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经济将消除交通“瓶颈”制约

一、西藏经济将消除交通“瓶颈”制约（论文文献综述）

张锦花^[1]（2021）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巨大飞跃。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联系、情感上相互亲近,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是国内各民族简单的组合,而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其中起着“黏合剂”作用的是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共同居住的广袤国土,是团结一致、驱逐外辱、寻求解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统,源起于传统“华夷一统”思想,在古代无论是“华”,还是“夷”,尽管文化形式各异,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但都是炎黄子孙。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无论采取武力征服、羁縻、和亲等政策,都在维护国家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列强入侵、生灵涂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共同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不断衍生和发展,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对“中华民族”概念广泛的讨论,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逐渐接受,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国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极大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认识的一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形势,立足我国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得以基本形成。2014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科学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这一论断的形成,同样经历了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几个阶段,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民族工作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对中华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就非常关注西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机遇西藏特殊关怀,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新时代在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求和根本引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纲领性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藏面临“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西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宗教因素突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必须将民族宗教因素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来考虑。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摆脱了贫困。但是,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一刻没有停止,境内外企图分裂祖国,破坏安定和平大好局面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当“管肚子”的问题解决以后,“管脑子”的问题仍然任务艰巨,如何让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必须通过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新时代西藏工作“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坚持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提升西藏各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力量。本文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政策、实践及反思四个维度出发,进行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梳理、价值意义阐释、实证分析调查、剖析问题实质、路径选择探析。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趋势及学术观点,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与界定,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雏形、形成、发展与确立的不同历史形态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夯实研究根基。第二章主要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首先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其次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寻找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总结归纳并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提出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遵循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还要立足于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实际,正确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恒”和“变”的关系。第四章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分析了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机遇,从古代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与内地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近代以来西藏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及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与系统工程战略性工程,关键是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现实命题的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也是现实问题研究,为了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采取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西藏农牧区、西藏城市社区进行定量调查,以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与形式,分析他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第五章内容,本章主要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西藏7所高校中的部分在校大学生与教师、西藏农牧区的部分农牧民与驻村干部、城市社区中的部分市民与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累计发放问卷3000余份,访谈人数300余人,并通过SPSS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为论文的研究增加数据支撑与可靠依据。第六章立足实证分析,剖析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为第七章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构建提供了路径构建依据。着眼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是多样的,其中政治建设是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文化认同是精神纽带,社会认知是关键,教育宣传是手段,只有这几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努力化解各种不利因素,才能使西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更加坚固。

陈雷^[2]（2021）在《西藏内生经济增长的困境与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促进西藏经济长期持续发展是西藏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对西藏经济发展来说,中央财政和全国的大力支持为西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但是西藏经济发展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协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又面临着生态系统脆弱性的问题,发展民族特色工业产业却又受到交通距离的制约。因此,寻找西藏内生经济增长的路径,是新时代西藏经济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分析西藏内生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是寻找西藏内生经济增长路径的前提,也是提高西藏人力资本质量的关键一步,必须发挥知识经济的溢出作用,才能跨越冰天雪地的壁垒,对实现西藏经济长期性、内生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农牧民的增产增收,破译西藏财政与经济发展的交互密码,培育地区优势产业,在充分认识主要矛盾与特殊矛盾的时代特征下,只有实现“造血”式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性、内生性增长。因此挖掘西藏发展的潜力,从而实现西藏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本文依据2000-2019年西藏经济现实数据,对西藏拥有的独特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在利用经济增长理论影响因素分析的角度下深入探究西藏实现内生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通过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权重和耦合协调分析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得出,西藏经济发展与行政体系耦合度才开始勉强协调,2019年之后的协调度逐渐转好;西藏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呈逐步增长状态,都在向更好的局面发展;西藏经济发展与市场体系始终勉强协调,耦合度与协调度同步发展;西藏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发展趋势良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正在步入协调的路上;而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在2008年之后急剧下降,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银行贷款集中度较高导致的有效贷款需求不足,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扩大了西藏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所得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西藏存在区域增长不平衡的原因,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西藏内生经济增长的相关建议。概括起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支撑,在分析西藏经济增长现状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融入了西藏这一特殊地区的具体实践,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西藏存在较大区域增长差异的原因;第二,结合西藏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综合选取了行政体系、产业结构、市场体系、生态建设和金融体系五个一级指标,两两之间进行耦合,使耦合协调分析所得的实证结果能更完善、更全面地解释西藏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的原因。

