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华东卫生与经济研究会第十八届学术年会纪要

一、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华东卫生经济研究协作会第18次学术年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周芳^[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落体育表演是在独特村落地缘空间下产生,以身体动作、身体运动和身体表演为主要展现形式的民间体育活动,是中国式村落风土人情、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生活情趣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运用逻辑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在对村落体育表演实践案例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基础上,深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村落体育表演的实践价值、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为完善村落体育表演理论,指导村落体育表演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美好生活实现,加快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论如下:1.村落体育表演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载体,也是宗教仪式人神对话的媒介和节庆活动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村落体育表演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具有健身健体、教育教化、娱乐健心、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价值;表现出表演动作模仿性、表演特色差异性和表演形式朴素性等三大特征;并按参与人员数量分为竞技对抗类、休闲娱乐类和信仰图腾类表演;按表演人数分为单人类、双人类和群体类表演;按照项目来源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和军事训练类表演。2.村落体育表演呈现出表演目的由悦神祈禳转向娱人娱心、表演地点由朴素空间转向专业舞台、表演性质由全民表演转向专业表演、表演结构由完整呈现转向多元展示、表演功能由自娱自乐转向他者娱乐等变化指征,充分彰显了村落体育表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价值。村落体育表演与乡村振兴具有互融互通关系,村落体育表演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和行动支持,以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种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实践;乡村振兴在村落体育表演中的现象表达主要体现在促进村落产业振兴、提升村落社会治理和加速村落文化共同体构建等层面。3.依据助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的主体差异,将村落体育表演分为精英引领型、政府推动型和自组织型。（1）袁窦村鼓子秧歌表演依靠村落精英的积极引领,袁窦村遵循“古村旅游+秧歌表演”的发展思路,将秧歌古村打造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并带动袁窦村由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袁窦村鼓子秧歌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经营用地难以扩大;演员年龄老化,人才断档,高层次发展受制约等困境。（2）尚寨竹马表演依靠各级政府推动,尚寨村遵循“文化景观旅游+竹马表演”的发展思路,依托遗址文物、竹马文化残存复现,重构形成省级非遗民俗村,并带动了村落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尚寨竹马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经费来源渠道少,村民功利性较强;文化自觉性弱,权益集中化严重,日常化发展受阻等困境。（3）大梭庄舞龙表演依靠村落自组织、借助村民文化惯习、自觉意识和项目魅力,大梭庄舞龙表演实现了自我传承、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但项目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反哺作用尚需提高。大梭庄舞龙表演助推乡村振兴面临申报非遗评选意识弱;地方政府参与度不高,政策及经费支.持不足;管理组织不稳定;与教育、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等困境。4.精英引领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寻求政府支持,对接社会需求,稳定精英团体,优化村落体育表演的品牌化、特色化和创新化发展。政府推动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引导村落精英积极作为,合理开发村落体育表演文化;鼓励村落力量参与,借力村落旅游发展村落体育表演;拓展衍生产业,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等优化路径。自组织型村落体育表演可通过加强自组织建设,提高村落体育表演核心竞争力;动员全员参与,筑牢村落体育表演的群众基础;获取政府帮助,提升村落体育表演的影响力等优化路径。研究提出了多元主体协同型村落体育表演类型,探讨了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村落体育表演的理念认同、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部门协同、明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责任分担等机制,并提出了拓展村落体育表演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空间,加大村落体育表演组织化、日常生活化融入,延续村落体育表演制度化、谱系化非遗传承,开展村落体育表演信息化、科学化创新发展和扩大村落体育表演竞赛化、标准化项目开发等路径选择。5.研究提出了（1）政府部门联动协作,促进村落体育表演发展;（2）村落精英主动参与,加快村落体育表演文化向村落文化产业转化;（3）积极引导村落体育表演自组织内生性发展,提高自我造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4）提升村落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塑造良好的村落文化氛围;（5）借助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机遇,将村落体育表演与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相结合,促进村落文化和村落体育表演的良性发展;（6）专家学者科研助力,挖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价值,提高村落体育表演的文化影响力等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六大发展保障体系。

