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岐山发现周代甲骨文

一、陕西岐山发现周代甲骨文（论文文献综述）

禚孝文^[1]（2021）在《晋南周代前期考古遗存研究》文中提出晋南地区位于中原与北方的交界地带,该地周代前期遗存在两周考古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本文以目前发现的215处遗址为基础,根据遗址内涵、材料刊布情况、族属性质,尝试从20多处有详细资料的周代前期晋国、倗国、霸国、先国、黎国和一些国族不明确的遗存入手,分别对各遗存的分期年代,文化构成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对早期晋文化的发展,该时期该地区文化小区划分等进行探讨,来揭示这一时期晋南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本文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了天马-曲村居址、晋侯墓地、曲村铜器墓、曲村陶器墓等遗存的分期年代、遗存内涵及相关问题。在报告《天马-曲村（1980-1989）》刊布以后,尤其是“疏公簋”公布以后,天马-曲村的年代上限需要重新审视。经过分析,本文认为曲村居址早期44个遗迹单位中西周早期早段的有12个,铜器墓早到西周早期早段的只有7座、陶器墓能早到西周早期早段的单位有36座,这些遗存不是曲村西周早期遗存的主要部分,这一研究结果与《竹书纪年》、“疏公簋”等关于唐侯迁晋的记载相符。与墓葬相比,曲村居址的文化构成相对简单。通过统计居址各区小件器物,可以看出居址I、J7区是曲村工业的主要分布区,尤其是J7区,而且曲村工业内容也随年代变化而变化。通过特殊陶器在曲村居址上的分布,可以看出曲村居民是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这一现象应与文献所载“怀姓九宗”有关。本文将晋侯墓地分为4期,在每一期内探讨单座的排序问题,进而得出晋侯墓地有资料公布的各个单位的排序,发现夫人墓普遍晚于侯墓,文化因素的构成在晋侯墓地呈现由多到少的状态。铜器墓文化因素最复杂,也呈现出随时间逐渐减少的趋势。陶器墓的器类构成受到年代、性别、社会因素的影响,陶器墓文化构成与居址、晋侯墓地、铜器墓文化构成变化一致。第二部分研究了晋国羊舌、上马、上郭墓地,根据遗存特征可以看出羊舌墓地是晋侯墓地的延续与发展,器物特征紧接晋侯墓地,墓地继承和发展了晋侯墓地的一些制度,对以后中原地区影响较大。上马墓地一期的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早段,文化构成有一个渐变的过程,1段时是单纯周文化,2段时文化因素开始多样化,随着铜器墓的出现,文化成分达到最大值,在春秋早期晚段趋于稳定,符合东周社会发展规律。上郭墓地遗存可以分为六段,文化构成大体有4组,墓地带流小鼎揭示一种特殊的葬俗,这种葬俗不出现在墓地最大型墓葬中,一般出于中小贵族,结合相关史实,本文认为上郭墓地为古曲沃可能性较大。