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办好法制节目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胡杨[1](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认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王晓霜[2](2021)在《“泛娱乐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随着网络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呈现出政治多极化、思想文化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泛娱乐化”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夹杂在其它社会思潮中不断传播,充斥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尤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一定的冲击。深入研究“泛娱乐化”思潮的消极影响及对策,是高校办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题中之意。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概括,在学习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目标、提出问题,整理思路,从学科发展、教学提升等方面确立本主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理论为指导,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比较研究等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践,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为基本思路,对本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首先,通过对“泛娱乐化”思潮的发展过程、表现特征的分析认识,揭示其本质。“泛娱乐化”思潮随着电视媒体时代的来临孕育产生,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愈演愈烈,成为西方社会传播其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的一种社会思潮。以“娱乐至上”为价值目标,影响着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究其本质,“泛娱乐化”实则是资本逐利的工具、盲目娱乐的思想潮流、更是西方社会消解社会主义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手段。其次,分析“泛娱乐化”社会思潮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良影响。“泛娱乐化”思潮通过电视媒体、网络技术,夹杂于其他思想文化之中。以网络舆论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中进行传播,必然影响着作为网民主要群体的青年大学生,也影响着受众面广、目标要求高、更新程度快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影响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对象。“泛娱乐化”以其政治态度的“非政治化”、道德追求的“去崇高化”、价值观念的“虚无化”、审美取向的“低俗化”,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认同、道德修养、价值选择、审美追求。第二,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具有明确的思想性、政治性、理论性等特征外,还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它与社会生活、国家发展、学生的人生成长及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泛娱乐化”社会思潮以其“娱乐至上”的价值目标追求,混杂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之中,以网络舆论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念、文化思想,影响着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的传播;第三、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教学效果的评价等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消减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效果。再次,解析“泛娱乐化”对高校思政课造成消极影响的原因。第一,网络技术的崛起、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消费文化的刺激,对传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难度增加;第二,高校思政课传统教学与新兴媒体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与思政课教学强调的“寓教于乐”混淆不清;第三,“五唯标准”转向“以生评教”的评价机制中,学生评教尺度的标准不一;第四、受青年学生的猎奇心理,精神压力,从众心理的影响,欠缺抵制“泛娱乐化”思潮的能力,是“泛娱乐化”思潮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成效的主要原因。最后,探索高校思政课抵制“泛娱乐化”思潮的对策。第一,“办好思想政治理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提升教师的亲和力、引领力和人格魅力,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克服思政课娱乐化倾向;第二,一个人的精神上“缺钙”,就容易精神空虚甚至陷入精神荒漠,既不能感受精神生活的丰满充实,更不可能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突出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地位,以理想信念补大学生精神之钙,以中国优秀文化育大学生之德、以社会主义法律规大学生之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力,防范娱乐化在大学生思想中进行价值越位。第三,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通过加强新媒体与思政课的有效融合,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化教学实践活动,构建新媒体时代师生互动新平台,创新高校思政课线上交流形式,打造网络育人空间,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
闫佳伟[3](2021)在《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立德树人的重要价值意义在该意见中得到了明确规定,并将其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也是实现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要求。21世纪以来,课程改革不断推动着教育体系的深化,使我国的教育既满足时代性又具有规律性。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有力推动着育人方式的不断变革,使我国在提高育人水平的同时也能提升国民素质,对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教育发展的前瞻性与人才培养时代性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中学阶段处于学生成长的关键期,在学校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与长远意义。因此中学的教育需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旗帜,在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念上严格遵循党的教育大政方针,秉持学校的立校文化与育人目标,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本研究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学阶段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首先,本研究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对立德树人进行历史溯源与理论研究,基于传统文化及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立德树人的发展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与育人导向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时代责任、具体内涵与价值意义。其次,基于现实审视的角度,对本研究中的个案F中学立德树人实践进行研究,并将实践工作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进行对标分析,从课程、文化、活动、实践、管理、协同六个维度,将该校德育工作进行归类梳理。从立德树人的顶层设计、实践落地、管理效能三个角度对个案进行研究,总结该校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方面的有益经验与成功做法。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中的目标、内容和协同机制三方面,反思出当前该校主要面临的德育目标体系建构不清、大中小幼德育体系衔接不畅、德育课程体系建构不全、德育综合实践创新力度不大、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程度不高等亟需进一步提升的问题。在反思的基础上,从《指南》指要求的六个维度出发重构该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实施路径。最后,本研究继续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诸多要素中核心的三方面内容,即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机制、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内容机制以及落实“三全育人”的协同机制,给出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完善建议。
