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信息中心王硕:国内电子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减低了出口的拉动效果（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强[1]（2021）在《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动产融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当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却诸多困难和挑战,难以完全发挥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融资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因此系统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仅是中国自已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中小企业问题面临的一个普遍且常见的问题。从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来看,既有世界性难题的通病,又带有机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因素,又有宏观经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本文着眼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研究,在明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具体作用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途径、面临问题的具体表现与现行手段,在完成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而从“动产融资”的角度探寻了一个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方式。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总体分析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以及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必要性。第二,从宏观层面上探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定性和定量分析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和融资体系,辨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成因。第三,从微观企业层面看,中小企业是否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伴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机制的完善,融资约束程度是否在改善?第四,“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该举措到底能对缓解融资约束和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第五,深刻理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明确提出并且论证了“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重要措施的意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一个主要因素是自身缺乏有效抵押物,适当放宽中小企业的抵押物范围来缓解借贷约束具有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随着公共征信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小企业充分挖掘自身有效资产作为抵押物融资已成为现实。但“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的一项重要举措,至今却还没有严格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和评估。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一个含有借贷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动产资产,讨论当借贷约束中的抵押资产的规模和种类放松后宏观总体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变化。研究分析了动产融资缓解融资约束在宏观经济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在实证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绩效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在数据和指标上有所扩充。系统性地整理1997-2015的全国和分省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标,使用静态面板估计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均值组（xtmg和xtcce）估计等多种计量经济学工具来研究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绩效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了从更微观层面研究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搜集整理了两组微观企业数据,并使用多类测算融资约束的指标来研究和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具体而言,两个数据集为:第一组数据为2005—2007年中国15066家高科技中小企业数据,共计45198个样本观测值;第二组数据为777家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数据,共计2813个样本观测值。采用SA指数、ASCL指数、WW指数三种方法测度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第三,本文在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成因方面有一定进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很多,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和相关政策的整理和分析,系统总结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规模不经济、制度不完善、模式不成熟。成因分析中重点突出了融资模式问题。金融实践中,融资模式是能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不同的融资模式都有一定风险,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适用周期,当适用条件和环境变化后,原来有效的融资模式不但不能缓解融资约束,还会使中小企业陷入更加严重的融资困境。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第一是研究了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和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说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印证研究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意义。首先,从历史变革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变化以及本文使用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其次,由于数据限制,尽可能整理了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15年间的中小企业的多项发展指标,分地区和省份对20年间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了地区间中小企业发展的差异。最后使用面板估计模型,利用本章节的上述分析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状况及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相对系统地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融资模式和融资环境,论述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表现形式,进而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是否能够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匹配,最后论述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启示。第二部分是是从定量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融资约束下企业的现金流敏感度,以进一步说明融资约束问题。从第4章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虽然外部存在较多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和措施,但由于中小企业出现融资约束的成因众多,这些措施是否促使中小企业从外部进行融资,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依然需要对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本章以现金流敏感度为研究切入点,使用尽可能多的可得数据,首先选用的是国泰安中天使投资研究数据库和新三板上市中小企业数据,虽然不是全部中小企业,但是能够进入天使投资研究数据库和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属于发展较好且已能够获得较多外部融资的中小企业,如果这些企业也存在显着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那么其它外部融资较为有限的中小企业在该方面将面临更为显着的问题。其次采用SA指数、ASCL指数、WW指数三种方式测度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最后通过研究中小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发现在融资约束以及现有情况下,融资约束造成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内部融资,且持有更多现金资产,这也说明需要从中小企业自身出发,结合国内现有融资特点,寻求新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第三部分是提供了一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外部融资方式——动产融资。受制于中小企业固有的特点以及自身内部融资额度和规模的有限性,既有的外部融资体系和环境无法全面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那么就需要根据原有不足,探寻新的有效融资方式。根据我们的分析,“动产融资”将是补充和扩展现有融资方式的有效方式。本章构造了多个DSGE模型综合说明了“动产融资”对企业发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动产融资”的推动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分析了“动产融资”实施的政策建议。虽然本文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但是依然可能存在两点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部分。第一是实证数据上存在一定不足。囿于数据可获得性,关于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标的测算尽管有改善,但是依然不尽如人意,且仅涵盖了 2016年以前的相关数据,因此实证估计出来的结果所对应的政策含义有一定局限性。第二,理论模型建立了一个研究不同资产充当抵押物的异质性资本的DSGE模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估计融资约束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和引入动产后宏观效率的改善程度。但是该模型未包含更多的DSGE文献中常采用的实际与名义摩擦（real and nominal frictions）,这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扩展,以此来更精确地定量研究中国异质性资本和借贷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胡锡琴[3]（2021）在《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尤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对非洲援助秉承“义利相兼”的理念,充分彰显“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的援助特征,对非洲援助的力度和深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国际对非洲援助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首要目标和行动方向。虽然国际、国内社会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关注日益提高,但对其援助目的、援助效果却存在诸如“新发展经验的示范者”、“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既与援助自身的作用机理高度复杂,援、受双方异质性极其明显、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等因素有关,也与对援助认知偏差、统计口径差异、研究方法各异等因素有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新世纪以来对非洲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的模式,具有显着的民生性和平等性,与西方主要援助国实施的“南北援助”迥然各异。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新世纪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深远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既是考证通过援助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能否为受援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思考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审视援助能否实现中国发展减贫经验在非洲的跨国再生产和本土化,缓解和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状况,更是探寻援助与增长之间“黑箱效应”的有效破解路径,回归到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论文以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遵循“总—分—总”的逻辑思路展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首先展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随之梳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现实特征,然后基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将援助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援助流入从需求侧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形成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框架。