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元结构与中国乡村城市化模式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胡石海[1]（2020）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边缘区转型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 ——以当涂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城市在增量发展背景下快速蔓延与扩张,加速了城乡之间的发展矛盾,与新发展理念相违背,亟需控制与转型。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也为城乡关系的变迁指明了方向。而城市边缘区作为城乡要素彼此渗透的区域,在人口与用地、产业与经济、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呈现出城乡二元特性,已成为当前城镇化进程最活跃、城乡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管理较为忽视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实践的战略地区,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关于我国城市边缘地区的研究日趋增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边缘区空间演变、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大都是在增量发展背景下进行的,对新发展理念下的城市边缘区发展缺乏系统探索;在研究对象方面,多数学者主要集中在有城市战略支撑的产业区和新城区,以典型的大城市边缘区为主,而对于城市化进程活跃、城乡发展问题突出的中小城市边缘区则缺乏相关研究。本文以中小城市边缘区为研究对象,以边缘区转型机制与发展模式为研究重点,探讨了中小城市边缘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转型发展。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与理论研究,对城市边缘区与郊区、城乡结合部、城乡交错区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区分,对与城市边缘区发展相关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基本阐述,为中小城市边缘区的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在总结已有边缘区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基于POI数据确定了本文城市边缘区的范围划分方法;第二部分为演化机制与特征问题,重点阐述了我国中小城市边缘区的历史发展和空间演化过程,把边缘区的空间演化分为农耕文明阶段、工业文化阶段和生态文明阶段,从城市内部与外部两个层面揭示了边缘区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总结了中小城市边缘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及与大城市边缘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并通过分析现阶段边缘区的发展问题,论证其转型发展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为模式创新与路径探索,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从边缘区发展新动力出发,分析了中小城市边缘区转型发展的逻辑关系,并结合城乡发展的新要求与城市边缘区的新内涵,构建了中小城市边缘区的转型发展模式,同时从产业、空间、社会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小城市边缘区的转型发展路径;第四部分为转型实践研究,把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当涂县,结合项目实践成果,对当涂县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化与现状情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判断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当涂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新环境和转型新机制,进而提出了当涂城市边缘区转型发展的新模式与新路径。
刘卫平[2]（2020）在《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史,小农经济模式下的传统乡村聚落基本延续着其乡土性,即乡村聚落紧紧依附于特定地域范围的土地空间,并逐渐发展为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内生型封闭共同体。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乡村聚落演变日益加速,并逐渐成为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土地利用转型等研究领域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日益繁荣,乡村地域系统陷入人口、土地、产业和治理等要素全面衰退的境况。近年来,土地集约利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需求构成了农村聚落从分散到相对集聚的农村社区化过程的直接动力。在“人本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导向下,农村社区建设势必朝着系统化和内涵式的方向发展。然而,诸多自上而下的实践凸显了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功利化倾向、功能定位模糊、机械式整合和政策机制不匹配、规划理论薄弱等问题。鉴于中国乡村的地域差异,农村社区的发展需以全面认识区域传统聚落特征及转型的客观规律为基础,从而制定适宜的规划策略和政策机制。借助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成渝地区通过农村政策创新推动了广泛的农村聚落整治实践,大量分散的聚落被整合为相对集聚的农村社区。典型的地域特色、优越的政策资源以及广泛的实践使四川盆地成为研究新时期乡村聚落转型的理想试验场。目前国内关于乡村聚落格局及其演变的研究仍侧重物理和经济功能层面,而对聚落的人文社会内涵的认识不足,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仍有待加强。主流的研究认为,地形地貌、耕地破碎以及改革开放后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是导致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传统农村聚落呈现高度分散格局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以乡村聚落由“散”到“聚”的空间转型为切入点,结合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当今城乡发展战略,试图从社会文化视角揭示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传统农村聚落高度分散性的根源,并从乡村场镇演变的视角探索农村聚落从“散”到“聚”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社区化驱动的乡村重构效应以及农村社区规划的策略。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1）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聚落的高度分散性与该区域奇高的垦殖率及血缘多样化存在显着关联,根源于清初的移民潮和土壤宜耕性引发的土地利用策略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变。按照控制变量、可比性的原则,本研究在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四川盆地平原区和江南丘陵区分别选取重庆市合川区、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和江西泰和县作为典型样区。通过对比三个区域案例村的大比例尺聚落空间特征以及三个区域共计698个抽样农民的主观认识,初步判定以姓氏表征的血缘结构与聚落形态的潜在联系;借鉴景观格局指数构建适宜的聚落分散度指标,以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比较三个区域共计431个行政村的聚落分散度;并借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识别村级和社级尺度下地形、坡度、区位、耕地资源和姓氏结构等潜在因子与聚落分散度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四川盆地两个样区的农村聚落模式均表现为高度的分散性,即“空间散布而密集”和“规模小而均匀”,而在丘陵山地地形为主导的江西省泰和县,农村聚落以“空间集聚”和“规模分异”的宗族聚落为主。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样区的农村聚落的分散度总体上均与血缘多样性和垦殖率呈显着正相关。结合历史资料和文献推断,本研究推断清政府在清初推动和引导的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移民潮——“湖广填四川”是导致四川盆地农村姓氏多样化和垦殖率攀升的关键触发事件。