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果业经济 致富百姓黎民（论文文献综述）
罗继岩[1]（2021）在《金代禁榷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总结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代的禁榷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金代的禁榷制度主要借鉴于唐、辽、宋三代,然而在真正的贯彻中又呈现出与历代不同的特点。在金以前的历代禁榷制度中多为盐铁并举,即盐、铁皆为禁榷商品中最重要的两部分,但是金代的禁榷制度中仅以榷盐为主,铁的禁榷仅存在于金初的地方经济体系中,在海陵确立禁榷制度后,铁的禁榷已经不复存在;唐宋时期盛行的榷茶制度在金代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官商合营的榷盐与榷铜制度中,以政府定价来保证政府收益、限制物价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属于其首创。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崛起之后积极汲取汉地的制度文化以之完善自己的统治,并因时因地进行调整,形成适应自己发展的制度,这是难能可贵的。本文第一章对学界关于禁榷制度起源于春秋的管子“官山海”还是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营存在的争议进行了考证,得出“官山海”在春秋时确实存在并得到贯彻的结论,由此确定禁榷制度起源于春秋。同时,对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禁榷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从而梳理出金代以前禁榷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指出了不同时期诸政权采取禁榷制度的原因与目的。第二章在对金代禁榷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的论述中,指出在金初地方的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部分商品的政府专卖,但并未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制度,金代作为国家层面的禁榷制度确立于海陵时期。本章还就世宗至宣宗时期禁榷制度的变革以及变革的原因进行了阐述,指出金朝中后期社会的动荡、政府财政的窘迫是促使金朝变革禁榷制度的重要原因。第三章对金代的榷盐制度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在官商合营的禁榷制度中,由政府制定禁榷商品的价格是金代的首创;同时还指出金代的禁榷制度中存在着民族歧视因素。第四章对金代铜、铁等矿产资源的禁榷进行了论述,指出金代的禁榷制度中铁的禁榷仅作为一种经济管理形式存在于金初,在《金史》所载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的榷货十目之外,金、银、铜、碱亦在禁榷范围之内,并对金、银、铜、锡等矿产资源的分布进行了考证,同时分析了各类矿产资源禁榷的特点。第五章对金代关于生活物资类商品酒、茶、香、醋的禁榷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中对酒、香的禁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章宗以后频繁调整禁榷制度是为了解决因动荡导致的国用不足问题。第六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金代禁榷制度的特点与影响进行了分析,把金代禁榷制度的基本特征呈现出来。结语部分对研究金代禁榷制度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本文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今后研究的方向作出简单的表述。
赵晶晶[2]（2021）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叙事表达始终与诗化现象相伴而行。无论史传文学、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诗化现象或隐或现存在。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简单的表现为文本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意化、意象的抒情化等特征。而是指小说叙事表达之外存在诗性气质的诸多层面,具体表现在文本空间、小说世界、作家及个体追求的精神气质等维度。因此,笔者将诗化书写现象定位为三个层面:1.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意话语的呈现、风景书写等。2.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诗化存在。3.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及人物个体的生命态度与精神气质层面。本文以此贯穿十七年时期小说文本的研究,意在打破人们对十七年时期相关小说的认知惯性,从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视域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探析其中的诗化书写现象。论文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人情、人性的角度上,试图在坚硬的叙事话语中找寻柔软的诗意追求,通过诗化书写探知此时作家的艺术人生如何体现在主流的文学导向中。或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挖掘诗性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让大众从作品表现中体会到独属“十七年”时期的诗意生活状态。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将此时一些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之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诗化品格之走向。新时期初小说的诗化之风,正是作家直接承续十七年文学中或隐或显的诗化追求之体现。如铁凝、贾平凹在新时期初创作中,深受孙犁的影响。铁凝结合自己的特性形成诗化较强的创作风格,将笔下的女性塑造为如从“荷花淀”中走出的淳朴善良女性。贾平凹继承孙犁“简洁、清新”的语言魅力,以及孙犁的艺术人生般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作品的精神支撑。这些作家的创作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诗化书写的传承,也呈现了当代文学诗化追求的路径与走向。论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做大致梳理。此部分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文化来源与流变发展。诗化书写现象源自国内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诗学文化的传承。对诗化书写现象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厘清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诗化书写现象这条发展主线。