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农药市场不容乐观（论文文献综述）
赵秋倩[1]（2021）在《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加速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质量兴农战略的重要命题。目前,农业生产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化学投入品的过量施用,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地板”的抬升,而且容易引发农业污染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推进农药减量施用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内容,但是农药减量行动的开展依然面临重重困境。一方面农户家庭就业非农化现象严重,留守劳动力生产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农药减量施用的替代技术较为复杂,农药减量行动的技术支撑体系还不完整。因此,有必要从技术推广视角研究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切实破解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中的劳动力困境与技术难题,达到技术要素助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效果。基于此,本文以蔬菜种植户为研究对象,在系统综述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扩散理论、技术推广框架理论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理论,构建了“技术推广类别（推广技术属性）——技术推广组织方式——技术推广渠道”的分析框架,系统研究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利用山东省和陕西省957户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对样本区域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和问题进行剖析,分别从技术推广的内容属性、组织方式、推广渠道三个维度,考察其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的影响机理,并分析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的行为效应,旨在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蔬菜生产中农户农药过量施用问题严重。从农户层面看,菜农过度依赖农药,对农药减量施用存在认知偏差;从村庄层面看,农户行为羊群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从政府层面看,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农药减量支持体系缺乏;从技术层面看,农药减量替代技术较为复杂,替代优势不明显。（2）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在行为意向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在行为决策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和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的边际效应值更高。（3）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在行为意向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则具有显着负向影响,三者边际效应绝对值为农资经销商>合作社>农技推广站。在行为决策阶段,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农资经销商对其有显着负向影响,农技推广站的影响不显着。在行为实施阶段,合作社和农技推广站均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农资经销商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具有显着负向影响。（4）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且不同渠道之间存在替代、互补关系。在技术推广渠道影响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及其下属的人际渠道数量和人际渠道质量、互联网渠道下的互联网浅层使用和互联网深层使用变量均对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在行为意向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互联网深层使用均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呈现替代关系。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阶段,互联网浅层使用均对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具有显着的替代作用,互联网深层使用与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均呈现互补关系。（5）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和食品安全效应。进行农药减量施用对蔬菜种植户的亩均年产出影响不显着,对蔬菜种植户亩均年净收益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可以提高蔬菜种植户亩均年收入1845.49元。蔬菜种植户进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农业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水平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6）典型案例分析中,合作社的推广示范、替代技术的推广、良好的产销体系,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且农药减量会带来经济、生态、食品安全多方面效益。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贾晓琳[2]（2020）在《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源汇空间分析和时空模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壤作为生态系统中联系有机界和无机界的重要枢纽,为植物提供水分和养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之一。土壤环境状况与农产品安全密切相关。土壤是一种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一经破坏在较短时间内难以恢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活动对土壤环境的影响日益增长,土壤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该问题,我国正逐步开展相关污染防治工作。快速识别和掌握区域尺度上土壤重金属及其污染来源的时空分布特征,是高效开展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之一。本文以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南翼为研究区域,针对铬、铅、镉、汞和砷五种主要土壤重金属元素,基于多期历史采样数据和相关环境变量,采用多种空间分析模型和机器学习算法,开展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土壤污染来源识别和土壤污染动态模拟研究,以期为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常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通常以单一对象（土壤、作物或人体健康）为主,结果仅反映评价对象的污染情况,而忽略了土壤、作物和人体健康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为解决该问题,本研究主要针对土壤重金属元素,引入空间多准则决策理论,建立起以人体健康为主的土壤环境质量联合评价模型。该模型采用模糊法解决不同指标间量纲差异问题,使用层次分析法定义各指标权重,并通过有序加权平均法进行结果集成。研究表明,分别以土壤、作物或人体健康为研究对象时,三类评价结果中土壤环境质量污染程度及主要污染元素存在较大差异。而本研究所构建的联合评价模型以人体健康为主,并兼顾土壤及作物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总体趋势的统一,且模型结果对土壤、作物和人体健康三类评价结果均有所体现。（2）传统土壤污染源解析方法难以精准定位区域尺度土壤各重金属元素的污染来源,且主要适用于土壤污染来源的监管,在土壤污染防控工作中适用性相对较差。本研究选取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土壤p H、土壤有机质、PM2.5、PM10、人口密度、肥料（氮肥、磷肥、钾肥和有机肥）/农药/农膜施用量、采样点与污染企业/道路/河流的最近距离共17个环境变量,采用随机森林构建土壤各重金属元素含量预测模型,较好预测了各元素总量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并基于预测模型中变量重要性评估结果定量分析了不同土壤重金属元素的主要污染来源,其中与污染企业的距离和大气沉降是影响土壤重金属含量分布的主要因素。通过结合模糊k均值聚类和随机森林模型,识别和定义不同土壤潜在污染区域,并将研究区划分为高风险区、低风险区和安全区三类区域。（3）企业污染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成因之一,但我国企业变更较快,且企业信息难以获得,传统方法很难及时地对区域尺度不同类型企业造成的土壤污染进行调查和分析。本研究基于支持向量机、朴素贝叶斯和人工神经网络建立不同的企业行业分类模型,其中多项式朴素贝叶斯模型分类精度最高,准确率高达86.5%,Kappa系数为0.82,分类结果与实际基本一致。其次使用来自搜索引擎的免费地理信息数据（包括19万家企业）,并采用多项式朴素贝叶斯模型将其划分为不同的行业类型。最后通过双变量局部Moran’s I模型,探讨了不同行业类型与土壤镉、汞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并对不同行业类型所造成的土壤污染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同时发现研究区土壤镉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土壤镉元素背景值过高。（4）通过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变化趋势,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缓或防止土壤污染的发生,目前针对未来土壤环境质量预测仍缺乏有效的分析手段。本研究采用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和多种环境变量数据,计算土壤环境质量各类别的发展概率;并基于元胞自动机模型,结合发展概率、自适应惯性系数和轮盘竞争机制,构建适用于土壤环境质量类别的时空预测模型;该模型Kappa系数均超过0.41,预测结果及空间分布趋势与实际较为接近。最后通过联合乐观情景模拟,探讨未来土壤污染面积占比区间;经计算,2020年、2030年和2050年土壤污染面积占比分别为11.8%～17.3%、6.5%～15.2%和1.9%～8.3%,且土壤主要污染元素为镉元素。
于冬菊[3]（2020）在《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惠政策的扶持、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的蓬勃发展为蔬菜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发展环境不断向好。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蔬菜产业,不仅符合国家“区域化布局、规模化推进、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产业化经营”的倡导,并且能够使蔬菜产业的发展势头保持良好稳定的状态。2019年2月5日起施行、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涵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政府督促地方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了长效机制,对食品安全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社会背景下,在当前资源与环境的冲突和矛盾愈发明显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实现蔬菜产业逐渐由“大”变“强”,并进一步由“强”变为“更强”的目标,成为当前蔬菜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供应链的相关研究聚焦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以生产、加工、运输等系列环节为主的蔬菜产品供应链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很多地区不仅存在蔬菜产品质量安全难保障的问题,同时还面临着蔬菜产品供应链效率低下造成的压力,这些问题阻碍了我国蔬菜产业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蔬菜质量安全和供应链管理受到学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随着质量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深入研究,将供应链和质量管理相结合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发展前景良好。目前虽有相关探讨,但大多集中于蔬菜产品国际竞争力、出口能力以及蔬菜产品国际贸易等方面,对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研究甚少,如何保障我国蔬菜产品的质量安全这一问题没有有效的解决。且目前业缺乏系统分析方法和理论体系和完整的蔬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因此,本文以寿光市蔬菜产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博弈论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融合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质量生态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博弈论和质量安全可追溯理论的基础上,从供应链角度出发,建设“自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体系,提高蔬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保证“体系健全、管理科学、风险可控、共赢共享、群众满意”的蔬菜产品质量,同时提高蔬菜产品供应链管理效率。依据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建设“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追溯,全面合作”的整体管理体系,并针对四个系统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操作性阐述。即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预警系统、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过程控制系统、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追溯系统和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合作系统。本文主要工作如下:（1）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质量生态理论、供应链理论、质量安全可追溯理论和博弈理论构建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的整体框架,并深刻剖析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影响因素。以寿光市为例,通过对寿光市蔬菜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实地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影响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因素进行分析,获得反映寿光市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情况的指标体系。