持续和大规模的移民潮、特定的移民政策、农作物的多样化以及宜耕的土壤条件等因素引发不同来源的人口的空间混杂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暴增。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地矛盾的加剧导致垦殖活动大幅扩张和宗法意识的加速衰退,即人地矛盾对血缘聚合力的“稀疏化”过程。换言之,大规模的移民潮和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四川盆地农村聚落转向农业功能导向的发展路径,而传统宗族聚落的形成基础日趋弱化。因此,高度散居模式源于宗族结构的松散性以及紧张的人地矛盾下的一种积极的土地利用策略。（2）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的农村社区化是在城乡二元制度下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对乡村场镇和城市转型发展的再适应过程。美国人类学家Skinner（施坚雅）在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乡村场镇的研究中发现,四川盆地乡村场镇结构与Christaller（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高度吻合,且在当地社会结构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Skinner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四川盆地乡村场镇空间有序性与农村聚落高度分散性之间的关联机制。从场镇体系的动态发展角度,农村聚落的高度分散化蕴含的是农民较强的商品化意识和开拓创业精神,有利于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户市场参与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乡村场镇的兴起。反过来,乡村场镇的繁荣有助于增强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进而刺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和密集而有序的场镇之间的互馈过程驱动了四川盆地乡村地域逐渐朝着市场偏向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在当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扰动下,这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的乡村场镇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演变。在2007至2015年间,伴随着合川城区快速扩展,乡村场镇增长的规模和空间格局均呈现出显着的分化。以乡村场镇结构演变为视角,本研究借助广义最大熵估计（GME）对合川区同时期新建的87个农村集中社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以识别农户集中居住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中级场镇可达性、公共交通服务和工业发展在推动农户聚居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基础场镇的作用并不显着。研究区的城镇体系转型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相似,而农村社区化的实施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也受制于现行的城乡二元制度。立足于中国现行制度和城乡一体化战略,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的农村集中社区规划不应脱离传统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结构,而应依靠其固有的地缘资源实现对城镇体系转型的适应性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三种农村社区化模式,即中级场镇导向、就地集中安置以及城市辐射带动模式。（3）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驱动了镇域尺度的“村-镇”体系的建立,集中安置农户的社交网络得到扩大;而经济和社区治理转型相对滞后。以合川区钱塘镇为案例,通过对该镇于2012至2015年期间新建的11个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政府人员、村干部、社区管理者和209户搬迁农户的访谈,比较了“村域拆旧建新”和“镇域农民新村”两种农村社区化模式,并对农村社区化引发的镇域、社区和农户等尺度下的空间、社会、经济和治理转型进行解析。结果表明,农村社区化带来了显着的空间和社会重构效应,“村-镇”体系得以建立,社区居民的社交网络得以扩大;而经济结构转型相对滞后,新型社区劳动力外流的趋势未能扭转,并直接导致社区治理的涣散或缺位。然而,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实践,本研究描述的农村社区化案例提供了一种通过地方民主结构来应对农村服务和基础设施挑战的途径。尽管存在经济和治理效应方面的不足,但农村社区化对于四川盆地的乡村转型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将农村社区建设有效地融入乡村振兴战略。（4）依托当地政府领导、基层自治和传统地缘关系,村域社区化推动了土地、人口、居住和社会服务等乡村发展要素的整合,但社区规划须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以合川区两个行政村（大柱村和凤寺村）的社区化案例对比为主线,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相关参与者的访谈,对村域背景、项目的由来、组织形式、方案决策、实施过程和规划结果以及政府人员、村干部、代建商和农户等参与者的反馈进行细致的考察。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大柱村采取了更大程度的集中安置方案,而在这些方面相对落后的凤寺村则采取了相对“分散”的集中安置策略。二元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大柱村,户主年龄越小,土地流转率越高,原房屋结构和交通条件较差的农户更倾向于搬迁;在凤寺村,户主年龄越小,户主外出时间越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和原房屋结构越差的农户更倾向于搬迁。抽样农户的主观反馈进一步表明,驱动农户搬迁的主要因素是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优惠的安置政策、承包地流转以及农户间固有的地缘关系;相应地,农户搬迁的障碍因子在于原住房条件较好、散居的习惯、城镇化倾向以及对传统农业的依赖。总体而言,村域社区规划是政府、村委和农户等参与者博弈的结果,受到村域基础条件、当地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以及农户适的应性决策的共同影响。案例村的集中安置策略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有效降低农村聚落的分散度、农村住房福利的供给和传统自然社会环境的持续;其局限性主要包括农户集中居住意愿总体偏低、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困难以及新社区治理的薄弱。村域集中安置策略就地整合了土地、人口、住房、公共服务和传统社会资源等要素;然而,当地政府不仅要根据当地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水平确立以农村社区为核心的系统规划,还要衡量城镇化、工业化、城乡联系等外部因素对社区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强调了社会形态与传统农村居住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当前聚落改造规划中认识传统聚落模式内在涵义的必要性。宗族研究为认识乡村聚落提供了新视角,是链接中国乡村聚落地理学和乡村社会学的重要桥梁。同时,本研究突出了四川盆地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模式在中国主流的集聚型村落模式中的独特性。四川盆地传统聚落空间体系的发展偏向以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化农业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其内在涵义是宗法意识的薄弱、社会的原子化、商品意识、个人主义和进取精神等。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驱动下,散居农户的集聚化过程折射出四川盆地传统乡村场镇结构的转型。然而,在城乡二元制度和丘陵山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农村聚落的集聚化过程难以完全摆脱原有中心地体系的发展路径,而是表现为一种对城镇转型发展的适应过程。从四川盆地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来看,当前的农村社区化过程可视为大移民初期人口剧增以及场镇大量增殖的逆过程。新型农村社区面临的实际挑战主要体现在经济潜力和社区治理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当地政府、基层组织和农户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的相互协作,并依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水平做出适宜的规划策略。本研究弥补了当前乡村聚落研究对特定地域社会结构关注的不足,为未来农村社区的规划和发展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杨伟荣[3]（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吕付华[4]（2015）在《昆明彝族撒梅人村落城市化研究》文中提出
