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村卫生室的设置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村卫生室设置（论文文献综述）

吴家煌^[1]（2020）在《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为了满足农村地区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在大量文献资料与问卷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日常工作与一线抗“疫”中的观察,对新医改以来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其做法与成效,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原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构建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新路径。闽侯县在强化政策支持、改善农村卫生执业环境与激发农村卫生人才积极性方面做出努力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农村卫生人才培养依然面对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村医疗卫生环境不佳,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卫生人才整体素质偏低,成长环境较差,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效果不理想,农村卫生人才不善于处理医患关系且在重大传染病面前应对能力低。上述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有:政府对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办法不新,没有充分利用驻地高校与省城资源优势;医学教育由于育人理念、教育内容与实践教学方面的缺陷,无法培养出能够满足农村卫生人才需求的专业人才;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水平较低、乡际交流缺失、个体发展意愿不强,显得内生动力不足;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很好发挥助力作用。基于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政府、医疗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城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共同努力,推进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政府层面,要转变理念,引进人才,保障农村卫生人才权益,利用驻地高校提升培训效果,健全农村卫生人才人事管理,建立成长激励机制,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提升农村卫生人才的医患关系处理能力与传染病应对能力。医学教育层面,要更新育人理念,提升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改进实践教学,创新培养模式,助力农村卫生人员加强岗位培训与继续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层面,要提升管理水平,开展乡际交流,加强中医学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城市卫生机构层面,则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

郜清攀^[2]（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江平^[3]（2019）在《城乡统筹视角下的盐津县县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特别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差距较大。在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之下,研究适宜于县域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方法,有益于解决现状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中存在的服务短缺区和低效率的问题,从而实现合理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基于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分布特征、存在问题,各指导意见及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本论文通过因子分析法比较各乡镇的总体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用可达性分析和可用性校核各级公共服务的设施服务覆盖范围以及设施承载能力。以不同出行目的时间成本作为设施分级配套的出发点,在考虑居民需求的同时从县域的层面统筹考虑具体的地形、交通、灾害、人口、经济等因素以及不同设施之间的相互替代、设施服务模式的选择,划分居民的设施使用生活圈得到对应的有不同层次的服务中心的共享圈,形成一种全面覆盖、协同共享、分级可达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系,从而提高县域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本论文选取盐津县为样本,以“分级供给,协同共享”为切入点,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终极目标,从县域的层面探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适当突破行政界线限制的、基于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规律的县域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模式,来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内容和范围进行统筹考虑,查漏补缺,有利于因地制宜、多快好省地提高公共资源投入的科学性、集约性,给以盐津县为代表的县级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提供一定的借鉴。

