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人学三论

一、陆九渊的三个人学命题（论文文献综述）

何靖^[1]（2021）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许衡的理学思想及其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元代作为蒙古族建立的朝代,其文化兼具杂糅性与多元化的特征,并不可避免地为儒学的传承与发展带来冲击与挑战。从理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理学的发展与两宋时期有所不同,首先,元代理学在儒士和官方的合力下逐步实现了“理学官学化”。其次,元代“朱陆合流”思想倾向明显,并进一步影响了理学家的致思方向。此外,理学“流而为文”的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对元代理学的内容特征产生影响。基于元代独特的历史背景,金末元初之际的许衡,从学理上崇奉程朱之说,将“心”“性”“理”看做是可以“一以贯之”的概念,并对理学思想的“外王”之道进行展开;许衡吸纳了二程思想中关于“义”与“命”的论述,并做出进一步的推导,倡导“义”与“命”合而为一;许衡从实践上对理学内容的阐发,从大到“君臣父子”小到“盐米细事”中出发,呈现出宽释理学、从日用常行中体道的特征,对改变宋末理学流于空疏、脱离实际的弊端做出了贡献。从理学实践上,许衡试图将《大学》中的“修身”思想与元廷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以服务于行“汉法”的政治目的;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许衡将其理学思想融入到其教育观之中,并对朱子“小学”观做出进一步的发挥,重视“持敬”“明伦”的德育教育。作为元初理学家之一的许衡,其思想既体现了元初理学思想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对两宋时期理学思想的吸纳与改造。尽管许衡的理学思想并没有达到诸如二程、朱熹的理论高度,但是从理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说,许衡的功劳不容忽视。

彭丹^[2]（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张恒^[3]（2020）在《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在中国哲学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总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然而明清以降,理学的命运却往往因政治、社会等因素而颠簸不定,一度遭到彻底否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理学重又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但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朱熹、王阳明等“大人物”,掀起了“朱子热”“阳明热”等研究热潮。当然,从思想的成熟性、深刻性而言,“大人物”自有其研究价值,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出现都是其哲学使命驱动的结果,要想准确理解某一思潮、学派、学者,不仅要认识其巅峰形态,还应不断返回其原初形态,因其思想密码早已蕴含在发生之时。由此,要想准确理解理学思潮、反理学思潮并实现理学现代化,必须对“理学的发生”问题给予足够重视。鉴于以往学界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范式转换”的动态视角切入理学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视角下,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魏晋玄学、佛道宗教、隋唐儒学）之间的关联,确认它们各自所属的哲学范式,并揭示范式转换背后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内部及其与巅峰理学之间的关联,承认它们之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比较级”——逻辑发展意义上的“比较级”,以揭示理学范式形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早期理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通过对他们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哲学的特点。其中,邵雍在“象数”上用力颇多,创建了精致繁复的象数体系,但这并不构成其在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邵雍的贡献恰在于对“象数”终极性的否定以及对“象数”背后之“理”的探赜求索。邵雍所谓“理”主要指物理、数理,其中最为核心的“至理”是体现于“坤复之变”的阴极阳动、动静之变,邵雍又谓之“天地之心”或“太极”。“天地之心”作为神妙万物的几微之理,有经验的一面但也有试图超越经验的倾向。可见邵雍之学并非“数术”而是“心学”,它构成了对佛教“心学”的解构,也启发了程朱、陆王两大学派。对于周敦颐哲学的形态,学界历来有宇宙生成论与思辨存在论之争,而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判定周敦颐的本原概念“太极”究竟属“气”还是属“理”。历史地看,“太极元气说”诠释进路在周敦颐那里是行得通的;哲学地看,周敦颐又赋予“太极”以超越意涵,这集中体现在“神”的超越性上;再一方面,“太极”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它是人伦的终极本原。总之,从历史话语、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综合考察,周敦颐哲学与邵雍哲学一样展现出了从宇宙生成论跃向思辨存在论的努力,尽管两种范式的共存说明他们的形态尚不成熟,但这种努力已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理学开拓者。张载以“太虚”为核心范畴,一方面他有将“太虚”还原为“气”的倾向,亦即沿革传统“气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太虚”之“神”的揭示,使“太虚”具有了一定超越性,具有了成为超越本原之可能,这是张载哲学的创新之处。基于后一重向度,“太虚”不等同于“气”,二者是体用关系,即太虚之体借助气实现了万物的化生,其关系展现为“太虚→气→万物”架构。与此同时,太虚还是价值之体,借助“仁”实现人间的伦理秩序,其关系展现为“太虚→仁→礼义”架构。张载试图辨析“太虚”与“气”,并试图将“太虚”提升为超越本原,这比邵雍、周敦颐以“太极”熔铸一切的做法有所进步。中国哲学对“道”的追问至程颢、程颐兄弟转变为对“理”的追问,“理”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话语与思想系统“金字塔”的塔尖。“由道而理”的话语转换是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或范式转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这是中国本土哲学思维方式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即“本末”思维亟待向“体用”思维转变;另一方面,这又是时代价值观念重建的迫切要求,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强调“理”的实在性、道德性,以重建儒家价值观念的哲理基础。二程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是通过对理与气、理与性、理与欲等范畴的辨析建立起来的,“理”相较于“气”具有了更加自足与超越的品格,比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观念都更为成熟。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分别研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上的范式特点。就哲学使命而言,从天人学视角来看,理学家普遍推重的“天人合一”观念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以“天人合一于气”为主要形态,而隋唐时期兴盛的佛教则主张“万法唯心”亦即“天人合一于心”,二者产生了张力。有鉴于此,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针对佛教的“心学”体系,试图赋予“心”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以使之既区别于佛教的虚空性,又区别于中国本土哲学的经验性。对“天地之心”的追问成为理学的哲学使命及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本土哲学以“道”为本原追问之鹄的,以“本末论”为本原追问之方法,这种思维在追问“经验的存在之先”时简洁有效,但有不可消解的理论困境,即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多元论、本末分离。为解决上述困境,玄学与佛教作了许多探索,逐渐建立起“体相用”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否弃现实与伦理的倾向,走上了宗教超越之路。为了走向哲学超越,早期理学家扬弃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体用”思维,既实现了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又不舍弃现实与伦理。思维方式之变是理学发生的核心机制。就价值观念而言,理学对“天地之心”的追问不单是形式逻辑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重建构成了理学范式转换的重要一环。儒学自初唐开始复兴,强调道德,尊崇孟子,抬升“四书”,注重义理。在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上,“北宋五子”直入“心性”问题,赋予“性”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使之既区别于佛教思辨性的“空”,又区别于传统儒家经验性的“有”。二程“性即理”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上述工作的基本完成,理学实现了儒家价值形上化,儒家价值在哲理上获得了重建。此外,“北宋五子”关于“太极”“太虚”“天理”等的言说也集中体现了早期理学家较之以往的话语体系之变。总而言之,从哲学发生学视角来看,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佛学、玄学等相比,其哲学范式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向度上发生了显着转换,或者说,理学就发生于这四个向度的范式转换之中。

