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论文文献综述）
马百亮[1]（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吴万库[2]（2020）在《“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美国史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向,一方面是史学从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被建立起来;另外一方面,新兴的专业史学在摒弃清教浪漫史观时,转而借助“科学”来树立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使美国史学呈现出“专业化”与“科学化”并重的局面。在美国专业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被称为“生源论”（Germ Theory）的科学史学曾风行一时,它借助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改造后的“兰克形象”,来追溯民族发展、制度成长和因果联系,并与不同的“源”相结合,使生源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条顿生源论”“帝国学派”“边疆论”“海权论”。因此,从生源论的视角重塑这些主要史学流派,把它们置于共同的时空语境中分析它们的生成、互动及其影响,不仅可以看到它们内部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还可以洞悉时代思潮对史家治史的塑造作用,以及史家个体经验（包括地域、阶级、偏好等）对历史表述的影响。
孟翊洁[3]（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裴世东[4]（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黄河云[5]（2019）在《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亚历山大·柯瓦雷的科学编史学建立在一个哲学基础之上,它以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实在论为本体论、以“人类思想的统一性”为核心原则、以概念分析法与重视对“错误”的研究为方法论。柯瓦雷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从根本上是其科学编史学哲学基础的具体体现。斯顿普认为柯瓦雷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阿伽西认为柯瓦雷是一个波普尔主义者,但这两种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科学革命”这个术语目前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柯瓦雷的对近代科学起源的开创性研究。柯瓦雷关于科学革命的本质有过各种不同的描述,包括有限和谐宇宙的解体与空间的几何化、自然的数学化与科学的数学化、从“近似”的世界到精确的宇宙、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这些描述对应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转变,即（狭义的）科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种两层次的转变充分体现了“思想统一性”的核心原则。柯瓦雷运用概念分析法反驳了迪昂与克隆比关于近代科学与中世纪科学之间关系的连续性解释,从而扞卫了“科学革命”的观点。斯顿普认为柯瓦雷晚年对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连续性解释做出了让步,但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柯瓦雷坚决反对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证主义（包括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解释,他反对将科学革命视为经验对理性的胜利或用“如何”取代“为何”。基于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实在论以及“思想统一性”的核心原则,柯瓦雷断言实验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甚微,并认为牛顿不是一个工具主义者而是一个实在论者。柯瓦雷还反驳了赫森、奥尔什基、齐尔塞尔关于科学革命的社会学解释,他的结论是:（1）实践转向是科学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2）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无关;（3）社会条件只是近代科学起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埃尔卡纳力图将柯瓦雷塑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先驱,但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柯瓦雷将伽利略塑造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在他看来,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体现在三个方面:（1）“两个世界”的划分;（2）数学实在论;（3）“回忆说”与“精神助产术”。对于这一观点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三种:（1）伽利略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2）伽利略是一个阿基米德主义者;（3）否认伽利略与任何哲学标签之间的联系。德卡罗力图表明,尽管存在着这些反对意见,但柯瓦雷关于伽利略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的核心论点仍然可以有条件的保留。柯瓦雷关于伽利略的（思想）实验的观点涉及形而上学层面（“应然”层面）与历史事实层面（“实然”层面）;形而上学层面的解释支配着历史事实层面的解释。塞特尔与德雷克指出,柯瓦雷关于伽利略未能得出做过他所描述的实验结果的断言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不符;内勒尔和乔兰则力图扞卫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实验的观点。然而,他们之间的争论仅仅涉及历史事实层面（“实然”层面）而完全没有涉及更为重要的形而上学层面（“应然”层面）。柯瓦雷的科学编史学及其对科学革命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性和富有成果性。
