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物》2004年第1-6号总目录索引

一、《中原文物》2004年第1—6期总目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乔玉蕊^[1]（2021）在《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衣与僧衣信仰研究》文中指出佛衣、僧衣是佛及佛弟子为区分佛与外道而制成的衣物。针对不同身份,冠以不同称谓。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进程,佛衣与僧衣深受汉地服饰、少数民族服饰风格影响,其表现形式、着衣法式在不同朝代各具特色,这一点尤其在各代造像风格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当然,这一系列特征的表现与功用,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造像、以及出土文书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敦煌莫高窟唐五代时期的洞窟壁画、造像以及发现的绢画等,均有关于佛衣和僧衣形象、形制的描绘;藏经洞发现的许多修功德窟赞文、斋会文、发愿文等,亦有关于佛衣供养的功德记文献记载。由此大概可以将此类相关资料分为以造窟塑像类活动所形成的图像类供养内容,以及以斋会、灵验故事等流传文本所体现的文献类供养与信仰内容。本文主要从佛衣与僧衣概念辨析、敦煌家窟的造像与佛衣供养、敦煌寺院的佛衣斋会活动、“唱衣”活动以及佛衣灵验相关内容作为切入点,论述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衣与僧衣信仰。一方面展现了唐五代佛教与敦煌社会生活的相互融合;另一方面通过佛衣与僧衣信仰的研究管窥敦煌地区佛教发展的特点,以及唐五代敦煌地区独特的寺院经济发展模式。总体而言,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衣僧衣信仰渗透于敦煌地区的佛教活动及世俗信仰中,反映出唐五代寺院经济结构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

余明辉^[2]（2020）在《西周都邑考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周都邑在中国古代都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且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其中的郑地史地问题、（?）京地望问题、周地地望问题、丰邑相关问题、镐京称谓问题等五大关联性极强的疑难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全面吸收先哲时贤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史源学理论、同铭排斥法、出土地考察法、三重证据法、多学科交叉结合研究法等理论和方法,对以上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理顺相关纠葛的同时,对各大疑谜作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观点如下:公亶父迁岐并非“仁政”之举,而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王季宅程”为历史事实,程之地望或在渭北安陵。文王亦曾久居程地,后徙都丰邑。丰、（?）、（?）是三个不同的字。“丰”为周人后创之字,作地名时专指文王丰邑。“（?）”是在“丰”的基础上造的新字,专用于“（?）”一词。丰京遗址是文王丰邑的核心区。鄠县灵台就是文王灵台。灵台及其附近的西周遗存具有苑囿性质,虽地处丰邑之郊,但仍是丰邑的重要组成部分。武王都镐后,丰邑逐渐由丰侯封地转变为不同族姓贵族的共同居邑。“丰京”一词源于清代,“丰京”的滥用极易引发我们对西周丰邑性质的误读。镐京本作蒿京,本义为郊区高地,即丰邑之郊区高地。成王亲政第五年,蒿京始称宗周。“京”为周人方言,是故武王之都虽获“宗周”新称,但并未废弃“蒿京”旧名。宗周为镐京专名,他邑不得称宗周。“丰镐相去二十五里”实际上指的是镐池与灵台间相距二十五里。西周金文中的“周”地位于岐周,“周”地拥有西周王室最为重要的宗庙建筑群,即“康宫建筑群”。以吴虎鼎铭为据,可以推断“（?）”地亦位于岐周。西周之郑（奠）位于凤翔雍城一带,拥有与丰邑、“周”地相似的城市结构;桓公始封之郑就位于此。京兆之郑县、汉中之南郑皆因两周之际郑人迁徙而得名,《穆天子传》中的“南郑”则属于虚构的地名。《竹书纪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是魏国史官对穆王在郑地活动的客观总结,与穆王以下西周诸王无关。