分论部分首先分别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进行研究,阐释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随后,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援助流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洲援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中国对非国际直接投资的物流成本,其先导效应也可抑制其国际直接投资风险,并且还可通过援助有效缩短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非洲援助具有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中国对非洲援助初期,基础设施领域是援助流入的重点,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援助对投资的吸引力却并不持续。因此,援助流入不能仅重视援助流入规模的增加,而应在援助后期将工作重心放在援助分类,加强对教育、生产部门领域的援助,促进受援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化体系的建立。第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表现为通过对非洲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通过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还通过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环境优化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够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大非洲对华的出口效应,以及进口效应。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能显着提高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进口、出口效应中均有体现。同时,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双边贸易效应和出口效应中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非双边贸易往来中,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类商品对华出口仍占较高比重,也体现出中非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第三,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意味着通过对非洲援助能充分发挥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的国际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缓解受援国的债务水平。实证分析表明非洲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与援助是息息相关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减贫,特别是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对受援国减贫具有长期的改善作用。尽管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确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但其影响却较缓慢,这也印证了减贫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虑到援助的异质性,论文将援助分为类似于OECD界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like）和其他官方融资（Other Official Flows-like,简称OOF-like）,结果显示两者均有助于受援国减贫,但就其援助效果而言,OOF-like援助效果更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结合自身的发展经验,在对非洲援助实践中致力于为受援国提供高效的发展方案和发展援助,有助于构建受援国的产业体系,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对受援国政府部门实施债务减免,既减少了受援国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使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受援国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长期艰巨的减贫工程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援助流入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提供金融援助,而是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尤其是提供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培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生服务、技术人才、农工业合作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性和平等性。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援助通过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传递和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目前还不确定。同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对改善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议主要有:大力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受援国,提升受援国公平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积极构建公平有效的对非洲援助新体制,从援非的实施路径、发展多元化的援助合作方式着手,提升援助的实际效果;强化援、受双方的有效沟通,增进南北援助国之间的理解,减少援助实施的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为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论文将援助流入、受援国FDI、贸易、减贫（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论文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框架既包含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也包括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学界对OECD主要援助国对非洲援助关注较多,而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议题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学界也多单方面关注援助有效性、政策动机,多论证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投资,或贸易,或减贫的单方面影响。可见,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援助对消除受援国贫困的作用,最后回归于探究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融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第二,论文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受援国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结合系统GMM模型、分位数回归、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FGLS模型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分别检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具有明显的“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命运共生型”援助模式,切实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力的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的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效应,也有先导效应,还具有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对受援国的贸易具有成本削减效应,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和贸易环境优化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既能发挥中国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又能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援助是否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是讨论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中心问题。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助于发挥对受援国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援助有显着的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三,论文通过调研掌握了对非洲援助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一手资料。调研形式为向世界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高校从事援助非洲问题的学者等发放中英文版本的对非洲援助质量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受访对象关于对非洲援助的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认知并不统一,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方面,论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类型划分为ODA-like和OOF-like,并引入了援助的滞后期,通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43个样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刘宁[4]（2021）在《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改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均已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如苹果、小米、海尔、特斯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构成了经典创新耦合模型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创新驱动模式——设计驱动型升级。自2000年起,众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设计政策与发展体系,其中,不乏将设计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的关键部分。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工业设计如何演变和进化,以及我国未来5-10年,工业设计相关国家战略的前瞻探析和实施路径的科学选择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溯因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总结了我国工业设计正在发生的三方面深刻变化,即创新属性、创新关系、创新业态。由此,提出了在我国传统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和升级这一重要论点。进而,明确界定了工业设计产业的概念、特征,并基于发展社会学、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范式与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通过钻石模型、SWOT分析,结合阿里巴巴、小米、方太等实际案例,解析了如何推动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智能互联为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着力构建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创新驱动力的新生态、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等战略。最后,具体规划了战略实施路径,其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包含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两个部分。其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包括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等。其三,开展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工程,包括建设设计开放大学、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等。其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两个部分。本次研究遍览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分析总结全球20多年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紧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时代浪潮,并基于产业发展理论,提出我国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周红芳[5]（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研究指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曹璞[6]（2021）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1世纪初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开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尤其在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加速引起“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背景下,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并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的客观现实不可逆转,如何正确看待不断增长的庞大老年人口群体,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于我国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比西方国家更为紧密,老年人口退出正式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后,大多数中低龄老年人会通过家庭劳动支持的方式继续对家庭做出贡献,家庭内部也会将更多经济资源向老年人倾斜以保障其晚年消费。