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现状(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齐宇[2](2021)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资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飞速发展,这与不断扩大开放并引进外资有着重要的关系。作为中国重要的投资伙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了中日经贸关系,对两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回落”,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本文在回顾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不同因素及其影响效果,预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对于中国优化日资引进和本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国际投资相关理论进行整理和归纳,然后对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情况、区位和产业分布等发展概况进行简单描述,又对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论推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并针对如何引进优质日资以及日资的合理化运用,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选取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国GDP、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作为中国方面的影响因素,选取日本GDP、日元汇率作为日本方面的影响因素,另外还有对中日双边贸易因素的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通过2000年至2019年的各项指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建立联系,从理论上分析各因素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部分通过建立VAR模型分别对所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除日本GDP外,其他变量都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价格在短期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有负向的影响,长期则会产生正向影响;中国GDP、中日贸易、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日元汇率在短期有正向的影响,长期产生负向影响。通过进行方差分解,发现中国GDP和劳动力价格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比较高,中日贸易、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日元汇率的影响逐渐降低。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分析结论,预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王若冰[3](2021)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成本优势和优惠政策等措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至今已走过四十余载,大批跨国公司涌入中国,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随着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现象逐渐出现;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活动逐渐围绕全球价值链进行发展并重构,也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走向和全球的产业转移趋势。本文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背景,来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其产生的影响。首先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历程,并从在华撤资的金额数目、企业数量、撤资行业以及在我国的地区分布这四个方面分析了撤资现状分析,并预测了趋势。其次,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从全球方面来看,主要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国际产业转移趋势等方面的影响;在东道国方面,经营成本上升、税收制度改变和东道国产业崛起是主要影响因素;从跨国公司母国的角度看,主要是受其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从跨国公司自身方面而言,主要有经营、管理不善及其母公司对全球市场战略重构的影响。接着对跨国公司在华撤资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和对于东道国的就业、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平衡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应减小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延长并完善国内供应链;以“一带一路”为依托构建区域价值链,成为价值链中的“引领者”;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并出台相关政策来引导FDI在我国的区域和产业合理分布,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企业自身也要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转化为自身创新的动力,并不断提升研发能力,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向着上游地位攀升。
王天尧[4](2021)在《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作为东北亚区域内的发达国家,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产业合作潜力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经贸关系虽然有所起伏,但近几年呈现出逐渐回暖的态势,在中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经贸投资合作的必要性愈发凸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中日两国合作面临全新向好形势之时,我国需要重新审视、规划并调整未来与日方的投资合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现有大多数文献都是从国际关系视角阐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产业结构、投资趋势等。本文以21世纪为时间切入点,分别从中日两个角度来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及其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的经济效应,最后总结出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本论文重点研究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影响。首先概括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与特点,分别将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六个理论进行阐述,为之后的章节做理论基础。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划分为四个阶段,集中分析了各个阶段日本对华投资发展过程。其次分析了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与影响因素,投资的背景从世界、日本、中国三个角度展开分析,投资的影响因素分别从中日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再次,重点分析了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以21世纪为时间点,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来看是波动变化并且经历了四次高潮。从中国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外商总投资的比重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比重来看,投资将进一步趋向谨慎。然后分别从投资行业结构、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和目的等方面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最后,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对中日两国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日贸易有着促进效应。然后总结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企业战略、技术转移、生产经营、投资环境等面临的问题,并对中国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出对策和建议。
任长秋[5](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李天惠[6](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认为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蔡元惠[7](2020)在《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产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不断发展,不仅逐渐融入国际市场,而且也形成了更开放的经济体。与此同时,各国企业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也在寻求着其他国家更具有优势的市场和资源。跨国企业的诞生充分利用了各国的要素禀赋,从而降低成本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自然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来华进行投资。21世纪初期,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这类企业主要是想利用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于是随着中国产业逐渐升级、工资成本快速上涨、经济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等原因,近年来有部分在华日企选择撤出中国。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结果可知,近五年在华日企撤资数量维持在270家以上,该数量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撤资现象引起了各领域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并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还通过研究在华日企撤资现象对中国各产业的影响效应,不仅能对在华日企撤资现象做出前瞻性的分析和解读,而且将对中国正确认识日企撤资现象、完善吸引外资的格局、进一步完成产业升级、稳步构建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影响在华日企撤资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经济方面也有非经济方面的原因,需要系统地对其进行分析讨论才能得出具有针对性的结论和建议。因此本文将利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以在华日企撤资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对造成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还会对在华日企撤资造成了哪些产业效应进行研究,这将是本文主要研究的两大方面。具体而言本文包括导论、相关文献综述、在华日企撤资的特征事实、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在华日企撤资的产业效应分析、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最后是结论这七部分。在上述基础上,本文选取在华日企撤资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外企员工工资上涨确实会导致在华日企撤资数量的上升,另外实证也表明中国政治稳定性与在华日企撤资呈负相关,中国政治越稳定越不会导致在华日企撤资;还从影响因素的重要度排序发现,为了应对在华日企撤资现象需要重点关注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水平。其次在三类面板数据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在华日企撤资对于产业就业、投资和年底注册数量的影响效应当中,其对于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最大的,策略建议要重点关注该方面。另外每类产业效应的18个行业时间趋势图中,可以发现制造业在产业就业、产业投资、产业年底注册数量方面都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也侧面反映了中国经历着产业升级,是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这又解释了大部分在华日企撤资均在制造行业的原因。