罗雄^[2]（2020）在《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育人新目标,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才培养的总方向。时代新人培育的提出,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也延承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培养“新人”的历史传统。时代新人的培育,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回答了新时代教育“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迫切要求,是落实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青少年是时代新人培育的主体。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之一,在时代新人培育上大有可为且应大有作为。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延承中国共产党“育新人”的传统,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育人反思。就理论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立德树人”的育人思想是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的理论根基。就时代背景而言,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处于落实“四个伟大”战略、完成“强起来”历史任务、贯彻“四个服务”方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背景、新征程、新境界和新使命之中。就现实反思而言,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必须正视教育现代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等潮流对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挑战,必须直面技术理性的“僭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带来的困扰。在培育原则上,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应坚持总体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导向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在培育内容上,高等学校应着重培育青年大学生过硬的政治能力、高尚的道德品质、卓越的学习和创新本领、无畏的担当精神、健康的身心素质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在培育路径上,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应着重从课堂引导、实践养成、组织保障、精准服务和队伍支撑上入手,构建时代新人培育的路径体系。具体而言,在组织保障层面,应以党的坚强领导推进时代新人培育,构建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的高校共青团“四维”工作格局,增强高校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组织的组织力,强化班集体成员的主体能动性;在课堂引导层面,应坚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贯通、“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融合、“实体课堂”与“虚拟课堂”的互补;在实践养成层面,要做实以理论学习为基础的专业实践,做优以知行合一为原则的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精心打磨育人工作品牌;在精准服务层面,应扎实做好对青年大学生的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活引导和就业指导;在队伍支撑方面,应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精心培养“大思政”育人队伍,尤其是要配齐建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工作队伍。总之,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健全和优化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科研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从而形成育人合力,使时代新人培育取得更加显着的成效。

瞿锦秀^[3]（2020）在《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管理 ——基于江苏省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冷僻而被忽视;作为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类,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小众而鲜为人知,这个兼具高等教育属性和文化遗产属性的跨学科交叉资源处于被遗忘和被边缘化的角落。然而,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资源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对它进行研究和管理,在国家战略层上是坚定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在学术建设层上有助于丰富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管理和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研究内容,拓展学科发展方向;在区域合作层上有利于集聚文化创新要素,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创新高地;在学校发展层上可以明晰中国大学发展路径,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建设提供思路。面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管理中出现的一手短缺一手闲置浪费、利用率低的问题,文章试图从遗产资源管理的视角,为当前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画像”、“把脉”,通过引入一些新理念、新思维为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开方”、“调养”和“治疗”。文章总体的逻辑思路以回答“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能不能做?理论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实证上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务虚和务实怎么做?”这五大问题为主线。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四方面探讨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在此立论依据下,从理论上界定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概念,统计中国现有百年大学数量和具体空间分布,分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对教育遗产进行分类,从历史价值、艺术与审美价值、科学技术价值、教育文化价值和包括使用价值、经济价值、溢出价值在内的其他价值五个方面阐述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价值,并通过资源品相、资源价值、资源特色、开发潜力和开发条件五个维度共计52个指标构建了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价值的评估指标体系,以此为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从实证上,出于江苏省百年大学数量和类型在全国首屈一指,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虑,以江苏省15所百年大学为例,考察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分布现状和管理现状,发现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有两个特点:1)总体规模体量庞大,质量各校参差不齐,有3所百年大学的教育遗产资源价值位列第一等级,5所分布在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各3所,1所排在第五等级;2)各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有联结点。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存在基础配备不全、教育遗产资源的保护停留在“保存”式保护的初级阶段、开发不足和开发形式单一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对教育遗产资源的认识不够、缺少深度开发的意识和行政思维占主导、经济思维匮乏。基于江苏省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考察情况,探索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行动边界和实践策略。