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长江航运何去何从——专访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公司总裁李宗奇

一、加入WTO,长江航运怎么办——访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总裁李宗琦（论文文献综述）

熊辛格^[1]（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提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李国敏^[2]（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于素静^[3]（2017）在《*ST长油扩张失败的案例分析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文中指出扩张是企业生命周期中必然会经历的重要一环,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一些企业通过扩张实现了规模的扩大、综合竞争力的增强,从而跻入世界知名企业的行列。然而,也有不少企业因盲目无度的扩张陷入经营困境甚至走向衰亡。历经四年亏损成为“央企退市第一股”的“*ST长油”就是一个典型的扩张失败的企业。“*ST长油”全称“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型航运央企中外运长航集团旗下专营海上石油运输的重要控股子公司。在“国油国运”战略的号召下,长油自2007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扩张运力,甚至逆行业周期而行,忽视风险管理。盲目扩张使得企业自2010年以来连续亏损、财务状况恶化,最终于2014年6月5日被上交所强制摘牌,从而成为央企退市第一案。企业的扩张决策应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充分考虑企业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然而,人并非完全理性;同样,管理者的决策并非都是理性的。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过度自信是导致管理者非理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度自信的影响下,管理者的决策倾向于激进,由此造成企业投资和筹资决策扭曲。本文运用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来对*ST长油由扩张而致失败的过程、因素进行学理上的总结、提炼与归纳。本文的主体内容包括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两大部分。理论分析部分对有关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扩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并对企业扩张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案例分析部分对*ST长油扩张失败的过程以及扩张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ST长油的扩张过程以及快速扩张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然后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解释其扩张失败的原因,采取多种方法证实了*ST长油管理者确实存在过度自信心理,最后分析了过度自信产生的原因以及过度自信对企业扩张失败的影响路径。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本文得出结论:*ST长油扩张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管理者过度自信,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造成该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重要原因。作为第一家退市的央企,*ST长油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本文最后总结了*ST长油的经营失败给其他企业留下的启示,并提出了改善的建议。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提供了新的佐证事例,丰富了其实践基础,而且对于企业管理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周渤^[4]（2014）在《中国央企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以来，在“次贷危机”危机冲击下，世界多家大型企业倒闭或出售，推动了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的变革。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契机，在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一问题的解答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经济的发展依托于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又依赖于企业竞争能力的高低。那么，在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我们要依赖哪些企业呢？众所周知，虽然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存的局面，但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发展的根基。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标杆和国民经济支柱，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兴衰。与此同时，从国际市场比较来看，国资委下属的部分中央企业已经挤入世界500强，而且从数量到排名都在逐年提升。中央企业作为参与新国际市场竞争的“先锋军”，具备“中国品牌”的代表性。可见，深入研究中央企业竞争力情况，分析其竞争力的优势与不足，寻求提升中央企业竞争力的途径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企业要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客观评价自身竞争力现状，以期做到知己知彼。因此，本文以中央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企业竞争力概念的内涵，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中央企业竞争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工作可概括为以下几部分：第一，本文分析了“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市场契机，即本土企业在未来世界产业链位置的变革即将重启，阐述了我国中央企业作为参与新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地位，以及发展中央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第二，基于对我国国企改革相关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从国企产权改革问题、管理机制问题、创新能力问题、效率问题和综合性评价这五个方面对当前国有企业现状进行了高度总结。