当微观家庭内部自发的经济活动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时,这些经济活动便可能以微观家庭为基础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我国老年人口通过家庭对经济增长发挥出的积极作用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以往研究未将关注点聚焦到家庭老年人口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上,导致在科学认识老年人口具有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方面存在一定遗漏,因此以我国家庭老年人口经济行为为切入点,从现实特征、理论机制、实证验证、政策建议等方面规范、系统的研究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效应,即有利于正确、客观认识老年人口做出的贡献和具有的价值,又有利于转变将老年人口看作纯粹消耗性群体的传统观念,还有利于更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论文在对相关基础理论回顾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评述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1）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老年人口经济行为的特征性事实。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分析并总结了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行为和消费行为发生的现实背景、特征及影响。（2）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作用机制和数理分析。从理论上分析了老年人口两种家庭经济行为从不同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效应,一个是家庭老年人口以“隔代抚育”为主的家庭劳动支持从供给侧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产生正向效应的作用机制,归纳出劳动力供给增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保障效应、家庭储蓄增强效应三种正向效应,并借鉴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典模型进行了数理分析;另一个是家庭老年人口消费从需求侧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总消费产生正向效应的作用机制,归纳出需求扩张拉动效应、消费增长点催生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三种正向效应,并借鉴马克思消费与生产关系思想进行了数理分析。（3）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实证分析。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部分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实证验证了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能够显着提高家庭中成年子女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参与时间,显着降低家庭在孙辈教育方面的支出,显着提高家庭储蓄率;实证验证了家庭老年人口消费总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断增强,家庭老龄化显着提高了家庭在医疗、保健、家庭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并有望围绕这几类消费需求催生老年服务业这一新消费增长点,家庭老龄化引起的家庭消费结构变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4）政策建议。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家庭老年人口积极效应,从尊重家庭老年人口的社会价值、合理开发老年人口资源、保障并激发老年人口消费、发展老年服务业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在研究视角方面重点关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效应。以往研究忽视了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及其具有的中国特征,选择这一方向研究是一次积极尝试。（2）在理论分析方面构建了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归纳了相关的正向效应。以我国家庭老年人口经济行为的特征性事实为依据,将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行为和消费行为纳入到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分析框架中,归纳出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六种正向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了数理分析。（3）在实证方面对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进行了实证验证。运用CFPS微观数据、部分结合宏观经济数据,根据我国家庭特征和家庭老年人口经济行为特征对控制变量、工具变量和中介变量等进行了选择,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性得分匹配、中介变量法、异质性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估计模型和分析方式对归纳出的六种正向效应进行了实证验证,使研究结论更加充实、更有说服力、更符合我国家庭特征。
程显扬[7]（2020）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健康,不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健康良好的国民群体是任何国家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坚固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写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开篇即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健康需求的层次同样在持续上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健康服务业是21世纪的新兴医疗体系,通过革新医疗模式而构建的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体系,包括先进理念、前沿技术、标准培训认证和管理运营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工程。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1世纪的医学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性化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健康生活方式）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的健康生命质量为中心发展,以延长生命绝对值向以延长有生产力的健康寿命和青春寿命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医学服务的重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以人民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的变革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福祉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凡意义。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成就进行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在总结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重大机遇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尝试提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相关建议。首先,本文以两份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分界点,将中国健康服务业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规划阶段（2013—2017）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借助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分类两个角度对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叙述。同时,总结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六大基本成就,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路径逐渐清晰;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扩大,重心下沉渐成趋势;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幸福产业焕发活力;区域健康服务业高地初显,示范效应良好。并揭示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五项基本问题,即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其次,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业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14岁以下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是否实施了新医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各变量皆有利于推动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个人医疗消费支出、政策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对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规划、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疾病谱变化对于中国健康服务业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深入说明。最后,本文系统论述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即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红利。并且,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盘劲呈[8]（2021）在《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发生转变,体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显现出较强的减贫效应。多地利用体育旅游扶贫新举措,建设体育旅游减贫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及生态减贫成果,其在扶贫方面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体育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结合我国现阶段实情及未来发展需要,“乡村社区如何参与体育旅游?”“体育旅游的减贫路径如何得到补偿优化?”等问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为衡量减贫效应并提出体育旅游扶贫新路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与问卷调查等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研究、旅游社区参与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历程、条件与机制,基于中心地理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基础,构建了“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体育旅游扶贫是一项持续型工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深化体育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能力的互动、增强基层社区体育锻炼的可持续性、提升社区运营体育企业的自主脱贫能力,是乡村居民摆脱贫困的真实意愿,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乡村体育旅游发展依托于非城市区域的可用体育资源,居民以村落体育社区为中心地,开展户外游憩、休闲健身、体育汇演等新兴经营性活动。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分享性和监督性,参与途径为双重参与、全人群参与、运动项目参与和体育赛事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形态主要有运动消费市场、运动社区、乡村赛事及其附属影响力、当地居民互动,衡量体育旅游减贫成效的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评价（参与程度、参与能力、动力机制）;影响力评价;减贫节点评价以及村民认知中的减贫评价。第二,研究从3802个标签中提取了2184个基本概念,整理出46个概念类属,凝练为11个主范畴,聚合为一个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在此涵义中,“参与度”与“动能”是分类变量,“参与度”表明社区是否具备发展体育旅游的资源、条件和基础,“动能”代表贫困社区具备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动力和能量,由居民参与运动的能力、资源识别能力和扶贫制度等要件构成。基于此,国内体育旅游区域可划分为四类减贫区:运动项目本位区、体育侧位区、旅游侧位区和体育旅游失位区。居民对待体育旅游积极、消极影响时的支持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减贫的延续性,即持续减贫。第三,我国乡村社区的旅游资源富集,体育旅游发展形态丰富,森林旅游、海滨旅游、冰雪旅游、山地旅游、冒险旅游等形式繁多,旅游资源与运动能力相互促进。在减贫的实践中,体育旅游能促进个体的精神收获,助力精神脱贫,是较好的“扶志”手段;村委会、县城学校和景区具备转化体育资源的能力,具有培养民族传统体育后备运动员、转变经营模式和扩大影响力的功能;同时,体育旅游能更新社区居民观念、强化民间体育团体的内外部网络关系。第四,体育旅游驱动减贫的基础性要素是体育行政管理职能,村委会、景区和学校等单位是推动社区体育旅游发展的机构;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社区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以及社区参与体育的动能,两种要素能够促进“贫困社区”的精神减贫,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愉悦感、幸福感;社区居民扩大体育基层组织的规模能够有效增强减贫要素之间的互动。第五,减贫效应是一种具有长期影响力的社会现象,体育旅游业融合形态单一、供应链简单、关联产业附加值低,对持续推动经济减贫的效果还未显现。强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内、外部体育参与能力,能缩小农村文化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差距。社区支持意愿代表社区可持续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体育专项扶贫计划有助于增加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利,体育组织促进社交网络不断完善。居民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能有效提升贫困生活的“存在感”;压缩旅游空间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多社区联动和专项规划等核心导向有助于激发社区参与的自主性,扩大脱贫规模、提升减贫效率。在具体建议方面,一是深化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的互动。促进个体锻炼行为转变为社区集体旅游活动,增强社区群体的体育锻炼意愿及运动能力;不断创新具有体育传统文化价值的项目,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二是增强体育旅游减贫的可持续性。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强体育旅游物权收益;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三是增加社区运营体育旅游业的自主脱贫能力。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促进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研究提出了体育旅游新兴领域的理论构架,尝试解决深度贫困区域中的实践矛盾。
