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接近现实——海派散文比较

一、生命的瞩望:走近真实——海派小品散文比较谈（论文文献综述）

张丹^[1]（2018）在《“战斗”与“发见”：胡风文艺批评的实践品格研究》文中认为胡风,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家,他的“战斗”和“发见”是极其重要的实践理论话语。他的小说、诗歌、电影以及文艺现象批评都有所体现。作为一位拥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文艺理论家,一方面他坚持用“战斗”的立场去探究作品和作家,极为重视作家的“受难”精神和“战斗”品格,另一方面他从关怀人的角度出发,立足于现实,去“发见”作品的真实以及人物的“精神奴役创伤”。同时,在这种理论术语的建构中,胡风树立起了他“战斗的诗人”、“战斗的理论家”形象。同时目前已有的胡风的文学批评或者文艺批评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探讨他的文艺思想尤其是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观中体现出来的实践品格的研究少之又少,只有少量的论文中有不成体系的探究。本文鉴于此,着重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的实践观这一背景中探究胡风文艺批评的实践品格,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1930到1940年代的传播作出相应的回应,最重要的是为胡风文艺批评的实践品格找到理论背景。本论文第一章通过探究胡风的文艺批评的实践观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追溯实践观以及梳理胡风的实践观的背景,勾勒出胡风的文艺批评的强烈的现实主义个性以及忠实的五四情怀,其中涉及对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吸收与转化对胡风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为“战斗”和“发见”的实践品格的现实性做背景梳理。第二章主要是阐述胡风文艺批评之于作家、作品的意义。即他的文艺批评展示出来的实践品格:“战斗”和“发见”。其中“战斗”主要是针对作家的评论,主要探讨国内外现实主义大师的人格,尤其是受难人格的精神气度和战斗立场,以及关注人的存在的人道主义情怀。“发见”是针对小说、诗歌、电影等文本。在小说批评中去发见民众的“精神奴役创伤”,探究人性,启发民众实现真正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在诗歌批评中去“发见”真正的作家和诗人,“发见”诗歌的真实性和主客体化合的创作原则;第四章讨论胡风文艺批评的实践品格关于战斗的强调与左翼批评家矛盾和周扬的实践观的悖离之处,与京派批评家朱光潜和李健吾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实践观,发现人性的相通之处。第五章主要是阐述胡风文艺批评的实践观在不同时期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结语部分主要是把胡风的文艺批评的实践观放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来探讨,同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后产生的新的含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陈啸^[2]（2017）在《审美革命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海派散文的文学文化史意义》文中提出海派散文是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其突出的特点是发现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幸福与乐趣,不求"载道"或本质,是传统文学中居于主流之外市井生活的发展与扩张。海派散文的发生与近现代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相始终,本质上属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在一定的意义上,海派散文正体现了工商都会的主体意识,其所表达的是置身于现代工商社会中普通市民的人生感受与普遍心态,是近现代上海都市文化因内而外的主体性表现。海派散文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市民散文或生活散文也同时标识着近现代中国工商化的进程。

武兆雨^[3]（2016）在《《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文中提出文学期刊以组织和选择的方式生成并记录着一个时期主流的文学面貌,当代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当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及当代生产机制的运行均与文学期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复杂的关联性中,当代文学期刊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制度的考察提供了有效性样本,因此从文学期刊角度考察文学史复杂面貌,从文学期刊发展状态来观照文学的发展事实和发展态势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必要性工作。本文以《当代》作为研究对象,梳理《当代》创刊至今的发展历程,考察《当代》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构建,通过《当代》文学生产过程透视当代文学生产制度,整体性观照《当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学的考察。第一章通过史实、史料对《当代》的文化品格作以论述。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文艺新生中,《当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社共建下诞生,其创刊号做出了“反映当代生活、实行百花齐放”的整体定位,并确立了《当代》杂志“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的基本格局。通过对创刊号的考察,确认《当代》“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立场的话语资源为革命现实主义,杂志意图在未来发展中构建广阔的现实主义风格,其整体性的现实主义追求使之在实践中显示出以深邃的历史意识为指导,清醒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关系的变化,准确体察和把握社会生活,真实地揭示各种社会矛盾的整体倾向。第二章具体考察了《当代》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的互文性关系,杂志在对思潮的选择与舍弃间形成整体面貌,突显个体风格。