通过对部分经典经济学竞争理论（古典经济学竞争理论、哈弗学派竞争理论、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新奥地利学派竞争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竞争理论）、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价值链和产业链理论的简要回顾，本文从理论角度归纳出评价中央企业竞争能力的三个方面，即企业规模竞争力、企业效率竞争力和企业创新能力竞争力。不同于多数文献只是停留在理论性论述层面，本文收集了2012年中央企业实际数据，应用层次分析的统计方法，通过对中央企业和国外同行业领先企业在竞争力方面的细致比较，讨论了当前中央企业竞争力上存在的优势和瓶颈。第三，本文以选取中央企业为代表，并结合其所属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前文竞争力的定量评价结果，对其所属行业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本文选取的中央企业样本涉及到六大基础性产业，具体包括金属产品业、采矿和原油生产行业、石油业、公共设施业、汽车与零部件业、工程建筑业。第四，本文从五个方面：历史遗留问题、企业管理和体制、企业文化、企业创新和企业品牌，讨论了影响中央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结合相关资料和本文评价结果详细指出了这五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在历史遗留问题方面，中央企业发展从宏观来说存在地域性差异，老工业基地地区的国有企改革相对滞后，并且仍伴有企业办社会现象；在企业管理方面，主要是企业管理人员选聘制度问题和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完善；在企业文化方面，中央企业中虽有部分企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仍有企业存在企业文化建设形式化的问题；在企业创新方面，主要问题在于企业自我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引入、学习、吸收和再创新的周期较长，目前多数企业生产的核心技术对外依赖性仍然很高，导致企业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在企业品牌建设方面，虽然出现了少部分具有品牌效应的中央企业，但是多数中央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知名度仍然不高。最后，针对制约中央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问题，本文尝试性的逐一给出了相应政策措施。通过对中央企业竞争能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央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仍然具备相当的空间。目前中央企业在企业效率和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与同行业先进企业相比，最大的薄弱环节仍然是企业规模不足。因此，在未来中央企业发展过程中，除了继续保持和加强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企业效率外，应当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扩大企业规模，以适应未来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对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则需要通过完善企业相关产业的生产规范，降低和消除多年来粗放型经济发展当中带来的弊端加以解决。

徐继玲^[5]（2013）在《1861-1914年德国对华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德国对华投资是中德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对1861—1914年德国对华投资进行梳理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看待近代中德经济关系。本文除绪论及结语外,主体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的是近代德国在华投资的背景。近代外人在华投资沿袭了资本扩张的本性,是在近代中国特定投资环境下以商业掠夺为主的资本输出。近代外人在华投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国在华政治权益的变化不断作出调整,因而形成鲜明的投资时段和行业投资热点。近代中德经贸关系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日益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在实施“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的转变中,将中国作为与各国进行海外殖民竞争与合作的“实验地”,既诉诸武力又进行文化“怀柔”,在中国土地上与各国展开了竞争。第二章主要论述近代德国对华投资的金融活动主体——洋行和银行在华投资情况。近代德国在华投资离不开资本活动的主体,而这个主体也有一个从洋行向银行演变的过程,同时这些在华投资的主体本身也是被投资的对象。德国银行在华立足之前,德国洋行集“商业大王”和“资本大王”于一身,但投资活动局限性大,尚处在尝试阶段。随着德华银行在华的建立,德国财团对中国资本输出的阵地巩固起来了。德华银行资本不是一般的资本输出,而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并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的特殊资本输出。该行具有特殊性质,又负有特殊使命,其雄厚的资金、本国政府的支持,保证了其在华经营获得巨大的利润。德华银行既是第一个向长期垄断中国金融业的英国银行挑战的银行,又是英国银行的投资者和“得力伙伴”。其在华相对成功的运营模式,为近代中国区域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第三章主要论述近代德国对华资本输出——“借款”的概况,由于这个项目收益稳定、利润高、项目多、运作简单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德国以成功的外交手段很快在这个领域与英国一起占据了优势。随着德国在华资本主体势力的扩张,德国的活动资金得到了保障,它可以随意地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中。一战前,德国对华借款分为两类：一类是军政借款,这类借款除必要的御侮性军需借款外,其它均为纯消耗的债务。另一类是实业借款,这类借款因会产生经济效益而具有利弊双重性。其中也有一部分属于正常的借贷范围,低息且无苛刻条件,对中国实业发展的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裨益；但大部分借款不仅利率高,而且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其作用可想而知。第四章主要论述近代德国对华的标志性产业投资——“路、矿、厂”投资情况。与其在华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德国在这些项目上的投资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取得路、矿、厂权益,以铁路为基点,“迂路开矿、设厂”,以青岛、汉口、天津等内地为工业市场,巩固其在胶澳租借地的势力范围,形成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样板殖民地经济”。德国并没有放弃在势力范围外与各国的竞争与合作,先后将这些项目的投资渗透到英、法、美等国的控制区域内。德国对华实业投资既巩固了德国在华的势力,又客观地刺激了中国地区民族实业的发展。第五章主要关注近代德国在华公共事业投资。这项投资包括文化、卫生、医疗等。近代德国对华文化投资目标就是用德意志的文化去统领世界,在殖民地用“文化产品本身去促进经济上的强权和政治上的权益”。