第二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该部分分别从现实原则、快乐原则、道德原则对“十七年”时期小说中民俗风景的诗化表现展开分析。坚持以现实原则的“自我”表现,描绘“十七年”主流政治下的本真的民俗及生态环境。以快乐原则的“本我”突破“自我”,在民间传统中突出民俗的魅力。以道德原则的“超我”实现诗意的栖居,从而构建“十七年”时期的理想世界。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此部分分别从革命战争题材、乡村变革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方面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日常生活的诗化表现。本文以诗化书写的叙述风格展现革命环境中英雄的另一面,探知乡村“生活化民间”的日常空间。通过挖掘“异质性”写作方式,表达在城市知识分子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寻找家国情怀之外的感情归属。第四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该部分从情感结构的角度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体征。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情感角度构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模式,排除仅就一种静态的情感论述的可能性。该部分将主流叙事中的“异质类”作品,通过个体情感来呈现独特的情感结构。“十七年”小说中城乡之间情感的流动,成为时代情感的体现。第五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此部分主要挖掘“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成长中知识女性、农村传统妇女、“落后”女性等形象并研究其诗化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作用如诗化书写那般淡化或缓解激烈的矛盾,或者中和宏大叙事及男性象征的阳刚之气。知识女性自带独特的诗性话语,以及农村妇女常态化的表现,“落后”女性形象独特的存在,不但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诗意空间。第六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该部分从个体伦理、民间伦理、情爱伦理等方面突出“十七年”时期小说叙事的诗化伦理。文学复杂性生成的个体伦理,与人民伦理形成共存的张力现象。“十七年”时期国家伦理的主导下渗离而出的民间伦理,将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从主流文化中分离而出。“十七年”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带着时代话语的重负,又潜在地表现出情爱追求的个人气质。论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研究,把握其中一些文本的诗化风格,探究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诗性生活状态,并深入理解文本中传达出来的作家及人物个体身上的诗性精神与气质。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诗化追求的美学走向。
王越[3]（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李琳[4]（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回归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论语·里仁》有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国乡贤历史悠久,乡贤群体历来是我国乡土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一部乡贤史,就是半部中国乡村治理史,数千年来,他们积极活跃于乡土社会,随岁月浮沉,或协助政府、或扶危济困、或化解矛盾,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沧海桑田、历史变迁。封建社会时期,皇权不下县,乡治靠乡绅,彼时乡贤群体成为介于官府与乡村的非官方治理群体。民国时期,随着政权更迭,体制变迁,封建士绅日益边缘化,最终黯然离场。改革开放新时期,自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创新乡贤文化”以来,乡贤的时代价值再度凸显。号召外流乡村精英回归,授予乡贤身份,吸引其参与乡村治理,成为破解乡村空心化、原子化、内卷化等困境,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与时代要求。“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则蔚然成风”,乡村振兴进行时,一大批新乡贤的回归,将为乡村社会招才引智、招商引资,注入新鲜血液,从而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动能与经济活力。乡村社会将迎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面貌。首先,本研究基于1912年民国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三个节点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嬗变历史进行四阶段划分:封建时期——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同时,通过梳理这四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对不同历史阶段乡贤的构成主体及扮演角色进行了界定,发现其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历史嬗变:封建儒绅——民众利益的“守护人”、没落乡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贫下中农——国家形塑的道德权威、精英多元化——发家致富的领路人,使我们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嬗变历史有了更加系统完整的感知。其次,通过对Q县Z乡新乡贤回归的案例分析,探究了新乡贤回归的内在逻辑,指出驱动新乡贤回归的三种关键因素在于情感、政策、利益,其背后动因源于乡土游子漂泊在外有着始终割舍不断的乡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各级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对乡土游子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向心力,更在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换挡、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大转移背景下,一些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的无奈之举。然后,本研究对新乡贤回归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基于时代变迁视角进行历史考量,发现随着乡土游子的大量回归,乡土社会经历了从空心化到回归潮、二元治理到三元协同、原子化到组织化的三重变迁。同时,这些变迁也带来了正向的社会效应:从宏观视域来看,新乡贤回归促进了整个社会人才资源的良性流动,实现了城乡精英的有机循环。从微观视域来看,随着回归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使乡村治理格局得以重新构建,对乡村治理主体形成有效补充,促进乡村社会更加风清气正、公平正义。从文化视角来看,新乡贤回归带来的乡镇创业潮破解了乡村社会原子化困境,原子化的村民个体实现了再组织化,使以往离散化的乡村集体意识得以再度融合。最后,基于新乡贤回归的内在逻辑,从乡情呼唤、招才引智、筑巢引凤三个维度回答了如何实现新乡贤回归:一是以乡愁记忆引领乡贤回归;二是以政策聚力激励乡贤回归;三是以营商环境改善吸引乡贤回归。
