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滕磊[1](2021)在《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产品生产、国家税收创造、就业岗位供给、市场活力赋能等方面贡献巨大。但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始终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现象,集中表现为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既有中小企业经营历史短、抵押资产少、信用资本不足等自身素质的原因,也有金融市场发育不足、金融结构不够合理、融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外部环境的原因,另外,传统金融活动本身的运行逻辑,即其“嫌贫爱富”的风险-收益匹配机制也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重要成因。从上述种种原因和特定的时代经济背景出发,国内外众多学者均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优序融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普惠金融理论等角度为之提供解决之道,但总体而言,中小企业相对恶劣的融资环境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甚至在特定时期还出现较为强烈的反弹。例如,2018年之后我国中小企业就再次面临了较为严重的融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底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专门强调“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继续寻求中小企业融资便利的现实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各类数字金融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数字金融正凭借对于数据金融信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持续展现其在实现金融普惠服务中的价值,这为原本缺乏信用数据信息而被传统金融体系所排斥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解决融资问题的新思路。那么,数字金融实现金融普惠的金融经济学逻辑是什么?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悖论?如果能够有效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其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另外,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来源,众多处于企业发展种子期和萌芽期的创业企业同样是中小企业的一部分,也面临着创业融资约束,那么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同样对其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这种效应又受到何种因素影响?最后,基于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应用,能否将包括传统和新型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金融监管机构等纳入数字金融创新系统,从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较好的解决路径?以上均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首先,本文对中小企业和数字金融发展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回顾,并结合中国现实,深入讨论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有的解决之道,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概念缘起、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并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和创新的核心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存在着强劲的需求和供给动力,其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数字金融以金融普惠服务为核心的创新价值,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可行选择。其次,运用理论分析演绎的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讨论。一是从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参与者的禀赋特征等出发,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分析框架,为理解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打下了理论基础。二是在分析传统信贷市场中小企业融资悖论的基础上,通过将数字普惠金融因素引入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如何通过发挥其普惠价值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普”、“惠”、“险”不可能三角悖论,通过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抵押资本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从而提升其进行各类项目投资的成功概率。第三,在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研究假说,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中小企业创业融资的实际效果。研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建立了基于现金-现金流融资约束指标的实证模型,固定效应和差分GMM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效应,且相对国有中小企业,民营中小企业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两条路径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具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方式中,投资和信贷服务的缓解效应最为明显。另外,基于创业资金是制约创业活动的核心约束条件,本文建立创业活跃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框架,固定效应和系统GMM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创业活动具有较为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使用深度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覆盖广度,最后是数字化程度;在地区异质性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中部地区创业活动的促进效果最好,其次是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也有一定的促进效果,而城镇化水平越低、社会资本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在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融资约束实际效果的基础上,本文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了构建面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链,并将其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积极推动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构建监管沙盒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配置资源效应和有为政府的监管作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等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对传统金融服务进行的技术性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金融运行的方式,而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提供金融普惠服务,这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实际价值。关注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创新结合,如何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为中小企业服务,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许嘉禾[2](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王汇宇[3](2021)在《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文中认为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所在,是当前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主力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不证自明,“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作为公共治理结果的呈现,营商环境是一种兼具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特殊公共产品,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政府服务好不好,人民群众说了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的优劣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满意度的高低。然而,满意度是一个复杂构念,既有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显示,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较为繁杂,且公共服务客观绩效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仍是学界的争论点,营商环境客观绩效与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亦无定论。此外,学界及实务届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集中在辨析概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优化路径等方面,关于营商环境满意度的研究则更少,仅有少数文献提及应将营商环境满意度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缺乏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系统性检视。因此,本研究立足可视范围内的理论借鉴与经验事实,从描述及解释两个路径,探讨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本研究聚焦“营商环境满意度是什么?”、“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满意度的?”等三个研究问题,以“文献述评—模型构建—实证分析—路径思考”为研究主线。论证过程分为两部分:扎根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首先,借助扎根理论法的思想和技术,对理论文献与经验线索进行系统编码,探析“营商环境满意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析取可能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并建构理论模型;其次,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模型与所提假设予以检验;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实际,提出提升浙江省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路径思考。