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位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狭窄的诊治

一、原位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狭窄的诊断和治疗（论文文献综述）

贺英杰^[1]（2020）在《肝移植术后早期门静脉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及诊治经验》文中研究说明背景和目的随着外科手术技术提高、供者来源的扩大以及术后免疫药物应用等进步,肝移植已成为治疗多种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方法,适应症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符合手术标准的肝细胞癌或其他原发/继发于肝脏的肿瘤、内科保守治疗无效的肝功能衰竭、先天性代谢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多囊肝等,而血管或胆道的并发症、急慢性排斥反应、病毒感染、肿瘤的转移与复发等因素均影响肝移植术后恢复及远期预后。肝脏具有的独特血管解剖结构增加了肝脏移植的手术难度。除了与其他器官移植类似的流入（肝动脉）与流出通道（肝静脉、下腔静脉）的吻合外,还有门静脉系统的吻合,随之增加的是门静脉并发症的发生率。由于门静脉系统供血的特殊性,门静脉并发症在术后早期（90天内）即可通过影响血流扰乱肝脏正常生理功能,严重者可发生肝功能衰竭、门静脉高压等并发症,导致移植物丢失、甚至患者死亡等不良后果。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2018年12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尝试总结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及其诊治经验,以期在肝移植围术期做好预防,为诊治类似患者提供参考,并改善预后。资料和方法1.收集2016年1月-2018年12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的616例患者的病历资料,按照是否发生术后早期门静脉并发症分为并发症组与非并发症组,整理两组相应临床指标;2.将临床指标纳入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观察两组在临床指标构成上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3.将临床指标纳入单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的危险因素;4.将上述单因素Logistic回归得出的危险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肝移植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5.整理并发症组患者诊疗过程及相关临床资料。结果1.χ2检验结果显示,受者年龄、性别、手术时间、术中无肝期时间、供肝冷缺血时间、供受者血型是否相符、术中出血量、术中输注红细胞的量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受者存在门静脉血栓（P<0.001,优势比0.034,95%置信区间0.008～0.138）、既往脾切除手术史（P<0.001,优势比27.765,95%置信区间6.844～112.637）、门静脉重建方式（P<0.001,优势比34.4,95%置信区间5.68～208.350）和再次肝移植（P<0.001,优势比34.400,95%置信区间5.680～208.350）是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受者年龄、性别、手术时间、冷缺血时间、供受者血型是否相符、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注红细胞的量与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无关（P>0.05）。3.将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与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相关的危险因素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术前受者存在门静脉血栓（P=0.012,优势比=16.922,95%置信区间1.859～154.059）和再次肝移植（P<0.001,优势比=64.871,95%置信区间8.293～507.435）是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4.术后早期发生门静脉并发症的患者共9例,其中包括门静脉血栓形成6例、狭窄1例、无血栓或狭窄的血流异常（流速减慢、双向血流或无血流）2例,均由彩超和（或）CT下血管造影证实。3例肝功能正常的门静脉Ⅰ型血栓患者行口服药物抗凝治疗,3例肝功能异常的门静脉Ⅱ型血栓患者行开腹切开取栓术和经大网膜门静脉泵植入术,随访22±14.8个月门静脉血流通畅。1例门静脉狭窄患者予以门静脉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术,随访17个月门静脉血流通畅。2例门静脉无血栓或狭窄的血流异常患者均为再次肝移植术后,1例行手术探查,结扎分流血管,术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1例诊断考虑为第7天综合征,在等待再次肝移植时死亡。结论1.术前受者存在门静脉血栓、既往脾切除手术史、门静脉重建方式和再次肝移植是早期门静脉并发症的危险因素;2.受者术前存在门静脉血栓和再次肝移植是早期门静脉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3.对于肝移植术后不同类型门静脉并发症采取针对性治疗,可取得良好效果。