认为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管理需要统一一个基本认识,即把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当作一个文化空间来开发构建。需要以创新为引擎,对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协同百年大学教育遗产相关主体、平衡各方利益;需要绿色开发,构建低碳节能的文化空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多元利用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需要各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最终实现共赢。需要有行动边界,能够统筹协调几组矛盾关系,即事业的超越与产业的适应;传统的扬弃与现代化转型;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情结;全球化趋势与地域性前提;一体化框架与特色化内容。并提出具体的实践策略:管理架构上多主体齐心发力——国家价值导向,统筹规划,体现领导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多方投入,增强聚合力;市场自发调节,产权分离,提升竞争力;百年大学自我重视,学理研究,展示生命力。管理内容上多层面齐抓共管——通过加强百年大学教育遗产保护管理的宣传教育、加快百年大学教育遗产界定、普查、建档和数据库建设、提高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保护管理队伍水平、强化百年大学教育遗产保护的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自觉保护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通过联动百年大学,共建跨区域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线路;联动地方城市和百年大学,打造校城文化共同体;联动“政、事、企”,合力开发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通过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发挥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育人功能;通过概念输出,培育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市场;通过功能活化,创新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产品;通过新科技引进,丰富百年大学教育遗产文化体验,实现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创新利用。

慕亚芹^[4]（2017）在《朱兆良与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研究》文中指出肥料被称为“粮食”的“粮食”,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施肥是增加农作物单产的重要措施。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肥料使用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由习惯经验施肥转变为科学施肥,由只施氮肥转变为平衡施肥。这些转变是众多科研工作者几十年工作的结果,是植物营养学发展的见证,更是中国肥料政策转变的佐证。朱兆良,1932年8月21日生于山东青岛。1949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农艺系,1950年转入化学系,1953年毕业,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至今。1993年获得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术委员。朱兆良在植物营养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多项研究成果或者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或者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以朱兆良为线索对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发展史进行研究,可以很好地认识植物营养学发展历史轨迹,这对于了解和掌握我国土壤化学肥料的科研、施肥技术推广发展过程与成就,了解我国肥料政策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朱兆良中小学接受的都是先进西式教育。1949年,他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农学院,四年大学生活让他养成了理性思考问题的习惯。1953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工作到今天。期间,他经历专业与职业的磨合期,服从安排到古巴援建一年,还在泗阳做了几年农民。从1974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土壤氮素,他用20多年的时间让自己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土壤氮素研究领域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花甲之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踏出别样的浪花。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院士,离不开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名师的指导,领导的关心、支持和爱护,更离不开朱兆良本人所拥有的独特内在气质。朱兆良对土壤氮素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提高化学氮肥利用率,减少其损失”。他以“任务带学科”的研究模式和同事主要围绕着作物高产及环境友好的总要求,研究土壤氮素转化与迁移,着力于作物（以水稻为主）高产中氮肥合理施用的理论和技术的探索。提出并论证了以“区域平均适宜施氮量作为宏观控制的基础,结合田块具体情况进行微调”的推荐作物适宜施氮量的建议;为追求氮素的农学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他在太湖地区和黄淮海平原等地区系统研究农田作物系统化学氮肥的去向;他根据田间观测和文献数据总结得出:中国农田中氮肥的当季作物表观利用率较低、损失率较高,降低氮肥施入农田后的损失率是提高其当季作物表观利用率的潜力之所在,也是减轻面源污染的着力点和关键。朱兆良积极推动植物营养学发展。组织编写《中国土壤氮素》、《中国农业持续发展中的肥料问题》等专着。他借鉴国内外已有的肥料长期定位试验的设计经验并结合国情,于1986年与钦绳武同志合作,在河南封丘试验站建立独具特色的肥料长期定位试验。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他两次组织土壤氮素研究领域全国会议,朱兆良不仅自己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还推荐学生和同事参加中外合作项目,为他们提供学习和发展的平台。朱兆良和国内外同行利用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2003年启动“农业面源污染项目”的机会,对中国农业面源污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经过调查,加之多年科研工作中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深刻认识,他指出,造成中国地表水氮、磷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集约化养殖场畜禽排泄物,其次才是农田中氮肥的不合理施用。作为一名植物营养专家,朱兆良深知肥料对提高我国粮食产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是伴随着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同时,化肥施用量在逐年增加,氮肥的当季利用率只有约35%。为缓解中国粮食安全压力,也为节约农业经营成本和保护环境,他从不同的层次、不同视角思考如何保障中国粮食数量充足、品质优良、结构合理,以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朱兆良在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取得卓越的成绩与他在研究工作过程中注意形成自成一体的学术风格分不开。对研究对象的热爱和坚持、本人的个性特征和植物营养学研究范式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朱兆良学术风格。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深入理论、简化技术,敢于挑战、创新,对象专一,广泛涉猎是朱兆良学术风格的主要内容。