任飞^[4]（2019）在《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古今中外的无数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都将社会正义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当前,社会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价值追求,全面地嵌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卫生领域也不例外。政治学的正义研究与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正义理论的每一个重要成就都能够应用于生命健康领域。从历史经验来看,健康正义的实现依赖于国家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健康保障的制度安排。而医疗服务作为健康保障的重要内容,国家对于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健康正义的实现程度。理想状态下,医疗服务是一种公共需要,应全部由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予以保障。但现实中,当难以保障全部医疗服务时,国家通常是量力而行地选择部分医疗服务来向全民提供。而这部分医疗服务在国家制度安排下被赋予了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称之为“基本医疗服务”。但不可忽视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在使用时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这就需要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摒弃其私人物品属性,通过实现“规模效应”和提高“排他成本”来赋予其公共物品属性,才能体现健康正义。有鉴于此,政府遵循社会正义原则通过构建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便成为应有之义。这种正义的制度安排便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从社会正义视阈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梳理相关的理论缘起。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正义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重要价值。正义思想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罗尔斯的先验主义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社会现实主义正义观的理论养分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实现路径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切实的操作指导。公共物品理论的学者们则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其供给的政府责任,同时提出了如何避免纯公共物品的“公共地悲剧”与准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和“拥挤效应”的思路。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原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的深刻揭示,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集体行动逻辑”的阐释和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传导作用分析,对于当前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具有直接的帮助。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我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更加坚定了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正义分配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第二章开始聚焦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进行研究。从我国当前医疗服务体系来看,政府无力将全部医疗服务转化为公共物品,仅能聚焦于基本医疗服务。这种现状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考量。从历史变迁来看,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国家统揽的、广覆盖式的、较低水平的、较强公平性”的医疗服务体系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逐步走向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虽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医疗服务公平性也出现了下降,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同时在城乡、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下,不同地区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不同群体的医疗服务需求和获得能力都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因制度安排的缺陷被不断强化,更加凸显出我国医疗服务的供给总量不足与分配不均等问题的严峻性。经过认真反思,理论界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医疗服务需要重塑公益性。但局限于国家公共财政能力,我国并不宜实行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只能选择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医的机会均等和结果公平,让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正义,成为我国医改的重要努力方向。在此背景下,我国自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明确提出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作为基本原则,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健康公平”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党和政府也始终对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给予深切关注,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纳入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之中,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新医改无疑是合乎国情和符合正义原则的。但面对区域差异和强大的制度惯性,国家对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显然难以一蹴而就。目前,新医改推行已十年,改革成效究竟如何?是否实现了改革目标?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解决?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倘若不符合,如何改革才能推进正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在第三章中,本文基于社会正义原则对我国当前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虽然新医改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在社会正义方面仍存在四大缺憾:首先,基本医疗服务权利的正义缺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缺乏法律保障,不同群体在“个体差异、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能力”存在着显着差异,权利平等并未能完全实现。其次,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的正义缺憾。