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
| 第6章 信任双因素下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假设检验结果 |
| 6.1 阶段一假设检验与研究结果 |
| 6.1.1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验证 |
| 6.1.2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与不信任的个体差异分析结果 |
| 6.1.2.1 个体统计学特征差异对信任与不信任的影响 |
| 6.1.2.2 个体所处信任阶段对信任与不信任的影响 |
| 6.1.2.3 个体信任类型差异对信任与不信任的影响 |
| 6.1.2.4 个体情感状态对信任与不信任的影响 |
| 6.2 阶段二假设检验与研究结果 |
| 6.3 阶段三假设检验与研究结果 |
| 6.3.1 阶段三假设检验结果 |
| 6.3.2 阶段三研究的二阶模型结果 |
| 6.4 研究小结 |
| 第7章 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优化 |
| 7.1 我国医疗旅游目的地保障体系现状 |
| 7.1.1 医疗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特征 |
| 7.1.2 医疗旅游目的地行政管理现状 |
| 7.1.2.1 行政管理职责划分 |
| 7.1.2.2 相关政策创新管理 |
| 7.1.2.3 项目准入审查管理 |
| 7.1.3 医疗旅游线上线下体验流程及模式 |
| 7.1.3.1 会员制医疗旅游平台管理流程 |
| 7.1.3.2 一般游客医疗旅游体验模式 |
| 7.2 基于决策过程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 |
| 7.2.1 基于优化环境服务质量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 |
| 7.2.1.1 标准化 |
| 7.2.1.2 个性化 |
| 7.2.1.3 规范化 |
| 7.2.1.4 家庭化 |
| 7.2.2 基于改善价格成本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 |
| 7.2.2.1 价格透明制 |
| 7.2.2.2 实时预约制 |
| 7.2.3 基于增强声誉形象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 |
| 7.2.3.1 第三方机构认证 |
| 7.2.3.2 会员信用等级认证 |
| 7.3 我国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保障体系优化建议 |
| 7.3.1 强化目的地综合服务能力,提升专业医疗配套与康养环境 |
| 7.3.2 凸显目的地服务情感善意,构建医疗旅游“4H”服务模式 |
| 7.3.3 确保目的地政策监管可靠,完善医疗与旅游组织协调机制 |
| 7.3.4 扩大口碑影响及追踪反馈,弱化目的地体验负面评价 |
| 7.3.5 加强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补齐目的地服务能力短板 |
| 7.3.6 优化机构评级及行业认证,减小目的地旅游风险预测 |
| 第8章 本文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基于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过程与特征 |
| 8.1.2 我国医疗旅游目的地发展及其信任保障 |
| 8.2 理论贡献 |
| 8.2.1 健全了信任双因素理论研究体系 |
| 8.2.2 完善了信任双因素理论研究内容 |
| 8.2.3 拓展了医疗旅游目的地信任研究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局限性 |
| 8.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1 医疗旅游服务人员访谈提纲(半结构) |
| 附2 医疗旅游体验群体(会员)访谈提纲(半结构) |
| 附3 一般游客访谈提纲(开放式+半结构) |
| 附4 相关从业及行政工作人员访谈提纲(开放式+半结构) |
| 附5 调查问卷 |
| 读博期间主要论文和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综述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FDI) |
| 2.1.2 FDI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 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理论 |
| 2.3 制度效率理论 |
| 2.3.1 检验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以制度效率为核心的契约理论 |
| 2.4 制度经济效应理论 |
| 2.4.1 制度经济效应 |
| 2.4.2 制度意义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 |
| 2.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发生机理 |
| 2.4.4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效应的路径依赖 |
| 第3章 老挝经济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3.1 老挝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老挝GDP发展水平 |
| 3.1.2 老挝经济产业结构 |
| 3.1.3 老挝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
| 3.1.4 老挝劳动力就业率 |
| 3.1.5 老挝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 |
| 3.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3.2.1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规模 |
| 3.2.2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源 |
| 3.2.3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
| 3.2.4 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模式 |
| 3.3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 |
| 3.3.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政策 |
| 3.3.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聚集效应 |
| 3.3.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
| 第4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变迁 |
| 4.1 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三阶段模型 |
| 4.1.1 三阶段模型 |
| 4.1.2 老挝引进外商投资的不同阶段 |
| 4.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历程 |
| 4.2.1 开国时期 |
| 4.2.2 开放时期 |
| 4.2.3 21世纪以后 |
| 4.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
| 4.3.1 呈“渐进式”特征 |
| 4.3.2 呈独资化趋势 |