刘琼^[5]（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蔡敏^[6]（2016）在《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文中认为商成汤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挑战“君权神授”代夏朝天下的帝王,被列入祖先、圣贤崇拜及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他不仅建立商王朝,还在“桑林祷雨”的传说广泛流传中,开创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他以宽治民、广施仁德,故历代贤君臣工频频效仿。当成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一直沿袭后世,这个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传统就不断被神化,受到太行地区两侧百姓普遍的尊崇和信奉,并以析城山为中心形成“商汤文化圈”；尤其在农村,农作物的丰歉需要这种对雨水神灵朴素信仰支配下的乡土民俗资源,故而许多村镇、乡里或名山崇岭之间都纷纷建庙景仰；特别是宋金以后,宋徽宗敕封的“嘉润公”、“广渊庙”,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祭祀地位；民间大量创建的汤帝庙,亦丰富了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的形影相附的赛社演剧活动。时至如今,晋豫两省仍有不少汤庙古建筑、碑刻实物及金石资料保存下来,它们更多地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以及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本文将以成汤信仰为切入点,把相关的舞楼形制和赛社演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探寻成汤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的交互影响,揭示民间戏剧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因,以期对具有上古巫术印迹并受宗教影响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汤王崇拜,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赛社民俗和戏曲演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呈现。

黄洁清^[7]（2015）在《舟山市地方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构想》文中研究表明地方文献具有区域性、非时效性、选择性、内容丰富性等特征,其内容可以分为官方公开出版或者印刷的地方文献、地方相关的文献、其他文献,这些文献的征集需遵循补充性、针对性、真实性原则,渠道包括通过挖掘、整理等方式收集,通过购买、交流、索取等方式获取,通过组织社会募捐等方式获取。利用方式则包括展示展览,专业的信息挖掘、归纳、整理与汇总等。国外大多注重发挥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研究中的作用,注重利用信息化渠道来开展地方文献相关工作,注重设立专门的基金支持地方文献研究工作,注重发挥政府和社会力量推动地方文献研究。国内方面,湖南、浙江、江苏等地方的地方文献工作经验都值得借鉴,借鉴这些经验,舟山在地方文献研究与数据库的构建中,要高起点规划地方文献工作,创新性推进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综合性的完善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以此提高地方文献工作水平。舟山地方文献工作在文献整理、舟山群岛历史文献资源目录调查与归类、地方文献收集与保护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此外,舟山市图书馆已经开始建设“舟山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但总体来看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广度与深度不够,保护与利用不够,规划与合作不够等方面。当前,舟山地方文献研究出现了数字化、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等新趋势,顺势而为舟山可以按照明确数据库需求、选择合适的软件开发商、组织数据库开发并验收、数据库上线运行的基本流程,设置登陆模块、征集模块、编码模块、查询模块、在线阅读模块、在线交流模块、编辑打印模块、安全模块等模块,明确数据库构建的总体目标,中心任务开发出更为完善的地方文献数据库。推动舟山市地方文献研究及数据库建构,舟山需要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强化文献征集,加强培训提高地方文献研究管理水平,创新手段发挥信息化管理作用,健全制度妥善解决数据库构建中的版权等问题,这样才能推动地方文献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施瑛^[8]（2014）在《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文中研究指明华南地区建筑的发展，因远离政治中心而又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区位、以及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既“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形成独特的地域风格。华南地区建筑教育的主线是自1932年由林克明先生在广东省立工专创办建筑工程学系开始，历经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国立中山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华南工学院（文革期间曾改名“广东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重建筑技术、重工程实践的建筑专业教育体系，为华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华南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整体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其研究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教育为主线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的课题，正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基础提出。本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华南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华南建筑教育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华南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华南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填补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对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现在的华南建筑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开放、融合、务实、创新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老一辈华南建筑教育家们共同的内在学术品质。在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及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特质得以充分体现。