杜雷[6]（2019）在《许冠三史学研究》文中指出许冠三是香港地区少数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史学家。1942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1946年毕业,1949年初到达中国台北,当年末转赴香港,此后数十年一直在香港从事社会活动和史学理论研究。1974年至198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退休后旅居美国。许冠三一生着述丰厚,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翻译、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尤以历史学为多,偏重于史学理论研究。1958-1959年,许冠三在借鉴西方分析哲学、梁启超“新史学”的基础上,撰成《史学与史学方法》,以逻辑分析研究史学理论,名噪一时。1960至1970年代,许冠三游学美英,史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从逻辑分析变而为推崇中国传统史学,撰出《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等多部古代史学理论着作。《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专门研究刘知几的“实录”精神,是该领域的重要着作。1986年、1988年又先后出版《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从学派角度建构“新史学”系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近代史学史着作。在史学方法领域,许冠三一生致力于“多元史络分析法”的研究与完善,直到1996年的《大（活）史学答问》方有定论。该法经历三次变化,最终将史学置于所有人文科学之中,又希望这些人文科学为史学所用,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作用,不啻为跨学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方法。对许冠三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港台史学、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的不断进步,有一定的价值。
张涛[7]（2019）在《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文中提出本文旨在探讨历史认识中的基础环节——历史证据。研究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为什么同样的历史证据可以得出彼此相反的研究结果?”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发现:学者们往往将“历史证据”与“历史材料”相混淆,并且通过探讨历史材料的相关问题来回避/覆盖对历史证据的反思。这意味着不仅需要理清我们的概念,还需要重建历史证据与历史材料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本文在第2章和第3章中对“证据”和“历史证据”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甚至是繁琐）的分析。通过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本文力图清晰地揭露出论证语言（系统）背后所暗含的内容,即证据与本体论之间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塑造的互动关系。由此带来了两个直接问题:a.历史证据在认识中是否可以“脱离”历史本体论而存在（即必要性问题）?b.历史证据的真实性与历史本体论有何关系（即真实性问题）?它们指明了后两章的讨论方向。第4章前半部分以古希腊的历史证据观为案例,展示了本体论对证据观的影响;后半部分辅以一场思想试验,以反证的方式讨论了必要性问题。第5章从较宏观的层面讨论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即从认知模型的角度梳理了史学思想史）,并给出了在我看来较为合理的评判历史真实性的模型。在第6章中,我将本文前几章里涉及的思考方式及结论,应用到一个具体案例（即探讨戴维斯对一组证据的使用）之中,来检验本文理论设想的实际效用。理论对于普遍性的诉求,要求自身不仅要着眼于过去和当下,更要着眼于未来。所以在最后部分,作为全文的总结,或者也可以说作为未来探讨方向的路标,我常识性地讨论了新技术在历史认识中的基础性问题。
赵亮[8]（2019）在《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约恩·吕森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的着名学者,在史学理论领域、历史教育领域以及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突出的造诣。通过对约恩·吕森史学理论的分析和研究,阐释吕森在后现代史学理论和现代史学理论之间开辟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继承和坚持现代史学理论方法和价值的同时,能够吸收后现代史学理论对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深化历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认识。