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仍存在医疗资源总量不充分、部分政策失灵和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医疗服务供给者逐利的行为逻辑未根本转变、人均医疗费用增速仍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利益集团吞噬了部分改革成效、地域和城乡之间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功能错位。再次,基本医疗服务分配的正义缺憾。分级诊疗消亡后重塑艰难,无序就医严重阻碍了基本医疗服务分配时的机会均等。重塑分级诊疗体系的努力,如多点执业、医联体等制度,仍面临着制度壁垒和实践困境。最后,基本医疗服务支付的正义缺憾。我国最能体现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仍存在着“非全国统筹的俱乐部壁垒、平等原则下的公平缺失和非强制筹资破坏机会平等”等问题。这四个方面的缺憾表明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仍未完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平。那么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当如何构建呢?第四章从国外主要典型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英国的国家包办型、美国的市场主导型、德国的政府主导型、新加坡的公私功能互补性）中提炼出有助于推进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的合理要素,即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政府主导和尊重国情。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正义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应涵盖“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即从法律上赋予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以区域纵向医联体为单元重塑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以强制性分级诊疗保证基本医疗服务分配公平、以逐步提高医保基金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来保障结果公平。同时,通过对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行性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执政党对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以及我国政府所具备的主导地位赋予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政治可行性,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公共财政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加大基本医疗服务的财政投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人民群众对于医保制度整合的期盼和改革风险的制度规避奠定了该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社会可行性。但正义缺憾的弥补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彻底实现“权利正义、供给正义、秩序正义和保障正义”,需要对所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有着清晰的认识,要坚持“改革和稳定的平衡”原则统筹推进:第一是加快立法进程,赋予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第二是加快资源整合打造紧密型医联体,强化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第三是实行强制性分级诊疗,以合理的程序设定化解无序就医难题;第四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体社会成员强制性参保,建立公平的医保筹资方式,同时逐步提高支付比例直至全额支付。面对资源整合时条块分割的路径依赖、差异性需求下的共识分裂、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潜规则引发的过度医疗风险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渗透与绑架风险,实现基本医疗服务正义分配需要由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由改革相关方共同参与改革方案设计增强制度共识,以制度理性破除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全国统筹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保障能力,依赖监管机制创新切断过度医疗的诱因传导,形成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错位发展格局,才能最终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改革目标。

张子琪^[5]（2018）在《基于资源与需求的浙北乡村社区老年服务体系营建》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状况发展呈现城乡倒置格局,乡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日渐严峻,集中体现为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与长期滞后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之间的矛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直面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重大挑战。本研究从问题的先发性和研究的可行性出发,以浙北乡村地区作为研究的主要地理范围,采取问题切入——动力提取——条件解读——系统构建——策略提升的研究路径,以既存设施问题为出发点,基于资源和需求两个方向进行探究,分别从宏观角度窥视养老服务体系与历史及社会发展结合的资源流动规律,和从微观角度收集与分析使用者的具体行为特点和要求,最终回归到探析适应我国国情的乡村老年服务体系营建和设施建设的策略。具体从四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从既有乡村老年设施建设与利用现状中显现的问题出发,通过系统分析将现象归因为规划重叠与疏离的问题增生、功能闲置与缺失的矛盾并进、服务来源与责任的被动转移,以及运支持与建设的恶性循环四个层面;并从问题共性中提取出忽视乡村情况、定位细分模糊、需求认知偏差、系统建立缺乏、提供总量不足的发生本质。（2）基于对共性问题本质的探析,提出“乡村养老资源”与“乡村老人需求”是当前乡村老年服务体系和设施建设提升的外在驱动力与内在驱动力,进而对这两种驱动力的前提、基本概念以及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定义了作为乡村养老资源的经济、建设、服务与精神资源的主要内容,以及归纳乡村老年人需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动态性与多样性、当下性与未来性的基础认知。