华南建筑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基于华南亚热带气候特点、强调基础训练、注重理性分析、重视功能和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实践的教学思想，初步建立起以学为主，学、研、产“三结合”的建筑人才培养模式，为华南建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田晓伟^[9]（2014）在《找寻失落的“蜀庠楷模” ——重庆聚奎学校变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校变革深受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影响,是教育改革的缩影与体现,也是教育发展的载体与构件。学校变革的生命历程中,既有着属于自我个体的独特经历,也有着学校和教育系统的群体回忆。在惯看了教育改革激昂澎湃的宏大场面后,再来细品历史大舞台下学校小角色的个中滋味,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理解教育改革发展和社会转型是非常有益的。自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开始现代化转型以来,教育亦跟从着社会脚步走上了现代化进程。学校随着这场现代化的转型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起伏与波澜,它时而奋起直追,时而踟躇不前。学校的变革历程标注着社会变迁与转型的路径,保留着教育思想演进和教育实践改革的痕迹。时至今日,有些学校依然蕴藏着鲜活的生命力,它们好像阅历丰富思想深厚的行者,言说着个体与群体的生命体验,延续着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使命。聚奎学校便是这样一所经历了中国学校教育百年发展历史,至今仍在沉淀、思考和前行的学校。聚奎学校所在的白沙镇曾经是长江上游着名的水驿,这里行商坐贾、人文荟萃。白沙镇作为水驿兴起的时间也恰是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启动的时间。在那个社会转型、思潮涌动、文化剧变的时代,聚奎学校创办并发展出一段办学的佳话,铸就了不巧的教育篇章。学校自1880年由聚奎义塾改建为聚奎书院开始,开启了这一百余年的变革历程。聚奎书院的筹建缘于传统观念中重教化兴文风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加之白沙水驿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和白沙民众有了良好的教育互动,特别是士绅阶层更是不遗余力促成建院大计。因此,这所学校也深深烙印了士绅家族的荣耀和思想。在国力式微求变图强的思想潮流下,在革命兴起国体变革的社会大势中,学校也迎来了重要转折。1905年,聚奎书院改制为聚奎学堂。1912年,又从聚奎学堂改制为聚奎学校。此时聚奎学校办学已经不仅是制度上的转向,其内在的文化和思想也愈加开放。学校对待新文化和新思想从态度转化为了现实的行动,旧式的教育活动逐步向新教育靠拢。在这期间,学校经历了内部治理制度的重大变革。围绕校产收益和校长人选的争夺,各方势力纷纷开展院外活动,政府、军队、士绅、校友、师生等都在仲张各自的利益。在几经博弈之后,学校于1925年确立了董事会制度作为最终的内部治理制度,平衡了各方利益,平息了各种纷争,让学校走上了专心育人的办学道路,也开创了一段学校办学的佳话。改制以后的学校经营有方,在办学经费、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上均实现了很大突破。由于当时学校背后的邓氏家族有着开明的文化态度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学校吸引了很多名人名师到校任教和讲学。一时间,聚奎学校规模空前扩大,师生当中人才济济,办学成就斐然,获得了社会好评与政府鼓励。教育部和四川省先后多次嘉奖其办学成就,学校也因此获得了四川名校“蜀庠楷模”的嘉誉。学校在达到办学成就的鼎盛之后,受国家内乱的波及而逐渐走向衰颓。学校在1953年被新的国家政府接管,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在被新政府接管的初期,学校处于不断的混乱和调整之中,学校的办学思想被生硬地嫁接上了苏联理念,课程设置也随时在摇摆和变化。这种情况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学校教育活动深受其害,陷入了低谷,更是一度停办。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到来之后,学校也慢慢从低谷中开始复苏,并逐步努力恢复蜀庠楷模的昔日光景。如同这个时代的其他学校一样,聚奎学校也在摸索着办学活动的规律,找寻教书育人的良方。然而,我们仍旧看到这样的找寻还处在一种迷茫之中,学校变革中的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控制仍旧痕迹明显。同时,学校又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转型中进入到了一个价值迷失急功近利的状态。对于回答“如何办好学校”这样的提问,聚奎学校的百年变革历程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答案。我们回溯聚奎学校的百年办学历史,可以评价其办学成就的取得来自于外界的参与,来自于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文化修炼,来自于一种综合的有利。但是要确切回答聚奎学校为何取得如此成就,却始终觉得答案看似清晰却无论如何表述都觉得辞不达意。直至今日,我们仍在对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更加关注,而没有真正走入一所学校变革的生境。于是对待学校变革发展的问题缺乏系统理解,也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聚奎学校从诞生之日起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校变革的缩影,对聚奎学校的解剖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一条学校变革的理路。聚奎学校是千百万中国学校的代表,这些学校面对社会浪潮、教育改革和文化转型在积极地寻求变革。我们仍旧看到这些变革还没有完全经受住合理性的拷问,仍旧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政治意志的延伸,仍旧在扭扞作态的摆出各种文化架势。学校今天正日益成为人们抱怨的对象,学校的变革也日益让学校本身不知所措。循迹聚奎学校的办学历史,沿着理论求索的轨迹,我们可以为今天的学校变革提出些思考和建议。今天的学校变革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必要的改进：首先,要善于从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汲取正向的能量。学校变革既能对社会变迁做出积极的回应,同时又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需要建立学校变革的稳定内核,这个内核包括了思想观念、文化传承和学校章程等。稳定的内核能有有效屏蔽那些对学校变革有负面作用的外在影响,保持学校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要把学校制度变迁引导到诱致性变迁的路上。实现学校变革当中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需要变革的利益相关者们实质的参与变革过程,要经过多回合、多轮次的利益博弈活动,并最终形成多元均衡的博弈结果。第三,要在形而上下中生成学校文化。学校文化既要有形而上的意识和理念,又要把这种意识理念附着于形而下的方法与器物之上,在形而上下中生成和发展学校文化。