研究发现吕森从历史学的实践出发,在继承现代性史学理论的同时,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历史主体的情感或非理性因素、历史叙述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历史思考的审美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现代性历史思考所忽略和欠缺的,从而对历史意义的生成机制和历史意识的内涵重新进行了界定和阐释,理解历史学研究不是与实践无关的语言游戏和逻辑推理,而是以“现在”和“未来”为指向的,会对现实实践行动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接着探讨了历史叙述作为历史意识的表现,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传统类型”、“典范类型”、“批判类型”和“变异类型”,不同类型的演进是一个历时的过程,而现代的历史叙述可以视为四种类型的综合;“学科矩阵”理论概念和思想涵盖了历史思考的所有理性范畴和非理性范畴,如果说“学科矩阵”更多的体现在史学理论思考的层面上,那么“历史文化”概念则充分体现了吕森将“学科矩阵”理论在历史学研究实践层面的应用,历史文化分为“认知维度”、“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三个维度的不同侧重解释了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的多样性;接着研究阐述了吕森的“跨文化交流理论”,目前世界上各种文化认同的方式是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所以造成了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只有基于人类普遍性生成的历史认同才能够建构起跨文化交流的新机制;最后,着重论述了吕森关于未来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释了历史研究终究是为了人类更美好未来服务的思想,未来指向应该成为所有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程传利[9]（2018）在《试论史学的客观性问题》文中认为“客观性”是科学所必定具备特征,离开客观性特征的知识就不能称之为科学,自然学科中认识的客观性使自然学科取得了科学的称号,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也影响到历史学科的科学地位和学术地位。“客观性”的思想和理想也曾是职业历史学的核心和该事业的基石,是史学家的信念所在和历史学继续存在的理由,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却一再遭受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质疑和挑战,于是提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来为史学的科学地位进行辩护也是史学家包括哲学家的责任所在,分析表明,指向史学客观性的质疑最终是不成立的,但此类质疑也引发人们对史学研究方式的反思。对史学认识客观性的怀疑固然有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根源,同时也是史学实践中实际遭遇的问题,这主要是由史学在观点和文本上所呈现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思想不一致性或一致性缺失的问题,具体说,认识不一致性发生在除史实陈述之外宏观历史叙述、历史构图、历史解释与理解、历史评价等所有方面。作为客观性缺失的标志,认识的不一致性对历史学科的科学地位或学术地位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力图从历史叙述、构图、解释与理解、评价等方面论证其认识不一致性难以消除的原因,这主要是由本体论上史学对象的语言建构性和观念层面人类价值多元性共同决定的。在史学一致性认识障碍探究之外,如何看待思想一致性在史学中的地位同样重要。就此而论,我们认为,作为非实践（用）性学科的史学,其一致性之缺失未必在根本上妨碍史学作为严肃学术的地位,而史学中相异又相宜的认识结果正是史学存在的必要和魅力所在。同时在论述过程中认识到,史学一味追求一致性认识也会导致权力或相关共同体扭曲史学的方向。客观性一个有趣的方面,是整体与个体维度上客观与主观的分野。当视野由具有意识、情感和志向的人转向社会结构层面似乎彰显由主观到客观的认识取向。事实上,正如文学作品都是属人的一样,是否涉及人亦是史学包括人类学作为具有经验性和具体性的探究与譬如宏观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的根本区别。在历史研究中一味追求宏观历史结构及其规律,会遮蔽具体人的个性特点和价值追求;一味追求史料之真实就使史学退化到史料学,进而使史学走向“终极史学”的极端,抹煞人类探求史学意义和价值的信心和决心;而一味追求文本之真实也会把史学引向文学或小说的错误方向。因此,客观性是优秀史学着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客观性不是关于史学认识合理性的唯一评判标准,在客观性之外,理解和阐释的多样性、深刻性和启发性是史学评价同样重要的判准。正因如此,史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也要由主客二分上升到主客一体化模式、以及用本体论上的主体间性思维模式分析史学正是史学研究的必然,用本体论上的主体间性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历史反倒是回到了本真的历史,反映出生活世界中人与人的本真关系。
吴礼敬[10]（2017）在《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从诠释学的角度整理和描述英语世界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历史,重点关注《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以《易经》的流行英译本作为切入点,选取英语世界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三种《易经》诠释方式: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或儒教典籍的宗教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智慧之书的哲学诠释范式、把《易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或把《易经》注疏看成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本文将分析这些诠释范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它们诠释《易经》的具体特征以及对后续的《易经》诠释产生的影响,以期回应诠释学上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文本还是读者为旨归的争论,同时探讨“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诠释的循环”等诠释学核心概念在经典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适用性问题。