周小雪[5]（2020）在《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汉代铁器遗存和出土物的日渐丰富,在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汉代政府将铁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关键。铁器经历战国、先秦的发展,在汉代得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进。在管理制度上,两汉着力推行官营模式,紧缩私营,又将冶铁业纳入中枢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管辖,设置专职铁官予以监管,保障铁矿的开采、冶炼,增加铁质器物的加工规模与效率;在生产劳工上,汉代铁器遵循先秦以来“百工造物”的传统,依赖充列铁官机构中的员吏和生产一线的卒、徒、工匠,并设立“物勒工名”制度便于管辖;在工艺技术上,铁矿开采、冶炼技术、铸造工艺,尤其是炼钢技术的突破,促进了整个冶铁工业的变革;在器物使用功能设定上,由于加工的简便、高效与精巧化,使得铁制农具、铁制兵器,以及生活用具、手工业器具和其他装饰性器物应运而生,满足汉代广大平民阶层生产与生活之需,并在社会礼仪与祭祀活动中展现其精神功能。论文把管理者、管理内容看作阐释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的两个维度,透过静态实物,了解铁质器物的生产过程与使用方式,结合汉代政府针对冶铁制造业颁布的相关律令,以及任命的各个大小官职,才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的价值与意义。汉代铁器已经面向汉代社会的基层民众,在实用、简便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促进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
王松磊[6]（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李小庆[7]（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张迪[8]（2019）在《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文中指出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的两个独立系统,二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内在规律。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时,政治体系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当然,二者完全一致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然而只要二者的张力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良性的政治秩序就能成为现实。当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一致性超过一定的限度,政治体系则呈现出动荡的局面。旧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度变革的主张就会随之出现。如果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政治制度建构的过程就会尤为艰难。即使是建构起来,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中的隐性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上,表现为精英与大众的政治文化是否同步。当社会发生变革时,精英阶层的政治文化最先发生变化。如果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能影响到大众,那么精英和大众的政治文化就具有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变革拥有了广泛的政治文化认同,就会较为顺畅。反之,变革很难成功。其次,在政治文化的整合效果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和外来的政治文化是否能完成融合。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往往呈现出多元并存状态。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开始消解;外来政治文化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抵制,很难稳固地在民众之间形成共识。如果传统和外来的政治文化能实现成功整合,政治制度变革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反之,整合失败,政治文化呈现破碎状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很难成功。再次,在政治文化演变层次方面,表现为表层的政治思想是否完成向深层政治心理的转变。一般而言,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容易接受外来政治思想。而社会大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观念积淀,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如果政治文化是在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深层次转变就较为容易发生,政治制度变革成果也随之巩固下来。相反,如果政治文化是从外国移植而来,与本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差甚远的话,政治文化的深层次演变很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因而很难成功。