陆曼[9]（2020）在《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贸易摩擦,中美关系成为全球一大不确定因素,此外,受疫情影响,世界各经济主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变化的复杂局面,中国适时提出努力构建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在构建国际循环经济格局中,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经济合作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优先选择,同时也将东北地区推到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发展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至今,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但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仍滞后,所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国内外经济局势发生变革之际,东北地区也要积极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中打造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前沿。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新的支点,不仅是东北地区实现振兴的选择,而且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布局,而且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我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而居,东北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两地在经济发展需求、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方面高度契合,如何将俄罗斯远东开发与东北振兴结合起来,一直是双方关注的重点。2009年9月,《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正式出台,这一纲要标志着两地的合作已由利益导向的优势互补转向了协同发展的战略对接阶段。2018年9月在东方经济论坛举办期间,两国针对《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达成一致。目前,双边战略对接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阻力因素,在当前世界格局变革之际,深入探求中俄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新思路,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同时也将为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决策参考价值。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格局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全方位振兴等问题的重要判断为理论依据,运用协同学、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理论逻辑进行梳理。一是从协同学及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内涵进行阐释,二是区域经济协同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效应进行评价,并将这一理论框架具体应用到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中来。第三章是必要性及现实基础阐释。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出发,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现实基础主要是基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缘优势突出、互补优势明显、发展理念契合、政治互信良好的基础上。第四章是战略对接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对战略对接合作现状进行梳理,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从合作领域现状来看,战略对接已初见成效,但基础设施配套、贸易合作方式、制度差异、战略对接前景等问题制约了战略对接的深度发展。同时指出,当前战略对接还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下。第五章是战略对接效应的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所构成的经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随时间的递增而增强,但存在波动。其内部各子系统的有序度随着时间递增呈上升趋势,且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有序度表现好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从经济联系度及隶属度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是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从目前战略对接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要以政府和企业内外联动为对接主体,以边境城市与中心城市互动为对接形式,以点轴开发、轴带式为空间布局的基本模式。机制方面:从决策、动力、规制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政府磋商、跨国管理、产业互动、智库交流、健全法律、监督反馈六种具体推进机制。第七章是战略对接的实施方案。在阐述战略对接原则及重点基础上提出战略对接的实现路径。以政府、、企业、民间三大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贸易合作、能源共建、农业补充等实体领域合作为抓手;以财税政策改革、政策的协同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等规则建设为关键共同推进战略对接的进程。
滕飞[10]（2021）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积累不少结构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无疑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去杠杆与严监管的趋势下,外部环境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调整与金融深化改革都在呼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因此,探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按照“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梳理-相关性与作用机制分析-路径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首先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进而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商业银行有效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理,并结合2006-2018年13年省域横向面板数据和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全国纵向时序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最后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从“紧扣供给侧主旋律、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以及因地制宜展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前沿底层技术围绕实体重点产业链发展与补充薄弱环节从“业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行动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和理论分析,包括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总结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创新处等;第二章对相关重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改革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提炼出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现状与需求分析,即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而深入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充分揭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深层次需求以及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适度性要求。具体包括:（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分析。首先,运用拓展费雪方程式（Fisher Extension）论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向实体经济发挥正向反馈作用;其次,运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Bank gambling equilibrium model）进行参数模拟,揭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须通过有效创新（如降低监督成本）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确保自身业务可持续性,以更好地融入到供给侧改革之中。（2）分析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历程、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扩大供给和丰富产品等方式支持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无法有效满足实体金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支持重点领域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3）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应吸取国外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导致非理性扩张以及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方面的教训。第三部分:运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分析系统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即本文第四章。包括:（1）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过度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说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2）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要素与结构路径）;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配置、增强金融功能,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之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路径）。（3）运用数理推导的方法论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搭建六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剖析商业银行存贷和金融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下资源要素作用的内生机制,求解最优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拉动作用,且金融创新效率弹性对经济稳态增速拉动作用比较显着,产品弹性（即业务规模）对经济稳态增速同样具有非线性效应。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相关性及作用机制,主要从省域横向面板和全国纵向时序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包括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具体包括:第五章,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面板横向角度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所呈现的区域差异与阶段差异,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实证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低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当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高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呈现正向效应且逐步增强,基准模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整体呈现渐进正向的非线性转换趋势,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总体效应是适度的。但是,通过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转换体制分析,发现不同省市转换函数值（g值）分布范围广且体制转换速度较慢,结合各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标样本期间所处体制情况,说明不同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中国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创新规模的同时注重开展内涵式效率创新。通过比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指标与金融创新效率指标的非线性效应,金融创新规模指标的非线性效应更强体制转换速度更快。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金融创新规模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率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优于金融创新规模指标,说明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金融创新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提高金融创新效率。（3）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的促进作用较供给侧改革前更显着,说明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采取的金融创新措施是有效的。