（2）深入研究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首先,明确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指标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基本组成、结构及工作流程。其次,确定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并设计出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再次,确定各风险预警指标的赋值方法,并结合预警模型计算总风险值。最后建立了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3）深入研究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过程。对蔬菜供应链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分析,围绕蔬菜的生产、运输、销售三个环节设计三类调查问卷,并分别针对蔬菜生产商、蔬菜运输商、蔬菜销售商及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构建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将蔬菜供应链中所有上下游经营者的诚信状况公开共享,消除蔬菜供应链各环节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4）根据追溯系统的发展现状、不足和需求,设计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构建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平台,形成完整的蔬菜供应链闭环,达到“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全面质量管理,责任明确,有效保证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5）运用博弈分析法探究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合作,了解蔬菜供应链的现状,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从质量博弈的角度对蔬菜质量安全进行分析。在明确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合作主体基础上,构建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合作中的信号博弈模型,根据博弈模型得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设计了“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综合模型,丰富了供应链、食品安全和质量安全领域的研究。目前关于蔬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蔬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出口能力以及蔬菜产品国际贸易等方面,对蔬菜产品供应链结构和供应链质量安全的研究还存在较大探索空间。我国蔬菜产品供应链结构需要优化,然而针对该方面的研究较为零散,不系统不深入,缺少“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跨界融合。因此,本研究系统全面地探索了以寿光市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蔬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深层次关键原因及影响机理,以蔬菜供应链为主体,进行了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针对目前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性探索和优化,设计出“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综合模型,弥补了蔬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方面的研究不足。（2）以往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研究聚焦于单个企业如何整合各个部门的资源以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本研究拓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的研究范围并且引入了质量生态的视角。在供应链视角下,全面质量管理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中,而是贯穿蔬菜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本研究将PDCA循环的思想在供应链情境下发展为“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追溯、全面合作”的体系框架。（3）信号博弈模型和产品可追溯都强调信息的透明共享和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即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但少有研究将博弈论中的信号博弈模型和产品的可追溯性进行整合研究。本研究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将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与信号博弈模型指导下的合作联盟打通。（4）从实用性角度出发,丰富了多部门集成的供应链管理研究。以往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多从供应链协调契约、信息不对称下的供应链管理、闭环供应链管理、供应链中决策行为研究等角度进行研究,虽然开始关注多部门集成的供应链管理研究,但集成程度不够,本研究立足蔬菜行业,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供应链管理中运作管理、安全效率、合作等领域的集成优化问题并提出了系统整合的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主要包括预警系统、过程系统、追溯系统和合作博弈四个部分,对应的研究结论如下。（1）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预警系统是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构建了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首先,对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的重要性进行阐释,指出风险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的工作流程。其次,明确如何设计蔬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确定相应的原则并且进行设计。再次,对蔬菜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对蔬菜供应链的风险预警指标进行赋值,结合本研究的模型进行计算,得出蔬菜产品供应链的总风险值。最后,使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管理得以形成,该体系将包括三种模式,即日常监测、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从而达到对蔬菜产品供应链的预警管理;（2）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过程应着眼于蔬菜的生产、运输、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立足于供应链条中每一个环节的蔬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从而确保消费者所购买到的蔬菜是安全可靠的;（3）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合作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主要参与主体包括了生产者、政府、第三方物流和终端市场等,供应链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使得蔬菜质量安全的监管失灵。政府和市场都应该有所作为,如政府应该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提供蔬菜质量安全虚假信息的个人和企业,加强对蔬菜种植企业的引导和规范,从而提升蔬菜产品市场的信息透明度,进而为提高蔬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政策保障;（4）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需要优化蔬菜供应链追溯流程,建立以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平台为基础的追溯系统,实时保障蔬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立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的协同,实现传统蔬菜供应链向有机低碳的新型蔬菜供应链模式转变。本研究立足于目前现实问题,将提高蔬菜产业发展的效率和保障蔬菜质量安全统筹纳入考虑之中,研究蔬菜产品供应链结构的优化和整合。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提升蔬菜产品供应链的整体运营效率,进一步优化蔬菜产品的质量安全;另一方面,为我国政府农业部门等相关决策机构提供可供参考的数据支持,以便其进行蔬菜产品政策的制定,并最终为蔬菜产业供应链管理在部分地区的引入提供实证支持。
陈志军[4]（2019）在《基于监测大数据的蔬菜中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文中指出为控制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水平,我国农业部门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农药残留风险监测工作,获取了大量有效监测数据,为实施农药残留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数据关联应用度低、定量安全性评价方法缺失等问题阻碍着农药残留风险决策与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本论文围绕我国农药残留评估与管理需求,以蔬菜中农药残留为例,应用关联大数据开展了基于最大残留限量和基于改进内梅罗指数的安全性评价,系统分析了我国蔬菜中农药残留的分布状况与主要风险来源,并提出了农药残留风险的5级评价制;此外,本论文采用整合概率评估方法,选择甲胺磷为参照农药,对蔬菜中有机磷农药多残留的累积暴露风险进行了评估,定量分析了我国10个消费人群的膳食暴露风险水平与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总体合格率为96.77%,总体残留水平较低,且呈现逐年缓慢向好的态势。（2）我国蔬菜中农药残留的分布水平不均,主要的风险隐患集中在少数“产品+农药”组合中,如豆类、茄果类蔬菜中的克百威,叶菜类蔬菜中的乐果、氟虫腈等,控制好这些不合格率相对较高的蔬菜与农药组合的残留水平,对降低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整体水平具有显着意义。（3）从监测环节上看,后端批发市场、超市的合格率低于生产基地、农贸市场的合格率,各环节合格率的变化趋势与农药降解预期相反,这一方面反映出风险监测的抽样工作中还存在样品覆盖面不足、样品代表性不强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蔬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的比例仍然较低,大量来源于分散性生产方式的产品流入后端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准入端的风险控制。（4）基于改进的内梅罗指数构建的农药残留风险指数在安全性评价的结果上与基于最大残留限量的评价结果一致,但在风险源与风险大小的识别能力上更加灵敏,并且该评价结果是无量纲的定量数值,更加有利于风险交流的开展。（5）包含儿童在内的我国10个消费人群,在P99.9和P97.5暴露水平下,食用蔬菜产生的19种有机磷农药多残留累积暴露量都没有超过急性参考剂量ARfD与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与主要发达国家已有的研究结果相比,我国居民的暴露量相对较低。本论文提出的农药残留指数及其5级评价制、多残留累积风险概率评估方法,满足了农药残留的定量安全性评价需求,弥补了原有定性评估方法的一些不足。这些方法并没有对产品的适用性进行限定,可快速推广到其他种类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工作中,为相关风险管理与决策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周志波[5]（2019）在《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全球农业资源环境呈现总体持续恶化趋势,农业生产基础环境不断遭到侵蚀和破坏,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威胁到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形势也不容乐观,同时面临内源性面源污染和外源性面源污染的双重压力,这将严重制约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农业绿色发展的文件时指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因此,研究农业面源污染规制问题,具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战略意义。理论研究表明,环境税在点源污染规制方面比较有效,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也证实,环境税规制点源污染具有有效性。但是,环境税制度能否向农业面源污染延伸呢?如果可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有效呢?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科学问题——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具有有效性?本文将在既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建立基准分析框架,利用实验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方法,分析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问题,随后放松相关经济假设,寻求最优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并就具体的制度设计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趋势、经济规制理论基础及规制工具选择。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全球和国内农业面源污染发展态势,阐述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和规制的相关理论,分析各种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优势。（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在外部性内生化和有条件的完全信息情境下,构建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基准分析框架,主要运用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等方法,从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进一步放松基准模型假设,引入减排成本信息不对称和污染者异质性,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体罚款和污染总量型环境税机制下污染者的合作共谋行为,对两种机制的有效性进行再检验。（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进一步细化农业生产过程,在一个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基于环境税和环保补贴的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政策效应,并据此得出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根据理论研究结果,就中国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制度要素设计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提出具体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从技术层面讲,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技术可行性,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比较优势。