王华翔^[2]（2019）在《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与司法途径标准供肝移植后相关并发症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比较公民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与司法途径标准供肝（SCD）受体移植术后患者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评估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供肝的疗效。方法收集自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厦门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进行的296例原位肝移植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SCD来源197例,DCD来源99例,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均衡两组受体术前、术中协变量后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肝功能恢复、胆道并发症、急性肾损伤、感染及相关病原体、急性排斥反应、血管并发症的发生以及患者的术后生存情况。结果经过1:1匹配后两组共有89对病例纳入研究,两组患者术后肝功能恢复有明显差异,DCD供肝来源组患者肝功能较SCD组肝功能恢复慢。DCD组和SCD组术后移植物功能恢复不良（EAD）的发生率分别为39.3%、1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的发生率两组分别为7.9%、3.4%,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193）。DCD组和SCD组术后胆道并发症（BC）发生率分别为19.1%和1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53）。DCD组和SCD组的AKI发生率分别为48.3%、32.6%,发生率有统计学差异（P=0.031）;DCD和SCD两组患者的感染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59.6%、4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其中腹腔感染发生率分别为47.2%、32.6%（P=0.040）;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30.3%、23.6%（P=0.311）;术后感染病原体耐药率分别为48.2%、48.5%（P=0.968）;ACR发生率分别为25.8%、1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1）;两组患者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分别为8.9%、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2）。DCD组患者术后1、2、3年生存率为80%、73%、70%,SCD组患者术后1、2、3年生存率分别为85%、78%、72%,两组患者术后生存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673）。结论DCD供肝较SCD供肝来源相比,移植后受体肝功能恢复较慢,术后EAD、AKI、ACR、腹腔感染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胆道并发症、肺部感染、血管并发症以及术后存活情况DCD组与SCD组无明显差异。

聂秀桢^[3]（2019）在《肝窦阻塞综合征1例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肝窦阻塞综合征（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HSOS）,又称肝小静脉闭塞病（hepatic veno occlusive disease,HVOD）,是一种较为少见的肝脏血管性疾病。近年来,因服用含吡咯生物碱（pyrrolizidine alkaloids,PAs）植物引起的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pyrrolidine alkaloid-related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PA-HSOS）病例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有大部分患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恰当的治疗,导致预后不佳。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肝窦阻塞综合征,我们分析了我院目前诊断的1例肝窦阻塞综合征病例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复习,通过分析该疾病的病因、临床特点、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疗效,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减少误诊、漏诊。材料和方法: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018年03月收治的1例肝窦阻塞综合征的病例,并检索美国国立图书馆PubMed、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自1996年02月到2019年02月发表的关于肝窦阻塞综合征的病例报道,对该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点、肝脏穿刺活检病理结果、治疗方案以及疗效等进行综合分析。结果:（1）一般资料:纳入患者共473例,其中以个案报道的详细记录性别的有105例,男性患者59例（56%）,女性患者46例（44%）,详细记录年龄的有104例,中老年患者占多数（74%）。（2）病因:本组病例中,国内报道的HSOS病例348例,316例（91%）患者有服用中草药的病史,国外报道的HSOS病例125例,111例（88.8%）患者既往有造血干细胞移植病史。（3）临床表现:本组病例中,以个案报道的详细记录症状体征的有105例,主要表现为腹胀96例（91%）、腹水95例（90%）、肝大50例（48%）、黄疸46例（44%）,可伴有乏力、纳差、恶心、呕吐、少尿、下肢浮肿等不适。（4）辅助检查:本组病例中所收集的实验室检查均可见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转氨酶升高、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胆红素代谢异常。68例患者完善腹部超声检查,多为非特异性表现。73例患者行腹部CT检查,平扫期可见肝脏肿大（26例,36%）、肝脏密度不均匀减低（40例,55%）;增强期可观察到肝实质密度呈“花斑样、地图状”不均匀强化（39例,53%）,部分患者还可见肝静脉变窄、细小或不显影等改变（34例,47%）。上腹MRI检查也可见到与腹部CT相似的表现。其中有13例患者CT/MRI直接提示诊断“HSOS或HVOD”。54例患者行肝脏穿刺检查,病理结果提示肝窦淤血、扩张,肝细胞水肿、变性、坏死以及淋巴细胞为主的炎细胞浸润。部分患者可见中央静脉或小叶下静脉管腔内膜增厚、狭窄。（5）诊断及误诊情况:本组病例中,以个案报道的详细记录诊断方式的有105例,其中临床诊断51例,病理诊断54例,从发病到明确诊断的平均时间为1.54±1.97个月,误诊22例,误诊率21%,其中有11例误诊为布加综合征。（6）治疗及疗效:在本组纳入的318例PA-HSOS患者中,97例患者（A组）予保肝、利尿和（或）改善循环等基础支持治疗,好转或治愈率45%;126例患者（B组）加用抗凝治疗,好转或治愈率67%;29例患者（C组）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好转或治愈率79%;51例患者（D组）加用抗凝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好转或治愈率69%;与A组相比,B组（χ2=10.977,P=0.001）、C组（χ2=10.334,P=0.001）、D组（χ2=7.271,P=0.0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疗效均优于A组;B组与C组相比（χ2=1.567,P=0.2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二者疗效相仿;D组相比于B（χ2=0.023,P=0.88）、C（χ2=1.058,P=0.304）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疗效并不优于B、C两组。内科治疗无效者,11例行TIPS治疗,好转或治愈率82%,其中1例TIPS治疗无效后行外科分流手术后好转,3例行肝移植,2例好转。结论:（1）国内HSOS病因以服用含PAs中草药为主,国外以造血干细胞移植、器官移植或大剂量放化疗为主。（2）不明原因腹水、肝大、黄疸的患者,临床应警惕HSOS,对于临床初诊布加综合征的患者,应注意排除PA-HSOS。（3）PA-HSOS应尽早使用抗凝药物,本组结果显示糖皮质激素的疗效与抗凝治疗的疗效相仿,二者联合治疗的疗效并不优于单用抗凝药物或糖皮质激素。