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变法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的制度变革目标却没有实现,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建构起来,君主专制制度依然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戊戌维新运动是失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固然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博弈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更为深层和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与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传统政治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新型政治文化又尚未成型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难以深入人心。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建构起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并提出设议院、兴民权、三权分立等具体举措,同时对君主立宪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政治文化进行宣传。然而其政治思想的宣传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等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对于其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并不了解,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求稳保守、反对变革、对皇权的依附和崇拜等,这些政治文化因素对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稳固支撑。因此,戊戌维新在政治文化传播的广度上是极为有限的。戊戌维新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发挥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自身严谨和完整的逻辑结构,并非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简单融合就可以实现新型政治文化的内部契合。维新派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多浮于表面,具有服务于现实政治变革的功利性。浮于表面的对中西政治文化的简单取舍并不能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维新派没有完成中西政治文化的融合任务。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模式。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启。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历经长期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配合,形成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戊戌维新期间,小农经济仍然是主要经济形态,宗法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结构,儒家政治学说和道德规范仍然牢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因此,民众的臣民政治心理极为稳固,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改变。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层次上来说,戊戌维新期间所倡导的新型政治文化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政治思想方面,并没有演变为人们心中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本文在坚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选取戊戌维新这一具体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该运动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失败的原因,从中总结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戊戌维新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宣传方面,影响范围有限,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向政治心理的转变。因此,新型政治文化没有形成对君主立宪的稳固支撑,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没有成为政治现实。
周敏[9]（2019）在《汉代铁器艺术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两汉铁器遗存和出土物的日渐丰富,如何在汉代器物工艺和时代文化语境中认识其类型、制度、主体与艺术价值,是一个亟待开展的课题。为此,必须打破汉代铁器工具价值的惯有思维,在两汉社会文化情境中,讨论它对“铁器时代”两汉时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价值。汉代政府将铁视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政治稳定的关键,故两汉铁器艺术,在战国、秦代的基础上,得到国家层面自觉的制度化推进。工艺技术上,铁矿开采、冶炼技术、加工工艺,尤其是炼钢技术的突破,促动了整个冶铁工业的变革;器物功能上,铁器加工的简便、高效与精巧化,使得农业、手工业器具,以及生活用具、兵器、其他装饰性器物应运而生,不仅满足汉代广大平民阶层生产与生活之需,也是地主贵胄阶层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类型,一些器物还在社会礼仪与祭祀活动中展现精神功能;生产主体上,两汉铁器遵循先秦以来“百工造物”的传统,依赖充列铁官机构中的员吏和生产一线的卒、徒、工匠;管理制度上,两汉着力推行官营模式,紧缩私营,又将其纳入中枢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专职铁官予以监管,保障了铁的开采、冶炼和器物加工的规模与效率;造型审美上,两汉铁器以其内含简括的形式美感与朴素自然的风格趋向,反映两汉百姓对美的质朴追求,体现工匠功能优先与形式充足的造物意识,蕴含人器以和的造物观念;工具价值上,铁器带来技术性革命,它提升了陶瓷工艺、汉代石刻、木雕、玉雕、砖瓦将作等工艺的效率,开拓了造型艺术材料提取、工艺加工和审美表现的能力,促生汉代艺术的多样风格。论文把技术背景、器物类型、管理制度、创作主体、审美与文化、价值影响看作阐释汉代铁器艺术的六个维度,认为只有从单个铁器,走向器物的综合应用,只有透过静态实物,观察器物的生产与使用,体察背后人的思想、观念与环境,才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汉代铁器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它面向汉代社会的大多数,在实用、简便的日常生产与消耗中,促成汉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它理应被视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