从政治层面讲,只要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政治可行性。（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比较分析发现,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两种机制在效率性和稳定性方面都令人满意。以规制效率性、实验组间稳定性和博弈轮次间稳定性三个指标为依据,对几种机制的优先级按由高到低排序为: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基本相当）→污染总量型环境税→集体罚款→污染总量型环境税—补贴。（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实现社会最优的方法很多,但最优的环境税规制政策组合包含三大工具,即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绿色农业发展补贴。（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以确保合意性。在制度模式选择层面,要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实行政策预告、试运行、专款专用等制度,并防止出现“框架效应”。在税制要素设计层面,需要重点关注规制对象、规制标准和规制手段,可以通过间接规制达到政策目标。在配套制度建设层面,需要从法律法规、财政预算、农业技术推广认证、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等方面加强保障。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结果,对农业面源污染规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1）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应当根据面源污染的不同特征和各种规制政策的适用范围,进行分类规制、综合施策。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性比较优势,在污染排放弹性大、污染损害小且环境破坏可逆的情境下才能得到有效发挥。（2）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需要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面同时给予面源污染者激励,建立一种双向激励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环境政策目标。（3）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和产出水平型环境税,在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具有效率性和稳定性,并且相对其他机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建议调整当前关于污染性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品和农业产出品的增值税政策,实行统一的增值税税率。一方面,理论上的增值税制度要求实行单一的税率,并尽量减少免税和不征税的环节,以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另一方面,对污染性要素投入品和产生污染较多的农产品征收统一的增值税,有利于纠正免税或实行低税率政策可能诱导面源污染过度排放的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四个方面的创新:（1）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鉴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随机性和不易观测性,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条件下,突破传统庇古税（Pigouvian tax）理论的直接规制框架,按照间接规制思路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规制,规避了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相关信息需求。（2）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在有条件的信息不对称情境下,考虑污染者与环境之间的反馈效应,假设农业面源污染者本身受到污染的影响,将面源污染的环境负外部性内生化,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及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3）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在环境税并未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实际单独征收的背景下,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政策情境进行模拟,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可信性、政策建议更具可行性。（4）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构建一个基准框架,将四种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放在同一框架内进行比较分析,以无规制的情境为基准,模拟了各种规制机制的政策效应,并根据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层面的三个指标,对各种规制机制进行排序。
冯林[6]（2019）在《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食品加工业关系着国计民生,承担着为人们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重任,是国家发展其他产业的基础。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17年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世界十大食品出口国中除我国和巴西外的其余八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而世界十大食品进口国中除我国外的其余九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在世界食品贸易中占据着优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食品加工业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其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食品加工业始终保持着国际贸易顺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加工业资产总额年增长率已达到10%以上,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食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1世纪,国内经济的发展将食品消费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食品进出口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我国是近二十年来世界食品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世界食品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我国食品加工业及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和“钻石模型”将相关影响因素与世界食品贸易大国之间进行比较分析以找出优势、劣势,以希望为我国关系十三亿人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贡献一份力量。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对当前世界及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现状以及对该领域进行分析研究的价值进行描述,对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当前的理论研究状况进行评述,并提出本文各章节的结构。第二章对我国食品加工业及主要出口食品的出口目标国、进口来源国以及进出口的现状及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第三章对我国食品加工业及各分类食品国际贸易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建立面板数据,对我国与主要食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各类食品出口贸易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对我国各类食品的出口贸易潜力进行测算。第五章通过构建“钻石模型”,将影响我国食品出口额的相关因素与美国、荷兰、巴西等世界食品贸易大国进行比较分析,以找出我国在相关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六章,在前几章的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为提高中国食品加工业的竞争力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陈茜[7]（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指出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赵和楠[8]（2018）在《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史,历次重大饥荒事件均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其教训异常惨烈。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有限,资源“红线”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红灯”问题日益凸显,加之供给侧粮食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制约,粮食数量及质量安全中长期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讲,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及粮食生产的弱质性、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对其扶持的必要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天然构成。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既有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对贸易和生产有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规模已临近WTO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黄线”。此外,伴随财政支粮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正逐渐放缓,2011—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25%持续降至4.8%,为近25年来的最低值。因此,面对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及财政支粮的实际困境,未来如何优化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安全,则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在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进行了系统描述,进而回顾总结了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现行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了定性评价,随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典型财政政策效果予以检验。结合定性及定量研究结论,比较借鉴国外保障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最后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除导论所做各项研究准备外,全文基本内容如下:一、深入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文章介绍了粮食、粮食安全及其财政保障政策的概念与衡量,并界定了具体研究范畴,即“粮食”限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这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及中国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则主要涉及粮食生产环节的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基于生产环节源头性、基础性及关键性的考量。在此基础上,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粮食产业的弱质性、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及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为财政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则通过各具体政策的特定传导路径作用于粮食安全。二、系统描述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就异常严峻。具体讲,在粮食数量安全方面,一是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表现在资源承载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失衡、比较利益低等;二是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三是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及种子用粮需求引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及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共同挑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三、回顾总结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定性评价现行财政保障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建国至今,中国财政支粮政策共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这与各时期城乡发展战略、财政体制等密切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构成当前中国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长,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然而,经过多角度、多地域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现行财政保障政策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机制,加深粮食结构性矛盾,加重财政负担;二是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表现在补贴目录缺乏绿色生产农用机具、部分机具难以适应地区粮食生产实际、补贴方案公布迟缓降低政策效应、“全价购补”增加购机主体支出压力等;三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设计仍以粮食种植面积为补贴依据,忽略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则采取现金直补方式,易造成补贴资金“漏损”,不利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五是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六是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缺位、粮食绿色补贴不足、粮食科技研发推广应用滞后等问题;七是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补贴资金供给机制有待调整。