研究表明:(1)营商环境满意度即民营企业家对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及法治环境的实际感知与其期望相比较之下心理状态的客观度量。(2)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包括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以及地方政府公信力。具体而言,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包含专业性、公平性、透明性、公益性等4个维度;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及时性、便利性、技术性等5个维度;感知营商环境价值包含给定质量评价价格、给定价格评价质量等2个维度;地方政府公信力包含依法行政、民主化程度、行政人员形象、政府诚信等5个维度。(3)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是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重要前置变量,均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存在显着正向影响;感知营商环境价值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营商环境满意度”路径中,感知营商环境价值所占中介效应量均接近40%;地方政府公信力发挥显着的调节作用,在“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路径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均发挥显着的“倒U型”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发现,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1)沿用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等心理体验作了微观刻画,填补既有研究的学术空白,亦加强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学科对话。(2)检验了经典顾客满意度模型部分框架在营商环境领域的适用性,重申并验证了感知价值在营商环境满意度中的重要作用,并为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在公众满意度形成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3)基于扎根理论法及相关理论要旨,并参考SERVQUAL及SERVPERF评价模型,创新性地构建了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内涵维度。(4)遵循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范式,对既有关于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补充,并有效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及外部效度。
刘雅婕[4](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邵东[5](2021)在《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我国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格局中的重大推动作用。创新是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十四五”时期直至更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为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但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压制的双向挤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独立,我国企业需要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投资收益期较长的企业战略层面的选择,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塑造了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企业创新的特质,随着国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商业活动,随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聘用外籍高管人员,选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且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学术、名人和外籍三种背景特征(简称学术CEO、名人CEO、外籍CEO),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创新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逐步递进分析并对比这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边界作用、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能够为CEO影响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选聘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的高管团队成员提供借鉴意义。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论文的具体结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围,梳理并总结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文献,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评述,发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切入点。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水平的作用方式和内在机理,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企业行为和结果有机结合,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章实证检验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比学术、名人、外籍三种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强度,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和国籍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因素,为不同视角的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引入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采用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股东企业职务;CEO薪酬激励、CEO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六个分组或调解变量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第五章,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本章从创新效益的角度出发,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并对比了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研究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7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整理上市企业CEO背景特征的一手数据,与企业二手数据和信息相结合,共得到16,584个“企业-年”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26个研究假设和70个回归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CEO名人背景特征越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强,学术背景特征次之,外籍背景特征最弱。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外籍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强于学术背景特征,而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没有显着作用,表明CEO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维持名人地位的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企业创新效率的降低。(2)CEO两职合一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CEO在股东企业兼职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CEO个人权力的增大抵消了学术CEO和外籍CEO的创新意愿,使其在面临创新风险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只有名人CEO会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3)CEO薪酬激励增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在CEO学术背景特征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CEO股权激励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加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CEO背景特征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股权集中度在总体上抑制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对CEO学术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对CEO外籍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作用,表明控股大股东的存在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盈利水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发展;国有控股的所有权性质提高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却降低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表明学术CEO能够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名人CEO因国企领导者的官员属性和特殊社会地位减轻了其为了保持名人地位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5)企业创新投入在CEO三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产出在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够在部分领导环境中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CEO能够通过加强创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再一次证实了名人CEO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名人地位,而非切实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效率。