陈元^[10]（2012）在《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大学研究院所不仅是我国近现代科研体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机构,而且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构。它们是在我国移植西方大学制度以及争取学术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创建与发展的。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我国现代学术研究摆脱殖民化并逐步走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学位制度、学科建设、教研结合和学术独立的一个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深受我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功能的变化,引发了大学学术研究与交流方式的转变,为大学培养了人才并创新了人才的培养模式,加速了大学学位与学术的独立进程。现将本文大体结构分述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缘由,并对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研究范围,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阐释了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本研究的可能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及初创过程。分析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实是探寻大学研究院所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动因,主要从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书院学术精神的传承、大学学术独立的寻求以及学术研究方式转变的需求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由于对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肇始年代至今仍存有一些模糊说法,故就其肇始年代进行了考证辨疑；同时由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历了一个由试办、改组到正式创办的探索过程,并为其它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提供了模式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对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大国学门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及发展概况。第一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变迁,分别以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和1946年《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的颁布为界点,将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演变史分为1902-1934年、1934-1946年和1946-1949三个阶段,梳理在此三个时间段里,国家层面上大学研究院所的制度与职能变化情况,并分析其制度变迁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第二节是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概况,分别介绍了1917-1934年、1935-1946年和1947-1949年三个时间段里大学研究院所发展规模的变化,并分析其地域分布、学科分布等特征。第四部分为第三章。主要探讨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此部分以7所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为例,具体分析了各校研究院所的隶属关系、组织架构、人事管理、经费来源等方面的内容,以此反映当时的总体状况。由于当时大学的特种研究所是独立研究机构,并不开展研究生教育,其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也有特殊性,故而将此类特种研究所的分析穿插于各校之中,以利于与其他院校研究院所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为第四章。主要介绍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情况。第一节分析当时全国高校学术研究的总体概况,以此折射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情况。第二节具体介绍了7校研究院所的学术研究工作,包括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方式、成就等。特种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情况亦穿插其中。第三节仍以7校为例,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情况,包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学术考察等。第六部分为第五章。主要介绍了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情况。首先分析了全国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变迁、发展规模、学科分布和公私性质等特征。接着用二、三两节分别具体讨论了7校研究院所的研究生招考和研究生培养两方面的情况。通过7所大学的比较,可以分析比较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研究院所在招生和培养方面的异同,从而反映出当时的总体状况。第七部分为结语。主要对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所作出的贡献进行总体性描述,并对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归纳,而后结合当今大学研究院所的实际情况,提出个人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二、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华东卫生经济研究协作会第18次学术年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华东卫生经济研究协作会第18次学术年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管理 ——基于江苏省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朱兆良与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舟山市地方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8）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论文提纲范文）

（9）找寻失落的“蜀庠楷模” ——重庆聚奎学校变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华东卫生经济研究协作会第18次学术年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体育表演的发展路径研究[D]. 周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高等学校时代新人培育研究[D]. 罗雄. 湘潭大学, 2020
• [3]中国百年大学教育遗产资源的管理 ——基于江苏省的考察[D]. 瞿锦秀. 苏州大学, 2020(06)
• [4]朱兆良与中国现代植物营养学研究[D]. 慕亚芹.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5]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6]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D]. 蔡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
• [7]舟山市地方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构想[D]. 黄洁清. 浙江海洋学院, 2015(09)
• [8]华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研究（1932-1966）[D]. 施瑛.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1)
• [9]找寻失落的“蜀庠楷模” ——重庆聚奎学校变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D]. 田晓伟. 西南大学, 2014(10)
• [10]民国时期我国大学研究院所研究[D]. 陈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1)

标签：经济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创新原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