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后编辑角色的重新定位（论文文献综述）
孙铭壕[1]（2020）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文中提出文化服务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新兴领域,消费替代弹性小且产业附加值高,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文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领域的新蓝海。2019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412亿美元,文化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期。与美欧等国家发达的文化服务贸易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存在贸易逆差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等众多问题,与文化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在日流、韩流大行其道、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一直偏安一隅,难以形成潮流。因文化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价值在与境外贸易过程中会因文化差异而遭受减值,需要政府扶持政策的规范与管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服务贸易的研究大都放在公共管理理论框架下,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又包括指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由于国家样本少、有效数据不足和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定量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鉴于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从可获得性较强、来源准确可靠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的角度,探究各国政策差异对本国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先对各国现有文化服务促进贸易政策进行分类,根据主导力量的不同分为政府主导型、偏政府主导型、中性、偏市场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根据政策手段不同可分为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三类。然后,本文参照政策手段分类法,分别对环境型、供给性和需求型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理论传导机制和效用进行了分析:环境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而影响文化服务贸易环境,从而影响贸易发展;供给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供给侧角度为文化发展提供资源,扩大文化要素供给,从而促进文化服务贸易;需求型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政府从需求侧扩大文化需求,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稳定文化服务市场。一般而言,国家综合使用以上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通过主题培育、资源供给、环境优化三条路径培育发展文化服务贸易。随后,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效益、产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安全效益等四个角度来综合考察分析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带来的贸易增长效应、贸易平衡效应和贸易结构优化效应,我国的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显着提高了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但存在出口总额远远小于进口总额,文化服务贸易总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偏低等问题,说明我国现行贸易政策还未达到预期效果。产业效益选用文化产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评估政策效果,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固定投资额也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从业人数和生产效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的产业效益明显。社会效益更关注文化属性和消费者主观感受,选用文化影响程度和文化影响范围两个指标衡量,结果发现,中国文化服务对国外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社会影响范围因“一带一路”的实施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是一国制定文化贸易政策的又一个出发点,本文选取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评判政策对本国文化保护的效果,评估结果发现,我国文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低、国际竞争力较弱和竞争劣势明显。其次,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和英国等文化服务贸易大国的代表性行业,归纳分析这些国家在促进本国特色文化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美国在影视、动漫领域的产业扶持政策更侧重于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税收体系,提供宽松的竞争环境来培育行业龙头,带动行业集聚,提升行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台贸易促进政策实现全球化对外扩张。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在世界市场占据大量份额,则得益于国内从制度到出口全方位的促进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授权贸易的繁荣,离不开法国国内文化艺术制度、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艺术欣赏的普及化以及对外强势的“文化例外”措施。英国艺术品授权贸易的发展则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包括拍卖行业严格有序的行业自治,以及英国国内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催生的“有限责任条款”等。综上得出的经验主要是:文化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均从贸易环境优化、政策财政支持、培育竞争力量、维护本国文化等几个角度制定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在协助本国文化扩张的同时,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侵袭。再次,根据当今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特点,选取了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统计两个领域进行专题研究。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是未来文化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本文在准确阐述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概念和自身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欧盟两国（地区）制定数字文化贸易政策的现状和趋势,发现美国作为数字文化强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更看重文化保护的欧盟,则倾向于通过“数字税”的方式设置文化贸易壁垒。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正走向分化,这加剧了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摩擦,制约了国际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因各国对文化服务贸易的定义不统一,导致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有较大分歧。本文聚焦文化服务贸易统计领域的差异性,归纳了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文化服务的分类和数据统计规则,着重分析了中美数据统计的差异和因差异导致的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距,以进一步评判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劣。特别地,本文对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进行了分析。因文化服务贸易有文化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在国际贸易中有其显着特征。本文着重分析了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文化自由”和“文化例外”并存、“文化增值”和“文化折扣”并存的现象及其成因,并详细总结了国际贸易组织在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为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和讨论,结合我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文化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七点建议。第一,重点出口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服务;第二,借用国外观众熟悉的文化样式传播中国文化,减少“文化折扣”;第三,采取“本土化+国际化”战略,保证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外国人能看懂,能理解,进而刺激文化服务消费;第四,瞄准文化亲缘性市场,寻求语言相近、地理相邻的国家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第五,借鉴发达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经验,完善国内相关立法,减少贸易摩擦;第六,兼顾国民文化需求与国家文化安全,采用市场引导、教育引导、社会福利引导等多种方式,树立国民的文化安全意识;第七,积极推动WTO中与文化服务贸易有关规则的改进,利用双边或多变文化合作,建立长久的文化战略合作关系。