| 4.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动因解析 |
| 4.4.1 政治制度因素 |
| 4.4.2 社会经济因素 |
| 第5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内容、功能与效应分析 |
| 5.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5.1.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制度 |
| 5.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审批制度 |
| 5.1.3 老挝外商投资经营管理制度 |
| 5.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功能 |
| 5.2.1 强制与调节性功能 |
| 5.2.2 引导与开放性功能 |
| 5.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效应分析 |
| 5.3.1 FDI对流入国的挤入效应 |
| 5.3.2 FDI对流入国的挤出效应 |
| 5.3.3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入效应 |
| 5.3.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挤出效应 |
| 5.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问题与缺陷 |
| 5.4.1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执行力度差 |
| 5.4.2 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 |
| 5.4.3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效应不明显 |
| 5.4.4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实施机制不完善 |
| 第6章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设 |
| 6.2 变量选取 |
| 6.2.1 准入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2 审批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3 管理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2.4 鼓励制度维度变量选取 |
| 6.3 数据来源 |
| 6.4 老挝FDI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4.1 数据质量分析及预处理 |
| 6.4.2 变量筛选 |
| 6.4.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
| 6.4.4 综合值计算步骤 |
| 6.5 老挝FDI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5.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6.5.2 协整性检验 |
| 6.5.3 老挝FDI制度体系经济效应的回归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提升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7.1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与定位 |
| 7.1.1 外商直接投资在老挝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2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经济战略目标 |
| 7.1.3 老挝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战略利益冲突 |
| 7.1.4 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战略定位 |
| 7.2 促进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完善的对策建议 |
| 7.2.1 健全老挝外商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体系 |
| 7.2.2 构建“互利、互益、长期绿色”的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环境 |
| 7.2.3 加强老挝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的“韧性化”管理 |
| 7.2.4 转变政府职能、构筑宏观引资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广州城市民宿外部性研究及其治理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与概念理清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民宿发展概述及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城市民宿的发展历程 |
| 2.2 城市民宿的研究历程 |
| 2.3 城市民宿相关研究 |
| 2.4 共享经济的管理 |
| 2.5 城市民宿的外部性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州城市民宿发展现状 |
| 3.1 空间分布特征 |
| 3.2 规模增长特征 |
| 3.3 社区选址及聚集特征 |
| 3.4 经营模式特征 |
| 3.5 合法性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州城市民宿的社区外部性研究 |
| 4.1 城市民宿社区外部性 |
| 4.2 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 |
| 4.3 社区外部性的人群特征 |
| 4.4 城市民宿社区外部性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民宿治理的国内外经验 |
| 5.1 城市民宿的治理经验 |
| 5.2 广州城市民宿管理法规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广州市城市民宿的社区治理对策 |
| 6.1 民宿内范围——优化审批程序,扩大民宿监管范围,构建治理基础 |
| 6.2 社区范围——因应不同社区特点,采取适应性手段,实行分区治理 |
| 6.3 社会综合效益——巧用征税、补助、强制性手段,完善利益调节平台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文献述 |
| 1.2.2 国内研究文献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文献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的创新性 |
| 第2章 海南旅游业现状及旅游业税收的概念 |
| 2.1 海南省旅游业发展概况 |
| 2.2 旅游业的概念及内涵 |
| 2.2.1 旅游业的概念 |
| 2.2.2 旅游业的特性 |
| 2.3 旅游业税收的主要税种 |
| 2.3.1 增值税 |
| 2.3.2 企业所得税 |
| 2.3.3 消费税 |
| 2.3.4 离岛免税 |
| 2.4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3章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政策的效应分析 |
| 3.1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政策的促进作用分析 |
| 3.1.1 旅游业税收给地方带来税收收入促进GDP增长 |