于瑶[4](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教育部[5](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认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赵安琪[6](2020)在《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效应研究 ——以山东省R市电视问政为例》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公众参政议政意识的觉醒,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变得尤为重要。有效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媒体作为公众与地方政府间沟通的渠道,为公众行使监督权提供了路径。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融媒体拓宽了公众的监督途径,丰富了公众与媒体的监督形式,使得融媒体监督在地方政府治理中发挥出更显着的效应。当前,学界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的研究多是从治理模式、治理路径的宏观方向出发,对于媒体监督在地方政府治理的作用研究则多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缺少结合时代背景深入分析融媒体监督效应的研究,因此,以治理理论、政治沟通理论为理论基础,围绕地方政府治理、融媒体、监督效应等关键词进行研究,对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升融媒体监督效应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探讨融媒体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监督路径与发挥监督效应的一般性规律问题是本论文的主旨。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选取具体的实证案例进行研究。电视问政作为借助融媒体平台而开辟的全新问政节目,是媒体和公众行使监督权利、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也是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具体实践。选取电视问政这一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融媒体监督实践为研究切入点,切合研究主题,使得论证更具应用性。通过介绍电视问政节目的流程与角色设置,可以分析融媒体平台如何发挥监督作用,公众又是如何借助融媒体平台行使监督权利。通过分析出电视问政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的监督效应,归属到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效应的一般性规律,对于改进电视问政的内容与形式,更好的发挥融媒体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监督效应提供一定的思考与借鉴。本论文以监督效应为中心展开论述,从山东省R市电视问政的具体监督实践出发,梳理2017年—2019年之间的14期电视问政节目的内容,分析R市电视问政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和监督现状。再选取样本,既对监督效应进行实际效果的微观量化,又对监督效果进行宏观的分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论证电视问政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监督效应。最终由电视问政这一具体案例延伸,对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效应进行分析,探究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效应不足的困境与原因,以此提出构建以电视问政为中心的民主监督体制、公众协同治理的完善对策,完善融媒体监督机制,来实现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使得地方政府向着政治民主化、治理现代化方向迈进。
袁博[7](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认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李丽[8](2020)在《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治要良好运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公民深厚的法治观念是其必要条件,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农村法治社会有效建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然而与国家法治化进程相比,农民的法治观念还明显不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也愈显无力和低效。现实抵牾催促着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进行反思和检视,以实现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良性质变。缺乏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只有明晰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进一步把握培育农民法治观念的精髓和理想进路。法治是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作为上层建筑,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中国法治必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法治观念是法治的个体观念表达,是个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象与法治规律的主观心理感受和把握,是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法治观念包含法治认知、法治情感、法治意志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结构要素。新时代中国农民的法治观念是指农民个体所具备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主观心理感受和内在自觉。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是培育者与农民的双向互动,既包括培育者的法治教育引领过程,又包括农民自主建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法、培育环境四要素,遵循法治知识的传授与教育、法治实践的体悟与认同,法治环境的联动与耦合的培育机理。我们对农民法治观念的内在结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和运行机理的理论解答,搭建起了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架构和模型。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指向的“农民”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整体意义上群体,拥有广义的外延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判断,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规划,新时代背景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新际遇。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农民法治观念的提升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造了条件。理论概括是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重要方式,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引。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农民教育思想作为其理论成长点和根基,并提取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借鉴西方的成熟学说。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依托。历史是真理之母。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应链接历史,感悟历史经验对现实的启迪与昭示。改革开放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点。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经历了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起步阶段(1986年——1996年)、展开阶段(1997年——2011年)和新时期(2012年——至今)。脉络的梳理使得培育经验愈加清晰,四十多年来,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遵循;采取“送法下乡”模式,将农村纳入现代法治建设的轨道;紧抓依法治村,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制度平台;坚持德、法共治,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在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作用;开展农村立法、司法、执法建设,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透过历史之境,总结培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提供历史参照与借鉴。疑乃思之始,问乃学之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是实践的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最优良的方法论传统和最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新时代农民的法治观念既有积极表现,也确实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法治期待产生,但司法认同度不高;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在新时代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农民主体性的缺场,“唯培育者为主体”倾向;培育内容多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法治的价值内涵;培育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方式,忽视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各培育主体未形成有效合理,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培育微观环境不佳等多维度困境和挑战。