刘洋[2]（2014）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胡兴文[3]（2014）在《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三，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论文着力于第三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论文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事实上，叙事学和外宣翻译的确存在交集：首先，从定义上讲，两者都是“讲故事”。叙事是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Mona Baker,2006:3），而外宣翻译是用世界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从功能上看，叙事和外宣翻译都是一种交流行为。经典叙事学的叙事交流虽然只囿于文本内部，但后经典叙事学走出了文本的桎梏，开始重视语境和读者，回归了交流的本意。外宣翻译是一种具有传播性质的特殊翻译形式，因此也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且是一种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交流活动。在这一点上，叙事和外宣翻译也有着共同点。此外，从理论层面，叙事学和外宣翻译存在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结构概念可以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微观的文本分析，后经典叙事学对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等非结构的关注可用于对外宣翻译进行宏观的意识形态解读，以及对译前选材和译后接受的阐释。由此可见，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在对叙事学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论文汲取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的优势，后经典叙事学（特别贝克的叙事理论）关注读者、语境、意识形态的优势，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系统的叙事学阐释，重点落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上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上，从而将叙事学应用于非文学的外宣翻译研究。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在译前的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的叙事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在译后的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手段，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研究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广义的外宣翻译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译中的叙事建构即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研究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我们期待本研究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管秀兰[4]（2014）在《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以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对华认识”,在本研究领域也常以日本的“中国观”“中国印象”“中国形象”等方式被表述。本文认为“日本对华认识”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应该在有明确定义的前提下展开研究。中国当前该领域的成果以宏观的综合性研究和代表性人物的个别研究为主,近年出现的一些比较踏实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政界典型人物展开,对日本经济界中国认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信息来源、对华认识文本及影响力发展变迁的研究,探讨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对日本政府涉华政策和日本社会各阶层对华认识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笔者通过多学科综合理论的应用和具体的文本分析,发现不同群体日本人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渠道、表现方式、对外交流方式和影响力都各有不同。因此,提出了在对日本对华认识进行概念定义的前提下,对作为认识主体的日本人进行分类研究的思路。并进一步结合前人的研究,确定了依据在整个社会对华认识生成的影响力大小,把日本人初步按照政界、经济界、学界和民界的分类展开研究的方法。本文提出,经济活动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内容,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在整个日本对华认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日本社会仅次于政界的最重要的影响力量。本文主要根据不同时期中日经济合作的特点,从日本经济界观察中国的视角,沿着其对华认识内容形成、发展和影响力的变化轨迹,把邦交正常化40多年以来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展开研究：1972年到1992年是以中日双边贸易为中心的第一阶段,中国在日本经济界的认识定位为“贸易对象”。以邦交正常化这一政治背景及相关经贸协议的签订为前提,中日双边贸易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大幅增长；1992年到2001年中国加盟WTO之前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定位特点为“投资、贸易对象”。本时期中日关系较前一个时期有了明显变化,由“崇尚友好”转为“注重合作”,政治方面也出现了偶尔的摩擦,但并未对经济合作大局造成明显影响；2001年中国加盟WTO以后属于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的认识定位为“合作与竞争伙伴”、“潜力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中日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在这个时期（2010年）发生逆转,探索双赢的新发展模式成为中日经济合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政治方面的摩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在本时期后段逐渐表现出来。日本经济界一方面加强面向双方政府的影响工作,另一方面呼吁民界人士建立不依靠政府的民间交流与合作。本文就是在邦交正常化以来这三个大的纵向分期内,对每个时期日本经济界的涉华言论、行动和对华研究文本的内容、特点和影响力展开横向研究和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内容的发展变化,与中日经济合作的状况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当中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时,双方比较容易建立安定的互补性经济合作关系。反之,当一方的发展打破这种平衡,中日关系就会出现摩擦。就当前双方摩擦的根本原因来说,可以归结为原来在中日经济合作中明显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不能适应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从由双边互补转变为全球市场环境下的竞争性合作的结果。但是,日本经济界在长期的对华经济合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加之中国作为全球性市场的巨大潜力成为日本经济界的共识,他们在变化的对华经济合作中提高管理能力,正确面对在中国存在的市场风险,对华认识越来越走向理性和成熟。就中日双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来说,本世纪之前,中日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对政治关系的依赖性很强,双方很多合作项目都是在政府层次的协议前提下展开的。随着中国加盟WTO和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市场在两国经济合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檀云坤[5]（2012）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在两岸经贸乃至两岸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岸经贸合作,农业为先、农业为重。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取得显着成效。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两岸经贸合作的密切发展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的全面实施,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作为区域农业合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未来的路要怎么走?目前,理论界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闽台农业合作的研究不少,而对ECFA背景下两岸农业合作问题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对海峡两岸农业领域的一体化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尚无明确定义;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不少,但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来分析。笔者认为,海峡两岸农业区域合作是“一个中国之内的两个不同经济主体或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合作,鉴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不能简单运用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欧盟模式、东欧模式等国外经验或理论的推演,来寻找两岸农业区域合作问题的解决办法。为此,在论文前期研究中首创提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观点,并对其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在大陆和台湾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农业合作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以获取海峡两岸农业经济集聚效应、协调效应和互补效应、增进两岸农民福祉为宗旨,以降低两岸交易成本、促进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在两岸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目标,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政策协调,消除制度障碍,实现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的过程或状态。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沿着“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的轨迹步步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但是,两岸农业在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两岸农产品贸易虽然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但仍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不畅、贸易总额偏小等问题;两岸农产品贸易仍存在障碍,贸易成本仍然偏高。两岸农业产业合作虽然表现为不断升级态势,但仍存在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受限、农业技术溢出效益低、“双赢”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存在障碍,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两岸在农业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组织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了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如何消除贸易障碍,降低两岸农产品贸易成本;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提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流动的有利效应;缩小经营管理水平差距,提升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是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从海峡两岸的实际出发,结合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分析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两岸农业合作,乃至两岸经贸交往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一,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得出若干研究启示。