四、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效果。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等研究方法对价格支持、挂钩直补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部分典型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政策实施区粮食市场价格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存在托市效应;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构成上看,农机购置补贴对机耕水平的影响大于机播水平,对机收水平则影响不显着;三是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粮食平均生产成本具有显着负向影响,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四是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威胁指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财政土地治理投入有助于改善粮食质量。五、比较借鉴美日印三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对美国、日本、印度财政支粮政策演进及现行政策进行梳理、比较后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三是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四是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五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六、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根据前文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结合国际有益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但长期应逐步推进其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同时,还需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二是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包括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以及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三是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应加强财政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财政直接投资等形式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通过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多举措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以释放财政保障政策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粮食质量安全纳入研究范畴,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及财政保障政策全貌进行系统描述、评析,克服以往仅从粮食供求视角或单一财政支粮政策视角进行的局部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不同类型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数量安全层面,实证检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在质量安全层面,构建粮食质量安全的逆向衡量指标并对样本省份粮食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继而实证检验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由此,以弥补既有成果中实证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短板”;三是在学科交叉上,文章实现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学科交叉,尤其在粮食质量安全层面,以农业科学相关原理服务于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与财政保障政策效果的检验。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获性、新旧政策交替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章节仅选择三类财政保障政策中的四项具体政策进行代表性研究,且部分实证过程样本量略显偏少。未来将尝试采用问卷调研所得微观数据并结合新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具体财政支粮政策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王璐[9]（2018）在《基于“三生”视角的煤粮复合区土地功能安全预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煤粮复合区承担着国家粮食保障和矿产资源供给的重大职责,其存在集合了生态、生活、生产多种空间功能,是我国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区域,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粮食安全等诸多方面。针对目前煤炭开采逐年上涨、土地压力日趋严峻、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等状况,基于“三生”视角,对煤粮复合区这一特殊又广泛存在的区域,开展土地功能安全的研究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提高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合理分工协作,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资源优化配置,保证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本文选取兼具煤炭生产基地和粮食主产区特性的新乡市赵固二矿煤粮复合区为典型案例区,在分析2009-2015年土地资源及功能现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地图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从“三生”视角构建适用于煤粮复合区的土地功能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引入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对区域土地功能安全进行预警研究及预测分析。（1）研究区土地利用功能变化方面研究时序内,研究区土地生活功能总体呈线性增长趋势,增长速度快-慢-快;生态功能受区域煤炭开采影响,总体呈先下降后增长又下降的发展趋势,变化速率先快后慢;研究区土地生产功能总体呈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变化速率快-慢-极快-慢。研究区土地总功能实现率整体先上升后下降,其中,生活功能实现率按时序整体上升,生态功能实现率整体下降,生产功能实现率与土地总功能实现率发展趋势一致;研究区土地总功能上升空间显着,土地功能协调性发展趋势先下降,后上升;2015年,研究区土地三生功能协调性不断增强,土地功能重心以生活功能为主。（2）研究区土地功能警情演变方面从时间维度上来看,研究区土地功能安全预警指数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态势。7a间,研究区土地生活功能的预警指数整体呈缓慢下降的发展态势,研究时序内警度均处于“无警”的状态;土地生态功能预警指数整体呈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1年,区域土地生态功能警度为“中警”,2012-2014年期间,研究区土地生态功能警度由“中警”变为“高警”,2015年研究区土地生态功能警度由“高警”重新变为“中警”,但预警指数仍高于2009年;区域土地生产功能警度整体偏高,2009-2014年均为“重警”状态,2015年警度为“高警”状态。从空间维度上来看,研究时序内,研究区涉及的六个乡镇的土地生活功能预警指数均呈波动状下降态势且警情状况均处在“无警”阶段;至2015年,研究区涉及乡镇土地生态功能安全趋势均为负向演化,警情风险度增大,土地生态功能发展态势需加强重视;研究区涉及的六个乡镇土地生产功能预警指数2015年均低于2009年,2015年各乡镇土地生产功能预警状态均处于“无警”状态。整体上,区域涉及各乡镇土地总功能预警指数虽均有所下降,且变化趋势均不稳定,其中个别乡镇预警指数仍有逆向演化趋势,情势不容乐观。（3）研究区土地功能警情预测方面从各子功能警情变化趋势上看,若无特殊情况干扰,2016-2020年研究区土地生活功能警情将呈波动上升的发展态势,区域警度整体仍呈“无警”状态;研究区土地生态功能将仍保持逐步向好发展趋势,但其警度类型尚不会降至“中警”状态以下;研究区土地生产功能警情发展状况虽会略有下降但其警度将持续处于“高警”状态,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从土地总功能安全警情变化趋势上看,在不发生重大变故的前提下,2016-2020年区域土地总功能安全仍会保持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发展态势,整体在波动中下降,警度始终处于“中警”状态不变。
陈藜藜[10]（2018）在《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是科学把握区域耕地安全状态的有效途径,既可掌握耕地系统安全运行存在的优势条件,为保障耕地系统安全可持续提供支撑,又可以预先发现耕地系统未来运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成因,为提前实施预防耕地系统安全风险和化解警情的措施提供依据,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黑龙江省耕地面积丰富,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1.7%,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黑龙江省耕地资源和粮食总量丰富,但部分地区耕地土壤污染、耕地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以及农药和化肥施用过量等问题凸显,且2015年黑龙江省中、低等产田面积高达1580.49万hm2,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99.69%,耕地质量令人堪忧。因此,准确识别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状况并及时地做出科学预警,既保持区域的优势条件,保障耕地系统安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又准确识别出耕地系统安全问题区域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耕地系统安全调控途径和措施,对于保障全省耕地系统安全运行,实现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共同可持续至关重要。已有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方面的相关研究,多从单一空间尺度,针对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简单组合进行预警研究,缺乏系统性的多尺度预警研究;对于预警现状评定和预警预测结果精度都较低,无法准确把握区域耕地系统安全警情状况,更缺少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机理的探究,且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多为宏观对策建议,缺乏定量的、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调控方案。本文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区,基于其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以及耕地利用相关数据,引入生物免疫机理,从系统角度构建省、市和县域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体系,并运用主客观赋权法和数值转化方法构建基于改进突变级数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评定模型,同时引入Elman神经网络模型,科学识别研究区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性把握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状态;分析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变化特征,并通过分析权重大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确定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因素,阐明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的作用机理;分别通过调控预警直接影响因素和预警根本驱动因素,以定量的分区情景模拟和耕地格局优化的方式分别对市和县域（与斑块相结合）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进行调控,并结合省级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定性的宏观调控对策,构成研究区不同尺度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方案。研究结果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从系统的角度尝试性地提出了耕地系统和耕地系统安全的概念,构建了基于生物免疫机理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理论分析框架,并分别从政策推动调控、分区情景模拟调控以及耕地格局优化调控方式构建了省域、市域和县域不同尺度下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调控理论分析框架。（2）改进突变级数模型和Elman神经网络模型可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评定和预警预测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改进突变级数模型揭示了不同尺度下近20年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结果,更能凸显评价对象之“优、劣”特征,更符合客观实际,且该方法是针对传统突变级数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提出的,具有普适性;Elman神经网络模型揭示了未来20年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结果,测试拟合精度高,误差小,预测结果可靠。（3）不同尺度下黑龙江省整体耕地系统安全警情较高,耕地系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亟待合理有效调控。①省域尺度下1995～2014年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警度由“无警（安全或较安全状态）”上升至“轻警”,再至“中警”,且在当前警情发展态势下,2015～2034年预警警度处于“轻警”与“中警”之间;②市域尺度下1995～2014仅有2个市域处于较安全状态,3个处于重警状态,其他7个处于轻警和中警状态;且在当前警情发展态势下,2015～2034年12个地市中都有出现预警值降低的阶段,但整体上最终都呈现预警值升高的趋势,即各地市耕地系统安全警情还将有所增加;③县域尺度下2014年全省72个县域中,有69个县域处于预警状态,约为县域总数94%,处于轻警、中警和重警状态的县域分别为28、32和9个,仅有3个县域处于较安全状态。（4）不同尺度下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分异特征显着。①省域尺度下 1995～2014年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历史变化呈现较剧烈的波动特征,且在当前发展趋势下,2015～2034年将呈现与历史研究时段相一致的变化特征;②市域尺度下1995～2014年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值呈现一定的波动特征,且在当前发展趋势下,12个地级市中,除伊春市和绥化市外,其他10个地级市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都具有时间序列上的持续性,在未来将主要延续各自在近20年内的历史变化,大体上呈现先升高后降低,最终略有升高的趋势;重警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鸡西市和双鸭山市,以及西部的齐齐哈尔市和大庆市,轻警区（安全和较安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黑河市、伊春市和牡丹江市等中北部和南部地区;③县域尺度下2014年西部县域预警水平最高,东部次之,南北轴带地区（包括中部）最低。