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协会报业印刷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

一、中国报协报纸印刷工作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张炳旭^[1]（2021）在《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白涛幼名洪涛,曾用笔名冷公、一碧,河南南阳人士,辛亥时期开始投身新闻事业,随后致力于新闻学术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的着述者,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论文以“新闻人”任白涛为中心,系统探讨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以及抗日新闻宣传等内容,力求客观、全面地将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同时,希冀这番探索能够对民国新闻史尤其是新闻人物史研究有所补益。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内容主要涵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主要探讨任白涛的人生历程与社会环境。本章结合特定时代背景,以时间为轴线对“新闻人”任白涛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总体概括。呈现了任白涛在南阳、开封、上海、东京、重庆、恩施等地的人生经历,着重揭示了任白涛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人生追求、理想信念以及促使他选择不同道路的内在动因。认为是在时代环境、家世背景、教育经历和个人性格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任白涛才始终坚守着他的新闻人之路。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三、四、五章,是从横向上对新闻人任白涛展开的研究,分别对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思想观念以及抗日新闻宣传四个方面作出考察。其中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历程。本章将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活动划分为“在《民立报》时期”和“在《新湖北日报》时期”两个阶段。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任白涛受到个人兴趣的驱使、民主自由社会风气的熏染及对军阀政府统治的不满,毅然投身新闻事业,期望通过“新闻”这一媒介来施展个人抱负并对社会进步有所助益。抗日战争期间,任白涛作为《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在民族危亡时刻再次走上新闻职业工作,把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作为践履其“新闻救国”理想的一种途径,这解释了他为何会以短暂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姿态出现在新闻界。第三章着重研究任白涛的新闻学术活动。本章从任白涛“在日本”和“在国内”两个层面对他的新闻学术活动进行展开,重点探究了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参加大日本新闻学会、创办中国新闻学社等重要活动,认为任白涛在力图构建一种体系化的新闻学,任白涛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对中国早期新闻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第四章主要研究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本章主要从新闻业务思想、新闻教育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新闻舆论思想四个方面对任白涛新闻思想展开重点考察,认为任白涛的新闻思想体现出了如下特征:一、中外结合,以本土化为追求;二、吸纳为起点,以立足体系创建为目标;三、强调记者责任,以服务公众为宗旨。任白涛的新闻思想既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熏染,又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和思想进行了借鉴和吸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色彩。第五章是对任白涛抗日新闻宣传的研究。任白涛的抗日新闻宣传研究是作为“新闻人任白涛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本章首先考察了任白涛从事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历史背景。其次,对任白涛进行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内在动因作出探析,认为根本动因是为挽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局面,直接动因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再次,重点研究了任白涛关于抗日新闻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抗战期间,任白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新闻宣传政策及行为尤为关注,并进行了细致研究,在日本对华施加的新闻宣传政策、战时国际通讯社的机构及其作用、抗战期间的对日新闻宣传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并以此作为他在抗战期间从事新闻活动的基本准绳。第三部分即论文第六章,在前五章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评价展开探讨,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任白涛一生钟情于新闻事业,既从事新闻学术研究,又投身于新闻实践活动。其中,从事新闻学术研究是任白涛人生当中的主要工作,在中国新闻学的一些领域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是民国时期追求新闻理想的典型新闻人之一。本章从政治与学术的视角出发对任白涛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历史贡献与地位作出阐述。与此同时,指出由于时代条件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任白涛的新闻实践、新闻学术以及新闻思想等也暴露出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以新闻人任白涛为镜,将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可为当前中国新闻理论建设与新闻学科发展提供镜鉴。

黄秋硕^[2]（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表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陈朝辉^[3]（2019）在《民国时期上海报业工人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说明报刊史研究虽然逐渐摆脱了见报不见人的冷清局面,但多集中于编辑、记者等精英式人物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和历史贡献的介绍及评价,对于从事报刊排印工作的底层工人则缺乏应有的关照。考察民国时期的报业工人群体,对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近代报业经营管理、近代工业、近代工人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仅有的几篇报业工人文献主要聚焦于劳资争议（劳资纠纷和罢工停业）的影响及表现,对于报业工人的群体特征、工作状况、生活境遇、组织形态、政党互动等其它方面却没有涉及,这难以再现这一群体的历史全貌,因而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地域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上海是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中心地区,汇聚了大量的报业工人。二是,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引领地区,报业工人是其中较早一批开展工人运动的群体。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构建报业工人群体,展现出报业工人群体的本质特征;二是置报业工人群体于当时社会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报业工人群体如何与社会进行互动。具体行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早期来源、招募方式、群体数量、群体特征四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从工作类型、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作规章、职业流动五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工作状况;第三部分,从工作收入、福利待遇、日常生活三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生活境遇;第四部分,从组织沿革、运作机制、主要活动三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组织形态;第五部分,从大革命时期、大革命以后到抗日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四个不同阶段梳理上海报业工人的政党互动;第六部分,从改善待遇、雇佣问题、群众运动三个方面梳理上海报业工人劳资争议产生的原因,并以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事件为例作具体分析。