高元宦^[3]（2020）在《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历史久远,文化资源丰富,碑刻即是历史留给山西的宝贵资源。山西历代流传碑刻众多,且多丰碑巨碣。北宋时,山西成为重要的文化重镇和经济强路,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存留大量重要碑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山西北宋碑刻存目962通,现存197通,这些碑刻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为我们研究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山西古代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以山西北宋碑刻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意在考察山西北宋碑刻的总体情况及探究山西北宋碑刻的特点、内容与价值,为进一步呼吁重视碑刻、保护碑刻打下基础。本文的主要内容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山西碑刻的产生与发展。首先追述山西的历史地理沿革,进而分析山西碑刻产生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探究山西碑刻发展的条件,并对北宋以前山西碑刻的发展情况进行阐述。第二部分是整理与概述山西北宋碑刻的总体情况,分两节阐述。第一节主要分析北宋山西的社会环境并对山西北宋碑刻的存留状况进行叙述;第二节则着重对山西北宋碑刻进行综合考察,包括山西现存碑刻的统计、碑刻的年代分布及特点、碑刻的地域分布及特点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把握山西北宋碑刻的数量、分布及特点情况,为进一步研究其内容做铺垫。第三部分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和重点,即对山西北宋碑刻的内容进行探讨。首先根据碑刻的性质与内容,将山西北宋碑刻分为记事述颂、哀悼纪念、寺观庙宇、题名题记、其他等五大类,针对每一类碑刻都相应举例说明,简述其内容。其次则是挑选3通具有代表性的北宋碑刻对其进行碑文释读、内容解读等深层次的剖析,既而努力将碑刻所蕴藏的深层次内容挖掘出来。第四部分是探讨山西北宋碑刻的价值与保护。因山西北宋碑刻内容丰富,包含乡规民约、典章制度、诗歌散文、歌功颂德等,是集历史、文化、书法、雕刻等多重价值于一体的重要文献资料,对研究山西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因这些碑刻留存数量较少,许多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正加速减少甚至消失,因此,要想让它们能够长久保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保护。

狄蕊红^[4]（2020）在《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宣宗时宰相裴休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与澄观、宗密、沩山灵佑、黄檗希运等高僧交往甚深,对他们着述的传播和历史地位的确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参与了佛教典籍的撰写和理论的建设,留下了数万字着述。裴休所处的中晚唐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由理论佛教转向民俗佛教的关键时期,他既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能干预皇权对佛教的决策,也是中国古代知识文化之精英,能深入领悟佛教义理。裴休的仕履变迁、家世背景、学佛历程、高僧交往、三教思想、信仰理路等,既体现了中晚唐士大夫的命运轨迹及其文化渊源,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与文化、佛教与儒道、生活与信仰的密切关系及其基本走向。在中晚唐的佛教发展史中,裴休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对这一时期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对裴休学界仍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政治仕途与佛教信仰作为裴休生命的两条主线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本文对裴休的研究也以这两个主干展开。第一章首先考证裴休的生平仕履和着述,力图穷尽史料,在繁杂琐碎的中晚唐史料中还原裴休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作品,依据现有史料将他一生划分为入仕前的少年苦读期、初入仕途的探索积淀期、三临藩镇的地方长官期、宰辅朝中的政治巅峰期和垂暮晚年的罢相归隐期,这五个时期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与佛教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裴休所留下的着述众多,但也因为史料的混乱而真假难辨,经过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已知裴休撰写诗歌、碑文、文论、奏疏等近三万字,绝大部分与佛教相关,这些诗文也得益于佛教传播而存世。第二章研究裴休的家世及其家世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裴休的佛教信仰是少年时期受家庭成员信仰的直接影响而形成,成年后家庭对其佛教信仰的影响仍然存在,他与裴氏其他成员延续了父亲裴肃搭建的佛教交往关系,官宦家族与地方佛教世代相继的交往促进了地方佛教的发展。第三章围绕裴休与高僧的交往展开,在裴休的不同政治阶段,与高僧的交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前半生的中低层官员阶段多交往京师高僧,以研学佛理、撰写文论为主,后半生的高层官员阶段多交往地方禅僧,以助建寺院、阐扬佛法为主,他与高僧的交往对传播弘扬高僧佛学理论和促进禅宗地方传法中心在会昌法难后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裴休的三教同道思想,在中晚唐儒释道三教思想融合的背景下,裴休提出了独特的三教同道思想,裴休自幼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在与高僧交往中不断研学佛理,他以儒释为主干兼摄道家思想,将儒释道三教圣人品格融合,以佛教心性哲学作为三教之道的核心、济世作为道之功用,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第五章力图探讨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架构与佛教实践,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过程与他仕途变迁密切相关,信仰的结构和内在超越的逻辑架构也与他的政治身份有密切联系,裴休晚年舍宅为寺事件是他佛教信仰实践中的最后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为中心考察中晚唐士大夫群体舍宅为寺行为背后的心理、政治、经济、信仰等综合性原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中国寺院文化产生的影响。政治理想与精神解脱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直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裴休实现了信仰实践的便利性与哲学理论的深度的兼顾、实现了政府宗教管理与个人信仰并举,完成了自性觉悟与儒家伦理对接,同时也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佛教中国化、三教思想融合、儒释关系、政教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巩忠杰^[5]（2020）在《周易筮法研究史》文中提出《周易》本是占筮之书,筮法研究是易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易学史主要是一部哲学发展史,具体而言,是一部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对立统一的发展史。“占筮”始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是象数、义理之间微妙的契合点。筮法作为占筮的核心要素,其相关研究历史悠久、内容广博、成就斐然,然迄今尚无专书、专文对此进行整理与研究。本文对古今《周易》筮法之研究史予以系统论述,拟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正文主要有四章内容:导论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选题缘起、研究综述以及思路方法,重点在於对三《易》、《周易》经传以及筮法进行综述,是为正文研究的背景与基础。第一章论述西汉迄隋唐之易筮研究史。西汉时期为本章重点,核心的讨论对象为孟喜、焦延寿、京房祖师徒三人所创筮法。东汉迄唐之间,重点研究了孔颖达对大衍筮法的总结。第二章论述两宋迄清末之易筮研究史。自宋以後,学界对大衍筮法的研究步入正轨,其成卦法与变占法成为《周易》筮法研究的核心课题。南宋为古代易筮研究的黄金时期,是本章重点论述对象,元明清时期的研究均为其余绪。第三章论述百十年来之易筮研究史。清末以来,世局大变,易筮研究也逐渐进入新型阶段。基於传统文献的研究屡见新说,用数学剖析大衍筮法的研究一度成为热潮,近四十年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数字卦）则为易筮研究带来了新课题、新希望,一时之间,成为显学。