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关于CEO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涉及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以及这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也鲜有文献对比不同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强弱关系,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更能够发现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企业战略产生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国籍文化三个维度引入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构建了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的作用模型,这在当前学术、名人和外籍CEO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理论上揭示三种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实际作用和强弱关系,拓展CEO特征与企业战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三种理论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有机结合,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对象,延伸了社会认同理论在企业战略中的研究内容,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在现有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改良了CEO名人背景特征的测量方式,通过大量的手工搜集整理工作,获得了近十年来中国上市企业CEO社会背景的一手资料,建立起独有的名人CEO数据库,测量指标从顶级媒体所授予的奖项扩展为各个级别政府和媒体所设置的各类社会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将名人效应的强弱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打破了现有测量方式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第四,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和权变效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和公司治理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本文从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引入CEO两职合一、CEO在股东企业兼任、CEO薪酬和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六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实证检验了治理要素在CEO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对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本文深入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背景特征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置于CEO特征情景下,揭示了不同CEO领导下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探讨了企业创新对绩效水平的实际作用,深入挖掘了创新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价值,提出了高管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行办法。
徐杰[6](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张剑锋[7](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熊健[8](2021)在《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品牌竞争,所有企业的股东层、管理层都在寻求合理有效的企业治理方式,确保企业在长期稳步发展的同时获得高收益。从企业治理角度看,西方偏向于权力制衡即董事会拥有经营管理权,监事会拥有监督权,股东大会拥有决策权;在我国,基层党建发挥高质量引领和战斗堡垒的作用,因此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战略发展方式。但现有文献都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基层党组织设立与企业创新绩效、财务信息披露等衡量企业各项能力的指标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营企业的党建问题。与国有企业性质不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税负重,为留存现金流,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采取税收规避行为,对此相关文献已证实,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治理能有效抑制税收规避行为的激进程度,却少有民营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相关研究;因此该论文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有关民营企业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否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产生抑制作用的研究。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相关文献综述,并沿用国有企业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嵌入治理的方式,以党组织“双向进入”即民营企业中是否设立党组织,和“交叉任职”即董事长是否兼任党委书记的方式,嵌入民营企业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究党组织嵌入治理对民营企业税收规避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收集上市民营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有显着负相关关系,即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税收规避行为具有显着抑制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是新时代的热点话题,从2005年起国家就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倡导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绿色发展,企业家勇担社会责任。大量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倾向于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特征、政治不确定性等对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倾向于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外部媒体监管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商业融资、企业创新等的影响,却缺乏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因此该论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结合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以及对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来研究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同样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过程,就是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参与各项重大决策、参与决策执行监督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企业家以及员工会受到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影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彰显企业当担;根据企业文化观理论,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会逐渐意识到企业的道德价值取向问题,意识到要树立利己利他兼顾的价值取向,从而会积极承担纳税义务,相应地会避免采取税收规避行为;为证明该假设,通过对民营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社会责任评级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得到了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抑制税收规避行为的结论。根据以上两个实证研究,猜想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税收规避行为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于是提出假设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为证明该假设,通过建立三者之间的中介模型,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并采用Stata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明了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税收规避行为具有显着抑制作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税收规避行为同样具有显着抑制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对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税收规避行为具有协同作用,因此可以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在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通过设立基层党组织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还可以有效抑制税收规避行为的发生,这从理论上肯定了基层党组织在企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增强民营企业基层党建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从现实意义看,为民营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建议;为税收监管部门开展税收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对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对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