具体说来,麦格基译本把《易经》看成异教经典,理雅各译本把《易经》看成儒教典籍,卫-贝译本把《易经》看成一部智慧之书,孔理霭、茹特等人的译本把《周易》看成西周时期的历史文献,林理璋翻译的《周易》王弼注则把《周易》看成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最后司马富的《易经》诠释把《易经》当成一部全球化的经典。这些诠释范式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们也适应了各自阶段的历史需要。本文即以这些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本文共6章: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理论依据、术语说明、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创新点等内容。《易经》传入英语世界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因为对《易经》性质和特征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往研究从译本评价、译文比较和易学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本研究则打算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易经》主要英译本中体现的诠释范式及其与生存时代、译者和环境间的互动关系。第2章: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把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分别介绍英语世界中有代表性的《易经》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的主要译本有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它们分别体现了基督教文明与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卫-贝译本的产生是《易经》英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体现了卫礼贤力图用东方文化来补充和救济西方文明的立场,因此《易经》中的智慧和卜筮传统都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卫-贝译本后兴起的孔理霭、茹特、林理璋等人的译本则体现了把《易经》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的视角,译者特别偏重文本和时代的结合。本章简单分析了这些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并举例说明不同诠释方式对《易经》卦爻辞理解和解释产生的影响。第3章: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主要讨论麦格基译本和理雅各译本,分析二人的《易经》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不同易学观、译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突出麦格基把《易经》当作异教经典理解和解释时秉持的“前见”和理雅各以文王、周公的作者原意为旨归的翻译策略及影响。整体看来,麦格基和理雅各所处的19世纪正是西方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无论是麦格基采用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把《易经》看成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经典,还是理雅各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把《易经》当成“东方圣书”体系下的儒教典籍,他们在整体上都秉持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思想,麦格基在译本中突出中国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和儒家的“宇宙生成论”、“宇宙周期循环说”,理雅各的译本突出经传分离的解释原则,要以自己之“意”去逆周公、文王之“志”,体现出他们在诠释《易经》之前根深蒂固的“前见”。第4章: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主要研究《易经》卫-贝译本,分析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确立经典地位的原因:卫礼贤和劳乃宣的合作、卫礼贤《易经》讲座的推动、荣格对《易经》的推介、贝恩斯夫人的转译、卫德明《易经》讲座的阐发、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潮流乃至出版社的积极推动和媒体的普遍赞誉,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易经》卫-贝译本的流行。本章总结了卫-贝译本自身的三个主要特征:独特的结构安排、把译文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调《易经》的卜筮功能,然后介绍卫-贝译本在当时和以后产生的重要影响,突出诠释者和《易经》文本间的“视域融合”是新的理解和解释不断生成的条件。整体来看,《易经》从19世纪末的儒家典籍转变成20世纪中期的智慧之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发生的重大转变,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和毁灭,西方人对向来自信的机器文明、工具理性和科学崇拜产生怀疑和动摇,不少知识精英开始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向东方文明寻找借鉴和慰藉,《易经》卫-贝译本从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求,因此在美国乃至欧洲掀起一股“易经热”。