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水族乡规

一、清代时期水族的乡规民约（论文文献综述）

宗喀·漾正冈布,王振杰^[1]（2021）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民族团结模范集体”为例》文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通过对青海民和县杏儿藏族乡"民族团结模范集体"的田野调查,从微观层面探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和谐共居共生的社区,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建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相互交融的文化体系。通过发展村级经济,注重民心工程,进而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对多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真正落实,推动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娄义鹏,吴钧^[2]（2021）在《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文中提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法在该地域的重要补充,起着规范秩序、巩固团结、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特征、合理性和价值的分析,发现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和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历史继承中得到消减,可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进程中实现咬合,形成互补变通的法治体系,助力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

孟磊^[3]（2021）在《清代民国贵州少数民族婚姻改革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何妤如^[4]（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王首敬^[5]（2021）在《不再“世外桃源”的山村 ——一个侗族乡村的新媒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基于贵州省黎村的田野调查,以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以及传播学的媒体即人的延伸和技术赋权理论为支撑,呈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山村与新媒体相遇的“故事”。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侗族乡村社会已不再“世外桃源”,开始呈现出与现代社会趋同的样貌。传统化外之地的自治体系被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取代,被完全纳入现代国家;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现代化产业链条打破,消费欲望被激发;凝魂聚力的民族文化与大众文化共生,思想日益开放;闲暇生活从农业休闲型演变为心理调节型,闲暇方式日益多元化;新媒体成为人际交往的新媒介,交往方式呈现出新特征。然而,传统社会并未被冲蚀殆尽,新媒体作为人的延伸,促进了空心化村落的重新积聚,传统社会秩序与现代化秩序融为一体、和谐共生,共同推动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在城乡分化背景下,新媒体既是城乡之间“无形”的桥,缩小着城乡鸿沟,也是空心化的乡村的“安心剂”,促进着身体与心灵的归一,为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传承提供着解决路径。通过研究发现,作为文化的新媒体在全球化语境中既是一种大众文化,又是一种地方化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从“外来者”走向“在地化”。新媒体进入山村社会,把山村纳入了一个没有边界的陌生而充满魅惑的“异文化”世界。但是山村文化并没有被淹没在“异文化”的海洋中,因为文化自觉——山村社会借助新媒介技术文化的便捷优势,拍摄、制作、传播本地的民族文化,不仅使现代性的流动中日益疏离、空心化的村落社会有了“远在天涯”的亲情联结与近在眼前的“面视”,而且因为村民的文化自信而使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浩瀚的“异文化”世界,在自己走进“他者”世界的同时,也为外在的世界了解自己的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文化再发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便由此展开。这一个案充分说明,一种文化体系不论其处于什么样的低势位置,在和平的环境下,文明互鉴总是双向对流的过程,新媒体“宰殖”的世界——全球化本身也是一个非同质化、多元化的过程,呈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共生,和而不同”的格局。

李传欢^[6]（2021）在《传统村落景观价值研究》文中提出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是一个活态延续的景观系统,其中既有已中止发展的文物,还有仍在继续发展演变的传统,景观结构复杂。论文从文化景观视野研究传统村落遗产景观的价值内涵。首先,论文绪论部分阐明了研究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传统村落景观的概念、传统村落景观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选题价值。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阐释了传统村落景观的构成要素以及由各要素相关联的景观系统,在此基础上根据景观构成要素分析了村落景观类型及特征。第二章是论文核心章节,基于对传统村落景观遗产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阐释了传统村落景观的审美、社会与文化、环境与生态以及旅游与经济四项价值,明晰了传统村落景观作为当代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内涵。第三章是基于前两章对传统村落景观构成与价值的分析,尝试提出了传统村落景观类型划分依据,将传统村落景观划分为生态型、田园型和聚落型,并构建了三种类型传统村落景观的评价体系,最后按类型提出了对传统村落景观保护策略。论文结语指出,传统村落景观作为一种因日益减少而愈加珍贵的景观资源,对其进行分类施策保护将是维护传统村落景观活态自然延续的必要举措。

周琼^[7]（2021）在《换个角度看文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刍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灾害文化是少数民族与自然灾害相伴求生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发挥了防灾减灾避灾的作用。西南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有宗教信仰、禁忌习俗、敬畏自然的思想及驱逐疫人等精神层面及建筑、饮食、医药、乡规民约及村寨防护等物质生活行动层面两类内容。它具有文化的历时性、包容性、调适性特点,也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性、累积性、固守性及地域性、多样性、共享性特点。按亲缘、地缘、族际、国际等口耳相传或文字记载的方式传承,分讯息预警传递、物资互享、自我救助、逃生避灾技能、灾后联合共建及备灾仓储建设六个类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还存在个体与群体层面的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提升优化转型的任务。