雨田木子[9](2021)在《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认为企业集团是现代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形成的高级组织形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多数处于金字塔集团的中间层级上,股权高度集中、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离仍然是我国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所体现的股权特征。另一方面,我国作为拥有特殊制度背景的新兴经济体,存在国企负债过高和民企融资约束较大的双重问题。基于此,企业集团如何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的资金再配置来缓解融资约束并优化债务资金的分配及使用显得尤为关键。而集团内部借贷是内部资金配置的常见手段,集团更愿意为成员公司提供内部债务,以降低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或为陷入财务危机的成员公司提供资金支持。那么,在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企业集团作为广泛存在的企业组织,在高负债和融资难的双重困境下,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究竟如何运作亟待深究。然而,从企业集团整体视角开展的内部资本市场研究存在诸多空缺和混淆点。现有文献广泛地探讨了企业集团可能存在的“光明面”和“阴暗面”:企业集团一方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帮助成员企业缓解外界市场摩擦;另一方面由于普遍存在的金字塔结构下的两权分离导致了控股股东掏空成员公司,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另外也有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对企业集团的影响存在掏空与支持并存的情况。可见,理论研究对于企业集团为何存在及其经济后果如何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关于企业集团究竟为何在我国特殊的经济制度背景下不断蓬勃壮大,以及其可能存在的优势和劣势尚存广泛的研究空间。控股股东行为和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依然是值得重点关注和系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多举措改革深入推进的今天,资本市场不断健全、金融市场化进程也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加之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集团运作可能会呈现新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基础研究样本,采用手工整理数据的方法确定了上市公司是否及所属集团的相关信息,并配合收集了金字塔层级、集团财务公司等数据,据此展开实证研究。基于集团构建内部资本市场这一现实基础,从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的视角,分析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行为动因、据此推导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路径和机制,观测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在内部债务融资中的借贷性质、融资规模及其影响因素,总结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运作规律,分析并检验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异质性问题,最后判断和验证其经济后果。具体研究结论有:第一,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方向由终极控制人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权大小决定,内部债务资金由低现金流量权公司流向高现金流量权公司。即:现金流量权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成为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借入企业,且内部债务融资的规模同样与现金流量权的高低成正比。第二,国有企业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企业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现金流量权对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更大,且在进一步区分国企行政级别后发现这种异质性效应主要来自于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越多或集团管控力度越大时,现金流量权越大的上市公司越有可能成为内部债务融资的资金借入方,且内部借贷规模亦与现金流量权成正比,集团管控力度由是否有高管兼任和是否有财务公司来体现;集团整体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金流量权和内部借贷金额的关系,但上市公司信用评级始终对集团内部债务融资没有明显的影响。第三,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集团内部债务融资越倾向于从低现金流量权公司流向高现金流量权公司,且内部债务融资规模也随之增大;投资者保护较弱时,现金流量权对集团内部债务的正向影响越大;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越宽松的时期,高现金流量权公司成为借入企业的可能性越大,在集团内部债务融资中所获得的资金规模越高。相比没有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有政策支持的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现金流量权越大,越有可能成为内部债务融资的借入企业。第四,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借贷性质和规模与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显着正相关,说明集团内部债务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贷出企业的业绩,但大幅提升了借入企业业绩;集团内部债务融资使得贷出企业缩减了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而借入企业的研发投资有所增加,但贷出企业的研发投入并没有受到损害;借入企业与外部杠杆显着负相关,与总体资产负债率显着正相关,说明借入企业整体杠杆的升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内部债务融资;贷出企业与外部杠杆和总体资本负债率均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证明为集团内部债务融资提供资金的上市公司并不会因为提供了资金而影响公司自身以及未来的融资结构。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不存在内部债务融资的集团控股公司,无论是借入企业还是贷出企业的长期业绩都是更好的;借入企业的现金分红显着增加,而贷出企业的现金分红不会因为提供了资金而受到影响;借入企业利用内部债务融资增加了投资,且不存在明显的过度投资,而贷出企业在为集团其他成员提供资金后,可能面临一定的投资不足。可以说,少数股东的利益在贷出企业中并没有严重的受损迹象,而在借入企业中,由于更好的业绩、更高的投资、更高的分红,控股股东和少数股东同时受益。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本文有别于主要基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从集团整体和终极控制人的视角,主要关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最终的内部借贷关系和体量,并通过手工收集整理数据的方法,观察集团内部债务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及其经济后果,并检验制度安排的有效性。站在整个集团层面,考虑集团内部债务资金是如何在控股上市公司之间流动的研究是对内部资本市场资金运作的动态刻画。相关研究结论也丰富了企业集团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现有研究中对集团运作和控股股东行为动机存在的争议。第二,现有研究多半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了“有罪推定”,认为终极控制人大量攫取了私有收益。本文承认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和隧道效应,但近年来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不断完善,大股东资金占用等针对关联交易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已久,被掏空是否依然是上市公司普遍的遭遇亟需新的数据和样本进行检验。在此背景下,研究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是否仍旧低下,金字塔结构的企业集团究竟能否化解过度负债和融资约束等问题更具时效性和现实意义。第三,虽然也有学者对集团内部债务融资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智利或印度集团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但印度和智利虽然同属于新兴经济体,但其经济体量和经济发展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相关研究结论也并不一定适合解释中国问题,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通过大样本研究该问题在目前尚不多见。本文将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置入内外部因素的异质性分析视野中,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企业集团理论。
张轶群[10](2021)在《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旅游投资驱动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GDP、人均收入不断提升。人民开始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作为幸福产业的旅游业也就成为人们新的追求目标,旅游需求不断增加,旅游出行人次逐年大幅增加,我国旅游业也随着经济发展快速发展起来。山地旅游以亲近自然、积极健康、绿色可持续的特点深受人们喜爱。玉龙雪山景区作为山地旅游的代表,汇集了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健康养生旅游等多种旅游类型为一体,发展潜力巨大。旅游产业融合性强,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就业率和收入、促进消费、消除贫困效应显着。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吸引不少投资加入,旅游景区投资规模大幅增长,新的投资加入不断推动景区发展、当地经济的提升、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就业的增加。我国山地地区普遍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发展潜力巨大,但交通经济相对较为落后,旅游业较低的准入门槛、显着的经济带动作用使之成为了山地地区经济发展的首选,投资发展山地旅游成为了带动一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已有的研究对景区投资的驱动效应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本文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地旅游目的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变化及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41961021),在已有的山地景区研究的基础上,以旅游景区投资为切入点,通过对玉龙雪山景区投资驱动效应的研究,补充和丰富山地景区研究中关于投资驱动效应的研究内容,也为山地景区投资驱动效应后续研究提供相关理论及方法参考;同时,为其他类似丽江玉龙雪山的山地景区提供案例借鉴,为山地景区发展提供实践指导,也为山地景区日后健康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文:(1)首先对山地景区、旅游投资驱动效应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进行了阐述,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2)对旅游景区、山地景区、投资、旅游投资和景区投资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凯恩斯投资理论等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玉龙雪山景区投资驱动机理和内外部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3)回顾和总结了玉龙雪山景区的发展历程和投资经历,研究分析了景区投资和景区发展的相关性,以及景区目前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4)通过统计分析软件SPSS 25,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显着性及DW检验,回归系数的显着性与解释变量共线性检验、残差检验等多种方法,对玉龙雪山景区从2010年-2019年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用实证分析研究景区投资驱动效应;(5)根据分析研究结果提出了提升山地景区投资驱动效应策略和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1、通过对玉龙雪山景区2010年-2019年投资数据分析发现:玉龙雪山景区从2010年开始,外部投资额度逐年递增,在2017年外部投资规模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分析认为:玉龙雪山景区发展情况良好,景区持续良好的发展和知名度及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吸引到了更多的投资资金流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看好玉龙雪山未来的发展,标志着玉龙雪山景区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山地景区和热门投资候选地之一。