何璇^[4]（2017）在《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文中提出新闻业是从事信息生产、加工与传播的文化行业,因而近代报业既需要盈利以维持生存又要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作为报业行业组织的报界公会自然兼具商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既是进行行业自治的行业公会又是引领社会活动的文化团体。报界公会不仅作为联系报人的行业组织而存在,还与政界、商界、学界、工界保持联系,蕴含着新闻界与政治国家,新闻界与市民社会,新闻界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复杂关系与变量。本研究意图从报界公会作为社会传播枢纽的定位出发,将报界公会的活动与清末民初的政治环境、社会转型相结合,试图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治理理论、博弈理论从不同角度梳理报界公会形成的原因及发展的历程,并根据报界公会的行业治理与同业互助,公共交往与政治参与,来分析其与近代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及公共文化领域的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代报界公会是在报业蓬勃发展,报人群体意识觉醒,近代商会组织兴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办的。政府意图通过报界公会加强对新闻业的行业管理,提高报人的职业道德素养,同时希望通过报界公会争取新闻界对执政当局的舆论支持。报馆出于声援同业、信息共享、联络互助等角度,积极参与到报界公会的创办中。报人出于寻求精神归宿和社会认同的需求,积极推动近代报界公会的组建。在政府、报馆、报人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报界公会在清末创办并在民国初年迅速发展。报界公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数量增加规模增大,社会影响也日益增强,其功能由行业内部向行业外部延伸。报界公会在行业内部遵循契约原则、民主原则、自治原则进行行业管理,协调行业关系,维护行业利益;并与政府沟通和交涉抵制新闻法规、反对新闻检查,争取新闻业的言论自由权,还将民众培养为具有国民意识的近代公众。报界公会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进程中,传播了启蒙思想,构建了公共舆论,扩大了社会影响,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为社会各界所公认,各界将报纸看作“社会公器”,将报人看作“公人”,将报界公会作为搜集与传播社会信息的枢纽。商业团体、教育团体、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均与报界公会保持联络与交往,意图通过报界公会为本团体的主张和吁求摇旗鼓吹,以实现其团体目标。报界公会也在与各界的交往中搜集信息、聚合意见,使得公众所关注的社会议题得以在报纸这一公共平台上交流和讨论,形成公共舆论,反馈至政治国家、传播至市民社会。报界公会在构建公共舆论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使得社会讨论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并在公共领域实现了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汇流。报界公会在公共领域中,作为文化团体,推动了文化论战,参与了政治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构建了近代公共文化领域,促成了近代文化认同。

陈春兰^[5]（2016）在《印刷与革命—中共领导下的印刷事业研究（1921-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印刷术作为文化的物质承载体和传播工具,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印刷术起源于中国,但近代新式印刷术却是在欧洲产生的。而且随着近代西方新式印刷术的输入,中国传统印刷术也逐渐发生了嬗变和转化。印刷技术的提升促进了印刷效率的提高,印刷品数量的剧增,使得各种新思想与主张能迅速传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印刷术在和平发展时期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工具,在战争时期也对战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共自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利用宣传来作为思想武器。中共印刷事业的建立不仅表现在对印刷机械和原料的购置以及对印刷职工的争取与培养上,还在于建立和完善由党领导的印刷宣传体系。自1921年中共建立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期间,中共的印刷业一直是在比较严峻恶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不论是初期的“地下”印刷所,还是后期的根据地印刷业,中共的印刷事业一直存在原料、设备、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同时还受到敌对势力的压制与破坏。中共的印刷业与当时资本主义印刷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主要目的是为中共革命进程进行宣传而服务的,而不是以盈利为出发点。之前的学者多关注于印刷技术史或将印刷置于出版的一个环节进行研究,或专注于国民政府方面的印刷以及文化政策,本文也注意到了国民政府自身的印刷宣传网络的建设,以及日本在中国印刷事业的投资和战争时期的统制,并将中共、国民党、日本几个政权的印刷事业置于一个相同的平面进行比较,关注到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印刷发展过程中对于技术转化的尝试,以展现革命与印刷之间的互动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印刷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印刷业与中共革命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印刷促进了中共革命的成功,有利于中共自主性革命宣传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表现为印刷业的进步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大量书刊的印制,不仅满足了前后方战士群众的精神需求,并将中共救国的主张和理论,通过印刷和发行的途径扩散到了全国,为中共争取了更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革命的进步也带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和转型,革命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和本土化。而且在革命进程中,中共十分注重对印刷职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引导,加深了其对中共革命的认识与支援,为党培养了一批印刷技术人才。