预警值高-高型和低-低型以“组团”形式凸显,聚集性较强;预警值低-高型和高-低型县域较少,且零星分散。（5）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科学有效实现了市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因素的识别。①人口自然增长率、自然灾害指数、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数、单位耕地面积废水负荷量和森林覆盖率是1995～2014年市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变化的关键性驱动因素,除森林覆盖率与预警值呈显着负相关外,其他4个驱动因素呈显着正相关;②科学有效的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应逐步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模型选择、工具变量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否则将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6）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现了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作用大小的空间化。①高程、坡度和年均气温3个自然因素和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地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土协调度、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数和路网密度6个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有着显着的影响,且影响的空间差异较为显着:高程和坡度对预警的作用呈现西北向东南递减规律;年均气温则是对西部和南部作用高,东部和北部作用低;水土协调度对预警作用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和路网密度对预警作用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②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空间可视化,回归系数随空间位置发生变化,充分考虑了各县域空间异质特征,能够精准地刻画各因素的空间变化特征,可为研究区耕地系统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7）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三废指数是省域、市域和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的共同关键驱动因素,亟待改变以增加农业三废的施用量提高粮食产量的恶性增长方式;在自然变化、区域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耕地效益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经济发展—耕地经营方式—耕地效益—耕地系统安全”循环互动过程,是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动态变化的内在驱动机理,为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及土地利用的科学规划提供了更丰富的有效信息。（8）在省域尺度,从减少耕地系统“隐患”、增强耕地系统“免疫”、缓解耕地系统“压力”和提高耕地系统“响应”四个方面提出了整体性、宏观政策性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措施;在市域尺度,分别设定3区（松嫩平原经济发展区、三江平原综合发展区和山地丘陵生态功能区）最优分析情景,通过调控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直接影响因素,未来20年（2015～2035年）市域耕地系统安全状态将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县域（与斑块相结合）尺度,通过调控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根本驱动因素,从优化耕地格局的角度,引入FLUS模型,设定不同模拟情景,确定了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调控情景下耕地格局最利于缓解耕地系统安全警情。
二、当前农药市场不容乐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农药市场不容乐观（论文提纲范文）
（1）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农药施用相关研究 |
| 1.3.2 蔬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技术推广相关研究 |
| 1.3.4 技术推广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的研究 |
| 1.3.5 农户农药减量施用效果研究 |
| 1.3.6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域概况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蔬菜种植户 |
| 2.1.2 技术推广 |
| 2.1.3 推广技术属性 |
| 2.1.4 技术推广渠道 |
| 2.1.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 |
| 2.1.6 蔬菜生产中的农药减量施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技术扩散理论 |
| 2.2.4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2.5 技术推广框架理论 |
| 2.3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分析 |
| 2.3.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阶段划分 |
| 2.3.2 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划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蔬菜生产特征与产业发展趋势 |
| 3.1.1 蔬菜生产特征 |
| 3.1.2 蔬菜产业发展趋势 |
| 3.2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与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2.1 蔬菜产业农药施用现状 |
| 3.2.2 农药减量施用政策演进 |
| 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现状 |
| 3.3.1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 |
| 3.3.2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 |
| 3.3.3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 |
| 3.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果 |
| 3.4 样本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问题 |
| 3.4.1 农户层面:生产习惯使然,农户农药施用存在认知偏差 |
| 3.4.2 村庄层面:羊群行为效应明显,农药减施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
| 3.4.3 政府层面:基层农药减量治理悬浮,减量支持政策乏力 |
| 3.4.4 技术层面:过度依赖化学农药,农药减量替代技术推广任重道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2.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4.3 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
| 4.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4.3.2 研究方法 |
| 4.4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4.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的影响 |
| 4.5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5.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 |
| 4.5.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6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6.1 增资稳劳简单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2 节资增劳复杂型技术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影响 |
| 4.6.3 内在传导机制:推广技术采纳效果的中介作用 |
| 4.7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和行为实施分析 |
| 4.7.1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分析 |
| 4.7.2 农户分化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合作社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2 农资经销商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2.3 农技推广站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5.3 变量说明与研究方法 |
| 5.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3.2 研究方法 |
| 5.4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6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7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的进一步讨论 |
| 5.7.1 内在传导机制:安全生产认知的中介作用 |
| 5.7.2 农户感知差异:制度信任的调节作用 |
| 5.8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进一步讨论 |
| 5.8.1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空间自相关判断 |
| 5.8.2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施行为实施影响的空间效应 |
| 5.8.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的示范效应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传统人际交往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2 互联网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影响 |
| 6.2.3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 |
| 6.3 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
| 6.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6.3.2 研究方法 |
| 6.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6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实施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7 两种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分析 |
| 6.8 老龄化背景下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决策与行为实施讨论 |
| 6.9 稳健性检验 |
| 6.10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效应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模型选择 |
| 7.4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1 t检验结果 |
| 7.4.2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决策方程估计 |
| 7.4.3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对蔬菜产出和收入影响估计 |
| 7.4.4 双重检验 |
| 7.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生态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食品安全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7 稳健性检验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的案例分析 |
| 8.1 调研方法选择与案例选取 |
| 8.2 访谈设计与过程介绍 |
| 8.3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3.1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3.2 合作社主导型农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3.3 典型经验总结 |
| 8.4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4.1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4.2 家庭农场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4.3 典型经验总结 |
| 8.5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及其综合效果 |
| 8.5.1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 |
| 8.5.2 普通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行动的综合效果 |
| 8.5.3 典型经验总结 |
| 8.6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潜力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蔬菜生产中农户过量施药问题严重 |
| 9.1.2 推广技术属性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具有阶段差异 |
| 9.1.3 技术推广组织方式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异质性明显 |
| 9.1.4 技术推广渠道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交互影响不可忽视 |
| 9.1.5 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多维效应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注重安全生产导向性,增强农户农药减量意识 |
| 9.2.2 推动技术属性与农户资源有效衔接,提升替代技术采纳效果 |
| 9.2.3 明晰技术推广组织功能,构建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 |
| 9.2.4 多渠道融合,创新农户农药减量施用信息传播方式 |
| 9.2.5 正视农户分化现实,实施瞄准性农药减量行动支持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源汇空间分析和时空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