周新年[10]（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二、发展果业经济 致富百姓黎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果业经济 致富百姓黎民（论文提纲范文）
（1）金代禁榷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金代禁榷制度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春秋至隋朝时期的禁榷制度 |
| 一、禁榷制度的兴起——“官山海” |
| 二、汉代禁榷制度的发展 |
| 三、三国至隋代的禁榷制度 |
| 第二节 唐代的禁榷制度 |
| 一、唐代禁榷制度的确立 |
| 二、刘宴的盐法改革 |
| 三、唐代的榷酒制度 |
| 四、唐代榷茶制度的兴起 |
| 五、唐代对矿产的禁榷 |
| 第三节 辽、宋时期的禁榷制度 |
| 一、辽代禁榷制度的发展 |
| 二、宋朝禁榷制度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金代禁榷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金初地方的商品专卖 |
| 一、金初商品专卖的出现及其原因 |
| 二、金初商品专卖的管理 |
| 第二节 金代禁榷制度的确立 |
| 一、金代禁榷制度确立前的政治变革 |
| 二、金代禁榷制度的确立 |
| 第三节 金代禁榷制度的发展与没落 |
| 一、金世宗时期禁榷制度的发展 |
| 二、金章宗时期禁榷制度的改革 |
| 三、金宣宗时期禁榷制度的没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代的榷盐制度 |
| 第一节 金代盐务机构与职官的设置 |
| 一、金代盐务机构的设置 |
| 二、金代盐务机构职官的设置 |
| 三、金代盐务机构职官的选任 |
| 第二节 金代榷盐制度下的盐业运营 |
| 一、金代食盐的运营模式 |
| 二、盐课的征收 |
| 第三节 金代对私盐的打击 |
| 一、私盐兴起的原因 |
| 二、政府对私盐的打击 |
| 三、打击私盐的机构 |
| 第四节 盐官的管理 |
| 一、对盐务机构职官执法的监管 |
| 二、金代盐官的考核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代铜铁等矿产资源的禁榷 |
| 第一节 金代的榷铁制度 |
| 一、金初对铁的禁榷 |
| 二、金熙宗以后对铁的禁榷 |
| 第二节 金、银、铜的禁榷 |
| 一、金代金、银产地的分布与禁榷 |
| 二、金代铜的禁榷 |
| 第三节 矾、锡、丹、碱的禁榷 |
| 一、金代矾、锡、丹的禁榷 |
| 二、金代碱的禁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代酒茶等生活物资的禁榷 |
| 第一节 金代酒、曲的禁榷制度 |
| 一、金初对酒的禁榷 |
| 二、金代榷酒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三、榷酒制度下的管理机构及职官 |
| 第二节 金代茶、醋、香的禁榷 |
| 一、金代茶叶的禁榷 |
| 二、醋与香的禁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代禁榷制度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金代禁榷制度的特点 |
| 一、禁榷制度在政府的完全管控下运行 |
| 二、禁榷商品具有地域性和阶段性特点 |
| 三、禁榷商品表现为一家独大的局面 |
| 四、战争是促进金代禁榷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
| 五、金代的禁榷制度呈现“歧视”与“体恤”的双重性 |
| 第二节 金代禁榷制度的影响 |
| 一、金代禁榷制度是一把双刃剑 |
| 二、金代禁榷制度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其在学期内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一)诗性传统的接续及延伸 |
| (二)个体诗性的呈现及追求 |
| 二、选题的研究综述 |
| (一)诗化书写现象研究现状 |
| (二)“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 |
| (二)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世界 |
| (三)诗化书写现象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 |
| 四、选题的意义及创新性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的创新性 |
| 第一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概述 |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探源 |
| (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诗性书写 |
| (二)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的诗意表达 |
| 二、“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流变 |
| (一)小说文体的流变 |
| (二)小说诗化现象的流变 |
| 三、“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可能性构成 |
| (一)国内政策的支持及国外文学的影响 |
| (二)对古代及现代诗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
| (三)作家个体诗性品格的呈现 |
| 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 |
| 一、现实原则下的诗化图景 |
| (一)现实生活汇聚下的风景描画 |
| (二)理想世界建构下的风景构图 |
| (三)内心世界折射下的风景显现 |
| 二、快乐原则下的民间传统 |
| (一)焕然一新的民俗空间 |
| (二)明朗欢快的民俗风格 |
| (三)革命诗性的民俗表达 |
| 三、审美原则下的诗意栖居 |
| (一)现实关照下诗意的空间 |
| (二)审美感知下诗意的寄托 |
| (三)精神追求下诗意的栖居 |
| 第三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 |
| 一、革命战争下的日常生活 |
| (一)革命战争下的“自在存在” |
| (二)革命生活中的日常交往 |
| (三)战争风云中的日常生活诗学 |
| 二、乡村变革下的日常生活 |
| (一)乡村新空间中的日常观念世界 |
| (二)乡村变革下的日常生活结构图式 |
| (三)乡村世界中的日常生活运行 |
| 三、城市环境下的日常生活 |
| (一)城市体系下的日常生活图式 |
| (二)城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交往 |
| (三)城市环境下的日常消费世界 |
| 第四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 |
| 一、主流规约下的爱情书写 |
| (一)革命英雄传奇的浪漫追求 |
| (二)乡村现实空间的罗曼蒂克 |
| (三)城市建设历程的诗性情爱 |
| 二、“非主流”叙事的夹缝生存 |
| (一)革命叙事环境下的人性情感表现 |
| (二)宏大叙事视域下的个体生命追寻 |
| (三)主流叙事背景下的社会情感构建 |
| 三、主流文学渗透的情感流动 |
| (一)城乡联结下的相互守望 |
| (二)一体多元的“异族情调” |
| (三)主流情怀中的情感张力 |
| 第五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 |