喻刚蓉^[8]（2020）在《清至民国黔东南出现大量涉林碑刻的原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出现大量涉林石碑,通过对涉林碑刻及其他文献的研究,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然;政治上,清朝加强了对黔东南地区的开发,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民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有所觉醒;经济上,黔东南地区木材贸易兴盛,为了维护木材贸易的稳定以及林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制定规约保护森林;社会层面主要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村民与宗族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保护村寨的风水,制定乡规民约以保护林木资源,反映出了黔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浓郁的生态观;同时,从涉林碑刻中也可以获得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启示。

杨小松^[9]（2020）在《清代民国时期平塘碑刻之社会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碑刻是中国文化的特有符号,是历史文化记录的重要载体,记载内容丰富,可补充正史或地方志书缺漏,具有较高的文献与学术价值。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爬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整理了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地区碑刻102通。这102通内容丰富,包括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教育、民俗、交通建设、宗教文化、家族历史等内容,是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地区社会历史变迁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为此,笔者利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碑文为史料,其他文献相辅,并结合碑刻时代背景,对这102通碑刻深入分析,对碑刻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先对这102通碑刻内容进行分类,将其分为官府告示类、规约类、地界类、土地买卖类、功德记事类、其他类等六大类型。继而考察碑刻的时空分布情况,整体上看,碑刻主要分布在今金盆街道、平舟镇、者密镇、通州镇、克度镇、塘边等乡镇,且清代碑刻数量略多于民国时期,但清代碑刻多以清中后期为主。又再根据碑刻内容,探讨了碑刻所反映出的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境内的地方公益事业建设、社会治安治理、民俗文化、经济活动、移民活动等“地方性知识”。通过对这102通碑刻研究,了解了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地方社会运行的过程,勾勒出了当时平塘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可知碑刻是区域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长时段的互动、交流、博弈的产物,承载着地方各群体之间的主观诉求与行为活动。也是地方社会运行的重要载体与实录,记录着地方社会历史演变与进程,对地方社会运行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梁林秋^[10]（2020）在《清代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少数民族的环保习惯法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构建环境法制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尊重并借鉴、吸收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中的有益内容。广西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本民族的环保习惯法,这些习惯法以乡规民约、传统禁忌和风俗习惯等表现形式存在,涉及森林保护、水资源保护、土地资源保护和动植物保护等多个方面。梳理和分析自清代以来广西的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对建立健全当代环境法制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意义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发掘并梳理出广西地区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主要内容,尽可能地展现这些环保习惯法的整体面貌;第二层次是探索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合途径,及其对当代环境法制体系建设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针对传统法理学界关于习惯法的争论,就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界定做了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起源、发展和表现形式。第二章介绍了自清代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主要内容。主要涉及森林资源保护习惯法、水资源保护习惯法、土地资源保护习惯法和动物保护习惯法这四个方面。第三章就清代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实施状况做了研究,将其实施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通过分析考察更直观地感受到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在实践中的影响力。第四章归纳总结了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特征、分析了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的历史价值和局限性,并进一步探析了其与国家制定法融合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国家法的制定不仅需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还要善于从历史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中汲取经验,从中找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出路。广西地区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是一个具有深厚底蕴与民情基础的文化积淀,作为当地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的结晶,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得以传承和延续,因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在强调环境法制的今天,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环保习惯法对环境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完善、发展和利用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进一步发掘其价值对现代民族地区的开发与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二、清代时期水族的乡规民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时期水族的乡规民约（论文提纲范文）

（1）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民族团结模范集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不再“世外桃源”的山村 ——一个侗族乡村的新媒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传统村落景观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换个角度看文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刍论（论文提纲范文）

（8）清至民国黔东南出现大量涉林碑刻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民国时期平塘碑刻之社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代时期水族的乡规民约（论文参考文献）

• [1]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以青海民和县杏儿乡“民族团结模范集体”为例[J]. 宗喀·漾正冈布,王振杰.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8)
• [2]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J]. 娄义鹏,吴钧. 贵州民族研究, 2021(03)
• [3]清代民国贵州少数民族婚姻改革法律问题研究[D]. 孟磊.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4]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5]不再“世外桃源”的山村 ——一个侗族乡村的新媒体研究[D]. 王首敬. 兰州大学, 2021
• [6]传统村落景观价值研究[D]. 李传欢.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7]换个角度看文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防灾减灾文化刍论[J]. 周琼. 云南社会科学, 2021(01)
• [8]清至民国黔东南出现大量涉林碑刻的原因[J]. 喻刚蓉. 保山学院学报, 2020(06)
• [9]清代民国时期平塘碑刻之社会史研究[D]. 杨小松.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10]清代以来广西少数民族环保习惯法探析[D]. 梁林秋.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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