另一方面,卫-贝译本的独特结构,卫礼贤对《易经》作为“智慧之书”和“卜筮之书”的双重色彩的强调,荣格在序言中利用心理学上的“同时性”概念对《易经》占筮功能所作的分析,以及贝恩斯夫人流畅生动的现代英文,都为实现《易经》诠释范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第5章: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主要研究孔理霭、夏含夷、林理璋、司马富等人诠释《易经》的方式,分析英语世界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诠释《易经》的内外部原因,重点介绍以孔理霭、夏含夷、茹特等人为代表的还原《周易》》本经在商周时期的历史含义和以苏德凯、林理璋等人为代表的还原不同《易经》注疏在各自所处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含义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主义诠释范式的特征,同时还分析了以司马富为代表的把《易经》诠释和各国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的全球化的诠释方式,重点突出从文本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寻文本原意的诠释旨趣。从根本上来说,英语世界对《易经》诠释的这种范式转变,是以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和“中国中心论”思潮的兴起为背景的,是《易经》翻译和诠释领域内“回到中国”的一种具体尝试,虽然这种诠释范式的转变特征异常明显,但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下产生的《易经》译本并未像卫-贝译本一度取代理雅各译本那样取代卫-贝译本。第6章:结论,主要讨论《易经》文本产生过程中卦爻辞解释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认为这种“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同样体现在异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易经》的翻译和解释上。结论还总结了本文讨论的三种诠释范式中分别体现的“’照原意’或’照原样’理解”、“较好地理解”和“不一样的理解”这三种主张,指出“不一样的理解”才是《易经》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接受和理解的关键,但“不一样的理解”并非不受任何制约,文本、诠释传统、后起的诠释方式、以及时间和读者,共同筛选并决定对《易经》卦爻辞的具体理解和解释。
二、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论文提纲范文）
（1）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和采用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乔治·格罗特与他所处的时代 |
|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 |
| 第二节 乔治·格罗特其人其事 |
| 第二章 《希腊史》及雅典民主制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格罗特时代的希腊史书写 |
| 第二节 格罗特《希腊史》概述 |
| 第三节 前格罗特时代英国学者的雅典民主观 |
| 第三章 为雅典民主正名 |
| 第一节 陶片放逐法 |
| 第二节 善变而薄情的雅典人? |
| 第三节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
| 第四章 精英与雅典民主 |
| 第一节 是民众领袖还是蛊惑家 |
| 第二节 是智术师还是诡辩家 |
| 结语 对乔治·格罗特的再评价 |
| 附录一:乔治·格罗特与约翰·密尔 |
| 附录二:格罗特年谱 |
| 附录三: 文中主要人物肖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
（2）“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条顿生源论及其在美国史学界的回响 |
| 第一节 条顿生源论在欧洲的形成及其内容 |
| 第二节 条顿生源论传入美国的语境与途径 |
| 第三节 条顿生源论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 |
| 第二章 帝国学派对条顿生源论的扬弃 |
| 第一节 空间转向与帝国学派的兴起 |
| 第二节 帝国学派对“条顿主义”的解构 |
| 第三节 美利坚殖民地史的重构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特纳边疆论对条顿生源论的革新 |
| 第一节 特纳边疆论生成的语境 |
| 第二节 特纳“反生源论”形象的建构 |
| 第三节 特纳“边疆”生源论的重塑及意义 |
| 第四章 海权论对条顿生源论的引申与运用 |
| 第一节 “美国向外看”与马汉海权论的生成 |
| 第二节 马汉海权论中的条顿种族主义 |
| 第三节 海权论在“条顿国家”的传播及影响 |
| 结论 |
| 附录1 “条顿生源论”学术谱系 |
| 附录2 “帝国学派”学术谱系 |
| 附录3 “特纳边疆学派”学术谱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20世纪历史话语中的记忆问题相关研究 |
| (二)纳粹大屠杀及其记忆研究 |
| 三、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历史话语下记忆的兴起 |
| 一、20世纪记忆在历史学中兴起的背景 |
| (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与挑战 |
| (二)“宏大叙事”的解体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私化 |
| (三)多元化的历史 |
| 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
| (一)区分与对立 |
| (二)联系与相互作用 |
| (三)历史与记忆的共同指向 |
| 三、大屠杀记忆:历史学对记忆重新关注的焦点 |
| (一)集体记忆 |
| (二)创伤记忆 |
| (三)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与特性 |
| 一、战后初期(1945—1961):沉默与外属化 |
| (一)德国: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和外属化 |
| (二)犹太世界:消极的沉默者和犹太复国主义 |
| 二、“黄金时代”(1960S—1980S):神圣化与道德化 |
| (一)被道德化的大屠杀记忆:艾希曼审判及对极权主义的思考 |
| (二)被神圣化的大屠杀记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和美国“受害者文化”的兴起 |