（3）以作为外在驱动力的未利用的资源,以及作为内在驱动力的未满足的需求为线索,从乡村老年设施为核心,一方面向上植根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梳理与解读乡村老年服务体系的内在机制,定义“模式”为社会环境限定的资源供需框架,“服务”为资源供需流动的具体组织形式,以及“设施”作为资源接收终端的实体表现,并归纳从模式、服务再到设施的养老资源流动渠道;另一方面向下深挖乡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具体运用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对乡村老年人这一目标人群样本进行实地调研以及量化分析,并探索从对象到需求再到设施的老年服务设施的设计导向。（4）以顺应机制、跟进机遇、利用资源、满足要求的研究思路,系统构建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的整体内容框架,在政策指导、服务架构与设施空间三个层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营建策略:政策上提出经济、保障、体制和文化四方面的政策支持要求;服务上提出多类型老年服务需求、多方面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多元化服务主体和根据乡村社区组织形成的养老服务组织架构;设施空间上提出基于要素综合的乡村老年设施规划,以及从使用者出发的乡村老年空间设计策略。

陈慧^[6]（2018）在《两次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比较研究 ——以全南县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医疗卫生与健康问题始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话题,二者息息相关。注重医疗卫生不仅能够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以期达到预防疾病、提升全民健康的效果。而国民健康水平得到提高,也能推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增强国力。由此可见医疗卫生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纵观历史发展,中国社会对医疗卫生及其健康的认识基本上经历了懵懂、消极、探索、积极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村的医疗卫生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开辟了新道路,也就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一制度开创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虽然“中国模式”经历了挫折,好在吸取经验教训,又开创了新路径（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继续前行。而与两次合作医疗制度息息相关的的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在不同的时代更是有着其时代的特征,不论是旧农合下的“赤脚医生”还是新农合下的乡村医生,也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本文通过对两次合作医疗制度下的“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在选拔条件、学习培训、工作管理、报酬待遇、医患关系方面的比较,从而发现“赤脚医生”与当前的乡村医生存在若干的显着差异。通过这几方面的比较研究,从选拨条件来看,绝大部分赤脚医生来源于中草药学徒,选拨条件严格,较为年轻,文化程度不一,而乡村医生大多通过考核,获得乡村医生证书而来,年龄相比赤脚医生呈现出老龄化趋势,文化程度相比赤脚医生较有提高,基本上达到中专文化水平,但从社会整体来看,医学学历偏低。从学习与培训上来看,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都存在着培训次数不足的情况,赤脚医生由于来源不一,因此学习情况也存在着差异,但都为全科学习,一大部分以中草药学徒出身的赤脚医生通常是短期培训,即可上岗,而其他则是通过几年专业学校培训,总体来说,培训方式以就地培训为主,择优培训为辅,交叉于省市培训,更侧重实践;而乡村医生年龄大的则由赤脚医生转化,年轻的则通过正规专业学校毕业,而后考取乡村医生,其培训内容贴近农村实际,更为精细,方式上看,就地培训为主,且相比赤脚医生来说,省市培训的次数明显减少,并且重于理论,轻于实践,培训时间严重不足。从工作管理上来看,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工作总体上都以预防为主,乡村医生的工作量比起过去的赤脚医生加大,药品使用上,赤脚医生侧重中草药的使用,而乡村医生大多数偏重西药,中草药几乎不用,在管理上,赤脚医生接受队（村）与公社（镇）、卫生院的双重管理,而乡村医生接受乡镇卫生院与县卫生局的并轨管理,行政上归于村,但相比过去,明显行政管理脱节,乡卫生院的指导并不到位,并且相比过去,思想道德教育缺失。从报酬待遇上来看,赤脚医生工资水平属于乡土社会的中上层水平,而乡村医生相比过去则属于乡土社会的中下层水平,养老问题亟待解决。从医患关系上来看,赤脚医生时代属于一种平等和谐的医患关系,乡村医生继续发扬这种平等和谐的医患关系,但由于医疗技术水平和就诊设施条件的限制,以及新农合制度的多种弊端,这种平等和谐的医患关系受到动摇。总体来看,新农合下的乡村医生比起赤脚医生在医疗设施、医疗技术水平上都有很大提高,但相比过去的赤脚医生,很明显,现如今的乡村医生与之相应的制度、措施与服务还存在较多的弊端,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中国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络网底“守门神”的重任,不能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需求和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通过各方面的比较研究,对当前我国乡村医生发展的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如政府应加强对基层医疗的投入和建设,包括提升乡村医生中西药结合、基本药物方面等方面的业务能力,以达到拓宽乡村医生医疗服务多样性的目的;强化和完善乡村医生的培训制度,充分满足乡村医生培训活动的经费,培养年轻的后备乡村医生;加强建立科学的管理系统,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突出激励机制的作用,分类利用专业化才能;提高乡村医生的工资水平,完善养老机制,提高乡村医生的工作热情,积极推进乡村医生的正规化、社会化等等。

唐尚锋^[7]（2018）在《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旨在梳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迁移路径,构建乡村基本公共卫生协作系统绩效评估模型并对分别由公立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主导的主流和特殊公私协作模式进行绩效循证比较,明确项目绩效的内生规律和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之间关系,提出以系统绩效改善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公私协作管理策略,为完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提供理论支持。【方法】（1）文献研究法。基于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和中文数据库CNKI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变迁,分析系统动力学理论,并分别通过词频分析法和Citespace引文可视化图谱分析法界定公私伙伴关系内涵和探索公私合作研究前沿。