第二,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运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产业分工和竞争优势、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非博弈合作和博弈合作理论,结合两岸农业合作发展的实践,对两岸农业合作的机理进行探讨,并建立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分析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通过对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发展及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探讨两岸农业一体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通过对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天福集团、台湾农民创业园三种促进一体化类型的分析,验证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规律。第五,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重点分析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通过引力模型,以水果贸易为例,实证分析关税税率下降对两岸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第六,研究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运用双对数回归模型,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和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农业发展的影响两个维度,实证分析要素流动对两岸农业发展的影响;结合两岸农业合作的有关数据,分析两岸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流动情况和流动障碍。第七,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合作模式选择的4条原则,选择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合作模式。第八,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两岸农业协调机制、培育两岸农业物流产业、促进两岸要素双向流动、提升两岸农业合作实效、突出闽台区域先行先试等五方面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必然趋势。从实践角度来看,两岸农业合作是“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逐步深化的过程。当前,两岸经贸往来日益频繁、ECFA的签署和实施,以及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两岸农业的比较优势,即两岸在农业发展阶段、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和动力;合理两岸农业分工、合作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是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潜力所在。虽然,两岸农业合作还存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增加了合作的成本,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制约因素将逐步得到消除,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阶段,实现其终极目标——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即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二）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目标推进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流动、农业产业的分工往往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并依托一定的载体,或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两岸农产品物流推动、台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集群发展等合作类型,对加快两岸农业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主要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两岸的政策因素增加了农产品的贸易成本。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较低,两岸贸易成本仍比较高。关税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显着,农产品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有较大的影响;两岸直航有效地促进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但目前仍要绕经第三地转口进入大陆或台湾,导致运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农产品流通不应有关税,应该是个物流的范畴。大陆方面可以在前期对台湾开放部分农产品的基础上,对台湾农产品全面开放,对台湾所有输入农产品在原产地的条件下实行“零关税”,促进两岸农产品的贸易,提高人民的福利指数。（四）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有利无害。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不但对台湾地区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农产品进口、劳均农业产值均没有显着影响,台湾当局所担心的“替代出口效应”、“逆进口效应”等引起的“贸易抑制效应”、岛内农业“空心化”问题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拓展了台湾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台湾当局对台商赴大陆农业直接投资设限,是基于“选举政治”等政治因素的考量。（五）两岸农业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台资农业企业的示范性、带动性还不够,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的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劳均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均没有显着影响,可能是由于投资规模小、引进层次低、技术溢出效益低、产品内销化趋势明显和辐射范围窄等因素而致。今后工作中,要对两岸农业合作的重点和方向重新定位,促进对台引进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更加注重推广、更加注重实效、更加注重“双赢”,让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对台合作的成果。（六）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不畅通,两岸农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最主要的障碍来自台湾当局对大陆农业投资和技术输出的限制和陆资赴台投资农业的限制;同时,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中遇到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金融支持不够、产品市场销售不畅、土地获取困难等各种要素流动障碍。（七）两岸农业合作在不同的阶段其合作模式和特点不同,政府在政策选择上要有利于资源优配、互利双赢、通过有效的管理与服务,促进合作模式的多元化。
赵莉娜[6]（2011）在《论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定位》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加入WTO后,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探讨国有企业改革的政府角色定位问题。通过对我国的行政改革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了企业改革存在的理论思路,并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提出在新政企关系中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应有的角色定位。
黄蓉[7]（2007）在《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报纸产业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带给报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一论点得到报业发展明确而清晰的实证。与既往研究的宏观表述不同,本文将焦点聚于报业制度选择的微观层面,试图描述报业制度选择的动力机制。报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组产业制度?这组制度是不是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惟一的选择?如果我们把每一个新制度出台看作一次选择的话,这些制度选择是由谁来推动的?这些问题促使本研究的生发。以博弈视角切入报纸产业制度选择,主旨是对制度选择中行为主体的关照,将报业制度选择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客观清晰地呈现。报业制度选择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报社、资本都试图使其收益最大化。通过对我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制度选择主体博弈行为的梳理与阐释,展现中国特有的报业制度选择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式,引入受众作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这对于未来报业健康有序发展影响深远。基于研究的主旨和思路,以制度选择的时间进程为主线,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简要勾勒研究动机、视角、范畴、创新点与难点;对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制度、制度选择、博弈、报纸产业作以界定;运用较长篇幅对与传媒产业制度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评价,定位本研究的学术位置。第二部分:中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我国报业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以发展取向为前提,我国报业制度选择大都遵从默察——扩散路径,经过理性判断,最终形成正式制度,博弈行为贯穿整个过程。作为博弈主体的政府、报社、资本、受众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报纸产业化进程。第三部分:单方博弈:总体性社会下报业制度选择。从论述总体性社会特征入手,说明我国报业在1949-1978年间,虽然存在着政府和报社两个博弈主体,但报社缺乏博弈策略的选择空间,政府发出指令,报社完成指令就是博弈均衡。单方博弈格局是政府出于政治、经济需要诉诸权威而为之的结果,目的是实现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依照单方博弈的视角,审视始于1949年末的报社企业化,可以发现,这个阶段并不是有学者所言的“报纸产业萌芽”,政府尽管有经济方面的权宜考虑,但建设宣传网络,构建党报体系才是其真正目标。第四部分:两方博弈: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选择。市场的发力与发展,为报业制度新的选择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政府与报社赋予发展不同含义后,报社成为制度选择的发起者。与政府博弈中,报社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应对权力不对称,促使博弈格局于己有利。在报社与政府都采取兼顾两个效益的博弈策略时,报业制度的创新呈现由点到面,由低等级报社向高等级报社,由制度边缘向制度核心的变迁路径。1992年之后,政府重新主导两方博弈格局,最具代表性的是报业集团制度产生,为实现政府附加于报业集团的政治诉求,报业集团制度选择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主导之下。第五部分:三方博弈:加入WTO与报业制度选择。加入WTO等同于大规模的制度移植,政府转型以及传媒业开放势在必行。资本在特许进入后形成了报业制度选择的三方博弈格局。2003年之后,剥离转制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题。以三方博弈格局来看,剥离转制导致国有资本流失、报社智力资本受损、资本产业链断裂,不利于报业稳定与发展。经过报业竞争后,报社携资本进行跨地区办报,但“非党报”、“属地问题”导致政府对跨地区办报的收紧,显示我国报纸产业化远未实现。第六部分:四方博弈: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型。受众作为报业制度变迁最直接的利益承受者长期被忽略于制度选择之外。市民社会的出现使得受众成为报业制度选择主体。充分使用受众的社会参与权、货币投票权能够使其他博弈方在报业制度选择中保持理性。非营利组织是实现受众参与报业制度选择的主要途径。本研究认为:博弈是优化决策的必要阶段,将长期存在于报业制度的选择中;四方博弈的理想模式是未来报业制度发展的趋势;在未来进行的报业制度选择中,界定政府权限、彰显受众影响将是必然趋势。