| 三、后大屠杀时代(1980S以来):历史化与多元化 |
| (一)政治文化变迁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和对纳粹主义的“历史化” |
| (二)战争焦虑下的犹太世界:私有化记忆时代的传承和再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聚焦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 |
| 一、20世纪90年代: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与“叙事的转向” |
| (一)大屠杀记忆及其历史表现 |
| (二)“叙事的转向” |
| (三)叙事主义语境下的大屠杀记忆 |
| 二、海登·怀特:情节化处理的限度与“不及物写作” |
| (一)叙事与情节化模式 |
| (二)情节化处理的限度:基于大屠杀反思的修正 |
| (三)关于大屠杀的“不及物写作”设想 |
| 三、索尔·弗里德兰德:关于整体大屠杀史的多层次叙事 |
| (一)与布罗扎特之争:引发对大屠杀叙事的理论思考 |
| (二)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 |
| (三)“记忆与历史的互动”实践 |
| 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创伤记忆的历史分析与书写 |
| (一)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 |
| (二)移情与再现 |
| (三)“行动化”与“修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屠杀记忆的理论反思 |
| 一、反犹主义:对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探索 |
| (一)纳粹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 |
|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 |
| 二、记忆的多面:大屠杀记忆的历史书写与道德张力 |
| (一)时间性与历史性 |
| (二)大屠杀记忆的道德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记忆、正义与纪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情况及其评述 |
| 1.2.2 国内研究情况及其评述 |
| 1.3 创新之处 |
| 1.4 基本框架 |
| 第2章 柯瓦雷科学编史学的哲学基础 |
| 2.1 本体论: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实在论 |
| 2.2 核心原则:人类思想的统一性 |
| 2.3 方法论之一:概念分析法 |
| 2.4 方法论之二:对错误与失败的重视 |
| 2.5 对阿伽西论题与斯顿普论题的反驳 |
| 2.5.1 对阿伽西论题的反驳 |
| 2.5.2 对斯顿普论题的反驳 |
| 第3章 柯瓦雷论科学革命的本质 |
| 3.1 “科学革命”的概念 |
| 3.1.1 “科学革命”与“[诸]科学革命” |
| 3.1.2 柯瓦雷与“科学革命”的概念 |
| 3.2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本质的各种描述 |
| 3.2.1 宇宙(cosmos)的解体与空间的几何化 |
| 3.2.2 自然的数学化与科学的数学化 |
| 3.2.3 从“近似”的世界到精确的宇宙 |
| 3.2.4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
| 3.2.5 各种描述之间的关系 |
| 第4章 柯瓦雷对近代科学起源的连续论解释的反驳 |
| 4.1 迪昂的连续性解释以及柯瓦雷的反驳 |
| 4.1.1 迪昂论题 |
| 4.1.2 柯瓦雷对迪昂论题的反驳:概念分析法的运用 |
| 4.2 克隆比的连续性解释以及柯瓦雷的反驳 |
| 4.2.1 克隆比论题 |
| 4.2.2 柯瓦雷对克隆比论题的反驳:反对方法 |
| 4.3 柯瓦雷是否向连续论让步? |
| 4.3.1 斯顿普的解读:柯瓦雷晚年的转变 |
| 4.3.2 对斯顿普解读的反驳 |
| 第5章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的实证主义解释的反驳 |
| 5.1 对科学革命的经验主义解释的反驳 |
| 5.1.1 对培根的负面评价 |
| 5.1.2 科学革命不是经验对理性的胜利 |
| 5.1.3 实验在科学革命中作用甚微 |
| 5.1.4 对“天文学革命”的非经验主义解释 |
| 5.2 对科学革命的工具主义解释的反驳 |
| 5.2.1 科学革命不是用“如何”(how)取代“为何”(why) |
| 5.2.2 对牛顿的工具主义解释的反驳 |
| 第6章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的社会学解释的反驳 |
| 6.1 关于科学革命的社会学解释的两种观点 |
| 6.1.1 赫森论题: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之争的由来 |
| 6.1.2 奥尔什基—齐尔塞尔论题:科学革命的工匠传统 |
| 6.2 柯瓦雷对外部主义解释的反驳 |
| 6.3 对柯瓦雷内部主义形象的扞卫 |
| 6.3.1 埃尔卡纳论题 |
| 6.3.2 对埃尔卡纳论题的反驳 |
| 第7章 柯瓦雷对科学革命中心人物伽利略的研究及其争议 |
| 7.1 柯瓦雷与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 |
| 7.1.1 柯瓦雷对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解释 |
| 7.1.2 后人的批判与辩护 |
| 7.2柯瓦雷与伽利略的实验 |
| 7.2.1 柯瓦雷论伽利略的思想实验 |
| 7.2.2 后人的批判与辩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许冠三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2 许冠三的生平与学术活动 |
| 2.1 在台湾的短暂岁月 |
| 2.2 在香港的学术活动 |
| 2.3 与大陆史学界对话 |
| 3 从方法论研究进入史学王国 |
| 3.1 为何对史学方法情有独钟? |
| 3.2 在方法论上的探索 |
| 3.2.1 早期史学理论倾向 |
| 3.2.2 “晚年定论”的新变化 |
| 3.3 多元史络分析法之意蕴 |
| 4 刘知几研究:“剑桥挑战”下的回应 |
| 4.1 研究转向:从“剑桥挑战”说起 |
| 4.2 对刘知几实录史学的研究 |
| 5 《新史学九十年》对“新史学”系谱的构建 |