（2）现场调查法。第一阶段于广东、湖北、河南和重庆进行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过程和项目绩效的基线调查;第二阶段于湖北、河南和贵州的12个农村公私协作系统收集最新的绩效数据;第三阶段于对河南某案例乡镇分别由民营医院和公立卫生院主导的公私协作模式绩效进行监测,为绩效循证提供数据支撑。（3）德尔菲法与熵值法。通过德尔菲法评价协作系统绩效评价指标框架,筛选绩效评价指标和确定权重,并运用熵值法优化部分客观绩效指标权重系数。（4）数理统计方法。在公私协作要素与项目工作绩效关系的研究中运用相关性分析。运用加权TOPSIS法综合比较主流和特殊公私协作模式绩效,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别分析慢性病患者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5）定性比较分析法。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验证培训、分工协作、督导考核、激励约束、沟通反馈等五大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假设。（6）系统基模分析与流位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彼德·圣吉系统基模诊断公共卫生绩效增长问题,并借助流位流率入树建模法规范构建公共卫生绩效系统动力结构流图。（1）农村地区存在分别由乡级公立卫生院和民营医院主导,私立村医参与,政府部门监管的主流和特殊类型的两种公私协作模式。为达到多方共赢目标,乡村主体间探索形成了包含业务培训、监督考核、沟通交流、激励约束等在内的公私协作机制。（2）公私协作系统公共卫生绩效概念框架结构、过程、结果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公共卫生项目绩效内生主线是通过扩大重点人群覆盖面、个体项目的服务内容以及群体项目绝对数量,增加服务相对数量和规范性等来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度、重点人群健康、群体项目效果等。源于外生变量对中间变量的作用以及中间变量、过程变量以及结果变量内外部相互影响,公私协作机制直接对中间变量和过程结果变量产生影响。（3）在排除干扰因素后,典型案例的公私协作系统综合绩效随着时间向后推移而呈现逐渐递增关系,主流模式绩效整体优于特殊协作模式,主要源于结构绩效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尽管特殊模式在结果绩效呈现下滑趋势,但仍然优于主流模式。两者在协作制度要素直接产生的绩效上差异不明显。（4）公私协作紧密程度、激励机制和督导考核影响项目绩效的根本因素,高绩效结果受监督考核机制的影响。在协作不紧密或监督考核强度较弱的情况下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导致低项目绩效,而高绩效结果与激励约束机制无关。服务能力影响绩效的前提是开展紧密协作,与经费激励挂钩的高强度督导考核和高强度技能培训是提高服务能力的重要方式。【结论】过程和结果绩效源于有效的公私协作机制,协作紧密度与督导考核机制影响较大。案例表明中卫生院主导的协作模式绩效优于社会资本主导的特殊模式,但其所在特殊地理位置、积极性不容忽视。时间是决策者采用社会资本主导提供公益性服务不得不面临的风险,同时决策者需要关注由于潜在重点人群基数的不确定可能导致出现牺牲重点人群筛查绩效来维持较高的管理水平,进而将新晋重点人群拒绝在免费项目之外的现象。为了提高协作绩效水平,本研究建议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加强关系治理,提高乡级协作管理水平,奖励和约束机制并重,加【主要结果】强人才内涵建设,准确把握重点人群对项目的合理需求。【创新与不足】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1）基于定量比较为主流公私协作模式绩效优于特殊型协作模式以及发现时间是社会办医疗机构公益行为的关键风险因素提供了证据支撑。（2）基于定性比较分析论证了公私协作机制与绩效的循证关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结构流图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熵值法仅对部分客观指标权重进行了优化,部分主观性指标赋分值得进一步推敲。（2）受样本量限制而设计的公私协作机制解释变量有限,公私协作机制对绩效的作用难以完全避免受研究者主观影响。

周长友^[8]（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田孟^[9]（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认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万兰芳^[10]（2017）在《分化与整合：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橘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分化与整合视角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机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政府开始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开始进入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在19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政府权力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直接控制,但由于政府在资源的再分配功能方面的增强,使得农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还是能够时刻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存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同时推动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农民们不再单纯遵循“自给自足”的安全生存逻辑了,他们更希望通过参与市场交换发展致富。因此,分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的行动,除了他们自身所在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以外,政府和市场的影响也是分析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变量,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也对农民的行动构成限制,共同形成对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规范。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传统的封闭性乡土社会业已变成了一个兼具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村庄,公共性的构建成为了当今农村和农民问题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以社会整合理论为基础,建构起“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角分析框架,以一个柑橘产业村庄橘村作为研究案例,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发展变迁和构建问题。首先,从乡村社会的内源性公共性构建来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人际网络结构,“关系”是将个体整合于群体的联结纽带。