暴占杰^[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卓嘎措姆^[4]（2020）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文中提出区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并非缩小,反而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倾向。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和保障的作用。由此从理论上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经济规律和作用机制,将有可能寻找出一种有效缩小我国区域间经济差异化的新途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关系的文献研究发现,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发达地区和城市,鲜有涉及西藏等西部偏远地区,因此也就为本论文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本文力图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梳理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通过文献分析了解到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领域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重大的。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交通与经济发展的演变过程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在机理,得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其网络性和外部性的特点,引致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又会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的叠加作用来影响交通网络所涉及的区域,最终推动该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上的协调发展。本文以西藏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全面、深入地梳理了西藏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历程,并且从交通史学的角度对西藏的古代交通史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分析发现,西藏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交通实现了立体化,一个由公路、民航、铁路和管道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伴随着西藏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交通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作用凸显,交通对周边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逐步显现,进而形成了点轴系统的雏形。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西藏区域空间开发以及宏观经济增长贡献较大。但是,通过横向比较,西藏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总量与内地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西藏依然处于交通和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在实证方面,本文通过利用SVAR模型,利用脉冲图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现有的数据,得出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一个标准差可直接拉动地区GDP的增长约2%。同时,公路通车里程也通过增加客运量和货运量的途径,间接拉动了经济增长。铁路对经济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比之下,公路对于经济增长拉动的显着性水平和贡献度大于铁路。同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机制进行了探讨,通过回归分析,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即铁路基础设施主要是通过提高旅游收入来提高了西藏自治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公路基础设施影响经济主要是通过提高西藏自治区工业化水平来提高了西藏自治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从影响机制的角度,给出了公路和铁路的基础设施影响经济的不同路径。此外,为了进一步了解交通和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来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自青藏铁路通车以来二者协调程度转好,特别是“十二五”之后,通过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逐步从之前的交通对经济的“瓶颈制约”到“十三五”的优质协调的阶段,说明西藏逐步掌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规律并采取了有力措施,证实了二者之间基本处于“良性循环”的关系。本文系统梳理了西藏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数据资料,是目前相关文献中数据相对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同时,本文通过不同模型验证了西藏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实证的角度丰富了相关文献。在政策建议方面,立足西藏实际,基于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合理规划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以及通过交通适度超前发展来驱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政策建议,使交通运输发展政策制定的指向回归到为西藏经济发展服务的本质上来,借助“一带一路”,积极推动西藏交通事业和区域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李杰^[5]（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马建东^[6]（2019）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从3678亿元增长到82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但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与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始终存在,导致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当前,在GDP增速普遍放缓、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投资效益加速递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形势下,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承载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经济重心西移、产业转型示范、优化城市和人口布局的重任。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资源环境约束紧、脱贫攻坚任务重、经济转型困难多,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困难。查阅已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文献资料,发现很少有专家学者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多是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概念、内涵、意义、测度方法和提升路径开展研究,或是对某个省份（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基于此,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2006-2016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全面测度研究。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成果不仅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体系框架,填补了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方面的空白,还对现有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质量概念、指标体系设置、测度方法选择和时空差异分析技术等方面。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建议,有助于相关部门了解、掌握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现状、变化趋势、时空差异特征和驱动因子情况,可为制定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分析各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提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优美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是指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需要的程度。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内容包括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七个方面。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得性等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特征,构建了由经济发展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安全性7个维度为一级指标及32项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正向指标21项、逆向指标11项,并对7个维度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考虑到权重设置在测度结果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对客观赋权和主观赋权常用的4种方法优缺点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最后根据研究对象特征选择加入时间变量的熵值法计算得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共享性、创新性、绿色性权重分别为0.1924、0.1923、0.1855,三个维度权重之和超过总权重的一半以上,说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将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第一动力,必须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总体来看,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增长了73.68%。重庆、陕西经济发展质量整体高于其它10个省份,广西、贵州、新疆、吉林、宁夏等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虽基础较差,但年均增速相对较高。青海、西藏经济发展质量位居中国西部地区末尾。依据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值,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省份进行了聚类,从聚类结果看,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可分为高质量、中质量、较低质量和低质量四类。从经济发展质量各维度指数值,以及经济发展质量与各维度之间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维度稳步提升,尤其以重庆、陕西表现最为突出,与经济发展质量显着正相关。协调性维度虽起伏波动,但整体呈上升态势,综合指数从0.0043提高到0.0074,提高了72.1%,与经济发展质量正相关。绿色性维度指数除四川外,其余11省份均呈上升态势,但波动起伏大,说明部分省份在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上仍然不够到位,但随着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绿色性维度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正相关特征。开放性维度指数在起伏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二者呈正相关特征。共享性维度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指数值从0.0081提高到0.0263,提高了224.7%,对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最强,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显着正相关。