杜联芳^[4]（2015）在《超声诊断技术在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中的应用价值》文中研究表明肝移植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的方法。超声检查具有无创、便捷、实时等优点,尤其在血管及血流动力学检查方面具有优越性,已成为肝移植术后常规且不可缺少的检查方法。本文从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的超声监测时间、彩色多普勒超声、超声造影和其他超声新技术等方面探讨不同超声诊断技术用于诊断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的临床价值。

贺轶锋,周俭,邱双健,黄晓武,孙健,王晓颖,史颖弘,肖永胜,王征,孙绮蛮,樊嘉^[5]（2014）在《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诊治:附16例次报告》文中提出目的:研究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特点以及如何早期诊治以减少移植物功能失缺。方法:回顾分析2001年4月—2013年9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1185例肝移植患者（共1210例次肝移植术）的临床资料,分析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治疗后患者的预后情况。结果:共发生16例次肝移植术后流出道并发症,发生率为1.3%,其中下腔静脉狭窄7例次,下腔静脉合并肝静脉狭窄6例次,肝静脉流出道梗阻3例次。7例次下腔静脉狭窄中有6例次通过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球囊扩张与支架留置）治疗后完全治愈,随访至今除1例次因肝癌复发病死,其余患者未出现移植物功能失缺。6例次下腔静脉合并肝静脉狭窄患者中有5例次留置支架,其中1例次因生长发育造成下腔静脉内支架脱落及肝左静脉内腔再次狭窄,导致肝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出血而病死;其余4例次恢复良好。3例次肝静脉流出道梗阻患者中有2例次经肝右静脉内留置支架后恢复正常。结论:患者在肝移植术后如出现布加氏综合征的临床表现,需行彩色多普勒B超、增强CT及CT血管成像、介入下血管造影,以判断有无流出道并发症。在介入下置入金属支架是目前治疗肝移植术后流出道并发症的有效方法。