2、分析总结了玉龙雪山景区的发展变迁,从玉龙雪山景区发展的角度来看,景区一共经历了4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起步阶段(1995年之前)、发展提升阶段(1995年-2003年)、成熟稳定阶段(2004年-2007年)、转型升级阶段(2008年-现在)。3、从内外两个方面分别对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山地景区外部驱动因素包括:宏观政策、突发事件对山地景区投资的影响、山地景区市场条件、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山地景区投资的影响;(2)山地景区内部驱动因素包括:山地景区投资对景区监督管理的影响、声誉对于山地景区投资的影响、山地景区自身条件对投资的影响;4、从内外两个方面分别对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的驱动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山地景区外部驱动机理分别是:政府政策的驱动、稳定的政治环境驱动、资本市场的驱动、金融服务的驱动等;(2)山地景区内部驱动机理则分别是:山地旅游业发展内在的需求驱动、山地景区良好的社会效应驱动、投资旅游业高收益驱动、山地景区广阔的旅游市场驱动等。5、指出了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投资发展中的几个较为突出问题:(1)生态环保资金相对较为缺乏,影响未来景区发展;(2)高层次高素质复合型旅游专业性人才较为缺乏;(3)门票收入为景区主要收入来源,游客消费链过短;(4)景区其他类型旅游产品发展不足;(5)旅游核心产品较为单一。6、对景区投资驱动效应的主要结论有:(1)构建景区投资驱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本指标体系是由2个对景区投资情况进行衡量的解释变量指标和22个衡量景区投资驱动效应的被解释变量指标构成;(2)验证了提出的景区投资驱动效应相关联的4个研究假设,分别是:假设1:山地景区投资能够促进山地景区成长和发展,对山地景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假设2:山地景区投资对山地景区收益获利情况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假设3:山地景区投资对山地景区周边社会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假设4:山地景区投资对山地景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产生正向影响作用;(3)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5对玉龙雪山景区投资驱动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模型假设的验证检验。结果表明:1)研究假设1成立,从景区投资驱动景区成长和发展方面来看,景区投资与景区成长和发展关系密切,景区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景区成长和发展,对景区产生正向影响作用,景区投资驱动着景区的发展成长;2)研究假设2成立,从景区投资驱动景区收益增长方面来看,景区投资增长明显影响着景区收益获利的增加,景区投资增长对景区收益获利情况产生正向影响作用,景区投资增加驱动着景区收益获利的增长;3)研究假设3成立,从景区投资驱动景区周边社会发展方面来看,景区投资与周边社会发展关系紧密。景区投资增加对景区当地周边社会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景区投资驱动着景区周边社会的发展;4)研究假设4成立,从景区投资驱动景区及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方面来看,景区投资增长影响着景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景区投资的增加对景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产生正向影响作用,景区投资驱动着景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7、有效提升景区投资驱动效应可以:(1)拓展投资方式和渠道,优化投资结构;(2)提升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营造景区优质形象;(3)加大旅游产业融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景区竞争力;(4)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助力景区发展;(5)加大环保投资,重视可持续发展;(6)加强投资监管监控,制定完善投资监管制度,合理高效利用投资资金;(7)加快旅游人才培养和引进,带动景区发展等。
二、2004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3.1 研究的创新点 |
1.3.2 研究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 |
2.1.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来源 |
2.1.2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研究 |
2.1.3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解决途径 |
2.2 数字普惠金融有关问题的研究 |
2.2.1 数字普惠金融的起源与理论基础研究 |
2.2.2 数字普惠金融的功能研究 |
2.2.3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 |
2.3 文献评述 |
2.3.1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文献评述 |
2.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文献评述 |
3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中小企业 |
3.1.2 融资约束 |
3.1.3 数字普惠金融 |
3.2 中小企业融资的基础理论 |
3.2.1 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理论 |
3.2.2 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理论 |
3.2.3 企业成长周期与融资需求规律 |
3.3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理论 |
3.3.1 数字经济理论 |
3.3.2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理论 |
4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4.1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国际比较 |
4.1.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与主要融资指标的比较 |
4.1.2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国际比较 |
4.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
4.2.1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类别 |
4.2.2 主要融资渠道的建设情况 |
4.3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境况 |
4.3.1 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与其经济贡献度不匹配 |
4.3.2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 |
4.3.3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脆弱 |
4.4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取得的积极成效 |
4.4.1 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和组织体系逐渐健全 |
4.4.2 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渐多元 |
4.4.3 数字技术应用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
4.4.4 融资成本有所下降,风险相对可控 |
5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创新动力与核心价值 |
5.1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环境 |
5.1.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 |
5.1.2 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基础与政策环境 |
5.2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动力与运行机制 |
5.2.1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供给动力 |
5.2.2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需求动力 |
5.2.3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 |
5.3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与核心价值 |
5.3.1 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原则 |
5.3.2 数字普惠金融的核心价值 |
6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6.1 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经济学解释 |
6.1.1 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环境 |
6.1.2 数字普惠金融参与者的经济特征 |
6.1.3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及其均衡 |
6.2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悖论的破解 |
6.2.1 传统信贷市场上中小企业的融资悖论 |
6.2.2 数字普惠金融对融资悖论的破解 |
7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一:基于现金流视角 |
7.1 研究假说 |
7.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验事实 |
7.2.1 数字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 |
7.2.2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7.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7.3.2 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基准回归分析 |