| 一、成长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
| (一)知识女性笔下的知性女子 |
| (二)革命战争中绽放的诗性之花 |
| (三)革命事业中成长的率性巾帼 |
| 二、农村传统妇女形象 |
| (一)革命战争催生的“乡间芦苇” |
| (二)农村变革过程中滋生的“田野玫瑰” |
| (三)异族融合发展萌生的“活力女子” |
| 三、“落后”女性形象 |
| (一)革命战争走出的“异质”女子 |
| (二)城市环境培植的“非主流”女性 |
| (三)乡村空间孕育的“落后”妇女 |
| 第六章 “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 |
| 一、人民伦理标榜下的个体伦理叙事 |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个体伦理叙事的存在 |
| (二)个体伦理叙事的双重无奈 |
| (三)个体伦理叙事的诗化精神 |
| 二、国家话语渗透中的民间伦理叙事 |
| (一)国家话语建构下民间伦理叙事的显现 |
| (二)民间伦理叙事存在意义 |
| (三)民间话语情理的“冲突” |
| 三、革命伦理建构下的情爱伦理叙事 |
| (一)“十七年”时期情爱伦理的建构 |
| (二)情爱伦理的张力叙述 |
| (三)情爱伦理诗意的“碰撞” |
| 结语 |
| 一、“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
| 二、新时期以来作家诗化写作的接受与传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回归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 |
| (一) 乡绅 |
| (二) 新乡贤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四、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基础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嬗变 |
| 一、封建儒绅:民众利益的“守护人” |
| 二、没落乡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 |
| 三、贫下中农:国家形塑的道德权威 |
| 四、精英多元:发家致富领路人 |
| 第三章 新乡贤回归的案例呈现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具体实践 |
| 三、治理成效 |
| 第四章 自洽逻辑:什么因素驱动新乡贤回归 |
| 一、情感:割舍不断的乡愁 |
| 二、政策:乡村振兴的时代感召 |
| 三、效益:产业转移的现实之举 |
| 第五章 社会效应: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的时代价值 |
| 一、空心化到回归潮:人才资源的良性流动 |
| 二、二元到三元:治理格局的重新构建 |
| 三、原子化到组织化:集体意识的再融合 |
| 第六章 实现路径:如何呼唤新乡贤回归 |
| 一、乡情呼唤:以乡愁记忆连系新乡贤 |
| 二、招才引智:以政策聚力激励新乡贤 |
| 三、筑巢引凤:以营商环境改善吸引新乡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理论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概述 |
| 2.1 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的含义 |
| 2.2 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的重要性 |
| 2.3 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制度的构建 |
| 第三章 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的管理者 |
| 3.1 汉代铁业管理的中央官吏 |
| 3.1.1 少府的属官 |
| 3.1.2 大司农的属官 |
| 3.1.3 太仆的属官 |
| 3.1.4 水衡都尉的属官 |
| 3.2 汉代铁业管理的地方官吏 |
| 3.2.1 部分地区的郡守与都尉 |
| 3.2.2 都官中的铁官 |
| 3.3 汉代铁作坊中管理生产的小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内容 |
| 4.1 汉代官营铁业中的劳工 |
| 4.1.1 卒 |
| 4.1.2 徒 |
| 4.1.3 工匠 |
| 4.1.4 工奴 |
| 4.2 汉代私营铁业中的劳工 |
| 4.3 汉代铁器制造的原料择取和技术发展 |
| 4.3.1 汉代铁矿的分布与采集 |
| 4.3.2 汉代冶铁术的发展 |
| 4.3.3 汉代铸造工艺的进步 |
| 4.4 汉代铁制器具的分类 |
| 4.4.1 铁制农耕工具 |
| 4.4.2 铁制军用兵器 |
| 4.4.3 铁制生产工具 |
| 4.4.4 铁制装饰器具 |
| 4.4.5 铁制祭祀礼器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的管理手段 |
| 5.1 汉代铁业管理的法律手段 |
| 5.2 汉代铁业管理的税收手段 |
| 5.3 汉代铁业管理的经济手段 |
| 5.4 汉代铁业管理的教育手段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附表 |
（6）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提出问题 |
| (二)思维历程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阶级分析法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二)传统——现代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三)国家——社会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农业中国的集体产权研究评述 |
| 三、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旨趣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1章 黄土地上的社会生产力 |
| 1.1 地理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 |
| 1.1.1 地理环境特性决定生产力发展状况 |
| 1.1.2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初期起决定性作用 |
| 1.1.3 地理环境特性的“蝴蝶效应” |
| 1.2 地理环境特性与农业革命 |
| 1.2.1 原始社会的“丰裕生活”走向资源稀缺 |
| 1.2.2 物种特性产生不同社会组织制度 |
| 1.3 黄土环境与黄土文明新论 |
| 1.3.1 黄土文明而非黄河文明 |
| 1.3.2 黄土分布于华夏文明核心区 |
| 1.3.3 黄土成因决定中国农业社会的起源 |
| 1.4 黄土土壤与定居式旱作农业 |
| 1.4.1 黄土土壤特性产生旱作农业 |
| 1.4.2 旱作农业产生轮耕制 |
| 1.4.3 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 |
| 1.5 农业生产工具与驱动动力 |
| 1.5.1 农业生产工具的自然和人为局限 |
| 1.5.2 青铜很少用做农业生产工具 |
| 1.5.3 驱动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 |
| 小结 |