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全面、深入、辩证地挖掘问题根源,能深化我们对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当前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抵牾,有利于定位化解矛盾的着力点,为构建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理路提供现实指引。在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新要求,呼唤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回归和彰显,探究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路向。理论、历史、现实像是三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必须坚持培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主体间性原则和本土化原则,以完善农村法治建设、促进农民全面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提高农民法治认知、强化法治情感体验、增强法治信任、培养法治思维为具体目标,构建多层次培育目标体系。根据农民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培育环境与资源,结合农民法治需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取向,培育应采用“唤起民众”式培育法、法治实践体验法、生活化培育法,重点培育农民的法律至上观念、权利保障观念、依法办事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可遵循以下路径开展: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凸出重点农民群体的培育工作,明晰各培育主体责任,共同构建“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的培育大格局;通过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机构设置、加紧队伍建设、强化经费保障、健全评估体系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让农民在各类法治活动中,在依法治村的实践中,在纠纷处理解决中深化民主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法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构建“一核三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等途径优化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乡土环境。
郭海洋[9](2020)在《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文中指出地方教育史一直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研究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的发展历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还原近代石家庄地区教育的历史面貌,探索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石家庄的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本研究共分为八章内容,第一章内容为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主要概述石家庄古代教育史的发展过程和总结石家庄古代教育的特点。第二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介绍了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石家庄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概况。第三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第四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主要阐述了中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第六章内容为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第七章内容为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第八章内容为石家庄新教育的特点与启示分析。石家庄传统教育自先秦时期历经了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与跌宕起伏,为近代石家庄新教育的萌发奠定了重要基础。“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近代教育渐成体系。20世纪初,新学制的相继出台,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石家庄地区新式小学堂的创办,让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创办新式教育的必要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石家庄地区的书院相继改为高等小学堂,比如,栾城龙冈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获鹿县和正定县都成立劝学所,倡办新学。近代石家庄中学堂的发展比较缓慢,清末时期主要有两所,即赵州官立中学堂和正定府官立中学堂。随着新教育的兴起和新式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创办近代师范教育的历史需求凸显而出,它是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石家庄地区的师范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为本地区培养了充足的师资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石家庄随即沦陷,这一时期石家庄存在着日伪殖民区和中共根据地两种政权形式,在日伪统治地区,为配合其军事和经济侵略,日伪当局采取多种奴化教育手段,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企图建立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以维持其殖民统治。随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恢复创建学校教育。石家庄地区在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下,各区县的根据地开始恢复办学,并创办了一批新学校,学校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了一批抗日游击学校以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些学校没有固定的学制和班制,但是这一系列教育举措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清末及民国初期石家庄未出现高等教育,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办学,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石家庄开始创办正规化的高等教育,其中着名的华北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学教育从此走向正规化。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领导、各类骨干人才,成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通过研究石家庄地区的教育发展,可以发现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经了两次高峰时期,其中石家庄教育事业在古代时期发展较好时期是在元朝,一度成为了河北地区乃至北方的一个教育中心,书院教育较为突出,出现了着名的封龙书院;近代以来,20世纪初石家庄教育达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期,新式教育兴起,随着石家庄近代化的历程,教育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回顾石家庄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石家庄地区教育兴与衰主要是受到了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最大。纵观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同时,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发展有一定滞后性和其自身特点,这也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原因共同决定的,就此,在最后一章也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黄莉[10](2019)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产生的一种情感依附与心理归属,是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对政治体系产生的强烈信仰,在行动上更加规范与自律,以使自身政治行为与所信仰的政治体系要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致。政治认同无论是对社会成员还是政治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群体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青年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力量。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是否光明。