7.4.2 异质性分析 |
7.4.3 稳健性检验 |
7.5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维度分析 |
8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二:基于创业融资视角 |
8.1 研究假说 |
8.2 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8.2.1 模型构建 |
8.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整体效果分析 |
8.3.1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融资的基准回归分析 |
8.3.2 不同维度的回归结果分析 |
8.4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创业融资的影响因素 |
8.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8.4.2 影响因素检验 |
9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课题项目与论文成果 |
致谢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主要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体育产业 |
2.1.2 高质量发展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2.1.4 金融支持 |
2.2 文献综述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2.2.5 文献述评 |
2.3 理论基础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5.2.2 耦合的应用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5.6.2 变量选取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样本选取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7.3 建模准备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7.5 模型检验 |
7.5.1 外观检验 |
7.5.2 运行检验 |
7.5.3 稳定性检验 |
7.5.4 历史检验 |
7.5.5 灵敏度检验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3 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件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问题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1.4.1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1.4.2 技术路线图 |
1.4.3 研究方法 |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2.1 关于顾客满意度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 |
2.1.1 顾客满意度模型研究 |
2.1.2 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模型研究 |
2.1.3 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 |
2.2 关于营商环境满意度的研究 |
2.2.1 营商环境的内涵与测量研究 |
2.2.2 公众满意度的内涵与测量研究 |
2.3 关于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研究——来自服务质量及公共服务质量的启示 |
2.3.1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内涵研究 |
2.3.2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测量研究 |
2.4 关于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研究——来自顾客感知价值的启示 |
2.4.1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内涵研究 |
2.4.2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测量研究 |
2.5 关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 |
2.5.1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研究 |
2.5.2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测量研究 |
2.6 已有文献的简要述评 |
3 研究分析框架 |
3.1 基于扎根理论法的模型构建与要素分析 |
3.1.1 扎根理论法介绍及其适用性分析 |
3.1.2 本研究中扎根理论法的应用设计 |
3.1.3 三级编码与理论饱和度检验 |
3.2 理论模型的案例叙述与进一步阐释 |
3.2.1 理论模型的案例叙述 |
3.2.2 理论模型的进一步阐释 |
3.3 概念界定与维度划分 |
3.3.1 概念界定 |
3.3.2 维度划分 |
3.4 研究假设的提出 |
3.4.1 感知质量、感知价值与满意度的相关假设 |
3.4.2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相关假设 |
3.5 本章小结 |
4 问卷设计与实际测度 |
4.1 问卷设计 |
4.1.1 问卷的基本结构 |
4.1.2 问卷的题项设计 |
4.2 信效度检验 |
4.2.1 效度检验 |
4.2.2 信度检验 |
4.3 研究取样 |
4.3.1 问卷发放与回收 |
4.3.2 样本的同源偏差检验 |
4.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5.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1.1 因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
5.1.2 自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
5.2 相关性分析 |
5.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与中介效应计算 |
5.3.1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
5.3.2 中介效应计算 |
5.4 调节效应检验 |
5.4.1 调节效应检验一 |
5.4.2 调节效应检验二 |
5.4.3 调节效应检验三 |
5.5 量化分析结果讨论 |
5.5.1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 |
5.5.2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
5.5.3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调节效应 |
5.6 本章小结 |
6 提升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路径思考 |
6.1 以质量感知为基础,提升整体性治理水平 |
6.2 以价值感知为导向,推动政企间价值共创 |
6.3 以信用体系为中枢,增强地方政府公信力 |
6.4 以期望管理为核心,引导民营企业家预期 |
6.5 以民企感受为关切,发挥第三方评估效应 |
7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7.3 研究不足与后续展望 |
附录一: 扎根理论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营商环境满意度调研问卷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2.2.1 生产函数法 |
2.2.2 生产前沿法 |
2.2.3 利润函数法 |
2.2.4 指标法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2.4.1 微观层面 |
2.4.2 中观层面 |
2.4.3 宏观层面 |
2.5 文献述评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3.3.1 利率市场化 |
3.3.2 资本流动性 |
3.4 本章小结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4.2.1 数据库介绍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4.3.1 省份维度 |
4.3.2 行业维度 |
4.3.3 所有制维度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4.4.1 省份维度 |
4.4.2 行业维度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4.5 本章小结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5.5 本章小结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2.1.1 CEO背景特征 |
2.1.2 企业创新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2.1.4 企业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高阶梯队理论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2.2.3 社会认同理论 |
2.3 文献回顾 |
2.3.1 CEO背景特征相关研究 |
2.3.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3.3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2.3.4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4 文献评述 |
2.4.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绩效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化 |
2.4.2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
2.4.3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入挖掘 |
2.5 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2.5.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2.5.2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第3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3.1 引言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3.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3.3 研究设计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3.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3.3.3 模型设定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4.1 描述性统计 |
3.4.2 相关性分析 |
3.4.3 回归结果 |
3.5 稳健性检验 |
3.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3.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3.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4章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研究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CEO个人权利的作用 |
4.2.2 CEO管理激励的作用 |
4.2.3 企业股权结构的作用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4.3.3 模型设定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 |
4.4.2 相关性分析 |
4.4.3 回归结果 |
4.5 稳健性检验 |
4.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4.5.2 稳健性检验二:使用前置一期因变量的检验方式 |