第三部分对坊堆-永凝堡墓地进行研究,坊堆-永凝堡墓地也可以分为六段,年代跨度从西周早期早段至西周晚期晚段,文化构成大体有4组,遗址周系卜法的甲骨,一套3件的列鼎,西周早期早段的铜礼器构成与曲村最早期的铜礼器构成相似,不能排除坊堆-永凝堡为古唐地的可能。第四部分对翼城大河口、绛县横水墓地进行研究,从目前刊布资料的两处墓地11座墓葬来看,墓地在年代上贯穿整个西周时期,两墓地有较多相同点,墓葬均以西向墓为主,西周中晚期铜器墓无列鼎现象。不同点是大河口墓地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横水墓地俯身葬与殉人比例较高。通过分析,大河口墓地至少包括6组文化因素,横水墓地包括5组文化因素,两墓地大同小异,应是同一族源的不同国家,不是晋的“怀姓九宗”。第五部分分别对浮山桥北墓地,黎城西关、长子西南呈墓地进行研究,本文认为浮山桥北墓地一期2段年代在西周初。第二期包括了墓地3、4、5、6、7、8、9段,3、4段为西周晚期早、晚段,5、6、7、8段分别对应春秋早中期的早晚段,9段为春秋晚期早段。墓地出土陶器年代从殷墟时期延续至春秋晚期早段,缺乏西周早期晚段与西周中期遗存。墓地文化构成包括4组,早期遗存有商式、周式、土着与融合型四种,商文化因素明显,晚期以周和土着器物为主,文化面貌得到统一。通过分析黎城西关、长子西南呈墓地内涵,再结合文献考证认为,两地均为黎国遗存,文化构成以周文化为主,商文化因素明显,与文献记载,特别是《清华简》记载周人戡黎相符。第六部分对有零星材料的翼城苇沟-北寿故城遗址、翼城故城遗址、上马居址、平陆虞国故城等居址;临汾庞杜、新绛冯古庄、翼城凤家坡、芮城柴村、芮城坛道等墓地,分为居址与墓地两部分进行研究,通过分期与遗存内涵分析,认为上马居址与曲村居址性质最近,翼城故城、苇沟-北寿居址与曲村距离较远,新绛冯古庄墓地应为晋国遗存,稷山三交墓地应为土着遗存,并对这些零星遗存,做出了详细编年。第七部分总结以上各遗址的研究,可以看出周代前期晋国遗存的变化可以分为2个时期,第一期开始年代为西周的早期早段,延续至春秋初,即晋侯墓地最后一组墓的年代。第二期为春秋早期早段至春秋早期晚段,晋国考古遗存在这一段时间内变化显着,从遗迹与遗物方面来看,都为典型的晋文化出现奠定了基础。通过两期的变化,本文总结出了早期晋文化形成的五个特点,可以概括典型晋文化之前的晋国考古遗存的变化。在分析晋国遗存的同时,对比晋南此时期坊堆-永凝堡、翼城大河口、绛县横水、浮山桥北墓地,黎城西关、长子西南呈、翼城凤家坡、翼城故城、侯马上马等材料,本文认为晋南此时期存在较明显的4个文化小区,在春秋早期文化小区逐渐消失,文化面貌趋于统一。此时期晋南考古遗存研究,在周代考古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晋文化研究是周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在周代考古研究中有重要作用。