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掠夺文化宝藏到实施“德意志文化渗透”,以至形成官方正式对华文化政策并达到一定实效的过程,德国在华兴建学校是这种政策的载体。德国对医疗卫生的投资更多地出于在华自身的需要,但是却不自觉地为中国区域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德国在青岛城市建设中公共事业发展的理念,对中国建设现代城市公共事业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近代德国对华投资,是在中国发展的传统经济同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相互矛盾的过程中展开的。对外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近代德国对华投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但其也有自身的特点：这种投资是受整个德国对外政策制约；这种投资呈跳跃式发展,与德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一致；这种投资呈区域性独占的特点,德国以山东为投资基地,力图向中国四周辐射,这也体现了其战略目标的长期性。近代德国对华投资过程中,德中双方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以及普通民众都参与在其中,有抗争、顺从、融合,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使双方思想、行为发生了变化,即有双方政治层在政策上的顺应调整,也有双方民众抗争、接受、融合的调适,由此产生了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混合作用,最终表现出这样的发展结果：影响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力量不是单纯的外来侵入势力对中国经济某个领域的影响决定的,而是在这个经济活动过程中中国调适自身发展的需要、自主选择了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是超越外来侵入者本意之上的创新发展选择。由于近代德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是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方式,即建设“样板殖民地”的经营管理模式和致力于长期进军中国内陆的战略思维,使其在推动中国某些区域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上成为一个“样板”。所以整理近代德中经济关系一隅,对于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有一定启发意义。

金东^[6]（2011）在《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素有“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本文在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基础上,辅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中日文文献,以王霸关系为分析框架,集中考察涩泽荣一在经济、救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对华思想与实践,力求展现出他与中国方面的双向互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出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幼年的涩泽荣一在接受儒学启蒙的同时,也从其农商兼营的家庭中受到了商业的熏陶。成年之后,涩泽曾有过远赴欧洲游历的经历,并一度任职于明治政府,辞官后又致力于主持和参与日本一系列近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最终成就了他在日本经济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他还在教育、慈善、民间外交等领域有诸多建树。不过涩泽为人所熟知的更在于他的“论语算盘说”。他认为仁义道德写生产殖利并非相互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不存在脱离经济的道德,而背离道德的经济也不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1877年的中国行是涩泽荣一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前赴欧途中路过上海让他切身感觉到了中国的衰落,而这次的中国之行却是为商洽贷款而来。尽管中日西征借款谈判、招商局借款谈判最终都没能达成一致,却让涩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也开启了其对华经济实践的先河。当然,此时的日本羽翼未丰,还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扩张行为,涩泽荣一所进行的尝试也只是属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却改变了这种状况。此时的日本已经出现“脱亚入欧”、“东亚盟主论”等论调,涩泽荣一的对华言行也是以霸道式的扩张为特征。他的对华态度从起初的犹豫和谨慎逐渐转变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摇旗呐喊。他不仅关注一系列对华经济调查活动,也参与了湖南汽船会社、日清轮船会社、东华纺绩会社、日清银行、东亚兴业会社等多家实业公司和金融投资机构的酝酿和成立事宜。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进程因中国方面的抵制、与其他列强的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等原因而面临着挑战,涩泽荣一为此提出了合作开发中国的构想,并试图将其付诸实践。他一方面向美国提出了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建议,并且尝试与美国合办一家对华银行,另一方面又努力促成了中国兴业会社以及后来的中日实业公司的成立,并为中日实业公司的具体业务专门赴北京协商。然而就结果来看,中日实业公司的实际运作并非一帆风顺,与美国合办银行的计划也不了了之。“合办”虽然显得比较公正,但仍属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方式的一种变通。涩泽所声称的合作开发似乎符合他所提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王道思想,然而背后却明显存在着一味追求日本国家经济利益的企图。在对华外交方面,涩泽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主体多元、主张不一,且往往对中国采取恩威交加的策略,容易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和反抗。为此,他提出以“忠恕”、“敬爱”之道与中国相交的外交理念,并积极推动对华民间外交。由他所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涩泽荣一以该协会为平台,与中国方面的孙中山、蒋介石、张謇、虞洽卿等政商界要人有过数度交往。然而我们通过考察两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改订、抵日运动等问题上的交锋就会发现,日华实业协会还是扮演了一个日本工商界代言人的角色。在以维护和拓展日本既得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它并不能有效处理好两国间的纷争,也难以有效体现出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对华外交理念。