檀灿灿[8](2020)在《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开始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实体之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逐年攀升,最新《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外资流量达到139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如何为大量外资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以保持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持续的吸引力是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政府部门作为外资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外资的进入和发展的全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地方官员治理的视角探索官员特征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关系的影响,并对可能的情境因素进行考察,以深入理解其内在作用机理。已有研究分别对地方官员治理、区位选择及海外子公司绩效展开过大量丰富的研究,一方面,地方官员治理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对内资企业层面战略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忽视了对于外资企业战略及绩效影响的考察。另一方面,国际商务领域海外区位选择及子公司绩效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宏观层面地区政治要素的前因研究,相对忽视了考察地方官员异质性对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影响。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别讨论了地方官员换届、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任期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含地方官员治理的后果研究、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前因研究等主要内容。其中,地方官员治理主要从官员换届、官员异地交流以及官员任期角度进行展开,分析在企业、行业及地区不同层面的影响。对于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和子公司绩效前因研究的文献回顾也主要包含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做总结述评,并发现已有研究不足,进而提炼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其次,本文通过三个实证研究,对地方官员治理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第一个子研究采用1998-2011年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在中国城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地方官员换届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前任官员任期以及行业监管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换届的发生降低了外商投资的可能性,且在前任官员任期较长的城市以及在监管较少的行业,上述城市官员换届带来的负面影响被弱化。第二个子研究采用1998-2011年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官员退休所剩年限、地区腐败程度以及外商投资经验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的丰富,有益于外商投资可能性的提高。同时,官员退休所剩年限处于中等水平、在腐败程度较低以及外商具有较少投资经验的城市投资时,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投资的正面作用得到增强。第三个子研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外资在中国城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官员任期与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企业规模、地区市场化以及腐败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任期越长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水平的提升越有益。同时,企业规模越小、地区市场化以及腐败程度越低时,官员任期对外商投资子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得到增强。最后,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研究启示进行了论述,本文整合了地方官员治理和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文献,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的官员治理和外资企业在华战略选择和绩效提升带来有益借鉴,地方官员治理对外资战略选择及绩效而言,既有促进的方面,也有抑制的方面。政企双方均需要做好权衡,以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另外,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官员治理特征出发或采用不同的样本对本研究做进一步的考察。
蒋捷媛[9](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宓晓芬[10](2020)在《国际直接投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得以不断提升,但与科技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要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使科技深入融合到经济发展中。实现创新水平的提升,不仅要依靠国内自主研发,也要利用好国际投资渠道的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投资的两大渠道,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双向投资技术溢出的机制如何,双向投资技术溢出是否对我国国内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显着影响。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以为我国提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首先梳理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双向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其次,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再次,结合案例分析,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包括示范模仿机制、竞争机制、人员流动机制和产业关联机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包括规模化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和研发投入增长机制;双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汇率传导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然后,使用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使用系统GMM方法研究双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到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能显着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可能受到吸引的外资企业技术水平低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发明专利并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水平有促进作用,且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双向直接投资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即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创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国内研发资本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受人均受教育水平低的影响,人力资本未达到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根据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双向投资的技术溢出机制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第一,加大投资促进力度,吸引外资提质增效;第二,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第三,实现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第四,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创新;第五,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创新型人才。
二、浅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现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及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1.5.2 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基础 |
2.1 垄断优势理论 |
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2.3 内部化理论 |
2.4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2.5 工业区位优势理论 |
2.6 贸易影响投资的理论基础 |
2.7 汇率影响投资的理论基础 |
第三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
3.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情况 |
3.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
3.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第四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4.1 中国方面的影响因素 |
4.1.1 劳动力成本 |
4.1.2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