《当代》在实践中比较重视的文学思潮包括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九十年代的官场文学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贯穿三个时代和三种潮流的内在线索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现出《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杂志对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新状态等的忽略源自以上潮流与《当代》宏阔、雄浑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差异。《当代》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各成一派的文学潮流,它也丰富了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脉。第三章通过文本分析辨明《当代》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的现实主义流变。首先,《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从类型化的典型性到经验化的真实性的变化,从八十年代初期作品中对典型人物的极度突出并明晰分类,到九十年代弱化类型化的典型并将赋予主要人物以道德和文化意义,再发展到新世纪出现多个人物形象并置,强调人物日常经验的真实性,又注入超越日常经验的宏大精神意义。其次,在结构形式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为主流,当现实主义文学不断自我更新,新的文学结构模式在摸索中逐渐产生,多元共生的结构在新世纪以后成为最基本的内部形式,这种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的过渡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结构的大致流向。最后,在艺术技巧上,由最初借鉴西方创作技巧到日渐融合。第四章论述《当代》的文学生产机制。首先,通过编辑理念、主要编辑、稿件处理等考察《当代》在生产活动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以及《当代》在这种“限度”下对文学自身“意义”的最大化追求。其次,通过《当代》与文学奖及《当代》与文学批评甄辨文学评介主体力量的转化。最后,分析《当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社共生的出版机制。第五章分析《当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所作出的理性探索。在生产理念上改变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在生产实践上,与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媒介文学进行互动。探索刊企合作、畅销书等市场化运营机制。《当代》在文学期刊衰退的整体背景下保证自负盈亏,并在市场化的实践中坚守了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的主体风格。第六章讨论现实主义对《当代》的启示与反思。一方面,《当代》的编辑实践在现实主义边界中左右彷徨,时而探索广阔丰富的现实主义,时而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杂志受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固守和困囿大于探索广阔现实主义而产生的失误,传统现实主义追求使《当代》选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片面要求宏观覆盖性的倾向,消解了复杂的审美差异,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倾斜使其受到与之强势共谋的责难。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赋予杂志以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之在混动纷繁的市场经济大潮和迅速的科技力量革新中葆有生命活力。

吴晓东^[4]（2016）在《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文中指出论文主要从传播学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家与媒介统一在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之中,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是一种动态的,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的过程。莫言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透过对他与媒介关系的系统考查,可以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梳理清楚,并且看到当前文学与作家在媒介中更为完整、现实的生存状态。本文尝试系统地运用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希望论文在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等实践层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研究价值。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从传播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角度,对文学传播研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媒介理论与文学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与当前诸多作家的对比,本文明确了以莫言作为中心探讨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原因与价值。首先,我们认为文学媒介并不单纯指向“物”的层面,还包括组织以及多种与文学传播相关的社会要素,并且文学活动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文学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都具有其特殊规律。作家在文学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必然要与不同媒介为主体的社会现实发生关联,而被媒介包围的社会现实对作家与文学本身也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家的成功与文学的突围依赖于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调整与运用。与当代其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如余华、贾平凹等相比,莫言的成功除了他在创作上的特殊性外,还由于其在传播方面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突破。