黄志明^[6]（2020）在《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造像记是集史学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与宗教价值等多重价值於一体的一类石刻文献。“像”即造像者所信仰的对象,造像记就是记录造像活动的文字,一般包括题记和题名。中国古代造像记可以追溯到两汉之际,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国内佛教造像活动随之产生,後又与本土宗教结合,出现道教造像。纵观造像记发展历史,北朝时期最为兴盛,上至天潢贵胄,下至黎民众生,造像之风,长盛不衰。然而,造像记的整理长期不被重视。在清代乾嘉时期之前,金石学家对造像记的关注集中在书法艺术价值。与儒家经义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不同的是佛教注重修行与轮回,且造像多为民间信仰活动,因此,为儒生所不齿。即便乾嘉之後,造像记的整理与研究热度也不及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至今依然如此。诸家对北朝尤其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的造像记整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收录的造像记数量不全面,未能全部收录;二是所着录的书目不系统,未能全部标注造像记研究的相关信息。有鉴於此,本文系统搜集整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造像记,着力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的绪论部分介绍研究范畴和选题意义,着重分析目前造像记整理存在的问题。论文主体则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阐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着录源流述略。分别从目录着录、图版着录、释文着录及题跋着录四个角度展开论述。下编则是前人的基础上,对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所见的造像记进行全面整理,并编撰成造像记目录索引,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北朝无纪年造像记五个部分。

李爽^[7]（2020）在《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石刻文献研究的日益深入,造像记作为石刻文献的一部分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北魏时期的造像记以其自身的独特风格在各时期的造像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界对於北魏造像记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基本上处於初始阶段,尤其是在基础史料整理方面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为目前可见的北魏造像记史料编纂了简明目录,以填充北魏造像记目录的空白,同时也便於日後对北魏造像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以北魏造像记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目录、图录、文本、研究、地理位置等五个方向,对其在各类着作中的着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以时间为序,标明年号,无纪年的造像记附载文末,以供考订。所涉及到的书籍和期刊一律使用简称,以便检索。截止二〇二〇年,本文共收录北魏造像记1488篇,其中有纪年造像记为1242篇,无纪年造像记为246篇。