因此,研究大学生政治认同对维系和增强我国的政治认同以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与深水区,国际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凸显。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各种新媒体异军突起,一方面凸显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渠道与途径,使得公民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信念、政治行为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政治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之趋于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社会上思想最为活跃且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网民群体最易受到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及其环境的影响,其政治认同状况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简言之,作为网民重要群体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景象,这亟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媒体作用。习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论述,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景象,积极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我们应当以立德树人原则为基础,利用新媒体化解负效应、善用新媒体传播好声音、巧用新媒体凝聚新共识,找到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正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养出合格人才。本文从新媒体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入手,将大学生政治认同划分为政治价值认同、政治实体认同、政治工具认同和政治效能认同四个具体维度,并从上述四维度出发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认同四维度上表现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概括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与双重变化。从总体状况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在主流上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谓认可与质疑交织。这种现状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它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重变化。从积极方面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态度从消极型转向积极型,认同类型从潜藏型转向主动选择型;从消极方面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认同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虚假认同趋势,且政治信仰弱化加剧,政治认同状态更具暂时性与易变性。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全球化不良影响经由新媒体凸显、社会转型问题被新媒体放大、新媒体自身固有特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有效引导,以及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变化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在不同媒体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经验教训及国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政治认同的规律,并与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大致对应,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分别是:其一,新媒体环境下以“四个自信”引领大学生政治认同;其二,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消解全球化不良影响;其三,新媒体环境下深化改革为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创造条件;其四,高度重视并正确管控新媒体;其五,正确对待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六,改善新媒体下的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二、关于办好法制节目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办好法制节目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内相关研究概述 |
二、国外相关研究概述 |
三、对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高校育人与红色文化资源 |
第一节 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类型 |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与价值 |
三、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第二节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概述 |
一、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内涵廓定 |
二、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构成要素 |
三、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特征阐释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性 |
第三节 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于高校育人的时代价值 |
一、红色文化资源是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宝贵资源 |
二、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素材 |
三、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培养时代新人的精神养分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实现资源传承的重要途径 |
第二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依据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依据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基础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借鉴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实依据 |
一、充实高校育人内容的现实需要 |
二、拓宽高校育人方式的客观要求 |
三、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的重要依托 |
四、提升高校育人价值的优秀载体 |
第三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调查分析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调查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分析与评介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成效 |
一、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认同感提升 |
二、部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氛围渐显浓郁 |
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育人的空间得到拓展 |
第四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体问题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题问题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方式问题 |
四、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动力问题 |
五、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问题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宏观原因阐释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微观原因辨析 |
第五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原则和评价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原则 |
一、共建共享:形成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及育人的合力 |
二、实事求是:还原红色史实的同时注重因材施教 |
三、以生为本:关照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诉求 |
四、知行合一: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适时衔接 |
五、灵活多样: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的同步开展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原则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指标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方法 |