我们从媒介角度审视时会发现：莫言在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时充满技巧与智慧,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多媒介传播格局；媒介对莫言而言,无论在其成长、创作还是形象塑造方面都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第一章主要梳理了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出现后,作家与媒介就构建起了复杂的关系类型,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作家与媒介建立密切联系。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大量的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都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进入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接触到这些思想源流。因此在进行文学启蒙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之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这种理想就成为了自觉行为。作家们对大众传媒的兴起表现出极大兴趣,接触媒介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在大众传媒表达自己,也自然成为理所应当的文学行为。另一方面,以启民智、开风气为主要内容的启蒙运动要求面向更广泛意义上的平民大众,因此与大众接触最为紧密的渠道——“大众传媒”就成为必然选择。其次,中国职业作家是在近代出现的,这些职业文人多以稿费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近代传媒业的发展催生出稿费制度,近代报纸、杂志的繁荣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也为作家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按照需求理论,当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作家便可以在媒介中实现“自我”的确立。通过带有主动传播意识的广告、论战等形式与手段,作家可以确立自己的在文学与社会中的位置。现代作家还具有更加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使命感,这种理想与使命不仅限于文学层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深切介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于是作为文学媒介承载内容的主导者或直接作为媒介刊物编辑的“把关人”,是实现这种理想与责任的最佳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传播进入到一个相对整合的时期,传播制度的改变使媒介环境变得更加纯粹,政治宣传成为媒介的首要功能。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变成为简单、直接的从属关系。“文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更具时代特征的媒介形态,放大了媒介的政治宣传功能。但该时期文学传播的“潜在”渠道,如手抄本、朗诵沙龙等使作家与媒介形成了另一种关系。“文革”结束后,短暂的“文学热”将作家与媒介再次平等化及精英化。但随着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型”关系开始变异,不断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上世纪80代中期起,走上文坛的莫言便开始参与并构成了作家与媒介关系的全过程,直至今日。本文在论述梳理过程中以时代与媒介类型为依据,突破了以往多从内容角度分析的局限,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做了综合性总结。莫言等当代作家与媒介的关系具有“五四”时期的部分特点,这表明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却也暴露出当代文学与当代作家在适应新媒介环境方面由于过多墨守成规而出现的问题。第二章到第四章详细探讨了莫言与媒介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印刷媒介对莫言的影响。首先,当代文学存在的媒介土壤依然是以纸媒为主,文学报刊占据主阵地,图书出版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文学批评确立了莫言的作家身份,通过对莫言各个时期的整理可以看到评论声音里不同的莫言形象。从“怪才”作家,到叛逆作家,到时常刺激人们感观的“争议”作家,再到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学评论在参与莫言制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发现者与引导者,慢慢变成并行者与追随者。这种媒介方式代表文学所拥有的权威与特殊“场域”,作家也在由这种媒介构成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确立。其次,大众传媒参与到作家形象的构建之中,大众传媒根据自身与市场的要求,塑造出具有不同特点的作家类型。莫言在大众传媒中的形象渐渐清晰,并被不断重塑着,形成了不同意义的文化符码：从作为文学大师与文化符码的莫言,到作为公共话题的莫言；从作为娱乐焦点的莫言,再到获奖后作为有权威的明星与品牌的莫言。这些形象与文学期刊所塑造的莫言形象具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之处。文学事件、不同奖项、个人故事、书展活动等,都是进入大众媒介视野的话题。大众传媒制造出的“莫言”,因时因势之需而不断改变,对作家的关注大于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外围的关注大于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是个狂欢的领地,通过监测我们发现,集合了不同声音的网络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莫言。第三章主要从作家角度,分析了莫言的主动传播方式,以及在多媒体时代莫言进行积极互动的传播姿态。莫言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是演讲。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良好的互动,莫言塑造了自己独特的作家形象,很好的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与作品。莫言还接受多种访谈,采访中所呈现的主体姿态是谦虚谨慎、宽厚温和,沿袭了他演讲的风格。但访谈的内容重心与塑造形象的方向却发生变化,更多侧重于表现他的真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在大众传播中有意识通过多种方式确立与坚持自己的形象。