于斌[8]（2006）在《广播电视产业之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经济拉动型”的法制发展模式决定了法律体系中特定法律体系的发展速度与其经济活动的密切程度成正比。在当前,包括广播电视法在内的传媒法被认为经济性较弱而发展缓慢,甚至对广播电视是否属于产业仍有相当争议。作者认为,我国传媒传统尚不具有经济性的特点是人为造成的。当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的时候,由于市场经济必须依靠传媒传播商业信息,而传媒服务的有限资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能通过市场加以配置,传媒维系其非经济性的客观基础和前提随之受到侵蚀。在传媒进入市场之后,政府为使其命令同时对媒体和其他媒体活动参与人发生效力,就必须借助法律的手段。由此,我国传媒法具备了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契机。在传媒业中,广播电视产业的地位、作用举足轻重,影响也最为巨大。同时,我国广电产业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整个国家广播电视甚至面临着在国际上“失声”的危险。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管理体制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性管制,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机制和高效率的企业经营机制。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政府管制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这也要求我们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广播电视产业法律规制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并逐步完善我国广播电视法律规范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当还原广播电视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经济规律与政治理念完全对立起来,更不能人为地扼杀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而否认广电媒体产业化。广播电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个“稀缺资源”,本身就具有产业的属性。2本文开篇首先从法律的视角探讨广播电视产业,目的主要是把广播电视当作法律的调整对象,不再让它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甚至居于法律之上。这
朱田凤[9]（2006）在《党报的品牌化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市场一体化步伐日益加速。中国加入WTO，使国际市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现实：中国根据有关协议将逐步开放传媒业，国外传媒巨头的介入势必对中国传媒业带来强烈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报，在“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它一直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保护之下的环境中成长的；国际传媒突如其来的介入，使党报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给党报的发展提出了更为艰巨的挑战。在这种条件之下，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党报的发展现状，走品牌化发展之路成为党报应对挑战、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本文立足于党报的品牌化发展这一理念，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加入WTO对中国传媒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也使中国传媒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运用PEST分析法对国内的环境变化做了较为全面的解剖，分析了党报品牌化发展的宏观环境；面对中国报业市场的广阔空间，受历史传统制约的党报经营现状不尽如人意：发行量的下滑、市场的萎缩等等，文中运用详细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展示了党报可开拓而未开拓的发展前景，通过现状和未来的对比为党报的品牌化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什么是党报的品牌化发展、党报如何品牌化发展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文章通过对党报品牌化发展优势不足的分析，在恪守社会责任、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党报品牌化系统，包括党报的科学定位、品牌形象、品牌产品等，并为党报品牌化营销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期冀能通过这些为中国党报改变现状、寻求新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
樊瑛[10]（2006）在《多边贸易体制 ——绩效、挑战与解决之道》文中指出本文在分析多边贸易体制绩效基础上,重点研究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并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本文的核心理念是:就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整体需要而言,多边贸易体制是较优的协调国际贸易秩序的制度安排。多边贸易体制的绩效表明它是成功的,本文旨在找到应对多边贸易体制所面临挑战的适当解决方式,以使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功得以继续延续。本文的逻辑起点是:多边贸易体制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是一个由所有成员方通过协商一致原则制定的多边贸易规则来管理全球贸易的体制。本文所有研究路径都紧紧围绕着多边贸易规则这个出发点进行延伸。多边贸易体制的运作包括规则的制订、规则的执行和规则的监督。本文阐述和分析了对应上述三项内容的运作机制——决策和谈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运行特征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改进方法。多边贸易规则中有很多亟待修正的内容,本文选取了有关区域贸易安排（RTAs）和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的规则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本文还将多边贸易体制置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大背景之下,就多边贸易体制与成员政府的关系、与其它国际机构进行合作以及应对市民社会要求提高透明度和参与度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就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中国的立场和作为做出建议。本文认为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包括:不断增多的参与者（发展中成员）和关注者（市民社会）、不断扩大的管辖范围、不断上升的区域主义、不断变化的全球治理要求、不断突显的贸易和发展问题以及不堪负荷的运行机制等。本文提出应对上述挑战的解决方法包括:改善和提高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机制,提高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效率;提高透明度,包括对发展中成员的对内透明度和对市民社会的对外透明度;提高参与度,包括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的参与度;更公平的规则修正,包括让广大发展中成员继续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平衡发展中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区域贸易安排,将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冲突降低到最小限度;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主权让渡与遵守多边贸易规则管辖的关系并加强与其它国际机构合作。本文的结论是多边贸易体制应该得到加强,但是不能侵犯各成员经济主权;应该提高运作效率,但是要更加关注发展中成员的发展需要;应该更加开放,但不侵蚀其代表性和合法性的基础;进一步实行贸易自由化,但是不建立在社会问题的最低标准之上;既有自身合理的管辖范围,又与其它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积极配合实现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多边贸易体制应成为一个更加公平、高效、专注、透明和权威的多边制度安排。本文建议中国在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总体战略是“互利共赢、和谐发展”,具体策略是“积极主动、灵活务实、趋利避害、合纵连横”。本文是一篇规范分析,所有章节都置于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并严格地以经济学范式展开。本文希望通过上述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建议。
二、加入WTO后编辑角色的重新定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后编辑角色的重新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内文化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
| 四、国内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内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概念辨析 |
| 二、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
| 三、国外文化服务贸易研究内容 |
| 四、国外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
| 五、国外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分析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国内外关于文化服务贸易概念的辨析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侧重领域的差异 |
| 三、国内外研究侧重领域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研究方向 |
| 第三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内涵 |
| 一、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三、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机理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定义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依据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分类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用分析 |
| 一、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传导分析 |