4.2 日本方面的影响因素 |
4.2.1 日本经济发展水平 |
4.2.2 日元汇率 |
4.3 中日双边贸易 |
第五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5.1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5.1.1 被解释变量 |
5.1.2 解释变量 |
5.1.3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2 模型估计 |
5.2.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5.2.2 VAR模型的构建 |
5.2.3 滞后阶数的确定 |
5.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5.2.5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
5.2.6 脉冲响应 |
5.2.7 方差分解 |
第六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
6.1 投资力度加大,投资地区向中西部转移 |
6.2 增加高附加值领域的投资,投向高技术产业 |
6.3 中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市场吸引力进一步显现 |
6.4 中日贸易更加紧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关联向好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四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1 相关理论 |
1.1 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 |
1.1.1 跨国公司的角色及其发展 |
1.1.2 跨国公司投资的形式:对外直接投资 |
1.2 全球价值链理论——跨国公司扩张或收缩行为的理论解释 |
1.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1.2.2 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维度 |
1.2.3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模式 |
1.2.4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
1.2.5 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 |
1.3 跨国公司撤资的相关理论 |
1.3.1 基于投资理论的角度 |
1.3.2 基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 |
1.3.3 基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 |
2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
2.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历程 |
2.1.1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阶段 |
2.1.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规模 |
2.2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现状分析 |
2.2.1 撤资的金额数目分析 |
2.2.2 撤资的企业数量分析 |
2.2.3 撤资的区位特征分析 |
2.2.4 撤资的行业分布 |
2.3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趋势分析 |
2.4 相关案例分析 |
2.4.1 日本87 家企业迁出中国 |
2.4.2 服装业在东亚的产业升级路径 |
3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分析 |
3.1 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 |
3.1.1 金融危机使部分跨国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
3.1.2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
3.1.3 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
3.1.4 全球价值链中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趋势 |
3.2 我国制度因素与投资环境的变化 |
3.2.1 跨国公司在华运营的成本上升 |
3.2.2 我国的税收优惠力度减弱 |
3.2.3 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形成竞争优势 |
3.3 跨国公司母国的影响 |
3.4 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转型及战略定位 |
3.4.1 产品的营销和推广未进行“本土化”改造 |
3.4.2 管理模式和理念的差异 |
3.4.3 公司总部对全球市场的战略重构 |
4 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影响及建议 |
4.1 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
4.2 对于中国的影响 |
4.2.1 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
4.2.2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4.2.3 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
4.2.4 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升级的影响 |
4.3 对策和建议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4)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及结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结构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 |
1.4.2 不足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分析 |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与特点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
2.1.2 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
2.2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2.2.2 市场内部化理论 |
2.2.3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2.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2.5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2.2.6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第3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
3.1 探索启动阶段(1979-1990) |
3.2 加速增长阶段(1991-2000) |
3.3 持续深化阶段(2001-2010) |
3.4 转型调整阶段(2011-至今) |
第4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与影响因素 |
4.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 |
4.1.1 全球经济发展为日本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环境和广阔平台 |
4.1.2 应对贸易摩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日本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
4.1.3 日本日益严峻经济压力加快生产和资本国际化浪潮 |
4.1.4 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和良好的引资环境具有强大吸引力 |
4.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影响因素 |
4.2.1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中国因素 |
4.2.2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日本因素 |
第5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
5.1 投资规模与比重的变化 |
5.1.1 投资规模波动变化 |
5.1.2 中国利用日本直接投资的比重变化 |
5.2 投资行业结构的变化 |
5.2.1 投资行业布局表现 |
5.2.2 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 |
5.2.3 非制造业投资有所增加 |
5.2.4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潜力巨大 |
5.3 投资区域的变化 |
5.3.1 投资区域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 |
5.3.2 投资由南向北和由沿海向内陆转移 |
5.4 投资方式和目的的变化 |
5.4.1 投资方式向多元化发展 |
5.4.2 投资目的地向获取中国市场转变 |
第6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分析 |
6.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经济的影响 |
6.1.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6.1.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6.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 |
6.2.1 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第7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对我国促进日本对华投资的对策建议 |
7.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问题 |
7.1.1 日本企业战略调整中投资出现波动 |
7.1.2 日本企业在技术转移上较为保守 |
7.1.3 日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上面临成本提高和人才短缺等问题 |
7.1.4 日资企业在华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越来越大 |
7.2 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
7.2.1 继续完善营商环境 |
7.2.2 优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
7.2.3 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解决实际困难 |
7.2.4 重视日本中小企业对华直接投资 |
7.2.5 把握日资企业在华结成经营联盟的动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数据资料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2.1.1 FDI概念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4.2.1 单位根检验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4.2.3 建立VAR模型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4.2.5 方差分解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5.2.1 数据来源 |
5.2.2 数据匹配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5.3.1 样本选择 |
5.3.2 变量测量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6.1 描述性统计 |
6.2 主效应检验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三)比较分析法 |