曹爱民^[6]（2014）在《民国时期新闻人黄天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围绕“新闻人”这一中心,梳理了黄天鹏的人生历程,系统探讨了黄天鹏的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学术活动和新闻思想观念,并希冀对民国新闻史研究有所补益,对中国当代新闻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论文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展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论文第一章,结合时代背景,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活动地点的变换为纬,对黄天鹏新闻人生历程进行总体概括。展示了他在普宁、汕头、厦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活动,着重揭示黄天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以及他人生之路选择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第二、三和四章,主要是在横向上展开,分别从新闻实践、新闻学术和新闻思想观念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黄天鹏的新闻实践活动方面,重点阐释他在《时事新报》的业务改革以及负责《重庆各报联合版》出版和发行工作的情况,对黄天鹏离开《申报》赴日留学的原因进行考证和分析,概括黄天鹏主编期间《青光》副刊的内容特点,然后总结了他新闻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黄天鹏不断革新新闻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挥新闻事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黄天鹏的新闻学术活动是他在中国新闻史上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他通过创建北京新闻学会,主编新闻学术刊物,写作和编撰大量新闻学着作,建立新闻学研究室,开展新闻学术史分期研究等活动,旨在追求实现“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的目标,推进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等开启的新闻学科建设事业,将新闻学科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黄天鹏的新闻思想观念是他一切新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章是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对前两章内容进行归纳和提升,主要从新闻内涵、新闻事业性质、新闻事业管理、新闻记者素质要求及新闻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对黄天鹏新闻思想观念的内涵、发展、演变过程及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黄天鹏试图改变当时中国新闻事业状况的努力和探索。第三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和升华。本章认为黄天鹏新闻实践、新闻学术研究以及新闻思想观念的总体特征就是新闻专业主义,并从政治视角、专业视角、价值视角对黄天鹏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予以评价,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为当前新闻学科和新闻理论建设提出一些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思考。