折晓叶,艾云[5]（2014）在《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余年为背景,以城乡关系转型得以实现的制度路径为线索,描述和分析了前人关于城乡关系演变的种种研究路径。文章的分析重点是城乡关系演变各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理论和现实提出的新的研究需求。文章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城乡关系变迁的制度研究取向的分析框架,包括基层与上层、乡村与城市、权力与市场等诸种二元互动和博弈的复杂过程。这一分析框架从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角度,对"机会结构"、"互动机制"和"行动策略"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探讨,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研究议题和分析概念。
李沺[6]（2014）在《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空间研究 ——基于Z村的社会生活》文中研究说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研究城镇化问题的角度从工业化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地区的转变赋予了农村社区特殊的意义。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的洗礼中,抵制与适应、成效和代价并存,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图景,这种回应同时对历经演化和变迁的乡村社会作出反馈。当前我国存在乡村经济发展乏力、从业人口老化、生态危机严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在村镇建设方面尤其缺乏对乡村特点的把握和对乡土文化尊重与延续；在社会治理方面,自上而下的建设管理模式不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自治传统和村镇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缺乏对村镇发展特点的规划理论和技术。而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仍旧处于认识阶段和实践探索阶段。农村建设囿于规划的工程性特征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往往偏重于对农村社区物质空间改造,缺少对社会空间的研究。而在乡村结构转型背景下,农村社区已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呈现出具有内部二元性的“城乡连续谱”的空间样态。基于现有半城市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总结以及相关社会学理论基础,本文试图以南京市江宁区周村社区为实证对象,展开大城市近郊农村社区的这一典型二元社区的社会空间研究。研究从整体社会样态和个体行为空间两个方面展开实证分析,确定以周村为典型的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具备这一显着特征,并认为过渡性的二元社区是迂回城镇化模式下的不可逆选择。整体社会样态特征研究部分首先分析了二元规制的社会“嵌入”现象,其次通过居住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呈现出非正规性和边缘化的社会空间静态特征和潮汐行和游移性的社会空间动态特征。乡村社区的生活、生产空间嵌入城市体系中,农村社会整体呈现出参与人群多元分化、地点多级分化的非正规性的组织逻辑和规范系统,相对于城市居民乡村社区居民呈现日益边缘化的倾向。潮汐性和游移性的社会空间动态特征则表现为长期的规模城乡通勤者的存在以及农村社区的职住分离下的社会群体复杂化和流动性。个体行为空间特征研究部分在“城市性”行为生活方式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依据沃思的经典的“城市性”分析模型展开了行为、意识、结构三个层次的社区行为空间特征分析,归纳总结出个体行为空间具有二元性和流变性特征。“城市性”只停留在城市生活营生的需要,而乡土文化和习性依旧发挥着路径依赖作用。通过整体与个体分析,基于“城乡连续谱”的空间验证,界定在制度、经济和社会的作用下,乡村空间结构呈现出嵌入城市体系的社会空间特征,即“家庭——家族——城市空间”向“家庭——社区——城市空间”的准“城市性”嵌套结构的嬗变过程。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呈现出乡土性与城市性重叠、领域感与开放性互构的二元特性。乡土性与城市性在二元社区的内部空间中相互依赖作用而得以固化,增加的社区社会的开放性程度的同时,社区社会的领域感也逐渐增强。并得出三点研究启示：第一,城市性的提升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其次,乡土性的延续是维持城乡和谐稳定的重要线索。第三,社区建设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的空间策略包括提出设施和服务均等化、产业服务功能化和居住环境品质化是引导城市性的三大空间策略；乡土性则可通过经济生产在地化、特色风貌原生态化和农民群体主体化三大路径得以重塑。社区的再造则可通过合理布局居住空间、塑造公共空间和加强建设社区自组织的管理模式得以实现。
唐琪[7]（2013）在《一致与冲突：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题域中，信任与市民社会作为两个研究的主题成为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主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信任与市民社会只是分别作为研究命题吸引着社会科学家。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市民社会在西方的复兴，为信任与市民社会关系探讨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无论信任还是市民社会都与人密切相关，信任本质上归结为人的信任，而市民社会则本质上归结为人对良善社会秩序的追求。人们总是希望生活在良善的社会秩序之中，良善的社会秩序不仅仅能带来人的行为的确定性，同时人与人之间不是遵守霍布斯的丛林法则，而是信任的逻辑贯穿始终。当人们对某个事物需求迫切之时，恰恰是最缺乏。社会发展的悖论以及信任危机的全球化，使得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不确定性带来的复杂性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存与生活，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信任的重要作用就更加凸显出来，同时，市民社会作为良善秩序的凭借，在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市民社会也完全丧失掉了自主性，需要重建市民社会来达致良善的社会秩序。信任与市民社会在这里开始的联结。信任与市民社会的联结揭示了信任与市民社会之于社会的横断面的意义。并没有揭示信任与市民社会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关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信任与市民社会结构都随之发生变化，信任与市民社会结构变迁在纵向的历史面向中其如何发生关联？信任类型是如何生发出来的？市民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本质的结构性特征是如何规制的？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联系如何？等等这些命题构成了研究起点。本文建构一个分析性框架，从历史的视角来对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关系进行阐释。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认识、分析和解释社会，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三元结构成为经典的分析框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从不同的面向来探讨社会变迁。本文以社会变迁的经典性分析框架和两种经典社会变迁理论为基础，建构一个分析框架，展开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绪论主要提出了选题的背景以及选题的重要意义，并且对信任变迁、市民社会变迁以及信任与市民社会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为理论框架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信任变迁与市民社会结构变迁：概念、理论与框架”。首先，明确信任变迁的逻辑前提在于社会变迁，社会变迁分为广义的社会变迁和狭义的社会变迁，结构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构成了社会变迁的两种经典理论，并且明确信任变迁的实质是指信任结构变迁，随着社会变迁，信任经历了特殊信任——普遍信任——制度信任的变迁过程。