四、高校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评价的依据 |
第六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及保障体系建构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 |
一、理性升华: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二、情感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三、氛围营造:红色文化资源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有效运用 |
四、话语更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话语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
五、新型平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传播媒介中的有效运用 |
六、自主探究:培育大学生自主学习红色文化资源的能力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建构 |
一、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
二、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 |
三、加强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 |
四、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 |
五、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 |
六、优化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环境 |
结语 |
一、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 |
二、形成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合力 |
三、建构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的“和合共生” |
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的有效利用 |
参考文献 |
附录: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2)“泛娱乐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泛娱乐化”概述 |
第一节 “泛娱乐化”的表征 |
一、“娱乐至上”为目标 |
二、网络舆论传播方式 |
三、与其他错误思潮杂乱交织 |
第二节 “泛娱乐化”的发展过程 |
一、电视媒体孕育“泛娱乐化”萌芽 |
二、科技发展助推“泛娱乐化”发展 |
三、后真相时代“泛娱乐化”盛行 |
第三节 “泛娱乐化”的本质 |
一、资本逐利的工具 |
二、盲目娱乐的思想潮流 |
三、消解主流价值观的手段 |
第二章 “泛娱乐化”对高校思政课的消极影响 |
第一节 “泛娱乐化”对思政课教学对象的消极影响 |
一、“泛娱乐化”使教学对象政治态度倾向戏谑 |
二、“泛娱乐化”使教学对象价值取向呈现庸俗 |
三、“泛娱乐化”使教学对象道德取向趋于虚无 |
四、“泛娱乐化”使教学对象审美取向逐渐低俗 |
第二节 “泛娱乐化”对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消极影响 |
一、“泛娱乐化”淡化高校思政课的神圣感 |
二、“泛娱乐化”冲击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
三、“泛娱乐化”弱化高校思政课吸引力 |
第三节 “泛娱乐化”对思政课教学手段的消极影响 |
一、使用娱乐案例弱化思政课教学的思想性 |
二、依赖媒体技术削减思政课教学的整体性 |
三、滥用共情效应消解思政课的科学性 |
第三章 “泛娱乐化”对高校思政课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 |
第一节 社会文化因素 |
一、网络技术增加“泛娱乐化”传播形式 |
二、全球化浪潮削弱主流文化影响力 |
三、消费文化刺激受众享乐欲望 |
第二节 教学改革因素 |
一、“泛娱乐化”混淆寓教于乐 |
二、五唯评价向“以生评教”转换 |
三、传统教学与新型媒体创新融合 |
第三节 学生心理因素 |
一、“泛娱乐化”满足学生猎奇心理 |
二、“泛娱乐化”缓解学生精神压力 |
三、从众心理助推“泛娱乐化”扩散传播 |
第四章 高校思政课抵制“泛娱乐化”的策略 |
第一节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克服教学娱乐化倾向 |
一、提升思政课教师亲和力 |
二、提升思政课教师引领力 |
三、提升思政课教师人格魅力 |
第二节 突出主流价值观核心地位,避免娱乐化价值越位 |
一、以理想信念补精神之钙 |
二、以文化人培育价值共识 |
三、以法制人规范网络道德行为 |
第三节 提升大学生精神境界,增强防范“泛娱乐化”能力 |
一、提升学生对“泛娱乐化”辨识能力 |
二、加强学生对“泛娱乐化”防御能力 |
三、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力 |
第四节 加强媒体与思政课的有效融合,营造网络育人空间 |
一、构建新媒体时代师生互动新平台 |
二、充分运用大数据优化教学活动 |
三、营造教学经验线上共享新氛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以“立德树人”回应青少年成长时代挑战 |
(二)用“落实机制”破解立德树人关键问题 |
二、文献综述 |
(一)关于立德树人 |
(二)关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
(三)关于中学德育工作 |
(四)关于中学德育工作的国际比较 |
三、研究问题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一)立德树人 |
(二)落实机制 |
五、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一章 正本清源:关于立德树人的历史溯源与发展探寻 |
一、关于立德树人的历史溯源 |
二、党的教育方针与立德树人的发展探寻 |
(一)党的历史实践赋予立德树人的使命与责任 |
(二)关于新时代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研究 |
第二章 现实审视:F中学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实践梳理 |
一、个案F中学的基本情况 |
(一)F中学办学发展历程与区域影响 |
(二)F中学建校以来课程与教学改革历史梳理 |
二、F中学立德树人工作实践研究样例 |
(一)以“1247”工作模式为载体的共青团、少先队工作 |
(二)以贯通式架构为依托的思政一体化课程实施 |
(三)以在体验中提升为追求的社会综合实践活动 |
(四)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
(五)以共同促进学生成长为目标的家校合作工作 |
三、依据《指南》分类梳理F中学工作实践 |
(一)基于课程育人维度 |
(二)基于文化育人维度 |
(三)基于活动育人维度 |
(四)基于实践育人维度 |
(五)基于管理育人维度 |
(六)基于协同育人维度 |
第三章 积极支撑: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有益经验 |
一、基于顶层设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一)关注国家教育政策的解读 |
(二)坚持学校改革规划的设计 |
(三)统筹学校改革资源的协调 |
二、以管理效能服务立德树人工作实施 |
(一)强化制度建设 |
(二)强化师资培育 |
三、以实践落地保障立德树人工作效果 |
(一)以五育并举为导向的全学科融合 |
(二)家校社会的全过程协同 |
(三)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全方位评价 |
第四章 内视反听: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问题反思 |
一、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实证分析 |
(一)教师层面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
(二)学生层面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
(三)面向师生家长及居民的访谈与分析 |
(四)基于实证研究的问题小结 |
二、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目标机制问题 |
(一)立德树人系统化实施有待加强 |
(二)应重视立德树人诸多要素的良性互动 |
(三)需强化全面响应育人方式变革意识 |
三、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内容机制问题 |
(一)顶层设计与底层实施的双线融合契合度不够 |
(二)“五育并举”培养体系中德育路径创新还需拓宽 |
(三)需深化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课程、活动的深度融合 |
(四)应更注重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宽视野 |
(五)需强化破“五唯”背景下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四、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协同机制问题 |
(一)需加速提升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建设 |
(二)德育一体化纵向衔接与横向融合还需提升 |
(三)需建立教师专业发展与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
(四)家校社三方协同育人发展不均衡 |
第五章 完善之路: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新建构 |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理论指导与内在逻辑 |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
(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二、基于《指南》六个维度重构F中学立德树人实施路径 |
(一)课程育人:中小学一体化课程体系 |
(二)文化育人:学校德育文化传承与创新 |
(三)活动育人:主体性德育活动体系 |
(四)实践育人:依托团·队学生工作体系开展综合实践 |
(五)管理育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
(六)协同育人:多要素协同育人体系 |
三、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构建议 |