（4）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可得: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局部过度创新（东部、中部）和创新不足（西部）并存的现象,东部和中部区域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规模经济边际递减现象。（5）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核心产业（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渐进正向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基准模型相似结果,其中对制造业增长指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着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6）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入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并可得: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效应差异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资本积累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协同效应趋于正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科技研发指标发挥协同效应则趋于负向。第六章,主要基于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的全国经济变量数据和十六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纵向验证商业银行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对宏观实体经济增长“微观-宏观”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1）本文选取金融业务创新发展（规模）维度、金融业务创新效能维度、金融创新风控维度、金融科技创新维度以及创新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维度等五大维度下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9Q3-2019Q2的15项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微观视角下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占据前四位主要得益于上述银行业务创新规模较大,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创新效能高的中型银行紧随其后。（2）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构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BII）并观察该指数趋势,分析其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该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分阶段来看,BII经历持续增长期（2009Q2-2012Q4）,波动调整期（2013Q1-2017Q4）以及转型回升期（2018Q1-2019Q2）等三个阶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商业银行经过业务转型与调整金融创新指数稳步回升。（3）构建供给侧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间接作用机制（包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宏观指标）和直接作用机制（包含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储蓄投资转换等金融指标）的SVAR实证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在间接作用机制还是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都具有拉动作用并呈现短期快速拉动,中期波动,长期相对平稳的态势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第二,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直接作用机制更明显相关系数更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更注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要素积累与结构优化;第三,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资本积累影响存在反复,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第四,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融资规模具有微弱正向作用且存在时滞性,但有利于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换职能。第五部分,基于第三章需求分析、第四章机理分析与数理推导、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议,即本文第七章。具体包括:（1）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即:紧扣供给侧改革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金融创新;有效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以及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等。（2）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整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以及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等。（3）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业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智能化改造、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综合应用技术实现融合创新等。（4）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包括:搭建以业务为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构建金融创新协同保障机制等。总之,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开展金融创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可行建议。
二、国家信息中心王硕:国内电子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减低了出口的拉动效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信息中心王硕:国内电子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减低了出口的拉动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动产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特色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 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外部与内部因素 |
| 2.3 度量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与进展 |
| 2.4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思路和途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3.1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与指标选取 |
| 3.2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状况 |
| 3.3 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简析 |
| 3.4 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
| 3.5 稳健性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的均值组估计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
| 4.1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 |
| 4.2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 |
| 4.3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
| 4.4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表现形式 |
| 4.5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是否与中小企业发展匹配? |
| 4.6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启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下中国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敏感度分析 |
| 5.1 研究假说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引入动产融资的政策评估分析 |
| 6.1 政策背景 |
| 6.2 基本模型 |
| 6.3 模型稳态、参数校准与估计 |
| 6.4 模型动态与政策分析 |
| 6.5 拓展分析: 不含借贷约束的RBC模型和改进的借贷约束模型 |
| 6.6 政策启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局限 |
| 7.1 研究总结 |
| 7.2 研究局限与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外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对外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
| 1.2.3 关于促贸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减贫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概念 |
| 2.1.2 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2 国际政治学理论 |
| 2.2.3 国际社会学理论 |
| 2.2.4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形式及特征 |
| 3.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规模及结构 |
| 3.1.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3.1.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规模 |
| 3.1.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结构 |
| 3.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时代特征 |
| 3.2.1 中国对非洲援助进入“南南合作+援助”的机制化阶段 |
| 3.2.2 从意识形态输出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转变 |
| 3.2.3 从政治外交单一驱动向多维动机驱动的转变 |
| 3.2.4 南南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异质性日益凸显 |
| 3.3 国内外对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认知 |
| 3.3.1 来自国际社会的认知 |
| 3.3.2 来自国内社会的认知 |
| 4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1 新世纪中国援助促进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解析 |
| 4.1.1 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2 从促贸援助层面的解析 |
| 4.1.3 从减贫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4 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2 新世纪对非洲援助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非洲援助促进受援国资金累积的作用机理 |
| 4.2.2 对非洲援助改善受援国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
| 4.2.3 对非洲援助提升受援国技术水平作用机理 |
| 5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5.1 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 |
| 5.1.1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
| 5.1.2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样化 |
| 5.1.3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国别分布的差异化 |
| 5.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作用路径 |
| 5.2.1 援建基础设施,降低FDI物流成本 |
| 5.2.2 援助的先导效应,降低FDI投资风险 |
| 5.2.3 援助缩短了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 |
| 5.3 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检验 |
| 5.3.1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 |
| 5.3.3 东道国规模差异化条件下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 |
| 6.1 对中非双边贸易的现实考察 |
| 6.1.1 中非贸易总额的变化 |
| 6.1.2 中非贸易的商品构成 |
| 6.1.3 中非贸易的地理分布 |
| 6.2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作用路径 |
| 6.2.1 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贸易成本削减效应 |
| 6.2.2 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
| 6.2.3 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环境优化效应 |
| 6.3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检验 |
| 6.3.1 双边贸易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2 援助对中非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作用的检验 |
| 6.3.3 援助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 |
| 7.1 对非洲贫困的现实考察 |
| 7.1.1 贫困人口规模及人均预期寿命 |
| 7.1.2 贫困人口地域分布 |
| 7.2 对非洲援助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 |
| 7.2.1 通过援助发挥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 |
| 7.2.2 通过援助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 7.2.3 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 |