林竹^[8]（2020）在《伯（?）墓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伯（?）墓铜器铭文为研究对象,涉及与铭文内容相关的拓本种类、年代研究、铭文集释、器物流传和疑难字词考证等方面,铭文集释部分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第一章从研究目标、研究意义、论文结构三个方面阐释了对本文的撰写理由及思路;第二章简要概述伯（?）墓铜器的出土情况,侧重对伯（?）墓铜器拓本及器形图片的收集与梳理;第三章以时间为轴,纵向梳理出铭文的考释简史和年代研究简史;第四章的铭文集释分为凡例、释文和集释三部分,汇集众说并给出按断;最後一章对伯（?）墓铜器器主（?）与其他相关铜器器主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并对（?）簋铭文中“（?）”的地望进行分析,同时针对一个疑难字形“（?）”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

杨鹏举^[9]（2020）在《“二十四孝”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四孝”是我国古代尽孝典型人物的故事集合,自汉朝萌芽,流传了两千余年,传播范围较广,呈现载体基本囊括了我国大部分的艺术形式,受众涵盖各个阶层,可谓是广远流长。本文以“二十四孝”的传播演变过程为中心,旨在探讨其在我国古代流行的原因与民众接受情况。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二十四孝”的发展脉络。依据其孝子数量、载体形式、受众规模等,大致可分为萌芽时期、发展初期、发展后期、定型时期和再发展时期五个阶段。汉朝时期已经有人收集汇总孝子故事来促进“孝”思想的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孝子孝行故事的载体形式与受众数量进一步增加扩大,在士大夫阶层广泛传播;在现存史料中,隋唐是“二十四孝”这一词汇最早出现的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所呈现的艺术形式更加通俗多样,广泛流行;宋元时期“二十四孝”的孝子孝行体系最终形成;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广泛吸收“二十四孝”中的孝行故事,在各个阶层广泛流行。第二章旨在从传播主体的层面,阐释各个阶层对“二十四孝”的态度与接受情况。文化精英阶层对于“二十四孝”的看法是矛盾的,既对其能够彰显“孝”思想文化予以褒奖,又对其部分内容粗制滥造、不合情理嗤之以鼻。民间大众更加注重“二十四孝”故事的娱人性功能的追求,经由民间改造的孝行故事版本,人物情节、孝感元素更加丰富。第三章通过“二十四孝”部分文本内容及其受众、创作者的分析,探究“二十四孝”广泛流行的原因。“二十四孝”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甚至远播海外,与其符合“常人”欣赏的艺术特点有关,内容贴近民众生活且超于民众生活,故事或曲折生动,丰富热烈,或简洁明了,便于记忆,符合民众追求现世实利和美好生活的欲求。此外,“二十四孝”的相关内容的创作和再创作者迎合社会需求,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既有助于“孝”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又使故事能与民众产生共鸣。最后,官府的推动也对其流行与传播很有助力。第四章对古今版本的“二十四孝”进行对比,考察其在现代生活的流行情况与原因。今版“二十四孝”假借了旧版“二十四孝”的虚壳,对旧版中不符常理的极端孝行予以扬弃,更加注重可行性。

李明奎^[10]（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研究说明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二、《中原文物》2004年第1—6期总目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原文物》2004年第1—6期总目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衣与僧衣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周都邑考疑（论文提纲范文）

（3）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周易筮法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6）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伯（?）墓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二十四孝”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原文物》2004年第1—6期总目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衣与僧衣信仰研究[D]. 乔玉蕊. 兰州大学, 2021(02)
• [2]西周都邑考疑[D]. 余明辉. 河南大学, 2020(02)
• [3]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D]. 高元宦. 河北大学, 2020(08)
• [4]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D]. 狄蕊红. 西北大学, 2020(07)
• [5]周易筮法研究史[D]. 巩忠杰. 南京大学, 2020(02)
• [6]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整理与研究[D]. 黄志明. 吉林大学, 2020(08)
• [7]北魏造像记整理与研究[D]. 李爽. 吉林大学, 2020(08)
• [8]伯（?）墓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D]. 林竹.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9]“二十四孝”传播研究[D]. 杨鹏举.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标签：裴休论文;  二十四孝图论文;  佛教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