(一)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机制 |
(二)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内容机制 |
(三)落实“三全育人”的协同机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F中学学科德育渗透工作 |
二、F中学家校委员会工作制度 |
三、F中学教育综合改革自评报告 |
四、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调查问卷报告 |
五、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访谈提纲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三) 政德观培育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一) 培育主体 |
(二) 培育内容 |
(三) 培育方式 |
(四) 培育保障 |
(五) 培育环境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一) 意识形态性 |
(二) 人民性 |
(三) 时代性 |
(四) 系统性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效应研究 ——以山东省R市电视问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外研究综述 |
2.国内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一、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1.地方政府治理 |
2.融媒体监督 |
3.监督效应 |
4.电视问政 |
(二)理论基础 |
1.治理理论 |
2.政治沟通理论 |
二、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的现状 |
(一)山东省R市的基本情况 |
1.R市政府治理与融媒体建设的现况 |
2.R市电视问政的兴起 |
(二)R市电视问政的监督程序分析 |
1.R市电视问政的监督形式 |
2.R市电视问政的问题来源 |
3.基于融媒体平台的电视问政角色分析 |
(三)R市电视问政在政府治理中的监督内容 |
1.各期问政节目的监督内容 |
2.R市电视问政中反映的问题分析 |
(四)R市电视问政在政府治理中的监督现状分析 |
1.2019年第4期电视问政的案例回顾 |
2.2019年第4期电视问政的监督成果 |
3.R市电视问政在政府治理中的监督现状 |
三、电视问政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监督效应分析 |
(一)R市电视问政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微观监督效应分析 |
1.样本选择与变量设定 |
2.R市电视问政中的政府回应效度 |
3.R市电视问政的问题整改效度 |
4.小结 |
(二)电视问政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监督积极效应 |
1.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
2.扩大监督覆盖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透明度 |
3.建立民意诉求新渠道,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益 |
(三)电视问政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消极效应 |
1.监督趋于流于形式 |
2.缺乏有力的问责功能,被问政单位消极应对 |
(四)电视问政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监督溢出效应 |
1.促进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 |
2.提高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 |
四、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存在消极效应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电视问政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消极效应表现 |
1.问政内容缺乏公共性,难以形成公共政策 |
2.问政主体参与不够,监督效果打折扣 |
3.问政程序反馈不够,监督缺乏有效性 |
(二)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存在消极效应的问题分析 |
1.融媒体的公信力危机 |
2.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危机 |
3.舆论与法治的冲突 |
(三)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存在消极效应的原因分析 |
1.媒体自身体制的制约 |
2.融媒体监督中法律法规的缺位 |
3.民主监督的机制缺陷 |
4.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行政文化困境 |
五、地方政府治理中提升融媒体监督效应的路径分析 |
(一)构建以电视问政为中心的民主监督机制 |
1.创新电视问政的监督形式,提升监督效能 |
2.明确融媒体监督机制,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建设 |
(二)深挖监督问题公共性,实现公众协同治理 |
1.完善监督问题的公共性机制 |
2.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实现协同治理 |
(三)突破传统行政文化桎梏,增强行政执行的过程监督 |
1.创新行政文化 |
2.增强行政执行的过程监督 |
(四)强化问责功能,完善政府决策评价体系 |
1.强化治庸问责功能 |
2.完善行政决策评价体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论文概况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三) 研究综述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五) 创新与不足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一、“缠”与“放”之间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二、群体特征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结语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问题概说 |
2.1 法治观念的透析 |
2.1.1 法治观念的界定 |
2.1.2 法治观念的结构 |
2.2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界定 |
2.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含义 |
2.2.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要素 |
2.2.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机理 |
2.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代际遇 |
2.3 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思想溯源 |
2.3.1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
2.3.2 文化基因:中国农民培育的相关理论 |
2.3.3 西学借鉴:西方法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回溯 |
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历史进程 |
3.1.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准备阶段(1978 年——1985 年) |
3.1.2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起步阶段(1986 年——1996 年) |
3.1.3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展开阶段(1997 年——2011 年) |
3.1.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新时期(2012 年——至今)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经验总结 |
3.2.1 党的领导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根本遵循 |
3.2.2 “送法下乡”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主要模式 |
3.2.3 村民自治为农民践行民主法治观念提供了制度平台 |
3.2.4 思想道德教育是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助推器 |
3.2.5 注重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带来的积极影响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现实检视 |
4.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实效 |
4.1.1 法律知识不断丰富,但法治认知模糊 |
4.1.2 法治期待产生,但基层司法认同度不高 |
4.1.3 守法观念形成,但依法办事观念欠缺 |
4.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
4.2.1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呈现“唯培育者主体”倾向,农民主体性缺场 |
4.2.2 农民法治观念的培育以法律知识为中心,忽视了法治的价值内涵 |
4.2.3 农民法治观念多采用单向度灌输式培育,法治实践与交往互动重视不足 |
4.2.4 农民法治观念培育未形成有效合力,农村普法机制运行不畅 |
4.2.5 农村法治建设不完善,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微观环境不佳 |
4.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困境的根源剖析 |
4.3.1 社会层面:“半熟人社会”的乡土社会结构 |
4.3.2 经济层面:“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弊考量 |
4.3.3 政治层面:“非利益捆绑”的村镇关系 |
4.3.4 文化层面:传统乡土法文化的掣肘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基本对策 |
5.1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原则 |