| 3.1.2 旅游业税收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 |
| 3.1.3 旅游业税收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 3.1.4 旅游业税收促进旅游业产业结构调整 |
| 3.1.5 旅游业税收促进居民就业 |
| 3.2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增幅与旅游业增速分析 |
| 3.3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拉动作用实证分析 |
| 3.3.1 旅游税收线性回归分析法介绍 |
| 3.3.2 旅游业发展对批发零售业的税收拉动作用 |
| 3.3.3 旅游业发展对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税收拉动作用 |
| 3.3.4 旅游业发展对住宿餐饮业的税收拉动作用 |
| 第4章 海南旅游业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挑战分析 |
| 4.1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海南旅游业直接税收收入偏低 |
| 4.1.2 税收对旅游资源保护未发挥主要作用 |
| 4.1.3 税收优惠力度不够,征管难度大 |
| 4.1.4 增值税留抵退税不完善 |
| 4.2 海南省旅游业税收政策面临的挑战 |
| 4.2.1 旅游业税收政策立法方面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
| 4.2.2 旅游业税收政策突出海南自贸港特色的挑战 |
| 4.2.3 旅游业税收政策落实面临营商环境的挑战 |
| 第5章 海南自贸港旅游业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 5.1 香港旅游业税收政策比较与借鉴 |
| 5.2 新加坡旅游业税收政策比较与借鉴 |
| 5.3 迪拜旅游业税收政策比较与借鉴 |
| 第6章 海南自贸港旅游业税收政策建议 |
| 6.1 实行自贸港“零关税”政策 |
| 6.2 降低所得税税率及完善所得税配套政策 |
| 6.3 实施海南区域内不征收增值税和消费 |
| 6.4 完善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地方税体制 |
| 6.5 制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 |
| 6.6 进一步完善离岛免税政策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及税收规制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以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为展开 |
| 二、对两组案例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
| 第二节 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之必然 |
| 一、宗教组织的需要 |
| 二、社会信众的需要 |
| 三、外部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济不自洽税收规制之必要 |
| 一、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的意义 |
| 二、宗教组织经济不自洽的影响 |
| 第二章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现行税收规范 |
| 四、宗教组织税收相关信息公开的规范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二、宗教组织应税界定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四、对宗教组织的税收监管规范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的原因及分析 |
| 一、宗教组织相关税收法律滞后 |
| 二、受宗教自养免税政策的影响 |
| 三、相关的配套法律规定不协调 |
| 第三章 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 |
| 第一节 政教合一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财税支持的基础及表现 |
| 二、宗教组织涉税法制评析 |
| 第二节 政教主从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政教主从下的宗教经济 |
| 二、宗教组织“不徭不役” |
| 三、宗教组织“亦徭亦役” |
| 第三节 政教分离下宗教组织涉税理论及评析 |
| 一、社会型理论依据及分析 |
| 二、经济型理论依据及评析 |
| 三、宗教组织涉税之本文观点 |
| 第四章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 |
| 第一节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 |
| 一、内在特殊宗教性 |
| 二、外在特殊法原则 |
| 第二节 对宗教组织征税的正当性分析 |
| 一、对宗教组织征税与主权概念不冲突 |
| 二、对宗教组织征税不违反宗教自由原则 |
| 三、对宗教组织征税应有所限制 |
| 第三节 对宗教组织税收减免的正当性分析 |
| 一、政教分离原则实质上是适当的分离 |
| 二、宗教组织税收减免不违反政教分离 |
| 第四节 国家税收与宗教组织的互惠作用 |
| 一、国家税收对宗教组织的支持作用 |
| 二、宗教组织教义对国家税收的遵从 |
| 第五章 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的应税规范 |
| 三、宗教组织的信息公开 |
| 四、宗教组织的税务稽核 |
| 第二节 日本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法人纳税主体规范 |
| 二、宗教法人的减免税优惠 |
| 三、宗教法人有特色的制度 |
| 四、对宗教法人的税务调查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 |
| 二、宗教组织的税收优惠 |
| 三、宗教组织的监管制度 |
| 第四节 域外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对宗教组织免税资质的审查规范 |
| 二、注重对宗教组织经济活动的应税规范 |
| 三、注重对宗教组织捐赠抵扣的税收规范 |
| 四、注重对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监管规范 |
| 第六章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
| 第一节 规范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法律规定 |
| 一、宗教组织应予以特别的税收规范 |
| 二、民间宗教组织纳入应税主体范围 |
| 三、完善宗教组织的纳税主体要件 |
| 第二节 明确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一、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界定的前提 |
| 二、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三、宗教教职人员收入的应税规范 |
| 第三节 改进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税收机制 |
| 一、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积极法律定位 |
| 二、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具体税收措施 |
| 第四节 加强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法律规定 |