| 第2章 以分配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关系 |
| 2.1 相关核心概念新解 |
| 2.1.1 作为前提性存在的生产 |
| 2.1.2 以权威为媒介的等级性分配 |
| 2.1.3 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 |
| 2.1.4 以分配关系为基础的集体权威 |
| 2.2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新解 |
| 2.2.1 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2 分配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3 交换和分配并重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
| 2.3 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
| 2.3.1 西方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2 传统中国分配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3 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
| 小结 |
| 第3章 受限制的交换关系 |
| 3.1 交换关系的生产力限制 |
| 3.1.1 西方社会交换关系存在天然优势 |
| 3.1.2 传统中国交换关系存在天然局限 |
| 3.1.3 运输成本对交换关系影响深远 |
| 3.2 政治统治主导下的社会分工与交换 |
| 3.2.1 政治需求产生分配的社会分工 |
| 3.2.2 政治需求导致青铜业与农业分离 |
| 3.2.3 制陶业与农业关系复杂 |
| 3.2.4 纺织业与农业结合产生自然经济 |
| 3.3 官商关系新论 |
| 3.3.1 “商人”自起源就出身低贱 |
| 3.3.2 战国以后抑商成为基本国策 |
| 3.3.3 商人无取得政权之可能 |
| 3.3.4 官营工商业排挤私营工商业 |
| 小结 |
| 第4章 农耕生产方式和军事制度合成的集体社会 |
| 4.1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性 |
| 4.1.1 战争起源于社会生产方式 |
| 4.1.2 农耕生产方式扩张与防御 |
| 4.1.3 农耕生产方式要求政治统一 |
| 4.2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内收敛性 |
| 4.2.1 农耕生产方式对内排斥军事暴力 |
| 4.2.2 农耕生产方式天然地存在内部离心力 |
| 4.3 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的契合 |
| 4.3.1 契合于资源稀缺性 |
| 4.3.2 契合于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 |
| 4.3.3 契合于集体权威 |
| 4.4 集体社会的形成 |
| 4.4.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前提 |
| 4.4.2 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 |
| 4.4.3 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 |
| 小结 |
| 第5章 伦理和权威的家国同构 |
| 5.1 西方社会的家国异构论 |
| 5.1.1 亚里士多德:家务管理异于城邦政治 |
| 5.1.2 梅因:地域国家取代血缘政治 |
| 5.1.3 摩尔根:血缘人身关系的古代社会与地域财产的政治国家 |
| 5.1.4 恩格斯:血缘亲属与阶级国家 |
| 5.2 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论 |
| 5.2.1 西方思想家:伦理道德与家父权力的家国同构 |
| 5.2.2 日本学者:秩序的家国同构 |
| 5.2.3 中国学者:宗法的家国同构 |
| 5.2.4 梁漱溟:伦理的家国同构 |
| 5.3 对家国异构论与同构论的再思考 |
| 5.3.1 西方社会家国异构的质疑 |
| 5.3.2 传统中国家国同构论的缺陷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 |
| (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关系为中心 |
| (三)传统农业中国具有多重社会底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文化研究 |
| 2.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
|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研究综述 |
| 1.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渊源及理论成果 |
| 2.中国学界关于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关系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一种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政治文化 |
| 二、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政治制度变革 |
| 一、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变革的基本理论 |
| 二、制度变革路径方式 |
| 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具体机制 |
| 一、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路径:建构、维系、运行 |
| 二、政治文化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 |
| 第二章 戊戌维新发生过程——一种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康有为多次上书及1898 年上书成功 |
| 一、第一次上书未果 |
| 二、“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维新的序幕 |
| 三、连续上书催生百日维新 |
| 第二节 百日维新的开始和结束 |
| 一、《名定国是》的颁布开启百日维新进程 |
| 二、变法措施的施行情况及结果 |
| 三、百日维新的成果和影响 |
| 第三节 百日维新过程中的权力博弈 |
| 一、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争夺以及后党的力量分析 |
| 二、帝党和维新派知识分子结盟——百日维新的开始 |
| 三、帝党力量 |
| 四、维新派力量 |
| 五、变法措施实施方式的冒进性 |
| 六、外国对变法的态度 |
| 第三章 精英与大众政治文化分析 |
| 第一节 维新派政治思想状况 |
| 一、“变”——摆脱危机的必然出路 |
| 二、“破”——对君主专制的批判 |
| 三、“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建构 |
| 第二节 统治阶层政治思想状况 |
| 一、慈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实践者 |
| 二、光绪——专制王朝强弩之末下的除旧布新者 |