除此之外,涩泽曾经有过数次发起或者参与对华灾害救助的行动,他对中国赴日留学生也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帮助和接济,曾有过设立青岛商科大学的计划,并向上海的学艺大学提供过资金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都应归于慈善活动之列,与涩泽荣一的对华外交理念颇为一致,也是其王道思想的典型体现。尽管这些林林总总的活动背后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但其中所包含的友善和道义的一面是不应被忽视的。然而,涩泽荣一在日本历次的对华军事侵略行为中却大都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如果将慈善归于王道、武力归于霸道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对比并非相互矛盾的,其背后都体现着涩泽对日本经济利益的追求。灾害救济和慈善教育在客观上会对日本的在华经济利益起到保护和促进的功效,而他无论是支持战争还是反对扩军,也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涩泽荣一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对中国的灾害救济、教育支持以及同中国人士的交往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和相互交流。他所提倡的以“敬爱”、“忠恕”之道对华交往的外交理念在近代日本对华扩张过程中显得相当难得。涩泽崇尚王道而排斥霸道,上述这些也可以归于王道中的积极一面。然而他的王道思想明显带有“东亚盟主论”色彩和国家主义倾向,并非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平等往来的基础之上。他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反对日本对华恩威交加的外交政策,但其本人却在对华经济扩张活动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客观上加快了日本的对华侵略步伐。总体而言,他主张对华行之以王道,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王霸杂之的状态。

王炜^[7]（2011）在《水资源公允配置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水资源是国家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将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国水资源配置体系中存在的矛盾日渐突出,现实与理想模式还有很大差距。论文针对水资源禀赋差异与生态环境建设及保护的矛盾、水资源短缺与终端浪费严重的矛盾、水资源生产配送中行业管制与市场竞争的矛盾等重大问题,运用经济学等各种学科的相关理论原理,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水源、取水、制水、输配水和终端消费整个水资源配置环节,对水资源的公允配置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认为水兼具必需品和商品双重属性,因此在水资源禀赋的差异下,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和技术手段的搭配使用,确保基本水资源的需求、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合理消费、国家水资源安全等。其中水权是建立水市场、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我国水资源要实现合理有效配置、提高水利用效率,就需要充分借鉴国外水权制度经验和启示,依据一定的水权制度体系和相关的法律程序建立完善的水权管理制度体系和成熟的水市场,通过行政方式、市场方式相结合,有序进行水权的分配、获取和转让。同时,在我国水资源终端消费环节,由于科学有效的水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成为造成我国水资源短缺和浪费并存的重要因素。实施阶梯式水价是城市终端消费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目的是为了补偿成本、控制通货膨胀和节约用水等。因为我国生态水源非常脆弱,对负外部性的承载能力越来越低,使得我国处于一种水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维护的两难状况,面临“公地悲剧”的困境。因此,减少外部性带来的一系列非公允配置现象的关键在于,减少和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活动范围,挖掘市场机制的协调力量,通过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等策略选择,同时在政府指导下和对关键环节的控制下,实现水务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由市场发挥对水资源乃至其他各类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董赤^[8]（2010）在《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发展历程、主要思潮与对人们审美价值取向进行系统性探究的史论性命题。对于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室内设计艺术的发展演变,室内设计文化的形成规律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文化特征、艺术规律和文化特征,并对我国室内设计艺术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在我国设计艺术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设计艺术的价值追求经历了由功能至上到功能与审美大体均衡,再到审美逐渐压倒功能的发展阶段。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和行业,在步入21世纪时,设计艺术在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中的支撑发展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我国设计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应当说成就卓着,尤其在室内设计方面。但从学界的研究来看,整体上仍停留在总体的历史性框架内,重复性研究较多,亟需立足于发展的视角,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历史性反思。本课题正是在这一视角和背景下对新时期室内设计艺术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它是一种对过去30年来室内设计艺术发展的把脉,既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探讨。本文在开篇对所选题题目的有关概念、现实记忆、史学思考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介绍。并从八个方面深入研究室内设计艺术的本质规律。第一章,重点阐述了室内设计自觉意识于新时期初始,其室内设计参与我国对外开放需要和设计师们的思考,也包括作为工艺美术概念下的设计艺术在经济建设中得到的确认。第二章,从中国室内设计教育内容入手,以改革开放的设计理念,分析室内设计教育较早适应社会所需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并在改革发展的背景下,以“走出去、请进来”为理念,研究确立专业概念,调整艺术教育结构,加强与国际设计教育交流,向社会输送设计人才,传播设计文化,完善室内设计教育模式。第三章,分析了西方艺术思潮的传入,传播的主要途径和对对我国室内设计的影响与冲击,以及国内设计界精英们的思考与行动。第四章,主要阐述新时期以来,设计艺术的室内设计在学术上的种种努力,介绍其研究成果,“人的主题”作为设计的本质提出,营建“室内设计”并发展到“室内环境设计”,及竞赛和评价机制的导入对专业发展的影响。