| 1.2.2 土壤污染及其来源识别研究 |
| 1.2.3 土壤污染动态模拟与预测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与数据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土壤采样与化学分析 |
| 2.3 数据收集与整理 |
| 3 基于联合评价模型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估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污染评价指标 |
| 3.1.2 联合评价模型 |
| 3.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2.1 土壤及作物重金属含量统计 |
| 3.2.2 土壤中重金属污染评价 |
| 3.2.3 作物中重金属污染评价 |
| 3.2.4 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
| 3.2.5 准则权重计算 |
| 3.2.6 联合评价污染分析 |
| 3.3 小结 |
| 4 基于污染源汇理论的土壤潜在污染区域识别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土壤重金属预测模型 |
| 4.1.2 可视化聚类分析 |
| 4.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4.2.1 土壤重金属含量统计 |
| 4.2.2 重金属含量预测模型与结果分析 |
| 4.2.3 环境变量重要性分析 |
| 4.2.4 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预测 |
| 4.2.5 特征区域划分 |
| 4.2.6 潜在污染区域识别 |
| 4.3 小结 |
| 5 基于源汇变量推理的土壤污染企业来源识别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行业分类 |
| 5.1.2 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2.1 土壤重金属含量统计 |
| 5.2.2 企业及其污染物统计 |
| 5.2.3 企业分类模型与结果分析 |
| 5.2.4 土壤重金属和企业空间分布 |
| 5.2.5 土壤重金属企业污染源解析 |
| 5.2.6 非企业污染源分析 |
| 5.3 小结 |
| 6 基于环境变量的土壤污染动态模拟与预警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时空预测模型 |
| 6.1.2 情景预测模型 |
| 6.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2.1 多期土壤重金属含量统计 |
| 6.2.2 基于历史数据的时空趋势分析 |
| 6.2.3 时空预测模型与结果分析 |
| 6.2.4 未来土壤污染分布与预警 |
| 6.2.5 未来乐观情景模拟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3）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1.1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 2.1.2 博弈理论 |
| 2.1.3 供应链管理理论 |
| 2.1.4 质量安全可追溯理论 |
| 2.1.5 质量生态理论 |
| 2.2 食品安全相关研究 |
| 2.2.1 食品安全的界定 |
| 2.2.2 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的关系 |
| 2.2.3 食品追溯系统 |
| 2.2.4 危害分析临界控制点(HACCP) |
| 2.3 关于供应链管理的研究 |
| 2.3.1 供应链界定、特征与管理研究 |
| 2.3.2 食品安全供应链的研究 |
| 2.4 关于蔬菜质量安全与管理的研究 |
| 2.4.1 关于蔬菜质量安全的研究 |
| 2.4.2 关于蔬菜供应链的研究 |
| 2.5 已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框架构建 |
| 3.1 理论框架 |
| 3.2 构建目标 |
| 3.3 构建思路 |
| 3.4 构建框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影响因素 |
| 4.1 问卷调查研究设计 |
| 4.1.1 问卷设计方法 |
| 4.1.2 指标设计与开发 |
| 4.1.3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4.2 数据分析与讨论 |
| 4.2.1 数据分析方法 |
| 4.2.2 问卷信、效度检验 |
| 4.2.3 对比矩阵的构造和一致性检验 |
| 4.2.4 各因素层对目标层合成权重的计算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预警系统分析 |
| 5.1 预警系统的结构和工作流程 |
| 5.1.1 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 |
| 5.1.2 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工作流程 |
| 5.2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
| 5.2.1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
| 5.2.2 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设立 |
| 5.3 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评估 |
| 5.3.1 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指标的赋值 |
| 5.3.2 综合评估蔬菜产品供应链的风险 |
| 5.4 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预警管理系统 |
| 5.4.1 日常监测系统 |
| 5.4.2 组织保障系统 |
| 5.4.3 制度保障系统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过程控制分析 |
| 6.1 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
| 6.2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生产管理系统 |
| 6.2.1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6.2.2 投入品污染治理系统 |
| 6.2.3 技术研发与应用 |
| 6.2.4 产品认证与质量标准 |
| 6.3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流通管理系统 |
| 6.3.1 运输与存储系统 |
| 6.3.2 分级质量检测系统 |
| 6.4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消费保护系统 |
| 6.4.1 终端消费市场中影响蔬菜质量安全的问题 |
| 6.4.2 消费者保护措施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追溯系统分析 |
| 7.1 追溯系统的结构 |
| 7.1.1 蔬菜供应链追溯系统参与主体 |
| 7.1.2 蔬菜供应链追溯流程 |
| 7.2 蔬菜供应链追溯系统功能设计 |
| 7.2.1 基于频射识别技术的信息采集 |
| 7.2.2 追溯链条信息处理结构 |
| 7.3 蔬菜供应链追溯系统的构建 |
| 7.3.1 蔬菜供应链追溯系统的总体框架 |
| 7.3.2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信息共享平台的开发和建设 |
| 7.3.3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合作系统分析 |
| 8.1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的合作主体 |
| 8.2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中合作各方的信息不对称 |
| 8.3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合作中的信号博弈模型 |
| 8.3.1 信号博弈模型描述 |
| 8.3.2 蔬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信号博弈的完美贝叶斯均衡 |
| 8.3.3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信号博弈分析结论 |
| 8.4 蔬菜供应链合作联盟构建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监测大数据的蔬菜中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本论文的立题依据 |
| 1.2 国内外农药残留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
| 1.2.1 欧美的农药残留监测情况 |
| 1.2.2 我国的农药残留监测情况 |
| 1.2.3 我国的农药残留风险监测体系与业务流程 |
| 1.3 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研究进展 |
| 1.3.1 农药毒性评价 |
| 1.3.2 农药残留风险的累积性 |
| 1.3.3 整合概率评估方法 |
| 1.3.4 评估模型研发与应用 |
| 1.4 研究趋势与展望 |
| 1.5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基于限量标准的农药残留安全评价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蔬菜监测品种 |
| 2.1.2 农药残留 |
| 2.1.3 判定标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总体合格率 |
| 2.2.2 各监测环节的总体合格率 |
| 2.2.3 各产品类别的总体合格率 |
| 2.2.4 各农药残留的总体合格率 |
| 2.2.5 “地区-监测环节”不合格率分析 |
| 2.2.6 “地区-品种”不合格率分析 |
| 2.2.7 “地区-农药残留”不合格率分析 |
| 2.2.8 “监测环节-品种”不合格率分析 |
| 2.2.9 “监测环节-农药残留”不合格率分析 |
| 2.2.10 “品种-农药残留”不合格率分析 |
| 2.2.11 “农药残留-品种”不合格率分析 |
| 2.2.12 “风险事件”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内梅罗指数的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农药残留指数综合评价体系 |
| 3.1.3 内梅罗指数 |
| 3.1.4 农药残留分指数 |
| 3.1.5 农药残留指数与累积指数 |
| 3.1.6 农药残留综合指数 |
| 3.1.7 五级评价制 |
| 3.1.8 百分制指数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五级评价阈值 |
| 3.2.2 百分制指数 |
| 3.2.3 各类蔬菜的农药残留污染水平 |
| 3.2.4 各监测环节的农药残留水平 |
| 3.2.5 农药残留的特征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蔬菜有机磷农药多残留累积性风险评估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蔬菜中有机磷农药多残留调查数据 |
| 4.1.2 食品消费数据 |
| 4.1.3 农药毒理学数据 |
| 4.1.4 累积暴露量的估计与风险表征 |
| 4.1.5 不确定性分析 |
| 4.2 结果分析 |
| 4.2.1 我国蔬菜中有机磷农药的多残留状况 |
| 4.2.2 相对效能因子 |
| 4.2.3 累积暴露量及其风险评估 |
| 4.2.4 评估结果中的不确定性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总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标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理论框架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 |
| 1.4.2 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 |
| 1.4.3 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 |
| 1.4.4 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术语界定 |
| 2.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主流研究 |
| 2.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发轫 |
| 2.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机制 |
| 2.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效率问题的质疑 |
| 2.1.4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合作共谋问题 |
| 2.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理论前沿 |
| 2.2.1 合作共谋因素和团队绩效机制的引入回应质疑 |
| 2.2.2 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引领理论前沿 |
| 2.2.3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 |
| 2.3 相关研究评述 |
| 2.3.1 国内外研究对比 |
| 2.3.2 相关研究的贡献 |
| 2.3.3 相关研究的不足 |
| 2.3.4 今后研究的方向 |
| 2.3.5 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 |
| 2.4 理论借鉴 |
| 2.4.1 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相关理论 |
| 2.4.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相关理论 |
| 2.5 基本概念界定 |
| 2.5.1 污染 |
| 2.5.2 环境税 |
| 2.5.3 规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规制政策工具比较 |
| 3.1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1.1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 |
| 3.1.2 全球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1.3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 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类型 |
| 3.2.1 基于命令控制的规制政策 |
| 3.2.2 基于市场机制的规制政策 |
| 3.2.3 基于工程技术的规制政策 |
| 3.2.4 基于公众参与的规制政策 |
| 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关键问题及政策工具选择 |
| 3.3.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三大关键问题 |
| 3.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
| 3.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选择 |
| 3.4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的常规政策工具 |
| 3.4.1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基本类型 |
| 3.4.2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比较优势 |
| 3.4.3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经济规制工具 |
| 3.5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政策需要突破的难题 |
| 3.5.1 信息不对称 |
| 3.5.2 污染排放与污染结果间的随机性 |
| 3.5.3 面源污染对污染者的负外部性 |
| 3.5.4 面源损害对污染者的反馈效应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基准框架 |
| 4.1 基准框架 |
| 4.1.1 研究基础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研究框架 |
| 4.2 理论模型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理论预测 |
| 4.2.3 合作共谋行为 |
| 4.3 实验设计 |
| 4.3.1 实验描述 |