文学写作的乡土姿态、谦虚睿智的长者风范、勇于反思历史与批判现实的名士气节,都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彰显出来。在各种媒体面前,莫言从不沉默,积极参与各种媒体互动。对专业的文学批评既不背离又不苟同,接受批判又特立独行。他对新媒介保持兴趣,通过开设微博、参与网络访谈与互动等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开放心态,但传统作家对新媒体的介入往往不能持久,回归纸质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第四章我们主要从文本角度出发,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传记进行了深入考查,尝试发现当前媒介对作家创作的辐射与衍生影响。莫言在文学上的成功离不开编辑与出版人的影响与帮助,他与这些文学“把关人”的关系,承袭了“五四”以来的文人传统,又颇具个人色彩。深入的媒介接触体验与记者从业经历对莫言的创作有较大影响。在作品中莫言对媒介的态度不尽相同,对大众传媒带有更多的批判色彩,而对于传统的口头传播等传播方式却保有相当浓厚的依恋之情。不仅如此,让莫言成为世界瞩目作家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张艺谋改编的电影作品《红高粱》莫言靠近与远离影视媒介,是当前文学与影视既对抗又依赖关系的生动写照。对莫言与媒介关系的细致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当前文学传播范畴内的共性与特殊性,也透视出当代作家在面对媒介时的复杂心态,而文学媒介与大众媒介对作家产生影响的指向是不同的,两者又都具有自身难以避免的局限性。第五章对莫言与媒介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与反思。媒介环境的变化是莫言自身成长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作家的媒介接触行为与满足状态,甚至决定了作家的发展路径与创作风格指向。我们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总结了作家与媒介的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对作家具有外在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不同于普通民众,他们更具有知识精英与意见领袖的作用,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教育,从而影响媒介传播的内容与方法。作家代表的是较为宏大的“文学场域”,与媒介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阶层或者经济形态阶层都具有平等对话的能力与权力,甚至可以对媒介产生直接或间接性的干预,从而实现双方的动态平衡。作家的传播意识具有本能性,但在传播中却由于媒介的局限与自身非理性的原因,会受到多重阻碍与束缚。成功的作家都具备优秀的传播意识,莫言以其素朴及略带狡黠的传播意识建立起自己的传播原则和体系。当代作家需要提升对媒介的理解,形成开放的多媒介传播意识。文学传播的过程,需要多种特殊媒介与手段的参与,教育是其中经常被忽略、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一个,文学因教育的工具性而受到制约,于是作家的集体性突围显得很有必要。在多媒体的世界里,影视虽然是极好的传播方式,却也在当前受到多种现实瓶颈的困扰,作家与影视像两只刺猬,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显得焦急而痛苦。不仅如此,时政生活类杂志以其独特的文学审美指向在当前受到诸多人的关注,而纯文学作家与文学在其中的缺失不仅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是受到杂志主编等“把关人”的复杂心态影响。莫言成功的的启示还在于,莫言及其作品成功的实现了跨文化传播,但如何在当前语境成功实现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是全社会与整个文学体系的责任,而不单单只是局限在作家的个体行为里。本文通过对作家与媒介关系的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规律与模式。由于作家作为特殊的行为主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媒介的发展又是千变万化,则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透过对两者关系的理性审视,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传播的系统性要求。作家与文学整体在当前的突围与繁荣不能仅依靠某一种传播方式与媒介,更不能仅通过某一方面的文学活动而实现,而应是全部与文学相关的媒介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莫言将作家与媒介关系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关系合乎现实的媒介环境与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作家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牛亚南^[5]（2016）在《文学世家背景下的叶兆言创作》文中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叶兆言出身于着名的文学世家。虽然叶兆言从未明确表述过叶氏文学世家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但是通过对这个文学世家三代作家,叶圣陶、叶至诚与叶兆言创作实践的深入分析,确实可以看到文学世家背景对叶兆言的小说和散文创作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之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也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世家文化对叶兆言创作的影响,但往往流于泛泛,没有将作家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作为一个整体,在文学世家背景下加以讨论；更没有涉及文学世家背景下叶兆言创作的局限性,以及文学世家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等论题。我们认为这些论域才是从文学世家背景切入叶兆言创作的深意所在。本论题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从叙述学角度集中分析这种创作风格在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体现；从“闲话风”的角度,分析祖孙三代散文创作所共同具有的“闲话风”审美特征,以及他们之间散文创作的细微差异。第二章,探讨了文学世家背景对叶兆言文学创作所形成的局限性。认为作家对小说创作“故事性”的强调,弱化了叶兆言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力度和思想表达的深度。而文章取材的无度失衡,叙述视角的冷漠超然,叙述模式的零落松散也成为叶兆言散文创作不容忽视的短板。这些都和叶兆言的文学世家出身以及此背景带给他的思维方式和体验方式有关。第三章,首先在“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呈现当代作家的整体创作心态,进而凸显在文学世家背景下,叶兆言文学创作心态的与众不同。最后我们认为,在当代文学波谲云诡的发展变化中,叶兆言这份通过文字流露出的自然而宽厚的审美意蕴与人生姿态,是需要关注和省思的。

