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一、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五次代表大会（论文文献综述）

伍小涛^[1]（2021）在《中共五大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文中指出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前途和社会主义革命口号,同时要求与汪精卫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并在其领导下,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两难困境。这种两难困境产生的原因,一是共产国际内部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上意见不统一,即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主张社会主义,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鲍罗廷等人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明晰。陈独秀等人主张与汪精卫合作,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等人主张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中共五大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即中国的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共五大不可能挽救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命运。要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李曙新,Liu Haifei^[2]（2021）在《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文中研究表明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与会代表都有谁,史学界在近40年里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仅主要说法就达八种之多。本文从寻找和挖掘新史料,并对既往史料进行重新审读入手,将之前相关论着所涉及的与会代表逐一核实与考证,确认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共有五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卜士奇,其中前四人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后一人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而过去把陈独秀、罗章龙、姚佐唐、赵世炎、彭泽湘和张太雷等人也列为与会代表的说法,均是不成立的。

许瑞轩^[3]（2021）在《分歧与合作：基于马林与陈独秀关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文中认为

潘何琴^[4]（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王奇生^[5]（2021）在《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文中研究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革命的帮助与贡献不容否定。但1927年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指导难辞其咎。其中莫斯科与各成员党之间的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直接影响了各国革命的成败。高度管控的体制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之间的矛盾,信息联络技术滞后与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之间的矛盾几乎普遍存在。莫斯科一味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不顾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成员党主动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将俄国经验与模式强行套用于各成员党的革命实践中。而当时的通讯联络技术与莫斯科的高度集权之间又无法协调,莫斯科与上海中央之间的通讯不畅以及相关情报的相互矛盾乃至虚假,势必导致莫斯科的决策失误和中共中央执行上的困难。到192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普遍停滞不前。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不过是其中一个个案而已。

王婷婷^[6]（2021）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研究（1920-1927年）》文中提出本文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研究（1920—1927年）》为题,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作为研究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情况的新角度。在意识层面来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是早期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一种体现。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密切关注。同时,早期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是引导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向前发展的思想动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简要阐明:中共成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方法。这些先进分子以自己的“文字”为武器,针砭时事,提出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他们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出国留学等方式让中国民众更多地了解国际社会的新状况。五四运动爆发后,这些进步分子意识到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本质,他们立足中国国情,强烈批判帝国主义,从精神上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这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先后组建了新民学会、国民社、少年中国学会以及觉悟社等进步社团,还在全国创建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人才与组织基础。先进分子的国际意识初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两大阶级对抗格局初步显现。中共密切关注两大阶级对抗格局的发展变化情况,这种态度影响到了中共相关政策的实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由意识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明确的反帝革命纲领,将反帝的内容作为此阶段中共争取民族革命的主要目标。同时,中共发动的反帝运动鼓舞了世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增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由初显到增强。在这一过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视野愈发宽阔,他们关注国际动态,用开放的眼光接受国际新事物与新变化。他们立足本国,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展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时,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备受鼓舞,进行了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指导下,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取得了实际的成果。综上所述,中共成立前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国际意识是意识领域中具有独特性的革命成果,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一种涵盖中国国情、与国际社会接轨,促进双方向好发展的“良药”。

徐明^[7]（2020）在《从中共一大围绕党纲的争论看中共早期组织纪律建设缘起》文中研究指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期间,代表们围绕党的纲领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党员可不可以当官",其背景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纪律约束的重大分歧。争论以党纲明确实行统一组织、集中领导和严格纪律而平息,这一结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中共一大上的争论着眼,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纪律建设之缘起作一探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共创建时期如何定位自己的组织、如何约束自己的成员等事关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万永彪^[8]（2020）在《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主张向十月革命学习,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主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建党思想,聚焦“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立党、建党为了什么”等问题,形成了其建党思想。因此,深入探究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深刻内涵、鲜明特点以及当代价值,不仅有助于全面揭示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且也为深入领悟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长期以来,学界对李大钊从事的事业、思想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地位与作用、思想等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仍有可以拓宽和挖掘的领域,尤其是在其建党思想领域,截止目前此方面尚没有系统性的论着问世。因此,借鉴学界同仁已有的成果,采用逻辑分析、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方法,力图在对李大钊原着深度解读、阐释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当代价值,总结李大钊着作、论述、实践活动中带有规律性、个性化的建党思想结构及鲜明特点,更为全面地把握李大钊建党思想内涵和体系,以求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有所指导,是本论文的主旨。李大钊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建党思想为指导,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经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建党思想,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等层面,系统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这样的党、建党为了什么”等问题,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工人阶级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强固、精密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力的坚实保障,工农大众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变革的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其崇高目标是挽救民族和振奋国群”等一系列重要主张、论断和观点。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斗争形成伟大的实践。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阐明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则,而且积极主导参与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不仅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想的论辩,而且积极领导、指导和参与北京、天津、唐山、内蒙等地方党团的建设,积累丰富的建党经验,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深邃宽广的思想视野和亲力亲为的党团建设,展现李大钊建党思想历史的继承性、鲜明的时代性、非凡的实践性、卓越的预见性等鲜明特点。李大钊建党思想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升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农民同盟军思想、武装斗争思想的认识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也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建党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革命的产物,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即使放之于今天的中国,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指导思想,必须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方华^[9]（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落脚点。党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以“文化建设促进人民精神团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显着优势”,作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重要部署,并且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被提升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离不开既有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离不开对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及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党领导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总结其历史经验及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引言部分,概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文章的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背景和条件,阐明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二部分从理论探索和理论形成两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文章梳理了党对于科学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化思想的理论探索,分析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并最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在理论形成方面,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及最终形成进行分析研究,阐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实践进行研究和梳理。分别从党在扩大文化队伍、开展抗战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学术研究、进行党内文化建设、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具体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对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阐明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历史贡献,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价值体现及重要启示。

闫磊^[10]（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二、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五次代表大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五次代表大会（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五大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2）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论文提纲范文）

（6）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研究（1920-1927年）（论文提纲范文）

（8）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五次代表大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五大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J]. 伍小涛.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1(06)
• [2]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J]. 李曙新,Liu Haifei.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1(05)
• [3]分歧与合作：基于马林与陈独秀关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D]. 许瑞轩. 南宁师范大学, 2021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J]. 王奇生. 民国档案, 2021(02)
• [6]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意识研究（1920-1927年）[D]. 王婷婷.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7]从中共一大围绕党纲的争论看中共早期组织纪律建设缘起[J]. 徐明. 中共创建史研究, 2020(00)
• [8]李大钊建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万永彪. 河北大学, 2020(02)
• [9]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研究[D]. 方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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