| 二、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效益分析 |
| 第四节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 |
| 一、文化服务贸易有关的国际规则概述 |
| 二、与文化贸易有关的WTO争端 |
| 三、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关系 |
| 第四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影视领域 |
| 一、美国的影视政策 |
| 二、法国影视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韩国的影视政策 |
| 四、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动漫领域 |
| 一、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日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艺术品授权领域 |
| 一、法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二、英国的主要政策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五章 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专题 |
| 一、数字文化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
| 二、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
| 三、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壁垒 |
| 四、数字文化服务贸易规则之争 |
| 五、各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政策 |
| 六、中国数字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选择 |
| 第二节 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政策专题 |
| 一、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标准 |
| 二、我国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框架与实践 |
| 三、中美文化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组织机构 |
| 一、各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国的文化服务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障碍及借鉴 |
| 第六章 文化服务贸易相关的特有现象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自由”与“文化例外”共存 |
| 一、文化例外是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 |
| 二、“文化自由”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化产品与服务 |
| 三、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二节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 |
| 一、文化折扣及成因 |
| 二、文化增值及成因 |
| 三、中国文化服务贸易从“文化折扣”转变为“文化增值”的策略 |
| 第三节 文化服务贸易国际规则中的文化特性考量 |
| 一、WTO现有文化服务贸易规则 |
| 二、WTO文化贸易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博弈和协调 |
| 三、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
| 四、中国应对文化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趋势的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我国在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 |
| 二、国外先进政策实践带来的启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促进文化服务贸易由“文化折扣”转向“文化增值”的策略选择 |
| 二、积极参与文化服务贸易相关规则制定 |
| 第三节 下一步研究计划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 |
（2）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1.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1.3.1 选题语境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方法 |
| 2.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
| 2.1 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
| 2.1.2 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3 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的有关研究 |
| 2.1.4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5 其它制度理论的相关概述 |
| 2.2 经济体制转轨与转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对前苏东国家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探讨 |
| 2.2.2 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理论研究 |
| 2.2.3 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 |
| 3. 不同的转轨起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差异性 |
| 3.1 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与体制差异性 |
| 3.1.1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动因 |
| 3.1.2 经济体制转轨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 |
| 3.1.3 典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 |
| 3.1.4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
| 3.2 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 |
| 3.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 |
| 3.2.2 南斯拉夫的改革与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
| 3.2.3 匈牙利改革与新经济体制 |
| 3.2.4 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 |
| 3.3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走出”计划体制的比较研究 |
| 3.3.1 不同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绩效 |
| 3.3.2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空间 |
| 3.3.3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环境 |
| 4.不同的转轨过程：经济体制转轨的模式差异 |
| 4.1 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 |
| 4.1.1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权力结构与利益集团 |
| 4.1.2 供给主导型下的经济体制转轨模式 |
| 4.1.3 利益集团主导下的转轨政策 |
| 4.1.4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
| 4.2 制度的移植与创设：经济体制转轨的遗传与选择机制 |
| 4.2.1 有关制度移植与制度创设的一般性探讨 |
| 4.2.2 移植式转轨与创设式转轨：制度遗产的利与弊 |
| 4.2.3 转轨路径的形成：制度变迁中的选择与异化 |
| 4.3 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经济转轨形式与过程的具体差异 |
| 4.3.1 激进与渐进：对转轨方案与转轨政策的重新思考 |
| 4.3.2 激进主义的转轨与“休克疗法”：回顾、反思与评述 |
| 4.3.3 渐进主义的转轨与“中国模式”：探索、实践与争鸣 |
| 5.转轨与接轨：转轨国家的市场化与全球化 |
| 5.1 转轨国家的经济全球化 |
| 5.1.1 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问题 |
| 5.1.2 转轨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的交互作用 |
| 5.2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 |
| 5.2.1 “回归欧洲”：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全球化战略 |
| 5.2.2 “融入欧洲”与区域一体化：俄罗斯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
| 5.2.3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 |
| 5.3 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 |
| 5.3.1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 |
| 5.3.2 全球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
| 5.3.3 走出金融危机：转轨国家反危机的政策措施 |
| 5.3.4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反思与前景 |
| 6.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
| 6.1 转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 |
| 6.1.1 有关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的争论与偏见 |
| 6.1.2 制度变迁过程中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及其演进 |
| 6.1.3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驱动机制的分化与演进 |
| 6.1.4 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模式的静态比较与动态转化 |
| 6.1.5 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绩效：一个对转轨国家的综合考查 |
| 6.2 市场化发展与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 |
| 6.2.1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新兴市场中的政府干预 |
| 6.2.2 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政府职能与制度建设 |
| 6.2.3 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治理：转轨国家的腐败问题 |
| 6.3 转轨国家的民主化与市场化 |
| 6.3.1 民主、市场与经济增长：转轨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 6.3.2 民主与威权：不同转轨模式下转轨经济的政治发展 |
| 7. 总结与评述 |
| 7.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3）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理论框架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结构 第二章 ：基本概念阐述 |
| 2.1 宣传 |
| 2.2 对外宣传 |
| 2.3 外宣翻译 |
| 2.4 外宣翻译的英译 |
|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
| 3.1 国内研究现状 |