陈思思^[6]（2014）在《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文中指出1930年代是林语堂小品文创作的重要时期,从“语丝”到“论语”的转变就在这个时期发生。同时也是林语堂大量创作小品文高峰期,是其小品文理论的成熟期。30年代林语堂还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在理论、创作和办刊实践三个方面为小品文的发展推波助澜。林语堂的小品文理论横跨中西文化,公安三袁、儒家孔子、道家庄子、西方的表现主义等都为其小品文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幽默、闲适、性灵既是其小品文创作的理论支撑,也是他的人生态度。文如其人,林语堂的文章任情恣性,却从未断开与现实的关联。承认林语堂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无法否认他为小品文的文体进步、创作繁荣做出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精明的林语堂充分利用30年代上海雅俗共存的读者群、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良好的报刊出版制度等有利条件,一改高不可攀的精英启蒙姿态,以近情亲切的平民路线,成功迎合了市民阶层的趣味,获得了市场的垂青。

于琦^[7]（2013）在《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外来势力的刺激和影响下,逐渐走出传统的封闭体系,开始寻求现代化并走向世界。二十世纪前期,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业迅速崛起,对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前期也是中国戏曲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其自身的发展也需要更有力的传播工具,因此戏曲期刊与戏曲艺术的联合成为一种必然。戏曲期刊一经产生,就刊发了大量戏曲理论批评文章,它们是二十世纪前期戏曲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戏曲期刊之于戏曲理论批评的重大意义。本文的关注范围划定在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主要研究对象是这一时期戏曲期刊所刊载的戏曲理论批评,探讨作为新传播媒介的戏曲期刊,如何参与戏曲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如何凭借自身力量影响戏曲理论批评的发展。第一章简述戏曲期刊兴起、发展的原因,并根据戏曲期刊上的理论批评发展状况,对其进行了时段上的划分,同时介绍戏曲期刊所登载的戏曲批评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第二章从戏曲期刊入手,梳理戏曲观念的演变过程。西方戏剧艺术传入中国后,为传统戏曲艺术提供了新的参照物,刷新了人们的戏曲观念。戏曲期刊关于“旧剧”和“国剧”的探讨.反映了理论界对中国戏曲的定位与评价,建构了中国戏曲之于世界戏剧艺术的意义。第三章阐述了戏曲期刊对戏曲特征的探寻。戏曲期刊一方面通过对戏曲“综合性”和“写意性”的论证,在本体上肯定其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戏曲艺术中的民间意识与民族意识,梳理出戏曲在文化系统中的流动与蘖变,从而获得戏曲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戏曲期刊对戏曲变革问题的探讨。二十世纪前期,传统戏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革新、演变,人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推动戏曲艺术的更新。作为戏曲舆论的前沿阵地,戏曲期刊对戏曲改革的相关话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戏曲期刊始终留意戏曲领域的新变,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反思失败的教训,在戏曲改革的潮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章论述戏曲期刊开辟了新的“批评空间”,影响了戏曲理论批评的生成与传播。戏曲期刊的办刊宗旨与批评主体的思想意识,对戏曲批评进行了筛选和整合,使其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戏曲期刊凭借占有戏曲资料的丰富性,以及与读者之间密切、频繁的联系,使人们增进对戏曲的理解和思考,并为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争鸣提供了平台,从而推动了戏曲理论批评的更新与发展。结语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指出通过对二十世纪前期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的研究所获得的当代意义。

齐志会^[8]（2010）在《苏青小说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苏青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个性,以大胆描写“饮食男女”情爱关系而闻名于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小说创作仅有《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几篇,篇幅虽少,却有着独特的魅力。苏青小说对新兴的都市背景下的普通人日常生活进行描摹,深刻地挖掘一个特异的社会、时代里的女性生存状态,及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谋爱、谋生的身心体验。本文依据“五四”时期小说叙事发生的转型,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与叙事结构三个层面,对苏青小说的叙事进行研究,并通过对苏青小说文本的细致读解、剖析,来追寻苏青小说叙事成因,继而探寻苏青小说叙事价值。“五四”新文学运动使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然而在战争环境制约下,新文学运动的步履不得不做出调整,为适应战时的形势,现代文学向传统文学靠拢,借以把文学的功利性和宣传性发挥到最大化,形成了文学主流范式的“公式化”。