贺轶锋,周俭,邱双健,黄晓武,孙健,王晓颖,史颖弘,王征,宋康,孙绮蛮,樊嘉^[6]（2013）在《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诊治》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发生特点以及如何早期诊治减少移植物失功、提高患者生存率。方法回顾性分析了2001年4月至2013年8月,由我中心施行的1204例次（1179例）肝移植中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经治疗干预后患者的生存情况。结果7例次（0.58%）行经典原位肝移植的患者术后出现下腔静脉狭窄;2例次（0.17%）行减体积肝移植的患者术后发生下腔静脉合并肝静脉狭窄;1例次（0.08%）经典原位肝移植患者的术后出现肝静脉狭窄。下腔静脉狭窄患者有6例次通过介入下下腔静脉留置支架完全治愈,随访至今未出现移植物失功,1例次于术后11天因肝肾功能衰竭死亡;下腔静脉合并肝静脉狭窄患者有1例次通过下腔静脉、肝静脉内留置支架后痊愈;1例次在术后3279天因肝功能失代偿死亡;肝静脉狭窄患者在肝静脉内留置支架后恢复良好,随访至今存活。

朱康顺,钱结胜,孟晓春,易述红,庞鹏飞,何可可,姜在波,陆敏强,单鸿^[7]（2010）在《肝移植术后肝静脉和下腔静脉梗阻的诊断及介入治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肝静脉、下腔静脉梗阻的诊断及介入治疗技术。方法在831例原位肝移植（OLT）、26例活体肝移植（LDLT）患者中,共有11例在移植术后2～111 d经血管造影证实为肝静脉、下腔静脉梗阻并进行了介入治疗。其中肝静脉吻合口狭窄或闭塞5例、下腔静脉吻合口狭窄5例、肝静脉狭窄伴下腔静脉吻合口狭窄1例。11例中,5例为成人OLT、4例为LDLT、2例为儿童减体积OLT,介入治疗前9例接受了肝脏CT、2例接受了MR增强扫描。术后随访患者肝肾功能指标、临床症状及肝静脉、下腔静脉血流状况。对11例患者的影像资料、介入治疗技术要点和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介入治疗前后梗阻两端静脉压力差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结果 11例患者,CT或MR检查均可明确显示肝脏淤血范围、肝静脉或下腔静脉梗阻部位及程度;其中4例肝静脉梗阻和5例下腔静脉梗阻者行支架植入治疗,1例肝静脉梗阻者行经皮腔内血管球囊扩张术（PTA）,1例肝静脉伴下腔静脉梗阻者,行肝静脉PTA和下腔静脉支架植入,介入治疗手术均成功。术后检测梗阻两端静脉压力差为（2.9±1.7）mm Hg（1 mm Hg=0.133 kPa）,较术前（16.5±4.1）mm Hg明显下降（t=11.5,P<0.01）。术后10例患者临床症状改善,肝肾功能恢复;1例肝功能恶化,于术后第9天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术后随访9～672 d,2例肝静脉PTA治疗者术后1个月内发生血管再狭窄,支架植入治疗者未发生再狭窄,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支架植入是治疗肝移植术后肝静脉和下腔静脉梗阻安全、有效的方法;术前CT或MR对明确肝淤血范围及静脉梗阻具有重要价值。

曲增强,张遂亮,陈晓霞,丁宁,周海华,张柏和,吴孟超^[8]（2009）在《原位肝移植后下腔静脉闭塞介入治疗一例》文中研究指明临床资料患者男,40岁,患肝炎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于2006年9月22日行原位肝移植（OLT）治疗,手术顺利,术后反复出现胸腔、腹腔积液,经利尿等对症治疗后好转。2007年5月开始腹胀加重,尿量少,双下肢及阴囊水肿,肝、肾功能检查总胆红素42μmol/L、白蛋白40.3g/L;尿素氮20.4mmol/L、肌

张建军,朱志军,郑虹,邓永林,潘澄,王兴强,沈中阳^[9]（2008）在《肝移植术后迟发性流出道梗阻的诊断和治疗》文中提出目的探讨肝移植术后迟发性流出道梗阻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方法2001年6月至2004年11月,共施行肝移植821例次,其中6例患者（背驮式原位肝移植1例,经典原位肝移植4例,减体积肝移植1例）在手术6个月之后出现流出道梗阻,均经彩色超声、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查及下腔静脉造影明确诊断。6例患者均接受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并放置血管内支架治疗,每天口服肠溶阿斯匹林100 mg抗凝治疗半年。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监测和定期随访。结果肝移植术后迟发性流出道梗阻的发生率为0.73%。6例患者均为肝后下腔静脉及肝静脉狭窄,经PTA并放置血管内支架治疗后,血流恢复通畅,下肢水肿消失,肾功能恢复良好,长期随访无复发。结论经彩色超声检查怀疑流出道梗阻的患者应行腹部强化CT检查,可以为诊断提供有力的证据:高度怀疑流出道梗阻的患者应进行下腔静脉造影,检测狭窄部位的压力梯度变化。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并放置血管内支架治疗肝移植术后迟发性流出道梗阻安全可靠,长期疗效满意。