| 3.2 国外研究现状 |
| 3.3 现有研究不足 |
| 3.4 研究可能进路 第四章 ：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关联 |
| 4.1 叙事学的演进路径 |
| 4.1.1 叙事 |
| 4.1.2 叙事学 |
| 4.1.2.1 经典叙事学 |
| 4.1.2.2 后经典叙事学 |
| 4.1.2.3 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 |
| 4.2 叙事学与翻译 |
| 4.2.1 经典叙事学与翻译 |
| 4.2.2 后经典叙事学与翻译 |
| 4.3 叙事学与外宣翻译 第五章 ：外宣翻译的叙事选材 |
| 5.0 叙事框架 |
| 5.1 叙事赞助人 |
| 5.2 叙事接受者 |
| 5.3 对外传播规律 |
| 5.4 本章小结 第六章 ：外宣翻译的叙事建构 |
| 6.1 再叙事涵义 |
| 6.2 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交流 |
| 6.2.1 叙事时间的拨动 |
| 6.2.2 叙事视角的融合 |
| 6.2.3 叙事结构的对接 |
| 6.2.4 小结 |
| 6.3 宏观的意识形态：叙事竞争 |
| 6.3.1 时空建构 |
| 6.3.2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
| 6.3.3 标示式建构 |
| 6.3.4 对参与者的重新定位 |
| 6.3.5 小结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外宣翻译叙事接受 |
| 7.1 采用“二元共存”的翻译策略 |
| 7.2 采用编译的翻译方法 |
| 7.2.1 删减 |
| 7.2.2 增添 |
| 7.2.3 重构 |
| 7.3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语 |
| 8.1 内容总结 |
| 8.2 局限与不足 |
| 8.3 前景与展望 参考文献 |
（4）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以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序言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研究的缘起及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
| 二、日本的对华认识研究 |
| 三、中日对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
| 一、概念定义的分析与归纳 |
| 二、研究理论整理 |
| 三、研究方法确定 |
| 第四节 本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1972年以来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先行研究的历史分期特点综述 |
| 一、先行研究对中日关系史的分期特点 |
| 二、先行研究对中日经贸关系史的分期特点 |
| 第二节 本文完成分期的主要考量因素 |
| 一、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硬件因素 |
| 二、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软件因素 |
| 三、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本文对1972以来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研究分期 |
| 一、第一阶段：中日互补型贸易的发展期(1972-1992年) |
| 二、第二阶段：投资与贸易并行发展的过渡期(1992-2001年) |
| 三、第三阶段：多领域竞争性合作发展的新时期(2001-2013年) |
| 第二章 1972-1992年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
| 第一节 渠道初建：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 |
| 一、日本经济界对华信息交流渠道的创建 |
| 二、日本经济界对华研究的开展 |
| 三、日本国内涉华研究的情况 |
| 第二节 亲识中国：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研究 |
| 一、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
| 二、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体制的认识 |
| 三、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
| 第三节 友好合作：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 |
| 一、对华认识文本的社会传播 |
| 二、对政府涉华政策的影响 |
| 三、对中日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 |
| 第三章 1992-2001年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
| 第一节 渐行渐通：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 |
| 一、日本经济界涉华信息渠道的变化 |
| 二、日本经济界专门涉华研究机构的建设 |
| 三、日本国内对华研究的发展 |
| 第二节 逐步深入：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研究 |
| 一、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
| 二、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体制的认识 |
| 三、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
| 第三节 走向成熟：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 |
| 一、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文本的社会传播 |
| 二、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对政府涉华政策的影响 |
| 三、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指导下的中日经济合作发展 |
| 第四章 2001-2013年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
| 第一节 立体畅通：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来源 |
| 一、日本经济界的涉华信息交流渠道 |
| 二、日本经济界涉华研究的开展 |
| 三、日本国内对华研究的发展 |
| 第二节 领域广拓：本时期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研究 |
| 一、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
| 二、日本经济界对中国体制的认识 |
| 三、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认识 |
| 第三节 理性合作：本时期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 |
| 一、对华认识文本的社会传播 |
| 二、对政府涉华政策的影响 |
| 三、对中日经济合作内容和方式的影响 |
| 终章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特点分析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信息生成特点 |
| 一、客观性特点 |
| 二、连续性特点 |
| 三、现实性特点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文本发展特点 |
| 一、在逐步发展的双边经贸活动中了解中国 |
| 二、在日趋复杂的地区关系中认识中国 |
| 三、在竞争与合作并行的全球环境中研究中国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对日本涉华政策影响的变化特点 |
| 一、“友好合作”时期政经两界的成功协作 |
| 二、“过渡”时期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分化及影响 |
| 三、新世纪经济界认识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文的不足与今后的课题 |
| 一、本文的不足 |
| 二、今后的课题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5）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 2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 |
| 2.2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 |
| 2.3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 |
| 2.4 研究启示 3 基本构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基本构想 |
| 3.1.1 基本概念 |
| 3.1.2 基本内涵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
| 3.2.2 贸易效应与投资效应 |
| 3.2.3 产业分工与竞争优势 |
| 3.2.4 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 |
| 3.2.5 两岸合作的政策博弈 |
| 3.3 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4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 |
| 4.1 农业合作基础 |
| 4.1.1 农业发展阶段 |
| 4.1.2 农业产业结构 |
| 4.1.3 农产品市场 |
| 4.1.4 农业生产要素 |
| 4.1.5 农业经营管理 |
| 4.1.6 农产品生产成本 |
| 4.2 农业合作现状 |
| 4.2.1 农业合作发展历程 |
| 4.2.2 农产品贸易 |
| 4.2.3 农业直接投资 |
| 4.3 存在主要问题 |
| 4.3.1 农产品贸易 |
| 4.3.2 农业直接投资 |
| 4.4 本章小结 5 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实证分析 |
| 5.1 农产品物流推动实证:两岸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 |
| 5.1.1 基本运作情况 |
| 5.1.2 对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影响 |
| 5.2 台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实证:天福集团 |
| 5.2.1 基本运作情况 |
| 5.2.2 对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影响 |
| 5.3 产业集群发展实证:台湾农民创业园 |
| 5.3.1 基本运作情况 |
| 5.3.2 对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6 海峡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6.1 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 |
| 6.1.1 研究方法选择 |
| 6.1.2 产品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3 两岸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相关性 |
| 6.2 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6.2.1 大陆农产品贸易政策 |
| 6.2.2 台湾农产品贸易政策 |
| 6.2.3 两岸农产品贸易政策比较 |
| 6.2.4 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6.2.5 影响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其他因素 |
| 6.3 关税税率降低对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6.3.1 研究方法选择 |
| 6.3.2 研究对象概述 |
| 6.3.3 引力模型构建 |
| 6.3.4 研究数据来源 |
| 6.3.5 回归分析结果 |
| 6.3.6 研究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7 海峡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
| 7.1 生产要素流动对海峡两岸农业发展的效应 |
| 7.1.1 台商对大陆直接农业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 |
| 7.1.2 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农业发展的影响 |