| 4.3.2 实验参数设定 |
| 4.3.3 评估标准:效率性和稳定性 |
| 4.4 实验结果及分析 |
| 4.4.1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要素投入决策 |
| 4.4.2 各种规制机制的效率性和稳定性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污染总量型环境税和集体罚款机制有效性再检验 |
| 5.1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与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共谋 |
| 5.1.1 公共物品供给与面源污染减排 |
| 5.1.2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 |
| 5.1.3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
| 5.1.4 面源污染减排“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设计 |
| 5.2 博弈模型和实验设计 |
| 5.2.1 理论模型 |
| 5.2.2 实验设计 |
| 5.3 理论预测 |
| 5.3.1 完全信息情境 |
| 5.3.2 不完全信息情境 |
| 5.4 实验结果分析解释 |
| 5.4.1 实验结果 |
| 5.4.2 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 5.4.3 不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 5.4.4 路径依赖效应 |
| 5.4.5 偏好类型的作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 |
| 6.1 研究基础 |
| 6.1.1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发端 |
| 6.1.2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设计 |
| 6.2 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基本模型 |
| 6.2.1 模型假设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社会最优问题 |
| 6.2.4 私人利润最大化问题 |
| 6.3 最优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 |
| 6.3.1 情境1:最优庇古税情境 |
| 6.3.2 情境2:完全信息情境 |
| 6.3.3 情境3:可以观测投入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3.4 情境4:可以观测部分产出和投入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3.5 情境5:可以观测产出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 |
| 7.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 |
| 7.1.1 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 |
| 7.1.2 实行政策预告和试运行 |
| 7.1.3 选择合意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 |
| 7.1.4 对环境税收入实行专款专用 |
| 7.1.5 减少环境税改革政策描述的“框架效应” |
| 7.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要素设计 |
| 7.2.1 规制谁(规制对象)——差异化规制 |
| 7.2.2 规制什么(规制标准)——间接规制 |
| 7.2.3 如何规制(规制方法)——双向激励 |
| 7.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配套制度建设 |
| 7.3.1 法律法规制度配套建设 |
| 7.3.2 财政预算制度配套建设 |
| 7.3.3 农业技术推广认证配套制度建设 |
| 7.3.4 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制度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 |
| 8.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 |
| 8.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组合包含三种工具 |
| 8.1.4 科学的制度设计让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合意性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 |
| 8.2.2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 |
| 8.2.3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 |
| 8.2.4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关注现实困难 |
| 8.3 研究的贡献、不足和未来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第4章实验统计数据 |
| 附录2 第4章渐进值估计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对国际竞争力理论的研究 |
| 1.2.2 对我国食品加工业及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发展与现状 |
| 2.1 世界各国（地区）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现状 |
| 2.1.1 世界各国（地区）按食品贸易总额排名 |
| 2.1.2 世界各国（地区）按食品进口额排名 |
| 2.1.3 世界各国食品按食品出口额排名 |
| 2.1.4 世界各国按食品净出口额排名 |
| 2.2 我国食品加工业主要进口来源国及出口目标国（地区） |
| 2.2.1 我国食品加工业主要进口来源国 |
| 2.2.2 我国食品加工业主要出口目标国 |
| 2.3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发展及现状 |
| 2.3.1 我国食品加工业进口贸易额变动状况 |
| 2.3.2 我国食品加工业出口贸易额变化状况 |
| 2.3.3 我国食品加工业净出口贸易额变动状况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分析 |
| 3.1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 |
| 3.1.1 我国食品加工业整体国际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 |
| 3.1.2 我国食品加工业各分类食品国际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 |
| 3.2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指数优势变动 |
| 3.2.1 我国食品加工业整体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动 |
| 3.2.2 我国食品加工业各分类食品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动 |
| 3.3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国际间比较 |
| 3.3.1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国际间比较 |
| 3.3.2 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国际间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引力模型的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及贸易潜力测算 |
| 4.1 模型构建 |
| 4.2 数据来源 |
| 4.3 我国食品加工业整体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及贸易潜力测算 |
| 4.3.1 我国食品加工业整体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我国食品加工业整体国际贸易潜力测算 |
| 4.4 我国食品加工业各分类食品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及贸易潜力测算 |
| 4.4.1 我国软体动物类食品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及贸易潜力测算 |
| 4.4.2 我国蔬菜水果类食品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及贸易潜力测算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钻石模型的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要素比较分析 |
| 5.1 生产要素 |
| 5.1.1 人力资源要素 |
| 5.1.2 资本要素 |
| 5.1.3 技术要素 |
| 5.1.4 土地要素 |
| 5.2 需求要素 |
| 5.2.1 国内需求 |
| 5.2.2 国外需求 |
| 5.3 相关产业及支持 |
| 5.3.1 农业 |
| 5.3.2 运输业 |
| 5.4 战略、结构与竞争 |
| 5.5 政府支持及机遇 |
| 5.5.1 食品安全 |
| 5.5.2 健康与肥胖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提升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提升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
| 6.2.1 加强与具有较大贸易潜力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 |
| 6.2.2 继续增加公共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和持续保持对基础教育中的外国语教育的重视 |
| 6.2.3 通过政府考评、社会化培训等手段增加劳动力技能水平 |
| 6.2.4 增加对高产出经济作物的研究经费支持 |
| 6.2.5 增加对冷链运输、仓储领域的政策扶持 |
| 6.2.6 积极引导、鼓励企业间兼并,提高我国食品加工业规模化程度 |
| 6.2.7 严格限制农药使用,逐步淘汰高毒农药 |
| 6.2.8 鼓励、引导健康食品产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8）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粮食的概念 |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及衡量 |
| 三、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四、本文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 |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 |
| 三、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 |
| 四、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
| 五、粮食安全的正外部性 |
| 第三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 |
| 一、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的传导机理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影响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系统描述 |
| 第一节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 |
| 一、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 |
| 二、粮食安全形势未来依就严峻 |
| 三、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 |
| 二、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 |
|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 第三节 中国粮食质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日益严重 |
| 二、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隐患凸显 |
| 三、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不容忽视 |
| 第三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进及评价 |
| 第一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 |
| 一、财政支粮政策的负向保护阶段(1950-1977) |
| 二、财政支粮政策的调整过渡阶段(1978-1993) |
| 三、财政支粮政策的推进完善阶段(1994-2003) |
| 四、财政支粮政策的全面转型阶段(2004至今)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行政策 |
| 一、价格支持政策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第三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的整体成效 |
|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长 |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 三、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增强 |
| 第四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加重粮食结构性矛盾及财政负担 |
| 二、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 |
| 三、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政策效应弱化 |
| 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 |
| 五、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 |
| 六、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 |
| 七、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 |
| 第四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测算 |
| 三、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检验 |
| 三、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降本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粮食质量威胁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
| 三、财政土地治理对粮食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五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日本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印度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印度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美、日、印财政支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市场扭曲 |
| 二、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 |
| 三、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 |
| 四、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 |
| 五、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 |
| 第六章 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 |