| 一、转变宗教组织税收监管观念 |
| 二、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内容 |
| 三、切行宗教组织税收监管措施 |
| 四、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外研究现状 |
| 1.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基础理论阐述 |
| 2.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 |
| 2.1.1 生态旅游的概念与特征 |
| 2.1.2 生态旅游资源的概念与特征 |
| 2.1.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与特征 |
| 2.2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逻辑关系 |
| 2.2.1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思考 |
| 2.2.2 生态旅游驱动并引发环境问题的辨析 |
| 2.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理论架构 |
| 2.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法理学理论分析 |
| 2.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
| 2.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伦理学理论分析 |
| 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内容体系分析 |
| 3.1 生态旅游资源适于法律规制的特征分析 |
| 3.1.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浅析 |
| 3.1.2 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属性再检视 |
| 3.2 生态旅游资源的法律关系主体分析 |
| 3.2.1 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益关系主体识别 |
| 3.2.2 生态旅游资源利益主体的冲突起源 |
| 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静态分析 |
| 3.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微观分析 |
| 3.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宏观分析 |
| 3.4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动态分析 |
| 3.4.1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3.4.2 生态旅游资源管理运营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4 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及法律规制难点剖析 |
| 4.1 我国旅游业发展及其法制建设现状概述 |
| 4.1.1 我国旅游业发展总体态势 |
| 4.1.2 我国旅游业法制建设总体状况 |
| 4.2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及其法制化进程总揽 |
| 4.2.1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总述 |
| 4.2.2 我国生态旅游的法制体系框架 |
| 4.3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剖析 |
| 4.3.1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案例总结分析 |
| 4.3.2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透析 |
| 5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制度的健全 |
| 5.1 从法治视角溯源探究旅游规划实质 |
| 5.1.1 旅游规划的缘起与本质 |
| 5.1.2 旅游规划法治体系的诉求与甄别 |
| 5.1.3 旅游规划立法的导向性演进历程 |
| 5.2 境外旅游规划立法概况与经验借鉴 |
| 5.2.1 美国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2 日本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3 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地区）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4 国际组织有关旅游规划的公约协定 |
| 5.2.5 域外旅游规划立法给予我国的启示 |
| 5.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实现 |
| 5.3.1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与发展背景概况 |
| 5.3.2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的现实问题剖析 |
| 5.3.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防控因应 |
| 6 生态旅游资源公共治理的法律建构 |
| 6.1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工具——旅游环境税的建构设想 |
| 6.1.1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原则与目的 |
| 6.1.2 旅游环境税构建的域外经验与借鉴 |
| 6.1.3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理论与现实分析 |
| 6.1.4 建构旅游环境税制度的具体设想建议 |
| 6.2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平台——国家公园体系的建构设想 |
| 6.2.1 当前我国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
| 6.2.2 国外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对我国的启迪 |
| 6.2.3 基于制度可持续性视角的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立法建议 |
| 6.3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对象——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设想 |
| 6.3.1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
| 6.3.2 利益相关者关系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
| 6.3.3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博弈行为研究 |
| 6.3.4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的保障措施 |
| 7 生态旅游资源损害救济制度的完善 |
| 7.1 以保障视角创新旅游环境权益法律制度的理念转变 |
| 7.1.1 旅游环境权概念立意 |
| 7.1.2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法律关系分析 |