| 7.3 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检验 |
| 7.3.1 减贫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3.2 援助总量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 |
| 7.3.3 援助异质性对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
| 8.1 非洲经济增长的困境 |
| 8.1.1 非洲经济增长的时序变化 |
| 8.1.2 非洲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
| 8.1.3 非洲经济增长的阶段位次 |
| 8.2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作用路径 |
| 8.2.1 援助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 |
| 8.2.2 援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
| 8.2.3 技术援助的外溢效应 |
| 8.3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8.3.1 经济增长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8.3.2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 |
| 9.1 完善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
| 9.1.1 改革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援助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 |
| 9.1.2 优化对非洲援助领域,提升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 |
| 9.2 坚持包容平等的发展援助,培育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2.1 通过包容平等的对非洲援助,增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 9.2.2 坚持包容性视域下的援助,提升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3 积极与利益相关主体沟通,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
| 9.3.1 增强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资源整合和经验共享 |
| 9.3.2 改善援助数据透明度从而增进与其他援助国的互信 |
| 附件1: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件2: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英文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4）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课题来源 |
| 第二节 选题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一 工业设计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发展新模式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已处于突破规模优势临界点 |
| 三 工业设计正在发生三个深刻变化 |
| 四 我国工业设计快速升级发展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一 意义1: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政策红利”阶段转向“创新红利”阶段 |
| 二 意义2: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跟随式发展”转型为“先进性发展” |
| 三 价值:为中国工业设计十四五发展规划和行动路径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工业设计产业研究综述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综述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一 工业设计的界定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主要特征 |
| 四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产业发展战略的内涵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定义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
| 三 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
| 第三节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工具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分析工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脉络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与成长 |
| 一 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 |
| 二 与产业脱节的初期成长阶段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成长 |
| 第二节 政策推动下的产业发展 |
| 一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重要政策的提出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典型企业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智能互联时代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
| 一 工业设计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下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和特征分析 |
| 一 智能互联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特征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对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新的要求 |
| 三 智能互联时代设计产业的发展和走向 |
| 第二节 服务国家现行战略 |
| 一 “双循环”战略 |
| 二 “一带一路”倡议 |
| 三 供给侧、需求侧升级 |
| 第三节 发展战略分析 |
| 一 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下的中国工业设计产业SWOT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智能互联时代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战略 |
| 第一节 战略之一: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构建战略 |
| 一 构建设计产业资源配置系统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领域扩展 |
| 三 制造业设计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 |
| 第二节 战略之二:设计创新力的新生态构建战略 |
| 一 智能互联重构“人、物、环境”设计生态 |
| 二 数字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生态构建策略 |
| 四 法律法规的保障策略 |
| 第三节 战略之三:推动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构建战略 |
| 一 工业设计与数字技术的新关系构建 |
| 二 工业设计与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新关系构建 |
| 三 工业设计与产业发展的新关系构建 |
| 第四节 战略之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构建战略 |
| 一 融入国际设计业界的“语境” |
| 二 成立中国主导的国际设计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路径之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 |
| 一 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 |
| 二 构建智能互联时代工业设计技术支撑体系 |
| 三 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 |
| 第二节 路径之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 |
| 一 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 |
| 二 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
| 三 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 |
| 第三节 路径之三:开展人才培养工程 |
| 一 建设设计开放大学 |
| 二 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 |
| 三 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 |
| 第四节 路径之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 一 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
| 二 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 2.1.2 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家庭经济学理论 |
| 2.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 |
| 2.2.1 通过劳动力供给路径影响经济增长及效应 |
| 2.2.2 通过物质资本积累路径影响经济增长及效应 |
| 2.2.3 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路径影响经济增长及效应 |
| 2.2.4 通过产业结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及效应 |
| 2.3 家庭老年人口对家庭经济活动影响的相关文献 |
| 2.3.1 家庭老年人口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 |
| 2.3.2 家庭老年人口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
| 2.4 相关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老年人口经济行为的特征性事实 |
| 3.1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及特征 |
| 3.1.1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
| 3.1.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
| 3.2 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的特征性事实 |
| 3.2.1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的现实背景 |
| 3.2.2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的特征 |
| 3.2.3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的影响 |
| 3.3 我国家庭老年人口消费的特征性事实 |
| 3.3.1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的现实背景 |
| 3.3.2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的特征 |
| 3.3.3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理论分析 |
| 4.1 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 |
| 4.1.1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对要素供给正向效应的作用机制 |
| 4.1.2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对总消费正向效应的作用机制 |
| 4.2 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数理分析 |
| 4.2.1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对要素供给正向效应的数理分析 |
| 4.2.2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对总消费正向效应的数理分析 |
| 4.3 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假说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对要素供给正向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的劳动力供给增强效应实证分析 |
| 5.1.1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1.2 计量结果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的人力资本积累保障效应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2.2 计量结果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家庭老年人口劳动支持的家庭储蓄增强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3.2 计量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及启示 |
| 第六章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对总消费正向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的需求扩张拉动效应实证分析 |
| 6.1.1 预测步骤、预测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
| 6.1.2 预测结果分析 |
| 6.2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的消费增长点催生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变量选择、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6.2.2 计量结果分析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2.4 我国家庭老年人口老年服务需求与老年服务业发展分析 |
| 6.3 家庭老年人口消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实证分析 |
| 6.3.1 家庭老龄化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2 家庭消费结构变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及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本文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参与科研项目及科研获奖 |
| 致谢 |
（7）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