5.1.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
5.1.2 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凸显农民主体地位 |
5.1.3 坚持法治观念培育与乡村“本土资源”相结合 |
5.2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目标 |
5.2.1 全局性的根本培育目标安排 |
5.2.2 系统性的具体培育目标设定 |
5.3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内容 |
5.3.1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法律法规普及 |
5.3.2 凸出对法治价值内容的教育与引导 |
5.4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方法 |
5.4.1 “唤起民众”式培育法 |
5.4.2 法治实践体验法 |
5.4.3 生活化培育法 |
5.5 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的具体路径 |
5.5.1 明晰培育主体,推进党政、社会、农民协同联动 |
5.5.2 完善农村普法机制,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5.5.3 深化农民法治实践,提升农民法治体验 |
5.5.4 优化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录一: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状况调查问卷 |
附录二:新时代农民法治观念培育访谈提纲 |
(9)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史料整理 |
一、研究现状 |
二、近代石家庄教育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
三、教育方志的功用与价值 |
第四节 研究理论及方法 |
一、研究理论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概念界定 |
一、近代化 |
二、中国教育近代化 |
三、近代中国教育史 |
四、石家庄 |
五、近代石家庄教育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内容设计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一、研究创新点 |
二、研究难点 |
第一章 开阜前石家庄教育概况 |
第一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史概述 |
一、商周至隋唐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二、宋元明清时期的石家庄教育 |
第二节 石家庄的书院教育 |
一、石家庄书院的历史嬗变 |
二、封龙书院及其历史影响 |
第三节 石家庄古代教育的历史功绩 |
一、石家庄地区一度成为北方教育的中心 |
二、义学的发展积累了办学经验 |
三、传统书院为近代学堂发展奠定了基础 |
四、社学和义学对推动教育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 |
五、传统教育使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
第二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概述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社会背景 |
二、文化背景 |
三、教育环境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教育 |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
二、新式教育的兴起 |
三、建立近代学校体系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
一、初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 |
二、学校的管理和课程适应社会发展 |
三、职业教育的曲折发展 |
第三章 近代石家庄初等教育 |
第一节 清末民初小学教育的发展 |
一、清末小学教育的萌芽 |
二、民国小学校的兴起 |
三、铁路通车与职工子弟小学的建立 |
四、主要小学介绍 |
第二节 教育管理 |
一、学制与课程设置 |
二、德育教育 |
三、教研机构及其活动 |
四、教师联合会及其活动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的设立及其成效 |
一、推行义务教育实验教育区背景 |
二、石家庄义务教育实验区的设立 |
三、义务教育实验区的成效 |
第四节 教会小学、女子小学与少数民族小学 |
一、天主教教区的设立 |
二、天主教与教会小学 |
三、伊斯兰教与回民小学 |
四、女子小学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初等教育的积极影响 |
一、新式小学的广泛建立扩大了受教育人群的范围 |
二、为中等教育发展输送了优秀人才 |
三、培养了大量近代化社会公民,推动了社会发展 |
四、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革 |
第四章 近代石家庄普通中等教育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新式中学堂的建立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中学教育的启动 |
二、赵州官立中学堂 |
三、正定府官立中学堂 |
第二节 民国“新学制”与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 |
一、新学制的颁行与中学“三三分段制”的确立 |
二、河北省省立第十五中学校 |
三、私立石门初级中等学校 |
第三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教学与管理 |
一、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
二、招生与管理 |
三、行政管理 |
第四节 普通中等教育的特点 |
一、学生课业负担重,课程难度较大 |
二、省立中学师资雄厚 |
三、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设施齐备 |
四、学生思想进步,投身革命事业 |
第五章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 |
一、清末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 |
二、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 |
三、石家庄师范教育的发展 |
四、师范教育的典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 |
五、近代石家庄师范教育的积极影响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 |
一、职业教育兴起的原因 |
二、石家庄地区职业教育的类型 |
三、近代石家庄职业教育的评价 |
第六章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 |
第一节 抗大二分校 |
一、抗大二分校在石家庄建立 |
二、教育宗旨 |
三、抗大二分校的教学与管理 |
四、抗大二分校的历史作用 |
第二节 马列学院、中央外事学校与华北军政大学 |
一、马列学院 |
二、中央外事学校 |
三、华北军政大学 |
第三节 华北大学 |
一、华北大学的成立 |
二、教学与管理 |
三、华北大学工学院 |
四、华北大学农学院 |
五、着名教育家在华北大学的教育实践 |
六、华北大学的历史功绩 |
七、华北大学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创办的现实启示 |
第四节 华北高教会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
一、思政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 |
二、文法学院的课程改革 |
三、对院系进行初步调整 |
第五节 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综合评价 |
一、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 |
二、近代石家庄高等教育的启示 |
第七章 日伪奴化教育和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斗争 |
第一节 石家庄的沦陷与教育浩劫 |
一、石门伪政权的建立 |
二、日伪对教育的破坏 |
第二节 日伪奴化教育的实施 |
一、推行学校奴化教育 |
二、奴化社会教育 |
三、统制报刊强化奴化宣传 |
四、利用宗教进行反共宣传 |
第三节 日伪在石家庄推行奴化教育的消极影响 |
一、泯灭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 |
二、盲目推崇日本,轻蔑自己的祖国 |
三、维护封建礼教,做封建主义的殉葬品 |
四、培养了一批顺从殖民统治的御用知识分子 |
第四节 石家庄人民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
一、晋察冀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教育实施办法 |
二、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育 |
三、社会教育与冬学运动 |
四、抗日文化教育的宣传及其作用 |
第八章 近代石家庄教育的历史反思及启示 |
第一节 近代石家庄新式教育的变迁特点 |
一、新式教育不断正规化 |
二、企业办学是近代石家庄教育的重要支撑 |
三、私立学校发展迅速 |
第二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滞后原因分析 |
一、经济滞后制约教育发展 |
二、政府的管理不善 |
三、教育观念落后与人口素质低下 |
四、教育经费不足 |
第三节 近代石家庄教育对当今教育发展启示 |
一、经济发展与地方教育经费充足促进教育发展 |
二、政治变迁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三、文化因素影响地方教育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㈠理论意义 |
㈡实践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㈠国外研究现状 |
㈡国内研究现状 |
㈢研究成果评析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㈠研究思路 |
㈡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及重、难点 |
㈠可能的创新点 |
㈡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
六、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媒体与大学生政治认同 |
第一节 新媒体概述 |