马毅,何晓顺,朱晓峰,王国栋,王东平,鞠卫强,巫林伟,胡安斌,邰强^[10]（2008）在《原位肝移植术后静脉流出道梗阻的原因和处理》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原位肝移植术后静脉流出道梗阻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方法对2000年1月至2006年12月收治的776例同种原位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原位肝移植术后静脉流出道梗阻的诊治经验。结果 776例肝移植患者中共发生术后静脉流出道梗阻10例,发生率为1.29%。其中肝上下腔静脉吻合口狭窄6例,肝后段下腔静脉狭窄2例,肝静脉流出道梗阻2例。10例均进行了下腔静脉造影而明确诊断,8例患者在下腔静脉造影的同时施行了气囊扩张或放置血管内支架术,2例介入治疗效果不佳而中转再次肝移植术;该组因术后静脉流出道梗阻而死亡3例,与静脉流出道梗阻相关的病死率为30%（3/10）。结论原位肝移植术后静脉流出道梗阻的发生与腔静脉的吻合技术,腔静脉吻合方式以及供肝体积与受者肝床不匹配有关;术后尽早发现流出道梗阻的存在,并及时做出正确的治疗选择如介入治疗或再次肝移植等是改善该并发症预后的关键。

二、原位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狭窄的诊断和治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原位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狭窄的诊断和治疗（论文提纲范文）

（1）肝移植术后早期门静脉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及诊治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2）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与司法途径标准供肝移植后相关并发症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肝窦阻塞综合征1例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论文提纲范文）

（4）超声诊断技术在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中的应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5）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诊治:附16例次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8）原位肝移植后下腔静脉闭塞介入治疗一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原位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狭窄的诊断和治疗（论文参考文献）

• [1]肝移植术后早期门静脉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及诊治经验[D]. 贺英杰. 郑州大学, 2020(02)
• [2]公民死亡器官捐献与司法途径标准供肝移植后相关并发症的比较分析[D]. 王华翔. 厦门大学, 2019(01)
• [3]肝窦阻塞综合征1例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D]. 聂秀桢. 福建医科大学, 2019(07)
• [4]超声诊断技术在肝移植术后血管并发症中的应用价值[J]. 杜联芳. 器官移植, 2015(01)
• [5]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诊治:附16例次报告[J]. 贺轶锋,周俭,邱双健,黄晓武,孙健,王晓颖,史颖弘,肖永胜,王征,孙绮蛮,樊嘉. 中国临床医学, 2014(02)
• [6]肝移植术后下腔静脉和肝静脉并发症的诊治[A]. 贺轶锋,周俭,邱双健,黄晓武,孙健,王晓颖,史颖弘,王征,宋康,孙绮蛮,樊嘉. 2013中国器官移植大会论文汇编, 2013
• [7]肝移植术后肝静脉和下腔静脉梗阻的诊断及介入治疗[J]. 朱康顺,钱结胜,孟晓春,易述红,庞鹏飞,何可可,姜在波,陆敏强,单鸿.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10(04)
• [8]原位肝移植后下腔静脉闭塞介入治疗一例[J]. 曲增强,张遂亮,陈晓霞,丁宁,周海华,张柏和,吴孟超. 介入放射学杂志, 2009(03)
• [9]肝移植术后迟发性流出道梗阻的诊断和治疗[J]. 张建军,朱志军,郑虹,邓永林,潘澄,王兴强,沈中阳.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08(08)
• [10]原位肝移植术后静脉流出道梗阻的原因和处理[J]. 马毅,何晓顺,朱晓峰,王国栋,王东平,鞠卫强,巫林伟,胡安斌,邰强. 中华外科杂志, 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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