| 1.3.3 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 1.4.1 文章结构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1.3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界定 |
| 2.2.2 健康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 2.2.3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2.4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健康 |
| 3.1.2 健康服务业 |
| 3.2 相关理论 |
| 3.2.1 健康需求理论 |
| 3.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 3.2.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3.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3 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1 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3 指标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 |
| 4.1.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划阶段(2013—2017) |
| 4.1.3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 |
| 4.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基本成就 |
| 4.2.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 |
| 4.2.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分类 |
| 4.2.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取得的基本成就 |
| 4.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 4.3.1 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 4.3.2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 4.3.3 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 |
| 4.3.4 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 |
| 4.3.5 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结果分析 |
| 5.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深入说明 |
| 5.2.1 经济发展水平 |
| 5.2.2 政策规划 |
| 5.2.3 人口年龄结构 |
| 5.2.4 城镇化水平 |
| 5.2.5 科技创新 |
| 5.2.6 疾病谱变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与背景 |
| 6.1.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 6.1.2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
| 6.2 主要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经验 |
| 6.2.1 美国 |
| 6.2.2 德国 |
| 6.2.3 加拿大 |
| 6.3 对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
| 6.3.1 坚持政府引导,加强规划引领 |
| 6.3.2 突出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
| 6.3.3 加快集群发展,增强辐射带动 |
| 6.3.4 优化要素配置,补齐发展短板 |
| 6.3.5 支持开放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与对策建议 |
| 7.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 |
| 7.1.1 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
| 7.1.2 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
| 7.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
| 7.2.1 多渠道并用与多元化并重,缓解医疗服务总量与结构矛盾 |
| 7.2.2 以提高生存质量为主线,构造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生态体系 |
| 7.2.3 实施构造完备的监管与政策,消除相关机制体制障碍 |
| 7.2.4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问题,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 |
| 7.2.5 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彼此联动 |
| 7.2.6 转变既往思想观念,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 |
| 7.2.7 促进传统中医药学科思想复兴,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重点、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体育旅游减贫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 |
| 2.1.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概述 |
| 2.1.2 体育旅游与乡村发展概述 |
| 2.2 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1 国内外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2 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研究 |
| 2.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
| 2.3.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涵义 |
| 2.3.2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影响因素 |
| 2.3.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居民态度 |
| 2.3.4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效果评价 |
| 2.4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释义 |
| 2.4.1 乡村社区 |
| 2.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 |
| 2.4.3 体育旅游减贫 |
| 2.4.4 旅游减贫感知 |
| 2.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5.1 地理二元经济论 |
| 2.5.2 中心地理论 |
| 2.5.3 社会交换论 |
| 2.5.4 公民参与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历程及理论分析 |
| 3.1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历程 |
| 3.1.1 “社区参与”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2 社区体育旅游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3 体育旅游减贫的典型案例 |
| 3.1.4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表现形态 |
| 3.2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过程 |
| 3.2.1 体育旅游减贫的条件识别 |
| 3.2.2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对象 |
| 3.2.3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管理 |
| 3.2.4 体育旅游减贫的成效评价 |
| 3.3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机制 |
| 3.3.1 体育旅游减贫的利益机制 |
| 3.3.2 社区参与体育的互动机制 |
| 3.3.3 减贫效应成效的衡量机制 |
| 3.4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混合研究评估框架 |
| 3.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理论特性 |
| 3.4.2 社区体育旅游认知结构的内涵 |
| 3.4.3 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 |
| 3.4.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4.1 评估目标—社区参与体育运动多维减贫的长期效应 |
| 4.1.1 体育运动的健康减贫效应 |
| 4.1.2 体育多维减贫的社区营造 |
| 4.2 空间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区域及对象 |
| 4.2.1 贫困乡村社区的地理区域筛选 |
| 4.2.2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的多维指向 |
| 4.2.3 体育旅游帮扶对象的多维测度 |
| 4.3 执行规范—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方法及原则 |
| 4.3.1 质性研究的原理 |
| 4.3.2 理论敏感性原则 |
| 4.3.3 访谈的一般原则 |
| 4.4 核心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中心涵义 |
| 4.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数据采集 |
| 4.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编码及类属 |
| 4.4.3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类属萃取 |
| 4.4.4 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 |
| 4.5 指标确定—“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的预测 |
| 4.5.1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减贫的小样本测试 |
| 4.5.2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指标信效度检验 |
| 4.5.3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4 “参与度-动能-持续效应”框架PLS回归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贵州省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1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范围及活动 |
| 5.1.1 乡村分布与活动范围 |
| 5.1.2 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 |
| 5.2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评估设计 |
| 5.2.1 减贫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2.2 减贫效应变量与条目 |
| 5.2.3 调查过程及数据来源 |
| 5.2.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评估模型 |
| 5.2.5 体育旅游减贫维度信效度检验 |
| 5.3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调查结果 |
| 5.3.1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贫困人口特征 |
| 5.3.2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典型贫困特征 |
| 5.3.3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探索 |
| 5.3.4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验证 |
| 5.3.5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假设检验 |
| 5.4 贫困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意愿分析 |
| 5.4.1 体育旅游参与人口的基本特征分析 |
| 5.4.2 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具有差异性 |
| 5.4.3 建档立卡与致贫原因的显着性分析 |
| 5.5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要素分析 |
| 5.5.1 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参与度及动能 |
| 5.5.2 减贫驱动核心要素正向促进个体精神脱贫 |
| 5.5.3 减贫驱动基础要素——体育管理行政职能 |
| 5.5.4 减贫驱动要素互动——居民自组织规模化 |
| 5.6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要素的外部可持续分析 |
| 5.6.1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可持续减贫 |
| 5.6.2 体育旅游专项减贫制度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3 体育旅游民间团体的文化传承效应 |
| 5.6.4 体育旅游社区自主锻炼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5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生态减贫效应 |
| 5.7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的内驱可持续减贫分析 |
| 5.7.1 资源识别与价值交换(运营)基础 |
| 5.7.2 专项规划未能与社区支持形成互动 |
| 5.7.3 社区支持意愿促进可持续减贫 |
| 5.7.4 多中心村落社区参与扩大脱贫规模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减贫延续:优化体育旅游社区参与路径 |
| 6.1 深化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互动 |
| 6.1.1 动能转化,促进个体锻炼向社区集体旅游活动转化 |
| 6.1.2 强化能力,增强体育锻炼意愿与社区群体运动能力 |
| 6.1.3 壮大村落,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 |
| 6.1.4 更新观念,创新具有传承体育文化价值的传统项目 |
| 6.2 增强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外部可持续性 |
| 6.2.1 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加体育旅游物权收益 |
| 6.2.2 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 |
| 6.2.3 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 |
| 6.2.4 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 |
| 6.3 延展体育旅游业内在驱动减贫的自主脱贫空间 |
| 6.3.1 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 |
| 6.3.2 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 |
| 6.3.3 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 |