姜亚飞^[2]（2021）在《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周时期是我国玉文化的高峰,也是玉礼发展的重要阶段。《论语·八佾》中孔子曾感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玉器出现在西周社会活动中的赏赐、祭祀、朝聘、丧葬、交易等方方面面,成为西周贵族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材料为基础,同时结合考古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器材料,从玉器的赏赐、相见礼中的赠玉、玉器的交易、掠夺等西周社会用玉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探讨了西周时期玉器的使用和流通情况。西周时期盛行各类赏赐活动中,而玉器为赏赐物中的重要门类。赐物中包含玉器的赏赐活动主要为册命礼、飨礼和军功赏赐。通过对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梳理,本文对册命礼赏赐玉器中常见的瓒的定名、瓒与圭瓒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根据传世文献对“瓒”与“圭瓒”的描述、“瓒”字字形结构、“瓒”字与“裸”字的辨别,同时结合洛阳北窑西周墓、滕州前掌大墓地及鹿邑长子口墓中的玉柄形器出土情况,认定金文中的“瓒”即为考古学材料中的玉柄形器,玉柄形器是裸玉的一种。在确认“瓒”为玉柄形器的基础上,探讨“瓒”和“圭瓒”二者的关系。“瓒”和“圭瓒”在金文中存在着前后交替的现象,从这一现象入手,本文认为其与发生于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相关。礼制改革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从玉柄形器（瓒）在西周中晚期后的种种变化可以证实改革的存在。在西周中晚期后周人开始形成自己的祭祀体系,圭瓒便在此时出现。另对目前学界中认为存在“璋瓒”、“璜瓒”等字的青铜器铭文的重新审视,可知这些器铭均不见明确的“璋瓒”二字。整个西周时期只见“瓒”与“圭瓒”,而不见“璋瓒”。西周时期的军功赏赐不以赐玉为通例。在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之后,周王对军功卓着的将领赐以圭瓒,高等级贵族也可以赐予臣属圭瓒。圭瓒和文献中记载的“命圭”二者有别,圭瓒是祭器,是裸礼中的裸玉,命圭则是周王赐予的具有符信作用的玉器。西周中晚期礼制改革也使飨礼和宾礼中赐（赠）物发生变化,在西周早期多用贝、金,到西周中晚期以后则以玉器与马匹等物品为主。以玉器代替贝、金作为赏赐及宾赠用品或与西周中期周王室与南国诸夷关系的恶化有关,但根源还是在于周王对贵族施行以“恩惠换忠诚”的笼络方式。另飨礼赐玉玉器数量多见“某”瑴,具体数量虽未有定数,但已经显示出等级差别。飨礼中对年长者的酬币较为丰厚,体现出飨礼的敬老之义。西周时期贵族相见时的贽见、觐礼、宾礼及聘礼中涉及到大量用玉行为。据金文可知,赠玉种类、所用宾赠动词也会因赠送对象不同而发生改变。另通过对霸伯盂铭文中“瓒”和“馈”字的释读,使得器铭中所记载的西周时期的聘礼的具体仪节及用玉情况得以明晰,据霸伯盂铭文,霸伯在聘享礼结束后对天子使者伯考举行过宾礼、飨礼和食礼,赠玉丰厚。玉器的交易行为鲜见于文献记载,本文通过金文中两则玉器交易事例中玉器器类及交易方式的研究推论整个西周时期玉器可以私下交易,但玉器交易并不是普遍行为,交易的目的更多是出于礼仪活动的需要。玉器交易方式也并非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但到了西周中晚期,土地开始成为玉器交易中主要的交易对象。另西周时期玉器的掠夺行为只见于周初对商人玉器的掠夺,虽然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充斥于整个西周时期,但不见掠夺的记载。本文通过对目前公布的西周时期墓葬材料整理,在对玉器形制、纹饰等方面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共辨识出260件来自于史前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和商代的玉器。通过对这些遗玉出土背景的考察可知其大多出自西周早期和西周晚期及以后的姬姓高等级贵族墓。另通过一些遗玉的出土位置可知在一些墓葬中墓主已经有意识的将遗玉与时玉进行区分。本文所辨识出的遗玉大多来自周初克商所得,但也见本地流传和墓主竭力收藏而来。另从芮国墓地和虢国墓地均见的“小臣系”刻铭玉器这一现象入手,笔者通过对虢国墓地M2009和芮国墓地M26两位墓主的身份分析并结合《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推测并论证芮国墓地所出的“小臣系”玉戚当是虢国聘问所赠。