| 5.1 回归当下:《新史学九十年》的撰述 |
| 5.2 “新”在何处? |
| 5.2.1 许冠三对“新史学”的认识 |
| 5.2.2 “新史学”流派划分的演变及特点 |
| 5.3 几点检讨 |
| 附录 许冠三学术简谱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历史证据的本体论的缺席 |
| 1.1 概念界定 |
| 1.2 探讨“何为历史证据”的两条思路 |
| 2 论何为证据 |
| 2.1 前期准备 |
| 2.2 证据话语的一般结构 |
| 2.3 辩证中的证据话语 |
| 2.4 小结 |
| 3 论何为历史证据 |
| 3.1 从逻辑的观点看 |
| 3.2 史料成为历史证据的潜能 |
| 3.3 小结 |
| 4 历史证据的前提假设 |
| 4.1 历史证据与古希腊哲学思想 |
| 4.2 思想试验:一种不成其为“历史”的历史书写形式 |
| 4.3 小结 |
| 5 辩证地真——论历史证据的真实性及历史真实 |
| 5.1 传统历史认识:有两名参与者的游戏 |
| 5.2 历史认识的辩证模型:有三名参与者的游戏 |
| 5.3 小结:辩证地真——一场自由的求真游戏/竞赛(GAME) |
| 6 论历史证据的阐释:以戴维斯对贝特朗的性与性格建构为例 |
| 6.1 历史证据与叙事结构 |
| 6.2 历史证据与文本阐释 |
| 6.3 历史证据与理论阐释层 |
| 6.4 历史证据与读者接受 |
| 6.5 小结 |
| 结语 作为信息的历史证据——关于史学中新技术应用的思考 |
| 1 数字化、量化、信息化: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 |
| 2 信息学的启示 |
| 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8）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约恩·吕森史学理论思想概述 |
| 第一节 学术背景概述 |
| 一、历史学的“现代性” |
| 二、“现代性”与历史思考的“旧途径” |
| 三、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吕森史学理论思想的渊源和特征 |
| 一、吕森史学理论思想的渊源 |
| 二、后现代主义对于吕森的影响 |
| 三、约恩·吕森与海登·怀特史学理论思想的差异 |
| 第三节 吕森史学理论思想的核心 |
| 一、吕森史学理论思想的实践性 |
| 二、寻求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
| 三、历史思考“新途径”的意义 |
| 第二章 历史意义相关理论的论述和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意义概述 |
| 一、何谓历史意义 |
| 二、历史意义问题的产生 |
| 三、历史意义的结构 |
| 第二节 历史意义的主体性、预设性与实践性 |
| 一、历史意义的主体性 |
| 二、历史意义的预设性 |
| 三、历史意义的实践性 |
| 第三节 历史意义的内在维度 |
| 一、历史意义的生成机制与实现形式 |
| 二、历史意义的三个维度 |
| 三、历史意义三个维度间的关系 |
| 四、构建历史意义的新范式 |
| 第三章 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意识的构成 |
| 一、历史与历史意识 |
| 二、历史意识的构成 |
| 第二节 历史叙述理论研究 |
| 一、历史叙述的特征 |
| 二、历史叙述的类型 |
| 三、历史叙述四种类型的关系 |
| 第三节 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的关系 |
| 一、历史叙述四种类型的案例 |
| 二、历史意识的叙述能力 |
| 三、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的关系 |
| 第四节 历史意识的实践功能与历史叙述的宏大叙事 |
| 一、历史意识在实践中的基本功能 |
| 二、宏大叙事的基本特征 |
| 三、历史意识与宏大叙事的实践关系 |
| 四、复兴宏大叙事的实践意义 |
| 第四章 “学科矩阵”理论思想研究 |
| 第一节 “范式”与“学科矩阵” |
| 一、何谓“范式” |
| 二、“学科矩阵”的形成过程 |
| 第二节 学科矩阵理论概述 |
| 一、“学科矩阵”的五个基本原则 |
| 二、“学科矩阵”五个基本原则的关系 |
| 第三节 “学科矩阵”对于历史思考的意义 |
| 一、“学科矩阵”对于现代性历史思维的意义 |
| 二、“学科矩阵”对于后现代性历史思维的意义 |
| 三、重视情感在历史思考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五章 “历史文化”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文化概述 |
| 一、何谓历史文化 |
| 二、历史文化的内涵 |
| 三、历史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历史文化的三个维度 |
| 一、历史文化的认知维度 |
| 二、历史文化的审美维度 |
| 三、历史文化的政治维度 |
| 第三节 历史文化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
| 一、历史文化三个维度的统一性 |
| 二、割裂维度统一性的危害 |
| 三、历史文化三个维度的实践意义 |
| 第六章 跨文化交流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实践性 |
| 一、文化认同的形成 |
| 二、文化认同的实践性 |
| 第二节 跨文化交流理论的原则、策略和意义 |
| 一、跨文化交流理论的原则 |
| 二、跨文化交流理论的实现策略 |
| 三、跨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明冲突论”的解构与批判 |
| 一、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
| 二、吕森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
| 第七章 面向未来的历史思考研究 |
| 第一节 历史记忆的未来维度 |
| 一、关于历史记忆的争论 |
| 二、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 |
| 三、历史记忆的未来维度 |
| 第二节、历史思考的未来维度 |
| 一、未来指向寓于历史思考之中 |
| 二、未来指向寓于历史意义生成之中 |
| 三、未来指向在历史思考中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历史思考发挥未来能力的前提 |
| 一、遵循传统 |
| 二、开启未来 |
| 三、发动未来 |