(四)案例分析法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小结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一、经济全球化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二、国家利益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小结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小结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小结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小结 |
结语 |
一、基本论点 |
二、政策启示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产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三、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相关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外商撤资研究综述 |
一、基于东道国角度的外商撤资硏究 |
二、基于母国角度的外商撤资硏究 |
三、基于国际角度的外商撤资硏究 |
四、基于跨国企业战略管理角度的外商撤资硏究 |
第二节 产业效应研究综述 |
一、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研究 |
二、产业升级效应的研究 |
第三节 外商撤资的产业效应分析 |
第二章 在华日企撤资的特征事实 |
第一节 在华日企撤资的现状 |
第二节 在华日企撤资的特征 |
一、行业特征 |
二、地区特征 |
三、时间特征 |
第三节 在华日企撤资的趋势 |
第三章 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影响在华日企撤资的因素 |
一、经济因素 |
二、非经济因素 |
第二节 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一、提出假设 |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三、计量方法与数据检验 |
四、基准回归 |
五、稳健性检验 |
六、影响因素重要度排序 |
第四章 在华日企撤资的产业效应分析 |
第一节 产业效应分类及数据来源 |
一、产业效应分类 |
二、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变量描述及趋势分析 |
一、变量描述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第三节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一、模型设定 |
二、基准回归 |
三、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一、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在华日企撤资 |
二、在华日企撤资主要出现在制造行业 |
三、撤资行为将影响外资企业直接投资 |
四、实证结果证实在华日企撤资相关研究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一、鼓励在华日企创新以应对成本上升压力 |
二、日企要调整对华投资产业的类型 |
三、积极引导日本在华撤资后的再投资 |
四、维持稳定持续的宏观投资环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研究的实践背景 |
1.1.2 研究的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的内容、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1.3.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1.1 地方官员治理 |
2.1.2 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前因研究 |
2.1.3 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前因研究 |
2.1.4 地方官员治理与外商直接投资 |
2.2 主要理论视角 |
2.2.1 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 |
2.2.2 政治权力理论 |
2.2.3 区位选择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地方官员换届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
3.1 问题的提出 |
3.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3.2.1 地方官员换届 |
3.2.2 地方官员换届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 |
3.2.3 前任官员任期的调节作用 |
3.2.4 行业监管的调节作用 |
3.3 实证研究设计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测量 |
3.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3.4 实证结果分析 |
3.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3.4.2 回归结果分析 |
3.4.3 稳健性检验和实证结果讨论 |
3.5 本章小结 |
3.5.1 研究结论 |
3.5.2 研究贡献 |
3.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第4章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4.2.1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 |
4.2.2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 |
4.2.3 退休所剩年限的调节作用 |
4.2.4 地区腐败的调节作用 |
4.2.5 城市投资经验的调节作用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3.2 变量测量 |
4.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4.4.3 稳健性检验和实证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4.5.1 研究结论 |
4.5.2 研究贡献 |
4.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第5章 地方官员任期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5.2.1 地方官员任期 |
5.2.2 地方官员任期与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 |
5.2.3 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
5.2.4 地区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
5.2.5 地区腐败的调节作用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测量 |
5.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5.4.3 稳健性检验与实证结果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5.5.1 研究结论 |
5.5.2 研究贡献 |
5.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启示 |
6.2.1 本文主要的理论贡献 |
6.2.2 本文主要的实践贡献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理论意义 |
1.1.2 现实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1.5.1 外资企业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1.5.3 利益集团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3.1.3 结果分析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4.1.3 国务院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6.1 概述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7.3.1 研究假设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国际直接投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二、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综述 |
(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3.简要评述 |
三、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一)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1.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2.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二)我国的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四、双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分析 |
(一)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 |
1.示范模仿机制 |
2.竞争机制 |
3.人员流动机制 |
4.产业关联机制 |
(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案例分析——以宝马集团为例 |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1.规模化机制 |
2.人才流动机制 |
3.产业关联机制 |
4.研发投入增长机制 |
(四)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案例分析——以华为公司为例 |
(五)双向直接投资交互作用下技术溢出机制 |
1.市场竞争机制 |
2.汇率传导机制 |
3.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五、双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变量的选取 |
1.被解释变量 |
2.解释变量 |
3.控制变量 |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1.基准模型构建 |
2.分专利类型的模型构建 |
3.双向投资交互作用下的模型构建 |
4.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1.内生性检验 |
2.有关工具变量的检验 |
3.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4.分专利类型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5.双向投资交互作用对我国技术创新影响的模型估计 |
6.稳健性检验 |
六、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对策建议 |
1.加大投资促进力度,吸引外资提质增效 |
2.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 |
3.双向投资协调发展 |
4.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创新 |
5.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创新型人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浅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与现状(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D]. 齐宇. 延边大学, 2021(02)
- [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动因及影响研究[D]. 王若冰.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D]. 王天尧. 吉林大学, 2021(01)
- [5]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7]在华日企撤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产业效应研究[D]. 蔡元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D]. 檀灿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国际直接投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宓晓芬.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