| 7.2 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 7.2.1 土地要素流动 |
| 7.2.2 劳动力要素流动 |
| 7.2.3 资本要素流动 |
| 7.2.4 技术要素流动 |
| 7.2.5 经营管理要素流动 |
| 7.3 本章小结 8 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及模式选择 |
| 8.1 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
| 8.1.1 发展机遇 |
| 8.1.2 发展趋势 |
| 8.2 两岸农业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
| 8.2.1 基本原则 |
| 8.2.2 总体导向 |
| 8.2.3 模式选择 |
| 8.3 本章小结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件 致谢 |
（6）论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及其分析 |
| 二、新政企关系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
| 三、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向度 |
| (一) 服务角色——从“统治”的管理走向“服务”的管理 |
| (二) 经济角色——从现规则的守护者, 走向新规则的创立者 |
| (三) 社会角色——政府新型管理的拥护者 |
| (四) 实现政府由无限向有限转变的角色 |
（7）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动机 |
| 1.2.1 现实层面 |
| 1.2.2 理论层面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逻辑起点 |
| 1.3.2 研究视角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概念的界定 |
| 1.4.1 制度 |
| 1.4.2 制度选择 |
| 1.4.3 博弈 |
| 1.4.4 报纸产业化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传媒产业制度变迁路径 |
| 1.5.2 传媒产业制度选择主体 |
| 1.5.3 与传媒产业制度相关的博士论文 |
| 1.6 研究方法、创新与难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创新 |
| 1.6.3 研究难点 |
| 2 中国报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 |
| 2.1 报业制度变迁的主题转化 |
| 2.1.1 收编与消解 |
| 2.1.2 恢复与放开 |
| 2.1.3 突破与改制 |
| 2.2 报业制度选择的行为逻辑 |
| 2.2.1 制度选择基点：发展取向 |
| 2.2.2 制度选择路径：默察——扩散 |
| 2.2.3 制度选择模式：理性判断 |
| 2.2.4 制度选择本质：反复博弈 |
| 2.3 报业制度选择的博弈主体 |
| 2.3.1 政府 |
| 2.3.2 报社 |
| 2.3.3 资本 |
| 2.3.4 受众 |
| 3 单方博弈：总体性社会下报业制度选择 |
| 3.1 总体性社会报业制度选择环境分析 |
| 3.1.1 全能型政府 |
| 3.1.2 依附性报社 |
| 3.2 单方博弈：实现政府最大收益 |
| 3.2.1 单方博弈格局的确立 |
| 3.2.2 单方博弈中的政府行为 |
| 3.2.3 单方博弈中的报社行为 |
| 3.2.4 指令与听命：单方博弈的均衡格局 |
| 3.3 1949－1956：单方博弈终结报纸产业化进程 |
| 3.3.1 财政窘迫下的权宜之计 |
| 3.3.2 报社企业化的政治诉求 |
| 4 两方博弈：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选择 |
| 4.1 改革开放后报业制度安排 |
| 4.1.1 报业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 |
| 4.1.2 报社的双重属性 |
| 4.1.3 报业制度变迁轨迹 |
| 4.2 两方博弈：兼顾两个效益 |
| 4.2.1 政府、报社的目标函数 |
| 4.2.2 报社、政府的博弈格局 |
| 4.3 报业制度的创新与扩散 |
| 4.3.1 博弈起点：制度不均衡 |
| 4.3.2 博弈发生：第一行动集团实施制度创新 |
| 4.3.3 博弈均衡：第二行动集团实现制度变迁 |
| 4.4 个案研究：两方博弈下的报业集团制度选择 |
| 4.4.1 报业市场的壮大 |
| 4.4.2 报业集团制度选择中的两方博弈 |
| 5 三方博弈：加入WTO 与报业制度选择 |
| 5.1 加入WTO 前后的报业制度安排 |
| 5.1.1 加入WTO 与政府转型 |
| 5.1.2 加入 WTO 与报业属性 |
| 5.1.3 报业融资与报业改制 |
| 5.2 三方博弈：寻求制度均衡 |
| 5.2.1 资本进入路径：从禁止到特许 |
| 5.2.2 三方博弈：平衡企业性与事业性 |
| 5.3 从“两分开”到“两分开”：老酒难注新瓶 |
| 5.3.1 宣传、经营分开与剥离转制 |
| 5.3.2 三方博弈下的“剥离转制” |
| 5.4 个案研究：跨地区办报制度的收放博弈 |
| 5.4.1 跨地区办报的制度变迁 |
| 5.4.2 两次跨地区办报高潮 |
| 5.4.3 跨地区办报的收与放 |
| 5.4.4 跨地区办报的走向 |
| 6 四方博弈：报业制度选择的理想模式 |
| 6.1 报业改制：从三方博弈走向四方博弈 |
| 6.1.1 受众的概念 |
| 6.1.2 被消解的受众 |
| 6.1.3 市民社会是受众参与博弈的基础 |
| 6.1.4 受众作为博弈主体的特征 |
| 6.2 四方博弈中的受众位置 |
| 6.2.1 公益性报纸与受众的合作博弈 |
| 6.2.2 经营性报纸与受众的非合作博弈 |
| 6.3 受众参与途径：非营利组织 |
| 6.3.1 报社成为非营利组织 |
| 6.3.2 报业协会参与制度博弈 |
| 6.3.3 其他非营利组织参与制度博弈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2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课题 |
（8）广播电视产业之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广播电视产业的法律视角 |
| 第一节 广播电视的法律释义 |
| 一、法律中的广播电视概念 |
| 二、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 |
| 三、法律角度探讨的意义 |
| 第二节 广播电视产业及其特性问题研究 |
| 一、产业与广电产业 |
| 二、产业化与广电产业化 |
| 三、我国广电产业化问题的争论 |
| 四、广电产业的特性 |
| 第三节 广电产业的法律视角 |
| 一、广电产业与法治 |
| 二、媒体权利和广电产业权利 |
| 三、广电产业与产权 |
| 四、广电产业特性与适用法律问题 |
| 五、广电产业法律构建问题 |
| 第二章 广播电视体制评述 |
| 第一节 外国广播电视体制类型的比较 |
| 一、国外广播电视体制类型 |
| 二、各种类型的广电体制利弊评述 |
| 第二节 中国广电体制的建立、改革及发展 |
| 一、广电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 |
| 二、当前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模式分析 |
| 第三章 主要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产业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对广电产业进行法律规制的依据 |
| 一、规制的经济学和法学依据 |
| 二、规制应当遵循的普遍原则 |
| 第二节 美国的广电产业法律规制 |
| 一、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广播电视规制的法制化过程 |
| 二、美国广播电视法律规制模式 |
| 三、美国广播电视主管机关——FCC 的规制手段 |
| 四、FCC 的法律规制对美国广播电视产业产生的影响 |
| 五、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公众、企业之间的关系 |
| 六、当代美国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启示 |
| 第三节 日本与西欧的广电产业法律规制 |
| 一、日本对广电产业规制的依据 |
| 二、日本广播电视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目的和功能 |
| 三、西欧国家的广播电视法律规制特点 |
| 四、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现阶段的广播电视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广播电视法制建设回顾 |
| 一、组建立法机构,制定立法计划 |
| 二、明确立法重点,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
| 三、规范广播电视管理,提高法规效力等级 |
| 第二节 现阶段广播电视法律规制的主要对象 |
| 一、广播电台、电视台 |
| 二、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
| 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交流交易、进出口活动 |
| 四、广播电视节目播出 |
| 第三节 我国广播电视产业法律规制评述与建议 |
| 一、与西方国家广电规制的差距 |
| 二、我国的广播电视规制的主要缺陷 |
| 三、转型期我国广电产业规制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
| 第四节 “广播电视法”:未来我国广电产业法律规制的基础 |
| 一、制定广播电视法的必要性 |
| 二、立法的可行性 |
| 三、立法的指导思想 |
| 四、立法涉及的若干主要问题 |
| 第五章 WTO 框架下我国传媒法律规制的调整 |
| 第一节 我国传媒产业生存与发展的法律环境 |
| 一、我国传媒产业整体发展现状 |
| 二、传媒产业与法律规制 |
| 三、我国传媒法律制度的分析与评述 |
| 四、今后传媒法律制度改革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加入WTO对我国传媒法律制度带来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
| 一、加入WTO 后我国传媒产业需做出的法律调整 |
| 二、与传媒产业相关的入世承诺 |
| 三、WTO 框架下中国传媒产业生存与发展的法律环境 |
| 四、入世后我国传媒产业面临的挑战 |
| 五、对策与建议 |
| 第六章 广播电视规制与公共利益 |
| 第一节 公共利益标准的缘起 |
| 一、1912 年广播法和年度广播会议 |
| 二、1927 年广播法 |
| 第二节 联邦广播委员会时期的公共利益标准 |
| 一、1928 年的政策声明 |
| 二、1929 年"大湖"案判决 |
| 三、根据节目内容对许可申请的拒绝 |
| 第三节 联邦通讯委员会时期对公共利益标准的适用 |
| 一、《1934 年电信法》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
| 二、蓝皮书 |
| 三、1960 年节目政策声明 |
| 四、市场化的解释进路 |
| 第四节 最高法院和公共利益标准 |
| 一、Nelson Brothers v. FRC |
| 二、FCC v. Pottsville Broadcasting |
| 三、FCC v. Sanders Brothers Radio |
| 四、NBC v. United States |
| 五、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 |
| 六、CBS Inc. v. DNC |
| 七、FCC v. WNCN Listener's Guild |
| 第五节 围绕美国广播管制的公共利益标准展开的讨论 |
| 一、公共利益与行政裁量 |
| 二、变动中的公共利益概念 |
| 三、公共利益与广播管制改革 |
| 第六节 结语与启示 |
| 第七章 对广播电视运营主体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主体的概念及特征 |
| 一、概念 |
| 二、特征 |
| 第二节 广播电视作为市场主体的特殊性 |
| 一、主体的特殊性 |
| 二、关于广电体制的讨论 |
| 第三节 广电市场主体的重塑 |
| 一、政府权力退出商业广电 |
| 二、运用法律手段实施监管 |
| 三、构建广电的现代企业制度 |
| 四、进行商业登记,组建企业法人 |
| 第八章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未来发展之思考:广电产业集团化制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我国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发展趋势 |
| 一、广播电视产业形成的背景 |
| 二、信息产业群之子产业 |
| 三、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广电集团化的法律问题研究 |
| 一、广电集团法律属性问题 |
| 二、广电集团组建方式的法律问题 |
| 三、治理结构的法律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中文详细摘要 |
| 英文详细摘要 |
（9）党报的品牌化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前言 |
| 第一章 加入WTO后党报生存环境的变化 |
| 第一节 全球市场的一体化 |