在这一特殊的文学历史景观下,审视苏青小说对现代小说叙事的继承,体认其对新文学“现代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充分把握苏青小说创作的现代性、先锋性,然后再把研究视角延伸到苏青小说文本对女性独特生存体验叙述的层面上,进一步体会其小说叙事在特定社会、时代中得以形成和成功的根本原因,从而真正理解苏青的小说叙事对人性的揭露、对人生的探索这一主旨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跳脱文学社会功能性批评,回归到对小说的文本研究,苏青的小说叙事在历史长河中绽放出独异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完整文脉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韩伟表^[9]（2006）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文中指出本文旨在从学科发展范式的角度，对自184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近代（1840-1911）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希冀为新世纪的近代小说研究提供借鉴，也为今后建立“近代小说研究史”这一小说研究史的分支学科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分四章予以阐述。 第一章“承绪与萌新”，评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从学科建设考察，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发展的酝酿萌芽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800篇（部）左右。其中传统形态的序跋、评点是最主要的评论形式。从评论的内容而言，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序跋和评点在观念、旨趣、视角等方面基本上与此前一脉相承。但从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新思潮的叠兴、文艺报刊的涌现、新小说的产生，评论的形态和内涵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与新小说、新思潮等互为表里，评论者在序跋、评点中大量表现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评论形式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虽然数量还很有限，篇幅也还不长。这一阶段，从总体特征考察，在近代小说研究史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近代小说研究。但其在学术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并不能因此而轻忽或低估。要言之，主要有：首先，这一阶段大部分的序跋、评点等评论文章与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距不远，有些甚至基本上与创作同步，因此保留了许多有关创作经过、作者身世、作品意旨、版本演变、本事源流等方面的原始资料，有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史料。而这些正是研究赖以进行与深入的根本基础。其次，这一阶段的序跋、评点中对新观念、新思想、新术语等的尝试与运用，孕育了学术研究新范式的萌芽，成为20世纪20年代小说研究现代转型的先导。还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代小说研究奠基期的许多研究者，有不少是在这些序跋、评点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们今后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就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等等。 第二章“初创与杰构”，评述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奠基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700篇（部）左右。其总的特点是，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背景中，鲁迅、胡适、阿英等，在

谢玉娥^[10]（2002）在《2001年4-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指出

二、生命的瞩望:走近真实——海派小品散文比较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命的瞩望:走近真实——海派小品散文比较谈（论文提纲范文）

（1）“战斗”与“发见”：胡风文艺批评的实践品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审美革命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海派散文的文学文化史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4）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5）文学世家背景下的叶兆言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6）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8）苏青小说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生命的瞩望:走近真实——海派小品散文比较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战斗”与“发见”：胡风文艺批评的实践品格研究[D]. 张丹.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2]审美革命与工商文化的精神造型——海派散文的文学文化史意义[J]. 陈啸.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1)
• [3]《当代》（1979-2014）的现实主义文学建构与生产机制[D]. 武兆雨. 东北师范大学, 2016(12)
• [4]试论莫言与媒介的关系[D]. 吴晓东. 山东大学, 2016(10)
• [5]文学世家背景下的叶兆言创作[D]. 牛亚南.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6]林语堂与1930年代小品文[D]. 陈思思.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1)
• [7]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D]. 于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
• [8]苏青小说叙事研究[D]. 齐志会. 新疆师范大学, 2010(02)
• [9]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D]. 韩伟表.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 [10]2001年4-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J]. 谢玉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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