农民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生产劳动过程中经常通过换工与雇工解决劳动力的不足,红白喜事中也经常进行礼尚往来的人情交往,互惠是大家相互往来的主要目的,每个人都织起了一张具有保障功能的社会网络,从中可以随时获得劳力、资金、信息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其次,从市场整合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来看,市场体系是一个层级制的社会结构,“利益”是将个体整合于市场体系的联结纽带。农民因为发展产业参与社会分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模式,他们与外在的社会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团结。农民只是处于社会大分工体系之中的某个特殊的一环,个人利益的满足是建立在他人利益的实现基础之上的,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还须顾及到他人和公共的利益,而人际关系和权威结构在市场活动中的介入可以形成对不同市场主体或群体之间利益的有效调节,并成功规避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最后,从政府整合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来看,政治结构是一个科层制的社会结构,“权力”是将个体整合于行政组织的联结纽带。在现代社会的法理型统治之下,这种作为团结黏合剂的“权力”具有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是各种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形式主义的外在制度安排,以规范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运行秩序;也体现为对国家公共财产的汲取和再分配,并面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还体现为为了全体人民利益实现的一种价值引领和追求,比如爱国主义、保护环境等。研究发现:从乡村社会公共性生产的范式转换来看,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社会构建的是一种纯粹的“官”办公共性,土地分家到户以后的个体化时代构建的是一种“政府—市场—社会”均衡互动下的“新公共性”;从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内在机制来看,政府遵循的是一种基于支配的科层逻辑,社会遵循的是一种基于互惠的合作逻辑,市场遵循的是一种基于分工的交换逻辑;从乡村社会整合的内在团结纽带来看,权力、利益普遍进入了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关系+利益+权力”成为乡村社会团结再造的复合纽带;从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现实困境来看,政府公共资源的非均衡和不稳定分配,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异化,劳动力外流致使村庄陷入“过疏化”等等,都对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构建形成了挑战,需要突破城乡二元的制度性障碍,多措并举促进乡村社会的公共性生长;从比较的视野来看,对于走个体化发展道路的村庄而言,村集体公共资源的枯竭是制约其内源性公共性生长的重要原因,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建立起农民个体和村集体的利益关联,再造村庄集体经济,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公共性构建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强调:第一,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背景下,社会分化普遍发生,必须通过对乡村社会的多元整合与团结再造才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第二,市场在解决小农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上并非注定必然失败,橘村的发展经验可供当前农村的产业化发展和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参考和借鉴;第三,要破除城乡二元的体制性障碍,使得从乡村社会“脱嵌”的个体能够“再嵌入”到城市社会结构之中,并最终达到城乡人口和资源分配的一种新的动态平衡;第四,政府要通过再分配体制促进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更加公正的分配,向农村持续注入公共资源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公共性供给的城乡差距。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村卫生室设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村卫生室设置（论文提纲范文）

（1）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城乡统筹视角下的盐津县县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资源与需求的浙北乡村社区老年服务体系营建（论文提纲范文）

（6）两次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比较研究 ——以全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10）分化与整合：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橘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村卫生室设置（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以福建省闽侯县为例[D]. 吴家煌.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2)
• [2]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城乡统筹视角下的盐津县县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研究[D]. 江平.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4]社会正义视阈下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D]. 任飞. 苏州大学, 2019(06)
• [5]基于资源与需求的浙北乡村社区老年服务体系营建[D]. 张子琪. 浙江大学, 2018(01)
• [6]两次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比较研究 ——以全南县为例[D]. 陈慧. 江西师范大学, 2018(10)
• [7]公共卫生服务公私协作机制与系统绩效的循证研究[D]. 唐尚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3)
•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10]分化与整合：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橘村为例[D]. 万兰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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