市民社会结构包括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历史维度中，市民社会结构经历了古典市民社会结构——现代市民社会结构——当代市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结构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为基础构建起来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框架，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变迁既有着统一的一面，也存在着分裂。统一体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分裂体现社会秩序的发展。第三部分，“特殊信任与古典市民社会结构”。首先，明确特殊信任是人类社会信任类型的首属形态，提出特殊信任的生发机理和特殊特质。其次，从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个维度来规制古典市民社会结构。再次，分析特殊信任与古典市民社会结构统一的原因以及分裂的趋势和过程。第四部分，“普遍信任与现代市民社会结构”。这一部分沿着特殊信任与古典市民社会结构分裂提出需要新的信任类型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普遍信任兴起的背景的原因进行的了分析，并且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四个维度对普遍信任进行了阐释；其次，提出现代市民社会结构主要具有经济内涵，经济社会与市场社会构成其本质属性。分析普遍信任与现代市民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现代市民社会结构也经历了经济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过渡，如果说经济社会与普遍信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当现代市民社会结构转向市场社会时，反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现代市民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就开始演变成为维护特殊利益的保守性，普遍利益极易发生逆转，变成维护利益集团的特殊信任。特别是当国家与社会交织在一起，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风险要求新的信任基础以及重建市民社会。第五部分，“制度信任与当代市民社会结构”。这一部分分析制度信任兴起的背景及其特征，当代市民社会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迁，文化本质揭示当代市民社会结构的共性。当代市民社会结构承认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基础上，对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反思提出国家、市场、市民社会三元结构，并在统一与分裂的框架中揭示了制度信任与当代市民社会结构的关系。第六部分，“结论”。这一部分总结本项研究的基本观点。
戚晓明[8]（2008）在《国内外乡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对乡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涉及到乡村城市化的界定、人口流动、区域发展等多方面的知识。本文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将乡村城市化理论梳理为国外的包括结构理论、区位理论等在内的基础理论和国内的乡村城镇化、现代村庄建设等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证理论。
李军[9]（2008）在《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依然存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突出的表现为,在中国农村集中了四大“强位弱势”群体。再次之,就是与之相关联的金融问题。而在中国,此类金融问题实际上是指农村金融问题。因为与农村金融相对的城市金融或现代金融从诞生那天起就相对地更直接与国际接轨,比较而言存在的问题不像农村金融那样历史悠久而导致越发的错综复杂。那么,汇集了“三农”问题和金融问题于一身的农村金融越发显得问题叠加、困难重重。事实上,无论是从供给切入还是从需求切入,甚至于从供需失衡切入,在中国对农村金融问题存在的理论判断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分歧在于对解决之路的探寻。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提高效率,使问题的解决相对容易地找到科学路径,至少不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而良好的制度安排建立在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充分了解及对其中规律的研究之上。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框架,为经济研究另辟蹊径,也为研究金融问题提供了借鉴。所以,解决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视角很自然的就专注于农村金融制度上。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过程的研究,从中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历史沿革在客观上形成了农村商业性金融、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村合作性金融组成的“三元结构”是一个显性的特点,所以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姑且称之为“三元结构”制度。无独有偶,通过对国外主要国家农村金融制度的比较研究发现,无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发展中国家,其农村金融制度大体一致的呈现出“三元结构”的特点。这也许是巧合,但是基本说明了有效率的农村金融制度应该是或基本是“三元”构成的。实际上真正追溯起来,中国农村金融的“三元结构”是具有历史前因的。这个问题的暗示,事实上已有两千多年了。汤因比曾云:处于土地贫瘠的黄河流域的汉族比两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民族生存更难。由此造就了世界上精耕细作的农业;造就了国家对大量人口的需求;造就了家户土地经营而非大庄园或大农场经营的制度;造就了固守土地的农民和相应政治管理的制度;也造就了“一家为本”的特殊文化。这些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依存,是历史的结果,却更是当代问题的起点。所以,中国人几千年来就面对着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三农”问题。中华民族没有衰萎,反而在贫瘠的土地上人口繁盛、文化进步,全赖历来贤者、能臣的殚精竭虑,当时农业就是最大的政治。为支撑农业、农民、农村保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实际上也等于在支撑汉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两千年前就开始逐步发达起来农村金融制度,似乎已有“三元结构”的雏形。汉代仓储制度就比较发达,称“常平仓”,其职能是“小歉则随事借贷,大歉则开仓赈济”,正常年份小歉时,政府对农民事实上以实物为媒介施行政策性金融。到王安石推行青苗钱,已经是比较完备的以货币为媒介的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目前只发现最早出现在宋代的合会组织中体现,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恐怕很难否定汉代早已有这种自发的民间金融制度。商业性金融更为古老些,《史记》上载猗顿、白圭、范蠡这三大商人都有今日所谓的货币经营活动。更早些,则中国之殷商民族就是商人民族,后来被周人所逐,后无田可耕,成为穿梭与齐鲁郑卫之间的业商者,有史家称之为“东方犹太人”。据上可知,支撑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早就有了比较完备的、互为补充的“三元”金融结构,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固守土地的农民和家庭、高度文明的定居文化的历史呼唤,做到了这一点,中华民族就群体地生存下来,继而繁衍和发展。不过当时包括现在尚没有“三元结构”的明确称谓。这种金融制度格局是历史的依存,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把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地归纳为“三元结构”是对实践的总结,而以此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正是我们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现实出发点。那么,解决中国农村金融问题要研究制度,而这种农村金融制度主体就是“三元结构”制度。这显而易见地解决了研究对象问题,也为解决问题打开了一扇门。通过研究,本文对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给出了科学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并对“三元结构”制度本身的理论特征给出了明确规定,特别在借鉴金融功能理论和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三个不同理论层次。