一、新媒体及其社会功能 |
二、新媒体环境 |
三、我国新媒体与网民的发展 |
四、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新媒体的重视 |
第二节 大学生政治认同概述 |
一、政治认同及其具体维度 |
二、大学生与政治认同 |
三、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 |
第三节 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 |
一、新媒体是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重要载体 |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积极影响 |
三、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消极影响 |
第二章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调查 |
第一节 调查状况说明 |
一、问卷编制 |
二、调查方法与过程 |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维度分析 |
一、政治价值认同方面:坚定与迷茫共存 |
二、政治实体认同方面:忠诚与困惑同在 |
三、政治工具认同方面:肯定与否定交织 |
四、政治效能认同方面:认可与质疑相随 |
第三节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情况分析 |
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总体情况 |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双重变化 |
第三章 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分析 |
第一节 全球化不良影响经由新媒体凸显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一、全球化引发主权观讨论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二、全球化引发价值观冲突破坏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三、全球化引发制度比较降低大学生政治认同 |
第二节 社会转型问题被新媒体环境放大降低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一、经济转型引发的社会问题被新媒体放大减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二、政治建设问题借助新媒体凸显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三、思想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剧烈碰撞弱化大学生政治认同 |
四、社会转型引发的不公经由新媒体放大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
第三节 新媒体自身固有特点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巨大 |
一、去中心化传播特点降低大学生对我国政治的权威认同 |
二、碎片化阅读方式弱化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综合判断能力 |
三、传播多样化带来的反向信息滋生销蚀大学生的理性政治认同 |
四、新媒体话语差异消解大学生对我国政治的感性认同 |
第四节 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非有效引导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不小 |
一、“两个舆论场”冲突阻碍大学生政治认同 |
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三、官方对网络舆论引导的弱化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
第五节 新媒体环境下教育变化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显着 |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下降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显着 |
二、社会教育多样化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突出 |
三、学校教育更加开放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 |
四、家庭教育非理性现象凸显弱化大学生政治认同 |
第四章 国内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 |
第一节 我国应对媒体变化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 |
一、我国在不同媒体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考察 |
二、我国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 |
三、我国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教训 |
第二节 国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 |
一、发达国家重视利用新媒体促进民众政治认同的经验 |
二、部分国家忽视媒体作用导致民众政治认同降低的教训 |
三、国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经验教训所涵盖的启示 |
第三节 国内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政治认同的规律探寻 |
一、建立利益认同是增强政治认同的根本前提 |
二、加强国家引领是增强政治认同的有效手段 |
第五章 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 |
第一节 新媒体环境下以“四个自信”引领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一、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道路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价值导向 |
二、新媒体环境下坚持理论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行动指南 |
三、新媒体环境下坚持制度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根本保障 |
四、新媒体环境下坚持文化自信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思想支撑 |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消解全球化不良影响 |
一、新媒体环境下努力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知识的认同度 |
二、新媒体环境下注重在实践中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
三、新媒体环境下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体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
第三节 新媒体环境下深化改革为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创造条件 |
一、深化经济发展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奠定物质与利益基础 |
二、加强政治建设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有效保障 |
三、弘扬主流文化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指引 |
四、提高政府公信力为大学生政治认同提供有效手段 |
第四节 高度重视并正确管控新媒体 |
一、加强新媒体伦理道德建设形成自我约束 |
二、加强与优化新媒体行业法律规范化管理 |
三、提升主流媒体在新媒体中的思想舆论引导能力 |
四、努力实现新媒体舆论传播与意识形态工作的结合 |
第五节 新媒体环境下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一、利用新媒体努力打通“两个舆论场”提高舆论引导力 |
二、加强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有效引导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三、增强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宣传方式的吸引力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 |
第六节 改善新媒体下的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一、提升新媒体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二、改善新媒体下社会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三、改善新媒体下学校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四、改善新媒体下家庭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关于办好法制节目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泛娱乐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D]. 王晓霜.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D]. 闫佳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5]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6]地方政府治理中融媒体监督效应研究 ——以山东省R市电视问政为例[D]. 赵安琪.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7]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8]新时代中国农民法治观念培育研究[D]. 李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9]近代石家庄教育史研究[D]. 郭海洋. 河北大学, 2020(08)
- [10]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 黄莉.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