使我国新时期以来,室内设计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呈现出清晰的思路。第五章,介绍了作为艺术设计中的室内设计艺术在市场运作中,行业组织、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并深入分析了多年来这一行业所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第六章,就室内设计中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的联系、影响以及室内设计本身技术层面的支持所带来的产业化进行把脉,以便于我们从中了解室内设计作为“艺术设计”传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所呈现的引领力量和自身的现代性特征。第七章,重点阐释室内设计由为少数人来享用的艺术走向民间生活,成为大众消费的一种方式。专业的室内设计推动了设计文化,从而影响了大众审美取向。政府与行业组织也积极地指导室内设计,充分体现出的人文关怀,也使得设计与消费、健康与审美,规范与标准等方面健康有序地发展。第八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成熟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第九章,着重探讨了新时期中国室内设计专业进入发展期后的种种反思和营建的努力。在立足于现实的背景下,拓展新的本土化的思考基础和室内设计发展途径,迎接新的世纪“中国设计”、“中国智造”的到来。论文的最后结论部分,对我国室内设计学科发展进行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温故而知新”,正是因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可以获得不少的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为推动中国的室内实际进一步发展而追求和探索新的方向。

李鹏^[9]（2010）在《BIMCO标准造船合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BIMCO响应海上安全与环保理念的发展趋势,满足国际范围内“绿色造船”革命的需要,于2005着手制定,2007公布了新标准造船合同,即NEWBUILDCON文本。一方面BIMCO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营最多样化的、影响最广泛的国际航运自治管理组织,其制定的标准合同有3／4左右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推广使用；另一方面NEWBUILDCON融入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理论元素,试图提供一份清晰、现代、全面而又平衡的合同文本。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研究NEWBUILDCON。NEWBUILDCON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采用BIMCO传统的方格布局,通过方格编码指引合同条款；第二部分按照船舶建造的时间顺序将48个条款分为船舶、财务、生产、交付、法律事项和附则六节内容进行编排,条款之间通过编码指引或者相互指引。另外文本在正文之前罗列合同用语的具体定义,而且正文使用国际航运业通用的标准用语,一方面使合同文本清晰、明确,提高了可读性,有利于当事双方快速缔约；另一方面使合同文本标准化,扩大了适用范围,降低了因合同用词争议带来的法律风险。NEWBUILDCON顺应时代发展,通过提高船舶建造标准、加重交付船舶和试航的义务以及增加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等等合同安排,来提高建造船舶的质量、维护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更重要的是矫正SAJ文本中建造方的强势地位,使当事双方的权利义务达到平衡状态,但是有矫枉过正之嫌。文章通过对当事双方权利义务的详细分析,认为NEWBUILDCON合同条款可以为我们所用,但是必须经过较大幅度的修改,对其中有关我国建造方的不利之处作出风险应对。除此之外,文章也结合NEWBUILDCON研究船舶建造合同的常用条款,如全部约定条款、选择权条款、转让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等。目前,我国造船完工量已经超过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而且2009年国务院通过的《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提出我国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但是,我国却没有国家级的船舶建造标准合同,这与我国的现实极其不符。所以,文章提出有选择性的借鉴NEWBUILDCON的编排布局、先进的制定方针、思路和技术,尽快制定我国国家级的船舶建造合同。

蓝定香^[10]（2009）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三）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三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三、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二、加入WTO,长江航运怎么办——访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总裁李宗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长江航运怎么办——访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总裁李宗琦（论文提纲范文）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ST长油扩张失败的案例分析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央企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861-1914年德国对华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水资源公允配置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BIMCO标准造船合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入WTO,长江航运怎么办——访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总裁李宗琦（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3]*ST长油扩张失败的案例分析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D]. 于素静. 浙江财经大学, 2017(05)
• [4]中国央企竞争力研究[D]. 周渤. 吉林大学, 2014(09)
• [5]1861-1914年德国对华投资研究[D]. 徐继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6]王道与霸道：涩泽荣—对华态度与交往研究[D]. 金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7]水资源公允配置理论研究[D]. 王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1(08)
• [8]新时期30年室内设计艺术历程研究[D]. 董赤. 东北师范大学, 2010(11)
• [9]BIMCO标准造船合同研究[D]. 李鹏. 大连海事大学, 2010(09)
• [10]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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