从而对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入而越发科学,可贵地是更加接近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基于金融功能及功能和结构相结合的视角分别研究了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三个构成要素——农村商业性金融、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基本功能特征和特殊功能特征,对其在中国的实践形式以及基本理论特征给出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概括。所以,解决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思路越发清晰了。就是要根据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理论研究的成果,对照实证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历程,以及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找到的存在的制度性问题,从中抽象问题实质。研究证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存在的问题实质是“三元结构”制度的安排不够科学合理,不符合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理论特征,或者不完全科学的符合“三元结构”制度理论所规定的理论特征。从而导致功能不完善、主体缺失、运转失灵、效率不高。甚至在金融改革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非理智、非理论、非科学地论断和举动。比如,对于合作性金融要商业银行化的目标取向乃至于要把农信社搞倒、搞死;对于政策性金融的现实存在提出质疑、混淆政策性金融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对于商业性金融的改革取向单纯地选择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似乎一卖解千愁,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么,解决之路就在于遵循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理论重构、重组和重建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其方法是以科学的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为目标、以制度变迁理论为依据,按照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两种路径完成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重构、重组和重建。简言之,就是农村商业性金融的调整规范和发展壮大、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农村合作性金融的重建重构和培育发展。从而,形成高效的农村金融制度,最终实现中国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彻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打好金融基础。
殷文杰[10]（2007）在《大都市郊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上海郊区发展为例》文中提出“郊区”是城市行政区内，城市中心区以外的地域。城市发展进入大都市区化时代，郊区进入其发展的高级阶段，称作大都市郊区。城市由单中心向分散化发展，中心城区外围的郊区成为重点发展对象，成为大都市区综合发展的关键区域。因而大都市郊区的发展渐渐受到重视，对大都市郊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从郊区空间结构演变、实现途径模式分析的理论探索到上海郊区发展的实证分析，对大都市郊区的发展进行了专门的探讨。首先通过系统的观点，结合郊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阐明大都市郊区的形成和发展、动力机制、空间演化等规律，全面把握大都市郊区发展的空间过程；然后对大都市郊区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模式进行了阐述，把握大都市郊区发展的内容、实现途径；最后以上海郊区发展的实证研究深化大都市郊区发展理论，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破解当前郊区发展障碍的设想和思路。全文由以下9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以及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等。第二章为大都市郊区发展概述，廓清“郊区”概念和界定标准，阐释大都市郊区发展的内涵。第三章为郊区发展的理论基础，介绍了郊区相关概念和郊区发展研究的相关理论，为大都市郊区的发展研究奠定基础。第四章从城市、郊区、乡村系统的发展角度，着重分析了郊区发展的历史规律、阶段性特征、动力机制；第五章着重分析了郊区空间演化过程和发展规律，从空间发展中揭示城乡融合是大都市郊区的基本空间特征，是发展的基础；第六章对大都市郊区发展的内容、途径、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概括，郊区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郊区化发展、郊区城市化两大组成部分。主要通过郊区城市化、郊区城镇化、农村现代化三种途径实现。第七章剖析解放后上海郊区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系统阐述了上海郊区发展的过程、现状、动力、途径和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第八章对浦东新区“功能区域”发展进行分析，浦东新区拟通过建立“功能区域”，打破城乡分割，激发郊区开发区与乡镇的联动发展，本章以其近三年实践发展为基础，探讨了以“功能区域”这一特殊单元的管理为基础的城乡统筹发展的发展方向、未来模式和实现途径，为解决郊区发展中的城乡分割问题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理论上的总结。第九章为理论总结与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运用系统的观点，在城市、乡村、郊区发展的综合视角下，以历史演变为基础，全面归纳总结郊区发展阶段理论；全面阐述了大都市郊区发展的主要途径：城市的郊区化发展、郊区乡村城镇化、郊区农村现代化。系统整合了郊区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较为完整地将大都市郊区城乡融合发展的丰富内容给予展示；从发展阶段、空间演变、发展内容和途径指出大都市郊区的特征是从结构到内容的城乡融合体，城乡分割发展不适于大都市郊区的发展；指出开发区是中国大都市郊区发展的重要类型；论文进一步论证了促进开发区对周边经济、文化的带动作用是实现郊区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环节，同时提出以“功能区域”为单位单元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打破城乡分割，实现郊区统筹发展的途径和模式。
二、三元结构与中国乡村城市化模式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元结构与中国乡村城市化模式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边缘区转型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 ——以当涂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蔓延与扩张:忽视质量的高速度发展 |
| 1.1.2 提质与增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
| 1.1.3 控制与转型:迫在眉睫的新发展之路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城市边缘区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城市边缘区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城市边缘区概念界定与理论研究 |
| 2.1 城市边缘区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中小城市边缘区 |
| 2.1.2 新型城镇化 |
| 2.1.3 转型发展 |
| 2.2 城市边缘区研究基础理论 |
| 2.2.1 演化机制相关理论 |
| 2.2.2 发展模式相关理论 |
| 2.3 城市边缘区空间范围划分 |
| 2.3.1 数据来源 |
| 2.3.2 划分方法 |
| 2.3.3 范围识别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边缘区演化机制与特征问题 |
| 3.1 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 |
| 3.1.1 古代城市边缘区发展 |
| 3.1.2 近代城市边缘区发展 |
| 3.1.3 现代城市边缘区发展 |
| 3.1.4 边缘区空间演化形式 |
| 3.2 城市边缘区动力机制 |
| 3.2.1 社会与经济发展 |
| 3.2.2 相关政策与规划 |
| 3.2.3 区位与资源条件 |
| 3.2.4 城乡关系的演变 |
| 3.3 城市边缘区发展特征 |
| 3.3.1 城市边缘区基本特征 |
| 3.3.2 中小城市边缘区的特殊性 |
| 3.4 城市边缘区现状问题 |
| 3.4.1 发展理念方面 |
| 3.4.2 产业发展方面 |
| 3.4.3 空间发展方面 |