轩楷文^[4]（2020）在《宋代书院教师生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书院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涉及书院的教师、教学、藏书、祭祀、建筑等各个方面,但其中关于宋代书院教师生活方面的整体研究稍显薄弱。本文立足于微观史学的层面,从教育生活的视角出发,通过勾勒宋代书院教师这一群体在教学、治学、生活等方面的场景,展现出属于他们这一阶层独具特色的生活特点。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从书院教师所表现出的生活特点和价值追求中总结经验,以期为当代教师吸取书院教师的优秀精神,不断完善自身,提供借鉴。两宋时期,虽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在此社会背景下,作为有识之士的书院教师主动任教或创办书院,为培养优秀人才,传播学术思想而不懈努力。他们恪守民族大义,坚守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仰,身在庙堂之时,面对腐败政权,奸佞小人,敢于以下犯上,针砭时弊;身在乡野之时,不仅关注国家形势,亦以实际行动培养人才,影响地方风化。书院教师的高尚品德及责任感,使他们在教学中严谨认真,不仅能够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与学生一起研读,共同成长,而且也采取日课、月课以及随机提问、策问等多种考查方式,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书院教师在治学中不但孜孜不倦,严谨认真,而且致于藏书刻书,勤于着述之。他们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对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以及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并对自身的学术知识与学术素养有高度自信,另一方面对学术研究具有敬畏与虔诚之感。北宋建国后,统治者采取“以儒治国”之策,不仅为士人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参政议政环境,扩大了取士名额,而且也极大提升了整个士人群体从内心自觉涌现出一种“士以行道”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书院教师作为有志之士,也积极上书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他们主要围绕政治、军事、教育、民生等方面进行建言。此外,书院教师每有机会不但参与地方发展建设,而且也积极从事教育,以身作则,影响学生并促进了地方学术及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书院教师虽然比较清贫,但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守着儒者的人生价值信仰,每遇到需要帮助之人也慷慨解囊。在“以文立国”的国策之下,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儒学的发展完善,使得书院教师内心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方面要实行儒家“外王”路线,另一方面又要追求内在的自由和超脱。当“外王”路线存在困难时,书院教师转而投身于自然,在闲适生活中,通过一言一行的打磨,通过游山玩水、品茶、饮酒、写诗、焚香等活动涵养性情,修养品德。书院教师通过“寓意于物”,从而超然物外,把日常生活塑造成融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于一体的境界,从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此外,书院教师与好友通过互相写信、拜访、相约游玩等多样化的交往中,不但加深了彼此的友谊,而且对书院教师的学识精进、仕途发展、生活方式、处世心态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书院教师之所以能够做到在教学中认真,治学中严谨,交往中诚恳,生活中悠然,都来源于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人生信仰以及高尚的师德、仁心。通过分析宋代书院教师在教学、治学、交往、生活中的特点,一方面引导当代教师关照自己的内心,注重自身审美取向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丰满,从而自由而幸福地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另一方面呼吁当代教师吸收书院教师之精神,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学生关心爱护,甘于奉献,做一个“仁师”,为社会发展培育更多人才。