| 1.1 对中国传媒信息市场的冲击 |
| 1.2 对我国传统的新闻理念的冲击 |
| 1.3 对我国党报旧有经营模式的冲击 |
| 第二节 国内传媒市场环境变化的PEST分析 |
| 第二章 党报缘何品牌化经营 |
| 第一节 党报及经营现状 |
| 1.1 关于党报概念的界定 |
| 1.2 我国报业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
| 1.3 党报的现状 |
| 第二节 品牌与传媒品牌 |
| 2.1 关于品牌 |
| 2.2 关于传媒品牌 |
| 2.3 传媒品牌的特征 |
| 第三章 党报的品牌化概说 |
| 第一节 党报的改革之路 |
| 第二节 党报品牌化概说 |
| 2.1 何谓“党报的品牌化” |
| 2.2 党报品牌化的内涵 |
| 2.3 党报品牌化的优势 |
| 2.4 党报品牌化过程中的阻力 |
| 第四章 党报品牌化发展之路 |
| 第一节 党报品牌化的创建 |
| 1.1 党报品牌的营销理念 |
| 1.2 科学的市场定位 |
| 1.3 党报品牌产品的塑造 |
| 1.4 培养党报品牌名记者、名编辑 |
| 第二节 党报品牌化营销 |
| 2.1 传媒营销理念概说 |
| 2.2 党报的品牌化营销 |
| 2.3 党报品牌形象的维护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多边贸易体制 ——绩效、挑战与解决之道（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规则基础上的多边贸易体制 |
| 第一节 规则基础上的多边贸易体制 |
|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含义 |
|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特征——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制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多边贸易体制的经济学 |
| 一、选择多边贸易体制的理由 |
|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原则——MFN 基础上的非歧视原则 |
|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论分析 |
| 四、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背景和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特别说明 |
| 第二章 多边贸易体制的绩效及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多边贸易体制的绩效(1948-2005) |
|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绩效:基本描述 |
|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绩效:CGE 模型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挑战 |
| 一、不断扩大的多边管辖范围 |
| 二、不断增多的参与者和关注者 |
| 三、不断变化的全球治理要求 |
| 四、不断上升的区域主义 |
| 五、不断突显的贸易与发展问题 |
| 六、不堪负荷的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机制 |
| 第三章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制定 |
| 第一节 多边贸易谈判的一般均衡分析 |
| 一、多边贸易谈判的一般均衡分析 |
| 二、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贸易大国 |
| 三、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贸易小国 |
| 第二节 多边贸易体制的决策方式、谈判机制及其改进 |
|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决策方式 |
|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机制 |
| 三、多边贸易体制谈判机制存在的问题 |
| 四、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与谈判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确定多边贸易谈判的合理边界 |
| 一、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存在的问题 |
| 二、确定多边贸易体制管辖的合理边界 |
| 第四章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执行 |
| 第一节 强制执行与重复博弈——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机理 |
| 一、强制执行与重复博弈 |
| 二、策动合作 |
| 第二节 执行中的“执行”——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 |
| 一、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及内容 |
| 二、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进思路 |
| 一、制度改进 |
| 二、程序改进 |
| 三、外交方法与法律方法并重 |
| 第五章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监督 |
| 第一节 具有正外部性的全球公共品——贸易政策审议的逻辑 |
| 一、信息的价值 |
| 二、贸易政策审议——“具有正外部性的全球公共品” |
| 三、贸易政策审议机制运作程序 |
| 四、贸易政策审议的原则——透明度原则 |
| 五、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的区别 |
| 第二节 审议中的“审议”——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问题 |
| 一、实体问题 |
| 二、制度问题 |
| 第三节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改进思路 |
| 一、改进审议程序 |
| 二、增加资源投入 |
| 三、加强信息传播 |
| 第六章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修正(I)——协调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 |
| 第一节 PTAs 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一、PTAs 的福利效果: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
| 二、PTAs 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第二节 制度缺陷:非歧视原则与PTAs 规则的冲突 |
| 一、非歧视原则下的歧视规则:对GATT 第24 条的基本解读 |
| 二、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性缺陷 |
| 三、多边贸易体制下的PTAs :现状与挑战 |
| 第三节 多边贸易体制对PTAs 的制衡与协调 |
| 一、实行更严格的PTAs 规则约束 |
| 二、开放的区域主义 |
| 三、强化对PTAs 运行过程的动态监督 |
| 第七章 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修正(II)——正视发展中成员与发展问题 |
| 第一节 基于公平视角的S&D改进 |
| 一、贸易与经济发展 |
| 二、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贸易与发展问题 |
| 三、多边贸易体制中的S&D |
| 四、基于公平视角的S&D改进 |
| 第二节 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中成员分类之争 |
| 一、发展中成员分类之争的由来 |
| 二、多边贸易体制关于发展中成员的规定 |
| 三、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分类标准 |
| 四、各国研究机构提出的分类标准 |
| 五、发展中成员是否应该同意分类 |
| 第八章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处与合作 |
| 第一节 成员政府与经济主权让渡 |
| 一、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成员政府 |
| 二、为什么多边贸易协定不会损害各国主权 |
| 三、遵守多边贸易规则与适度让渡经济主权 |
| 第二节 多边贸易体制与市民社会 |
| 一、市民社会对待多边贸易体制的态度——市民社会的分类 |
| 二、市民社会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
| 三、多边贸易体制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现状与问题 |
| 四、改进多边贸易体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
| 第三节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WTO与其他国际组织 |
| 一、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共处:WTO 与其它国际组织 |
| 二、加强WTO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 |
| 第九章 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中国的立场和作为 |
| 第一节 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点:中国的总体战略与策略 |
| 一、中国参与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的总体战略 |
| 二、中国参与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的策略 |
| 第二节 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的途径:中国的立场 |
| 一、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 |
| 二、更加高效的多边贸易体制 |
| 三、更加专注的多边贸易体制 |
| 四、更加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 |
| 五、更加权威的多边贸易体制 |
| 第三节 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中国的作为 |
| 一、恪守入世承诺,承担相应的多边义务 |
| 二、树立动态谈判观,求得整体利益平衡 |
| 三、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追求共同发展 |
| 四、运用多边贸易规则,妥善处理贸易争端 |
| 五、积极广泛合作,关注发展中成员利益 |
| 六、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进行区域贸易合作 |
| 参考文献 |
| 感谢生活(代后记) |
四、加入WTO后编辑角色的重新定位（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国际比较[D]. 孙铭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2]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03)
- [3]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胡兴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
- [4]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对华认识研究 ——以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为中心[D]. 管秀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09)
- [5]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D]. 檀云坤. 福建农林大学, 2012(01)
- [6]论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定位[J]. 赵莉娜. 现代交际, 2011(06)
- [7]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选择 ——基于博弈的视角[D]. 黄蓉. 华中科技大学, 2007(05)
- [8]广播电视产业之法律规制研究[D]. 于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09)
- [9]党报的品牌化发展[D]. 朱田凤. 西北大学, 2006(11)
- [10]多边贸易体制 ——绩效、挑战与解决之道[D]. 樊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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