马立志^[3]（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刘海宇^[4]（2020）在《西周金文“王在周”所涉及建筑考述——兼说凤雏三号基址大型石柱为宗庙碑》文中指出西周金文多见"王在周"的各种活动,具体包括册命、祭祀、宴饮等诸多内容,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多数学者认为西周金文中的"周"指岐周,这个意见是可取的。从西周早期金文可知,周地有周庙、西宫、周宫等建筑。西周中期金文显示周地有包括周庙在内的多处建筑群,这些建筑群之内多有主体建筑"大室"。西周晚期金文显示周庙之中出现了图室和宣榭,康宫建筑群之中出现多位先王宗庙。迄今周原遗址所发现西周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主要有凤雏建筑群基址、召陈建筑群基址、云塘以及齐镇建筑基址。我们认为凤雏建筑群基址极有可能是金文以及文献所见的"周庙",即周王室的祖庙,凤雏三号基址的大型立石与郑韩故城出土的韩国宗庙碑较为近似,极有可能也是宗庙之碑,而始建于西周晚期的云塘与齐镇建筑群为大型宗庙群遗址,或与西周晚期"康宫"宗庙群关系密切。

李晓健^[5]（2020）在《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原地区殷墟期商文化的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类型学、陶器文化因素构成研究,完善了区域内时空框架,明晰了文化的构成及交流状况,发现晚商文化在走向衰落。并通过对陶器历时性及空间性考察、青铜器族氏铭文的研究证实了上述结论。全文共分为七章。第1章明确了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并对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回顾,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期望达到的学术目的。第2、3章分别对殷墟遗址及周邻区域的陶器做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研究中,我们尤为注重以下两个方面:一、类型学排比时注重类型学研究的独立性。在类型学排比完成之后,再用地层学来逐一检验排比结果的正确与否。二、尽可能将所有器物进行类、型划分。之后通过共存关系尽可能确认每件器物在时空框架中所处的位置。第4、5章第4章明确了各区域内陶器文化因素的构成及来源状况,并对区域内各群陶器按期分布及整体分布状况作了分析,发现晚商文化在走向衰落。基于第4章的研究,第5章认为需要对各区域晚商文化器类与其他器类作对立分析,从而论证上述发现。于是先按类对各型陶器进行考察,再按期对各类陶器进行分析,最后从历时性、空间性角度证实了:中原地区晚商文化在走向衰落的结论。第6章为了明晰各区域背后人群所展现的状况,我们从出土文献材料出发作了分析。整体而言,出土文献材料与陶器分析结果所揭示的情况是类似的。各族氏与商王室的亲疏关系和区域陶器与殷墟遗址陶器的异同大小,在分布上存在着重合现象。但这种吻合现象并非是绝对的统一,如邻近区域的井与殷商有战有和等。第7章回顾、总结了全文。尤其详细总结了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收获,以及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王苛^[6]（2020）在《周代青铜容器自名限定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代青铜容器的自名限定语,是指在铜器器名前出现的修饰词。本文全面梳理青铜容器的自名限定语,并结合文献材料,探析自名限定语的含义,并对其进行分类,考察自名限定语的时空特点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对青铜容器的自名限定语进行疏证和分类。以出土的铜器材料为主,结合文献记载,考证自名限定语的含义,将限定语分为三大种十三小类。第一种是一般性限定语,可分为性质类、形体类和纹饰类,说明器物的外在特征;第二种是功能性限定语,可分为膳食类、饮酒类、盥洗类和一般用器,反映器物的使用功能;第三种是社会属性限定语,可分为祭祀类、丧葬类、田猎征行类、荐献类、婚嫁类、欣赏玩乐类,表明器物的用途。此外,有些限定语一词多义,如“旅”有“祭祀”、“征行”等含义,“旅器”在西周早期开始用于祭祀和宴飨,西周晚期开始用于征行,并可以一器多用,春秋早期的曾伯克父簠可在征行、宴飨和祭祀活动中使用。第二章探析自名限定语的时空特征。在使用时代上,仅在西周时期出现的修饰词以一般性限定语和社会属性限定语为主,仅在春秋时期使用的修饰词以社会属性限定语为主,仅在战国时期使用的修饰词以一般性限定语为主。从限定语在不同时代的种类数看,其在春秋时期种类最多,西周时期次之,战国时期最少,可见春秋时期是青铜容器自名限定语发展的繁荣期。在使用区域上,部分限定语存在明显的空间特点。修饰青铜容器时,有些限定语盛行于黄河流域,有些限定语流行于长江流域,也有使用区域不断变化的限定语。作为青铜容器修饰词,“羞”主要使用于北方地区,“緐”流行于南方地区,而“?”最早在北方地区修饰青铜容器,后来逐渐传播到南方地区。第三章主要围绕社会属性限定语展开探讨,分析“媵器”反映的婚姻关系和“葬器”反映的丧葬关系。作为自名限定语的“媵”,能体现时人的媵婚关系和联姻关系。“异姓来媵”和“同姓通婚”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周代贵族在春秋时期打破了“传统礼制”的规矩。通过对出土“行器”铭文的分析,可知以“行”为修饰语的青铜容器包括自作器和他作器,且作行器者多为男性。自作器说明当时存在生前为自己制作随葬品的习惯。唐侯为随夫人制行壶,表明至少在春秋晚期,同姓诸侯国之间可以为对方制作“葬器”,这反映了东周时期汉淮地区的助丧文化。