4.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5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5.2.4 创新投入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5.2.5 创新产出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5.3.3 模型设定 |
5.3.4 中介作用检验方法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相关性分析 |
5.4.3 回归结果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5.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1.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6.1.2 公司治理结构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
6.1.3 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6.2 理论与实践启示 |
6.2.1 理论启示 |
6.2.2 实践启示 |
6.3 创新点 |
6.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6.4.1 研究局限 |
6.4.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和致谢 |
(6)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框架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要素、要素配置及效率内涵 |
2.1.2 产业及产业结构优化内涵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要素配置相关理论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要素配置及其效率研究 |
2.3.2 产业结构演进及优化方向研究 |
2.3.3 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联性研究 |
2.3.4 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研究 |
2.3.5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2.3.6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现状 |
3.1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过渡时期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 |
3.1.3 东北振兴“黄金十年” |
3.1.4 经济新常态时期 |
3.2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
3.2.1 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
3.2.2 第一产业 |
3.2.3 第二产业 |
3.2.4 第三产业 |
3.3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低效与产业结构调整动因 |
3.3.1 结构性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 |
3.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负担沉重 |
3.3.3 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缺乏动力 |
3.3.4 被动“去工业化”引发结构失序 |
3.3.5 沉没成本效应阻碍衰退行业退出 |
3.4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障碍 |
3.4.1 要素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 |
3.4.2 劳动力转移存在制度约束 |
3.4.3 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缓慢 |
3.4.4 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框架 |
4.1 总体思路 |
4.2 要素流动与产业间再配置的效率改进机理 |
4.2.1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理论基础 |
4.2.2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前提条件 |
4.2.3 要素配置效率改进机理分析 |
4.3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理论机制 |
4.3.1 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指标构建 |
4.3.2 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4.3.3 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4.4 供给侧改革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4.4.1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背景与理论逻辑 |
4.4.2 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类别 |
4.4.3 供给因素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证分析 |
5.1 东北地区要素分布结构 |
5.1.1 劳动力要素分布 |
5.1.2 资本存量估计与资本要素分布 |
5.2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效率测度 |
5.2.1 随机前沿分析与模型设定 |
5.2.2 初始回归结果与模型修正 |
5.2.3 估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
5.3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衡量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5.3.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5.4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5.4.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5.4.2 数据检验 |
5.4.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5.4.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5.4.5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6.1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主要评价指标分析与说明 |
6.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6.2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构造与分析 |
6.2.1 全局主成分分析 |
6.2.2 数据有效性检验 |
6.2.3 提取主成分及确定指标权重 |
6.2.4 东北地区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6.3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6.3.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3.2 数据检验 |
6.3.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6.3.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6.3.5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7.1 加强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 |
7.1.1 着力提升教育体系水平 |
7.1.2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7.1.3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
7.2 优化投资结构与存量资本布局 |
7.2.1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 |
7.2.2 稳固推进存量资本调整 |
7.2.3 积极探索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
7.3 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 |
7.3.1 促进产业发展与科技深入融合 |
7.3.2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与科研协作能力 |
7.3.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7.4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与政策引领作用 |
7.4.1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7.4.2 精准制定减税降费措施 |
7.4.3 释放产业政策引领作用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
8.1 结论 |
8.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1.2.1 文献综述 |
1.2.2 文献评述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1.3.1 核心观点 |
1.3.2 理论支点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腐败治理 |
2.1.2 经济发展 |
2.1.3 相关性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2.3 本章小结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3.3 本章小结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4.3 本章小结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5.2.1 平稳性检验 |
5.2.2 E-G协整检验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检验结果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6.4.1 模型构建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6.6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三)研究创新之处 |
二、文献综述 |
(一)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相关性研究 |
1.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的研究 |
2.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研究 |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税收规避行为相关性研究 |
1.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 |
2.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税收规避行为研究 |
(三)文献评述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1.相关概念界定 |
2.理论基础 |
(二)研究假设 |
1.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 |
2.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
3.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对其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