| 一、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二、长期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 |
| 三、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 |
| 第二节 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一、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提升粮食综合机械化水平 |
| 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鼓励“藏粮于地”和适度规模经营 |
| 三、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减轻粮农风险性损失 |
| 四、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五、整合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 |
| 第三节 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一、加强对农业气象、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等的财政扶持 |
| 二、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
| 三、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第四节 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 |
| 一、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 |
| 二、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三、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保障政策运行规范性稳定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基于“三生”视角的煤粮复合区土地功能安全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标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三生”功能相关研究 |
| 1.3.2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相关研究 |
| 1.3.3 煤粮复合区相关研究 |
| 1.3.4 土地功能预警相关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存在问题与不足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2 土地现状分析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
| 2.1.2 自然资源条件状况 |
| 2.1.3 社会经济条件状况 |
| 2.2 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
| 2.3 土地利用造成的环境问题 |
| 3 基于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的土地功能安全警情计算模型研究 |
| 3.1 土地功能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建立 |
| 3.1.1 预警指标影响因素 |
| 3.1.2 指标选取原则 |
| 3.1.3 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3.1.4 指标解析 |
| 3.2 土地功能安全警情计算模型构建 |
| 3.2.1 预警指标标准化 |
| 3.2.2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 |
| 3.2.3 指标权重确定 |
| 3.2.4 计算预警指数 |
| 3.3 土地功能安全警情分级标准 |
| 3.4 研究区土地功能分析 |
| 3.4.1 三生功能单项状况分析 |
| 3.4.2 三生功能总体状况分析 |
| 3.5 研究区土地功能安全警情状况分析 |
| 3.5.1 土地功能安全警情状况时间分析 |
| 3.5.2 土地功能安全警情状况空间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径向基神经网络的土地功能安全警情预测模型研究 |
| 4.1 土地功能安全警情预测方法确定 |
| 4.2 样本学习效果验证 |
| 4.3 土地功能安全警情预测过程 |
| 4.3.1 3层前馈网络 |
| 4.3.2 样本预测 |
| 4.4 土地功能安全警情预测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创新点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多学科相结合方法 |
| 1.5.2 典型调查法 |
| 1.5.3 数理统计分析方法 |
| 1.5.4 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法 |
| 1.6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7 创新点 |
| 1.7.1 构建了基于生物免疫机理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识别体系 |
| 1.7.2 实现了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关键驱动因素的识别 |
| 1.7.3 构建了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框架 |
| 1.7.4 探索了省-市-县多尺度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方案 |
| 第2章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理论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耕地系统安全 |
| 2.1.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2.1.3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论 |
| 2.2.2 控制论 |
| 2.2.3 地域分异理论 |
| 2.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生物免疫机理应用于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的可行性分析 |
| 2.3.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内容 |
| 2.3.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目标 |
| 2.3.4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结构流程 |
| 2.3.5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功能模块 |
| 2.4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理论分析框架 |
| 2.4.1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思想 |
| 2.4.2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主体 |
| 2.4.3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原则 |
| 2.4.4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目标 |
| 2.4.5 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内容框架 |
| 2.5 总体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地理条件 |
| 3.1.2 社会经济条件 |
| 3.1.3 耕地资源安全现状 |
|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处理 |
| 第4章 基于生物免疫机理的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1.2 抗原(Ag) -抗体(Ab)框架模型 |
| 4.2 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模型构建 |
| 4.2.1 改进的突变级数模型 |
| 4.2.2 现状评定模型的构建 |
| 4.2.3 预警评判标准 |
| 4.3 基于Elman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预测模型构建 |
| 4.3.1 Elman神经网络原理及学习算法 |
| 4.3.2 预测模型的构建 |
| 4.4 省域尺度下研究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4.1 省域尺度下基于Ag-Ab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
| 4.4.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现状结果及分析 |
| 4.4.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预测结果及分析 |
| 4.5 市域尺度下研究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5.1 市域尺度下基于Ag-Ab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
| 4.5.2 耕地系统安全警情现状结果及分析 |
| 4.5.3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预测结果及分析 |
| 4.6 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 |
| 4.6.1 县域尺度下基于Ag-Ab模型的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
| 4.6.2 耕地系统安全警情现状结果及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分异特征 |
| 5.1 省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间序列变化特征 |
| 5.1.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历史变化特征 |
| 5.1.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发展趋势特征 |
| 5.2 市域尺度下研究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时空分异特征 |
| 5.2.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历史变化特征 |
| 5.2.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发展趋势特征 |
| 5.2.3 不同时段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格局特征 |
| 5.3 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特征 |
| 5.3.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及原理 |
| 5.3.2 县域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分异特征 |
| 5.3.3 县域耕地系统安全预警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 |
| 6.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
| 6.1.1 驱动因素的选取及分析 |
| 6.1.2 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6.1.3 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 |
| 6.2 省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 |
| 6.2.1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作用大小 |
| 6.2.2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作用比较分析 |
| 6.3 市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 |
| 6.3.1 单位根检验 |
| 6.3.2 协整检验 |
| 6.3.3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
| 6.3.4 组间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横截面相关检验 |
| 6.3.5 内生性检验 |
| 6.3.6 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比较及驱动因素作用分析 |
| 6.4 县域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因素分析 |
| 6.4.1 OLS模型估算结果 |
| 6.4.2 GWR模型估算结果 |
| 6.4.3 驱动因素的空间差异分析 |
| 6.5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分析 |
| 6.5.1 不同尺度下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关键性驱动因素比较 |
| 6.5.2 自然生态因素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分析 |
| 6.5.3 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分析 |
| 6.5.4 耕地系统安全预警驱动机理框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调控 |
| 7.1 省域尺度下基于政策推动的耕地系统安全总体调控 |
| 7.1.1 总体调控体系构建 |
| 7.1.2 基于政策推动的调控内容 |
| 7.2 市域尺度下基于情景分析的耕地系统安全分区调控 |
| 7.2.1 分区调控原则 |
| 7.2.2 分区指标体系构建 |
| 7.2.3 分区结果 |
| 7.2.4 分区调控情景设定 |
| 7.2.5 基于情景分析的各分区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变化趋势分析 |
| 7.3 县域尺度下基于耕地格局优化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 |
| 7.3.1 耕地格局时空变化特征 |
| 7.3.2 基于耕地格局优化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原理及模型 |
| 7.3.3 基于耕地格局优化的耕地系统安全调控技术框架 |
| 7.3.4 基于FLUS模型的耕地格局情景模拟 |
| 7.3.5 不同调控情景下耕地在不同地形上分布的耕地系统安全警情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获奖情况 |
四、当前农药市场不容乐观（论文参考文献）
- [1]技术推广对蔬菜种植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影响及其效应研究[D]. 赵秋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1)
- [2]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源汇空间分析和时空模拟研究[D]. 贾晓琳. 浙江大学, 2020(01)
- [3]蔬菜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研究[D]. 于冬菊. 山东大学, 2020(09)
- [4]基于监测大数据的蔬菜中农药残留安全性评价[D]. 陈志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9(01)
- [5]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D]. 周志波. 西南大学, 2019(05)
- [6]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贸易竞争力研究[D]. 冯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8]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D]. 赵和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基于“三生”视角的煤粮复合区土地功能安全预警研究[D]. 王璐. 河南理工大学, 2018(01)
- [10]黑龙江省耕地系统安全预警及调控研究[D]. 陈藜藜. 东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