李姗倪^[7]（2020）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引金文注解的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杨伯峻是二十世纪着名的语言学家,在古籍整理和译注方面卓有建树。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现代学者研究《左传》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书中注重二重证据法,充分利用传世器和考古工作中新出土的青铜彝器来佐证其注,有关青铜器和金文的注解多达155条,材料丰富,值得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主要针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书注解中引用的金文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论文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绪论简要介绍《春秋左传注》成书过程、影响以及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方法。正文根据注解内容不同分爲六章。第一章爲语词,杨注中有不少引用金文来解释说明语词的例证,本章对这些注释进行研究。第二章至第四章爲国别与人物,针对《春秋左传注》中列举的有关诸侯国和人物的器物进行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如果杨注运用金文的例子恰当,则运用考古类型学和铭文书体简要说明一下该器物的年代,如果杨伯峻列举的例子有误,并非是有关这个国家或人的器物,则给出相应的理由。此外杨注中有不少引用青铜器或铭文来说明礼制、史事的例证,据此分爲五、六章,对杨注所说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文末附有三个附录。附录一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引金文引得,将本文所列金文逐一列表说明其在杨书中的页码、原着录号、《集成》着录号、《铭图》着录号、在本文中的页码。附录二爲杨伯峻所引金文相关书目表,对其引用的金文相关着作进行列表说明。附录三爲着录简称表,说明本文引用铜器铭文的着录书刊。

余明辉^[8]（2020）在《西周都邑考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周都邑在中国古代都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且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其中的郑地史地问题、（?）京地望问题、周地地望问题、丰邑相关问题、镐京称谓问题等五大关联性极强的疑难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全面吸收先哲时贤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史源学理论、同铭排斥法、出土地考察法、三重证据法、多学科交叉结合研究法等理论和方法,对以上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理顺相关纠葛的同时,对各大疑谜作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观点如下:公亶父迁岐并非“仁政”之举,而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王季宅程”为历史事实,程之地望或在渭北安陵。文王亦曾久居程地,后徙都丰邑。丰、（?）、（?）是三个不同的字。“丰”为周人后创之字,作地名时专指文王丰邑。“（?）”是在“丰”的基础上造的新字,专用于“（?）”一词。丰京遗址是文王丰邑的核心区。鄠县灵台就是文王灵台。灵台及其附近的西周遗存具有苑囿性质,虽地处丰邑之郊,但仍是丰邑的重要组成部分。武王都镐后,丰邑逐渐由丰侯封地转变为不同族姓贵族的共同居邑。“丰京”一词源于清代,“丰京”的滥用极易引发我们对西周丰邑性质的误读。镐京本作蒿京,本义为郊区高地,即丰邑之郊区高地。成王亲政第五年,蒿京始称宗周。“京”为周人方言,是故武王之都虽获“宗周”新称,但并未废弃“蒿京”旧名。宗周为镐京专名,他邑不得称宗周。“丰镐相去二十五里”实际上指的是镐池与灵台间相距二十五里。西周金文中的“周”地位于岐周,“周”地拥有西周王室最为重要的宗庙建筑群,即“康宫建筑群”。以吴虎鼎铭为据,可以推断“（?）”地亦位于岐周。西周之郑（奠）位于凤翔雍城一带,拥有与丰邑、“周”地相似的城市结构;桓公始封之郑就位于此。京兆之郑县、汉中之南郑皆因两周之际郑人迁徙而得名,《穆天子传》中的“南郑”则属于虚构的地名。《竹书纪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是魏国史官对穆王在郑地活动的客观总结,与穆王以下西周诸王无关。