4.企业社会责任在党组织嵌入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关系中的作用研究 |
四、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二)关键变量定义 |
1.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 |
2.税收规避行为衡量 |
3.中介变量 |
4.控制变量的选择 |
(三)模型构建 |
五、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分析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多元回归分析 |
1.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 |
2.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
3.企业社会责任对税收规避行为关系影响 |
4.企业社会责任对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与税收规避行为关系影响 |
(四)稳健性检验 |
六、结论 |
(一)研究结论 |
(二)建议 |
(三)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参加科研与论文发表情况 |
致谢 |
(9)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贡献和创新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企业集团债务融资的相关研究 |
一、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集团债务融资成本 |
二、其他视角 |
第二节 集团运作的影响因素研究 |
一、公司特征等微观影响因素 |
二、制度环境等宏观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 |
一、盈利能力 |
二、投资 |
三、其他 |
第四节 总结与评述 |
第三章 企业集团制度背景与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阐述 |
一、企业集团 |
二、金字塔结构与实际控制人 |
三、现金流量权、控制权与两权分离 |
四、集团内部债务融资 |
第二节 我国企业集团制度背景和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 |
一、企业集团的形成 |
二、建立资本为纽带的企业集团 |
三、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一、交易成本理论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三、不完全契约理论 |
四、规模经济理论 |
五、企业能力理论 |
第四节 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理论分析框架 |
一、掏空效应 |
二、支持效应 |
三、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理论分析框架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与内部债务融资研究 |
引言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二节 研究设计及样本选择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二、关键变量设计 |
三、模型设计 |
第三节 基于描述性统计的内部债务融资现状分析 |
一、总体样本分布特征与单变量分析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组间比较分析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第五节 进一步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一、重新定义集团分类标准 |
二、关键指标的替代变量 |
三、内生性讨论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异质性研究 |
引言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内部异质性分析 |
二、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外部异质性分析 |
第二节 研究设计及样本选择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二、关键变量设计 |
三、模型设计 |
第三节 单变量分析 |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二、相关性分析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企业集团内部异质性、现金流量权与内部债务融资 |
二、企业集团外部异质性、现金流量权与内部债务融资 |
第五节 进一步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一、进一步分析 |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的经济后果研究 |
引言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对业绩的影响 |
二、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对投资的影响 |
三、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第二节 研究设计及样本选择 |
一、样本选择 |
二、变量和模型设计 |
第三节 单变量分析 |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二、相关性分析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业绩 |
二、投资 |
三、资本结构 |
第五节 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一、进一步的分析 |
二、稳健性检验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一、集团管控方面 |
二、国资委方面 |
三、市场和宏观政策方面 |
第三节 研究局限和研究展望 |
一、研究局限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旅游投资驱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旅游需求催热山地旅游 |
1.1.2 旅游投资是推动景区发展的重要方式 |
1.1.3 旅游景区投资是带动山地景区发展的有效途径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 |
1.2.2 国内文献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山地景区投资驱动效应机理分析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旅游景区 |
2.1.2 山地旅游 |
2.1.3 山地景区 |
2.1.4 投资 |
2.1.5 旅游投资 |
2.1.6 景区投资 |
2.2 投资的分类 |
2.3 研究的理论基础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2 区域经济学理论 |
2.3.3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
2.3.4 凯恩斯投资理论 |
2.4 山地景区投资驱动因素分析 |
2.4.1 外部驱动因素 |
2.4.2 内部驱动因素 |
2.5 山地景区投资的驱动机理 |
2.5.1 外部驱动机理 |
2.5.2 内部驱动机理 |
第3章 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旅游投资与景区发展分析 |
3.1 玉龙雪山景区发展历程 |
3.1.1 起步阶段(1995 年之前) |
3.1.2 发展提升阶段(1995 年-2003 年) |
3.1.3 成熟稳定阶段(2004 年-2007 年) |
3.1.4 升级阶段(2008 年-现在) |
3.2 玉龙雪山景区投资发展历程 |
3.3 投资与景区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
3.3.1 投资带动景区效益提升 |
3.3.2 景区投资增长与景区的发展为当地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
3.3.3 景区投资的增长和景区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生态效益 |
3.4 玉龙雪山景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
3.4.1 景区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与力度相对不足 |
3.4.2 游客停留时间不长,消费链过短,主要收入来源单一 |
3.4.3 景区除观光外的旅游产品不突出 |
3.4.4 景区淡旺季明显 |
3.4.5 高层次旅游专业性人才匮乏 |
第4章 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投资驱动效应实证研究 |
4.1 研究假设 |
4.1.1 景区投资对景区成长和经济的影响 |
4.1.2 景区投资对景区周边社会发展的影响 |
4.1.3 景区投资对景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1 样本选择 |
4.2.2 数据来源 |
4.3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设计和选取 |
4.3.1 解释变量的设计和选取 |
4.3.2 被解释变量的设计和选取 |
4.4 模型设计与构建 |
4.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5.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4.5.2 回归统计分析及检验 |
4.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5章 提升景区投资驱动效应策略 |
5.1 山地景区投资驱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
5.1.1 景区投资渠道和方式相对单一 |
5.1.2 投资偏重观光游,融合新业态项目投资较少 |
5.1.3 高层次旅游人才缺乏,未来发展动力不足 |
5.1.4 投资监管不严,投资效率过低 |
5.2 提升景区投资驱动效应策略 |
5.2.1 拓展投资方式和渠道,优化投资结构 |
5.2.2 增加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投资 |
5.2.3 加大旅游产业融合投资,增加景区竞争力 |
5.2.4 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助力景区发展 |
5.2.5 加大环保投资,重视可持续发展 |
5.2.6 加强投资监管监控,合理高效利用投资资金 |
5.2.7 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和投资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展望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创新之处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2004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研究[D]. 滕磊. 四川大学, 2021(02)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D]. 王汇宇. 浙江大学, 2021(01)
- [4]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5]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 邵东. 吉林大学, 2021(01)
- [6]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徐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7]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党组织嵌入民营企业治理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D]. 熊健.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9]企业集团内部债务融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 雨田木子.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10]丽江玉龙雪山景区旅游投资驱动效应研究[D]. 张轶群.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