有效性维度指数起伏波动大,整体趋于下降,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应降低,二者呈正相关。安全性维度指数在波动起伏中呈下降趋势,但在当前形势下,对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与经济发展质量呈正相关。利用锡尔系数、变异系数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虽不显着,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同类型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因此,在减小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组间差异的同时,更要关注不同层次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的缩小。利用jenks自然断裂法对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聚类分析。从聚类结果看,层次间差异大于层次内差异。从全域性和局域性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高高（HH）和低低（LL）特征显着。从冷热点分布情况看,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重庆、陕西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冷点区省份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等经济实力较弱省份,表现出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实力正相关特征。从标准差椭圆分布看,经济发展质量重心在重庆和陕西之间移动,但向重庆方向移动趋势更加明显,说明2006-2016年重庆市经济发展质量在中国西部地区最高,提升速度也更快。通过利用要素贡献弹性和要素贡献率两个指数全面分析7个一级指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和制约性。总体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共享性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推动力,绿色性、有效性、开放性、安全性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不够强,甚至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最后,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特征、时空差异规律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张王勇^[7]（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侯尤峰^[8]（2018）在《对口援藏政策与西藏现代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发展历程也是西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西藏现代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基于自身资源优势,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并在其中分工。西藏现代化是由国家推进实施的外源性现代化,其现代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对口援藏是推进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政策平台,在西藏不同的发展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口援藏是西藏地方政府政治现代化的引擎,促进了西藏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发展,巩固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是干部人才援藏,加强了西藏治理能力建设。对口援藏推进了西藏经济现代化发展,在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解决了西藏发展的瓶颈,促进了西藏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口援藏也促进了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改善了西藏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西藏教育、卫生事业发展中起到了中坚作用。对口援藏在发展西藏经济的同时,也促进了西藏民众的国家认同,通过发展保障、民族交往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国家认同发展。在将来的发展中,对口援藏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发挥作用,成为推进共同文化价值建设的平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平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推进西藏法治社会建设的平台。对口援藏作为中央统一组织实施的支持西藏发展的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价值内涵。本文通过对口援藏政策的历史发展比较分析,揭示其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政策继承和扬弃,在矛盾冲突、倒逼发展中自我完善,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对口援藏政策特点。如同许多事物发展一样,对口援藏也有一个成长完善的过程,本文通过政策分析指出对口援藏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有关政策运行机制和政策功能发展完善的建议。对口援藏作为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探索和试验,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可以进一步扩大政策使用范围,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对口援藏政策属于宏观民族政策范畴,对其进行评价和认识,应采取系统性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地根据投入产出的经济计算来评价,也不能因某一具体援藏项目的得失而质疑整个援藏政策。

杨富^[9]（2017）在《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例》文中提出我国存在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特别是民族地区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低谷”。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现象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对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问题研究,既可以揭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发展问题,也可以一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研究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因素,揭示西藏上市公司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系列问题,提出改善和提升企业绩效的对策建议。研究从文献研究入手,对企业绩效相关理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及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等相关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对研究现状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文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特别是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存在显着的绩效区域差异现象,西藏地区上市公司具有典型的绩效区域差异特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绩效理论脉络进行梳理,重点分析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平衡计分卡等理论方法。对企业绩效内涵、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与绩效评价指标进行了理论探究,着重研究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层级划分及作用机制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依据西藏上市公司2010年-2014年的财务报告、企业公开信息、现有研究成果、企业调研资料,对西藏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管理绩效进行评价。为充分说明西藏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情况,对纵向比较财务指标相对较好的医药类上市公司,进行了行业年度财务指标水平的横向比较。绩效评价发现,西藏药业、奇正藏药、海思科、灵康药业、西藏5100等五家上市公司绩效状况相对较好。在通过绩效评价科学观测西藏上市公司绩效表现的基础上,确定调研方向和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使用对偶加权法查找确定了技术与创新、区域环境、人力资本、企业文化四个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分析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技术与创新、区域环境、人力资本、企业文化的特殊性,重点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在西藏区域环境、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和企业发展中表现出的特殊特征。在对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的过程中,对绩效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层级划分,研究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构建了单因素作用机制模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西藏上市公司绩效的一级影响因素、二级影响因素和三级影响因素,结合对各层级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提出各层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并构建西藏上市公司关键影响因素综合作用机制模型。针对西藏上市公司样本量小、样本差异度大的实际,研究使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产业聚集度高、样本差异度小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对西藏医药类上市公司进行多案例研究,形成研究结论:一是对各层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假设进行检验,回应了前述对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的研究。二是发现、论证了各层级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鉴于政府行为影响因素有较强的特殊性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力,把政府行为影响因素列为二级影响因素。三是发现验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特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相互作用,共同发挥作用。四是在案例研究进行假设检验和形成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完善并构建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研究发现,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和作用企业绩效,一条路径是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关键影响因素构成企业核心能力,通过核心能力影响企业绩效;另一条路径是企业文化影响企业成员的个人行为,进而作用企业绩效。同时,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文化都受西藏区域环境影响。五是揭示了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的原因,地域环境是决定因素,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文化是重要的关键影响因素。在西藏上市公司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西藏上市公司发展与企业绩效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结,主要问题为:企业“外化”严重、企业绩效区域差异明显、核心能力不足、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绩效管理水平偏低。