| 四、引导未来 |
| 第四节 历史未来维度的实践意义 |
| 一、未来维度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意义 |
| 二、未来维度的现实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试论史学的客观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三、论文题目分析 |
| 四、研究现状与文献说明 |
| 五、论文写作思路及具体分析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的提出及辨析 |
| 第一节 “客观性”定义 |
| 第二节 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辩护 |
| 第三节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面对的质疑及辨析 |
| 第四节 历史解释、理解与历史认识客观性之关系分析 |
| 第五节 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思维模式分析 |
| 第二章 史学之求真的曲折历程及影响 |
| 第一节 史学追求内容之真的方法及历程 |
| 第二节 史学追求形式之真的方法及历程 |
| 第三节 历史认识中的“真”真的那么重要吗 |
| 第三章 客观性并不是评判历史学优劣的唯一标准 |
| 第一节 语言与真实 |
| 第二节 历史表现中的逻辑与修辞 |
| 第三节 历史研究中的绘画表现 |
| 第四节 历史研究的时间依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理论依据 |
| 1.1.3 术语说明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译本评析 |
| 1.2.2 译本或译文比较 |
| 1.2.3 易学西传史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主要范式 |
| 2.1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概述 |
| 2.1.1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
| 2.1.2 《易经》卫-贝译本 |
| 2.1.3 《易经》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
| 2.2 《易经》英译本中体现的不同诠释方式 |
| 2.2.1 儒教典籍 |
| 2.2.2 智慧之书 |
| 2.2.3 占筮手册 |
| 2.2.4 历史文献 |
| 2.2.5 心理学视角 |
| 2.2.6 女性主义视角 |
| 2.3 不同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异教经典到儒教典籍 |
| 3.1 麦格基理解的《易经》:异教经典 |
| 3.1.1 麦格基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1.2 麦格基对《易经》的理解 |
| 3.1.3 麦格基译本的特征 |
| 3.1.4 麦格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前见” |
| 3.2 理雅各理解的《易经》译本:儒教典籍 |
| 3.2.1 理雅各译本产生的背景 |
| 3.2.2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特征 |
| 3.2.3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影响 |
| 3.2.4 理解和解释作者之意:理雅各诠释《易经》的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从儒教典籍到智慧之书 |
| 4.1 卫-贝译本经典地位的确立 |
| 4.1.1 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及《易经》系列讲座 |
| 4.1.2 荣格对卫礼贤《易经》译本的运用及评价 |
| 4.1.3 贝恩斯夫人和她的英文转译本《易经》 |
| 4.1.4 卫德明《易经》系列讲座的推动 |
| 4.1.5 美国反文化潮流的兴起与《易经》卫-贝译本地位的最终确立 |
| 4.2 卫-贝译本的主要特征 |
| 4.2.1 结构安排独特,经、传同样重视 |
| 4.2.2 剥离历史语境,融合中西智慧 |
| 4.2.3 重视卜筮功能,强调实用色彩 |
| 4.3 卫-贝译本的影响 |
| 4.4 诠释者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智慧之书到历史文献 |
| 5.1 历史主义诠释范式产生的背景 |
| 5.1.1 外部因素 |
| 5.1.2 内部因素 |
| 5.2 《周易》作为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
| 5.2.1 孔理霭的《易经》诠释 |
| 5.2.2 夏含夷的《周易》诠释 |
| 5.2.3 茹特、高厦克、玛格丽特等人的《周易》诠释 |
| 5.3 《易经》作为具体时期的历史材料 |
| 5.3.1 苏德凯等人的《易经》诠释 |
| 5.3.2 林理璋的《易经》诠释 |
| 5.3.3 韩子奇的易学研究 |
| 5.4 《易经》作为融合世界文化的历史文本 |
| 5.4.1 卫德明、哈克尔等人的易学研究 |
| 5.4.2 司马富的易学研究 |
| 5.5 文本原意:从文本和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论文参考文献）
- [1]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D]. 吴万库.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5]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观研究[D]. 黄河云. 湘潭大学, 2019(02)
- [6]许冠三史学研究[D]. 杜雷.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7]历史证据研究 ——从逻辑的观点看[D]. 张涛. 浙江大学, 2019(07)
- [8]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D]. 赵亮. 云南大学, 2019(09)
- [9]试论史学的客观性问题[D]. 程传利. 厦门大学, 2018(12)
- [10]英语世界《易经》诠释的范式转变[D]. 吴礼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