| 三、张之洞和翁同龢——具有变革思想的旧式官僚 |
| 第三节 大众政治心理状况 |
| 一、超稳定社会结构之下保守传统的臣民政治心理 |
| 二、西方冲击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
| 第四章 传统与外来政治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传统政治思想 |
| 一、天命观论证政治合法性 |
| 二、大一统思想维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
| 三、民本思想——民众评价君主统治效果的重要标准 |
| 第二节 西方政治思想 |
| 一、国家起源的目的:社会契约论 |
| 二、以自由和平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宣言书:天赋人权 |
| 三、政府建构的原则:分权制衡思想 |
| 四、作为一种政制形式:民主 |
| 第三节 维新派知识分子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过程和结果 |
|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流变 |
| 二、维新派整合中西政治文化之成果——以《大同书》为例 |
| 第五章 表层和深层政治文化演变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在层次方面的演变机制 |
| 一、内生:以启蒙运动对法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为例 |
| 二、外源:以西方政治学说在明治维新中的影响为例 |
| 第二节 戊戌维新中政治文化演变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
| 一、新式学堂——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
| 二、现代报刊——启发民智的舆论场 |
| 三、社会团体——变法力量的集散地 |
| 四、政治社会化之效果分析 |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失败的政治文化原因:臣民政治心理为何如此稳固? |
| 一、经济形态之小农经济 |
| 二、社会结构之宗族宗法制 |
| 三、完备的政治社会化方式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期刊类 |
| 三、报纸类 |
| 致谢 |
（9）汉代铁器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铁器”与“铁器艺术” |
| 三、资料综述与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局限性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技术背景 |
| 第一节 铁矿的初识与分布记载 |
| 一、铁矿的初识与使用 |
| 二、铁矿的地域分布与采铁记载 |
| 第二节 采冶矿知识的进步 |
| 一、找铁矿的标志 |
| 二、采矿的方法 |
| 第三节 冶铁术的起源与发展 |
| 一、冶铁术的起源 |
| 二、冶铁术的发展 |
| 三、炼钢技术的进步 |
| 四、铸造加工工艺的演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基本分类 |
| 第一节 铁器制作工具 |
| 一、开采与冶炼工具 |
| 二、铁的熔化与铸造工具 |
| 三、铁器柔化处理工具 |
| 四、炒钢与锻造工具 |
| 第二节 铁质农具与兵器 |
| 一、铁质农具 |
| 二、铁质兵器 |
| 第三节 铁质工具与生活用具 |
| 一、铁质工具 |
| 二、铁质生活用具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代铁器艺术发展的制度因素 |
| 第一节 铁器的经营政策 |
| 一、“纵民鼓铸”到“盐铁专营” |
| 二、“专营”与“官私并存”的交替 |
| 第二节 铁器的管理体制 |
| 一、少府系统 |
| 二、大司农系统 |
| 三、水衡都尉与太仆 |
| 四、郡守与都尉 |
| 第三节 铁官的组织构成 |
| 一、铁官的性质与命名 |
| 二、铁官与郡县的关系 |
| 三、铁官作坊内部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创作主体 |
| 第一节 创作主体与奴隶 |
| 一、冶铁与奴隶的关系 |
| 二、官私铁业中的奴隶成分 |
| 第二节 铁作坊生产的人员构成 |
| 一、管理生产的低级小吏 |
| 二、承担生产的劳动者构成 |
| 第三节 创作主体:卒、徒与工匠 |
| 一、卒 |
| 二、徒 |
| 三、工匠 |
| 第四节 铁匠的风俗信仰 |
| 一、铁匠的行业风俗 |
| 二、铁匠的信仰 |
| 小结 |
| 第五章 汉代铁器艺术的审美与文化 |
| 第一节 汉代铁器的造型分析 |
| 一、功能分区与造型结构 |
| 二、从材料组合看造型元素 |
| 三、个性化的装饰手法 |
| 第二节 汉代铁器的形式风格 |
| 一、内含简阔的形式美感 |
| 二、朴素自然的风格类型 |
| 第三节 汉代铁器的文化承载 |
| 一、装饰与娱乐 |
| 二、祭祀与礼仪 |
| 第四节 汉代铁器的造物思想 |
| 一、内敛实用的造物意识 |
| 二、“和”的造物观念 |
| 小结 |
| 第六章 汉代铁器艺术对其他造型艺术的影响 |
| 第一节 铁器对铜器的消减与推动 |
| 一、铜镜的商品化 |
| 二、錾刻纹铜器的流行 |
| 三、铜钱流通的减少 |
| 四、铁器物参拜祈福的普遍化 |
| 第二节 冶铁对陶瓷艺术发展的影响 |
| 一、鼓风设备带来的瓷器发展 |
| 二、冶铁场中的“窑”制品的多样性 |
| 三、铁匠的冶铁与陶工的彩釉 |
| 第三节 工具钢化带来的雕刻艺术的转变 |
| 一、铁制工具与碑刻 |
| 二、铁制工具与汉画像石的雕刻 |
| 三、铁质工具与玉器雕刻 |
| 四、铁制工具与建筑装饰 |
| 五、铁质工具之于阳刚精神 |
| 小结 |
| 结论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图版来源 |
| 致谢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10）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发展果业经济 致富百姓黎民（论文参考文献）
- [1]金代禁榷制度研究[D]. 罗继岩. 吉林大学, 2021(01)
- [2]“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D]. 赵晶晶.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3]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4]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回归问题研究[D]. 李琳. 河南大学, 2020(04)
- [5]汉代铁器设计制造管理研究[D]. 周小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07)
- [6]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
- [7]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 ——以戊戌维新为例[D]. 张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汉代铁器艺术研究[D]. 周敏. 东南大学, 2019(01)
- [10]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