贾慧琳^[5]（2020）在《“赤子之心”的现代性流变及其美育内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作为中华美育精神重要范畴的“赤子之心”的现代性流变及其美育内涵进行深入探索,不仅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回声与延续,更对完成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话语的原初建构者,对“赤子之心”的现代性美育意涵阐发,具有一种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感。时代发展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物欲横流、感性泛滥,“人”似乎离美育所理想的状态越来越远,也似乎被我们自己创造的新文明和新经济秩序困累着。此外,全球化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原初就没有深刻挖掘传统并牢固复建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在国民思想建设层面并未发挥其本该有的强大力量。因此,在此新的历史语境下,重视中华美育精神的当代发展,对其重要范畴之一的“赤子之心”的传统道德意涵和现代性美育意涵进行研究,用自己的文化解决自己的问题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本项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主要谈“赤子之心”的传统道德意涵。该部分通过“婴儿”与“常德”,“赤子之心”与“良知”,“赤子之心”与“天地之心”三部分进行阐述,历史发展脉络隐含其中。从老庄的“常德”,到孟子及儒家关于“心”的扩充内容以及大量涉及涵养心性的功夫论论述都成为本章的主体内容。第二部分以晚明、梁启超对“赤子之心”的现代性转折为重点。心学泰州派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发展,李贽、汤显祖作品中个性解放、肯定私欲等现代性思想,是与宋明心性之学传统有明显区别的阐释。脉承心学传统的梁启超,处于新旧更替的特殊时期,他的《惟心》是对本土心学传统的不断淬沥,也构成该部分的重要内容。第三部分则是本文的重点,即为“赤子之心”的现代美育内涵,以王国维的天才论、朱光潜的游戏说、周作人的儿童本位思想、丰子恺的艺术生活思想为主,立足中西思想进行立体系统的阐发。这种由道德内涵到美育内涵的发展变迁,使“赤子之心”最终成为一个拥有丰富现代性美育内涵的命题,对当代社会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睿^[6]（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张志君^[7]（2019）在《中国古代书院与传统文化、历史名人之关系》文中认为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教育机构,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即东都洛阳紫微城的丽正书院。正式的书院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宋代着名的书院有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中国古代书院与传统文化、历史名人之关系。

张宁璐^[8]（2019）在《杨慈湖仁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仁一直是儒家的核心观念。杨慈湖认为“学而不仁,非儒者也”,仁于杨慈湖的人生与学术具有重要意义。杨慈湖仁学思想的重要特色在于与其心本论思想的紧密关联,所以本文对杨慈湖仁学思想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他的心学思想。杨慈湖仁学思想的立论根本是他的心本论思想。慈湖心学首先要“立乎其大者”,要求人开启显明本心,成就理想人格。心体本无体,心体作为一无体的终极实体,清明澄澈且变化无方。人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之所以不能呈现心体的本来面目,皆因为私意未消。意遮蔽了心本体使得人心不能朗现,人也就不能实现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行仁义。杨慈湖继承了陆门传统,重践行而轻议论,慈湖仁学之归旨乃是是践行仁。杨慈湖非常推崇孔子,他对仁的阐释基本上是通过对《论语》及其他有关于孔子的文献的诠释来表达的。在言说方式上他采取了程明道、谢上蔡及张子韶一脉的训仁方法,即以觉训仁。就其仁说思想实质内容而言,他更多的吸收了其师陆象山的仁说精神。杨慈湖的仁学思想内容丰富,他从不同的角度对仁进行了阐释。首先,他采用以觉训仁的言说方式,认为“常觉常明”,“觉之纯”是仁。其次,他以人心释仁,认为人能觉悟到心体的清明澄然万物毕照之状态是仁者之境界。为了保持心体的澄然自明,他提出了通过“毋意”的工夫来求仁守仁。最后,他阐述了仁与礼的关系。他通过理论建构消除了礼的外在强制性使其内化于人,让人们心悦诚服地遵礼向善,自觉地践行“仁”。文章采用了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文献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发掘杨慈湖仁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以期进一步推动慈湖学术思想研究的发展,丰富仁学思想的内容。