针对西藏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发展质量的指导思想,分别基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了宏观层面的具体对策与微观层面的具体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对推动上市公司发展至关重要,政府要改善和加强上市公司发展的人才、融资、技术与创新、市场等区域环境建设,为上市公司培育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上市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微观层面:上市公司要重点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在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创新方面构建竞争优势,借助西藏地区的产业政策,实现特色发展。西藏地区具有典型性,区域特征明显,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极为显着。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研究为例,揭示了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现象,深入揭示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西藏上市公司研究中所揭示的问题和对策建议,民族地区上市公司要重点分析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从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及其作用机制入手,深刻认识引起企业绩效区域差异的核心问题,有的放矢,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和提升企业绩效水平,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韩亮^[10]（2017）在《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脱胎于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西藏,其地处我国青藏高原腹地,属于政治、军事、生态敏感区域,也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经济建设工作。分别于1980年、1984年、1994年、2001年、2010年以及2015年召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西藏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是1994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突出强调西藏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为经济增长与稳定,并做出全国援藏的重大决策,2001年的座谈会提出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做出了战略部署,并强调必须更加注重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同时,2010年7月中央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必须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2015年8月中央召开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以及夯实基础的原则,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向西藏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据统计,在1952至2014年间,中央对于西藏的财政补助总额高达6500亿元,且此期间对西藏财政补助年均增长率达20%以上,其中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超过50%,相继投资建设了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如着名的43项目、117项目、188项目等,从而使得西藏的公路、铁路、机场、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得以建成运行。可见,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西藏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快速,投资范围甚广,西藏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同时经济增长取得较好成绩,足见其与当地经济增长的密切联系,但它与当地经济增长及产业发展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它是经济增长的果还是因?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众所周知,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加快一国或一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不仅是生产服务性的,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对于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家长期大力扶持下,西藏的交通、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鉴于西藏的特殊区情,基础设施仍是制约其经济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因此,可以预见,在第五、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及2010年7月召开的中央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政策扶持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必然会继续支出大量资本投向西藏区域的基础设施领域,因此,研究西藏这个特殊经济体发展的特殊性,并在此背景下研究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考察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政府合理确定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向和优先顺序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同时,通过考察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产业发展的相互影响机制,可以为政府制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产业发展和自我发展能力形成方面的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证依据。本文主要分为7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着重论述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其次,阐述了本文论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最后,论述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2章相关理论与文献述评。界定了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投资、“硬基础设施投资”、“软基础设施投资”等核心概念;阐述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同时,梳理与评析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外文献,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评述。第3章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第一,详细剖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包括直接影响机制与间接影响机制,第二,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包括短期影响效应与长期影响影响效应;同时,建立了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指出了实现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的条件。第4章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首先,结合西藏当地实际,分析了西藏的特殊区情;同时,回顾了西藏经济与基础设施发展的基本历程;其次,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并分析了西藏各类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同时,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西藏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贡献进行分析;最后,基于效益指标与贡献指标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影响。第5章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分析。首先,对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基本分析;其次,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对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同时,对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分析;最后,基于最优规模分析了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测算了西藏基础设施的最优规模。第6章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第一,对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基本分析;第二,应用VAR模型对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针对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了 HP滤波法对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两个指标进行了预处理,以更加严谨准确地探寻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第7章促进西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分析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包括坚持“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充分认识西藏特点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以及西藏特点发展道路下的制度创新;指出了西藏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方向,并论述了西藏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选择;阐述了西藏自治区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构优化问题,包括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区位结构优化、内部结构优化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同时,提出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二、西藏经济将消除交通“瓶颈”制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藏经济将消除交通“瓶颈”制约（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藏内生经济增长的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对口援藏政策与西藏现代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藏经济将消除交通“瓶颈”制约（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D]. 张锦花. 西藏大学, 2021(11)
• [2]西藏内生经济增长的困境与路径选择[D]. 陈雷. 西藏大学, 2021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4]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以西藏自治区为例[D]. 卓嘎措姆. 西藏大学, 2020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D]. 马建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对口援藏政策与西藏现代化发展研究[D]. 侯尤峰.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9]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 ——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例[D]. 杨富. 吉林大学, 2017(09)
• [10]西藏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韩亮.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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