| 7.1.3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识别和认定 |
| 7.1.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 |
| 7.2 从法律适应性角度看旅游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可行性 |
| 7.2.1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7.2.2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化探讨 |
| 7.3 基于司法救济渠道重构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再审视 |
| 7.3.1 旅游生态补偿的驱动机理 |
| 7.3.2 旅游生态补偿的基本要素 |
| 7.3.3 旅游生态补偿的内容实质 |
| 7.3.4 旅游生态补偿的实现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第四节 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
| 第一章 满洲里市税收概况 |
| 第一节 满洲里税收史简述 |
| 第二节 满洲里市的地税 |
| 第三节 满洲里市的国税 |
| 第四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里市税收对比分析 |
| 第五节 地税、国税的财政贡献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二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工业发展 |
| 第四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批发零售业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 |
| 第三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
| 第一节 税收促进边疆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
| 第二节 税收支持民族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 第三节 税收稳定民族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与就业 |
| 第四节 税收保障边民生活质量提高与文化发展 |
| 第四章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 |
|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生计变迁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发展 |
| 第三节 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发展 |
| 第四节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 |
| 第五章 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边民互动中的国家认同 |
| 第二节 税收环境与“用脚投票”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身份认同与家园选择 |
| 第六章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税收的功能、特点及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第四节 税收杠杆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 |
| 第五节 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税收与边疆城市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规范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部分 我国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法律现状 |
| 一、政策梳理：国内旅游服务业相关税收优惠法律整理 |
| 二、问题解析：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若干问题总结 |
| （一）税收优惠立法层级低 |
| （二）税收优惠缺乏系统性 |
| （三）税收优惠缺乏合理限度 |
| （四）税收优惠中征纳双方的问题 |
| 第二部分 我国旅游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一、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难以掌握税收优惠的问题 |
| （一）“纳税人缺乏税收优惠意识”案情介绍 |
| （二）案例所反映的主要税法问题及相应法律分析 |
| 二、旅游业税收优惠执行中引发的问题 |
| （一）“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中饭店企业遭冷遇”案情介绍 |
| （二）案例所反映的主要税法问题及相应法律分析 |
| 三、纳税人滥用税收优惠，税务机关执法不严 |
| （一）“旅行社营业额大缩水”案情介绍 |
| （二）案例所反映的主要税法问题及相应法律分析 |
| 第三部分 我国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规范化建议 |
| 一、建立健全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体系 |
| （一）提高税收优惠立法层级 |
| （二）把握税收优惠限度 |
| 二、规范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执法 |
| （一）提高征纳双方税法素养 |
| （二）规范旅游企业财务管理 |
| 三、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制度建设建议 |
| （一）引入税式支出制度，规范税收优惠 |
| （二）慎用税收优惠，以抵押税制取代税收优惠 |
| （三）完善旅游服务业转移支付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酒店是否归属旅游业，并依法享受国家延长税收优惠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信任双因素理论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决策研究[D]. 叶洋洋. 浙江工商大学, 2021(11)
- [2]老挝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莉姿（CHANTHANILEUTH VILATPHORN）. 吉林大学, 2020(03)
- [3]广州城市民宿外部性研究及其治理对策[D]. 陶东燊.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5]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D]. 李文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0(01)
- [7]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D]. 刘亚丽.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D]. 胡科翔. 重庆大学, 2018(04)
- [9]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10]旅游服务业税收优惠的规范化研究[D]. 于婷婷.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