| 3.4.4 社会发展方面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边缘区转型发展模式创新与路径探索 |
| 4.1 转型发展之理念更新 |
| 4.1.1 新型城镇化内涵 |
| 4.1.2 新型城镇化特征 |
| 4.1.3 新型城镇化要求 |
| 4.2 转型发展之逻辑关系 |
| 4.2.1 转型发展机制 |
| 4.2.2 转型发展趋势 |
| 4.2.3 转型发展逻辑 |
| 4.3 转型发展之模式创新 |
| 4.3.1 模式建构原则 |
| 4.3.2 转型发展模式 |
| 4.3.3 发展模式特点 |
| 4.4 转型发展之路径探索 |
| 4.4.1 产业转型路径 |
| 4.4.2 空间转型路径 |
| 4.4.3 社会转型路径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涂县城市边缘区转型发展实践研究 |
| 5.1 当涂县城市边缘区空间演化 |
| 5.1.1 边缘区演化过程 |
| 5.1.2 边缘区演化特征 |
| 5.2 当涂县城市边缘区现状解析 |
| 5.2.1 现状空间范围 |
| 5.2.2 现有规划评价 |
| 5.3 当涂县城市边缘区转型机制 |
| 5.3.1 社会经济条件 |
| 5.3.2 政策规划背景 |
| 5.3.3 城乡关系趋势 |
| 5.4 当涂县城市边缘区发展模式 |
| 5.4.1 转变发展思路 |
| 5.4.2 优化发展模式 |
| 5.4.3 提出发展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主要创新点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2）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农业经济模式下的农村聚落“分散-集聚” |
| 1.1.1 农村聚落“分散-集聚”的研究视角 |
| 1.1.2 国外农村聚落“分散-集聚”研究 |
| 1.1.3 国内农村聚落“分散-集聚”研究 |
| 1.2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聚落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
| 1.3 农村聚落“集中”策略及其效应 |
| 1.3.1 发达国家乡村聚落规划 |
| 1.3.2 社会主义运动下的乡村聚落“集中”策略 |
| 1.3.3 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化及其效应 |
| 1.4 农村集中社区规划 |
| 1.5 小结 |
| 第2章 绪论 |
| 2.1 研究背景 |
| 2.1.1 农村社区化的重要角色 |
| 2.1.2 农村社区化的现状及其根源 |
| 2.1.3 四川盆地农村社区化的区域背景 |
| 2.2 科学问题 |
| 2.3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2.3.1 研究目标 |
| 2.3.2 研究意义 |
| 2.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2.4.1 研究内容 |
| 2.4.2 技术路线 |
| 第3章 四川盆地农村聚落分散性的根源探究 |
| 3.1 宗族文化与农村土地制度环境 |
| 3.1.1 宗族文化概述 |
| 3.1.2 当代宗族组织和乡村聚落发展的制度环境 |
| 3.2 研究区选取与方法 |
| 3.2.1 研究区选取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数据收集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农村聚落的姓氏构成与居住模式:野外调查证据 |
| 3.3.2 村域聚落分散度的区域比较 |
| 3.3.3 乡村聚落分散度的关联因素识别 |
| 3.4 讨论 |
| 3.4.1 传统聚落的“集聚和分散”是农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 |
| 3.4.2 四川盆地农村血缘多样化和聚落高度分散的触发事件: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 |
| 3.4.3 四川盆地农村聚落高度分散的直接原因:与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积极的土地利用策略 |
| 3.5 小结 |
| 第4章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的动力机制 |
| 4.1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的动力机制剖析 |
| 4.1.1 传统聚落模式和空间组织结构 |
| 4.1.2 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与乡村场镇体系的关联机理 |
| 4.1.3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场镇体系演变和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 |
| 4.2 实证研究 |
| 4.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2.2 合川区乡村场镇体系的演变 |
| 4.2.3 合川区农村社区化的驱动因素辨析 |
| 4.3 讨论 |
| 4.3.1 城乡二元制度下的农村聚落与乡村场镇相互关系转变 |
| 4.3.2 农村社区化是传统农村聚落对城镇体系演变的再适应过程 |
| 4.4 小结 |
| 第5章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驱动的乡村重构效应 |
| 5.1 农村集中安置驱动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 |
| 5.1.1 乡村空间重构 |
| 5.1.2 乡村经济转型 |
| 5.1.3 乡村社会重构 |
| 5.1.4 乡村治理革新 |
| 5.2 案例研究 |
| 5.2.1 研究区概况 |
| 5.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2.3 两种农村社区化模式的对比 |
| 5.2.4 镇域农村社区化驱动的乡村重构 |
| 5.3 讨论 |
| 5.3.1 地方民主结构与集中社区规划 |
| 5.3.2 农村社区化驱动乡村“空间-社会”的耦合转型 |
| 5.3.3 新农村社区的经济脆弱性与社区治理的涣散 |
| 5.4 小结 |
| 第6章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集中社区规划策略—基于两个村级案例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案例村概况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数据收集 |
| 6.2 两个案例村集中社区规划案例对比 |
| 6.2.1 集中安置的决策与规划 |
| 6.2.2 分散农居点复垦与农户集中安置 |
| 6.2.3 农村社区规划的农户响应 |
| 6.3 讨论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及政策启示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政策启示 |
| 7.2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主持和参与课题 |
| 博士阶段发表的论文 |
| 主持和参与的课题 |
（3）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城乡关系的几个研究视角 |
| (一)冲突一融合论 |
| (二)社会结构转型论 |
| (三)统筹和一体化论 |
| 二、演变过程中的几个重要议题 |
| (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 |
| (二)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纠结 |
| (三)主体性建构和农民自组织参与的困境 |
| 三、探索新的研究路径:“机会结构—互动机制—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 |
| (一)日常生活情景和逻辑中的“结构—机制—行动” |
| (二)研究视角的转换 |
| 1. 在总体性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历史中涉及城乡关系问题 |
| 2. 从“乡”一方的视角或乡村的逻辑,检视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等现代性问题 |
| 3. 将农民、社区和土地等问题重新引入分析的中心 |
| 4. 将政府行为的制度特征纳入城乡关系演变的分析主轴① |
| 5. 从历史和制度“红利”如何被“激活”的机制上谈论经验或实践过程 |
| 6. 在县域层面上研究城乡关系的地方经验并与总体性变迁过程进行比较 |
（6）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空间研究 ——基于Z村的社会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综述 |
| 1.1 农村社区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1.1 新型城乡关系下的乡村角色转变 |
| 1.1.2 现代性变迁下的乡土社会重构 |
| 1.2 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研究的概念界定 |
| 1.2.1 农村社区 |
| 1.2.2 大都市近郊 |
| 1.3 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研究的理论背景 |
| 1.3.1 乡村空间变迁的地理学研究背景 |
| 1.3.2 城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路径设计 |