郭明^[9]（2019）在《王畿“先天正心之学”新探》文中提出学术界多从王畿本人对“先天正心之学”与“后天诚意之学”的分别中理解和把握王畿哲学,这虽然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却缺乏相应的历史性的考察维度。首先,王畿本人对“先天正心之学”与“后天诚意之学”的看法,是有前后思想差异的。造成此差异的原因,在于王畿对先天后天的体用义、形上形下义、自然义以及对于邵雍先天易学的宇宙生成论的理解运用的逐步深入。王畿晚年将“先天之学”的工夫论区分为“良知觉悟”与“良知翕聚”两个部分,二者“如环无端”、共同构成了“先天之学”的自然宇宙本体论图式和人的理想生存模式。于此对应,后天工夫为人为的、需对治经验因素的工夫系统,用以回归先天之学的自然理想闭环。先天之学强调激发和保任本体的力量来自然的达到即体即用的理想状态,而后天之学则侧重于对经验因素的省察克制来清理本体自然流行的通路。而王畿对先天之学思想的不断调整深化,内在的代表了王畿对四无说思路所面临的挑战和限制的应对与克服。此挑战和限制即是王阳明亲手加之其上的“不可轻易望人”这层根器的限制和“养成个虚寂的本体”的工夫隐患。同时,王畿对先天之学思想的不断调整深化,可以帮助理解王畿对王阳明哲学的调试改造。尤其是在心意知物关系重新的界定上。“意”的概念在王畿的“四无说”体系中,可以与“发用之明觉”意义上的“知”进行互训。这也可以帮助理解王畿的“一念”概念。最后,对王畿的先天之学的重新把握,可以帮助重新理解和分判王畿的“一念自反”、“信”、“悟”、“悬崖撒手”、“生死二念”“静坐调息”思路。其中,一念工夫和信、志等工夫属于先天之学的范围,悟属于王畿综合来说的权法,而悬崖撒手和生死问题则是后天之学的取向。因此,传统看法中王畿一意于“先天之学”而“提撕本体过重脱略工夫”的评价,其实并不客观。但王畿论学处处追求“简易直截”,将先天工夫与后天工夫的落实想的过于简单,这又是其“荡越”的一面。

苑恺^[10]（2019）在《张荫麟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张荫麟的学术地位十分特殊,受到了当时一批着名学者的瞩目。其史哲双修的治学路径和光辉灿烂的学术思想,是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第一章以张荫麟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叙论张荫麟的生活经历、学术成绩和人格精神。第二章论述张荫麟对往圣昔贤的研究,旨在阐扬张荫麟融合人格精神与历史成就的研究路径和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第三章论述张荫麟的哲学思想,介绍了张荫麟在伦理学、程朱理学、柏格森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成绩。第四章论述张荫麟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了张荫麟在西学东传和中西文化比较两个问题上的创辟胜解。第五章研究具有永恒魅力的《中国史纲》,介绍了《中国史纲》的写作背景和着述特色,并讨论了这部着作如何兼顾历史写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实践了张荫麟的通史写作理想。第六章整理了二十世纪学人对张荫麟的哀悼和追怀,这些诗文一方面可以说明张荫麟在民国学界的地位和以及张荫麟学术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学人心态。本文力求详细介绍张荫麟的学术成就,系统梳理张荫麟的学术思想,阐扬张荫麟学术思想中的价值和意义。

二、陆九渊的三个人学命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陆九渊的三个人学命题（论文提纲范文）

（1）多元文化背景下许衡的理学思想及其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2）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宋代书院教师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赤子之心”的现代性流变及其美育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古代书院与传统文化、历史名人之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8）杨慈湖仁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王畿“先天正心之学”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10）张荫麟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陆九渊的三个人学命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元文化背景下许衡的理学思想及其实践[D]. 何靖. 山东大学, 2021
• [2]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3]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D]. 张恒. 山东大学, 2020(08)
• [4]宋代书院教师生活研究[D]. 轩楷文. 河南大学, 2020(02)
• [5]“赤子之心”的现代性流变及其美育内涵研究[D]. 贾慧琳.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6]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中国古代书院与传统文化、历史名人之关系[J]. 张志君. 领导科学论坛, 2019(18)
• [8]杨慈湖仁学思想研究[D]. 张宁璐. 山东大学, 2019(09)
• [9]王畿“先天正心之学”新探[D]. 郭明. 南开大学, 2019(03)
• [10]张荫麟学术思想研究[D]. 苑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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