何扬鸣^[7]（2013）在《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文中认为“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新闻事业更是损失惨重。因此,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中国大陆的新闻传媒对此报道很少,大陆东部地区（上海租界内的“洋商报”除外）几乎找不到一家对此有记载的新闻传媒。这是日后日本朝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所谓依据之一。然而,新近发现浙江的《东南日报》有南京大屠杀的系统报道。《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最早始于1937年8月份日军对南京的空袭,以后陆陆续续一直没有中断过,尽管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和一周年之际,这样的报道有过两个高潮。报纸对1938年年底浙江各界对南京大屠杀纪念的记载,是至今所发现中国大陆在抗战期间所做的唯一的一次。《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是至今中国大陆所发现最详细、最系统的一家新闻传媒。它有助于有力地驳斥日本朝野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有助于扩大和加深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有助于扩大和加深对战时中国大陆新闻事业的研究。同时,《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构建,也为历史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不是偶然的。《东南日报》是当时在中国大陆东南部享有盛誉的全国性报纸,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行动,其报道方针一直放在中国大陆的东南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东南日报》未雨绸缪,在杭州沦陷之前,将报社迁往浙江金华,将杭州版与金华版无缝对接。而且,在整个抗战期间,《东南日报》始终坚持在前线出报,是战斗在抗战前线的唯——家大报,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杨卫民^[8]（2013）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林牧茵^[9]（2012）在《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交流,影响对象是年轻一代,参与主体是知识界、学术界,因此教育交流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对构筑两国观念层面的沟通与认同意义深远。虽然过程较为缓慢,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加持久而深入人心。而新闻教育交流又涉及到在国际关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的新闻媒体,因而愈发值得关注。本文研究聚焦中美两国的新闻教育交流,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时代背景、历史事件,考察并分析20世纪上半叶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来到中国后,对中国新闻教育、新闻业、及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之所以会选择这一独特的中美关系研究视角,是因为在中美两国教育交往的历史中,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某些着名高等院校对中国某些学术和专业领域曾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追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找到一条研究中美关系的新路径。据此探寻国际关系中,通过教育交流建立起观念、文化、知识的认同,进而对对方国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产生的影响。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标志着世界近代新闻教育的发端。当时的密苏里大学还不为中国人所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密苏里模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被不断复制,在特定时期甚至成为世界新闻教育的模板,20世纪上半叶,它在中国的移植尤为成功。虽然解放后密苏里新闻学院与中国的交往有约30年的断层期,但是而今,密苏里新闻学院仍旧是中国新闻学子向往的学校,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跨越历史,仍旧在影响中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密苏里模式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新闻院校。为什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会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密苏里模式的魅力和生命力何在?是什么力量推动它来到中国?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为什么愉快地接纳了它,而没有像抵制其他西方国家文化那样抵制它?中国知识精英为什么将新闻教育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有哪些人物在中国新闻教育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思想碰撞后,如何交融发展?中国的新闻事业如何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设置篇章展开研究探讨。第一章,密苏里模式的形成。研究美国新闻教育起步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归纳密苏里模式的核心理念、主体教育方法和国际化的外延特征,并从新教传教运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中美双向需求的对接,四个角度来分析密苏里模式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动力。第二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横向移植。“横向”是一个空间概念,指从美国到中国。“移植”是一种最初的状态,指中国新闻教育起步阶段几乎照搬美国模式。结合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尝试解答为什么密苏里模式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那样在中国遭遇阻力,相反被知识界和教育界愉快地接纳。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圣约翰大学报学系、燕京大学新闻系在创立发展阶段与密苏里新闻学院交流往来。第三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纵深发展。“纵深发展”强调的是密苏里模式移植到中国之后,如何真正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这一过程离不开一大批有密苏里背景的新闻人的推动。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个体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群体如“密苏里帮”及受密苏里模式影响的中国新闻人。他们都在实现自己事业人生理想的同时,推动了美国新闻理念在中国社会更深广的领域中逐渐被认同和接受。第四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流变。借助文化适应与变迁理论,进一步揭示密苏里模式与中国新闻教育的融合发展。展现出中国新闻教育由最初全盘移植密苏里模式,到逐渐融合本土需求和中国文化特征,最后形成中国特色新闻教育的过程。第五章,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探讨20世纪上半叶,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发展的相互作用。选取了相关的三个领域进行考察,新闻教育领域、报业领域、政治领域。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移植与流变是近代中美交流互动的一种折射,与20世纪初美国寻求海外扩张及中国经历民族危机的时代大背景密不可分。无论美国输出新闻教育模式,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为了实现其普世价值,在客观上,它的确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的发展,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立勤^[10]（2012）在《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 ——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文中认为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上,民营报业曾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民营报纸诞生于清末,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开始初现繁荣,1927-1937年“黄金十年”达到发展高潮。本文以1927-1937年的《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试图从经营体制、组织管理、广告经营和发行经营等方面呈现这一时期民营报业的经营概貌与经营特性,着力对同期民营报业的体制转型、组织变革及其动因进行深描和探讨,以期对当下中国报业转型实践提供现实观照的历史资源。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的生长状态是由环境所提供的各项资源状况所决定的,尤其是国家作为公权力持有者层面的制度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27-1937年“弱势独裁政党”和特殊的租界体制形成的“权力缝隙”客观上给民营报业创造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经营环境,使之达到发展高潮；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演变又是影响民营报业历史命运的根本因素,抗战前夕民营报业的渐趋衰落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制度环境演变的必然逻辑。这时期公司制在民营报业中逐渐普及并出现了集团化倾向,昭示着民营报业真正实现了从“个人时代”到“股份公司时代”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是报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经营体制转型的直接影响,加之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东渐和激烈的报业竞争压力,成为民营报业组织变革的最大动因。这时期民营报业组织呈现出从“能人时代”迈入“制度化时代”的渐进式变革特征,并力求将管理现代化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的组织管理理念。基于民营报业经营体制和组织管理的转型分析,从市场营销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十年间民营报业广告和发行的经营理念和实践,尤其是《申报》和《新闻报》全面确立了“广告本位”经营观并加以践行,同时在自主发行模式上开始了诸多有益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民营报业在广告和发行经营中自觉结合本土社会和文化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拿来”西方先进的报业经营理念为我所用,从而形成切合本土实际的经营理念和策略。总之,经过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企业化经营积累,到1930年代民营报业的发展进入高潮期,报业经营呈现出独特的转型轨迹和特征,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营业绩。尽管这种转型因种种原因尚未彻底完成,但其间积累的经营理念和策略以及变革之道足以为当下报业改革实践奉献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二、中国报协报纸印刷工作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报协报纸印刷工作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上海报业工人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论文提纲范文）

（5）印刷与革命—中共领导下的印刷事业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新闻人黄天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论文提纲范文）

（8）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论文提纲范文）

（9）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论文提纲范文）

（10）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 ——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报协报纸印刷工作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新闻人任白涛研究[D]. 张炳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民国时期上海报业工人研究（1912-1949）[D]. 陈朝辉. 上海大学, 2019(03)
• [4]近代报界公会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成长（1902-1937）[D]. 何璇. 武汉大学, 2017(06)
• [5]印刷与革命—中共领导下的印刷事业研究（1921-1945）[D]. 陈春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6]民国时期新闻人黄天鹏研究[D]. 曹爱民.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7]历史记忆：《东南日报》中的南京大屠杀[D]. 何扬鸣. 浙江大学, 2013(04)
• [8]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D]. 杨卫民. 上海大学, 2013(05)
• [9]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D]. 林牧茵. 复旦大学, 2012(03)
• [10]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 ——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D]. 张立勤. 复旦大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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