| 6.3.4 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访谈提纲与文本概况 |
| 附件2 预调查与正式调查 |
| 附件3 文本数据编码示例 |
| 学习经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第2章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理论分析 |
| 2.1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协同学分析 |
| 2.1.1 战略对接的理论内涵及界定 |
| 2.1.2 协同视角下的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 |
| 2.2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解释 |
| 2.2.1 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 2.2.2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影响 |
| 2.2.3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东北地区地缘战略走向 |
| 2.3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效应评价 |
| 2.3.1 跨国毗邻区域经济协同度 |
| 2.3.2 跨国毗邻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评价体系构建 |
| 第3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必要性及现实基础 |
| 3.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必要性 |
| 3.1.1 中国东北提升开放水平的客观要求 |
| 3.1.2 远东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
| 3.1.3 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 |
| 3.1.4 中俄两国实现自我发展的路径选择 |
| 3.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现实基础 |
| 3.2.1 对接的前提:地缘关系紧密,口岸资源便利 |
| 3.2.2 对接的基石:互补优势明显,经济联系密切 |
| 3.2.3 对接的动力:发展理念契合,战略规划同步 |
| 3.2.4 对接的保障:政治互信良好,协调机制充分 |
| 第4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 |
| 4.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现状 |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 |
| 4.1.2 双边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
| 4.1.3 能源领域实现良性互动 |
| 4.1.4 农业合作成为重要引擎 |
| 4.1.5 资金融通取得显着进展 |
| 4.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问题 |
| 4.2.1 贸易结构以及合作方式的相关问题 |
| 4.2.2 口岸发展与基础设施配套相关问题 |
| 4.2.3 制度差异以及秩序混乱导致的问题 |
| 4.2.4 对接意愿与对接合作前景相关问题 |
| 4.2.5 政治互信与思想认识方面相关问题 |
| 4.3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机遇 |
| 4.3.1 俄罗斯“向东看”政策的战略机遇 |
| 4.3.2 黑龙江自贸区建设提供的发展机遇 |
| 4.3.3 高峰合作论坛定期举办的平台机遇 |
| 4.3.4 “一带一盟”推动的区域合作机遇 |
| 4.4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挑战 |
| 4.4.1 东北地区内部体制的挑战 |
| 4.4.2 远东地区内部发展的挑战 |
| 4.4.3 来自西方世界外部的挑战 |
| 第5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战略对接效应评价体系构建 |
| 5.1.1 模型的构建 |
| 5.1.2 指标体系的选取 |
| 5.2 战略对接效应的测定分析 |
| 5.2.1 经济子系统有序度的测定 |
| 5.2.2 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定 |
| 5.2.3 发展度与拉动因子的测定 |
| 5.3 战略对接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经济联系强度与隶属度测算 |
| 5.3.2 结论 |
| 第6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 |
| 6.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 |
| 6.1.1 对接主体联动:政府主导企业推动下的内外联动 |
| 6.1.2 对接形式多元:边境地区与中心城市的良性互动 |
| 6.1.3 对接空间开放:点轴开发形成轴带式的空间布局 |
| 6.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机制构建 |
| 6.2.1 战略对接的决策机制 |
| 6.2.2 战略对接的动力机制 |
| 6.2.3 战略对接的规制机制 |
| 第7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实施方案 |
| 7.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基本架构 |
| 7.1.1 战略对接的原则 |
| 7.1.2 战略对接重点 |
| 7.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实现路径 |
| 7.2.1 以多方主体为推力创新对接理念 |
| 7.2.2 以实体项目为抓手拓宽对接领域 |
| 7.2.3 以规则建设为关键强化对接保障 |
| 7.2.4 以战略机遇为突破推动全面对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实体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1.2.3.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 |
| 1.2.4.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简评与本文努力方向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主要创新之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有关实体经济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2.2.2.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2.4. 关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 |
| 2.3 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
| 3.1.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
| 3.1.2. 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 3.1.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1.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开展金融创新 |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 |
| 3.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程 |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成效 |
| 3.2.4.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
| 3.3.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 |
| 3.3.1.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 |
| 3.3.2.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教训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4.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
| 4.1.2. 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的消极作用 |
| 4.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加强资本积累 |
| 4.2.2. 推动技术进步 |
| 4.2.3. 升级供给端 |
| 4.2.4. 优化需求端 |
| 4.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3.1. 增强金融功能 |
| 4.3.2. 推动金融发展 |
| 4.3.3. 优化金融结构 |
| 4.3.4. 影响货币深化 |
| 4.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分析 |
| 4.4.1 假设 |
| 4.4.2 最优路径推导 |
| 4.4.3 平衡增长路径 |
| 4.4.4 数值模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
| 5.1. 关系特征及实证假设 |
| 5.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5.2.1. 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相关检验 |
| 5.3.1.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5.3.2. 位置参数的确定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2. 非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3. 非线性转换体制的分析 |
| 5.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
| 5.5.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替换自变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核心实体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
| 5.6.2. 加入交互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 |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的创建与衡量 |
| 6.1.1. 金融创新指数构建思路 |
| 6.1.2. 金融创新指数维度与指标选取的说明 |
| 6.1.3. 金融创新指数测度过程 |
| 6.1.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测度结果 |
| 6.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2.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6.2.3. 模型稳定性与格兰杰检验 |
| 6.2.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2.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及行动路径 |
| 7.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 |
| 7.1.1 紧扣供给侧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
| 7.1.2 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 |
| 7.1.3 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差异化金融创新 |
| 7.1.4 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能 |
| 7.1.5 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
| 7.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 |
| 7.2.1. 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 |
| 7.2.2. 整合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 |
| 7.2.3. 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 7.2.4. 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丰富民生类金融产品 |
| 7.2.5.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3 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 |
| 7.3.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 |
| 7.3.2. 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集约化业务平台 |
| 7.3.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的智能化改造 |
| 7.3.4.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 |
| 7.3.5.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实现融合创新 |
| 7.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 |
| 7.4.1. 商业银行主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2.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3. 建立与完善适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 |
| 7.4.4. 构建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与制度协同运行保障机制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研究不足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四、国家信息中心王硕:国内电子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减低了出口的拉动效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动产融资研究[D]. 刘志强. 山东大学, 2021(11)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胡锡琴. 四川大学, 2021(02)
- [4]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D]. 刘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6]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家庭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研究[D]. 曹璞. 西北大学, 2021(12)
- [7]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D]. 程显扬. 辽宁大学, 2020(07)
- [8]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D]. 盘劲呈.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9]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D]. 陆曼. 辽宁大学, 2020(07)
- [10]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D]. 滕飞. 广西大学, 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