孙海燕^[9]（2020）在《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两周时期,在黄河淮水之间,存在着许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诸侯国。本文对西周至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比较活跃的十个国家的铜器铭文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十个国家分别是:卫、许、陈、应、胡、郑、蔡、宋、凡、虢,後文简称为中原十国。黄淮间中原十国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铜器铭文的典型代表,是两周铜器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十国的铜器铭文的风格特征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着显着的变化,这和两周时期的历史演变有着明显的关系。对位於黄淮间的中原十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对了解和探讨这一地区的历史变革状况,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兴衰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文分域研究是当前金文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目前学界对中原地区金文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中原十国的具铭铜器进行全面的搜集、分类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人所搜集到的铜器国别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对最近几十年来公布的新见铜器进行收录,对国别有异议者进行辨别。如王子婴次炉、京叔盨、京叔盘等器,有学者认为是郑国之器。经本文研究,这几件器并非郑器。王子婴次炉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并非是郑庄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旧以为其为沈国之器,经学者们的研究,“沈子”是“冲子”之义,此器应是凡国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旧研究者多以此器为江国之器,经本文研究,此器应为郑器,是春秋早期郑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补正诸家释文之不足。在校订释文後,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点字词进行校注,并对其中的疑难字词进行研究。前代学者对中原十国金文中的重难点字词,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不便於当代学者的研究。本文将诸家意见进行汇总,比较得失,观其正确与否。如:根据王子扬先生对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对西周凡国铜器进行仔细辨别;综合学者们对沈子它簋铭文的各种意见,重新对其铭文进行句读等。三、对中原十国金文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在这些疑难问题中,既包括对疑难字词的考释、铜器的断代,也包括对铜器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与中原十国相关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对胡应姬鼎、凡伯怡父鼎、卫夫人鬲、郑子耳鼎、郑宝皿鼎等器的铭文进行研究,并提出己说。如胡应姬鼎旧释为“辞”之字应释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读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国之器;金文中常见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来表示“重复”“重叠”义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义和殷周时代“士”的丧葬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卫夫人鬲中的“卫夫人”应是卫惠公的夫人;郑伯匜中的“郑伯”应是郑武公。在综合研究方面,本文结合新出简帛材料,对许、陈、应、蔡、宋的历史地理中存有异议的地方进行研究,对西周末年郑国的东迁问题提出己见,并对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录的513件铜器铭文的基础上,编纂出《中原十国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职官索引和铜器自名索引,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个方面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於本人学识尚浅,行文论述中或有许多不当之处,所提新说亦或有资料不足之缺,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教後学!

杨文昱^[10]（2020）在《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文中认为张亚初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学术造诣颇深,尤其擅长金文研究,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张亚初先生研究古文字所取得的成就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汉字理论、有关专着等方面的成就。文章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张亚初先生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国内研究现状,研究内容、方法、目的及意义。这一部分内容,对张亚初先生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活动的特点进行了简短的概括。第二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文字学考释与研究”,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分类讨论了张亚初先生在甲骨文考释、金文考释与研究、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甲骨文中“铸”、“（?）”、“挞”、“讯”等字的理解;在金文考释与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金文中“免”、“（?）”等字的考释成果以及对多友鼎、太保罍、作册嗌卣等器铭文的研究成果;在青铜器及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本文介绍了张亚初先生对乙辛时期青铜容器、对商周青铜盉及卣壶等内容的研究成果;并对其撰写的包括《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商周金文姓氏通考》在内的诸多着作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三部分为“张亚初先生的汉字理论及其它”,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提出的关于古文字形体、造字法以及古文字考释方法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评析,另一方面对张亚初先生所做的包括编写年鉴在内的其它工作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为“附录:张亚初先生论文汇编”。附录部分搜集、整理了张亚初先生发表、合作发表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稿42篇,按发表年代先后顺序升序排列,并选用较为清晰的古文字形体代替了部分模糊形体,将部分手抄本文章录入为更加清晰的印刷体文章,以方便读者阅读与推进后续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陕西岐山发现周代甲骨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陕西岐山发现周代甲骨文（论文提纲范文）

（1）晋南周代前期考古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周代青铜容器自名限定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引金文注解的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西周都邑考疑（论文提纲范文）

（9）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陕西岐山发现周代甲骨文（论文参考文献）

• [1]晋南周代前期考古遗存研究[D]. 禚孝文. 山西大学, 2021
• [2]西周时期玉器流通状况的初步研究[D]. 姜亚飞. 山东大学, 2021(11)
• [3]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4]西周金文“王在周”所涉及建筑考述——兼说凤雏三号基址大型石柱为宗庙碑[J]. 刘海宇. 东方考古, 2020(00)
• [5]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D]. 李晓健. 吉林大学, 2020(03)
• [6]周代青铜容器自名限定语研究[D]. 王苛. 郑州大学, 2020(03)
•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所引金文注解的整理与研究[D]. 李姗倪. 吉林大学, 2020(08)
• [8]西周都邑考疑[D]. 余明辉. 河南大学, 2020(02)
• [9]黄淮间中原十国金文整理与研究[D]. 孙海燕. 西南大学, 2020(01)
• [10]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D]. 杨文昱.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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