| 2.1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2.1.1 研究意义 |
| 2.1.2 研究问题 |
| 2.2 研究区域与对象 |
| 2.2.1 研究区域 |
| 2.2.2 研究对象 |
| 2.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3.1 研究思路 |
| 2.3.2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社区空间样态分析 |
| 3.1 城乡移民地带：二元规制下的社会“嵌入” |
| 3.1.1 自上而下的政策“嵌入” |
| 3.1.2 移民“嵌入”的社会整体形态 |
| 3.2 居住空间格局 |
| 3.2.1 居住空间构成 |
| 3.2.2 居住条件分析 |
| 3.2.3 居住空间样态特征 |
| 3.3 生活空间格局 |
| 3.3.1 生活收支情况 |
| 3.3.2 休闲设施使用情况 |
| 3.3.3 生活空间样态特征 |
| 3.4 生产空间格局 |
| 3.4.1 生产方式 |
| 3.4.2 生产网络 |
| 3.4.3 生产空间样态特征 |
| 3.5 社区空间整体特征 |
| 3.5.1 社区空间的静态特征 |
| 3.5.2 社区空间的动态特征 |
| 3.5.3 整体社会——空间逻辑分析 |
| 第四章 社区行为空间分析 |
| 4.1 个体行为空间分析理论框架 |
| 4.1.1 行为城市性：一种个体生活方式 |
| 4.1.2 行为空间的研究内容 |
| 4.2 行为层次：社会空间的日常生活 |
| 4.2.1. 日常交往 |
| 4.2.2 闲暇生活 |
| 4.3 意识层次：社会空间作用关系 |
| 4.3.1 行为场域 |
| 4.3.2 定居意愿 |
| 4.4 结构层次：社会空间的网络融合 |
| 4.4.1 社会网络 |
| 4.4.2 社会融合 |
| 4.5 二元性：城市性社会空间的总体特征 |
| 4.5.1 二元性 |
| 4.5.2 流变性 |
| 第五章 二元社区：空间界定、启示与策略 |
| 5.1 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的空间界定 |
| 5.1.1 二元社区的空间验证：半城市化地区的“城乡连续谱” |
| 5.1.2 二元社区的空间特征 |
| 5.1.3 二元社区的空间演变 |
| 5.2 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研究启示 |
| 5.2.1 城市性的提升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 |
| 5.2.2 乡土性的延续是维持城乡和谐稳定的重要线索 |
| 5.2.3 社区对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
| 5.3 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空间策略 |
| 5.3.1 城市性的空间支撑 |
| 5.3.2 乡土性的空间维护 |
| 5.4 Z村社区空间构建 |
| 5.4.1 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治理 |
| 5.4.2 社区居住空间的设计与建设 |
| 5.4.3 社区管理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局限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附录一：周村社区居民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二：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一致与冲突：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信任的重要作用：多重视角 |
| 1.1.2 社会发展的悖论和信任危机的全球化 |
| 1.1.3 市民社会的复兴 |
| 1.1.4 市民社会结构变迁 |
| 1.1.5 信任的变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非实证的批判和诠释性研究方法 |
| 1.3.3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1.3.4 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
| 1.4 文献述评 |
| 1.4.1 信任研究的文献述评 |
| 1.4.2 市民社会研究的文献述评 |
| 1.4.3 信任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文献述评 |
| 2 信任变迁与市民社会结构：概念、理论、框架 |
| 2.1 信任变迁：概念与理论 |
| 2.1.1 信任变迁的逻辑前提：社会变迁 |
| 2.1.2 信任变迁的实质：信任结构变迁 |
| 2.2 市民社会结构变迁：概念与理论 |
| 2.2.1 民间社会、文明社会、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
| 2.2.2 市民社会结构：概念与构成 |
| 2.2.3 市民社会结构形态：历史的维度 |
| 2.3 一致与冲突：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关系框架 |
| 2.3.1 信任与市民社会结构关系诠释：三种观点 |
| 2.3.2 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一致 |
| 2.3.3 信任变迁与市民社会结构：冲突 |
| 3 特殊信任与古典市民社会结构 |
| 3.1 信任的首属形态：特殊信任 |
| 3.1.1 特殊信任的生发机理 |
| 3.1.2 特殊信任的特殊特质 |
| 3.2 古典市民社会结构的三重内涵：文明社会、公民社会、政治社会 |
| 3.2.1 作为文明社会的古典市民社会结构 |
| 3.2.2 作为公民社会的古典市民社会结构 |
| 3.2.3 作为政治社会的古典市民社会结构 |
| 3.3 特殊信任与古典市民社会结构的关系 |
| 3.3.1 特殊信任与古典市民社会：一致 |
| 3.3.2 特殊信任与古典市民社会：冲突 |
| 4 普遍信任与现代市民社会结构 |
| 4.1 普遍信任的缘起与特征 |
| 4.1.1 普遍信任的缘起 |
| 4.1.2 普遍信任的普遍性的多源阐释 |
| 4.2 现代市民社会结构：经济社会与市场社会 |
| 4.2.1 经济社会的起源：从城镇、城堡到城市 |
| 4.2.2 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 |
| 4.3 普遍信任与现代市民社会结构 |
| 4.3.1 普遍信任与现代市民社会结构：一致 |
| 4.3.2 普遍信任与现代市民社会结构：冲突 |
| 4.3.3 现代市民社会结构：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 |
| 5 制度信任与当代市民社会结构 |
| 5.1 制度信任的生成及特征 |
| 5.1.1 制度信任生成 |
| 5.1.2 制度信任及其特征 |
| 5.2 当代市民社会结构：文化本质 |
| 5.2.1 当代市民社会结构首次阐释：意识形态化的市民社会 |
| 5.2.2 当代市民社会结构第二次阐释：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 |
| 5.2.3 当代市民社会结构第三次阐释：公共领域到系统与生活世界 |
| 5.2.4 当代市民社会结构的第四次阐释：重建市民社会 |
| 5.2.5 小结：当代社会理论家的市民社会结构的共性与特性 |
| 5.3 制度信任与当代市民社会结构 |
| 5.3.1 制度信任与当代市民社会结构内在一致性 |
| 5.3.2 制度信任与当代市民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8）国内外乡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外学者关于乡村城市化的基础理论 |
| 1.1 结构理论 |
| 1.2 区位理论 |
| 1.3 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 |
| 1.3.1 区域差异理论。 |
| 1.3.2 增长极理论。 |
| 1.4 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 |
| 1.5 城乡一体化理论 |
| 2 我国学者关于乡村城市化的理论 |
| 2.1 乡村城镇化理论 |
| 2.2 建设现代村庄的理论 |
| 2.3 城乡统筹发展理论 |
（9）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中国“三农”问题中金融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
| 1.2 中国农村金融的需求与供给状况及评价——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1 中国农村金融需求 |
| 1.2.2 中国农村金融供给 |
| 1.3 相关研究现状——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1 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综述 |
| 1.3.2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重组重构研究的成果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论文结构安排 |
| 1.5 研究方法 |
| 1.6 主要创新 |
| 2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研究的理论铺垫 |
| 2.1 对几个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 |
| 2.1.1 关于农业、农民、农村和农业经济 |
| 2.1.2 关于金融的再认识 |
| 2.1.3 关于农村金融的再认识 |
| 2.1.4 关于制度、金融制度 |
| 2.2 相关理论综述 |
| 2.2.1 农村金融理论综述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综述——关于制度、制度供求和制度变迁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综述 |
| 3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基本描述——一个分析框架 |
| 3.1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基本定义及理论假设 |
| 3.1.1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体制的基本定义 |
| 3.1.2 几点假设 |
| 3.2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 |
| 3.3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三个不同理论层次 |
| 3.4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整体功能描述 |
| 3.5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整体协调 |
| 4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构成要素分析 |
| 4.1 “三元结构”制度构成要素之一：农村商业性金融 |
| 4.1.1 基本定义 |
| 4.1.2 农村商业性金融的规范理论特征 |
| 4.1.3 农村商业性金融功能分析 |
| 4.1.4 农业商业性金融的实践形式 |
| 4.2 “三元结构”制度构成要素之二：农村政策性金融 |
| 4.2.1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理论阐述 |
| 4.2.2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规范理论特征 |
| 4.2.3 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分析 |
| 4.2.4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实践形式 |
| 4.3 “三元结构”要素之三：合作性金融 |
| 4.3.1 互助合作思想的综述 |
| 4.3.2 农村合作性金融及其金融功能 |
| 4.3.3 农村合作性金融长期存在的必然性 |
| 5 农村金融“三元结构”体制的国际实践 |
| 5.1 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构成及评价 |
| 5.2 日本农村金融体制构成及评价 |
| 5.3 法国农村金融体制构成及评价 |
| 5.4 德国农村金融体制构成及评价 |
| 5.5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制度及评价（以印度为例） |
| 5.6 世界各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启示 |
| 6 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变迁及其分析之一：历史回顾 |
| 6.1 理论依据：关于制度变迁 |
| 6.1.1 关于制度变迁理论 |
| 6.2 中国农村金融的历史演变和制度变迁 |
| 6.2.1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农村金融 |
| 6.2.2 建国后到改革前的农村金融 |
| 6.2.3 进入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农村金融 |
| 6.2.4 进入经济市场化改革后的农村金融 |
| 7 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变迁及其分析之二：功能评价 |
| 7.1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存在的问题表象归纳 |
| 7.2 中国农村金融现行制度的主要缺陷分析 |
| 7.3 中国农村金融存在缺陷的制度因素分析 |
| 7.3.1 农村金融产权制度的扭曲 |
| 7.3.2 农村金融制度的功能性结构性缺失 |
| 7.3.3 农村金融运行机制不够科学 |
| 7.3.4 农村金融制度的功能不健全 |
| 7.3.5 农村金融制度发生和变迁动力的缺失 |
| 8 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完善及路径选择 |
| 8.1 指导思想、总体原则和最终目的 |
| 8.1.1 指导思想：“六大战略思想转变” |
| 8.1.2 指导原则：“九大均衡协调” |
| 8.1.3 最终目的：实现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
| 8.2 重构和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 |
| 8.2.1 农村商业性金融的调整规范和健全壮大 |
| 8.2.2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 |
| 8.2.3 农村合作性金融的重建重构和培育发展 |
| 8.2.4 非正规金融的的保护引导和科学监管 |
| 8.3 实现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 |
| 8.4 构建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的路径选择 |
| 8.4.1 “三元结构”体制构建的政府因素：强制性变迁 |
| 8.4.2 “三元结构”体制构建的市场因素：诱致性变迁 |
| 8.5 全文结论、存在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大都市郊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上海郊区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原因 |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 主要内容与创新 |
| 第二章 大都市郊区及其发展的内涵 |
| 2.1 大都市郊区的概念和内涵 |
| 2.2 大都市郊区的发展的内涵 |
| 第三章 大都市郊区发展理论综述 |
| 3.1 大都市郊区的相关区域研究 |
| 3.2 大都市郊区发展的相关理论综述 |
| 第四章 大都市郊区的发展及其动力机制 |
| 4.1 系统和系统论 |
| 4.2 郊区子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
| 4.3 郊区发展阶段分析 |
| 4.4 郊区发展动力分析 |
| 第五章 大都市郊区空间演变研究 |
| 5.1 郊区空间演化的阶段 |
| 5.2 大都市郊区内域格局的发展演化 |
| 5.3 大都市郊区空间发展的规律探讨 |
| 5.4 大都市郊区城乡空间融合 |
| 第六章 大都市郊区发展的模式与途径 |
| 6.1 大都市郊区发展的基本模式 |
| 6.2 城市郊区化发展 |
| 6.3 郊区城市化发展 |
| 第七章 上海郊区发展问题研究 |
| 7.1 上海市郊区发展概述 |
| 7.2 上海郊区发展特征分析 |
| 7.3 上海市郊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八章 大都市郊区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
| 8.1 功能区域的基本内涵 |
| 8.2 浦东新区功能区域发展的背景及原因 |
| 8.3 浦东新区功能区域的发展现状 |
| 8.4 浦东新区功能区域发展的模式与途径 |
| 8.5 “功能区域”对郊区发展的意义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前文总结 |
| 9.2 后续研究注解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三元结构与中国乡村城市化模式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小城市边缘区转型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 ——以当涂县为例[D]. 胡石海. 东南大学, 2020(01)
- [2]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D]. 刘卫平. 西南大学, 2020
- [3]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4]昆明彝族撒梅人村落城市化研究[D]. 吕付华. 云南大学, 2015
- [5]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J]. 折晓叶,艾云. 社会发展研究, 2014(02)
- [6]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空间研究 ——基于Z村的社会生活[D]. 李沺. 南京大学, 2014(08)
- [7]一致与冲突：信任类型与市民社会结构研究[D]. 唐琪. 上海交通大学, 2013(04)
- [8]国内外乡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综述[J]. 戚晓明.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8(08)
- [9]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研究[D]. 李军. 辽宁大学, 2008(05)
- [10]大都市郊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上海郊区发展为例[D]. 殷文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